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社会地位下降
解雇-幼儿期体验-双重痛苦-脆弱的恶性循环-
我们遇到的快乐的失业者-如何应对？
在上一章的开头，我引用了弗洛伊德的话，弗洛伊德认为除了我们爱的人之外，我们也可以对抽象概念进行哀悼，例如祖国、自由、理想。也就是说祖国被像母亲一样倾注，我们准备好要捍卫她；自由则是理想自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赋予我们身份。
由此而言，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或者是人类社会的整体）为我们提供保护，具有母性功能。在法国，这被称作是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关注的是我们身心的健康和完整性，关注我们的生存。由于这一些并不完善，我们有时会觉得它们剥夺了亏欠我们的权利。所以，我们会觉得社会不再爱我们，让我们消沉、拒绝我们。社会也扮演了传统的父亲角色：国家颁布法律并让人们遵守。如果国家过于严苛，就说明它不爱我们，如果国家过于宽容，就说明它放弃了我们，纵容我们为所欲为。
此外，我们会把自己的理想典范投射给社会、体制及其价值观。我们的个人身份也依附于它。以至于我们有时愿意为祖国付出生命。
说到底，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在我们存在之初，就是另一个人让我们在其目光、声音中得到构建，传授给我们母语，而母语则具有团体性质，传达给我们的还有先于我们存在的一切。得知了这一过程，个体和主体的概念便显得可疑了：我们如何从早先沉浸于其中的他者、集体中构建特殊、新颖之处？
我们与社会的关系因而是具有情感性的。比起在管理、经济上的专注，政治更是冲动与情欲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失业的情况下，心理因素会影响经济因素，使经济问题更严重。
解雇
解雇同失恋一样悲剧。对于解雇的抗议有时和失恋时的抗议一样：“我为她/他做了那么多，最后却被甩了！简直忘恩负义！”如果按冲动行事，我们就会试着让老板为他的负心付出大代价！除了要补偿经济现实，还要为他们的轻视付出代价。
直到此时，我们还是想相信自己是被爱的（或者更腼腆地说：是被考虑的）。但我们会抱怨没有足够被爱——因此人们不断要求“被认可”，永不满足，这就是为什么人力资源负责人总是感到不知所措。人们不想清楚地了解实情，而是更希望抱有幻想。尤其是对于右派的拥护者 ，不被认可怎么活下去？
法国人属于在工作上倾注最多的人民之一，他们将工作看成是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他们依靠自己的成就、“代表作”来认同自我，工作不仅仅是一门营生。这就是为什么法国人也是最多产的人民之一，他们成就了高质量的工作。法国人感觉自己带来了福祉，让同胞们受益：农民为社会提供粮食，供电者提供热能，护理人员救死扶伤，理发师让人们变美……而被解雇的人被剥夺的正是这种生存的理由，这一社会身份。
所以，一切都崩塌了：我们的身份以及企业对于我们的认同都化为乌有。虽然在其管理通告中（如果足够到位的话），公司总是向我们强调：我们就是公司的关键，一切似乎免除了竞争的挑战，我们就像是一个大家庭（甚至是一个派别），我们被要求要动力十足，无私奉献……我们对此并不完全相信，但又多少有点相信……而这一假象崩塌了，就像是波特金村庄 ：我们不过是被剥削的资源，我们不会愤慨于“人力资源”这一说法，而如今却明白了其间的卑鄙。
幼儿期体验
要想理解职员对于企业的爱的幻象，有必要回归到最早的依恋源头。
在最早经历的爱的关系中，我们还年幼、无法自立，我们要依赖于一个有资格、有能力的“大人”。而企业也常常被视作是这类实体，由高层所领导。我们越是远离这些高层，就越会将幼儿期的体验投射给公司。这就是基层干部以及我们现在所说的操作人员的情况。
我们提到过这种幼儿对爱的需求解释了受父母虐待孩子的悖论。无论经历了何种虐待，这些孩子还是爱他们的父母。通常而言，任何孩子都会倾向于认为父母的爱不容置疑，他们更喜欢对此苛刻要求，这也是因为他们对此有需求。就像是我们常说的“想要梦想成真”。
