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上写着“格兰特成人发展研究”。该研究由百货商店巨头W。T。 格兰特赞助，由哈佛大学卫生服务部负责实施，目的是对各方面“正常”的年轻男性开展研究。
在那个有着特别意义的下午，我还是一名刚满19岁的大二学生。在此之前，除了经济大萧条和被小儿麻痹症折磨的六个月，我的生活虽然没什么激情，倒也令人满足。
——本杰明？布雷德利，《美好生活》，1995
在这一章里，我记录了格兰特研究75年的历程，读者可以细细品读或是走马观花似的浏览一遍，总之根据自己的兴趣来决定。这一段历史不仅与格兰特研究有关，也与75年间美国的社会科学发展以及不断变换的主流世界观有关。格兰特研究的历任带头人分别是：1938-1954克拉克？希斯，医学博士；1954-1972，查尔斯？麦克阿瑟，哲学博士；1972-2004，我本人；2005年至今，罗伯特？瓦尔丁格（Robert Waldinger），医学博士。
从1936到1937学年，阿伦V。博克是哈佛大学奥利弗卫生学教授以及学生卫生服务部的主任。在递交给校长詹姆斯？科南特（James Conant）的一份报告中，他提议要扩大校卫生部以及校医生的职能范围。根据他的建议，第一步是要对健康的年轻男性展开一项科学研究。
博克认为，医学研究中，对健康的研究和对疾病的研究应该受到同等的重视。他的提议得到了支持，他想要研究的问题也更加明晰：先天条件与后天培养哪个更重要；性格和健康有着怎样的联系；精神疾病与生理疾病是否可以预测；身体因素是否会影响职业选择。但他最想了解的还是：健康是什么？75年间格兰特研究一直在探索这个问题（以及衍生出来的其他问题），这本书中我会尝试着去解答。
在递交给科南特的报告中，博克引用了“现代社会的压力”，他觉得 “现在的学生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要面对”这种压力。他认为哈佛应该帮助学生们应对这些压力。
时代在发展，卫生部的工作重点也应该转变，因为人际关系愈加复杂，我们要让大学生们在走出校园时为社会生活做好充分准备。
为了推进这项工作，博克向他的朋友威廉T。 格兰特寻求赞助。格兰特拥有一家以他自己名字命名的连锁商店公司，博克是他的心理医生。1937年11月，博克得到了第一笔赞助，金额为6万美元（以2009年美元价值计算是90万美元），提供这第一张支票的机构就是后来的格兰特基金会。随后科南特以及哈佛其他教职工就批准了博克的项目。
一开始这个项目叫作哈佛生命历程研究，不久后改为哈佛社会适应格兰特研究。（这个名字反映了格兰特对商业的关注——怎样成为优秀的百货公司经理。）1947年格兰特撤资后，项目名称又改为哈佛成人发展研究。但是大家在口头上一直都把它称为格兰特研究，我也会遵循这个传统。1967年我刚刚加入研究时，还曾天真地问道为什么叫格兰特研究。一位比我资深一点的调查员面无表情地答道：“因为项目运行需要大量拨款（译者注：格兰特‘grant’在英文里有拨款的意思）。”
格兰特研究于1938年秋天启动，研究所位于坎布里奇市霍利约克街一座又矮又宽的红砖建筑中，紧挨着卫生部。格兰特研究的跨学科性研究目标从最初的人员构成上就能体现出来：一位内科医生、一位心理学家、一位体质人类学家、一位精神病学家、一位生理学家、一位社会工作者以及两位助理。当时《哈佛深红报》的编辑小丹？费恩（Dan Fenn）在提到这八位创始成员时说，他们“正在从事的研究将来可能会成为哈佛对社会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对‘正常’人的研究……他们可能会研发出一套法则，指导人们在社会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1939年，哈佛举办了一次会议来庆贺格兰特研究的成功启动。遗憾的是，我找不到关于这次会议内容的记录。但会议召集了一批具有国际声望的科学家，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深刻地影响着格兰特研究。其中一位是阿道夫？梅耶（Adolf Meye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精神医学部的创始主席，也是当时格兰特研究的主心骨。
梅耶也许是美国最伟大的社会活动家，在精神病学领域有着非凡的远见卓识。他1892年来到美国，想研究大脑在人死后的变化。10年后他的兴趣从针对死者的神经病理学转向针对生者的适应性神经生理学。梅耶认为，精神病学研究是对生命的研究，他出版过一篇论文来论述“生命图表”的重要价值，这篇论文很有名但可能很少有人读过。
在论文中，他呼吁他的精神病学同行们“谨慎细致地对病人的精神生活进行研究”，他认为“我们应该少讨论共性，多探讨那些有着翔实记录的案例——尤其是对整个生命周期的记录——不仅仅是片段性的表面化症状描述或者传统意义上的转录”。亚当？纽曼和戈弗雷？卡米尔的故事都清楚表明，格兰特研究让梅耶的梦想成为现实。刚开始的规划是要做15~20年的观察记录——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是一个很高的目标——而现在已经在进行长达75年的生命记录。
