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的自序中曾说：“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要摆脱也摆脱不了。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余秋雨先生散文创作的侧重，并不仅仅是简单地描绘自然景观，或是空泛地借景抒情，他是通过他对美的认识和理解将自然赋予生命，并灌注以人的灵气和活力。
美就是生活本身，自然的美不能脱离人的足迹，不能脱离历代的风土人情、名人雅士和人文构建而独立存在。这一章是展现余秋雨先生“挪移自己的置身位置”，让文章“走向大气”的一章。他带领我们走出了书斋，用一种实地考察的严谨治学精神，以城市区域为切入点，选取其中最具特色的历史传承来关注、发掘，以展示城市的命运和文化积淀；从过去的岁月中寻找与发现现实，探寻其独具魅力的个性特征，用人文发现的视角表现人文景观和自然山水的魅力与文化内涵；用引人入胜的故事展现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全景式地呈现出一个城市的地域特征；试图从历史的隧洞中摸索出点经验给当今的经济建设和文化走向提供借鉴。
纵览名城历史，彰显地域特色。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们很少耗散什么，只知紧紧会聚，用它们强烈的沉淀力，会聚了中华文明的所有一切。绚丽多姿的寒地黑土文化具有多元一体性，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挖掘后，你会发现其实所谓的“北大荒”并不荒，它拥有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独树一帜的地域文化资源。黄土文化是中华文化中一个十分独特的文化体系，也是华夏民族文明的摇篮。就是在这种黄土文化氛围熏陶下，山西人喝着黄色的水，踩着黄色的土地，吃着黄色的小米，唱着那独特的黄土歌谣，还有那骨子里激扬着的黄土般的韧劲。一座古塔，揭示了这个城市的命运，背靠黄河，七朝古都，一幅画卷，一段历史，如何能重塑这座古城现代的辉煌？留下的不只是历史还有疑问。落下一个“亡国亡君之地”的名声，却成为才子佳人的摇篮，是什么成就了这座千载宁静的后院——苏州？“比之于山川湖泊、大漠荒原，都市是非常脆弱的。”上海，一个历史不算悠久的城市，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形成了独具自身特色的“上海文明”。三峡，博大的中华文化意象，是美景，更是历史与理想、力量与激情的完美结合。这片美景外国人读不懂，也永远不可能读懂，历经了千百年沧桑的三峡只属于我们中华民族，这是只有我们才有的骄傲与狂放不羁。
生活在当下的人们，不只要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还应当学会从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中发现美、领悟美，受到美的感召。顺着S型的城市文化积淀与走向，回望旧时的风貌与辉煌，更多想要表达的是对现实的关注、对现代辉煌的呼唤。正如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自序中所言：“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
黑土地上的中国脊梁
◎汩汩流淌的黑龙江
这是一条离我更为遥远的河流，遥远得无法忧伤，也没有必要绝望。它几乎就是另一个天域的存在，抽象地横卧在中国地图的上方。
——《霜冷长河》
文化的形成与水有着直接的关系，最早的生命就是起源于水，正所谓“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就没有生命。而关于水的文化也被称为人类最古老的文化，四大文明古国无一不是傍河而立。河流与水不仅为人类解决了衣食之忧，而且不管在任何时候，它都将是作家和诗人的灵感源泉。余秋雨先生也不例外，他不仅将自己的一本散文集题名为《霜冷长河》，还在该书的自序中倾情叙述了自己与河流的关系。“我出生的村庄有河，但那河太小，我心中翻滚的一直是从未见过的大河，银亮亮，白茫茫，并不汹涌，也并不热闹，而且不止一条。”余秋雨先生对河流的喜爱，并非只停留在童年的回忆和心中的想象，而是有所践行。他写道：“长大以后，我见到了许许多多的大河，每次都会产生异样的激动。有时，请旅伴们在路边坐一坐，我要停下来看河。哪怕在再穷困的地方，一有大河，便有了大块面的波光霞影，芦荻水鸟，也就有了富足和美丽，而且接通了没有终点的远方。后来我着迷游泳，一见大一点的河流就想脱衣挥臂，直到有一年在钱塘江被一个水底旋涡所裹卷，差点上不了岸，才稍稍有所收敛。”其爱河程度，可见一斑。
在中国提到江河，必然会想到长江和黄河，余秋雨先生自然也没有错过，只是他提到的不是长江、黄河，而是长江和黑龙江，并且将更多的笔墨留给了后者。长江的雄伟似乎已不需多加涂抹，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之所以提及黑龙江，余秋雨先生将其归因于自己与河流的神秘缘分，特别是与黑龙江。他这样描写它：“（黑龙江）惊人的安静，但这种安静使它成了一条最纯粹的河。清亮、冷漠、坦荡，岸边没有热闹，没有观望，甚至几乎没有房舍和码头，因此它也没有降格为一脉水源、一条通道。它保持了大河自身的品性，让一件件岸边的事情全都过去，不管这些事情一时多么重要、多么残酷、多么振奋，都比不上大河本身的存在状态。它有点荒凉，却拒绝驱使；它万分寂寞，却安然自得。很快它会结冰，这是它自己的作息时间表，休息时也休息得像模像样。”
黑龙江，一条神奇、美丽的北方大河，幽静地横卧在我国北疆，日夜不息地奔流，从兴安岭的群山走出，一路欢歌奔向辽远的鄂霍次克海。黑龙江在我国境内的长度仅次于长江、黄河，是我国第三大河，世界第九大河。其年径流总量达2700亿立方米，仅次于长江、珠江，也居于全国第三位。黑龙江水域辽阔，同长江、黄河一样，拥有悠久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之一，在它的怀抱里诞生了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也诞生了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文化。早在距今两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黑龙江地区就已经有远古人类活动的迹象了。
黑龙江有两个源头：南源额尔古纳河和北源石勒喀河。这两个源头在祖国北极漠河以西的恩和哈达交汇、合流后，始称黑龙江。顺江而下，黑龙江沿岸历史遗存丰富，古迹极多；风景优美，如诗如画。畅游黑龙江，还可以欣赏到绝美的异域风情。
黑龙江流经的古城岛，是古战场的遗址，是当时雅克萨战役的清军大本营。在古城岛上，仍可寻觅城堡与炮台的遗迹以及生满锈迹的箭簇。透过箭镞，似乎还能闻听当年的萧萧铁马声。雅克萨战役的两次胜利是那些保家卫国、为祖国收复失地的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黑龙江流经呼玛县境，呼玛县城是个美丽、幽静、极富地域特色的小城。附近的白银纳鄂伦春族乡是一个十分适合了解少数民族风情的地方，它和位于塔河县的十八站鄂伦春族乡都是定居在黑龙江上游的鄂伦春民族。过了呼玛后就是胡通镇，形似巨龙探水的龙头山正在向人们讲述一段美丽的传说……
相传，在远古时期，黑龙江并不叫“黑龙江”，而叫“白龙江”。因为当时江里住着一条白龙，它经常在江里兴风作浪，给当地的人们带来很大的灾难。人们对白龙痛恨至极，却又毫无办法。山东有一位善良美丽的姑娘，竟十分离奇地生下了一条小黑龙，可是姑娘的舅舅却将小黑龙看成一种怪物，趁它不注意，残忍地砍断了它的尾巴。因为小黑龙没有父亲，就跟着妈妈姓李，当地人就叫他“秃尾巴老李”。没有了尾巴的小黑龙来到了今天的黑龙江边，发现了兴风作浪的白龙，就下决心为乡民们除害。终于，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善良勇敢的小黑龙经过激烈的战斗，赶走了作恶的白龙。而且小黑龙还经常帮助乡亲们开荒种地，并且负责管辖白龙江，令其永不泛滥成灾，好让当地的人们能够安居乐业，过上美满的生活。乡亲们为了感激小黑龙的恩情，就用它的名字命名了这条江，所以就有了“黑龙江”。
当地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当人们在黑龙江上乘船或是打鱼作业的时候，一旦出现了险情，就会有人高声吆喝道：“船上有没有山东人？”如果有人回答：“有！我就是山东人！”江面就会马上恢复风平浪静。据说这是因为黑龙听到有老家人在，所以会在暗中保佑。虽然这只是民间类似玩笑的传说，但也彰显了这条大江与山东的亲密。据考证，黑龙江原始居民和山东半岛上的原始人类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渊源。公元前2000年，夏朝初期，龙山文化时期的山东半岛的农业传到东北，经渤海传入肃慎。帝舜二十五年（公元前2130年），肃慎氏来朝，贡弓矢，成为我们引以为豪的、永久性的历史美谈。
当然，黑龙江之所以被称为“黑龙江”，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其水流冲刷两岸具有大量腐殖质的黑土，并大量沉积在江底，使江水看上去往往是黑色的，再加上其形蜿蜒、状似游龙的缘故。在我国的古代文献中，黑龙江素有黑水、乌桓河、弱水等诸多别称，第一次以“黑龙江”的名字出现是在公元13世纪成书的《辽史》中。可见，黑龙只是人们心目中一个英雄人物的化身而已。
余秋雨先生想念深冬季节已经冬眠的黑龙江，他期待春潮初动、冰河解冻的黑龙江，但他更倾心秋风初起、霜天水影的黑龙江。为什么如此倾心？余秋雨先生这样回答：“因为只有那个时候，春天的激情早已减退，夏天的实用也已终结，大地霜降，河水骤冷，冷走了喧闹的附加，冷回了安详的本体。凉凉的河水延绵千里，给收获的泥土一番长长的宁静，给燥热的人间一个久久的寒噤。”最后还要补上一句“这是我心中的至高美景”。
黑龙江的险要航道之一——迎门砬子，以其独有的粗犷和绮丽，向世人展示着一种原始的野性之美，就如同屹立于北疆的汉子。虽没有三峡神女峰那样的动人传说，但在那绝少土壤的嶙峋怪石之上，却顽强地生长着白桦树、落叶松，于粗犷豪放中透露出一种灵动俊秀。黑龙江上游的奇峡峻岭特别多，也特别美，而且植被茂盛，就如同一位作家所说：“黑龙江两岸风光绮丽，可与长江三峡媲美，不逊色于漓江。”
黑龙江流经的五道豁洛岛上建有影视城，《黑龙江三部曲》等多部影视剧都是在这里拍摄的。离这里不远的山谷中，矗立着一座雄伟的古堡，它就是曾经在黑龙江两岸名震一时的振边酒厂。作为拥有当时一流的酿酒设备、东北最大、全国也为数不多的酒厂，振边酒厂在黑龙江近代工业文明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一页。现在，它已经成为了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黑河市区也因为黑龙江的流入而被增添了无穷的魅力。其中最为增色的要算是沿黑龙江堤防工程修筑的带状公园了。市区东面的大黑河岛，是开展中俄边民互市贸易、旅游、垂钓、度假、游泳的好去处，被誉为中俄民贸第一岛。
沿黑河顺江而下不久，就是驰名中外的历史名城瑷珲。作为一个已有三百多年建城史的古城，瑷珲曾是黑龙江流域最高权力机构——黑龙江将军的最早驻地，同时也是黑龙江流域最大的城市。它是中华民族开发黑龙江的荣耀，它也见证了中华民族近代史上最大的耻辱。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就是在这里签订的，游览瑷珲古城，不仅可以回顾历史，更可以直观地接受一次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相信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华儿女在参观、游览瑷珲古城时，都会在心底产生这样的呼唤和祈望。离瑷珲不远处是坤河，居住在这里的有满族和达斡尔族同胞。过坤河后就是三架山，这里曾被当成黑龙江水师营的军港，清军水兵就是从这里誓师出发去参加雅克萨战役的。至孙吴县沿江一带，仍可看到当年侵华日军留下的庞大工事群，面对着建在黑龙江岸边山岭上，曾被侵华日军称为“东方马其诺”防线的胜山要塞，不异于又上了一堂国防教育课。
黑龙江边的嘉荫县龙骨山绝对会让我们眼前一亮，点亮我们眼睛的就是6500万年前中生代白垩纪时期栖息在黑龙江边的巨大恐龙。出土于龙骨山的恐龙化石不仅陈列于我国的黑龙江省博物馆，还在彼岸的俄罗斯博物馆内大放光彩。根据这里发掘出土的热带植物化石和猛玛象化石，可以说明今天的高纬度寒地在几千万年前竟是热带雨林气候。
黑龙江与松花江汇流的地方是同江，著名的三江口就在县城东北8里处。从长白山天池流淌下来的松花江走到这里，就会欣喜地与黑龙江汇合到一起。这两江汇合的江流就被人们叫做混同江。在这里，松花江、黑龙江、混同江就如同三条不同颜色的飘带并联在一起一样，所以这个地方就被称为三江口。
