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实在是个古老的话题，也是个答案不一的话题。孔子说性相近，孟子说人性善，荀子说人性恶，告子说无所谓善恶，又说食色性也，等等。人性，顾名思义，就是指人的本性，是指人之所以为人应有的正面、积极的品性，比如慈爱、善良等品性。人性是目的与智慧的统一体，是运用自身智慧来实现自身目的的过程。艺术批评的任务，就是到作品中去发现、命名这样的人性概念。
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的自序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精神和体魄总是矛盾，深邃和青春总是无缘，学识和游戏总是对立，那么，何时才能问津人类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这显然是一个具备人类文化普遍性的问题，余秋雨先生正是希望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的探寻，从中获得有益的启发，不仅是在人类文化意义上，更重要的是在现实文化人格的甄选和塑造上，有助于我们走出当前混乱的窘境。
在人类的众多情感中，亲情总是被列为最稳固和最美好的感情之首。她是情感世界里最美好的玫瑰，是人生必不可少的谨慎财富。“问世上有几多爱，流露无限美善象，世间舐犊情深，永不改变……俗世幸有这种爱，流露人类至善，能在这哀乐人生，令我心内暖。”《道德经》有云：“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大爱不言，最伟大的爱是用言语无法表达的。友谊是一种温静与沉着的爱，为理智所引导，习惯所结成，从长久的认识与共同的契合而产生……人生不能没有朋友，生活不能没有友情，没有经历过友情历练的人是寂寞的。也许对于友情的渴求正是源自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寂寞。友情的需要产生于寂寞感，而寂寞感更多地产生于心灵的距离。
战国时期的爱国诗人屈原，在他的作品《楚辞》和《离骚》中，尽显自己宽阔的胸襟、自尊的人格和高尚的品质；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道尽了人生的真谛，生命的意义；郑板桥的“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种视官位如粪土的脍炙人口的名句，至今令人回味。这些伟大文人的傲骨，至今仍闪耀在我们的心中。不过，“在中国历史上，有一大群非常重要的人物肯定被我们历史学家忽视了。”他们就是小人，小人可憎，小人可恨，小人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他们的伎俩值得我们进一步地“鉴赏”和“领悟”。
我们有很多种词汇来描绘心灵上的震撼，比如说感动、愤怒、喜悦、宽慰……人类一直是在不断追求物质和精神的过程中成长，而这个过程就是生活。完整的人生正是要把精神和物质的追求统一起来，使其变得和谐融洽。余秋雨先生正是以一种看似平淡的笔调阐释了人性中最深刻的美与丑，出色地完成了对生活和人生的思考及诠释。
乌鸦反哺，羊羔跪乳
◎十月胎恩重
大概是教育所致，我一直相信，家庭亲情，应该让位于社会大道。历尽灾难方才明白，家庭亲情本是社会大道，尤其在家破人亡、饥寒交迫的时代，更是这样。
——《那一叠纸条》
余秋雨先生在《借我一生》整本书中，一直在表达他浓浓的感恩之情。感恩的对象，包括父母，包括叔叔，包括遭遇，包括上天，鸿蒙而又伟大。在谈到为什么书名取作《借我一生》，而不是其他的时候，余秋雨先生说“我的一生其实是长辈们不断地在向上天，向大地，向空间，借取着什么东西……”其实，我们又何尝不是呢？
亲情，这个让人感觉温暖的字眼，有的时候，却很容易被人遗忘。亲情是人世间最真切、最朴素、最珍贵的感情。在人类的众多情感中，亲情总是被列为最稳固和最美好的感情之首。她是情感世界里最美好的玫瑰，是人生必不可少的谨慎财富。在漫长而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她是难以替代的滋润和营养。因为亲情是伟大的，所以我们感恩亲情。同时，亲情也是非常脆弱的，她往往由于一场灾难、一个人、一句话而支离破碎，因此我们要珍视亲情。
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有一次在飞机上接受意大利《机会》杂志记者的采访。记者问他：“最不能等待的事情是什么？”比尔。盖茨出乎记者意料地回答：天下最不能等待的事情莫过于孝敬父母！盖茨的回答让很多人怦然心动，人们没有想到拥有如此多财富的他竟会发出这样的感叹。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非常清楚：时不我待！如果等到你真正拥有了孝顺父母的能力的时候，可能已经为时晚矣。有的父母可能吃不动了，也穿不了了；有的父母也许早已远离尘世。正如古人的一句话：“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孝道应该是建立在人权、平等和人性、亲情的基础之上的。“百善孝为先”，孔子对儒家提出的孝道阐述非常精辟，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一句话高度概括了“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孔子说，要孝对父母，孝对兄长，这是仁的根本。儒家哲学注重人的自身修养，要求和身边的人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客观上讲，孔子所宣传的孝来源于奴隶社会，在当时是一种维护奴隶制度秩序的工具。《孝经》里面曾经说过孝是天经、地义和人的基本行为。天子要维持诸侯地位，百姓要好好侍奉父母，其中规律显而易见。孔子在其基础上，将它发扬光大并有所推广，便有了所谓的孝顺之道。
孔子生活的时代，社会秩序的维持要靠一家一户的男耕女织，那么家庭秩序靠什么维持？孔子认为，那就要靠父母对儿女的慈爱，儿女对父母的孝敬。长幼有序，父亲像个父亲，儿子像个儿子。父慈子孝，原本就是人的天性。孔子只不过是赋予了它们社会价值，并且反过来作为道德规范，规范着每一个人的家庭行为。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见，孝不是空泛而随意的，它必须受礼的约束，依礼而行才是孝。子又曰：“父母唯其疾之忧。”“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可见孝的范围不仅仅是家庭生活，还要包括认认真真做事、踏踏实实做人，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为父母解忧，为家庭出力。
《新三字经》里有一句：“能温席，小黄香，爱父母，意深长。”这里提到的小黄香是汉朝时湖北一位因孝敬长辈而名留千古的好孩子。他9岁时便不幸丧母，小小年纪就懂得孝敬父亲。夏季天气炎热时，他会将父亲睡的枕席扇凉，驱赶蚊虫，放好帐子，让父亲可以睡得舒服；到了寒冷的冬天，床席冰冷如铁，他会先睡在父亲的床席上，用自己的体温将被子暖热，再请父亲去睡觉。小黄香不仅是出了名的孝顺，而且刻苦努力，博学多才，在当时有“天下无双，江夏黄童”的赞誉。人们说：“能孝敬父母的人，也一定懂得爱百姓，爱自己的国家。”事实正是如此，黄香长大后，当上了地方官，他不负众望，为当地百姓做了许多好事，而他孝敬父母的故事，也流传千古。
“孝”是一个会意字，上部偏旁是“老”，下部偏旁是“子”，意为上下连续，无有终始，构成一个生命共同体。所以，中国文化是以孝道为基础而建立的。“百善孝为先”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孝经》被奉为诸经之经中之经。孔子将“孝悌”置于教育之首，《礼记》的第一篇“吉礼”是讲祭祖的，说的就是孝道。“忤逆不孝”在古代刑典中被视为重罪。
“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在先哲们的情怀和认知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就是天地间最完美的乐章。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只有爱妈妈，才能爱祖国。”亲情是教育的来源与支持，只有爱父母，才会爱祖国，爱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但时代发展到今天，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四处奔波的人们几乎忘记了古人的遗训，忘记了亲情的意义，有形无形的代沟正在逐渐取代亲人之间的情感，亲情正随着岁月的流逝被渐渐淡忘。
没有亲情的人是可悲的。因为亲情是和生命一起诞生的。从十月怀胎到呱呱坠地，再到咿呀学语，亲情一直伴随着生命成长。没有亲情的人，是让人不耻的。
中国人选择朋友，或是想知道一个人对社会是否真有爱心，通常的做法都是先观察其对父母的态度。《孝经》载有“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亲他人者，谓之悖礼”。很难想象，假如一个人对父母都不够尊敬或是留有后手，其对社会又怎么可能会有十足的诚意！这样的人即使对朋友表露出一时的热情与关爱，最终也必定受利益驱使而变节。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天道是不会变的；不管一个人的身份地位或宗教信仰、意识形态是怎么的，孝敬父母这条天道，绝不可悖忤。
“百行之首，以孝为先”，“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鸦有反哺之孝，羊有跪乳之恩。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顺父母，关爱亲属，是天经地义之事。一个从小就不懂得尊敬父母、毫无家庭责任感的孩子，长大后是不会做到关心他人、关注社会的。一个家庭需要的是人格健全、开朗热情、对生活充满希望的阳光少年，一个社会需要的是积极上进、富于责任感、忠诚可靠的未来建设者。可是，在当前，亲情教育处于一种被忽视的地位。为生活而忙碌的父母一直不曾停下脚步，坐下来陪陪子女；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子女们对父母的含辛茹苦视而不见，对于父母的训导和忠告置罔若闻，媒体经常报道的那些人与人之间缺乏诚意、关爱和信任的事例，以及一些不文明的、毫无道德的行为等，对青少年也产生了潜在的负面影响。
心理专家胡慎之指出，亲情教育是十分重要的，它是孩子形成正常人格的重要一环。而进行亲情教育的重中之重，是对家长进行亲情教育，只有家长先明白了什么是亲情，才有可能去教育孩子。硬把过多的个人意愿放在孩子身上，或者要孩子放弃自己的个人喜好去迎合大人，都不是亲情。亲情是在孩子想要成为自己时，父母可以坦然接受，并给予足够的支持和空间。而从孩子这方面来看，亲情不是一种后天的技能，它是人的一种自然的能力，是一种体验和感受。它需要有一个环境、一个氛围来成长，所以，亲情教育应该是对父母的教育，如果父母都不懂得感恩，那就很难指望孩子会感恩。萧伯纳有这样一句格言：“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人。”亲情正如同我们手中的火炬，代代相传。余秋雨先生曾感慨“母亲对我的影响很大”。“我觉得在这位老妇人的身上她曾经有过极其美丽的文化的梦，所以我看到我的妈妈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的时候产生我的文化的某种使命感就是她这个梦，当然很短暂也很朦胧，但是在我身上有点实现，我也要对得起我的妈妈，所以我的很多事情都和这个有关……”
在灾难中，情感是支撑着人们重新站起、再次团结的重要力量，而亲情则是一个家庭的核心凝聚力。无论是在地震、海啸，亦或是其他灾祸中，亲情永远是人们灵魂和肉体的归宿。我们在灾难降临时可以看到亲情中最能显露人性的一面。
