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验证才能揭示真理，事实验证才是理论的基石。
——P。D. 斯科特
这一章我会细致地讲一讲我们如何开展、如何利用纵向研究，以及纵向研究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我会用实例证明前瞻性纵向研究获取的信息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惯用方法获取的那些信息有什么不同。我会通过数据和故事来解释我们的研究成果，整本书我都会将数据和故事结合起来。
2009年，《大西洋》月刊的编辑问我格兰特研究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项发现是什么。当时我不假思索就立刻答道：“生命中最重要的是我们与他人之间的情感。”我的这个回答并没有任何官方证据的支持。这个回答马上遭到了一家主流商业周刊的质疑，他们尖锐地指出：像关系、情感这类不切实际的概念在人吃人的现实世界有什么价值？
显然，我卷入了人类发展研究中历时已久、引起广泛讨论的一个争论：先天条件和后天培养哪个更重要？换句话说，身体条件和成长环境哪个更重要？对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人们都在发表各自的主观看法，但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通过客观证据来回答这个问题。如今我加入格兰特研究已经40年了，我是否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数据来回答这个意义重大的问题呢？
首先我想通过对比来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想从实验对象中选取两个对照组，一组人拥有优越的身体条件，另一组人成长环境良好、拥有幸福的童年。我可以比较50年后这两组人的状态。之前从未有人做过这样的对比，事实证明2009年的时候我也无法完成这项实验，至少不能严格按照我设想的规则来做。在格兰特研究中，身体条件的资料汗牛充栋，可后天培养方面的资料却寥寥无几。
要知道，我掌握的所有信息都来自于格兰特研究。“先天条件”这方面的信息很容易得到。在20世纪40年代，格兰特研究的研究人员都坚信，具有典型雄性体格的男性更容易获得成功，而且研究人员收集了大量关于受研究对象身体条件的信息。所以，很容易判断哪些人的先天条件优越，至少身体条件是很好判断的。但是“后天培养”却情况不同。
在下一章我会细讲，最早一批研究人员并没有考虑到他人的关爱会是影响成功的因素。现在的人格研究者往往不考虑人的面相，而20世纪40年代时被研究人员忽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环境因素几乎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更不用说家庭氛围这些更加细微的因素。由于这方面的信息有限，所以我很难判断哪些受研究对象的成长环境比较温馨。
这是其中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曾经被《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指出过。对于我当时受访时的回答，这家报纸的评价是：关于人生中“最重要”的因素，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要让21世纪的华尔街精英相信生命中最重要的是爱，那可不太可能。
但我的兴趣由此被激发了。我现在是真的想看看格兰特研究的数据对关于先天条件和后天培养的辩论能带来多少启发，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根据现有数据所能说明的情况来重新界定这个问题，要明确“成功”和“爱”这两个概念的意义。
所以我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哪个因素最能促成人在晚年的成功，是出色的身体条件、优越的社会背景还是儿时受到的关爱？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得先解决一些其他问题。首先是《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提出的问题：什么才算成功？高中学校里的足球明星通常被看作是青少年当中的成功榜样，但是一名优秀的四分卫一定能在晚年时成为人生赢家吗？
后来我想到，尽管人们可能会争论400米赛跑和跳高相比哪个更难一点，但几乎所有人都同意，能在“十项全能”比赛中取得好成绩的一定是非常优秀的运动员。类似地，用单一指标来定义成功肯定又会遭到《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的质疑，也会引发争议，所以我就设计了一套“人生赢家十项指标”——涵盖了各个方面的人生晚年十项成就。我还想看看这“十项指标”与先天条件和后天培养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具体来说是与出色的身体条件、优越的社会背景和幸福的童年之间有无关系。
我的这种设计充分地反映了前瞻性纵向研究，尤其是长远研究视角的优越性。我也将格兰特研究一直在探索的许多具体的、孤立的问题放在了一个更大的背景下观察，在接下来的几章我会细讲。我就像是用一架望远镜快速地把一副巨大的画面尽收眼底，将几十年间的理论观点和分歧梳理清楚。这也算以一种理想的方式将大家带入格兰特研究。
人生赢家的“十项指标”