历史上“八女投江”的殉难地即为松花江支流牡丹江的乌斯浑河，而松花江作为黑龙江的最大支流，是东北地区的大动脉。站在乌斯浑河畔，也许你会惊叹，眼前这条被白雪覆盖的河流竟然如此的宁静，却不曾想，这冰雪覆盖之下急湍不息的河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它对往事的诉说。1938年秋，东北抗联的八位女战士以冷云为首，为掩护主力部队突围，到达牡丹江支流的乌斯浑河边，准备与日军背水而战。“乌斯浑河”按满语翻译是“汹涌暴烈”的意思，而此时又正值秋后涨水……当日军得知，与他们一千多人展开殊死搏击的，竟然只是几位抗联的女战士时，便轻蔑地开始劝降。而令敌人瞠目的是，八位女英雄竟毁掉枪械、搀伤相扶，一起步入寒冷刺骨的乌斯浑河，随即消失在汹涌的波涛中……乌斯浑河在呜咽，呜咽的乌斯浑河见证了冷云等八个中华优秀女儿的英勇和悲壮。八位女英雄的事迹一直被人们广为流传，就像这乌斯浑河水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流淌。她们中最小的只有13岁，就是王惠敏，最大的也只有23岁，冷云和安顺福。往事并非如烟，现在在牡丹江的江滨公园里坐落着这样一座雕像，它就是为纪念八位抗战女英雄而塑的。雕像临江而立，无论是在一片锦簇花团之中，还是在那滔滔江水的映衬之下，它都备显巍峨壮观。无论是在晨曦中仰望，在落日下回望，还是在风雨中凝望，都会有一种肃穆的心情自心头悄然升起。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余秋雨先生曾用“抽象”来形容这条大河，觉得它与自己心中的那条河特别亲近，他曾幻想自己坐着狗拉雪橇行驶在冰封的黑龙江上。“一条梦中的长河，一个同姓的船长，一番奇异的亲热，加上那次幽默的搁浅后的酣畅沉睡，沉睡在中华大地北端界河的中心，沉睡在天苍苍、水泱泱的彻底寂静中，这一切，我都归因于自己与河流的神秘缘分，尤其是与黑龙江。”黑龙江，这状如游龙的大江，有着奇美的景色。它从恩和哈达开始，自西向东无休止地奔流着。从依西肯开始，由西北向东南奔泻，到萝北后，又变为从西向东北方向流淌，进入俄境后，转为由南向北流，最后汇入大海。这一路九曲回肠，曲折蜿蜒。这样一条源远流长、大气磅礴的黑龙江，似乎拥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能让每一个见到它的人，都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无以复加的敬畏、敬爱和敬仰之情。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对一条河模糊而神秘的记忆，在每个人的记忆深处也都有一条难以割舍的大河。实际上，余秋雨先生正是将黑龙江比拟为自己的人生长河，原因在于他既留恋霜冷长河的雄伟长卷，又向往收获后的宁静安详。也正是因为这种对于河的特殊理解，余秋雨先生才愿意以霜冷长河的图景为背景，来谈论人生、探讨人性，特别是谈谈饱经风霜而冷峻的中年人生。他在自序的末尾说道：“到今天早已明白，自己一生是来寻找河流的，一旦找到，就等候那个季节。这种寻找和等候，将会一直延续下去，但我已不再心焦，因为我已经一次次地找到、等到，并把找到、等到的图景，描绘给别人，赠送给读者。”
◎东三省“改旗易帜”
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最让人看出高贵之所以高贵的，也是这种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他们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顾物欲利益，不顾功利得失，义无反顾，一代又一代。
——《流放者的土地》
悠悠的岁月如同滚滚江水，渐渐远逝。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不仅有气势磅礴的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嫩江水域；有风景秀丽的镜泊湖、五大连池；还有连绵起伏的大、小兴安岭；有沃野千里的松嫩平原；有绿草如茵的天然牧场，这些无不勾勒出一幅幅绚丽多彩的画卷。而最壮美的则是黑龙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勤劳勇敢的东北人。
如果和东北人聊天，你肯定会被他们热情、坦诚、敢爱敢恨的性格所折服，很多人都期望着有朝一日可以亲自踏上这片土地，亲身感受一下这片黑土地中蕴藏的激情与神秘。余秋雨先生在《流放者的土地》里谈到，他在刚踏上这片著名的土地时，首先带给他的便是惊喜和甘甜，他打量起眼前的土地，觉得这里的天蓝得特别深，因此把白云衬托得银亮而富有立体感。
但在清朝时，这片土地却并不被人看好，翻看清史，我们会发现当时的东北竟是封建统治政权用来流放犯人的地方，这多少给这片土地增添了些冰冷恐怖的气氛，不过，这些惨遭流放的犯人多是因“文字狱”、科场案而入狱，而且大多数都是株连者。流放之路充满艰辛，当他们一路颠簸来到东北之后，男的变为苦力，女的沦为娼寮，往往结局悲惨。清朝诗人丁介曾这样描述道：“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难以想象，这样一片风景优美、充满活力的土地竟然一度和流放地这样的人间炼狱联系在一起，不得不让人感慨。但这片土地所孕育出的坚韧、顽强，或许也正是得益于当时的那些文人在苦难中的决绝。在《流放者的土地》中，余秋雨先生这样评价东北人：“今天东北人的豪爽，好客，重友情，讲义气，一定与流放者们的精神遗留有关吧。流放，创造了一个味道浓重的精神世界，竟使我们得惠至今。”
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也发生在这片沃土上。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侵占了东北三省，炸死了被称为“东北王”的张作霖，之后接连犯下滔天罪行：辽宁抚顺平顶山村的三千多居民被无故屠杀；七三一部队拿战俘和百姓做活人生化试验，导致超过三千人死亡；疯狂掠夺东北的煤炭资源，实行野蛮的“人肉开采”政策，致使无数矿工惨死……白色恐怖下的东北被折腾得血痕累累。东北人民抗战14年，终于赢来了胜利，赶走了日本侵略者，结束了这段可怕的生活。
提起这段历史，就不得不提起一个人。在历史上，他备受争议，一生背负了太多骂名，然而骂名背后，他明辨是非，分清敌我，力排众议，尽全力维护着民族的尊严和祖国的统一。他是抗战时期的袁崇焕，身为一个政治人物，他却在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了很多年，重获自由后又流落异乡。时光流转，人们本应逐渐淡忘他，然而时间在这位世纪老人面前似乎失去了效力。他不是背叛者，也不是国家的罪人，他是功臣、是名将，他就是被周恩来称为“千古功臣”的少帅张学良。
东北易帜无疑是张学良对中国作出的最大贡献。1928年，侵华日军发动皇姑屯事件，害死了张作霖，其长子张学良执掌了东北军政大权。面对日本人的咄咄逼迫，张学良毅然决定服从国民政府领导，在东北竖起青天白日旗。从此，中国实现了自辛亥革命以来的首次形式上的统一。尽管这个统一的背后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但其在民国史上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东北易帜后，张学良积极反抗日本，在他的主持下，东北各省设立了国民党省党部，拒绝延长日本的租借地，严禁当地群众为日本人工作，以制止日本人在东北的森林采伐与矿山开采。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东北有大批日籍朝鲜人失业，山东（尤其是青岛）的日籍朝鲜人则纷纷移民东北，加剧了“南满株式会社”的危机。正是由于这一局势，日本人将“南满株式会社”的危机看成是中国人排日的结果。尤其是日本军队中的极端分子，为了保住他们在东北的侵略权益，日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采取的不抵抗政策，是他这一生都难以洗刷的奇耻大辱。可是当时的情况，东北方面没有任何后盾支持，单凭其自身的能力，真的可以和如狼似虎的日本军队作战吗？在这个问题上，张学良决定听从中央的指挥。而当时的中央政府，根本抵抗不住日军的侵略，而且也没有做好抗战的准备。但是不论有什么理由，不抵抗就是民族耻辱。可是如果抵抗失败，也无疑是民族罪人。这种尴尬的处境，令张学良的进退两难。后来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也正是基于此。在关系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张学良甘冒杀身之祸，和杨虎城将军共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为全民族抗战局面的最后形成作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
张学良和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张学良的魄力和对祖国的热爱以及民族大义都被周恩来大为称颂，周恩来对其的思念更是长达40年之久，并三次为张学良流下眼泪。
“西安事变”发动之后，张学良请来周恩来，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没有告知周恩来，就亲自将蒋介石送回南京。得知这一情况的周恩来马上赶到机场，希望阻止张学良的这一举动，然而为时已晚，飞机已经起飞，仰望长空，周恩来泪流满面，不住地呼唤着：“张汉卿、张汉卿！”后来周恩来感叹地告诉别人说：“唉！汉卿是看《连环套》那样的戏看坏了，现在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1946年，国共两党在重庆和平谈判，此时周恩来副主席又提到了被软禁的张学良将军：“只可怜那个远在息烽钓了十年鱼的人，他这十年钓鱼的日子不是容易过呀！……”在场的人听了这番话都十分难过，周恩来更是无法抑制眼眶中的泪花。1961年12月12日，周恩来总理举行招待会，邀请当年参与“西安事变”的东北、西北军的在京同志，席间，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时任解放军海军参谋长）向周总理敬酒，忍不住泣不成声。周恩来向来最重感情，想到张学良这些年的遭遇，也不禁潸然泪下，这时，邓颖超同志举杯说道：“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周恩来说：“我的眼泪代表中国人民，不是我个人的。”
张学良作为现代爱国主义者的典范，尽管在漫长的爱国主义征途中出现过波折，但毕竟瑕不掩瑜。1990年，张学良把自己的旧作《谒延平祠》寄给吕正操，上书：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遵明朝，确保台湾入版图。余秋雨先生在《废墟》中说过“诚恳坦然地承认奋斗后的失败，成功后的失落，我们只会更沉着”。虽然在“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不幸遭遇软禁，但这并不代表失败，而且他本人也没有就此丧失自我，他借郑成功的例子说明了自己的志向。并且这样评价自己：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为了东北的建设，为了祖国的和平统一，为了抗日复土的民族解放事业，张学良立下了汗马功劳，他那种坦荡无私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世所罕见的自我牺牲精神将永垂不朽。
三晋大地话苍茫
◎走西口的无奈与机遇
他们把迷惘的目光投向家乡之外的辽阔天空，试图用一个男子汉的强韧筋骨走出另外一条摆脱贫困的大道。他们几乎都没有多少文化，却向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人生哲学和历史观念，提供了不能忽视的材料。
——《抱愧山西》
一曲荡气回肠的古老山西民歌《走西口》，据说已经流传了一两百年。不但山西人会唱这首歌，山西附近的陕西、内蒙，甚至再远一些的青海、宁夏、甘肃也有很多人会唱。为何这首民歌传播如此之广？为何这首歌如此哀伤离愁？这就不得不扯出一段沉甸甸的历史，这段历史囊括了成千上万人的命运，而这些人的命运又多多少少都会和那个叫“西口”的地方有所牵连。
万里长城九重关，到底哪里是西口？最初的西口，其实是长城上的一道关隘，位于内蒙古和山西的交界——右玉县，当时的名字叫“杀虎口”。《清史稿》中也有记载，称杀虎口为“西口”。在民间杀虎口还有“小北京”的称呼。
杀虎口关楼于春秋战国时期建成，最初名为参合径，唐时叫做白狼关，宋时又改为牙狼关，明代时为了防止北方匈奴的侵略，又改称杀胡口。时至今日，它已历经了千年风雨，仍不改巍然本色，沉默地记载着沧海桑田、烽火连城、金戈铁马、成败兴衰……清朝康熙皇帝西征归来，路过杀胡口，为了缓解蒙汉矛盾，他特意将“胡”字改为“虎”字，“杀虎口”这个名字也就由此诞生。从此，杀虎口狼烟不再，关门开放，摇身一变为晋蒙文化交流和山西移民的大通道以及商业往来的集散地。
在明朝，为了防止蒙古铁骑南下侵略，这里曾驻扎着大量的军队。在明朝和蒙古部族的关系缓和以后，它就变为双方往来贸易的市场了。走西口，大约由明代中期开始，大概在清朝末年结束，而走西口的高潮出现在了明末清初，那时候的人口流动量是最大的。走西口总共持续了近三百年，具体说来走西口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因为当时的山西，人口较多，导致生活困难，所以人们不得不外迁谋取生路；二是一部分人为了适应内蒙边防的需要，走西口去发展商业，开展贸易，后来更是发展成了票号。所以走西口的本质，其实是中国移民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明清时期，山西的雁北地区地处晋西北高原，人口较多，土地贫瘠，生活比较困难。在当地流传有这样的歌谣：“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当时之寒苦可见一斑。明末清初，长城北部是人烟稀少的沙漠荒原，南部中原又连年干旱，频发饥荒，无数山西难民只得背井离乡“走西口”。于是山西人口外迁，来到塞北沙漠垦荒谋生。内地人把从杀虎口等长城沿线进入内蒙古草原地区叫走西口或走口外。河曲县，地处晋西北高原黄河大拐弯处，是当时走西口最为重要的码头。山西、陕西、河北等地的农民因生活所迫，背井离乡，远赴绥远、察哈尔等地，即今内蒙古中西部乃至更遥远的地区开荒、拉骆驼、做小生意、挖煤。据考证，明末清初，定居于归绥地区的人口中，七成都是来自山西的移民，并且在当地形成了很多以山西地名来命名的村落。