当年，朱自清先生的一篇《背影》，以平朴的文字，洗尽铅华的笔调，将父爱情深原态原貌地呈现于世人眼前，感动了无数的读者。如今，《背影》发表已经五十多年了，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在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仁”和“孝”是基本的家庭伦理。正如孟子所说：“幼而知爱其亲，长而知敬其兄。”强化亲情教育，培养孩子做人的基本素质，在实践中感悟人性的本质，不仅是孩子和家长的需要，也是整个社会的需要。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让我们从关爱亲人做起，进而爱他人，爱社会，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发扬光大。
◎雪中送炭暖
奉献与回报无关，就像慈善与金钱无关。毫无利益的付出，才是真正的奉献。
——余秋雨
余秋雨先生认为，爱不能拘泥于父母之爱、亲友之爱，而应是一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博爱。也就是对不认识的人也会由衷善待，对不干己的痛苦也会同样悲哀。
爱是人类共有的一种美好情感，它包含的范围极为广泛，比如亲人之爱、朋友之爱、男女之爱、社会大爱，等等。不同类型的爱，因为所爱对象的不同，情感的性质和表达方式自然也就有所不同，但它们必定拥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以至真至纯的情感去祝福所爱之人幸福快乐，并亲身参与到这个创造幸福快乐的过程中，使自己的爱和对方的爱交融在一起，在一个真善美的境界中，体验生命的升华和创造。
爱是人类的美德，它常常和善良联系在一起，因为任何意义上的爱都必定包含着善良的因素。人们总是说要怀有一颗善良的心，这颗善心就是孕育爱的最基本的条件。莎士比亚曾说过“善良的心地，就是黄金”。有了这种善心，自然会对生命生出无限的崇敬与爱意，并追求人的情感和外部世界共同建构美好和谐的境界。余秋雨先生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善的承载体，因为点点滴滴的善才有了我们。我们应该来传递善良，传递大爱。在传递中，善和爱的火苗看似点燃别人，实则点燃自己。”
纵观中华上下五千年，司马迁受辱宫刑，奉献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王昭君出塞和亲，奉献出年华和亲情；韩非子被秦拘禁，创作出《说难》《孤愤》。他们在奉献、传递大爱的同时，也名垂青史，千古流芳，收获了人生的真谛。他们也让我们明白了人类发展的真正动力——爱。它拒绝残暴，向往美好，它的力量有时可以变得非常强大，化干戈为玉帛，使邪恶之人受到感化成为一个富有爱心的人。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爱的力量被描述过无数次。
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就有这样一个片段：主人公冉阿让因偷取一块面包而被判在法国南部的土伦苦役场服刑19年。结束苦难获释后的冉阿让在前往指定城市的路上疲惫不堪，他推开了当地极受人尊重的主教大人米里哀的大门。善良的主教大人收留了冉阿让，并留他过夜，却不承想，冉阿让竟然偷走了教堂的银器潜逃。当冉阿让被抓回来重新站在米里哀的面前时，主教大人善意的谎言让他幸免再次被捕。感恩于主教大人的恩惠，冉阿让来到蒙特勒小城后化名马德兰，从此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十年后，凭借自己一手创办的玻璃首饰生产工厂，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并当上市长，以慈善闻名。
米里哀想过让冉阿让作什么回报吗？没有，可是冉阿让一直记得主教的爱与仁慈，并将其发扬光大。这正如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提到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能够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推己及人，这就是践行仁义的方法，也是践行社会大爱的途径。
人生最大的财富是健康，最大的礼物是宽恕，最善良的行为是奉献，最大的幸福是放得下。给予，本来是一件快乐的事，若是一味渴求回报，就会使这份快乐变成痛苦。有些时候，我们太过在意自己的感觉，却忽略了给予所带给我们的袅袅香气。
于丹教授的论语心得中有这样一句话，“为人不仅要拿得起、放得下，还应该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常说，予人玫瑰，手留余香。其实，给予比获取更能使我们内心充满幸福感”。其实，有的时候，你不经意间的一个举动，也许就会在你的人生历程中种下一个福音，而在你没有预期的情况下会给你一个回报。这并不是佛家的因果报应说，而是人之常情。
托尔斯泰曾写过一则小寓言，说有一位国王每天都在思考三个最最终极的哲学问题：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人最重要？什么事最重要？什么时间做事最重要？这三个问题可难坏了举朝的大臣，没人能够回答。国王非常苦闷。
有一天，国王出去微服私访，来到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借宿在一个陌生的老汉家。半夜里，他被一阵喧闹声惊醒，发现一个浑身是血的人闯进了老汉家。那个人说，后面有人追我。老汉说，那你就在我这儿躲一躲吧，说着就把他藏起来了。国王吓得不敢睡，一会儿追兵就来了。追兵问老汉，有没有看到一个人跑过来？老汉说，不知道，我家里没有别人。然后追兵走了，那个被追捕的人说了一些感激的话也走了。老汉就关上门继续睡觉。
第二天，国王问老汉，你为什么敢收留那个人？你就不怕惹上杀身之祸？而且你就那么放他走了，你为什么不问他是谁呢？老汉淡淡地跟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就是眼下需要你帮助的人，最重要的事就是马上去做，最重要的时间就是当下，一刻也不能拖延。
那个国王犹如醍醐灌顶顿时大彻大悟，他那三个久思不解的哲学问题，一下都解决了。老汉是在非常情况下救了别人的性命，而那个人与他素不相识。他是随时、随地地给予别人帮助，他做的事情就是最重要的。
成全别人，其实也就是成全自己。在成全别人的同时，我们不但能深深感受到一种由衷的幸福，而且也会受到他人的尊重。而我们的帮助也会像接力棒一样依次传递下去，在我们遇到困难或是感觉无助时，我们也会得到他人的成全，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自己成全别人时的那种温暖。
同情也是一种美德，它是由人们爱的本能中派生出来的一种感情，人们往往是在同情心发挥作用的时候，做出了奉献的举动。真诚的同情可以给弱者和贫穷者以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力量，这种帮助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重要的是在一个人的内心播下了爱的种子，让一个人明白，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灾难、冷漠、自私之外，还有浓浓的温暖和关怀。这种温暖或许对给予者来说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对被给予者来说却可以享用一生。就像一首歌里所歌颂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但是，同情不等于“施舍”、不等于“恩赐”，如果同情沾染上了这种色彩，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同情之爱，而是一种表演或炫耀。我们常说“同情心”，同情只有与“心”相连，才是真同情，与“心”无关的同情是令人厌弃的，因为没有“心”的同情，往往对接受者构成了人格上的不平等。虽然有时接受者会因为生存压力而不得不接受这种同情，但在心灵上他会感受到强烈的屈辱。此外，同情之爱是一种善良而美好的情感，只有对真正需要同情的人施用才有意义。如果不明是非，不辨真伪地滥用同情，不仅会危害社会，也会害了自己。《伊索寓言》里农夫和蛇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子，对大奸大恶之徒滥施同情，虽然你是发自真心的，但对方却会借助你的同情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会适得其反，失去同情之心的意义。
在世界上存在着太多的冷漠、自私、残酷，它们无时无刻不在敲打着我们的心坎，阻碍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时，爱就是克服冷漠、自私、残酷的强大的内在力量，只有通过它才能真正达到美。余秋雨先生说过：助人不应随着他人的沉默而沉默，不能因群体自私的脚步而停步。
人的一生，不可能孤立于社会和他人，他需要来自他人的关爱和帮助，同时他也要为他人付出自己的爱。我们每个人都会沐浴在真正的爱中，小时候被伟大的母爱所笼罩；长大后渐渐被朋友之爱、师生之爱、社会之爱所推动、所鼓舞，再后来又会被异性之爱所吸引，进一步发展为美好的爱情……但你或许没有想过，在所有的爱中，还有一种和人类互助本能最为相关的——人类之爱。
茫茫人海，大千世界。人类永远在互相帮助的氛围中进步与发展，因此，爱作为人类一种美好的情感也不绝不是说说而已的美好言辞，它应该更加具体、真切地落实到日常生活的互助行为中去，去关爱每一个你认识或是不认识的人，同情他们，为他们擦干生活所带给他们的眼泪。如果我们都可以向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奉献出我们的一颗爱心，如果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快乐毫无保留地传递给他人，如果我们都能以一颗真挚善良的心为全世界的人类祝福、祈祷，那么这个世界将会多么美好！幸福的香味、关爱的暖意将会把我们萦绕。
回望我们生活的社会，生命中有不少匆匆过客。但是人们却不曾忘记留下自己的一份爱、一份帮助。内心的丰厚积淀来自爱，美丽也会因为爱而散发到全身。有爱，才有奉献；有奉献，才有生命；有生命，才有美丽。这个世界需要爱，需要美丽，它作为人类一种普遍的伦理原则，是一个人对社会、人类、自然最基本的情感态度，它在我们生命中播种、萌芽、生长，使生命具有了诗意的美丽光辉。
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
◎高山流水遇知音
不管你今后如何重要，总会有一天从热闹中逃亡，孤舟单骑，只想与高山流水对晤。走得远了，也许会遇到一个人，像樵夫，像路人，出现在你与高山流水之间，短短几句话，使你大惊失色，引为终生莫逆。但是，天道容不下如此至善至美，你注定会失去他，同时也就失去了你的大半生命。
——《关于友情》
我们生活在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不光有着亮丽的风景，同样也有着不同性格、不同气质、不同人格魅力的人。在漫漫的人生旅途中，你会与很多人相识、相遇。有些匆匆而过，有些相交、相知，还有一些是相交过后的老死不相往来。不知道为什么，每每谈到人，总会让人联想到友情。想到友情，总会联想到“高山流水”四个字，似乎只有这四个字才配得上纯粹的友情，也只有它，才可以称之为友情。
“高山流水”的故事最先出自郑国人列御寇的《列子。汤问》，大约是公元前4世纪的春秋战国时代。成书于大约公元前3世纪的《吕氏春秋》，在《本味篇》中也作了类似的记载，内容与《列子》的记述大致相当，但交代了结局。《列子》和《吕氏春秋》之后，西汉的《韩诗外传》《淮南子》《说苑》，东汉的《风俗通义》《琴操》《乐府解题》等众多古籍纷纷援引。明朝人冯梦龙所著的《警世通言》开卷第一篇便是《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在这篇短短的小说中把这个故事讲述得更加荡气回肠。