每个人对“人生赢家”都有不同的定义，关于什么才算是一段幸福的、有价值的人生，大家也有各自的看法。我尽量将各类评判指标都包含在了我的“十项指标”当中，这“十项指标”都可以用相对客观的手段来衡量。我没有把美德、快乐、自我实现这些抽象的概念作为指标，我列出的都是具体的行为和成就。
我相信，很多读者肯定会对我选取的某些指标持反对意见。但我选择这些指标都是出于实际的考虑，并不受个人偏好、政治立场甚至是任何原则的影响。我必须要能借助现有的数据对受研究对象的生存能力、工作能力、爱的能力甚至在业余爱好方面的能力打分，这样才能确保我本人并没有偏向这三项预测变量（出色的身体条件、优越的社会背景和幸福的童年）当中的任何一个。
我选取了十项成就作为结果变量，因为这些成就是我们利用现有数据可以判断、衡量的。我事先并不知道这些成就和预测变量之间有什么联系。十项成就有的会相互交集，有些成就的年龄限制也并没有足够充分的理由，但是，考虑到我们在数据收集和评估方面的限制，我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继续往后阅读的话，你会慢慢熟悉我们研究的问题以及我们探索问题的方式。另外，附录一是我们的访谈提问模板，附录四是受研究对象成年后的顺应度评估表。评定童年时期性格和成长环境的指标在附录三。第3章介绍了格兰特研究的历史，包括研究开始时的背景情况。
表2.1列出了“十项指标”的具体内容，也就是我用来定义“人生赢家”的十项成就。前两条指标代表事业成功：60岁之前入选《美国名人录》（Who’s Who in America，美国刊物）、个人收入在所有格兰特研究受研究对象中排名前20％。
我选择《美国名人录》这个公认的精英判定标准是因为基本上每位受研究对象都在各自的领域享有崇高的声望，而我需要用一种有证可查的方式来区分他们的成功程度。经过计算，只有21％的受研究对象被收录进《美国名人录》。很快我发现，《美国名人录》更倾向于收录作家、教育家、政治家和商人，但医生和律师入选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之后我还意识到，我设计的“十项指标”并没有充分考虑那些创作型艺术家的成就，不管多成功的艺术家在我的“十项指标”中可能都不会拿到很高的分数。
表2.1？人生赢家的“十项指标”（60到80岁*）
1。入选《美国名人录》
2。收入在受研究对象中排名前25％
3。心理压力较小
4。自65岁起，在工作、情感和业余爱好方面收获成功和幸福感（附录四）
5.75岁时保持主观上的健康状态（75岁时仍然保持身体的活跃状态）
6.80岁时在主、客观均保持身体、精神上的健康状态
7。完成埃里克森理论模型中传承阶段的任务**
8．在60岁到75岁之间能够保持除了妻子和子女之外的社会联系
9。 在60岁到85岁之间拥有幸福的婚姻
10。在60岁到75岁之间与子女保持亲密关系
*“十项指标”是用来评估人在65岁到80岁之间的状态，但对于在58岁到64岁之间逝世的人来说，“十项指标”中有9项都是可以估测出结果的，所以这批人也被纳入评估对象之中。但在58岁之前就逝世的受研究对象不在我们的评估范围之内。
**以受研究对象在埃里克森理论模型中完成的最高等级的任务为准（参见第5章）。
第3~6条代表身心健康。如果受研究对象不需要心理治疗来解决他们遇到的各种问题，也不需要精神类药物来缓解痛苦，那么就可以认定他的心理压力较小。第4条衡量受研究对象在65岁到80岁之间在工作、情感和业余爱好各方面的状态（具体的衡量方式可参考附录四）。
第5条和第6条反映了不同年龄阶段各方面的健康状况：在75岁时保持身体的活跃状态（主观上）、在80岁时保持身体、精神健康（包括主观、客观两方面）。要达到第6条的标准，受研究对象必须在81岁生日时仍保持主观和客观上的生理健康，在80岁时没有酗酒、抑郁、长期焦虑、社交孤立等症状，并且能主观感受到各种各样的快乐。
有些读者认为生理健康不应作为“十项指标”之一。的确，长寿本身并不代表人生的成功。尽管大多数人都认为快乐、充实、长寿的人生是成功的，但痛苦却长寿的人生是否好过一段快乐、充实却短暂的生命，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承认，一些性格很好的受研究对象因为先天性疾病或者偶然事件英年早逝，最终他们的“十项指标”总分很低；而一些性格孤僻的受研究对象得分很高，因为他们运气较好，很长寿。但是，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是紧密联系的，而且我的目标是要找出哪些因素可以促成人在晚年时期的成功。
第7到10条代表亲密关系。第7条是埃里克森理论中的传承阶段（Generativity）（能够关爱并帮助除了自己孩子之外的青少年和成年人，更多内容参见本书第5章）。剩下3条是关于晚年时期幸福的婚姻、晚年时期亲密的父子关系以及60岁到75岁之间良好的社会关系（朋友、知己、球友、牌友等）。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如果受研究对象从60岁到85岁之间大部分时间都能保持幸福的婚姻关系，那么，即使中间有5年的时间婚姻关系不和谐甚至中间发生过离婚，他也算满足了第9条。相反，如果一段婚姻维持了35年的时间，但大部分时间关系都不和谐，那么也算是失败的婚姻。（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会对受研究对象的妻子进行单独访谈。）
把“幸福的婚姻”这种复杂的变量用“是”或者“否”来评定可能太过简单，但这的确是一种务实有效的方法。对于别人的婚姻，比如说兄弟姐妹或者最好的朋友的婚姻，我们很难对他们婚姻关系的幸福程度进行评级。于是我们想出了评价婚姻关系的三个梯度：如果夫妻双方二十多年来一直感到他们的婚姻很幸福，则评为一级；或者双方也说不上来是不是幸福，评为二级；如果婚姻关系磕磕绊绊甚至还离过婚并且之后也没有再婚，评为三级。这样一来，评定标准就还算是合乎情理。