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均出兵平定过西北叛乱，杀虎口也因此成为了战争的后勤基地，用以供应大军粮草。自1690年开始，通往杀虎口的道路变得活跃起来。走在这条路上的，除了一批批奔赴前线的将士外，还有随军前进的商人。康熙皇帝亲自率领八万大军深入草原腹地，战争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军粮的供应，可是战场远在草原，和后勤基地相隔万里，其间的运输路线既要跨越沙漠，又要横穿草原，以当时完全依靠人力和畜力来进行运输的交通条件是极难保证粮草供给的，而且花销也过于巨大。就在朝廷对这件事感到十分为难之际，占据地利因素的山西商人范毓宾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巨大的商机，主动请缨跟随大部队前进，为军队挑担运送粮草和补给，这也为成千上万正因生计发愁的山西农民提供了另一条生路，他们纷纷离开故乡，就此开启了大规模的“走西口”历史。
战争结束之后，这里成为山西人进入西北地区的门户。由于来往的客商非常多，甚至造成了这个地方一度的商业繁荣。杀虎口的历史变迁，其实可以看成是明、清两朝时山西历史的缩影。如果从整个中国的角度审视山西，我们就会看到，山西北邻蒙古草原，南邻中原腹地。蒙古牧民需要中原农民纺的布、种的茶来满足生活所需，而中原的农民也需要蒙古牧民养的马、放的牛来耕地。这种双方向的相互需要，势必会形成商业往来。如果这种商业往来因为人为的原因而中断，那就只能通过战争这种形式来解决。在这里，山西的地理位置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它将朝廷的统治中心和西北边疆连接在了一起，成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门户。在这样一个大形势之下，走西口的那些人就有了方向。
穷，就是走西口的原因。“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乡民唯以垦种上岭下坂，汗牛痛仆，仰天续命。”当山西这片土地负荷不了它的子民时，人们就只能走出去，于是，《走西口》这首民歌就在村头、路边唱了起来。这首歌的内容是妻子送别丈夫、少女告别情郎时说的一些家常话。因为分别过后，相聚之日或许遥遥无期，所以自然要多叮嘱一些，生怕漏下了什么。中国有句老话叫“十里不同音”，这是说民歌的地域性很强。那么为什么西北有很多地方的人都会唱《走西口》呢？这或许是因为当时有很多山西人曾来过这些地方，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一直在唱这首歌，时间一久，当地人自然也就学会了。《走西口》反映了当时的山西、陕西一带穷苦的劳动人民因生活所迫，不得不离乡背井，到河套、包头一带谋生的情形。
余秋雨先生在谈论到晋商时说“山西商人本来就是背井离乡的远行者”，再舍不得走，也得咬牙往前走，因为他们心里还想着有朝一日要再走回来。有些人后来真的回来了，或许是因为岁数大了，或许是回来接走母亲和妻子，当然，也有些人再也没能回来。但是，还是有更多的后来人加入到“走西口”的队伍中。想不到，一首民歌背后竟然隐藏着一段如此厚重的历史，竟然包含着成千上万人的命运。直到今天，他们的子孙还在继续着“走西口”。
晋商走西口的好处之一就是促进了北部地区的发展和繁荣，使其和中原经济实现一体化。北部地区人口剧增，并形成商业中心。“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说的就是晋商对开发包头起到的推动作用。作为今天内蒙古草原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包头的人口数量已经超过了两百万。然而如果向前追溯一百多年的话，我们会发现这里不过是一个名叫包克图的小村子。包头人说，正是因为山西人来这里做生意，才一点点地搭建起了今天包头城的雏形。复盛公就是一百多年前一户姓乔的晋商在包头开的商号的名称。
“走西口”还产生了一大批富晋大户，除了蒲州的王崇古、张四维家族外，还有如今被广为熟知的山西乔家、曹家、渠家等富商。山西祁县人史大学、张杰和太谷人王相卿创建的大盛魁一直繁荣到清末。在关东贸易中发展起来的以范家为代表的八大家，是清代有名的皇商。因走西口而富起来的山西人数不胜数，山西也成为明代中国当之无愧的首富。
今天的杀虎口，已经很难看到上百年的老房子了，青壮劳力大都外出谋生，全村只剩下五六百人，街道上显得冷冷清清。杀虎口前的西口古道，仍可见到深深的车辙，当年的故事就安静地沉睡在车辙里。湛蓝的晴空下，土黄色的杀虎堡残墙仍旧屹立在那里，不言不语。
◎三晋山水三晋人
山西商人能快速地打开大局面，往往出自于结队成帮的群体行为，而不是偷偷摸摸的个人冒险。
——《抱愧山西》
三晋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三晋大地，表里河山，人杰地灵。两千多年来，山西毗邻皇城，位于繁华富庶之地，虽然从未有人用“山清水秀”来形容过山西，但是山西有山、有水。更值得一提的是，这片古老的土地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留名史册的著名人物，他们就如历史长河中璀璨的群星，放射出耀眼的光芒。这片土地和水源塑造了他们的行为和气节，缔造了他们的才华和成就，他们团结拼搏的精神为当世，乃至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
余秋雨先生在《仁者乐山》中谈道：“就人生而言，应平衡于山、水之间。水边给人喜悦，山地给人安慰。水边让我们感知世界无常，山地让我们领悟天地恒昌。水边让我们享受脱离长辈怀抱的远行刺激，山地让我们体验回归祖先居所的悠悠厚味。水边的哲学是不舍昼夜，山地的哲学是不知日月。”而山西正是藏在山水间的一块宝地。
有“表里河山”之称的山西，自然少不了水。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就流经山西，并在吉县一带形成了举世闻名的黄河壶口瀑布，该瀑布落差高达30米，水汽澎湃，气势磅礴；离壶口十几公里远的河津段还有气吞山河的“龙门三激浪”；此外还有阳泉的娘子关飞瀑、运城盐池、宁武天池、阳城蟒河等，这些共同构成了“表河”。不过山西也的确缺水。地处黄土高坡的山西，水资源极度匮乏，虽然采取了引黄入晋的措施，但也只不过是解决了少数城市的用水问题，而且一遇天旱，黄河就会处处断流。著名的晋祠难老泉，在流淌了几个世纪之后，也不得不打破难老的神话，呈现出疲乏的龙钟老态。
在山西省太原市西南郊25公里处悬瓮山麓的晋水源头，有一片古建园林，统称“晋祠”。这里环境优美，古木参天，犹如画境，包含了近百座殿宇楼阁和亭台水榭。根据记载，晋祠始建于周朝后期，也有人认为是始建于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里写道：“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侧有凉堂，结飞梁于水上。”晋祠最早是用来祭祀晋国之主唐叔虞的。唐叔虞，姓姬，字子于，周武王之幼子，周成王之弟。根据西周时“封邦建国”的分封制度，他的封地在今山西境内。当时人们称山西的一部分为“唐”，他因封地在唐，就以唐为氏，所以又被叫做唐叔虞，国名应该也是叫唐国。后来他的儿子燮父将都城迁到晋水之旁，就改唐为晋。于是，山西这一带后来都称为晋。山西人也从那时起被称为晋人。可以说叔虞是晋人优秀的祖先，为祭奠祖先而建的晋祠不仅是块风水宝地，而且还是萦绕着祖先杰出思想和精神的地方，鼓励并保佑着后人去创立一番伟业。祭奠祖先不仅是为了缅怀先烈感昭日月的丰功伟绩，更是后人进行自我反思的过程，是校正今后的人生道路的过程，因此，这个祭奠过程既不失庄重严肃的仪式感，又具有强烈的思想激荡。
晋祠有三绝：一绝是“宋塑侍女”；二绝是“古柏齐年”；三绝就是“难老泉”。关于这“难老泉”的来历，还有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
相传，在晋祠北边20里地的金胜村，住着一位姓柳的姑娘，后来她嫁到了晋祠所在地的古唐村。她的婆婆总是虐待她，而且从不许她回娘家，每天都叫她担水。水源离家非常远，一天只能担一趟。婆婆还有个怪脾气，只喝身前那一桶的水，担水不许换肩，故意增加担水的困难，以此折磨她。有一天，柳氏担水走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位牵着马的老人，想借她担的水来饮马。老人一脸风尘，看样子已经走了很远的路，柳氏没有犹豫就答应了老人的请求，把身后那桶水给马喝了。可是马似乎渴极了，不仅喝干了后一桶水，而且把前一桶水也全喝掉了。此时的柳氏感到十分为难：再重新担一趟吧，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不担吧，挑着空桶回家，肯定要受到婆婆打骂。就在她颇感踌躇之际，老人送给她一根马鞭，跟她说回家之后，只要拿马鞭在瓮里抽一下，就会有水自然涌出，涨得满瓮。说完这话，老人和马就都不见了。忐忑不安的柳氏回到家后，按照老人说的办法一试，果真灵验，于是她就再也不外出担水了。婆婆见柳氏很久没有担过水，可是瓮里却一直是满的，觉得很奇怪，就叫小姑去看，结果发现了抽鞭的秘密。这一天，婆婆破天荒地允许柳氏回娘家，小姑拿着马鞭在瓮里乱抽一气，结果水喷涌而出，溢流不止。小姑吓坏了，赶紧跑到金胜村去找柳氏。当时柳氏正在梳头，没等梳完，就急忙把一绺头发往嘴里一咬，一口气跑回古唐村，二话不说就坐在了瓮上。从此，水从柳氏身下源源不断地流淌而出，直流了千年万年，这就是“难老泉”的来历。
吴伯萧曾这样形容难老泉：“‘难老泉’，听听名字就给人一种年轻的感觉。不必看见，就仿佛已经看见了。那喷涌的水源，那长流的碧波，永远是活泼泼的，青春常在的。在《滕王阁序》里王勃慨叹说，‘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比较起来，这难老泉实在值得叫人赞赏羡慕。”而如今人们再到难老泉，已看不到汩汩而出的泉水了。据了解，这是山西省长期以来超量开采地下水和煤炭资源造成的结果。据在晋祠附近生活的老百姓说，20世纪50年代，难老泉的水还非常多，人站在里面，差不多可以没顶。不过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水就开始越来越少，难老泉还是“老”了。
山无水而不灵，土无水而不沃。山西的水给人以清新之感，山西的山则给人一种孤寂苍凉之感，仿若英雄落寞的姿态。这些山多半是石山，光秃秃的，透着一股子倔犟的真实。山上看不到树林葱郁，看不到山花缤纷，看不到霞蔚蒸腾，只能看到一种最干净、最原始、最震撼，也是最寂寞的美。当然山西也有另一种山，呈现出一种博大情怀，葱郁的，有着些许灵秀气质的山。雄伟挺拔的“北岳”恒山，山峦起伏重叠，昔人以“恒山如行”来概括它的气势。陡峭的北坡遍布苍翠挺拔的松树林，南坡则拥有众多古代帝王为祭祀北岳而修建的庙宇道观。然而恒山十八景，却已沉寂在渐行渐远的历史烽火里。说起恒山当然少不了提到经历千年风雨甚至地震，迄今却依然牢牢地紧贴在峭壁上的悬空寺，它就建在恒山脚下的悬崖上，或者说就像是粘在悬崖上似的，给人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感觉。
在山西的山中更为著名的恐怕要数佛教圣地五台山了。它由高耸入云、气势磅礴的五座山峰组成，海拔在3000米上下，素有“华北屋脊”之称。五峰顶部平坦，如垒似台，故称五台山。五台各有特色，东台望海峰，西台挂月峰，南台锦绣峰，北台叶斗峰，中台翠岩峰。五台山古刹梵宇星罗棋布于林荫之中、山涧之旁。流水潺潺，钟声悠悠，青山碧水，风景怡人，置身其中如登梵宇仙山。五台山地势高兀，夏无怒暑，即便是盛夏时节也清凉如秋，是名副其实的“清凉世界”。
山西的山其实不仅仅是以山的面貌出现，它更蕴涵了文化、历史和传奇。神农尝百草的长治老顶山；精卫填海的长子发鸠山；因春秋介子推携母归隐被焚于此而闻名于世两千余年的绵山；有小五台之称的灵空山、芦芽山、太行山……山是山西的根，山是山西的守护者，山是山西的奇迹……山的性格塑造了山西人的性格。
土生土长的山西人拥有和山一样博大的胸怀与志向，也拥有和山一样的倔犟与沉着。他们习惯于沉浸在过去的骄傲与繁荣中。他们会告诉你人类的祖先舜禹都曾生长于这片土地；告诉你晋代是怎样的绚丽繁华；告诉你名相狄仁杰也是从山西走出来的；告诉你唐太宗李世民是何等的雄威决绝，并且创造出一个令世人惊异的世界；告诉你武则天的绝世风华也可算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甚至一个小小的上官婉儿也沾染上了武后的独特气质；到了近代，最让山西人扬眉吐气的当算是富甲天下的晋商。可是追寻良久，却很难找到一位具有代表性的晋商。比如“徽商”有胡雪岩；南方商人有虞洽卿，甚至是写出《老残游记》的刘鹗。与其说晋商留给我们的是一个个豪门巨族，还不如说晋商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或许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个群体的兴盛与衰落已经不再重要了，但重要的是，这个群体为我们留下了一种不可忽视的商业传统和理财观念，并深深地烙印在如今每一个山西人的人生背景之中。余秋雨先生在《关于友情》中阐述过“一切吞食个体自由的组合必然导致大规模的自相残杀，这就不难理解，历史上绝大多数高竖友情旗幡的帮派，最终都成了友情的不毛之地，甚至血迹斑斑，荒冢丛丛”。而晋商正是悟透了这一点，才得以流传至今。