两千多年前一个细雨淅淅的黄昏，一个被称做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古琴家——俞伯牙，和另一个可以被称做我国最早的音乐鉴赏家——钟子期，在汉江岸边邂逅了。荀子在《劝学篇》中曾高度评价过俞伯牙的琴艺，说：“昔者匏巴鼓瑟而流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意思就是说：匏巴鼓瑟时，连水里的鱼都要跃出水面倾听；伯牙弹琴时，正吃草料的马也仰首而听。可见其琴艺之精湛，而子期竟然能听懂曲中深意，称其为音乐鉴赏家亦不过分。
就在那天夜里，弹琴的是俞伯牙，听琴的是钟子期。一个是晋国重臣，一个是山间樵夫。巨大的门第差异、身份差别，并没有成为他们声气相投、肝胆相照的障碍。相反，他们因为不同的阅历、不同的际遇而相互启发、相互砥砺，结成知音。留下“美哉洋洋乎，意在高山”“美哉汤汤乎，志在流水”的千古绝唱。留下的，还有那个千古未能实现的一年之约。
第二年，子期因伯牙的赏识而努力学琴，导致英年早逝，未能赴约。为寻找这位知音，不远万里而来的伯牙，见到的只是一座孤坟。为了纪念和哀叹这位知音，伯牙在坟前，又一次演奏了他们初遇时的那首曲子。奏毕，伯牙泪流满面。随着一声长叹：“从此知音绝矣！”伯牙摔断瑶琴于子期墓前的石头，发誓终生不再操琴。
后人有评，南宋名将岳飞在《小重山》一词中叹道：“知音少，弦断有谁听？”非常准确地反应了伯牙当时的心境：“摔碎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对谁弹！春风满面皆朋友，欲觅知音难上难。”《高山流水》这支琴曲，也成为赞颂友情的绝响，被后人誉为琴曲之王：高山者，友谊之崇高巍峨也；流水者，友情之绵绵不绝也。余秋雨先生在《关于友情》中这样评价：“一个无言的起点，指向一个无言的结局，这便是友情。人们无法用其他词汇来表述它的高远和珍罕，只能留住‘高山流水’四个字，成为中国文化中强烈而缥缈的共同期待。”
《高山流水》为我国十大古曲之一，其乐谱，最早见于明代朱权成所著的《神奇秘谱》，成书于1425年。里面对该乐谱作了精当的诠释：“《高山》《流水》二曲，本只一曲。初志在乎高山，言仁者乐山之意。后志在乎流水，言智者乐水之意。”然而，伯牙的《高山流水》琴曲并没有流传下来，后人根本无法领略伯牙所弹之曲的绝妙之处。所以，虽然后人不断传颂《高山流水》的故事，但完全只是“心向往之”，对其中的音乐并无切身体会。现在流传较广的《高山流水》曲谱，作者是山东盲人艺术大师王殿玉先生，属古筝曲，与古琴曲《高山流水》区别很大。但因为它们的曲名相同，所以常常被人弄错，以至张冠李戴、混淆莫辨。
据历史记载，在俞伯牙的后辈中出了一个著名的音乐家，名叫高渐离。他精通音律，擅长击筑（古代一种乐器）。当年与荆轲一见如故，结为知己。后荆轲受燕太子丹所托去刺杀秦王，为表达自己对荆轲的敬意，高渐离在易水河畔亲自为其击筑高歌。一首“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遂成千古绝唱。相传该曲声震天地，音韵铿锵，成为《高山流水》的副本。《易水歌》之所以能成为《高山流水》第二，并不是说两首曲子一样，而是高渐离与荆轲的友谊堪比伯牙、子期。荆轲刺杀秦王失败后，高渐离隐姓埋名，想尽各种方法接近秦王，以完成荆轲的遗愿。然而他拼尽全力，仍然未能谋刺成功，最后还被秦王熏瞎了双眼。荆轲与高渐离这一对知己，用自己的生命演绎了俞伯牙和钟子期他们高山流水般的友情传奇。唐朝的著名诗人骆宾王有感于他们的故事，写下了一首著名的诗篇——《易水送别》：“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至今水犹寒。”这首诗既咏史又抒怀，充分赞扬了古代英雄的人生价值，同时也倾诉了作者自己的抱负和苦闷，表达了对友人的希冀。
山未可嵯峨，水无须泱泱，山傍水而愈显高，水依山而愈发柔，琴弦可以有滞涩，曲调当能论古今，只要有知音，弦断也能听。高山自有他的绝唱，流水听得懂，因她是他的知音，历经两千年的沧桑，他只需在冷冷的七弦上优雅地一挥手，那汹涌奔腾、此起彼伏的流水就会向他敞开心扉。
“高山流水”，将友情推到了一个诗化的高度，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友情，远没有那么高贵，人们常常会发出“觅得知音难上难”这样的感慨。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千金易得、知己难求。从古至今，似乎每个人都在茫茫人海中寻觅着知音。在夜色茫茫的旷野里、在风雨飘摇的路途中，与你同行的，一生中真正能有几人？谁能找到真正的知音？谁又能与自己真正地共鸣？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都不可能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哪怕是我们本人也不可能完全明白自己的心理，又如何敢去奢求别人能懂自己？
在现实社会，世俗与功利往往会使友情蒙尘，于是更多的人倾向于把友情寄托到虚拟的网络中。在现实生活中，“你看云时很近，你看我时很远”，而网络却拉近了你我之间的距离。走进网络，天涯海角不过咫尺，大江南北犹若比邻；走进网络，我们找到了那么多似曾相识的朋友。在真实和模拟之间，在清醒与虚幻之间，我们触摸到了温馨、快乐和扣人心弦的音律。在这里，才发现，原来大家都追求真诚唾弃虚伪；才发现，心与心的交流，原来如此简单；才发现，在现实中难以寻觅的纯真的友情，在网络中唾手可得。然而事实上，事情的发展总是自有它的规律的。
友情和通常所说的交情不同。交情更为看重的是空间距离，无交则无情；友情却可以忽视空间的距离，因为它重视的是心灵的距离。友情可以缩短距离，但距离也能产生友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就是距离无法隔断友情，反而使友情更加深远的一个明证。有了友情，天地可以变小，因为它被友情所充盈；距离可以缩短，因为两颗心在千里之外可以相映。真正的友情，追求的是心与心之间的零距离。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就包含这方面的意思。
只有恭维的网络友情会使理智的人不再理智，多情的人越加多情，糊涂的人越发糊涂。这样的友情不是友情，更不是所谓的知音、知己。现实没有那么完美，网络也是如此，所有的一切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美好的东西只可欣赏，不可强求。正因为你听惯了虚拟网络密友的恭维，所以现实生活中言语稍有不慎就容易产生误会。
无论是网络中，还是现实中，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都需要经历生活风浪的锻打和历练，需要经历时间的考验。感情不是靠激情而是靠耐力来维系的，这句话不无道理。还是让我们用一份真诚，两份执著，三份人格，四份坚持……来经营已经拥有的来之不易的友情吧！
◎相知何必骨肉亲
真正的友情不依靠什么。不依靠事业、祸福和身份，不依靠经历、方位和处境，它在本性上拒绝功利，拒绝归属，拒绝契约，它是独立人格之间的互相呼应和确认。它使人们独而不孤，互相解读自己存在的意义。因此所谓朋友，也只不过是互相使对方活得更加温暖、更加自在的那些人。
——《关于友情》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既说明了朋友的重要性，又说明了朋友的价值在于被依靠。但是，如果失去了可依靠的实用价值，是否还能成为朋友？任何帮助过你的人，又是否都可以算作朋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的交往圈子，要么很大，要么很小；而我们自己，要么很热闹，要么很孤独。因为，没有友情的人，就仿佛生活在寂寞的荒野；缺少友情的人，最能体悟人间的孤独，就像行走于荒漠。余秋雨先生在《流放者的土地》中提到“有了朋友，再大的灾害也会消去大半。有了朋友，再糟的环境也会风光顿生”。所以，人不能没有朋友，更不能没有友情。
人是一种感情动物，所以任何人都离不开朋友，维系朋友间情感的就是友情。古语有云：同师为朋，同志为友。只有彼此拥有友情才称得上是好朋友、真朋友。朋友间，在品行上的相互砥砺，学习上的共同切磋，工作中的彼此支持，生活间的体贴照顾等，都是因为有了真挚的友谊和诚挚的友情。
友情既是一种感情，也是一种收获，但它却不是刻意能追求到的。若想赢得友情，必须先敞开心扉，吐露真情。有时，友情只缘于某个瞬间：一个眼神，一抹微笑，一句话语，一个动作，便会不经意间撒下友情的种子，它会在风中萌芽，在雨中抽叶，在阳光里开花，在月色下吐芳。一切都源于机缘，一切都顺乎自然，无须精心设计，不用刻意追求。它来时，谁也阻拦不了；它去时，谁也挽留不住。友情不是一纸契约，但它却比契约要牢靠得多。它不需要许诺，但却远胜一诺千金。为了友人的到来，五花马，千金裘，均可拿来“换美酒”，所企盼的不过是与真正的友人一起畅怀痛饮，“同销万古愁”。而友人不在的时候，再好的美酒也只能换来“举杯浇愁愁更愁”。是友情，将人的情感从世俗生活中提升出来。因此人的一生不可无友情。
巴金说：“友情是生命的一盏明灯，离开它，生命就不会开花结果。”的确，与志同道合的人建立真正的友谊，能让我们取长补短，集思广益，彼此开拓思路，通往成功。友情常伴，只要能把友情藏在内心深处，它就会永远活在心中，朋友也会永远活在心中。心中有了真情相伴，无论千里，无论风雨，它都将是我们人生旅途中寂寞心灵的良伴。友谊淡如茶，清香又解渴。一生能有机会结识三两知音益友是人生难得的运气，“神圣的友谊之情，其性质是如此的稳定、忠实、持久”。
也正因为友情的可贵，所以我们无法奢望处处皆有友情。鲁迅有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这正是一种得到真正友情后的满足的感叹。那些自诩“朋友遍天下”的人，可能仅仅是叫上名字的朋友很多，而连一个真正的知己也没遇到。真正的友情，是不拘于它的外在形式的，觥筹交错，却解不开心头的寂寞；棋牌纵横，仍填不满心头的空虚。友情的可贵之处，在于你悲伤绝望时，落魄潦倒时，情不自禁想起的那个人，一定是你的真朋友。此时他不在你身边，此时他不一定可以帮助你，但你仍然强烈地想着他，想着他的种种好处，想着他对你说过的每一句话。这时的你就会发现，对于身处逆境中的自己，那些遭遇的苦难，往往会因为友情的存在而变得不再可怕。
英国诗人赫巴德对朋友的看法是：“一个不是我们有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不错，真正的友情是发自内心的流露，如果真的变作有所求，那一切就都是外在的附庸了。余秋雨先生说：“真正的友情不依靠什么，不依靠事业、祸福和身份，不依靠经历、地位和处境。他在本质上拒绝功利，拒绝归属，拒绝契约。他是独立人格之间的互相呼应和确认，他使人们独而不孤，互相解读自己存在的意义。因此，所谓朋友，是使对方活得更加温暖、更加自在的那些人。”
友情，或许应该是散落在四处的点点温馨。很多时候，当我们想起一个地方，总会先想到生活在那里的朋友，是朋友，决定了我们与各个城市之间的远近亲疏。当我们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总会感到寂寞和慌乱，那不过是因为还没有找到朋友而已。当我们获得成功时，最想得到的就是朋友首肯的眼神与笑声。而所谓的远行，是因为身后有朋友无比的信任与鼓励，是因为有他们的支持与坚信，我们才能够如此坦然与坚定。
友情往往就在那寂然冷清处，就在你的不经意回首间。只有在寂静中，才会给远方的朋友写一封情深意切的长信；只有在寂寞中，才会细细品味友人发自远方的一声充满关怀的问候。真正意义的关心，是比黄金还要珍贵的，即使是贫贱之交也无须刻意追求就能做到。“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一场短暂的送行，在友人的眼里竟比千尺之深的桃花潭水更具分量。这些歌颂友谊的诗句总是让人们百听不厌。苏东坡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王维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何逊的“春草似青袍，秋月如团扇，三五出重云，当知我忆君”，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千百年来，人们念着它们，接受着它们的熏陶，演绎了一幕幕动人的故事。