在这本书中，你会看到我们总是这样用相对客观、科学的方法进行价值判断。之所以可以实现客观性、科学性，是因为我们可以一遍又一遍地运用已有的资料进行客观评价，这也是纵向研究最大的优势之一。如果我们做出这些评价时能保证评分者的信度，换句话说，如果彼此之间相互独立的一些评分者打出几乎相同的分数，那么我们做出的价值判断即使在几年、几十年后也能经得起数据检验，绝对不会是调查员的主观臆断。
所以，尽管我的“十项指标”法可能存在疏漏和谬误之处，但我希望读者也能意识到，整体来说在“十项指标”法中得分较高确实可以作为人生赢家的判断依据。
尽管我选用的十个变量看似毫不相关，但事实证明这些变量之间确实是相互联系的。比如说，具有其中某一项成就的人往往同时具备另一项成就，这让我们从直观上感受到它们之间的联系。高收入和良好的社会支持要求一定程度的同理心和情商，维持亲密的家庭关系也离不开同理心和情商。表2.1中的10个变量可以结成45对关联关系（10个变量的结对方式有45种），其中24对的联系非常显著，12对的联系显著，只有9对变量的联系不显著。
在这里说明一下，这本书中，联系“显著”只表示统计学意义。非常显著（VS）指的是这种联系偶然发生的概率小于千分之一，显著（S）指的是这种联系偶然发生的概率小于1％，不显著（NS）指的是这种联系偶然发生的概率小于5％。
判断人生不是一件小事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十项指标”是2009年才设计出来的，关于这“十项指标”的数据却是很早之前就收集起来的，而且通常是在事件发生之时就被记录下来。毕竟这是一项前瞻性研究。
用于“十项指标”评估的数据有些是在1938-1942年数据初步收集阶段得到的，有些是在1942年一直到2009年间的跟踪调查中得到的。“十项指标”的评分过程参考了这70多年间的所有记录，所以我们对于受研究对象的判断并不是基于他在某个时间点的表现，而是基于几十年间的收集起来的大量信息。
在每项指标中，如果某位受研究对象排在了全体受研究对象的前25％则记1分，如果他在某项指标评定之前就去世了，则该项指标记0分。所有人的总分都在0到10分之间。评分的结果是，三分之一的人总分是2分或3分，算是平均水平。
如果大家也认为我们的“十项指标”法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评判一个人在晚年时期的基本状态，那么，相比2分以下的那三分之一受研究对象，4分以上的那三分之一受研究对象的人生就更加成功。本书前几页有受研究对象各自的分数。亚当？纽曼2分，处于中等水平，我随后要讲到的戈弗雷？卡米尔总分5分。
当然，要判定人生成功与否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我曾表示约翰？肯尼迪的心理健康状况比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译者注：刺杀肯尼迪的凶手）要好，但我一位学术界的朋友就曾经质疑过我这个观点。只能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成功的先天条件
确定了评判成功的标准并对受研究对象的各方面表现进行评分之后，我们就可以用统计学的方法来检验格兰特研究记录下来的各种变量以及受研究对象的各种品性之中（关于先天条件和后天培养的变量）哪些最能促成人在晚年的成功。
事实上，从一开始格兰特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成功的前提条件。另外，刚开始收集数据的那几年刚好是“二战”初期，当时研究者们最关心的是怎样的人适合当军官。最早那批研究者认为，身体素质好才是领导力的前提，而优越的身体条件是指体育型体质并且男性体征明显（臀窄肩宽）。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主流观点。
为了证实这个观点，研究者在1945年对后备军官训练营中的新兵做了一次研究。在该项研究中，男性体征明显的受研究对象中41％的人被认定为“当军官的好苗子”，但是男性体征不明显的受研究对象中没有一个得到这样的评价。然而，并没有后续的记录表明这些“好苗子”确实成了出色的军官。
按照本章开头P。D. 斯科特的那句话来讲，因为缺乏事实证据的支持，那些研究者的理论还有待证实。而我想做的就是对三种观点进行验证：第一，我个人比较感性的观点——相信爱的力量；第二，早期格兰特研究者笃信的身体素质论、先天条件论；第三，现代商业社会的金钱决定论。身体条件、金钱以及关爱，哪一个最能促成“十项指标”所定义的成功呢？事实胜于雄辩，在科研领域尤其如此。现在是时候用事实来解决理论的分歧了。
表2.2中，A部分包括10条先天条件方面的因素，用来验证先天条件是否是晚年成功的前提，包括生理因素和非生理因素。前6条是第一批格兰特研究者提出的，他们认为这6条是取得成功的前提，尤其是成为军官或者商店经理的前提条件。（格兰特研究的资助者威廉？格兰特很关心这一点，他本人是一位连锁商店经理人，格兰特研究的名字就来自于他；更多关于威廉？格兰特以及前4条因素的内容请参见本书第3章。）
前6条是：出身（家庭富裕、家世显赫）、善于社交、男性体征（窄臀宽肩）、体育型体质、耐力和运动技能。我自己又添加了另外4条先天因素：童年时期的好性格（参见第4章）、家族中有酗酒史、家族中有抑郁症史、父辈和祖辈的寿命长。
我还选取了3个变量来验证社会经济背景对受研究对象的成功有多大影响。为了确定受研究对象父母亲的社会阶层，研究者进行了家访，并综合考虑了父母亲的收入、职业地位以及街坊邻里的阶层。父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也要经过评定。