因为坚守着骨子里的尊严，山西人在这片黄色的土地上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且仍在书写着他们的传奇……
豫州不言自沉厚
◎汴梁自古帝王都
它背靠一条黄河，脚踏一个宋代，像一位已不显赫的贵族，眉眼间仍然器宇非凡。
——《五城记》
开封，古称大梁，又称东京、汴京、汴梁，是我国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它位于河南省东部、黄河以南的豫东平原，与郑州比邻，陇海铁路擦城而过。迄今为止，开封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同时它也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
相传，早在五千多年前，在今天的开封城附近，就形成了居民点，这里是我国最早开发的区域之一。当时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主要以农牧为生，过着一种原始社会的生活。到了夏商时代（约公元前21世纪至前11世纪），因为这个地区的生产进一步发展而从原始公社步入到奴隶社会。到了春秋时期这一带则属于郑国。郑庄公命令郑邴在这里筑城，作为囤积粮食的地方，并命名为开封，取其开拓封疆之意。
根据确切的开封历史，最早在这里建都的应该算是魏国。当时正处在战国时期，那时的中国领土上，分散着一些大大小小的封建诸侯国，其中之一就是魏国。由于魏国任用了李悝、吴起等人进行社会改革，所以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后来，地处西方的秦国，因任用商鞅，实施变法，国力也渐渐强盛起来，并开始和魏国等一些地处东方的诸侯国争夺人口和土地。公元前4世纪中叶，魏国一方面为了控制中原土地，另一方面为了回避秦国的武力威胁，于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2年），迁移至今天开封这个地方，并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城，命名为大梁。魏惠王迁都至大梁后，又称梁惠王，孟子见梁惠王这段著名的历史典故就发生在这里。开封作为一个城市的历史，应该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翻开中国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曾以开封为国都的一共有七个朝代。那就是战国时期的魏国，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以及之后的北宋和金。另外，西汉时的梁孝王，也曾把开封作为自己的封国——梁国的都城；元末大起义的时候，红巾军首领刘福通也曾把他们所建立的农民政权的都城定在开封；明朝初年，朱元璋也一度把开封定为他的北京。直到今天，仍然留有“开封古城，十朝都会”的说法。尤其是在北宋时期，因有漕运这样的有利条件，开封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人口上百万，富丽甲天下，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华的都市之一。
开封的景点多是围绕着龙亭而建的。龙亭位于宋都御街上，建造在战国时期的魏、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周、北宋和金朝末年皇宫的遗址之上，气势恢弘。从南门进入，走过玉带桥，就到了龙亭大殿。龙亭建筑雄伟，富丽堂皇，又被碧波荡漾的潘、杨二湖所环抱，气势壮阔。
来到开封不能不看看开封府，就像来到北京不能不看看故宫一样。“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江湖豪杰来相助，王朝和马汉在身边。”来到开封府为的是感受那朗朗正气和刚正不阿。开封府是北宋时期的天下首府，威名远播。游走于府内，耳畔似乎响起了包大人升堂办案时侍卫们气吞山河的“威武”之声，余音袅袅，荡气回肠。
余秋雨先生在《古本江先生》中说过“文化无界，流荡天下，因此一座城市的文化浓度，主要取决于它的吸引力，而不是生产力”。所以开封也并非总板着脸孔，道貌岸然地对待我们，其也有上至九五之尊下至“三教九流”的爱情故事，也有和开封的帝都气质格格不入的浪子、才子们的故事。比如风流皇帝宋徽宗和名妓李师师在矾楼交盅吟唱；黑旋风李逵夜闹东京……开封城的每一粒尘埃，都写满了历史抖落的一切。
开封有着“一统天下”的豪气与文化韵味。一如碑文，或遒劲明晰，或斑驳模糊；一如尖塔，根扎大地，上沐天光。据说开封的美好故事几乎都掩埋在厚厚的黄河泥沙之中，只有号称天下第一塔的铁塔，因建于山峰之上，保存至今基座完整。登塔远眺，可望见大地似茵，黄河如带，游人至此，飘然如在天外，故又有“铁塔行云”之美誉。时光荏苒，昔日的山峦和铁塔的基座已因黄河数百年来一次又一次的泛滥而被埋于地底，“铁塔行云”的盛景如今已是过眼云烟。看它迎着风向东微微倾斜着，是力量也是智慧。千年前的建造者真的是绝对的智慧。开封因为大水淹了无数次，开封城下已是三座城，唯独这铁塔，立得好正，在阳光照耀下，五彩生辉，具有一种神秘的气息。余秋雨先生借开封古塔，来寓意城市命运。将人类发展的进程，比作登塔，“塔顶塔尖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召唤”，“塔身中天地进行着青春和生命的接力赛”，启示我们只有“进塔”并不断攀登，登上古人不经意间留下的“物理上和心理上的两个制高点”，才能真正成为我们祖先有点出息、有点能耐的子孙，那么我们才有可能重塑古城现代的辉煌。
如现代社会的其他城市，今日的古都开封已不同往日，看上去似乎有些“破旧”，但开封的破旧中却透着一种古朴和风度。其实，这位被七个朝代遗留下来的老贵族，正以另一种面目继续着千年前夜晚的灯火。没有了宝马雕车，不见了钗头云鬓蛾儿舞，“珑鞋浅出，飘渺身”亦无处可寻，更不会再有塘溪渔船上“红乍笑，绿长颦”这许多矫情又可笑的做作。远离了踩在脚底百米以下的文明，灯火仍是阑珊。
面对开封久远的历史年代和它旧时的灿烂辉煌，余秋雨先生说它曾“脚踏一个宋代”，将其与意大利的庞贝古城作了一番比较之后，就更加凸显出了开封古城旺盛、活泼的生命力。历史的长河推进到现代，“层层淤泥堆积，把宋代繁密的脚印深深潜藏”，开封“成了一个褪色的遗址”。余秋雨先生正是在感叹古城旧时风貌与辉煌的同时，也表达了他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和对现代辉煌的呼唤。
◎妙笔图成意自深
在富丽的大观园里筑一个稻香村未免失之矫揉，农舍野趣只在最平易的乡村里。时装表演可以引出阵阵惊叹，但最使人舒心畅意的，莫过于街市间无数服饰的整体鲜亮。成年人能保持天真也不失可喜，但最灿烂的天真必然只在孩童们之间。
——《笔墨祭》
开封人最爱之物要算是《清明上河图》了。连余秋雨先生也要说“开封最骄傲的繁荣，见之于《清明上河图》”。在宋王朝的汴京——开封，根据《清明上河图》复原放大的清明上河园成为一个符号，诠释着千古的成败兴衰。在《清明上河图》里，汴河沿岸的店铺鳞次栉比，街道上的行人熙熙攘攘，这一派喧闹繁华，就像是一声巨大的开山炮响之后，水的波纹一圈圈迎面荡来，你分明可以感受到面部的冲击，然而它们却又转瞬无踪。透过那玲珑至极的画意，透过那人马喧闹的汴京都市，恍然间仿佛回到了盛极一时的大宋帝国，但它又分明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封建王朝。
北宋末年，庆历新政和熙宁新法早已成为历史。神宗皇帝、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等明君良相又已驾鹤仙去。蔡京、王黼、童贯等一众奸臣把持朝政，他们狼狈为奸、收受贿赂、骄奢淫逸、卖官鬻爵，致使朝野一片混乱。同时还排斥异己、残害忠良，极力搜刮民脂民膏。徽宗皇帝不思治国，沉迷道教，大造道观。他纵情享乐，挥霍无度，一年的财政收入竟不够九个月的支出，致使“累朝所储扫地”。
余秋雨先生在《悬崖上的废弃》中说过“历史是坎坷，历史是幽暗，历史是旋转的恐怖，历史是秘藏的奢侈，历史是雨中的泥泞，历史是悬崖上的废弃，因此，不能太轻易地进入”。但是张择端做到了，他的《清明上河图》即取材于当时的汴京城。至今，开封坊间还流传着张择端和《清明上河图》的故事。据说当年在北宋汴京的相国寺里，住着一些民间画师，他们靠给寺院绘画谋生。这些人里一个青年画师，他说他可以将首都汴京城的繁华盛景搬到画纸上来，这个青年就是从山东诸城来的张择端。宋徽宗赵佶驾临相国寺降香时听说了这件事，就命令宰相蔡京将张择端召进翰林图画院，并指定题目让其绘画北宋汴京的繁华盛景。
张择端被召进了宫中的翰林图画院，但是他却提出要在安静的农舍中作画，宋徽宗答应了张择端的请求，命宰相蔡京为张择端在汴京郊外，找了一处安静的农舍，从此张择端夜以继日潜心作画。当宰相蔡京将张择端所绘的长卷呈给宋徽宗时，宋徽宗大喜过望，并将《清明上河图》收入皇宫内府。
“靖康之难”时，金兵掠获了《清明上河图》。为了让宋高宗赵构不忘国耻，坚决抗金，张择端闭门不出，呕心沥血，又重新绘制了一幅《清明上河图》长卷，并将它献给赵构。可是赵构和他父亲赵佶不同，他对书画根本没有兴趣，将画退了回来。张择端望着被退回的画卷，心绪难平，激愤之下，将自己的沥血之作《清明上河图》长卷付之一炬，幸好他的家人及时抢出了一半。在这种沉痛的打击下，张择端不久就抑郁而死。虽然今天已无法考证张择端两次献上《清明上河图》的故事是否真实，但根据民间的说法，张择端确实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画家。
张择端以精致的工笔描画出了北宋末叶、徽宗时期首都汴京郊区和城内汴河两岸的民生及建筑，完整呈现出了清明时节汴京的繁华胜景以及自然风光。《清明上河图》无疑是巨制，它融入了张择端毕生的心血，展现出了平常人世的风光。初夏时节的汴京，午后的街头，人们悠然闲适，买米卖布拉车闲聊，小家碧玉也在信步于小桥之上，桥下溪水潺潺，一切都显得如此安逸，如此美好，真可谓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幅长卷采用了散点透视的构图方法，把繁杂的景物纳入统一且富于变化的画面中。画中500多人物，衣着各异，神情不同，其间还穿插着各种活动，体现出强烈的戏剧性。构图疏密有致，注重韵律的变化及节奏感，笔墨章法都非常巧妙。
张择端是幸运的，他将各家画道遍悟之后，走出了一条以风俗画反映市民生活的创作道路，绘制出中国绘画史上的经典巨作；张择端也是不幸的，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北宋的衰亡期。身处这一历史阶段，张择端的痛苦是毋庸置疑的，不过“国家不幸诗人幸，赋到沧桑句乃工”。张择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验证了这句话。在《清明上河图》中，他以丰富的笔墨反映了骄奢享乐和贫困劳苦的鲜明对比。幸与不幸是辩证的，“逆境造人”却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这幅张择端用了七年时间完成的《清明上河图》，曾五次进入皇宫，四次失窃，历经劫难，演绎了许多传奇的故事。就连它的名字，至今都还让人们争论不休。《清明上河图》中的“清明”与“上河”究竟是什么含义呢？
专家对“清明”的含义有三种说法：一是指清明节；二是指清明坊；三是指清明盛世。据《辞海》解：清明，犹治平，指政治有法度、有条理。张择端选择在清明时节切入创作他的长篇巨制，是否是希望他的王朝可以遵法度、复条理、“会朝清明”呢？台湾作家高大鹏曾说，清明节是中国民族的复活节。这一天，将中华儿女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一股内在的信仰能量，凭着这能量，荡寇扫凶、世代绵延；凭着这能量，一次次跨越历史的劫难，顽强地焕发出整个民族的巨大生机。
关于“上河”的含义也有诸多解释：有人认为“上河”是指“河的上游”；有人认为是“逆水行舟”之意；也有人认为是“上坟之意”；还有的认为是“赶集上街之意”。然而，还有专家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上河”不能作为动词解释，而应该作为专用名词解释，如果按名词解释“上河”应该是指御河。
或许，它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只是更多的历史被岁月所掩埋了。古往今来，《清明上河图》到底还有多少谜团没有解开？历朝历代，有多少人想占有它，又有几个人能够真正懂它？走在蒙蒙烟雨之中，倾听雨水滴落的声音，思绪也因此而变得透明、滋润，仿佛游开封就应该是在雨中。在雨中安静地游，在雨中安静地思……忽然，前面出现一间农舍，一位青年画师正在那里作画……
姑苏一败云无色
◎苏州山水清且嘉
现实生活常常搅得人心志烦乱，那么，苏州无数的古迹会让你熨帖着历史定一定情怀。有古迹必有题咏，大多是古代文人超迈的感叹，读一读，那种鸟瞰历史的达观又能把你心头的皱褶慰抚得平平展展。看得多了，也便知道，这些文人大多也是到这里休憩来的。他们不想在这儿创建伟业，但在事成事败之后，却愿意到这里来走走。苏州，是中国文化宁谧的后院。
——《白发苏州》