“二战”时英国首相丘吉尔曾说过，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有的只是利益。对于这种说法一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余秋雨先生也说过，从历史看，除了少数例外，友情好像不太适宜与过大的权势、过高的智慧连在一起。有时，高贵的灵魂在关爱天下时也常常忽略了身边的友情等级和友情秩序，结果总是吃尽苦头。这句话在汉朝大将韩信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韩信是刘邦的大将，为汉朝大业的开创立下了汗马功劳。据《史记。卷九十二》记载，韩信起初是项羽手下的一个郎中小官，屡次向项羽献策，都没被采纳。于是就从楚军逃亡至汉军，当了一名小小的治粟都尉。萧何是韩信的好友，知道韩信颇有才华，力保韩信，在萧何的大力举荐下，韩信从一名小军官，一下子被刘邦封为统率全军的大将，才华得以施展。在韩信的指挥下，汉军果然节节胜利。攻下齐后，韩信被封为齐王；最后终于打败了项羽，又被迁封楚王。因其功高盖主，刘邦多次欲杀之而不得，最终吕后用萧何之计，假称刘邦已平定陈郗，让群臣皆来拜贺，骗韩信入朝。
可怜韩信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一踏进宫门，就被吕后预伏的刀斧手劫持捆绑，架至长乐宫悬钟室，身首异处了。其家三族也被诛杀。后民间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句话，讲的就是：韩信的成功是由于萧何的大力推荐，韩信的败亡也是萧何出的计谋。
作为“生死一知己”的萧何，对起兵反叛的英布尚能从容宽待，在刘邦面前为他网开一面，却为何对待韩信竟如此绝情呢？宋人洪迈在《容斋续笔》中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因为汉高祖刘邦带兵在外，朝中只有吕后把持政权，突然发生了紧急变故，萧何既为京城留守之任，所以不得不立刻杀掉韩信，这不像英布的事，还处在似是而非的地步，可以从容应对。难道萧何也是被迫的？这就不得而知了。余秋雨先生说，很多人都是在某次友情感受的突变中，猛然发现自己长大了。只是韩信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
余秋雨先生在谈到前人是如何捍卫友情时，讲到一个比较硬的办法，那就是捆扎友情、结帮。可是无论仪式多么隆重，实力多么雄厚，结帮归根结底仍然是对友情稳固性的不信任，所以要以血誓重罚来严防背离。结帮将友情异化成一种组织暴力，无疑大大背离了友情自由自主的本义。
著名导演陈可辛导演的电影《投名状》，所讲述的友情就更加让人感慨万千了。“纳投名状，结兄弟义，死生相托，生死与共！”这句来自电影中荡气回肠的经典台词，让所有人都不禁热血沸腾。为了防范友情的破碎，前辈们想过许多方法，投名状就是其中之一。在古代，投名状是忠诚的证明，所谓“但凡好汉们入伙，须要纳投名状”，其大意是指一个人在进入绿林时一定要签署的一份生死契约，有了“投名状”便落草为寇，而脱离“投名状”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接受官府的招安。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中也有“投名状”一说。
而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可能更全面地阐述了友情，他说，人一生中可能有三种友谊：一种是出自利益或用处而考虑的友谊；一种是出自快乐的友谊；另一种是最完善的友谊，即有相似美德的好人之间的友谊。
那么，异性之间的友情又是怎样的呢？异性友谊的性别差异，既是对性格缺失的一种互补，又是对理想人际关系的一种润滑。男性粗疏时，女性的提醒可以使其细致；女性忧伤时，男性的开导可以使其乐观；男性暴躁时，女性的规劝可以使其温柔；女性软弱时，男性鼓舞可以使其坚强。性别差异本身就是人生的一种多元化表现，它有助于人的理性化、冷静化，使世界滤掉各种盲目和迷惑。
异性之间的友情是不着痕迹的思念，就像一杯清酽的茶，它能带来清香，令你回味无穷；它能唤醒你美好的回忆，鼓励你更好地面对未来，却不会从本质上改变你的生命轨迹；异性之间的友情是博爱的，你可以与不止一位异性朋友保持和建立友情，你也可以舍弃你认为不适宜与之继续保持友情的任何人，而无须承受任何道义上的责任或良心上的责备；友情也像爱情一样是纯洁的，如果超越了异性友情的界限而儿女情长，那就不是友情了；友情又是平凡而处处体现的，你工作学习的团队，你身边的亲友，你遥远的朋友，都会与你建立或保持友情。
也许，我们就是生活在广袤宇宙中的一只渺小的蚂蚁，因为行走得太过匆匆，而仅仅是和另一只蚂蚁轻触了一下触须，没能彼此拥抱，走了很远，突然感到心中有些许遗憾。浩瀚的宇宙，在我们眼中是如此的无边无际，于来往穿梭的人流中相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能相互结为朋友，更是上天的一种恩赐！如果你已经拥有这样的友情，就要加倍地呵护，不要在人生的旅途上留下遗憾的印痕！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男儿窗前六经读
科举制度实在是中国封建统治结构中一个极高明的部位，它如此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又如此精巧地把社会竞争欲挑逗起来，纳入封建政治机制。时间一长，它也就塑造了一种独特的科举人格，在中国文人心底代代遗传。
——《狼山脚下》
自古以来，中国就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而选拔人才的方法不外乎两类：一为推荐，二为考试。考试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一项伟大发明，在世界史上占有特别的地位，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可以同中国的四大发明相媲美。作为考试制度的发源地，中国拥有悠久的考试历史。
传说，尧舜禹时代，就有“四岳会议”、举荐、公举、查核、考绩、考察、试用等选举形式，这给后世统治者选择人才、考核人才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考试制度的最早渊源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期。1910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考试”条说：“在历史上，最早的考试制度是中国用考试来选拔行政官员的制度（据公元前1115年的记载），以及对已进入仕途的官员的定期考核（据公元前2200年的记载）。”当人们需要测度、甄别人的知识和才能的差异以“选贤与能”的时候，考试便应运而生了。
考试一词由“考”与“试”二字组成，《尚书》中有“试可乃已”、“试不可用”、“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等记载。《大英百科全书》的说法是根据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西方学者有关科举的论著而来，而这些论著的说法又是根据《尚书》的记载而来。
“考”与“试”是两个意思相近的概念，都有“考查”、“检测”、“考核”等多重含义。是西汉的董仲舒创造了“考试”一词，首次将“考”与“试”二字连用。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考功名篇》说：“考试之法，大者缓，小者急；贵者舒，而贱者促。诸侯月试其国，州伯时试其部，四试而一考。天子岁天下，三试而一考。前后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计。”由此可见，最初“考”字更侧重于考核政绩的含义，“试”字更侧重于测度优劣的含义。当“考”与“试”合为一个词之后，其内涵逐渐演变为特指考查知识或技能的方法和制度。
其实，中国古代考试作为一种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的方法，其历史源远流长。春秋之前，出于世官和选举；汉代推行察举和征辟；曹魏时实行九品中正制，不过这些都不算是真正的考试制度。
就严格意义上说，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考试制度——科举制，以隋朝元年（公元605年）由“进士科”取代“察举科”为标志。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所参加的选拔人才的考试。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任用官吏的一种制度。因为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考试是我国历史上一种极为重要的选拔官员制度，其雏形出现于两千多年前的汉朝，正式形成于隋而确立于唐，完备于宋，一直延续至元、明、清，直到1905年清末废科举、兴学堂才消失，前后在中国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荀子。大略》中说：“学者非必仕，而仕者必如学”，这还是科举制未实行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荀子的看法，待到科举制实行后，天下读书人的聪明才智就都被吸引到读书做官的道路上去。在一千三百多年的漫长时日中，只求学而不入仕者则是少之又少，每逢开科取士，读书人定会趋之若鹜。余秋雨先生说：“科举以诗赋文章做试题，并不是测试应试者的特殊文学天才，而是测试他们的一般文化素养。测试的目的不是寻找诗人，而是寻找官吏。其意义首先不在文学史而在政治史。中国居然有那么长时间以文化素养来决定官吏，今天想来都不无温暖。”
科举制度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手段，有严格的程序、规定的内容和较为科学的方法，是一种规范了的制度化的考试制度。它崇尚公平竞争。在考试内容上，明确规定将儒学经典作为依据；在考试方法上，有诸如“锁院”、“弥封”、“誊录”等防弊制度；在制度上严防特权侵入，定有考试法规和严厉的惩罚制度，从法律上保证了科举考试的正常进行。
正是因为科举制度具有以上所说的这些特点，有利于稳固封建统治，所以，历来被视为抡才大典，受到隋唐之后历代封建王朝的重视。它的影响既广且远，不仅在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还远播海外。日本曾在公元8到10世纪一度仿行过科举，越南也曾长期实行过科举制度；16世纪，中国的科考制度传至西方，19世纪，英国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20世纪以来，考试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被广泛应用。科举制对东亚国家和世界文明进程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孙中山先生曾指出：“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上最古最好的制度。”科举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考试制度，它其实一直发挥着无形的统合功能，将文化、经济、社会诸领域和政治权力的结构紧密地联系起来，构成一个多面互动的整体。科举对儒家经典的传播、中华民族的融合、祖国的统一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的各项制度中，科举制绝对是历时最久，变化最小却又影响最大的一项。在科举制度实行的历史时期，除皇帝、贵族等极少数的世袭者之外，从中央到地方的绝大多数官员都是经过科举制度选拔的。如科举选拔了从王安石、包拯到海瑞、张居正这样的政治家；从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到欧阳修、苏东坡这样的文学家；从韩愈、朱熹到蔡元培、黄炎培这样的教育家；甚至还有沈括、宋应星、徐光启这样的古代科学家；连清末激烈批判科举制度的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严复等人也是出身于科举。