同样的，职员希望公司理所当然地对自己关注、认可。他们将事务关系化为情感模式。无法正确对待对话者，想要表现自己的动机、想法，却无法将自己置于现实之中，无法进行真正的谈判。
社会心理学试验证明，这种幼儿式的倾注对象也可能是工作本身。如果我们将个体置于与其价值观相矛盾的境况之中……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会改变自己的价值观，为了不再与自己的内心相冲突地活着！管理者们尤其如此，他们要督促生产，参与并没有多少依据的解雇。然而，这也是应急水管工或开锁工的状况，他们要“榨取”顾客一笔不公正的钱款。不得不从事一些无意义工作的操作人员也同样如此：他们无法找到工作的意义。例如，很多女收银员在从事人际相关工作后都找到了极大的满足。为了在这方面帮助她们，我们称她们为“接待人员”，代替之前的“商场工作人员”。
这些人依靠幻想和暗示修复了他们的自恋欲。当解雇将这一想象化为灰烬，缺失就变得极为残酷……而这种崩塌的根源则在于缺乏成熟的心理。成熟的心理可以使人们考虑到自我价值观、自我渴望和现实状况之间的内在冲突。而这需要的是强大的心理力量，要能够经受一切内在斗争所带来的艰难时刻和艰难体验……确实，当失业率飙升，雇员和雇主间的关系极端不平等时，现实帮不上我们什么忙。雇员很难甚至不可能以企业看待他们的（商业）方式看待雇主：他们就像为一个顾客售卖服务，顾客在市场上挑选产品，或者说是挑选提供的职业。只有高层次的干部才会摆脱或尝试摆脱这种状况。
双重痛苦
对于失业者来说，丢掉的不只是薪水、对公司的幻想，还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一个再平常不过简单的问题就会揭示一切：“您是做什么的？”“什么也不做……”这么回答难免会让当事人感到惭愧。
失业者之前处于相互交换、有付出有回报的社会关系之中，而失业后他们只收获却不付出。这就是失业补助会导致的情况。如果失业者忘记了失业保险的连带性，忘记了自己之前交过保险金，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就像个孩子一样：吃与住都不用自己负责，无法依靠自己。
付出，接受，回报
1925年，法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注意到了两个习俗，一个是被使用于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的Kula（礼物交换），另一个则是被北美印第安人所奉行的potlatch（交换礼物的宗教节日），莫斯以这两个习俗描述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关系。
个人、家庭、部落要在义务与无私的游戏中付出、接受、回报。如果对话者没有接受，付出也就不存在。拒绝礼物就是拒绝馈赠者，或者说是向其宣战。对于受赠者来说，接受就意味着要回报。接受的越多，当然有来就有往……由此构成了交互系统，产生慷慨和感恩的联系，人们不脱离社会便无法从中脱离。
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认为：
“所有的这些现象不仅具有法理性、经济性和宗教性，还具有美学性、形态性……，它们就是一切，是整个社会系统。 ”
这一内心感受也会被社会的斥责环境所加强，“折磨”着那些被我们称作“无所事事”的人。法国企业运动（Medef，法国企业家组成的类似工会的组织）和舆论会认为这些人如果不是好吃懒做、从慷慨的社会母亲那里贪好处的人，那就是接受救济、无法成为自我开创者的人……
同他者的决裂似乎完成了——他者其实是一系列的他者链，从母亲，照顾自己的人，到之后的父亲，家庭，学校，朋友，配偶和企业……如此多的实体在无意识中形成了一个链条，一个系列，而我们是其中的爱的客体。
被排斥的人有可能会发现自己处于曾经经历过的状态中。如果当事人曾经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就意味着他要重复儿时的羞愧和负罪感，我们在之前提到过 ，想象因而会进一步恶化的现实情况。
脆弱的恶性循环
社会爱着我们，同时为我们带来社会地位：资质、职位、金钱、退休保障、住房。这一身份地位让我们结识不同的合作伙伴。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一切，丢掉的就不仅仅是现实中的一切，还有相关的象征意义：我们想象着自己不再被爱。