素有“鱼米之乡”、“水乡泽国”、“天下粮仓”之称的苏州古城坐落于水网之中，街道依河而建，水陆并行；建筑临水而造，前巷后河，形成“小桥、流水、人家”的独特风貌。这里河网密布，农业发达，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因其从古至今繁荣兴旺、长盛不衰的文化和经济，一直以来被誉为“人间天堂”，载有“丝绸之都”、“园林之城”的美誉。又因其小桥流水人家的古典水乡特色，而被称为“东方威尼斯”、“东方水城”。
如今的苏州已经成为山、水、城、林、园、镇为一体，“城中有园”、“园中有城”，现代与古典完美结合、古韵今风、和谐发展的国际化大都市。余秋雨先生说，他在对城市文化的研究中，发现很多城市都在寻找一些词汇描述自身。当一个词汇放到任何一个城市都说得通的话，那就是没有个性。“我们需要寻找的是一个城市的唯一性，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座城市像苏州这样，在对生活素质的追求上历两千五百年而不衰。”负载着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苏州，从诞生那天起就和仙界有着难以言喻的牵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里的一切都是美的极致：流水，天空，鸟鸣，彩云，还有那动人的弹唱和精美的典籍，成为了仙人也无比神往的净地。如今，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苏州再度焕发出勃勃生机。
有谓“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苏州素以园林美景而享有盛名。具有2500年历史的文化名城苏州，在《红楼梦》里被誉为“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富贵风流之地”必出“富贵风流之士”。与苏州有缘的古代文人都有以描写苏州园林为题材的佳作，如文徵明作《拙政园记》，归有光写《沧浪亭记》，吴梅村的《咏拙政园山茶诗》，翁覃溪的《跋拙政园记》等。可见苏州园林一直被一种文雅之气萦绕着。苏州园林何德何能，值得如此多文人为她挥毫泼墨？
苏州园林其实是具有深厚文化意蕴的“文人写意山水园”。那些古代的园林建造者都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能诗善画，造园时多是以画为本，以诗为题，通过栽花种树、凿池堆山，创造出一个具有诗情画意的景观，被誉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在园林中游赏，既像是品诗，又像是赏画。为了将园主的情趣、理想、追求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园林建筑与景观又有楹联、匾额之类的诗文题刻，有的以清雅的香草自喻性情高洁（拙政园“香洲”），有的以清幽的荷香自喻人品（拙政园“远香堂”）， 有的表现园主企慕恬淡的田园生活（网师园“真意”、留园“小桃源”），还有的追慕古人似小船自由漂荡怡然自得（怡园“画舫斋”）等，不一而足。这些洋溢着浓浓书卷气的诗文题刻与园林内的山水、建筑、花木自然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使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均显现出一种深远的意境，徜徉其中，可得到美的享受和心灵的陶冶。
现代著名建筑师童隽在《苏州园林》里这样写道：“中国园林实际上……是一处真实的梦幻佳境，一个小的假想世界。”
苏州园林并不把创造具体可见的园林形象作为终极目的，她所追求的是将形外之意表现出来，将园主寄托情怀、哲理和观念的理想审美境界表现出来。他们将自己对生活的感悟留在了这些亭台楼阁间，这些回环曲折的园林景致也在不经意间影响了他们的人生态度。
苏州园林虽占地较小，但古代造园家还是通过各种艺术手法，匠心独具地创造出了丰富多样的景致，在园中漫步，或见“柳暗花明又一村”，或见“庭院深深深几许”，或见曲径通幽、峰回路转，或见小桥流水、粉墙黛瓦，或是步移景易、变幻无穷。至于那些在脚下延伸不尽如锦缎般的铺路，那些形式多样、图案精致的花窗，那些仿若不经意间散落在各个墙角的小品，更让人观之不尽，回味无穷。
苏州园林是充满了自然情趣的“城市山林”，身居闹市的人们一来到苏州园林，就能享受到大自然的“山水林泉之乐”。在这个经过缩微的“自然界”中，“一勺代水，一拳代山”，园内的春秋草木枯荣和四季晨错变化以及山水花木的季相变化，使人们能够“不出城郭而获山林之怡，身居闹市而有林泉之乐”。
早在明代中后期，苏州便已经是整个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了，当真是“说不尽富丽乾坤，话不完繁华景象”（《四杰传》）。这无疑为市民文化的兴起提供了适宜的温床。文化的多元性又怎么能少了狂士的点缀呢？
余秋雨先生在《白发苏州》里曾这样诠释一个文人：“人品、艺品的平衡木实在让人走得太累，他有权利躲在桃花丛中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这个人就是唐寅。
唐寅（公元1470年—1523年），字伯虎，号桃花庵主，晚年信佛，有六如居士等别号。“明四大家”之一的唐寅，被誉为明中叶江南第一才子。他博闻强识，能书善画，吟诗作曲，经历坎坷，是我国绘画史上一位杰出的大画家。
唐伯虎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非常奇怪的存在。一方面，他鼎鼎有名，绝对算得上妇孺皆知；另一方面，多数人对他的了解却又不是因为他那出众的文艺才华，而是那些广泛流传的风流逸事。在一众影视剧中，唐伯虎往往被演绎成一个轻狂、好色、蔑视礼法的轻薄之徒，一个精力充沛钻营正统秩序的怪味青年，一个喜欢讲黄色笑话的下流坯子。对于年轻些的朋友来说，他们当然更乐意接受这样的唐伯虎，甚至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像唐伯虎一样的人。可是对于另一些严肃正统的学问家来说，这些无厘头的演绎完全掩盖了历史上真实的唐伯虎，演绎越多，对唐伯虎的伤害也就越深。
唐伯虎出生于苏州的一个小商人家庭里，其先祖曾是唐朝功臣，其父唐广德是一名商人。他深知功名的重要性，对唐伯虎的教诲亦可谓不遗余力，所以，唐伯虎虽然是“童髻入学”却“才气奔放”，从小就表现出一种极为出众的个人禀赋，而且，他时刻不敢稍忘关系到自己一生命运利禄的功名。无奈乡试刚过，成为“唐解元”的他便遭受了牢狱之灾。科举受挫之后，唐伯虎的事业自然也陷入了低谷，但也正是因为他的仕途无望，才无形间为中国文化史贡献了一位风流才子。对于唐伯虎本人来说，这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当然，也正是从这一时期起，唐伯虎才开始频频流连于烟花柳巷、脂粉堆里，创作了大量和女色与享乐有关的诗词及绘画作品。
余秋雨先生在《白发苏州》中说过，“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长，有几个才子型、浪子型的艺术家怕什么？深紫的色彩层层涂抹，够沉重了，涂几笔浅红淡绿，加几分俏皮洒泼，才有活气，才有活活泼泼的中国文化”。唐伯虎的诗词向来以“语殊俚浅”著称。他认为创作的目的就是抒发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并声言“人生贵适志，何用刿心镂骨，以空言自苦乎？”当时的文坛主流是以“前七子”为首的“复古派”，唐伯虎的这种观点无疑具有一种开风气之先的意义。俚俗入诗对唐伯虎在民间的文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他的这种创作态度还深刻影响了晚明文坛，不但使徐文长、袁中郎等人深受启发，甚至在清初“性灵派”文人的创作中也仍然可以看到他的流风余韵。
提到唐伯虎，自然就会让人想起那个名段“唐伯虎点秋香”。早在明代，嘉兴人项元汴的笔记《蕉窗杂录》上，就载有唐伯虎与秋香的故事。稍晚一些，周玄暐在《泾林杂记》一书中记载的唐伯虎与秋香的故事则更为详细，基本上形成了“三笑”的雏形。到了明朝末年，冯梦龙以《唐解元一笑姻缘》为题，又将其编进了流传甚广的《警世通言》中。明末还有孟舜卿写的《花前一笑》，单人月写的《花舫缘》等杂剧，这些杂剧通过舞台演出的形式走进了千家万户。实际上，根据《茶余客话》和《耳谈》等笔记记载，明代历史上确实有件为一个婢女而卖身为奴的事，不过男主角是一个名叫陈立超的书生，是好事者将它附会到了唐伯虎的名下。另据史家考证，秋香是明朝成化年间的南京妓女，姓林名奴儿，她比唐伯虎大了十几岁。而华太师则是无锡人，比唐伯虎要小27岁。所以，唐伯虎与“三笑”姻缘是没有牵连的。
唐伯虎在《伯虎自赞》中如是写道：“我问你是谁？你原来是我，我本不认你，你却要认我。噫！我少不得你，你却少得我。你我百年后，有你没了我。”我们不妨把它看成民间唐伯虎与现实唐伯虎之间的灵与肉的对话。其实，民间传说中的唐伯虎到底是不是他本人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传说感受到普通劳动人民向往自由的精神，同时也可以捕捉到他们追求自由的灵魂。所以，能够在漫长的中国文化史上寻到一位如此丰满、鲜明的风流才子形象，即便是虚构多于真实，也仍然值得安慰——毕竟，历史因他而变得格外鲜活、生动，不再寂寞。
苏州在文人的笔下熠熠生辉，文人在苏州的氛围熏陶下茁壮成长。苏州怎样能得以保存古文明而不被现代文明疯狂冲击？文人们怎样才能真切地触摸到苏州这一方水土的芬芳，而不致迷失？日子梭转而去，对蹉跎岁月的慨叹和对生命本真的敬畏，使一切浮华的、虚荣的东西都逐渐失去了原有的重量，取而代之的是对生命本源坦诚、透彻的领悟和追寻。
◎五湖范蠡载西施
千百年来，勾践的首府会稽，一直被称颂为“报仇雪耻之乡”，那么苏州呢，当然是亡国亡君之地。
——《白发苏州》
西施是春秋时越国有名的美女，与王昭君、貂蝉、杨玉环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其中又以西施居首。自古以来四大美女就是美的化身和代名词，享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的佳话。这“闭月”，指的是貂蝉拜月的故事；“羞花”，说的是杨贵妃观花时的故事；“落雁”，讲的是昭君出塞的故事；而“沉鱼”，就是西施浣纱时的故事。
西施，原名施夷光，天生丽质。有句俗语“情人眼里出西施”，意思就是说，恋人之间产生了好感，就会觉得对方像西施一样美丽无比。就像古人诗中说的那样：“草茅多奇士，蓬荜有秀色，西施逐人眼，称心斯为得。”
究竟西施有多美？标准的美人是怎样的呢？《诗。卫风。硕人》对于美人有一段经典的描写：“手如柔荑，肤若凝脂，领如蝤蛴，齿若瓠犀，螓首蛾眉。”手指像初生的茅草一样纤细白嫩，皮肤如凝冻的脂肪一样洁白柔滑，脖子像天牛的幼虫一样白嫩颀长，牙齿像瓠瓜的种子一样洁白整齐，额头宽广光滑好似蝉的脑袋，眉毛修长如同蛾子的触须。接下来还有两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仪态生动，神韵飞扬。
西施生于浙江诸暨苎萝村，因苎萝有东西二村，而她又恰居于西村，故名西施。家里靠她的父亲卖柴、母亲浣纱维持生计。西施常帮助母亲在水边浣纱，因此又称“浣纱女”。相传西施在溪边浣纱时，水中的鱼儿被她的美丽所吸引，看得发呆，都忘了游泳，以至沉入水底，故有“沉鱼”一说。西施天生丽质，禀赋绝伦，相传连皱眉抚胸的病态，都为邻村女所效仿，故留有“东施效颦”的典故。
西施最让人们记忆深刻的莫过于那场硝烟中成功的“美人计”。越王勾践三年（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击败越国，越王勾践退守会稽山（今浙江省绍兴南），被吴军围攻，被迫向吴国求和，勾践入吴为质。释归后，勾践针对“吴王淫而好色”的弱点，与范蠡设计策，“得诸暨罗山卖薪女西施、郑旦”，准备送给吴王。越王宠爱的一个宫女认为：真正的美人一定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美貌，二是善歌舞，三是体态。西施现在只具备了第一个条件，其他两个条件还需要训练。于是，他们花了三年时间，教西施歌舞和步履、礼仪等。西施发愤苦练，在悠扬的乐曲中，翩翩起舞，婀娜动人；接着又训练礼节，西施终于从一位浣纱女变成了修养有素的宫女，一举手，一投足，均显示出女性的体态美，待人接物，十分得体。然后，又为西施制作华丽合体的宫装，最后才进献给吴王。吴王夫差大喜，在姑苏建造春宵宫，筑大池，池中设青龙舟，日与西施为水戏，又为西施建造了进行歌舞表演和欢宴的馆娃阁、灵馆等，西施擅长跳一种“响屐舞”，夫差就专门为她筑建“响屐廊”，在数以百计的大缸上，铺上木板，西施则穿着木屐起舞。她裙系小铃，清脆的铃声和大缸的回响声，“铮铮嗒嗒”地交织在一起，让夫差如醉如痴。从此，夫差沉湎女色，不理朝政，终于走上了一条亡国丧身的不归路。
吴亡后，相传西施随范蠡驾扁舟，泛五湖，不知所终。《越绝书》如此记载。唐代诗人杜牧在所作《杜秋娘诗》中有：“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这里的“鸱夷”指的便是范蠡。不过在《史记》这部具有权威性的史书里，却没有关于西施的只言片语，不过对范蠡倒是有详尽的记载。那么范蠡又是何人呢？