美国最伟大的生理学家沃尔特？坎农（Walton Cannon）也出席了那次会议。与梅耶一样，坎农自格兰特研究启动以来一直都是整个项目的灵魂人物。他提出了战斗或逃跑反应的概念，作为哈佛教授他写了一本关于生理体内平衡的经典专著《身体的智慧》。生理体内平衡长期以来一直是格兰特研究的研究重点之一，所以我把我的一本书命名为《自我的智慧》，以此向坎农致敬。
詹姆斯？科南特校长也出席了会议，他带领哈佛走过了“二战”时期。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但不那么为公众所知的职位——曼哈顿计划的民间行政官，在这个项目中他反对氢弹的研发。阿伦？博克也参加了曼哈顿计划。
阿伦？弗农？博克曾被《哈佛公报》描述为“金发碧眼、皮肤白皙、活泼敏锐、性格直率、和蔼亲切、乐于思辨、总是很忙”，但认真地说，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内科医师。他有10个兄弟姐妹，在爱荷华州的一座农场长大；他后来被哈佛医学院录取，尽管招生委员会没有一个人听说过他之前读的那所大学的名字。20世纪20年代他拿着莫斯莱出国奖学金去欧洲研究医学，从此开始了他的事业。接着他又对安第斯山脉当地人的生理适应开展研究。这段经历让他对生理健康状态和积极健康产生了兴趣。
博克和他的同事约翰？W。 汤普森（John W。 Thompson）（也出席了会议）都是正常人类生理学这一研究领域的先锋人物，1926年哈佛大学疲劳研究实验室的成立离不开这两人的努力。在该实验室中，生理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一起研究人类对身体压力的适应能力。他们研发出了一项锻炼受研究对象的方法，即让他们踩上衣帽间里的那种凳子然后再下来，这个方法至今仍是心脏功能测试的一部分。
实验室的正式地址在工商管理研究生院的校园里，但派出的研究小组遍布世界各地，从热带运河区到安第斯山脉的高峰都能找到他们的足迹。实验室的研究成果最终使得美国空军决定为新的高海拔轰炸机配备备用氧气。
博克视野开阔，他一直都在批评医学研究越来越狭隘的趋势。在接受哈佛卫生部主任这一职位时，他指出医学研究对患病人群的关注过多，他认为根据症状和疾病来区分身体并不能解决“怎样健康生活”这一紧迫的问题。博克是第一个将积极健康作为一种概念提出来的人；60年后，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把博克的观点引入了积极心理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
即使格兰特研究开始实施后，博克依然与疲劳研究实验室保持着紧密联系。值得一提的是，直到96岁逝世前，他一直坚持每天步行两英里。他也一直都明白，“正常”和“平均水平”不是一回事。正常的视力是5.0，但不幸的是，这并不是人们的平均视力。他的兴趣并不是研究平均水平的健康状态，而是探索人们可能达到的最佳健康状态。正因为如此，当时才挑选一批精英作为受研究对象。这才符合格兰特研究的意图。
在开始的17年（从1937-1938年的开始阶段直到1955年查尔斯？麦克阿瑟担任研究所主任），格兰特研究由创始人阿伦？博克、第一任主任克拉克？希斯以及社会调查员露易丝？格雷戈里主管。这三位的善意和付出才使得受研究对象心怀感激并一直忠诚于格兰特研究，才使得他们一直积极配合，直至离开人世。
一项哈佛研究的启动
克拉克？希斯，医学博士，从1938年到1954年担任研究所主任，是一位极富潜力的调查科学家。他曾经和维生素B12的发现者之一威廉？卡斯尔（William Castle）教授一起共事。他也是格兰特研究中的内科医生，但他的工作范围远远不止这些，并且这么多年来还在不断扩大。他负责预算、报告、未来规划并整理受研究对象的案例总结。但是，他对于当时的格兰特研究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并非他的行政能力，而是诊疗能力。
格兰特研究的早期档案表明，希斯医生对病人关怀备至。每位受研究对象加入研究时，希斯都会为他做一次非常完整的长达两小时的身体检查。这是格兰特研究的例行事项之一。但一直到他离开哈佛时，返校的格兰特受研究对象还会自愿找到希斯，向他咨询个人及家庭问题。如果医学方面的咨询还不够的话，希斯也会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心理问题。
露易丝？格雷戈里（之后冠夫姓戴维斯），一个悟性很好的弗吉尼亚人，是“铁三角”的第三位成员。博克当时需要社会调查员来采访所有的受研究对象及其家人。专业教育方面格雷戈里只读过秘书专科学校，但因为她出众的人际交往能力以及天生的采访才能，博克还是选她作为调查员。
她去世后，第二任主任查尔斯？麦克阿瑟向一名正在编写格兰特研究简史（未出版）的研究人员描述她的才干。“她到受研究对象家里进行走访时，会优雅地坐下，双腿交叠在一起，一双大大的蓝色眸子注视着受访者。通常受研究对象的父母都会被她的气质所吸引，所以什么都愿意告诉她。”她是一名专注的、善于站在对方角度思考问题的听众，她使得受研究对象及其家人整个一生都积极配合格兰特研究。他与受研究对象关系亲近，就像一位大姐姐。（一个很漂亮的大姐姐，她的妹妹是电影明星玛格丽特？沙利文。）