科举考试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公平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但同时，它也成为了套在广大读书人脖子上的一具枷锁，既禁锢了思想，又摧残了人才，读死书、死读书的现象屡见不鲜，这种现象在清朝后期尤为突出。因为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西方文化猛烈冲击，再加上其自身固有的弊端，科举制作为一种考试制度，越发显得不合时宜，而且成为了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教育发展的障碍。鲁迅曾经感叹说中国的改革太难，即使是搬张桌子改个炉子几乎也要流血，不是大鞭子打来，中国自己是不肯动的。所以，科举制终于在1905年被宣布废止。
虽然科举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但其中的一些合理的因素还是被人们保留承袭下来了。它所体现的很多有价值的观念具有恒久的生命力，特别是公平竞争、唯才是举、广泛参与的思想，不但在封建社会具有进步意义，并且还超越时空，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成为人类共同的基本理念。当然，作为中国教育制度中一项比较重要的考试制度，科举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如余秋雨先生在《千年一叹》里所说，“许多文明的捍卫者往往成为这种文明的葬送者。”一味保守传统的做法只会让文明失掉了它的土壤而无法再生活下去。经历了一千年以上的长时期发展，科举制既有改革，也有演变，积聚了不知多少人的聪明才智，它能在历史进程中占有一席之地，绝不是偶然的。直到晚清，西方人还采用科举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中的缺陷，而我们却对拥有着上千年根柢的考试制度嗤之以鼻，不再重视。这是历史留给我们最为珍贵的遗产，也是对世界思想文化作出的巨大贡献。
◎落红化泥更护花
他们在专业教育上的最后一课都有案可查，而在人生课程上，最后一课一定也会推延到弥留之际，可惜那时他们找不到学生了，缥缈的教室里空无一人，最重要的话语还没有吐出，就听到了下课铃声。
——《终身的教师》
教育，是一个国家文明的基础。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1977年，邓小平在“教育优先发展思想”中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我们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从科技和教育着手。”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教育。”1987年，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提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教育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始终与人类社会相伴随，人类起源时，便有了人类的教育。古代中国，我们的祖先很早便知道教育的重要，视教育为民族生存的命脉。所以远在四五千年以前就出现了有组织的教育活动。《周易。序卦传》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物生必蒙，故授之以蒙。”万物生成之后处于蒙昧阶段，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启发他、教育他。这充分反映了殷商先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当时中国的教育已有相当的积累，知识规模大体具备，为学校教育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条件。西周时期就已逐渐形成了一个以“礼、乐、射、御、书、数”为主体的“六艺”教育体制。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文明基本成熟，中国教育迈入了“古典”时代，私学与专门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群体由此产生，并诞生了一大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教育家，而各家学派的教育思想更是竞相争辉。
孔子极为重视教育，认为教育对一个国家来说，甚至比刑律、政令等更加重要和有效，提出了“庶、副、教”的理论；认为在人的成长和发展中，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一生致力于通过教育来培养士、君子和成人，就是可以“修己以安人”的治术人才。他最早讨论了人性问题，认为人的先天素质是接近的，个性差异则是后天教育和习染的不同而造成的，强调“性相近，习相远”。其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以“礼”和“仁”为核心，以“孝悌”为基础的忠恕之道，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克己复礼。因此他在教育内容上非常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都说明了这一点。同时他也肯定了教育的决定作用。在教育对象上，他提出“有教无类”，即不分贵族与贫民，也不分种族，主张扩大教育对象。孔子创办的私学，规模最大，影响也最深远。他的教育思想极为丰富，孔门弟子辑录的《论语》一书，是后人研究其教育思想的主要参考资料。他所使用的教材，即是他整理过的“六书”，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
除孔子外，《管子。权修》有云：“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学记》则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孟子则更加重视教育，认为教育是区分人和动物的重要标志，他在《孟子。滕文公上》中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教育是传递社会文化的重要工具。人类把自己的经验系统化、理论化、社会化，并积淀成特定时期的文化，代代相传，为后代进一步发展新经验、开拓新知识领域打下基础，从而使文化越来越丰富。人类意识到这是社会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所以自觉地把传递这些经验作为自己的使命。
著名作家柏杨对于教育也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社会上每一种正当的行业都是神圣的，不分轩轾，没有等级。巷口那个擦皮鞋的朋友，跟坐在大办公桌后面肚子鼓鼓焉的家伙，有同等的地位。但教育这个行业却更神圣，因为教育培养出来的国民素质，决定一个国家民族的盛衰败亡。”“人才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教育出来的。”“我们绝对不认为教育是万能的，但我们认为教育是最重要的，非常非常最最重要的。没有教育，就没有人才；没有人才，就啥都没有。”
知识为人类开辟了了解世界、通往宇宙的道路，而教师则带领我们开启了知识的大门。我国有着悠久的尊师重道的美德，古代就有“人有三尊，君、父、师”的说法。《吕氏春秋。尊师》云：“生则谨养，死则敬祭，此尊师之道也。”古人席地而坐，以西边为尊，故尊称家庭教师为“西席”或“西宾”。《师说》中有：“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强调师道尊严，给予老师很高的地位。重视教育必须尊重教师，尊师本身就是重教，而重教必须尊师。另一方面，尊师也是为了尊道，师严是为了道严，师道尊严的目的是使学生敬学而有为，也就是程颐所说：“致敬尽礼而后往之，非欲自为尊大，盖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于有为也。”人的发展成才离不开教师。一个没有教师、没有知识的社会，只是一片贫瘠的荒漠。
张謇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是近代中国师范教育的首创者。“国之有师范学校，自光绪二十八年始，民间之自立师范学校自通州（今江苏南通市）始。”这是张謇在创办中国首所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后向世界发出的豪言壮语。在举办实业的过程中，张謇深深感受到教育的重要性，认为“人才是立国之本，而人才出自教育”，这是古今中外永恒的真理。在各项教育事业中，张謇最为注重师范教育，他从爱国主义角度明确提出：“欲雪其耻（国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从师范始。”他将师范教育视为一切教育之母，认为只有师范教育得到发展，专科以上的高等教育才能有其基础。
还在学堂读书时，就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这样的座右铭的陶行知，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因为他一直生活在中国社会的底层，所以从童年时代起就深切地感受到民间的疾苦。他特别关注中国农村，立志为改变中国贫困落后的面貌和广大中国农民惨遭剥削和压迫的悲惨处境而奋斗。他一生推行平民教育，反对“沿袭陈法，异型他国”。陶行知的老师杜威提出“生活教育”这一概念，而陶行知把它翻了半个筋斗改成“生活即教育”。陶行知主张生活就是教育，反对教育即生活。他说“生活即教育，是把一个鸟放在林子里；教育即生活是把鸟放在笼子里”。“生活即教育”是从书本的到人生的。
陶行知“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这句名言在教育界流传甚广，甚至是成为了衡量教师的准绳。教师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主体，必须要具备扎实的专业功底、较为渊博的知识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只有这样，才有指导学生的能力。但是“教师”一词有两重含义，“既指一种社会角色，又指这一角色的承担者”。陶行知说“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为人师表，意味着的不仅仅是传授知识、传承文明，更重要的是要育人，要道德高尚。“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作为教师势必要身正。只有每个教师，不断完善自身，树立高尚的品格，才能有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文明的使者的美誉。