先天条件、社会经济背景这两方面的因素都确定了之后，接下来就必须直面《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提出的质疑、证明“爱的力量”了。我也不得不再次面对最初那个让我被迫放弃分组对照实验、转向“十项指标”法的难题——缺乏数据。研究已掌握的信息中，并没有数据能直接表明受研究对象在童年时受到多少关爱。
我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来确切地验证我的观点：与他人之间的爱和情感是实现幸福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与他人关系的融洽程度也很难衡量，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在1940年，还没有人提出亲密关系这个概念，格兰特研究最早的那批专家顾问——那些生物计量心理学家以及弗洛伊德派的精神分析学家——当然也没有提出。关于这一点后面再细讲。这里我想说的是，在对受研究对象进行“十项指标”评估之前，我只收集到了关于受研究对象人际关系的4个角度的客观评价结果，所以我只能根据这4条来评判人际关系与成功人生之间的关系。这4条就构成表2.2中的第三类变量。
表2.2？要在60岁到80岁时在“十项指标”中取得高分，有哪些前提条件？
与“十项指标”总分之间的联系
A． 先天条件方面的变量
1。体育型体质（0项）* 不显著
2。男性体征（0项） 不显著
3。出身（1项） 显著
4。运动技能（2项） 非常显著
5。耐力（2项） 显著
6。善于社交/性格外向（0项） 不显著
7。家族平均寿命长（1项） 不显著
8。家族酗酒史（2项） 不显著
9。家族抑郁症史（0项） 不显著
10。童年时期的好性格（2项） 显著
B． 社会经济方面的变量
1。社会阶级（从上层阶级到蓝领）（0项） 不显著
2。母亲的教育（6-20岁时）（0项） 不显著
3。父亲的教育（6-20岁时）（0项） 不显著
C． 人际关系方面的变量
1。温馨的童年（6项） 非常显著
2。大学时期的整体状态（8项） 非常显著
3。移情的应对（防御）**方式（20-35岁）（7项） 非常显著
4.30-47岁的人际关系（10项） 非常显著
非常显著：偶然发生的概率p<0.001；显著：偶然发生的概率p<0.01。
*N项表示该预测变量与“十项指标”指标中的N项联系显著。
**参见第8章。
受研究对象和他们的父母都是在受研究对象大学时期才开始参与格兰特研究，那时受研究对象和他们的父母都接受了我们研究人员的深度访问。这些采访就是格兰特研究现有的关于受研究对象早期家庭生活状况以及他们与父母、兄弟姐妹关系的最早的资料。
显然早期家庭的生活状况和受研究对象与父母、兄弟姐妹的关系是亲密关系这方面最重要的因素。然而，那时研究人员还没有对受研究对象的童年成长环境打出确切的分数，打分是我加入格兰特研究以后的事了。（我会在第4章里介绍我们如何以之前掌握的事实为基础对受研究对象的童年成长环境进行打分。）
第2个亲密关系方面的预测变量是全体研究人员对每个受研究对象的“整体状态”集体评定出来的级别（在受研究对象本科毕业时，大概是他们21岁的时候）。评级的标准如下：
一级：受研究对象“在应对问题时没有严重的问题”；
二级：受研究对象“在与人交往时表现冷淡”或者太“敏感”；
三级：受研究对象“非常不合群”，或者表现出“明显的情绪波动”。
第3个预测变量是受研究对象在20~35岁之间无意识应对方式（更常见的说法可能是心理防御机制）的成熟程度。这一条由我在受研究对象47岁时根据研究以前掌握的信息进行评定（在前瞻性研究中回顾性地分析以往的数据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对于当时没有收集到的数据，现在无法弥补）。关于这一点后面也会细讲（参见第8章）。
要记住这一章只是一副草图，具体的细节会在后面的内容展开。这里我想说的是，我们采取的防御机制影响着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像幽默应对或者耐心应对这类成熟的应对（有时候叫作防御）方式往往能拉近我们与别人之间的关系；至于无意识动作和臆想症这类不成熟的应对方式，尽管采取这类应对方式的人暂时会感觉良好，但却会给人留下太以自我为中心的印象，会使得人们渐渐疏远这些人。
最后一个预测变量是30~47岁之间和谐的人际关系。尽管这个变量是在1975年、受研究对象中年时才被评定的，我们还是把它算作人际关系方面的4个预测变量之一，因为我们找不出比这更早的能反映受研究对象亲密关系能力的客观变量了。评判这个变量的标准是下面6个简单直接但十分客观的问题：
受研究对象是否已经保持了超过10年的婚姻关系？
受研究对象跟子女关系亲密吗？
受研究对象有好朋友吗？
受研究对象与自己的原生家庭之间保持着愉快的联系吗？
受研究对象是否加入了某个社会组织？
受研究对象和别人一起玩游戏吗？
哪些变量最能决定人生
我们验证了表2.2中列出的17个预测变量与成功之间的关系。10个先天条件方面的变量代表了早期研究人员的观点，3个社会经济方面的变量代表现代社会心理学家的观点（可能也是《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的观点），最后4个人际关系方面的变量代表关系理论家和动物行为学家的观点。
我承认最后这4条人际关系方面的变量选择得不太精细，但是我们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在“十项指标”法之后得到的人际关系方面的变量当然不能作为预测变量。另外，表2.2也体现了每个变量和“十项指标”总分之间的联系。
从表2.2可以看出，10个先天条件变量和3个社会经济变量与成功关系不大。与早期研究者信奉的“体格决定论”相关的两个变量（体育型体质和男性体征）与成功之间的联系根本一点都不显著，3个社会经济变量也是一样。家族酗酒史、抑郁病史以及家族平均寿命与80岁时的“十项指标”总分不相关。