格雷戈里女士能够将已经失去联系的受研究对象重新找回，格兰特研究中受研究对象的流失率很低——同类研究中最低——得益于她的辛勤付出和人际交往才能。
一开始，格雷戈里的工作是在每个受研究对象加入研究时对其社会经历进行详细问询，然后采访其父母。那些年里，她走遍了全国各地，到受研究对象的家里去采访他们的家人。她从每一位母亲那里了解到受研究对象详细的成长经历，她还了解了受研究对象的家族史，包括有关其祖父母、外祖父母、叔叔、阿姨、叔叔阿姨的子女以及整个大家庭精神病史的信息。多年后我遇到了某些受研究对象的家人，他们回忆起格雷戈里的家访都非常开心。
在家访时，格雷戈里很看重那些积极正面的信息。通常情况下精神方面的经历调查总是很重视病症，好像我们都是从田纳西？威廉斯的戏剧中逃出来的一样。格雷戈里会问受研究对象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但也想了解一些积极正面的信息。这不仅巩固了格兰特研究和受研究对象的关系，也意味着当受研究对象的成长经历中确实出现病症时，问题往往比较严重。
完成268次家访之后，格雷戈里也会兼职参与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她任期将满时，她仍然可以凭借自己的人格魅力让那些没有回应的受研究对象重新参与到研究当中。在这一点上她做得非常成功。
威廉？T. 格兰特在格兰特研究的创立过程中当然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朋友们都叫他比利？格兰特。比利在十年级时辍学，1906年开办了一家平价家居物品商店。他的第一家商店里，没有一件东西超过25美分——他对此很自豪，他的商店后来发展成为20世纪30年代的沃尔玛。
格兰特基金后来也闻名世界，但格兰特基金对外第一笔赞助是1937年提供给博克的资金，格兰特和博克意见相左。博克想研究最佳健康人群，从而帮助美国军队挑选出更优秀的军官；格兰特希望他资助的这第一个项目能帮他从众多连锁商店里挑选出最能干的经理人。他们都想发掘能力超群的潜力股，但格兰特更看重社会智商和情商，而研究人员的想法和当时主流观点一样，都重视体质医学。1945年之前，他们两人之间的分歧很有可能会引发矛盾。但直到“二战”结束时，博克仍与格兰特保持密切联系，他经常到佛罗里达州和康涅狄格州拜访格兰特的家。
弗雷德里克？莱曼？威尔斯博士（Frederic Lyman Wells）是格兰特研究的首席心理学家。具体来说他是一位心理计量学家，也是一战时主要的智力测试——陆军甲种测验的发明者之一。威尔斯来自于新英格兰地区一个学术背景显赫的家庭。他15岁就进入大学，20岁就拿到硕士学位。
从1925年到1928年，他是一些政府咨询机构的成员，比如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和全国精神卫生协会等。他在格兰特研究的工作主要是确定受研究对象的人格组织、兴趣才能和智力水平。威尔斯大概是格兰特研究所有人员中最著名的科学家，在1941到1946年他担任战争部顾问，协助研发了陆军普通分类测验（一种智力及职业能力测验），这更让他名声大振。他工作认真，是一个有方法、有系统的分析人员，可惜这些才能都贡献给了枯燥冗长的统计说明。他的报告很少涉及受研究对象的性格。
卡尔？塞尔策（Karl Seltzer），哲学博士。他是一位年轻的人体人类学家，与欧内斯特？胡顿和威廉？谢尔顿（William Sheldon）（后面会有关于他的更多内容）一起共事，是体质医学的又一位拥护者，确切地讲他十分认同体型和性格的关系。约翰？W。 汤普森，哲学博士，苏格兰人，和博克共同创立了疲劳研究实验室；卢西恩？布鲁阿（Lucien Brouha），哲学博士，从欧洲战场逃过来的比利时难民——这两位是研究所早期的生理学家。但两人都在1943年去世，而且疲劳研究实验室在1944年失去了资金来源。资金变化是预示科研方向转变的标志之一。体质医学正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研究所里的精神病学家负责对受研究对象进行细致的访谈，每位受研究对象大约10小时。研究初期担任精神病学家这一职位的先后共有5人，但没有一个任职超过三年。其中两位后来在学术事业上卓有成就：唐纳德？黑斯廷斯（Donald Hastings）（1938年担任研究所精神病学家，以下四个括号中的年份均表示任职时间）后来成为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部的主席，道格拉斯？邦德（Douglas Bond）（1942）后来成为凯斯西储大学医学院的院长。威廉？伍兹（William Woods）（1942-1945）、约翰？费马菲特（John Flumerfelt）（1940-1941）和托马斯？莱特（Thomas Wright）（1939-1940）也曾作为研究所精神病学家对受研究对象进行访谈。伍兹还负责26种人格特质的评估系统，这个评估系统对早期格兰特研究影响很大。