其实，范蠡也是一个极具个人魅力的人物。无论从古代人的标准还是现代人的眼光去衡量，他都算是一个人中之龙。遗憾的是，他没能像那些功勋卓著的历史人物一样占据史书的重要地位。范蠡，字少伯，楚国人，春秋末年政治家、军事家、大商人，被后世尊称为“商圣”、“陶朱公”。《越绝书》中记载的勾践小城和山阴大城，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建立的。他将城郭建设的得山水之利而无旱涝之忧，能攻易守而基业可据，完全对得起后人所称之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上的一个杰作”。
范蠡曾在越国被任命为主持军事的将军，在齐国又被人们推举为主持政务的相国，后来归隐海滨，又成为家财万贯的巨富。因此，司马迁赞他“三迁皆有荣名”。而他功成身退，携西施泛于五湖，及忠言直劝文种：“越王为人长颈鸟啄，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寥寥数语，个人魅力彰显无遗。
灭吴之后，范蠡被封为上将军，他上书给勾践说：我听说主忧臣劳、主辱臣死。当年大王在会稽受辱，我之所以没死，就是为了今天。现在是到了我为会稽之辱而死的时候了。勾践对他说：我正要将越国的一部分分给你作为对你的酬谢，如果你不服从，我就杀了你。范蠡听了这话知道是时候急流勇退了，他喟然叹息说：我从计然那里学来的本领，已经让越国变得富强了，现在应该用在我自己的身上了。于是在一个深夜，范蠡收拾好金银细软，带着家人和手下，驾一叶扁舟泛于江湖，悄然而去。
已经离开是非之地的范蠡，想到了风雨同舟的同僚文种曾有知遇之恩，遂投书一封，劝说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文种看到这封信后，便称病不上朝。后来有人诬告文种，说他要造反，于是勾践便赐剑一把，让文种引颈自杀。勾践赐死的命令也称得上是经典，他对文种说：当年你一共向我献了七条计策，我只用三条就灭掉了吴国，现在你那里还有四条，你去地下我先王那里试试那四条计策吧。文种听了这话就自杀了。
范蠡辗转来到齐国，改姓换名，亲自带着儿子们在海边耕作，他们齐心合力，同治产业。因为经营有方，没过多久，产业就多达数千万钱。范蠡的美名也不胫而走，齐国上下一致称赞范蠡。齐王于是下诏，要拜范蠡为相。然而一心归隐的范蠡婉辞不受，他迅速将财产分给亲戚朋友和乡里邻居，从小道离开了齐国，再次隐居埋名来到了陶，变易姓名为“陶朱公”。因为陶的地理位置很好，往来贸易频繁，范蠡便做起了生意，没过几年，又置下了千金的产业。《史记》中载“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天下人都称赞陶朱公是最会做生意的人，拜其为文财神。
范蠡凭借着自己出色的智慧成就了春秋晚期吴越争霸的传奇，而且他本人也因能够适度掌握进退之间的步伐而得到善终。相比起来，文种的结局就显得悲凄了些，后人这样评论道：“文种善图始，范蠡能虑终”，这样一来，就更加显示出了范蠡那迷人的智慧之光。
西施与范蠡究竟有何瓜葛，一直都无从考证。《史记》中《越王勾践世家》与《货殖列传》中都提到了范蠡却没有西施的只言片语，就更不用说这二人之间的关系了。有关西施的结局众说纷纭。有人说她被沉于大海，有人说她随着范蠡归隐西湖，当然还有更多其他的说法，西施的结局仍是有待探索的谜……即使是浪漫狂放的大诗人李白也不敢在咏西施时显得过分浪漫，只关于她的外貌吟道：“玉面耶溪女，青蛾红粉妆。一双金齿屐，两足白如霜。”
十里洋场看浮沉
◎上海的前世今生
近代以来，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迹没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领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说得响亮一点，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一个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车上，还是在街道间，很快就会被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而是这种上海文明。
——《上海人》
走进上海，情不自禁会被满眼的霓虹刺伤眼睛。过去，上海曾是华丽的“十里洋场”，现在，它又是璀璨的“东方明珠”。上海的历史，总是就近地引诱着你，使你不得不去尽可能地了解它。余秋雨先生在一次活动中说：“近年来上海的经济发展全球瞩目，但文化地位没有提升，仍站在一个小角落里，格局小而趋于琐碎。”在这里，他将上海同一些诸如纽约、巴黎这样的国际文化中心乃至中国香港、中国台北等城市作了比较，指出上海成为全球文化中心城市的条件、潜力俱在，可惜文化现状却不尽如人意。
为何今天的上海，文化地位与经济地位不相称？余秋雨先生指出上海文化近年来愈发陷入地域文化、信息文化的迷雾以及一种“求稳、怕惹麻烦”的心理迷雾中，不但距离文化中心尚远，反而连自身的文化形象都变得愈发模糊。
曾经，“海派文化”是一面旗帜，代表了一个时代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然而，这座在短短百年内书写了太多传奇色彩的城市，还太年轻了，登上历史舞台才过百年的它，承载着太多无法担负的厚重。易中天教授在《读城记》中将上海定位为“滩”，说它是中西两大文化浪潮冲击而成的产物。其实，把上海说成是中西两大文化浪潮冲击而成的产物实际上是抬举上海了，至今，历史感的匮乏仍是上海人心中剜不去的一道伤疤。上海的城市发展史同西安、洛阳、南京、北京等历代的大都市相角逐，显然有些势单力薄，只需上溯至1840年，便可粗略浏览上海的全貌。如果没有海洋经济的到来，上海也只不过是个偏安一隅的小城市。历史上它归属松江府直辖，仅仅作为一个江海畔的边陲小镇。所以，西方文化对上海的影响比中国其他地方更深一些。上海作为欧美文化在中国最早的落脚点，当全国各地都还在“之乎者也”时，上海滩已经有了“洋火”、“洋货”。在明朝中叶时，上海人还一度为自己有个“小苏州”的称呼而自豪，而现在，全国诸多城市争着自诩“小上海”。
许多人都认为上海是一座商业味道极为浓厚、市场经济非常发达的城市，却似乎少了些文化底蕴的积淀。余秋雨先生认为，文化的特点就是不能从表层来看，文化都是潜伏在深处的。上海现在所出现的景象与它在灾难的岁月里生存的潜伏密切相关，我们要寻找它潜伏了什么。
上海是有文化的，它既受到西方思维模式的影响，也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缔造。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无论电影、文学、戏剧、艺术等方面，上海在全国都是独领风骚的。很多接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人都在上海逗留，造成传统国学与西方文化的大汇集：鲁迅、巴金、张恨水、张爱玲、胡蝶、阮玲玉各种文化名人层出不穷。上海的出版业在民国时期可谓是首屈一指，直到20世纪中叶还是全国的出版中心。但是现在，更多的出版社都居于北京了。余秋雨先生说，“人们一谈上海文化往往想到海派文化，这就讲浅薄了”。现在上海人所痴迷的“海派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一种怀旧文化。有一些上海人有着深深的恋旧情结，这既是对往昔辉煌的向往，也是对上海情趣的迷恋。
从上海的城市历史来看，上海本地人主要是指浦东、宝山、南汇、嘉定、松江等地的原住民。“上海人”这个概念存在的时间也只有百年左右，所指的范围包括原住民与上海开埠后从江苏、浙江等地区迁入的移民，其中尤其以苏北和宁波的移民人数最多。
改革开放后，各地的移民纷纷拥入上海，他们被称为“新上海人”。另外，以市区和乡土来说，上海人还可以分成两类，一是市区上海人，也就是原来的城市户口民众，一是郊区上海人，主要是原来的农村户口民众。市区上海人是由之前的移民形成的。郊区上海人则是原本的上海人或松江府人。上海从江苏省独立为直辖市的时间并不算太长，而上海各郊区县则是在1958年才从江苏省划归到上海市的。在上海郊区，通常将上海市区称为上海。
因为历史和文化的原因，上海人的价值观和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完全不同。他们崇尚自由竞争，实力至上，对一切事物都用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加以考量。而且，对于生活品质的要求，上海人也普遍比一般中国人高出不少，这或许是因为上海是中西文化的交汇之处，海纳百川地自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地域文明，虽然异于传统的中原文化，但也带着江南文化的古典细腻。张爱玲曾这样形容上海人：“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浑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
上海人的习性、上海人的品质都凝聚在上海文化这个大的范围之内，上海人城府很深，并且带着一丝高傲和漠然。余秋雨先生关于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及上海人的人格特点的论述，对于中国现代的文化礼仪走向，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无疑有着很强的启示作用。如果上海人可以将自己地区性格中的缺点改掉，而其他各地区人民也可以引以为戒的话，那么和谐社会的到来也就不远了。上海人有一个特点和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习惯十分接近，那就是不讨论他人是非，不暴露自己隐私，使自己和他人都可以拥有一定的安全距离。关于这个习惯在学术领域中的养成，余秋雨先生说得非常明白：“在文化学术领域，深得上海心态的学者，大多是不愿意去与别人‘商榷’，或去迎战别人的‘商榷’的。”
余秋雨先生在《古本江先生》中谈道：“就一座城市而言，最好的文化建设是机制，是气氛，是吐纳关系，是超越空间的策划能力和投资能力。”上海在对待外地人上似乎显得有些小气。在上海，“外地人”这个概念，显然含有贬义，或者含有对其文化不以为然的意思，直接地表现了上海人的一种文化优越感。的确，上海人的优越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所有人全都一样，彼此不分你我，那又何必要区分本地、外地？事实上，上海人确实通常是在表示鄙夷时才会用到“外地人”这个概念的。现在在上海大街上走的最多的人倒都是一些外地人，所谓“新上海人”，他们在上海占了巨大比例，余秋雨先生说“他们以后可能很成功”。
有关上海话的争论一直炒得很热。有人认为上海人就是以这个来和全国人民划清界限的。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方言，四川话、河南话、陕西话，就连北京也有。上海人在一起时只说上海话，这和其他任何方言区的人见了老乡都会说方言是一样的习惯，方便亲切，不值得诟病。当然，上海话也的确难懂、难学，这在客观上确实将上海人和外地人清晰地区分开来，成就了一部分事实上的“排外”功能。
上海人通常讲的上海话，是属于流行于江南的吴语。上海话的历史不过才七百多年，远远不及苏州话和松江话的历史，但是上海话是一种极富特色的方言。它有新旧交杂语言跨越度远、南北融会语言宽容度高等特点。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话达到了它的黄金时期。上海的作家们将意译或者音译的很多英文单词，用到自己的作品中去，通过当时上海非常发达的各种平面媒体进行传播，然后又被普通话吸收。但是近二十年来，由于普通话的强势与对普通话的过度依赖，上海话的造词能力严重衰退。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上海各学校统一用普通话授课，在学校里，无论课内课外都不得使用上海话。政府在媒体传播方面也几乎取消了所有上海话的栏目。现在许多上海儿童已经不能全部使用上海话来和他人沟通了，甚至还出现了全然不会讲的情形。
上海话的处境严峻，有可能会是中国主要方言中最早消失的一个。近年来，上海舆论界掀起一股“保卫上海话”的浪潮。如果上海话一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保护和发展，相信不久以后，它就要成为历史文化遗产，留在上海人的记忆中了。
余秋雨先生在《河畔聚会》中说道：“有不少城市因高傲而作茧自缚，冷眼傲世，少了那份热情；而更多的城市则因宽容而扩充了污浊，鼓励了庸俗，降低了等级，少了那份轩昂。一个人可以不热情、不轩昂，一座城市却不可。这就像一头动物体形大了，就需要有一种基本的支撑力，既不能失血，又不能断骨，否则就会瘫成一堆，再也无法爬起。热情是城市之血，轩昂是城市之骨。”从上海人和上海话来看上海文化，觉得用“海纳百川”来形容最恰当不过了。其实上海的文化底蕴并不像一些人想的那么肤浅，在它的背后，只是没有容纳这么厚内涵的时间而已，而且“海纳百川”作为一顶大帽子，上海已经戴了许多年，压力亦如从前。作为一个临海的城市，上海市标上一直飘扬着上海人乘风破浪、“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激情。只有拥有海纳百川的胸怀，掌控时代的能力，高瞻远瞩的境界，才能够得上“文化”二字。
或许，余秋雨先生的提醒不无借鉴意义：“并不是说石库门，越剧、沪剧、滑稽戏不好，但是在守住现有文化的格局上，上海应该想想如何创造影响力更大的文化。都说上海是‘海派文化’，但是真正的上海文化代表，他们的成功恰恰是因为超越‘海派’，走向了更大的格局。”
◎上海文明首创者
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
——《上海人》