格兰特研究在挑选受研究对象时非常看重善于社交、外向的性格（参见第3章），但结果证明这种性格与成功也没有联系。（然而最后一章会讲到，用复杂的心理学方法评定出来的“外向型”性格的确非常重要。）事实上，13个先天条件和社会经济变量中，只有4个与“十项指标”总分联系显著，而且仅仅与“十项指标”中零散的一两项联系显著。所以说，先天条件和社会经济变量与成功之间的关联比较弱，而且不成体系。
然而，人际关系方面的4个变量对成功起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每个变量都至少可以预测“十项指标”当中的6项，4个变量合起来对整个“十项指标”都有重要意义。另外，4个人际关系方面的变量中，每一个都与其他3个联系相当显著，说明它们之间存在共性。总之，形成亲密关系的能力决定着受研究对象各个方面的成功，正如表2.3所示。
表2.3？能够决定晚年成功的人生早期因素
“十项指标” 温馨的童年成长环境 47岁社会关系评级 21岁大学时期整体状态 20~35岁成熟的防御机制
“十项指标”总分 非常显著 非常显著 非常显著 非常显著
入选《美国名人录》 不显著 显著 不显著 非常显著
所得最高收入 显著 非常显著 显著 不显著
心理压力较小 不显著 非常显著 非常显著 显著
在工作、情感和业余爱好方面收获成功和幸福感（65-80岁） 非常显著 非常显著 不显著 不显著
主观上的健康状态（75岁） 不显著 非常显著 显著 显著
主、客观均保持身体、精神上的健康状态
（80岁） 不显著 非常显著 显著 不显著
达到“传承”阶段 非常显著 非常显著 非常显著 非常显著
除了妻子和子女之外的社会支持（60-75岁） 非常显著 非常显著 非常显著 非常显著
婚姻幸福（60-85岁） 显著 非常显著 显著 显著
与子女关系亲密（60-75岁） 显著 非常显著 不显著 显著
非常显著：偶然发生的概率p<0.001；显著：偶然发生的概率p<0.01。
有具体的例子可以让这些抽象的结论更加易于理解。比如，我们发现，就所得最高收入来说，智商110~115的受研究对象与智商150以上的受研究对象没有显著差别，体育型（肌肉型）体质的受研究对象与瘦型体质和胖型体质受研究对象没有显著差别，来自蓝领阶层家庭的受研究对象与来自上层阶级的受研究对象也没有显著差别（参见表2.2）。
另一方面，年少时与兄弟姐妹关系良好（幸福童年的其中一个因素，参见表2.2和附录三）的受研究对象年均工资比那些与兄弟姐妹关系不好或者根本就没有兄弟姐妹的受研究对象高出51000美元（按2009年美元价值来算）。来自温馨家庭的受研究对象年均工资比来自不和睦家庭的受研究对象高出66000美元。受到母亲关爱的受研究对象年均工资比没有受到母亲关爱的受研究对象高出87000美元。
在亲密关系方面得分最高的58名受研究对象入选《美国名人录》的可能性比一般受研究对象要高3倍，这些受研究对象在55岁到60岁之间最高收入的平均值是243000美元/年（按照2009年美元价值计算）。
相比之下，在亲密关系方面得分最低的31名受研究对象最高工资的平均值只有102000美元/年。应对方式最成熟的12名受研究对象的平均最高工资达到惊人的369000美元/年，应对方式最不成熟的16名受研究对象只有159000美元/年。这些变量与受研究对象晚年时期的幸福有着同等显著的联系。
所以我当年在受访时不假思索提出的观点是成立的。后天培养比先天因素更重要——至少更能促进“十项指标”所代表的晚年时期的成功。而后天培养方面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充满关爱的环境（温馨的童年成长环境，参见附录三）。这也是值得探讨的一点，待会儿我会用一个受研究对象的人生故事来解释这一点，并解释前面提到的这些结论在现实中是如何体现的。但首先我想做一点说明并在讲故事之前说一点题外话。
说明：在整本书中，我似乎一直在说精神健康的人比精神不健康的人性格更好。这似乎有一点责备受害者的嫌疑，但其实这个观点并不涉及道德评判。这个观点只是反映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吃饱肚子（包括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的人更能为别人着想，遭受饥饿（包括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之苦的人更容易采取自我保护的策略，更容易在受到伤害时发动攻击。
题外话：对于体格决定论以及早期研究者的其他观点，我一直都没有盲从。还记得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体质医学和人类体格学主导着理论界，持种族优越论的可不只是德国人。然而，我在探索“十项指标”法的时候其实还是属于整个格兰特研究的一分子，也受到其他研究人员的影响，再加上手头就有大量的相关资料供我使用，因此我还是决定验证一下体格和军官潜质之间的关系，验证一下这个在当时被奉为圭臬的观点。
“二战”结束时，有的格兰特研究对象被提拔为少校，而有的却还是二等兵。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差别？研究结果显示，受研究对象退伍时的军衔与他们的体格、父母的阶层、自身的耐力甚至智力都没有多大关系。真正与军衔有关系的是童年时温馨的家庭环境以及他们与母亲、与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
在27名童年最温馨的受研究对象当中，有24名都至少当上了中尉，有4名当上少校。相比之下，在30名童年最凄惨的受研究对象当中，有13个人连中尉都没有当上，而且没有一个当上少校。优秀的军官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是军官的好苗子，也不是因为在伊顿公学的操场上苦练身体素质所以才成为军官，优秀的军官是从温馨的家庭中培养起来的。这个研究结果肯定会让人体人类学家欧内斯特？胡顿（Earnest Hooton）（参见第3章）大吃一惊，他是受格兰特研究邀请为我们的研究写下第一本书的人。