然而，不幸的是，早期的人员组成以及研究实施情况并没有反映出四个人格调查员的早期工作。他们的工作深刻影响了我后来对研究数据的解读，但在1937-1942年这些数据还很新，以至于研究人员并没能从这些数据中得出什么发现。海因茨？哈特曼（Heinz Hartmann），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和哈利？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都深刻影响了现代学术界对健康人格的理解。
前三位提出了一种不同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人格学说，弗洛伊德认为人格是认知道德（超我）和非理性激情（本我）之间的病态妥协，而哈特曼、安娜？弗洛伊德和她的学生埃里克森认为人格形成于一种非自愿、但通常情况下健康的、有创造力的适应，是这种适应的产物。安娜？弗洛伊德的《自我和防御机制》在1937年首次出版；两年后，哈特曼出版了一本关于自我心理学的经典个人著作，英文版书名是《自我心理学和适应问题》。然而，直到1967年，格兰特研究才开始关注受研究对象心理应对方式（参见第8章）。
哈利？斯塔克？沙利文是另一位先锋，将精神病学延伸至一种“关系”科学，20世纪中叶，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和他的学生玛丽？安斯沃思（Mary Ainsworth）才将关系科学发扬光大。
从生物学到心理学
对于研究初期的疏漏之处我想再讲一点，来说明时间如何改变了科学和科学家们。我们很容易忘记的一个事实是，我们对亲密关系产生研究兴趣其实也并没有多久。在格兰特研究的前10年，生物学理论毫无争议地占据主导地位。
1938年，大家公认体质和人种比环境更能决定人的发展。研究人员对生理数据做了极为详细的记录，但只有少数的社会科学家关注我们现在所说的“情商”，尤其是爱的能力和维持友情的能力。哈利？哈洛（Harry Harlow）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位心理学家、动物行为学家，因为在猴子关系剥夺研究中取得的突破而声名鹊起。1958年他在向美国心理学协会发表的会长致辞中情不自禁地感叹道：“心理学家不仅对爱的起源和发展不感兴趣，而且似乎根本就没有意识到爱的存在！”
在哈洛发表演讲的那个年代，像B。F. 斯金纳（B。F. Skinner）和约翰？沃森（John Waston）这样的行为学家认为婴儿对母亲产生依赖是因为母亲喂养了他们。心理分析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安娜？弗洛伊德也持类似观点。行为心理学和心理分析心理学尽管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但都十分认同生理和情感之间的互动。性欲、食欲和权力的变化主导着心理宇宙。爱被概念化为厄洛斯——一种个人的享乐本能，而不是互惠的结对过程。
直到1950年，心理分析师、动物行为学家约翰？鲍尔比才开始意识到——情感经历是塑造人格的根本因素，婴儿依赖妈妈不是因为妈妈喂饱了他们，而是因为妈妈抱了他们，给他们唱歌，凝视它们的眼睛。很快便出现了相关的实验证据。但我可以作证，在格兰特研究开始数年之后，英语老师还在向20世纪40年代的学生们灌输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名言“独行者走得最快”。在格兰特研究最初十年的心理学研究中，由荷尔蒙、镜像神经元、边缘母性依附掌控的情感世界是不可想象的。
讲到这里就自然地想到自闭症。这种由先天同理心缺失导致的常见病症直到1943年才被发现，由一位儿童精神病学家最终在自己儿子身上发现的。与自闭症很接近的阿斯伯格综合征于1944年被首次诊断出来。但经过50多年后这些先天性疾病才进入精神病学的诊断范围内。换句话说，在20世纪30年代，阿斯伯格综合征还很难被科学家们所理解，甚至比量子力学还要难。社会科学还没有意识到联系和情感的作用。
以法兰兹？鲍亚士（Franz Boas）为先导的文化人类学在20世纪60年代吸引了很多大学生的兴趣，但在20世纪40年代它还是一个很小众的学科，那时候生理人类学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1929年，德国精神病学家恩斯特？克雷奇默（Ernst Krestchmer）因为在体型与性格方面的研究成果被提名诺贝尔医学奖。受他启发的研究人员都认为性格由体型决定——具体包括瘦型体质（瘦弱）、体育型体质（健壮、肌肉发达）、胖型体质（松软丰腴）这三种。
社会科学家仍然认为，大英帝国是因为先天种族优越性而称霸，而不是因为“枪炮、病菌和钢铁”这些环境因素。“枪炮、病菌和钢铁”这个说法是因为杰瑞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同名书籍而出名，在这本书中，他彻底证明了种族优势是文化和地理因素的产物，而不是生物遗传的结果。