坐在徐家汇天主教堂里，你会深深地陷入这片静肃的时空弥漫中。这里是上海天主教集会最大的场所。如果说上海这座历史不算悠久的城市，在近代和当下都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是中西文化的交融点，那么它的文明渊源都可以从徐家汇找到。
徐家汇最早是几条河流交汇的地方，直到晚明，徐家汇仍是江苏的一个三等县城，上海郊区的一个普通村落。它在明末开始名闻遐迩，进而发展成为中西方文化的交融点，如代表中西文明的近代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天主教堂等诸多物事都会聚在这里，经历了一个从自然地理向人文地理特征过渡的阶段；然后它又顺着淮海路扩展到近代老上海外滩和当代新上海陆家嘴。这一切说起来，不能不归功于上海文化的开山鼻祖——徐光启。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当时前所未有的上海文明的高度。
在传世的画像（明代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徐光启消瘦憔悴的脸庞，以及眉目间透露出的深深忧虑。1562年，徐光启出生在上海的一所老宅子里，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婴孩将官至一品，光耀千古，成为古代历史上最有名的上海人。徐光启一生忧国忧民，这与他贫困的出身有很大的关系。徐家由农而贾、又由贾而农，家道三起三落，而徐光启正好诞生在这第三次中落后的谷底。为走出贫困、光宗耀祖，徐光启走上了漫漫的科举之路。当年他去应乡试时，必须要自己担着行李在江边冒雨而行，而他母亲在家中竟至断粮。徐光启19岁便中了秀才，但直到他42岁那年，才中了进士，这条科举之路整整持续了23年。进入仕途的徐光启也不是一帆风顺，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风雨飘摇，外有满洲后金虎视眈眈，内有武装叛乱此起彼伏。徐光启夹在中间曾几度被“下课”，还遭阉党打击，受到“冠带闲住”（免去官职，但保留官员身份和相关待遇）的处置。
但是，这个精明的上海人在仕途上也算是一个“得济者”了。余秋雨先生认为他“非常善于处世，并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但是，从客观的角度说，徐光启能留名千古，并非因为他官大。
从徐光启的生平来看，他继承了古代文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而且做到的官职不小，相当于明代宰相的位子。但他并没有满足于这些，他满怀报国热情，将毕生的精力和学识投入到各种他能够（至少是希望能够）有所作为的领域。余秋雨先生在《上海人》中这样评价他：“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拼死苦谏，不像江西人汤显祖那样挚情吟唱，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的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
徐光启一生所做的重要事情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中，练兵造炮和组织编纂《崇祯历书》是他投入心力最大的。
作为中国的科学家，徐光启提倡农学，引进番薯，所编著的《农政全书》，对于那时处于农业经济时代的中国封建王朝的作用，不啻信息技术对于当代社会，而且这本科学著作都是经过他亲身实践而写出的。徐光启最大的成就要数他在主持历局期间，召集来华耶稣会士修订编纂了堪称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的《崇祯历书》。《崇祯历书》及其所依据的天文学理论，奠定了后来中国近三百年天文历法的基础，成为此后两百多年间中国的官方天文学体系。直到今天，我们所用的农历也还是以《崇祯历书》为基础的。
在惠泽后人的科学成就上，徐光启还具有中西融通的本领。余秋雨先生在《文化以沟通为业》中说过“中华文明之大，相当一部分取决于它的普及企图和传播力量”。徐光启和利玛窦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正体现了这一点。《几何原本》是中国第一本科学著作，虽然徐光启和利玛窦合作的只有前六卷，但对中国人的世界观，由单纯的代数式时序认知，转变为复杂的时空连续性认知，起了极大的作用。徐光启在这本书里给“几何”下了定义，即研究点、线、面、体的学问。这句话在原书里是没有的。他还发明了点、线、面、平行线、直角、钝角、锐角、三角形、四边形等术语，都为后人沿用下来。从此，“几何”才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学科代名词，逐渐演变成为我们今天理解的数学概念，并且这一专有名词还东传到日本等国。同时他还将一些其他的测量算法书籍也进行了翻译，这些在当时封建家长制的明朝都是极其难得的。
实际上，徐光启也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军事史中第一个提出火炮在战争中应用理论的人，称其为一名杰出的军事家也不为过，因为他为练兵一事长期投入了极大的精力。除了一直向朝廷呼吁练兵、守城、造炮等事，还积极联系引进西洋先进的火炮技术。1619年，徐光启亲自拟定了《选练条格》，亲自考核挑选士兵，开始操练。但因朝廷官僚机构腐败、军饷不充足等原因，致使他亲自练兵的努力付诸东流。
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的徐光启，有着自己的信仰，他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成为天主教教徒。在历史上，欧洲基督教曾三度入华，最终让“西教”在中国士大夫阶层中生根的是意大利籍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徐光启并不是由利玛窦洗礼的“西教”信徒，却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西学”经典名著的第一位中国天主教徒。徐光启全力倡导如果中国要保持先进与文明的地位，就必须“易佛补儒”，而要振兴中国文明，就要承认四海之内皆有圣人。依他看来，“泰西”宗教和科学相结合的意蕴，就可成为改造当时学与术的楷模。
徐光启只能算是一个边缘文人，并不能代表中国文化人格的典型。余秋雨先生称“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异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谥，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中西合璧在他身上可以说得到了一种极好的诠释。
明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71岁的徐光启在北京去世。去世前夜，他已由内阁三辅的东阁大学士晋升为次辅文渊阁大学士。在当时看上去他似乎应该算是一个“福寿双全”的人。可是，临终前家人发现他所剩银子不足十两，盖在身上的是一条被暖壶烫了窟窿的旧被子。御史报告给皇帝，说徐光启“盖棺之日，囊无余资”，请皇帝“优恤”。于是皇帝追谥徐光启为“文定”，所以徐光启也被后人称为文定公或徐文定公。现在徐光启墓旁边的文定路就是因此命名的。
徐光启身为高官，不敛财，不纳妾，清正廉洁，竭尽一生精力企图富民强国。他主持修订历法，历时三年，仅用银870余两。就在他去世的当天，他自知不治，上疏交代清楚了修历局的钱粮等交接事项，其清正廉洁，朝野共叹。兰德曼说过，人是文化的存在。人格是文化存在的形式之一，这其中就有着尊严和耻辱的蕴涵。
徐光启生前就已被中外人士尊称为“徐上海”，去世之后更是受到了中外历史学家的长久称道，理由就在于他对晚明中西文化交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美国学者莎朗。佐京曾说：“谁的城市，谁的文化。”也许一个都市的文化就是一个个平凡人的体现，而那些留下历史记忆的人物总会代表着一个文明的高度。
万里王程三峡外
◎三峡流泉几千里
过三峡本是寻找不得词汇的。只能老老实实，让飕飕阴风吹着，让滔滔江流溅着，让迷乱的眼睛呆着，让一再要狂呼的嗓子哑着。什么也甭想，什么也甭说，让生命重重实实地受一次惊吓。千万别从惊吓中醒过神来，清醒的人都消受不住这三峡。
——《三峡》
三峡，自古以来就是我国自然风光和人文风光结合得相对完美的文化场所。余秋雨先生在国外时，曾有一个外国朋友问他，中国哪里最值得去？只说一个。余秋雨先生说：“这样的提问我遇到过许多次了，常常随口吐出的回答是：‘三峡！’”据古人类学家研究，早在距今两百多万年以前，三峡地区就已经有了人类祖先的遗迹。巫山大庙区龙骨坡发现的三峡人类化石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这一发现充分证明了三峡地区是亚洲古人类的起源地之一。
长江三峡流淌着、充斥着诗的韵律：神奇秀美的大宁河，从巫溪到巫山，将山民的祈盼溶入河流，把一串串精巧的故事讲述给长江。位于巫山县城东约十五公里处的大江北岸有座神女峰，又叫望霞峰，是巫山十二峰之一。因为一根巨石突兀于青峰云霞之中，宛若一个娉婷婀娜、美丽动人的少女，所以叫做神女峰。古人有“峰峦上主云霄，山脚直插江中，议者谓泰、华、衡、庐皆无此奇”之说。每当峰顶云烟缭绕，那人形石柱就仿佛披上了一层薄纱，更显得脉脉含情，妩媚动人。每天第一个迎来灿烂朝霞的是她，最后一个送走绚丽晚霞的也是她，所以又叫“望霞峰”。
巫山十二峰各具特色，千姿百态，楚楚动人，其中以神女峰最为著名。这里有着宋玉“神女赋”中楚襄王和神女幽会的故事，神女瑶姬下凡帮助大禹治水的传说；那酷似少女之巧石倩立峰侧，使得神女峰独领风骚千年。历代文人骚客为此峰写下了无数诗词歌赋以作赞颂。1956年6月，毛泽东主席在《水调歌头。游泳》中写道：“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如果将三峡的汹涌奇险比作力量、阳刚、激情，那么神女峰的宁谧与传说则带着神秘的美好陪伴着这力量、这阳刚、这激情。无以为报，三峡唯有以湍急的浪和呼啸的风作为无言的酬谢。正巧李白等诗人正执著游吟，游走于险山恶水间，找寻不同形式的美。神女峰的美好和独耸千年的寂寞正被诗人以锐利的眼和澎湃的情浅浅唱出。一个虽然残破却仍停驻在整个民族心中的神话就这样被描述了出来。“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远古之时，西天王母的第二十三个女儿——瑶姬，就住在瑶池宫里。她在紫清阙中，跟着三元仙君学到了变化无穷的仙术，被封为云华夫人，专门负责教导仙童玉女。
但是瑶姬生性好动，根本耐不住仙宫里的寂寞生活。一天，她带着自己的侍从，偷偷离开了仙宫，来到东海。但是，当她看见大海的狂风大浪给人间造成了严重的灾难时，便离开东海向西而去。一路上，仙女们飞越崇山峻岭，阅尽了人间奇景，好不快活。哪知当她们来到云雨茫茫的巫山上空时，却发现十二条蛟龙正在兴风作浪，危害人间。瑶姬大怒，决心为民除害。于是，她按住云头，用手轻轻一指，只听惊雷滚滚，地动山摇。
等到风平浪静之后，十二条蛟龙的尸体化作了十二座大山，堵住了巫峡，壅塞了长江，使得滔滔江水漫向田野、城镇，今天的四川一带变成了一片汪洋。
为了治理水患，治水英雄夏禹立即从黄河赶到长江。可是，山高水急，如何才能采用开山疏水之法呢？正当夏禹万分焦虑之时，瑶姬为他那百折不挠的精神所感动，唤来童津、黄摩等六位侍臣，施展仙术，帮助夏禹疏导三峡水道，使洪水畅通东海。夏禹得知仙女暗中相助，便登上巫山，想找瑶姬道谢。上得山来，只见眼前有块亭亭玉立的青石；不一会儿，青石化成一缕青烟，袅袅升起；接着又形成朵朵青云，霏霏细雨，游龙、彩凤、白鹤翱翔于山峦峡谷之间……夏禹正在纳闷儿，端庄美丽的瑶姬突然出现在他眼前。瑶姬说：“你治水有功，不过还应该懂得天地间事物变化的道理。”说着就取出一部治水用的黄绫宝卷交到夏禹的手里。
水患虽已得到治理，但瑶姬却仍未离去，她依旧屹立在巫山之巅，为百姓驱除虎豹，为行船指点航路，为治病育种灵芝，为人间耕云播雨。年复一年，她忘记了瑶池，也忘记了自己，终于变成了这座令人向往的神女峰；她的侍从也都化作一座座山峰，好似一块块屏障、一名名卫士，安静地守立在神女身边。神女峰的传说，在巫山一代流传甚广，古代的巫山百姓为了纪念他们心中的神女，将她尊称为“妙用真人”，还在飞凤峰山麓，为她修建了一座凝真观（神女庙）。山腰上还有一个平台，就是神女向夏禹授黄绫宝卷的授书台。
三峡，自古就是属于真正的诗人的，直到今天也不曾改变过。余秋雨先生在《三峡》中说道：“华夏河山，可以是尸横遍野的疆场，也可以是车来船往的乐土；可以一任封建权势者们把生命之火点燃或熄灭，也可以庇佑诗人们的生命伟力纵横驰骋。”
庄子云：“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蜀道三千，峡路一线，历代文人无论是春风得意还是潦倒落魄，无一不向往得“至美”而成为“至人”。一叶扁舟，一双草鞋，放情三峡，得山水至乐，日夕忘归。奇伟三峡的“至美”，在文人骚客的巨腕之下，垒起了延绵千年的三峡散文风景线。从屈原的《橘颂》、宋玉的《高唐赋》、郦道元的《江水。三峡》，发轫至今，描写三峡的散文名篇便浩浩瀚瀚，流淌于文人墨客的游踪墨痕之中。历代文人巨擘，或畅游三峡，或迁谪巴楚，驾言出游，叩舷而歌，饱餐风月，回舟返棹。出则鱼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放旷于一咏一殇的自在之中，纵情于猿声如织的山水之间，捋须放歌，将无数璀璨的散文名篇，撒入散文历史的长河星空之中。仅就一代文宗欧阳修而言，他一生创作散文500多篇，其中记游三峡的散文就多达50多篇，部分手迹至今仍镌留在洞壁石碑之上，散文与万万年的三峡携游同行。