我讲下面这个故事是因为它能给我们很多启示。第一，光有观点是不够的——无论我们多么坚持自己的观点，也需要去验证它。
第二，如果我们不利用信息的话，信息也就不能发挥价值。我通过实验，解决了格兰特研究从一开始就面临的一个问题，然而我所用到的数据已经存在了大约70年了。
第三，纵向研究可以让我们避开很多陷阱并摆脱研究方法和视角方面的难题。纵向研究让我们更加灵活，我们可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一些旧问题重新发问，也可以针对过去的数据提出一些新问题。这是这本书中很重要的一点，我会反复强调。
戈弗雷？卡米尔：爱的表现形式
现在我不谈统计数据了，我想用一个真实的例子来向大家证明爱的力量。一个人一生的故事肯定比1000个数字都更有说服力。
1938年，戈弗雷？迈诺特？卡米尔刚刚加入格兰特研究时，大家对他的印象只是一个高个子、红头发、举止得体、立志于学医或者从政的男孩。但研究人员逐渐发现，看似“正常”的戈弗雷其实是一个深度抑郁症患者。在他加入格兰特研究的第10年，研究人员对每位受研究对象未来性格的稳定性进行了预估，预估结果分为A到E五级。戈弗雷的评定结果是E，最差的一级。
然而，虽然在那时戈弗雷的人生看起来一片灰暗，在晚年时他却书写了人生的灿烂篇章。他在“十项指标”中的总分是5，排在了所有受研究对象的前25％。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变化呢？这个可怜的孩子是怎样走向成功的呢？原因很简单——终其一生他都在不停地寻求爱的力量。
卡米尔的父母属于上层阶级，但是两人在社交方面都相当孤立，并且性格多疑、几近病态。阶层的优越性并不能决定孩子的童年幸福与否。“爸爸的缺点妈妈同样也有。”19岁的卡米尔曾说道。
46岁时，他很难过地重复了一遍自己之前说过的话：“我既不喜欢也不敬重我的父母。”露易丝？格雷戈里在格兰特研究中负责访问受研究对象的家人，他说卡米尔夫人是“我见过的最容易紧张的人……很善于自我欺骗”。
一位儿童精神病医生30年后看到卡米尔当时的记录时说，卡米尔是格兰特研究中童年最灰暗的受研究对象之一。（在这类评估中我们一般都会采用不同来源的证据。）
卡米尔既得不到关爱又尚未培养起独立感，还是学生的他采取了一种下意识的生存策略——频繁地去学校医务室看医生。然而大多数情况下卡米尔并没有任何病症，以至于在他大三时，一个一贯很温和的医务室医生都不耐烦地对他恶语相向：“这孩子快成一个神经病了。”
卡米尔一味地诉苦是一种不成熟的做法，这并没有拉近他和别人的关系，反而让别人越来越疏远他。别人感受不到他的痛苦，反而很反感他强迫别人听他诉苦。
在“二战”开始那个年代，所有人都觉得卡米尔将来肯定不会有什么出息，至少按照当时格兰特研究者的标准来看是这样。他很瘦，但不符合肩宽臀窄的体征，所以只能说是瘦弱，算不上阳刚健美。他不擅长运动，大学时候的学业表现也并不十分突出。
即使按照我的标准，他也不属于能成为人生赢家的那种类型。他的童年很不快乐，寻求他人帮助时也并没有考虑到他人的感受，而且不善于人际交往。“二战”期间他只是二等兵，这完全在大家意料之中，因为所有人都不看好他。等后来我进入格兰特研究时，我也没看好他。
从医学院毕业之后，刚刚成为医师的卡米尔还试图自杀过。在加入格兰特研究第10年时他又接受了一次性格评定，那时研究人员得出的一致结论是：卡米尔“不适合从事医疗工作”；尽管他得不到关爱，但他非常愿意照顾他人、关爱他人。但是在与一位精神病医师谈了几次之后，卡米尔对自己有了全新的看法。他对我们说：“我现在已经不受疑病症的困扰了。以前总是怀疑自己患病，应该算是一种自我惩罚，因为情绪太激动而应受的惩罚。”
意识到自己因为情绪冲动而陷入抑郁后，卡米尔不再将频繁就医作为一种心理防御手段，也不再下意识地通过这种方式惩罚自己，而是转向一种更加成熟的情绪处理方式——转移注意力。他努力将注意力从那些让他情绪极度波动的问题转到不带感情色彩的事情上来。
他姐姐去世时，他向我们研究所寄来一份验尸报告，简单地附了一句：“这是一份验尸报告复印件，我想这应该算是需要向你们报告一下的事情吧。”他并没有提及自己的感受，甚至没有提到姐姐去世这件事情本身。
他也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他母亲去世的消息，而是试图淡化情感、冷静陈述一项客观事实。他轻描淡写地写信告诉我们：“母亲留给我一份遗产。”不论这种方式有什么缺陷，总归比之前的一味诉苦要更容易让人接受。很多人以前对他一味求医诉苦感到厌恶，但现在觉得他更好相处了。
尽管青少年时期总是怀疑自己患病，但卡米尔实际上对自己的身体和感受都不甚了解。他确实有一些感受，但这种感受到底是什么呢——一种疾病的症状，焦虑，还是臆想？他无法区分。
压力大时他会产生生理反应，并且他觉得对于这些生理反应不能不管不顾。然而，在32岁自杀未遂后进行反思时，他才开始区分生理反应和情感反应并关注这些反应产生的原因。自那时开始，心理压力还是会使他产生消化不良、腹部疼痛、手凉、胃疼等症状，但卡米尔不会再去跟医生说自己得了什么病，或者通过抱怨自己身体的不适来表达需求、寻求关怀。相反，经过心理治疗后他意识到，这些生理症状只是心理压力的外在体现。
接着，35岁时的一次经历改变了他的一生。因为肺结核，他在一所退伍军人医院度过了14个月。10年后他是这样回忆当时刚刚入院的心情：“医院很整洁；我可以在病床上躺一年，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就能出院了。”“我很庆幸自己得了这场病。”他说道。
事实上，在这次真正生病住院的经历中，他感受到了安全感，这是他在童年、在频繁就医以及之后刻意淡化痛苦的阶段都没有感受到的。卡米尔觉得这段住院的经历就像是一次宗教意义上的重生。“有个名字以S开头的护士一直在照顾我，”他写道，“这一年之后，再也没有什么困难能够难倒我了。”