所以尽管早期研究人员主张的生理决定论在21世纪的今天听起来像是种族主义，但这并不是法西斯式的思想专制的结果，而是因为当时实在没有其他的理论。那时候研究人员花了很多时间来评估受研究对象的生理状况、体质和种族结构。在关于精神健康的10小时访谈中，研究人员会问到关于自慰的问题以及受研究对象对婚前性行为的看法，但没有人问到他们的朋友或者女朋友。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情感依附和同理心还只是情感小说的话题，而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实在是遗憾。
受研究对象
在我写这本书时，健在的受研究对象中除了7人之外都已经满90周岁。然而，研究开始时，他们都还是大二学生，大多数人才19岁。最初那批喜欢以“小白鼠”自称的受研究对象有268人。64个人是从哈佛1939、1940、1941届的学生中选出来的，204个人是从1942-1944届的大二学生中以大约7％~8％的比例按照更系统的方法抽取出来的。
大约10％的受研究对象是因为偶然因素加入研究：有些是自愿主动加入的，有些是已经加入研究的受研究对象的弟弟，有些是被人推荐进来的。其他90％都是通过下面的程序挑选出来，但每年的挑选程序在细节上可能有细微差别。
首先，调查员们对新一届全体学生进行筛选，筛掉那些可能无法毕业的学生。在教导主任的建议下，研究人员用学生的SAT成绩、绩点以及对他们先天能力的观察结果作为筛选标准。如果有名学生曾在高中毕业典礼上作为毕业生代表发言但SAT成绩不高，而另一名学生SAT成绩很好但在高中的排名很靠后，那么前者会优先考虑。这些标准会从每届学生中筛掉40％的人。
已知的生理以及心理障碍又排除了30％的学生。剩下的大约300名学生的名单会被递交给各学院院长，院长们每年从中选取大约100名他们觉得“不错”的学生。选出来的这些人往往是院长很高兴能够录取到的学生，尤其是那些课外活动丰富的学生以及有运动天赋的学生。
格兰特研究会从每届学生中挑选出未来的《深红报》主编、《崇尚》（大学文学杂志）主编，以及《哈佛妙文》主编。受研究对象中在大学时期以及之后半个世纪的大学聚会中担任组织者、领导者的人的比率比全体学生中的比率要高出3倍。然而，院长们也选出了一些“国家学者”，他们天资过人但家境贫寒，他们的一切开支、包括交通费，都由学校提供。这些人通常不善社交，他们完全是因为突出的学习能力被选中。
从新生体检结果可以看出，受研究对象中运动型体质（区别于瘦型体质和胖型体质）的比率是其他同学中运动型体质比率的二倍。这也并不意外。
在选出的90名大二学生中（每届学生的10％），大约五分之一的人因为个人原因最终没有加入（时间安排冲突、不愿意、在信息采集环节缺席等原因）。所以1942-1944这三届学生每年大约有70名受研究对象新加入格兰特研究，最终使总人数达到268名。
格兰特研究专门寻找有“成功”潜力的人。所有人都经过精挑细选，进入了一所竞争激烈、要求严格的大学，然后根据他们在大学的表现以及阿伦？博克所说的“独立自主能力”被再次筛选。受研究对象中许多人都是家中长子，格兰特研究更倾向于挑选独立自主的人。挑选受研究对象的研究人员想要寻找出能够达到甚至超过高水平自然能力的人。
格兰特研究的受研究对象在很多方面都具有同质性。他们在生理健康、精神健康、肤色、教育背景、智力水平、学术成就、经历的文化及历史事件等方面都很接近（参见表3.1）。他们都经历了大萧条时代，而且都很有可能积极参与到即将来临的二战中。
受研究对象都接受了陆军甲种智力测试，结果显示大多数受研究对象的智商都排在美国人口的前3％。他们的SAT成绩（平均584）排在所有高中毕业生的前5％~10％，但其他很多大学生的成绩也能达到甚至超过这个水平。当然，1940年参加SAT考试的学生要比今天更加精英化，然而读者们也完全可以骄傲地说：“我的成绩比他们高得多。”
平均算来受研究对象都是家族里第5代美国人。有些是来美国不久的移民，但很多人家里10代之前就已经在美国了。受研究对象中没有非洲裔美国人。10％的受研究对象是天主教徒，10％是犹太人。剩下的80％是清教徒，这个比例比其他哈佛学生当中的清教徒比例要高。89％的受研究对象来自梅森-迪克森线以北、密苏里以东。25年后，75％的受研究对象仍居住在这片地区，60％的受研究对象移居到旧金山、纽约、华盛顿、波士顿和芝加哥这5个大城市。
受研究对象大多出身优越，但相较于其他方面的差异，他们在出身方面的差异还算比较明显。一半人接受过私人教育，但通常是有奖学金资助的。在哈佛读书时，40％的受研究对象享有助学金（那时每年在哈佛读书的花费按照2009年的美元价值计算大概是22500美元），一半受研究对象通过半工半读来支付超出奖学金金额的学费。
研究人员还根据受研究对象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业、是否入选《美国名人录》对他们的家庭背景进行分类。三分之一的人父亲接受过职业培训，但是一半人的父母没有大学学历。所有受研究对象的母亲当中，只有11％有过工作经历；在那些有工作经历的母亲当中，大多数都是单身母亲。在32位有工作经历的母亲当中，2位是作家，5位是学校老师，1位是艺术家，1位是律师，其他的都是秘书或者服务员。
3.1？格兰特研究受研究对象经历的历史事件
个人历程 历史背景