重庆奉节县白帝城是三峡的起始点，位于瞿塘峡口的长江北岸，东邻夔门，西傍八阵图，三面环水，雄踞水陆要冲，气象萧森，是历代兵家的必争之地。
白帝城原名子阳城，是西汉末年割据蜀地的公孙述所建，并用以屯兵积粮。因城中一井常冒白气，犹如白龙，所以他认为此乃“白龙献瑞”，并借此自号白帝，将此城命名为白帝城，改城池所在之山为“白帝山”。公元37年，东汉开国皇帝汉光武帝刘秀发兵攻蜀，公孙述不敌，战死。蜀人为纪念这位“白帝”，特地在白帝山上修建了一座庙宇，并供奉“白帝像”，这就是今天的白帝庙。而白帝庙后来之所以名声大噪，却是因为和三国英豪搭上了关系。公元222年8月，刘备在夷陵之战中大败于东吴，兵退夔门之外，从此一病不起。临终之时，于白帝城附近的永安城（今四川奉节县的夔州城）永安宫托孤于诸葛亮，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帝托孤”。约在唐代之前，白帝庙处就增建了祭祀刘备的先主庙与祭祀诸葛亮的诸葛祠。到了明代，公孙述的塑像被毁弃，庙内代之以刘备、诸葛亮、关羽和张飞的贴金塑像。自此，“白帝城内无白帝，白帝庙祭刘先帝”。
白帝城是观看“夔门天下雄”的最佳地点。在这里可以欣赏到夔门的雄壮气势。绕至庙后，可观蜿蜒秀美的草堂河从白帝山下入江。历代著名诗人杜甫、李白、白居易、刘禹锡、黄庭坚、苏东坡、范成大、陆游等都曾登白帝、游夔门，写下大量诗篇，故白帝城又有“诗城”这一美誉。
李白的七绝《早发白帝城》，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佳作：“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在李白写出这首诗的四年前（公元755年），震撼唐帝国的“安史之乱”爆发了。在这次战乱中，当时的皇帝唐玄宗不得已逃往四川。后来，唐玄宗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李亨，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不久，唐肃宗的弟弟永王李粼起兵东下，想和唐肃宗争夺皇位。当时的李白隐居在庐山避乱，并不知晓此中情由，出于一腔报国热情，加入了永王的幕府。公元758年，永王遭到镇压，李白也因此而被牵连，在浔阳（今江西九江市）入狱，被判长期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第二年西行至巫山时遇赦，即从白帝城乘船返回金陵（今江苏南京）。这首诗就是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春天他到达江陵时所作，抒发遇赦后无比欢畅的心情。
从白帝到江陵，要穿越七百里三峡。这里山势雄奇，林木葱郁，上有变幻多端的云霞烟雾，下有惊心动魄的急流险滩。然而面对这一切，归心似箭的诗人全不在意，只听闻两岸山上猿猴的叫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就像在为自己夹道送行一般。本来猿声悲哀婉转，让人听来有凄凉之感，但此刻诗人并没有把猿的啼叫放在心上，反而借它来映衬出船的速度之快。这时船已如离弦之箭一般，在此起彼伏的叫声中掠过峡谷，把一道道山峦抛到身后去了。李白以58岁的年龄，流放夜郎，抛妻别子，前途未卜，忽然遇赦，得以归家，心里自然十分欢喜。余秋雨先生在《狼山脚下》中说过，“长江的流程也像人的一生，在起始阶段总是充满着奇瑰和险峻，到了即将了结一生的晚年，怎么也得走向平缓和实在”。也许李太白此时的心情就是这样的吧。
真正的诗人，是在湍急的江流和险峻的峰峦之间以一叶扁舟把酒临风，沉着而动情地吟出心中精神与感动的人，就像李白在白帝城悄然登舟，没有多大事由，没有多大仪式，却被传记千年。而那些驰骋沙场的战将和战事则随着滔滔江水滚滚东去。三峡，是名副其实的诗歌的摇篮，有《早发白帝城》作证，有李白作证。请那些在青灯黄卷间搔首苦吟的人们不要再写诗了，那模样原不属于诗人。
余秋雨先生说：“在李白时代，中华民族还不太沉闷，这么些诗人在这块土地上来来去去，并不像今天那样觉得是件怪事。他们的身上并不带有政务和商情，只带着一双锐眼、一腔诗情，在山水间周旋，与大地结亲。写出一排排毫无实用价值的诗句，在朋友间传观吟唱，已是心满意足。他们很把这种行端当作一件正事，为之而不怕风餐露宿，长途苦旅。结果，站在盛唐的中心地位的，不是帝王，不是贵妃，不是将军，而是这些诗人。”
三峡，不仅留下了珠泪轻垂的神女、把酒游吟的诗人，还留下了满目的热泪和亘古不变的奔腾瑰丽。
◎都江堰水沃西川
它的水流不像万里长城那样突兀在外，而是细细浸润、节节延伸，延伸的距离并不比长城短。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长城摆出一副老资格等待人们的修缮，它却卑处一隅，像一位绝不炫耀、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只知贡献。一查履历，长城还只是它的后辈。
它，就是都江堰。
——《都江堰》
毫无疑问，都江堰是世界水利史上的奇迹，因为和它同时代或晚于它出现的水利工程都干涸了、断流了、淤塞了、废弛了，甚至永远地从地球上消失了。而都江堰不仅是唯一留存于世的无坝引水工程，并且至今仍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都江堰水利工程建于公元前256年，而长城最早是在大概公元前656年由楚国修筑的。余秋雨先生在《都江堰》中写道，“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长城半是壮胆半是排场，世世代代，大体是这样。直到今天，长城还常常成为排场”。这样的论调虽然有些冒险且备受争议，但余秋雨先生作了辩述：“有了它，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并且发出“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的赞叹。
这是对于古老的物质文化造福于后人的赞颂，也是对于那些积极投身于现实生活中的精英们的文化意义上的审美。端坐于河流之上，怀念一些人的名字，就像怀念他们流水一样干净而透明的身影。都江堰的建成和维缮不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千千万万在这里劳动过的人们共同智慧的结晶。李冰、文翁、诸葛亮、高俭、刘熙古、阿尔泰……站在都江堰两旁的是无数默默的身影，他们身居高位而俯首民间，他们的身影遥远而清晰……
余秋雨先生对于建造这个伟大工程的秦国蜀守李冰进行了高度的赞扬，这是赞扬都江堰，而非李冰，“他是郡守，手握一把长锸，站在滔滔的江边，完成了一个‘守’字的原始造型。那把长锸，千年来始终与金杖玉玺、铁戟钢锤反复辩论。他失败了，终究又胜利了……有了一个李冰，神话走向实际，幽深的天国一下子贴近了大地，贴近了苍生”。很可惜的是古书上并没有关于李冰生平的记载，那是因为秦始皇坑儒焚书以及秦汉时战争，使得档案文书损毁太多的缘故。
在2200多年前，那时还没有发明火药，蜀地的太守李冰为了治水，曾刻苦钻研数载，从而总结出了治水三字经“深淘滩，低做堰”，以及八字真言“遇湾截角，逢正抽心”。他们靠最原始的方式，以大火烧红岩石，然后冷却，利用冷热交替，将山崖推开一个缺口，这个缺口被称为“宝瓶口”。岷江水分流之后，其中一支就是从宝瓶口乖顺地流出，然后灌溉千里农田的，水流量因为这个工程而被很好地控制，即使遭遇滔滔洪水，也不会泛滥成灾，淹没下游的农田和村庄。宝瓶口与飞沙堰、鱼嘴，三点一线，共同组成了一个完美无比、天衣无缝、令人叹绝的都江堰。都江堰是全世界至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的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的水利工程。两千多年来一直到今天，仍发挥着巨大的效益。李冰治水，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都江堰不愧为文明世界的惊世杰作，造福万民的伟大水利工程。成都平原能够如此富饶，被人们誉为“天府”乐土，从根本上说，是得益于李冰创建的都江堰。所以《史记》上说：都江堰建成，使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我们有理由相信，假如没有李冰的出现，没有都江堰的修建，就不会有航运便利、农业丰收、丰衣足食、富足安定的成都，汉代中国的五大都会也会因此而缺少一个。成都这座城市必将和其他缺水的城市一样，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成都因水而生，因锦而盛。如果没有都江堰，成都就不可能有濯锦浣纱的锦江，也就不可能有闻名世界的蜀锦，“锦城”或许会成为另一个城市的美誉；如果没有都江堰，成都就不会成为“文章冠天下”的文化中心，就不可能有“天下诗人皆入蜀”的朝圣似的聚集。而对盛唐的诗人们来说，他们诗意的耳廓必将损失惨重，因为即使他们沐浴在洁白的月光下，也无缘听闻成都的美女们在锦江边濯锦的水声和嬉笑声。刘禹锡也许会懊丧地掷笔于地，因为他写不出“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鸳鸯锦，将向中流匹晚霞”这样美妙的佳句。杜甫也许会在刚刚吟到“晓看红湿处，花重——”时突然卡住，因为他不知道，除了“锦官城”还有什么可以更贴切地形容成都。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在成都建成大约43年后，李冰在它的西北地区修建了水利工程都江堰，从此，一座影响了整个中国历史的城市在都江堰的滋养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李冰不仅是—位爱民的地方官，还是一位杰出的科技专家。他在四川任职期间，不但创建了造福万世的都江堰，而且还建造了许多有益于民的工程。比如，他在成都市造了七座桥，修石犀溪；在广部凿盐井；在祟庆县修建文井江；在宜宾治理水道；在乐山三江江流处治理河道；在什邡县疏通洛水河道，引水灌溉。他的功绩，当真算得上是“泽被千秋”，万古不朽，其巨大的科学价值与经济效益，在人类史上至今仍是首屈一指的。
当然李冰的治水之功不能只算在他一人身上。除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建设外，还有他的儿子李二郎。史料中关于李二郎的记载非常少，而且众说纷纭，有的说确有其人，有的说子虚乌有。宋代著名的理学家朱熹在《朱子语》中说“溜口二郎乃是李冰第二个儿子”，于是，宋贞宗“御刺李二郎神碑”。这样一来他也就正式成为李冰家族中的一员了，成为辅佐其父成就伟业的元勋之一，千百年来受到广大民众的推崇、敬仰和膜拜。
中国人有句老话：创业难，守业更难。创建都江堰的伟绩丰功无疑是属于李冰的，但要永远保持也确非一件易事。两千年中，暴雨连降，特大洪灾，白浪滔天，决堤泛滥，农田淹没，沃野平原汪洋一片的事时有发生。因此，历朝历代都把维修都江堰作为当时的一件大事。回望历史，汉文帝时的蜀郡守文翁，三国时的蜀国丞相诸葛亮，唐贞观年间的孟州长史高俭，武则天时的彭州长史刘易从，唐玄宗时的章仇兼琼，唐末的四川节度使高骈，宋代的赵不白，元代的李秉彝、吉当普，明代的卢立羽、施千祥，清代的王来通、丁宝祯、强望泰，民国时的张沅等都为修固完善都江堰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成为都江堰的功臣而被载入史册，名垂千古。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早在一千多年前，一代诗圣杜甫立于挺拔峻美的玉垒山麓、浩荡奔流的岷江之侧，临江迎风，忍不住豪气干云，朗声吟诵出他胸中的壮丽诗篇，脱口而出一首《登楼》，遂成千古名篇，世代传诵。而激发他创作灵感的，正是他脚下汩汩东流的秦时水，润泽万物的都江堰。
杜甫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肃宗时，官至左拾遗。公元759年弃官，移家成都，筑寓草堂。一度任剑南节度使严武幕府参军，严武奏为检校工部员外郎，人称杜工部。杜甫寓居成都期间，遍游巴山蜀水，因为都江堰与成都相距甚近，便成了杜甫必来之地，也让杜甫留下了许多传世名篇。
杜甫看见了李冰用以镇水的石牛时，曾写下了诗句“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五犀牛。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今年灌口损户口，此事或恐为神羞。”“修筑堤防出众力，高拥木石当清秋，先人作法皆正道，诡怪何得参人谋。”“安得壮士提天纲，再平水土犀奔茫。”这些都是破除迷信、倡导科学的好诗。在游览宝瓶口时，杜甫写下了“灌口江如练，吞崖雪似银”的诗句。参观青城山时，杜甫又留下了千古名句“自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为爱丈人山，丹梯近幽意”。观看岷山沱江画图时，他又写下了“沱水临中坐，岷山到北堂”这样的诗句。
一代诗圣因都江堰而感慨万千，由此可见一斑。孔子说：“智者乐水。”《淮南子》说：“有象之类，莫尊水。”司马迁说：“水之为利害也。”宗炳说：“山水质而有趣灵。”都江堰是科技的都江堰，同时也是文化的都江堰，它奔涌了两千多年的水文化源远流长，沉厚凝重，灌溉了天府之国，滋润了巴蜀文明，甚至永久性地哺育着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