师与德就像是需要默契配合的双刀，只有挥洒自如，相辅相成才会发挥出超强的威力，否则就像是没有箭的弓，毫无作用，甚至是一败涂地。陶行知说过，教师的服务精神是教育的命脉，金钱主义最足以破坏教师职业的尊贵。因此，作为教师要爱学生，要对每一个学生都倾注深厚的爱。这种爱，是无私的、是高尚的、是无微不至的、是不由自主的，它不是裹着“负责”精神的暴力型的，或是“爱你没商量”的保姆型的……只有拥有一颗爱学生的心，我们的教育事业才会永不言败。
“两千年前的孔仲尼，两千年后的陶行知。”（郭沫若语）陶行知怀揣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忱，为我国的教育事业、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斗争事业鞠躬尽瘁，奉献一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教育是百年大计，关系民族的前途命运。它就像是一缕阳光，受教育者就是在沐浴着这缕阳光时，被唤醒了灵魂，而在这个唤醒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的就是教师。教师，为人师表，是一本最直观的教科书，无论是在教育史上，还是在人类发展史中，都是一种无法抹杀的教育力量，对人类的进化、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郁达夫在纪念鲁迅时说过：“一个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尊敬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教师本来只是一种职业，但因为这个职业的工作对象十分特殊，所以就演变成了一种特殊且神圣的事业，注定了每一位从教者的庄严使命——传承文化的火种。教师的工作平凡而伟大，教师的使命光荣而艰巨，教师的责任任重而道远……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千磨万击还坚劲
中国文人长期处于一种多方依附状态，依附权势，依附教条，依附未经自身选择的观念，依附自欺欺人的造型，结果，最难保持尊严。
——《汉堡残稿》
五千年的文明，卷帙浩繁，中国文人占据了太多太重要的地位。他们是中国历史的轴心，也是中国文化的载体。而联系着中国历代文人从古至今的文化情结的，是那始于春秋承于两汉魏晋结于明清的中国文人风骨。那些有德无才或是有才无德的人都算不上“文人”。他们受道家和儒家影响最深，常常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清高、才情、理想化、愤世嫉俗和追求完美主义……从很大程度上说，中国文人的这些特点表现了一种高贵的品格，而他们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始终把尊严放在首位，在精神上他们永远是那么桀骜不驯，在人格上他们永远是那么宁折不弯，似乎天生傲骨。他们的作品，渗透出中国文人特有的浪漫主义的柔情气质和铁骨铮铮的豪迈气概。
傲风而立，傲视群浊的三闾大夫屈原，一身正气，一身傲骨，虽处江湖之远，却依然心忧国势衰微、民生凋敝的楚国。一生傲骨坚挺，不与世同浊，皆因屈原的“方”与“正”。他太出众了，学识渊博，记忆力强，通晓治理国家的道理，熟悉外交辞令。对内同怀王谋划商讨国家大事，发号施令；对外接待宾客，应酬诸侯……虽然怀王“终不悟”，但屈原的“存君兴国”之志从未动摇。儒家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屈原却不管是否在其位都要谋其政。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屈原则是无论穷达都要兼济天下。“位卑未敢忘忧国”，屈原的爱国之心绝不会因个人的荣辱而动摇，也绝不会随楚国的治乱而改变。对祖国的一片赤诚是屈原傲骨的内在精髓。
显得有些老态的屈原整一整峨冠博带，挥一挥临风长袖，一口喝下渔父端上来的大碗浊酒。在哀民生之多艰的忧愁中，可见他的铮铮傲骨和蔑视王的权杖的烈性。他投江的背影划成一道耀眼的虹，一道洞穿历史的长虹，刺破了汨罗江上方的天空，就这么悲悯地跃起，决绝而又坦荡。排开污浊，畅饮清流；摆脱昏醉，奔向凄怆的独醒。他的傲骨在江水中傲立了几千年，昭示着告诉世人，这就是理想与信仰，这就是祖国与人民，这就是人格的神圣和精神的绝对纯粹。
千百年来，谴责谗佞的声音还在继续，但我们已不屑再提起那些龌龊的名字，生怕玷污了洁如玉石的傲骨和灿若霞辉的辞章。罗曼。罗兰说：“最美的花，只有心知道孕育的不易。”于是，我们在缅怀屈原的同时，也想到了记载屈子的史公——司马迁。那个傲风锐当，傲弥尊严，忍受世间奇耻大辱却傲骨依旧的司马迁。司马迁太过天真，那个被迫向匈奴投降的李陵与他本没有什么关系，他只是觉得自己是个史官，必须以事实说话。
月光透过狱窗洒在斑驳幽暗的囚房里。他完全可以像屈子一样选择死亡，但作为一个史官，他不甘心，《史记》还未完成。屈辱地接受宫刑，这也许就是他在劫难逃的宿命。有转折的风景才是美的，他用他的行动维护了一个史官的尊严，坚挺着那副傲骨站立起来，握起沉甸甸的笔杆，从一个匍匐于殿的宦官，晋升为一个华夏史臣，于是历史便如此般精彩。“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没有骄傲，不曾退步，几千年来仍旧傲骨雄风逸涛四海，司马迁无悔无憾。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屈原做到了，司马迁也做到了，他们一路走来，在痛苦和快乐中，在甘甜和泪水中，在付出和收获中，在傲骨和选择中，终于走向了成功。
大凡真正才华满腹的人，其实都是暗藏着一种骄傲的。那些内蕴惊世之才的人，往往都是高傲的，绝不肯蝇营狗苟、唯唯诺诺、委委屈屈地活，巧言谄媚于权贵者面前，奴颜婢膝在庸人们脚下。古往今来，世间那些风神俊逸至极、才华横溢至极的人物，通常都是一样的，一样的恃才傲物，一样的年轻气盛，一样的遗世独立，一样的在俗世中抗争。
鲁迅先生逝世之后，毛泽东盛赞“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而“骨头最硬”的鲁迅先生生前却盛赞魏晋时的嵇康“骨头最硬”。嵇康一身傲骨，桀骜不驯，乱世中仍不肯对权贵有丝毫妥协。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曾赞“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最后的嵇康也果真如其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嘉平元年（公元249年），“高平陵政变”爆发，曹爽与司马氏两大政治集团的斗争，以曹爽的失败告终，大规模的政治清洗过后，司马氏家族全面掌控了曹魏政权。此时，摆在嵇康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彻底归隐；一个是投靠合作。刚肠傲骨的嵇康毅然选择了前者，其他“六贤”虽避入竹林，标榜和当世的恶势力司马氏集团各行其道，但在司马氏集团的分化瓦解之下，刘伶终日醉酒为乐，山涛、阮咸、王戎、向秀，甚至阮籍或是趋炎附势，或是违心出仕，最终都背弃了自己的初衷。能够一路坚持始终如一的，只有嵇康。曾经“二十年未尝见喜愠之色”的嵇康，对于司马氏集团谋篡曹魏，专制镇压的统治深感愤怒，已经不是当初归隐于竹林之中的“隐而不发”，而是公然宣称“非汤武而薄周孔”，公开宣布和司马氏集团的山涛、吕巽绝交，傲形于色、怒形于色。嵇康在这种违背自我和原则的懦夫面前，尽显了男儿真性情。
心狠手辣的司马昭，又岂肯放过这个桀骜不驯的眼中钉？在断头台上，傲骨铮铮的嵇康弹奏了一曲绝响——《广陵散》，那宽袍博带飘扬在风中，他以最优雅的姿态直面死亡，时年仅40岁。几千年过去了，至今仍余音绕梁，今人依旧能穿越历史的天空感受到嵇康的悲哀、怨恨和痛惜，还有他那铮铮傲骨的精神。
当然，傲骨不等于傲气，艺术大师徐悲鸿曾说过“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这句话道出了一个深刻的人生哲理。傲气，或者是盛气凌人，骄傲自负，自我感觉良好，也许在某一方面高人一等，先人一步，优人一招；或者是并无过人之处，只是虚张声势，故弄玄虚而已。不管属于哪一种类型，都是过高的评价自己、看低别人，这类人习惯了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态度，往往呈现出一种自负的心态，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盈气于内，形态于表，大有老子天下第一的气势，用不可一世的姿态来傲视别人。说穿了，这种人的态度不过是制造假象，希望在气势上压倒别人，取得心理优势，并逼人就范，让人臣服。傲气的实质其实就是一种稚气，既不谦虚谨慎，也不时常反思，有了一点成绩，便傲气毕露。
老子告诫世人：“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而如果一个人锋芒毕露，则必定会遭到他人的嫉恨和非议。很多有才华的人，往往就是因为傲气，而妨碍了其自身的远大前程，甚至引来杀身之祸，三国时期的杨修便是其一。
杨修，聪明绝顶、思维敏捷的“仓曹主簿官”，一个因鸡肋而丧命的文人，其家世代簪缨，原本他也可成一方郡守，可仅仅是因为曹操那句“千里无鸡鸣，思之断人肠”，他委曲求全，从公卿之后变成一名小小的主簿。从曹丕偷出了杨修为曹植做的答教，到装吴质的竹篓又装了丝帛；从“一合酥”到花园的“门内有活”；从力谏出兵，到“黄绢幼妇外孙齐臼”，再到最后的“鸡肋”，我们这位聪明的主簿充分展现了其出众超群的才华学识，同时也让曹操看到了他的隐隐傲气。正因如此，曹操的一句“再敢有扰乱军心者，以杨修为鉴”，断送了一个文人的一生，一个恃才傲物，却又慷慨悲凉的文人。
后人有诗叹杨修“身死因才误，非关欲退兵”。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也说“原来杨修为人恃才放旷，数犯曹操之忌”。杨修之死给我们留下了重要的启示：一是才不可尽露，傲气不可彰显；二是，事不可点破，不能太不给领导面子。杨修是历史的一面镜子，他虽然死得可惜，可他确实死得使后人清醒：人不可有傲气。人一旦有了傲气，通常会自命不凡，自认为很能干，比别人高出一筹，并因此目中无人。这就是他日后失败的先兆。有了傲气的人，成功之时的赞扬、奉承之词会使他飘飘然，听不进批评与忠告，分不清真假与是非，最终还是要失败。对于这种人来说，成功就是他们的“毒药”。
据《史记》记载，孔子曾经向老子请教过礼仪之事。老子告诫孔子说：“一个聪明且富有洞察力的人身上经常埋伏着危险，这是因为他喜欢批评别人，所以，做人还是节制为好，切不可处处争占上风，应该采取谨慎的处世态度。”这就告诉我们，做人千万不能过于盛气凌人，而是要谨言慎行、谦虚礼让。事实上，如果一个人可以谦虚诚恳地待人，就一定会得到大家的喜爱，如果能谨言慎行，则更可以赢得人们的尊重。
还有一部分傲骨文人，在特立独行、坚守原则之后，既没被杀头，也没被高看一眼，而是被“贬官”。不过，“官”贬而“文”不贬。“贬”而发奋，全力反思社会、人性和制度，创出一种灿烂的文化奇观。从屈原、司马迁之后，贬官们都在各自擅长的领域里演绎了一番，硬是把灰暗的命运涂上了一抹亮丽的色彩，在不自觉中成就了一种“贬官文化”。
◎善读书者可医愚
一切文明的第一本质在于它们与非文明的区别。这一点远比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区别和冲突重要。因此，只要是文明，就不必在互相对比和冲突中过于自卑，或过于骄傲。
——《借我一生》
人生的道路往往坎坷不平，失败和挫折随时都会出现，那么冷眼、讽刺也就随之而来。对待这些是愁眉苦脸地将原因归于“自己天赋不足”，从此自暴自弃呢？还是勇敢地面对嘲讽，寻找原因，挑战一切困难？这就要看是否拥有“傲骨”。那么如何培植我们的“傲骨”呢？如何做一个有志气、有信心、失败后并不气馁，相反，会顽强不屈在新的基础上不断探索的人呢？