1919-1922 出生 “一战”结束、妇女获得选举权
1923-1929 童年 兴旺的20世纪20年代、家庭收入增加、美国重视培养小孩的如厕习惯、民众担心亲吻小孩会传播疾病
1930-1940 青少年 大萧条、家庭收入减少、孤立主义和反战主义盛行
1941-1945 大学、兵役 “二战”
1946-1960 结婚生子及事业摸索期 《退伍军人法》颁布、强劲美元、经济快速发展、艾森豪威尔政府、《穿灰色法兰绒套装的男人》畅销
1961-1975 事业稳固期、儿女长大离家、指导年轻人 越战、美国卫生部发布报告认定吸烟有害健康、民事权利和医疗保险、弱势美元、冷战结束
1990-2010 退休、身体逐渐衰弱、保护文化 克林顿和布什政府、伊拉克战争
露易丝？格雷戈里开始家访后，又根据一些与阶级、地位相关的要素，比如房屋面积、装修、家具、藏书、艺术收藏等，对受研究对象的家庭背景进行分类。这其中的差异还是很大的。16％的家庭被归为上层阶级，即使在大萧条时期，这些人家里都有好几套房子，有汽车还有佣人。这些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以2009年的美元价值计算是人均225000美元——没错，我说的是每个家庭成员。4％的家庭被归为下层阶级，这些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以2009年美元价值计算是人均5200美元。
所以，并不是所有受研究对象都含着金汤匙长大，即使是那些含着金汤匙长大的人，他们的父辈或者祖辈很多也出身寒微，比如在第7章会详细介绍的阿尔弗雷德？潘恩（Alfred Paine）。他出生时就有一支属于自己的信托基金，他的父亲曾是纽约股票交易所的高层，祖父是一位成功的商业银行家。但祖父第一次赚到千元以上的收入还是在做小商贩的时候，那时候他晚上去大平原捡水牛角，然后运回到新英格兰地区去卖。
另一位受研究对象布莱恩？法默（Brian Farmer）的父亲是一名油漆工、裱糊工。布莱恩出生后没多久，就业情况就变得特别糟。于是父亲带领全家搬到南达科他州，在那里他和妻子以及几个大孩子在甜菜地里当劳力，一家人每清一英亩地可以拿到11美元。他们食不果腹，直到有天一个好心的邻居告诉他们，他地里的大豆和土豆可以全部让这家人拿走。他们捡来的大豆和土豆不仅让他们在整个冬天都能填饱肚子，而且吃不完的还可以拿去换糖、盐以及其他的杂货。那些年里，法默一家人没有尝过新鲜蔬菜和水果的滋味。法默先生还四处打零工，但他的邻居都太穷，不能付给他现钱。布莱恩在哈佛入学时，他父亲每天的收入只有5美元。
有些受研究对象存在其他方面的困难。有一名受研究对象，他成年之后的朋友都说他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家伙”，但他却告诉我们，他小时候妈妈经常醉酒，“二年级、四年级、六年级对我来说是非常糟糕的三年，我没有被留级大概是因为老师想摆脱我。在我整个童年时期，家里几乎没有收入。我们家的杂货店和加油站都开不下去了，冬天晚上只能靠几层毛毯取暖。小时候我经常在杂货店里暖炉后面的凳子上蜷缩着身子听外面的人说话，整个童年就是这么过来的，因为家里太冷了”。
但不管出身如何，受研究对象的哈佛文凭都是他们进入中上层阶级的门票。受研究对象在“二战”中服完兵役后，也赶上了高就业率、强劲美元以及《退伍军人法》颁布的好时期，有了《退伍军人法》他们如果读硕士也不用花很多钱。他们还很年轻，加入到了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强身健体、抵制吸烟的大潮中。大多数受研究对象之后的发展都很好，都比自己的父辈要更有成就。（也有例外，比如某位受研究对象的父亲在华尔街工作，大萧条时期每年也能挣200万美元，而且是按1935年的美元价值计算。别乱猜，他的父亲并不是约瑟夫？P。肯尼迪。）
怎样对受研究对象进行研究
三位调查员会与每位加入研究的大二学生进行访谈，他们是克拉克？希斯、研究所里的精神病学家以及露易丝？格雷戈里。
希斯会对受研究对象进行全方位的两小时身体检查，并询问受研究对象的饮食习惯、病史以及压力之下的身体反应。受研究对象还要接受体质人类学家卡尔？塞尔策的检查。卡尔会记录每位受研究对象的种族（北欧、地中海等等）和体质类型（运动型、瘦型、胖型），判断他的身体是偏阳刚还是偏阴柔，并进行详尽的人体测量。
调查员还会记录受研究对象的每一处身体细节，包括关键器官、眉骨、痣以及阴囊在悬垂状态下的长度。他们还会详细记录受研究对象的饮食习惯，具体到一杯咖啡或者茶里面放多少勺糖（从0勺到7勺不等！）。
我说过，对体型进行分类、从而发展当时风靡一时的体质人类学注定是一项无用功。卡尔？塞尔策的导师是哈佛大学人类学家威廉H。谢尔顿，他一直受克雷奇默的影响，认为人类的性格和体型是紧密相关的。很多人认为瘦型体质和分裂性人格相关，运动型体质与积极乐观的性格相关，胖型体质与狂躁、抑郁的人格相关。关于这一点在最后一章我会细讲。30多年后，格兰特研究的追踪研究发现，人生赢家“十项指标”（或者受研究对象的军事能力表现）中没有一项与体型有密切联系。