这种让？福尔托斯（Jean Furtos ）所描写的脆弱的恶性循环于是开始了。这一循环首先开始于丢掉工作，随之而来的就是恐惧：职员会思考自己是不是犯了错误，造成了损失。他知道自己被解雇了，或者说他想象中的他人对自己的认可和爱都是有条件的。
当这类缺失变成了习惯，防御机制便只靠想象运行。不被爱的孩子常常用暴力或犯罪做出反抗。不够强大的成人也会主动地用否定自己来抵御排斥。
让？福尔托斯（Jean Furtos）说：
主体有能力施加给自己一种活动，让自己脱离现实情况，不再感到痛苦 。
这一防御机制具有负面意义：人们对不确定性变得无动于衷。从情感上看，当事人尽力让自己无动于衷。他们因而可以脱离痛苦。酒精也会帮得上忙。他们有必要尽可能地不去多想。可以说，他们将自己排斥了，以至于常常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感觉不到痛苦，这就使得他们忍受疼痛，甚至忍受可能导致死亡的疾病。这些症状同样会让我们想起被抛弃的孩子。
我们遇到的快乐的失业者
自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以来，出现了大部分针对失业者心理状态的研究。大量研究证明的结果常常是显而易见的。自我评价不足的人比自我评价高的人更倾向于认为失业是自己的原因……而令我们惊讶的是：对于四分之一的人失业者来说，丢了工作反而为他们带来了心理健康的改善。
通常而言，这些人完成了那些本该被他们放弃或被他们发现的项目。在没有进行付薪工作之前，他们也不是无所事事：他们看重自己从事的活动，并将其明确地与付薪工作相区别。
失业期引发的倒退也会让人们提出自己之前从没觉察到的问题。从家庭进入学校再进入社会，这就像是一个“正常”的必然结果，不会受到质疑。而此时，我们质问工作的意义，我们遇到了新的人，新的欲望出现……我们会感觉到自己从昏睡甚至是噩梦中惊醒！
我们于是发现了工薪条件之外的生活。而“工薪”这一社会形式的出现并不久远，它从十九世纪工业化开始被逐渐施行。生产方式的技术化使农业种植者和手工业者变得贫困，让企业家榨取劳动力并施加他们制定的条件。不过，从多方面看来，这些条件都在使人幼稚化。这是否是个巧合？也正是从这一时代开始，我们发现了父亲角色的衰落。脱离了他们的摊铺、作坊或田地，一家之主的形象也丢失了。成了工薪族之后，他们进入了新的依附关系之中，不再是自己时间或工作的主人，也不再是自己的主人。工人，普通干部都重新回到了孩子的状态；企业家也一样以他们的方式“退化”：幼儿狂妄症在等着他们。
从那时起，我们发现工薪者的处境是“正常的”，我们无意识地支持着这种儿童化的状态。而失业者却可以摆脱这一怪圈。
如何应对？
我们明白，有必要摆脱对工作和企业孩童般的倾注。这种倾注也是雇主既抱怨又支持的。要能够将自己爱的需求放置在正确的位置上，讲述给合适的对话者。因为这一倾注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所以实现起来更容易。
结 语
在“爱”与“失爱”的国度中航行，我们也同时穿越了生命中的重要时刻。我们知道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今天的经历构建于我们过往的经历。
我们看到爱的缺乏除了来自于缺失，还可能来自于爱的漫溢。就像是饮食过剩会带来身体超重，没有被“正确地爱”也会带来心理超重。所以问题就不仅仅在于：我是不是被爱？我是否付出爱？而是在于：如何爱？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要区别情欲和爱，尊重他者和尊重自己常常遗忘的渴望，这才是决定性的。
我们所有人都有一条漫漫长路要铺设，这条路起源于在子宫中的最初融合（可以说那时的我们并不真正存在却又是存在的），终止于成为自己的主人。这条路也暗含着缺失和限制。而自由的代价就在于此。
感谢一直鼓励我的罗瑟琳娜？达维多（Roseline Davido）编辑；感谢心理学家阿涅斯？萨洛蒙（Agnès Salomon）的建议；感谢马赛厄斯？莱尔（Mathias Lair）的审校，没有他们就没有这本书。我在此感谢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