宋代文学家苏东坡说得好：“腹有诗书气自华。”（《和董传留别》）书，为我们带来智慧的源泉和精神的力量；书，为我们带来无尽的遐想和快乐的时光；书，犹如神圣的殿堂，那么令人心驰神往；书，仿佛一叶小舟，载着我们驶入浩瀚的知识海洋！
著名剧作家莎士比亚说，“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文学家高尔基也曾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作家弗兰西斯。培根也说：“史鉴使人明智，诗歌使人巧慧，数学使人精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之学使人庄重。”一个不爱读书的人，是绝对谈不上有什么高雅气质的，因为“气”是无法被包装出来的。
“腹有诗书”还有一个典故，据传，被尊为“医中之圣”的李时珍一生喜爱读书，在他的家乡，有一位庸医，不学无术，不但喜欢假装斯文，还购买了许多医书来炫耀自己。有一年，刚过梅雨季节，庸医就让家人把藏书都搬到院子里晒晒。各种古典医书摊了满满一个院子，庸医自己扬扬自得，在院子里懒散踱步。这恰好被路过的李时珍看到，他一时兴起，就解开衣襟，袒胸露腹地躺在晒书架子旁边，也晒起“书”来。庸医看见这个情景，感到莫名其妙，吃惊地问道：“您这是在做什么？”李时珍回答说：“我也在晒书呀”。庸医问：“您的书在哪里呢？”李时珍拍了拍自己的肚皮，笑着回答：“我的书都装在肚子里。”
这个典故显然是在讽刺挖苦这个庸医不学无术、假装斯文。评价一个人是否具有知识，不在于他的书架上摆着多少书，而在于他的头脑里装着多少书。也就是说，要看这个人是否真正喜欢读书、学习，是否真的有学问。
读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孔子读《周易》时，至韦编三绝；西汉学者匡衡，少年时为借书，宁可给别人白干活不要钱；刘向曾说“书犹如药，善读可以医愚”；晋代孙康“如囊萤，如映雪”；明末顾炎武“白头至老，未尝一日废书”等，这些都让后人钦佩不已，古人的治学精神确实让人感动，即使是在近代史上，大凡有一定成就的人也无不重视读书与学习。
被誉为“文化昆仑”的著名学者、作家钱钟书，生性淡泊，独钟情于书，人谓“书痴”。钱钟书出生于书香门第，因周岁时抓“周”抓到书而得名“钟书”。过继伯父后由其启蒙教育。七八岁时，就已经可以大致阅读家藏的和书摊上租来的“正经”或是“不正经”的小说。14岁时，钱钟书借读到大量的通俗文学杂志如《小说世界》《紫罗兰》《红玫瑰》等，得以尽情阅览。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后，他又广泛阅读中西图书。上课时从不做笔记，常常是一边听讲，一边阅读和课程无关之书。他的同学饶余威在《清华的回忆》一文中这样描写到钱钟书：“他自己喜欢读书，也鼓励别人读书。他还有一个怪癖，看书时喜欢用又黑又粗的铅笔画下佳句，又在书旁加上他的评语，清华藏书中的画线和评语大都是出自此君之手笔。”
钱钟书读书完全出于喜好，“只要有书可读，别无营求”（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似馋嘴老贪吃美食：食肠很大，不择精粗，甜咸杂进”。尤喜读“极俗的书”，而精微深奥的美学、哲学、文艺理论等高头讲章，则如“小儿吃零食那样吃了又吃，厚厚的一本本渐次吃完”。亦喜读诗歌。至于笨重沉厚的大字典、词典、百科全书等工具书，他“不仅挨着字母逐条细读，见了新版本，还不嫌其烦地把新条目增补在旧书上”。读书同时还兼做笔记。从其自题诗句：“书癖钻窝蜂未出，诗情绕树鹊难安”、“晨书暝写细评论，诗律伤严敢市恩”等句皆可见其读写之情。
而钱钟书的“傲骨”事迹也不是乏善可陈的。一代“鬼才”黄永玉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到钱钟书的事迹，说道：“文革”中，上面忽然大发慈悲通知学部要钱先生去参加国宴，办公室派人去通知钱先生。钱先生说：“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这是某某同志点名要你去的！”“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这又是何等的傲骨！杨绛先生说，人是有良知和灵性的。可见，与其用任何华丽的衣衫来包装自己，都不如用知识武装自己有用。“知识就是力量”，读书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精神成长，拓展着一个人的人生宽度，涵养着一个人的内在气质。读书能增长知识，开阔眼界；读书能明白事理，提高能力；读书能陶冶情操，德润人心，踏上书籍构成的阶梯，学做人，学做事，攀上一个又一个知识的高峰，力争不断超越，走向卓越。读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读《论语》，让我们懂得了什么是高尚的情操，怎样做一个胸怀坦荡的君子；读《西游记》，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是不怕苦、不怕难、坚持到底的胜利精神；读《简。爱》，教会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志趣高尚、内涵丰富的人；读《基督山伯爵》，教会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沉着冷静、坚强不屈的人……读东方传统典籍，可以品味它的情辞并茂与垂之久远；读西方经典名著，可以体味其深沉的人文关怀与自由思想。余秋雨先生在谈到自己读书时的情景曾说，“我读过一些古典名著，开始可能会读错，但宁可读错也要读，逐渐会走出错误，从而提高自己”。
博览群书，你可以拥有灵慧的头脑，幽雅的气质，伶俐的谈吐，脱俗的品位……
通过读书，你可以播种阳光，挥洒青春，启迪愚昧，创造文明……
但是，目前我国国民的读书现状却令人担忧：图书阅读率虽然止住跌势，但其形势仍不乐观。据2011年公布的第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统计，2010年，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仅为52.3％，与纸质图书的实际阅读状况相对比来看，当前纸质读物的“浅阅读”趋向愈加明显。而网络阅读作为一种新兴的读书方式，正随着电子技术的日渐普及，获得越来越多的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青睐。在不读书的原因中，排名第一位的是“没有读书的时间”；第二是“没有读书的习惯”。
传统阅读不能丢，“没时间”更不是不读书的理由。鲁迅先生曾说过：“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愿意挤，总是有的。”他本人就是把大家喝咖啡、谈天的时间，用在了学习上。最终鲁迅先生写出了很多很好的文章，取得了世所公认的伟大成就。
现实生活中，不论你的学识有多高、称谓有多少，你学到的知识都只是知识海洋中的一滴水而已，更何况是在新知识不断涌现，知识的陈旧率和淘汰率速度日益加快的今天。立身以立学为本，立学以读书为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人生当自强，生命应无悔。余秋雨先生在谈到读书时说：“怎样才能提高生命质量？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集中人类历史上别的力量加固自己，才能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而个人的魅力会传递给学生、孩子、家人和周围的人……”
君子成人之美，小人成人之恶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美好的事物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灾难，但最消受不住的却是小人的作为。蒙昧者可能致使明珠暗投，强蛮者可能致使玉石俱焚，而小人则鬼鬼祟祟地把一切美事变为丑闻。因此，美好的事物可以埋没于荒草黑夜间，可以展露于江湖莽汉前，却断断不能让小人染指和过眼。
——《历史的暗角》
小人，在古代也称作“鄙人”，和“国人”相对。四郊之外土地为野或鄙。住在田野小邑的人，在西周、春秋时被称为“野人”。可见，小人的本意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小人”，而是指平民百姓，也就是被统治者。《尚书。无逸》中有曰：“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意思就是：从出生开始就过得很舒服，不知道农业生产的艰辛，也不关心民众的悲苦，只知道纵情享乐。其次是一种谦称：对平辈自称的谦词或是老师对学生的称呼。再其次才是我们通常说的，那种贬义的、心口皆非、思想狭隘、人格鄙陋的小人。
对于小人的确切定义，真的很难统一，古今中外，莫衷一是。余秋雨先生对“小人”的研究，可以算是比较完整、深入的了，可是对于小人的定义，他同样犯了难，“小人是什么？如果说得清定义，他们也就没有那么可恶了。小人是一种很难定位和把握的存在，约略能说的只是，这个‘小’，既不是指年龄，也不是指地位。小人与小人物是两码事”。
纵观中国古典文集，对小人的阐述最多的便是《论语》了。在《论语》里，“小人”共出现了24次，其中19次与“君子”同时出现。《论语》中的24处“小人”是多意的，随情境而变。其中，多数理解为无德者，用指平民的，仅只4次。（杨伯峻《论语译注》）
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坦”，安也。“荡荡”，广远之意。“戚戚”，时时忧虑之意。君子通晓事理，所以待人接物处世就像是在平坦大道上行走，安然而舒泰。心胸开阔，包容万物，因而豁达开朗；小人过于关注自身，计较一时得失，因此总是怨天尤人，患得患失，当然也就常有戚戚之心了。小人心思常为物役，因其花了太多心思去琢磨他人而总是劳心费力，他们“心中总有他人”。他人的快乐与烦恼，他人的言语和举止，都会引起他们的关注，如果真的能做到因其乐而喜，因其烦而伤，眼波不离，心有灵犀，那就是知己了。可惜，知己与小人却是一纸相隔，看上去好像关心莫切，但其心所到之处却让人防不胜防，为之心惊，甚于心寒。他们迫切地企盼和需要黑暗，却往往又在黑暗中坐立难安，惶惶不可终日。其实，小人因卑而可悲，在他们心里负载着太多过于沉重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又有什么可以让其心动不已呢？无非就是荣华富贵、功名利禄。而在我们这群平凡的人中，也常会有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而心怀鬼胎的事情发生，这又是何必呢！
每个人的肩膀上都扛着两个袋子，一个是快乐，一个是烦恼，如果为了满足私欲，为了让自己的虚荣心一直处于上风，那你的袋子必将越来越沉重，而你心里的天秤也必将无法保持平衡！于是，小人不明白何为“坦荡荡”，他们因自己的“长戚戚”而变得可悲又可怜！
在中国浩瀚的历史中，一个人的作用往往无足轻重，但是有一些人，他们的作用却是巨大的，对中国社会有着强烈的影响。这群人便是小人，他们的代表人物便是费无忌。
这个费无忌是楚国的大夫，当时太子的少傅。公元前527年，他奉命到秦国为楚太子迎亲，在回来的路上，他看到姑娘长得非常美丽，于是打起了坏注意，快马加鞭提前赶回楚国，怂恿楚平王先娶了这位姑娘再说，太子年轻，来日方长，以后再找也不迟。楚平王被费无忌的巧舌如簧说动了心，可此事关乎社稷形象，只好拜托费无忌谨慎从事。于是，这位本该成为太子妃的秦国姑娘，转眼间便成了公公楚平王的妃子。费无忌办妥此事后，更得楚平王的赏识。
但做贼心虚的费无忌却终日忧虑、寝食不安，他知道太子早晚也要成为大王。大凡小人既有害人之心，也就会以自己的逻辑来推测别人。于是他跟太子说这件事是大王的意思，与他无关，并“好言安慰”，说天下美女如云，以后还可以找个更好的。他转过头来又对楚平王说太子内握兵权，外联诸侯，并有老师相帮，准备发动兵变。楚平王自知理亏又经不住费无忌屡进谗言，就下令杀死了太子的老师伍奢及其长子伍尚，并追杀逃到吴国的太子和太傅伍奢的次子伍子胥。楚国从此陷入了连年战火之中。