受研究对象会接受8~10次每次一小时的精神医学访谈，访谈的重点是受研究对象的家庭、价值观、宗教信仰以及事业规划。访谈时精神病学家把他们当作普通人而不是病人来看待。精神病学家并不是想找出什么病症或者从心理动力学的角度来理解受研究对象的经历。访谈内容包括早期性发展史，但不幸的是精神病学家并没有询问受研究对象的亲密关系。
露易丝？格雷戈里不仅与受研究对象进行单独访谈，还通过家访从受研究对象父母那里了解他们详细的成长经历。这一点前面已经讲过。沿袭了20世纪30年代的研究方法，格雷戈里了解到的这些信息往往都是故事，并不系统。尽管受研究对象的父亲和兄弟姐妹有时候也会提供很多信息，但格雷戈里主要的信息来源通常是受研究对象的母亲。
弗雷德里克？威尔斯，研究所的心理学家，对每名受研究对象进行智力测试（陆军甲种语言测试和数学测试）。很多情况下他还负责两项心理投射测试：单词联想测试和简化版罗夏墨迹测试。但这里的目的是测试想象力而不是潜意识（通常罗夏测试都是测试潜意识）。还有一项哈佛分段装配测试，用来评估操作灵活性以及空间理解能力。
生理学家卢西恩？布鲁阿在疲劳研究实验室对每位受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布鲁阿会检测每位受研究对象的呼吸功能以及在8.6％斜度的跑步机上以7英里每小时的速度跑5分钟时的生理反应。如果跑不到5分钟，就在撑不住的时候停下，测量那时的生理反应。体检医生会测量他们的脉搏率、血乳酸水平及运动耐量等指标，并根据测量结果对他们的身体素质进行分类。令人惊讶的是，在2000年——也就是50多年后，我发现，相较于身体健康状况，人际关系与耐力的联系更加显著。（事实证明这条结论在其他领域也同样成立，耐受力、克制力强的人爱的能力也更强，但身体健康状况不一定更好。）
在1940年，一家关注身心医学的慈善组织——梅西基金会向格兰特研究一次性捐助2400美元（按2009年美元价值计算是35000美元）。这笔意外之财使得格兰特研究可以用原始的单导程脑电图仪来记录数据，这种仪器在当时才刚刚投入使用。使用脑电图仪的人是新手，它们对脑电图的解释有时候更像是解读塔罗牌，而不是生理学分析；有几次，那些脑电图被解读为显示出“潜在的同性恋倾向”。
研究所还聘请了一位经验丰富的法庭笔迹学家来分析受研究对象的笔迹。但没过多久人们就发现，通过笔迹或心电图都不能准确地判断性格。然而，不管当时做的某些工作现在听起来多么幼稚甚至可笑，但却凸显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格兰特研究的信息收集工作先于科学的发展，很多收集到的信息在当时的科研水平下还无法利用，研究人员希望将来这些信息可以发挥作用。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信息确实在之后发挥了作用。
“二战”之前的心理学和医学与今天的心理学、医学不可同日而语。依附理论、双盲安慰剂对照药物实验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才出现的。所以，优秀的科研项目总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超前性。
现在的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风水轮流转，在21世纪初期遗传研究取代了关于成长环境的研究，再一次成为主流。但现在我们不去收集受研究对象的笔迹样本，而是收集DNA。目前还不知道怎样利用这些DNA信息，不知道75年后会怎样呢？
一开始我们这么做数据分析
截至1941年，格兰特研究共招募了211名大二学生作为受研究对象。这个数字到底够不够呢？大家意见不统一。研究所里最著名的研究人员弗雷德雷克？威尔斯曾寄给克拉克？希斯一封信，恳求他不要再继续招募学生了，这样研究人员就可以开始对已掌握的大量数据进行分析。
但是也有人担心211个案例还是太少，毕竟研究目标是确定心理学和人类学方面的联系。最终两种意见之间达成妥协，研究人员都同意从1944届学生中选取最后一批受研究对象。他们在1942年作为大二学生开始参与研究，从而形成了最终由268人组成的实验组。从1938年到1943年之间，格兰特基金总共为研究所捐助了45万美元（按2009年美元价值计算是700万）。
3.2 对受研究对象的研究过程
1938-1945
8-10次精神方面的访谈
希斯博士进行全面身体检查
希斯博士和格雷戈里女士的访谈、格雷戈里女士家访
人类学、生理学测试
脑电图、罗夏测试、笔迹分析（只针对部分受研究对象）
威尔斯博士进行全面的心理测量测试及部分投射测试
伍兹博士的26项特性分类（附录五）
格雷戈里女士进行简单的童年阶段评估（1-3级）
受研究对象21岁时，ABC大学适应状况评级
1946-1950
蒙克斯（Monks）博士询问受研究对象参与“二战”的经历
开始发放年度调查问卷
社会人类学家兰蒂斯博士与受研究对象妻子访谈
麦克？阿瑟的主题理解测验
受研究对象29岁时，研究所召开全体成员大会来讨论每位受研究对象的情况 ；从未来发展角度为受研究对象的人格健全度做ABCDE评级
1950-1967
两年发放一次问卷；没有其他联系
1967-1985
再次与所有受研究对象进行访谈，大多数由伊娃？米洛夫斯基（Eva Milofsky）或范伦特博士（Vaillant）博士主持（参见附录一）