出院后，卡米尔成为一名独立医师，还结了婚。他成为一位负责任的父亲，同时还担任诊所负责人。在出院后的5年里，他很快就接连完成了亲密（intimacy）、事业巩固（carrer consolidation）和传承（generativity）（参见本书第5章）这几项成人发展任务。他的婚姻持续了10多年但并不十分幸福，所以最终他还是和妻子离婚了。但他的一个女儿在她50岁的时候，曾在受访时告诉我，她和她的兄弟姐妹都认为他们的爸爸是一位模范父亲。
在后来的这几十年间，卡米尔的应对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之前他选择转移注意力（下意识地避免情感波动），现在他倾向于一种无意识的、更加为他人着想的方式——帮助他人，其中就包括一种提携他人成长的传承性心愿。他现在成为一名乐于付出的成年人。
虽然30岁时，他不喜欢那些特别麻烦的病人，但40岁时，他却习惯了照顾别人，实现了自己在青少年时期的梦想。他在波士顿开办了一家专治过敏性失调的大型诊所，这是他第一次负责一个机构。他还发表论文，他的论文让其他医生能更加理解那些童年不幸的哮喘病患者有什么特殊的情感需求，并更好地解决这些病人的需求。
现在他说医生这个职业最让他喜欢的就是“过去我一有问题就去寻求他人的帮助，但成为医生之后我更愿意让别人到我这里来寻求帮助”。这与他刚毕业时的焦虑心情形成鲜明对比。他的女儿曾跟我说道：“父亲天生就有付出的能力。在帮助他人时，他像5岁小孩玩游戏一样开心。”
在我55岁、卡米尔接近70岁的时候，我问他从自己孩子身上学到了什么。“我现在依然还在向孩子学习啊，还没学完呢。”他好像觉得自己的回答很巧妙，还意味深长了地补充了一句，“你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你不觉得这个问题太宽泛了吗？”
我有点失望，我原本以为像他这样情感细腻的人会给出一个更加言之有物的回答。但两天后，我正准备去卡米尔的同学聚会跟他的同学们谈谈时，我在哈佛广场遇到了他。他眼里含着泪，激动地说：“你知道我从我的孩子们身上学到了什么吗？我学到了爱！”许多年后，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跟他女儿谈了一会儿，之后我就彻底相信了卡米尔说的这句话。我跟很多受研究对象的子女都交谈过，但这位女儿对父亲的爱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
我开始写戈弗雷？卡米尔的故事时，我其实还不知道是什么使他的人生出现转机。显然生病住院的那一年改变了他，但具体是怎么回事呢？他55岁时说，这一切都是因为耶稣在他生病住院时曾看望过他；我在40岁认为是他在那14个月里受到的无微不至的照顾改变了他。但我们俩的看法其实都不算是合理的解释。
现在我知道，这个问题本身并不重要。我做了很多年跟踪研究，经历了很多年的成长才明白，我们应该重视爱的力量。爱的表现形式——上帝、护士、子女、善意的旁人等等——对每个人来说是不同的，但任何形式的爱都充满力量。
卡米尔75岁时，他具体讲述了爱如何改变了他。这次他并没有提到弗洛伊德和耶稣。
过去很多家庭不太和谐，我小时候的家就是这样。长大后我的工作倒也非常顺利，但真正让我庆幸的是我逐渐变成了一个平和、快乐、愿意与人交往、对他人有所贡献的人。在我小的时候《绒布小兔子》（The Velveteen Rabbit，译者注：西方家喻户晓的童话故事）这本书还没有普及，所以当时我没看这本儿童经典读物。这个故事讲的就是，每个人都需要与他人之间建立起相互关爱的情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完整、健全的人。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有爱才能让我们成为真实的存在。我童年时没有获得关爱，现在我也明白原因是什么。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在其他地方找到了爱的力量。这个过程中我最深刻的感受是爱无处不在，爱有着化腐朽为神奇的伟大力量。人是很柔软的动物，我们的周围充满着爱和善意……年轻时我从未想过我的晚年可以如此充实如此充满活力。
生病住院的这一年改变了卡米尔的一生，但卡米尔的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他获得新生后抓住机会顺势而行，进入了持续30年的快速上升期。意识到爱的力量后，他不仅获得了职业上的启发，而且灵魂得到了重生；他结了婚还有了两个孩子；他接受了两次精神分析；他还重返教堂，重拾年轻时期的习惯——这样一来他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充满爱的环境，弥补了童年以来的缺憾，并且将关爱播撒给他人。
又过了几年，卡米尔77岁了。77岁时卡米尔认为过去的那五年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再婚了，在工作上那些比他年轻30岁的人都甘拜下风。他把花园打理得整洁漂亮，他还很热衷于参加社区里三一教堂的活动。他坚信耶稣去医院看望过他，我一直以来都对他的这种想法不屑一顾，现在看来也许我不该这样。
80岁时，卡米尔为自己办了一场便餐生日聚会（译者注：便餐聚会指参加聚会的人每人自带一份菜），300个教堂里的朋友都前来为他庆贺。卡米尔请来爵士乐队为大家表演。