余秋雨先生在《苏东坡突围》中曾提到，“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挤眉弄眼的小人”。孔子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成人之恶”这个名号，费无忌当之无愧，如此胆大包天，当真称得上“无忌”。
余秋雨先生在这里分析出了小人的几个重要行为特征，“其一，小人见不得美好；其二，小人见不得权力；其三，小人不怕麻烦；其四，小人办事效率高；其五，小人不会放过被伤害者；其六，小人需要博取同情；其七，小人必须用谣言制造气氛；其八，小人最终控制不了局势。”可见，小人猛于虎之特性，甚于苛政。
关于君子和小人行事的相异，孔子还有一个表述，叫做“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周”就是可以团结照顾到很多人，君子以道义为准则和人交往，能和周围的人和睦团结，却不是结党营私，所以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无论他有多少朋友，他都会像空气中的氧气一样，让朋友们感觉欢欣和舒畅；“比”这个字形，就像两个人紧紧挨在一起，小人的特点是很容易被取悦，因为他们总是见利忘义，而且喜欢拉帮结派，结成小圈子，但不会融入大集体，难以真正和人们友好相处。
人际关系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至今，人们都希望自己能做个君子，希望和自己打交道的人也都是真君子。关于交友之道，于丹教授告诉我们，《论语》中对交友有非常明确的标准，说人的朋友，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好朋友有三种，坏朋友也有三种。什么叫益友呢？叫友直，友谅，友多闻。直是直率坦率，谅是宽容原谅，多闻是博学多才，这三种是好朋友。人处在社会中，朋友是相当重要的。我们都知道这样一句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朋友是我们最好的环境，你从他的身上可以照见自己的影子，也就是说交什么样的朋友，你也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为何孟母三迁？就是因为外在的环境对一个人的品性形成也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交友要谨慎。
交朋友的好处，任何人都知道，交到一个好朋友，就等于交到一份好运。人常说君子之交，犹如陈年佳酿，天气越寒冷，饮之酒越香醇，只有可以肝胆相照之人才能结下稳固的友情。交朋友，要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要能够相互理解，相互欣赏，和睦相处，能够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
交到一个坏朋友，比遭遇一起火灾还可怕。朋友落魄时就弃而远之，这就是小人之交。用余秋雨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缺少精神归宿，正是造成各种社会灾难的主因。因此，最大的灾难是小人灾难，最大的废墟是人格废墟。”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小人用卑微的生命粘贴住一具高贵的生命，高贵的生命之所以高贵就在于受不得污辱，然而高贵的生命不想受污辱就得付出生命的代价，一旦付出代价后人们才发现生命的天平严重失衡。这种失衡又倒过来在社会上普及着新的恐惧：与小人较劲犯不着。
——《历史的暗角》
小人，是对那些不具备人格标准之人的泛称，他们的活动相当隐蔽，如果不用心琢磨，还真难判定小人究竟会何时、何地，出现在何人面前。在小人尚未耍弄手段的前提下，一个公认的君子也可能是个隐藏着的俗不可耐的卑鄙小人。所以说，小人就是玩弄阴谋伎俩的人，这种人平时就生活在我们周围，和我们有说有笑，看似诚恳大方，只有在背后乘你不备捅你一刀子的时候，你才会愕然醒悟：哦，原来不幸遇上了小人。
我们身边不可能无小人，但是我们要远离小人。同小人一起办事若处理不当，常常会吃亏。正所谓“易涨易落山溪水，易反易覆小人心”。小人没有特别的长相，脸上也没写着“小人”二字，有些小人甚至还长得又帅气又漂亮，既有口才也有真才，看上去一副“大将之才”的样子，可谓是“人小鬼大”，所以千万不能小瞧。小人就是那些做人做事不守正道，专以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目的的人。似乎“造谣生事”、“挑拨离间”、“阿谀奉承”、“阳奉阴违”、“趋炎附势”、“落井下石”、“推却责任”等这些词汇都是为他们准备的，他们就是踩着他人鲜血前进的那批人；他们就是不讲法、不讲情、不讲义、不讲道德的那群人。和这些小人相处要小心：既要保持距离，又不要得罪他们，既要小心说话，又不要有利益瓜葛。只有这样，才能把他们对自己的伤害降到最低。这种折中的方式，并不是选择上的左右摇摆，而是一种为人处世的原则，引用作家刘墉先生的一句话，那就是：我不是教你诈，我只是想教你做人的道理，免得你被人骗了，还在帮别人数钱……
有时候，在认清小人的同时，也会认错小人，就是把好人错当成小人，这种误解通常会带来很大的伤害，既伤害了他人，也给自己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要想尽量避免误会，就要时刻提醒自己：千万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实际上，这句成语原作“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语出自《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本是褒义。
春秋时期，有一年冬天，晋国有个梗阳人到官府告状，梗阳大夫魏戊无法判决，便把案子上报给了相国魏献子。那个告状的梗阳人便送了一些歌女和乐器给魏献子，魏献子正打算收下来，魏戊对阎没和女宽说：“主人向以不受贿赂闻名于诸侯，如果收下梗阳人的女乐，就没有比这更大的贿赂了，您二位一定要劝谏。”阎没和女宽便答应了。退朝之后，阎没和女宽等候在庭院里。开饭的时候，魏献子让他们吃饭。等到饭菜上桌，这俩人却连连叹气。饭罢，魏献子请他们坐下，问：“我听我伯父说过吃饭的时候要忘记忧愁，您二位在摆上饭菜的时候三次叹气，这是为什么呢？”阎没和女宽异口同声地说：“有人把酒赐给我们两个小人，昨天没有吃晚饭，刚见到饭菜时，唯恐不够吃，所以叹气。菜上了一半，我们就责备自己道：‘难道将军让我们吃饭，饭菜会不够吗？’因此第二次叹气。等到饭菜都上齐了，愿意将小人的肚子作为君子的内心，刚刚满足就行了。”魏献子听了，知道阎没和女宽是以这些话来劝自己不要受贿，于是就辞谢了梗阳人的贿赂。
后来这句成语发展成“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用来指以卑劣的心意去猜测品行高尚的人。不少人遇到问题，最容易犯两种错误：一是只从自己的立场出发，不能站在别人的立场考虑问题；二是出现了问题，总是胡乱猜疑，甚至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去挑剔别人，但事实通常和自己所想的正好相反。
曹操，被称为“乱世奸雄”，幼年的时候就诬师欺父，为人诡计多端，品行十分恶劣，而且阴险凶残。在《三国演义》第四回里，曹操刺杀董卓失败，被董卓通缉，幸好被陈宫所救，得以寄宿于曹操的义伯父吕伯奢家中。吕伯奢令家人热情款待，但曹操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听见吕家磨刀的声音，便怀疑吕氏一家不怀好意，竟将吕家一家老小全部杀死。当曹操、陈宫策马出逃，路遇吕伯奢买酒回家款待曹、陈二人时，才发现之前是误杀，但他仍挥剑将吕伯奢也杀了。陈宫说：“刚才是不知而误杀，现在却是明知而杀之，为什么？”曹操说：“吕伯奢回家发现家人被杀定会报官追来，于是我们必死。”陈宫抱着吕伯奢的尸体痛哭。曹操大言不惭地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极端的小人唯我主义嘴脸暴露无遗。
为人处世是没有固定模式的，只能凭自己的心智与慧眼行事。因为世事太凶险，人心隔肚皮，如果只以一种被模式化的处事方式和不同类型的人相处，那么必定会受到现实无情的嘲弄。当然，我们可以笃信正义最终会战胜邪恶，但溯其过程，也不难发现常有正义向邪恶让步的时候，那些毫无个人修养，言谈粗俗，仪态猥琐之人之所以可以大行其道，其根本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大的能量，而是因为善良与正义的一方缺乏足够的生存信心与底气。
列夫。托尔斯泰说过：“如果说邪恶的人们能够积聚成一股力量的话，那么善良的人们也同样应该如此。”君子集聚与小人合群是不同的，这正如《庄子。山木》所说：“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彼无故以合者，则无故以离。”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君子拥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所以他们的交往淡得像清水一样（不是感情清淡），不含有任何功利之心；小人之间的交往则甜得如同甜酒，他们把友情建立在互相利用的基础之上。君子淡泊却内心亲近，小人甘甜却利断义绝。大凡无缘无故接近相合的，那么也会无缘无故地离散，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的只有利益。这种君子之交也是中华传统文化提倡的交友之道。
据说在唐朝贞观年间，大将薛仁贵在尚未得志之前，和他的妻子就住在一个破窑洞中，穷困潦倒，衣食无着，完全是靠着王茂生夫妇的接济生活。后来，薛仁贵参军，在跟随唐太宗李世民御驾东征时，因其平辽功劳极大，被封为“平辽王”。一登龙门，身价倍增，前来王府送礼祝贺的文武大臣络绎不绝，可都被薛仁贵婉言谢绝了。他唯一收下的礼物就是普通老百姓王茂生送来的“美酒两坛”。一打开酒坛，负责启封的执事官大惊失色，因为坛中装的不是美酒而是清水！“启禀王爷，此人如此大胆戏弄王爷，请王爷重重地责罚他！”岂料薛仁贵听了，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命令执事官取来大碗，当众饮下三大碗王茂生送来的清水。在场的文武百官都不解其意，薛仁贵喝完三大碗清水之后说：“我过去落难时，全靠王兄弟夫妇的资助活下来，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今天的荣华富贵。如今我美酒不沾，浓礼不收，却偏偏要收下王兄弟送来的清水，是因为我知道王兄弟贫寒，送清水也是他的一番美意，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
后来，薛仁贵和王茂生一家一直关系甚密，“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佳话也从此流传了下来。很多人交朋友都爱走极端，要么形影相随，要么冷言冷语，不是依赖得要命，就是孤傲得过头。朋友间如果不懂得控制和平衡，非冷即热，就很难体悟到温和清淡的境界。市面上的各种饮料为了满足人们的不同口味，种类五花八门，可是仔细比较一下，还是无色无味的清纯泉水最好喝。
越平淡才能越长久，一个人但凡能够做到无论何事都心静如水，那他必定是个有大智慧的人。与人交往，也要这样：亲君子，远小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余秋雨先生在交友与远小人上的观点是基于一个论点出发的。君子之交是心灵上的交流，老子说过“上善若水”。对待朋友要真实诚恳，建立友情的基础应该是互相欣赏、互相理解。所以，在和朋友交往的过程中，应该坚持自己的主张，不可盲从，不可随便附和。这样的友情，虽然看起来像水一样清淡，但是却可以长久不衰，就仿佛是天地间共存的一种默契，源源不断，地久天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