82岁时，在攀登他钟爱的阿尔卑斯山时卡米尔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追悼会在他所在的教堂举行，教堂里挤满了前来悼念他的人。“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主教在悼词里说道。他的儿子说：“父亲的一生很简单，但充满了爱。”要知道，卡米尔在30岁之前几乎没有与任何人建立起相互关爱的关系。所以人是会变的。但同时每个人的内心总有些东西是不变的。卡米尔在住院那年之前就从未停止过对爱的追寻，之后很快发现了爱，只不过是因为他给了自己一个机会，成全了自己罢了。
在戈弗雷？迈诺特？卡米尔80岁时，他的生活就连亚里士多德都得承认是幸福的。但在他29岁时，当研究人员在性格稳定性评价中把他排在全体受研究对象中最差的3％时，谁会想到他最终会成为这样一个幸福安详、乐于奉献、倍受关爱的人？
可是，如果我们明白幸福只是马车、爱才是拉动马车的那匹马，如果我们意识到所谓的防御机制、非自愿的应对方式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常常被人们忽略），那么卡米尔的转变就不难理解了。
30岁前，他的处事方式以自我为中心，处理情绪的方式是频繁就医、寻求帮助；50岁时，他更为别人考虑，培养起一种务实、宠辱不惊的处事方式。历时75年的格兰特研究表明，幸福有两个要件。一个是爱，另一个是找到一种不排斥爱的处事方式。戈弗雷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正因为如此，我才把这个故事作为引子，希望读者通过这个故事对本书的观点有大致的了解。
人生的变化从未间断
画面比文字更有说服力，但画面更多的是触动人心而不是以理服人；数据不会说谎，但难免有时会造成假象。因此，画面和数据的结合就可以尽可能保证真实性。正因为如此，我才用数据和故事一起来向大家介绍目前为止在我看来格兰特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成果。
第一条是，积极的精神状态是一种客观存在，从某种程度上对积极精神状态的判定可以独立于道德、文化因素的影响。但为了实现客观的判定，我们必须通过真实记录而不是空洞的理论来证明“积极精神状态”这一定义的有效性。这一点非常重要。80多年前，很多人都把希特勒追捧为伟大领袖，却认为丘吉尔不过是一个失败的政客。同样地，可能只有在80年后，我们才能对尼克松、里根、克林顿、大布什、小布什以及奥巴马等历任总统的领导才能做出客观评价。不管是评价领导人、做学术研究还是在生活中，只有通过长期观察——不只是几年，而是几十年——得出的结论才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本书所有内容都印证了这一点，尤其是第7章对这一点有更加详细的说明。
第二条是，如果我们抛开精神病理学去研究积极的精神状态，就需要理解适应性应对（adaptive coping）这个概念（参见本书第8章）。就像有些疾病中的发炎和发热症状一样，很多看似艰难的人生阶段恰恰是情况好转的时候。当我们对挫折越来越应付自如时，我们的应对机制也更加成熟。反过来说也是一样。
第三条，幸福的人生中最关键的因素是爱。这里的“爱”并不一定要是年幼或年轻时候受到的关爱或者是男女之间的爱。但一个人如果年幼或年轻时受到关爱，那么他以后的人生也更容易充满爱，也更容易在其他方面获得成功，比如收获名望、高薪等。同时，这个人的处事方式也更容易让别人靠近他而不是疏远他。大多数人生赢家在30岁之前都发现了爱，这也是他们成为人生赢家的原因。我将在第6章中讨论亲密关系的变迁。
然而，第四条发现是，人的确是不断变化、不断成长的。童年并不能决定人的一生，第5章会把这一点解释清楚。卡米尔的故事也是一个例证，一个在伤痛中成长起来的典型例证。
第二、三、四条之间有着显著的联系。生命中我们总是被周围的关爱所影响、所鼓舞。历史75年、耗资两千万美元的格兰特研究得出了一个简单直接、只有五个字的结论——幸福就是爱。维吉尔（Virgil，古罗马诗人）在多年之前用三个词就表达了同样的观点——Omnia vincit amor，爱能战胜一切。但可惜那时候他没有数据来支持这一观点。
第五条是，积极的影响远比消极的影响更重要，而且，对成年后的心理状况影响最大的是童年经历的总体状况而不是单独的某次伤害或者某个亲密的人。关于这一点第4章有更详细的内容。想一想卡米尔生病住院的那一年你就能明白我刚刚所说的“积极的影响远比消极的影响更重要”。
第六条是，如果对受研究对象进行长期观察，你会发现他们会变的，而影响健康状况的因素也会变化。生命中充满了变数。在我们的研究中，没有人一开始就注定失败，也没有人生下来就注定成功。一个在其他方面都条件优越的男孩因为遗传了酗酒的基因而慢慢走向颓废（参见本书第九章）。相反，一场重病反而使不幸的卡米尔摆脱了孤独和严重的依赖心理。
最后一条是，前瞻性研究的确能破解关于人生的谜题。在第十章我会对这一条做简单的讲解，只希望能激发读者的兴趣。因为第十章的确是关于人生的谜题，但我们目前还没有完全弄明白。然而，如果将来这些谜题被解开，那也很可能是得益于格兰特研究这种跟踪整个生命周期的科研项目。格兰特研究为我们提供了长达75年的行为记录而不是类似于判断或者选择这种主观看法，这些记录可以让我们反复验证并不断改进关于幸福人生的一些新旧观点。
在项目初期，格兰特研究的开创者们就开始收集那些像我这样有异议的人可能会用来反对他们观点的证据。我从一群认真负责的园丁那里继承了一片被他们精心呵护的果园。40年来我收获了果实也将结出的果子推向市场。
为了检验我们现在的结论是否成立，这项研究还在不断进行中，所以如果有天我不干了，也会有人来接替我。但目前取得的成果还是应该归功于阿伦？博克、克拉克？希斯和露易丝？格雷戈里？戴维斯（Lewise Gregory Davies），是他们开创了这片果园；也应归功于查尔斯？麦克阿瑟（Charles McArthur），是他们一直以来为果园施肥、修枝剪叶。格兰特研究的发展过程本身就像是一个人的人生故事，在下一章我会为大家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