从受研究对象45岁开始至今，每隔五年对他们进行全面体检
1-5级客观健康状态记录（良好，轻微疾病，慢性病，致残性疾病，死亡）
童年成长环境评估（不考虑受研究对象19岁之后的经历）
向受研究对象妻子发放两次问卷
评估受研究对象30~47岁之间的工作情况、与人交往情况和休闲娱乐情况（参见附录四）
适应性应对方式评估（以自我为中心、神经过敏或站在他人角度思考问题）
通过邮件向受研究对象发送NEO人格量表（由麦克雷和可斯塔编制）
通过邮件向受研究对象发送拉扎尔人格量表
1985-2002
再次对所有受研究对象进行访谈（参见附录一）
评估受研究对象49-65岁之间以及65-80岁之间的工作情况、与人交往情况和休闲娱乐情况（参见附录四）
向受研究对象的妻子和儿女发放问卷
继续五年组织一次体检、两年发放一次问卷
通过邮件向受研究对象发送盖洛普公司的《幸福生活的源泉》
估算受研究对象在80岁时主客观的精神和身体健康状况
2002-2010
继续五年组织一次体检、两年发放一次问卷
夫妻共同接受采访、“日记”
在受研究对象80、85以及90岁时对其电话访谈，评估其认知状况（TICS）
在受研究对象退休后进行再次访问（1985-2005年）
2010
计算受研究对象的“十项指标”得分
但接下来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对收集来的大量数据进行分析，事实证明这并不容易。我刚刚说过，不管在数据收集还是理论猜测方面，纵向研究都必须有一定程度的超前性。毕竟，我们事先并不知道哪些数据有用（如果能提前知道的话，也就没有必要进行研究了），所以只能凭借准确的预测。这一点有利有弊。但格兰特研究开始很早，所以并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
格兰特研究开始时，人们对于成人成长和发展还知之甚少，这一领域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因此在收集数据时，研究人员希望数据越多越好，但有时候并没有仔细考虑过数据有什么用。许多调查员在分析数据时都不知道从何下手。1944年，威廉？格兰特开始表露出对这项研究的怀疑，并犹豫要不要撤资。格兰特基金的受托人不断向研究人员施压，要求他们拿出一份初期研究成果。因此在接下来的两年，所有研究人员都在拼命寻找可以出版的材料。
在1945年之前只有三篇论文出版；1945年，为了迎合格兰特的要求，两本专著匆忙出版，研究所还出版了一本通俗读物，将格兰特研究的发现以一种可读性较强的形式呈现出来。
欧内斯特？胡顿是一位哈佛教授、一位杰出的体质人类学家，也很擅长写作。研究所的人类学家卡尔？塞尔策一直师从于他（我父亲是考古学家，同师从于他）。他坚定地投入到体质医学研究中。他认为：“如果我们想对受研究对象进行全方位研究，就必须从体格开始。”他还预测格兰特研究引发的一系列相关研究将来会使人类可以“通过干预遗传和生育来决定一个人的品性”。
胡顿引导早期研究人员形成这样的想法：“整体上，品性‘正常’和‘强壮的体格’之间是紧密相关的。”胡顿对格兰特研究的总结于1945年出版，书名是《年轻人，你们很正常》（Young Man， You Are Normal）。这与格兰特提议的标题“格兰特社会适应研究”相去甚远，因此研究人员与赞助人之间的分歧仍然不断扩大。然而，在之后的30年里，胡顿的著作仍然是格兰特研究最重要的出版物。
在书中他写道：“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体格，会发现体格与各种人格品质紧密相关。显然，体格一定能够反映个人的社会能力。”然而，他并没有通过实验证据来支持他的观点，只是单纯地将反对者贬低为“愚钝的环保人士”。这一点。这不仅表现出他对环保观念一无所知——如今环保可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话题，而且是对一整套思维方式的对抗。然而，7年前，阿伦？博克开始为研究做规划时，就已经考虑到先天条件与后天培养的关系问题；从博克与胡顿的态度差异我们就可以看出，早期的研究理念已经难以为继、不得不转型了。
格兰特研究的第二本专著是《人是什么》（What People Are），作者是研究所主任克拉克？希斯。希斯的研究成果也主要依赖于人类测量学数据，但也借助了由威廉？伍兹设计的一种未经测试的人格剖析法。威廉？伍兹是研究所里的精神病学家，没有接受过研究训练。
伍兹的人格剖析法（见附录五）从性格的26个方面对受研究对象进行打分，许多都是二分法，比如外向型（热情、善于表达）/内向型（性格恬淡）、合群/不合群、话多/话少、善于社交/不善社交等。研究人员努力把性格剖析结果与体格关联在一起，但得出的结论并不具有说服力。
这两本匆匆出版的著作都没有引起太多关注，当然也无法阻止环境主义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的主流思想。在之后几年的研究中，把体型分类结果与其他方面的独立评估结果放在一起比对可以发现，体型分类结果并没有体现出很强的相关性。伍兹的性格剖析结果（大部分评估结果）也没有体现出很强的相关性。
那时，研究人员获得的证据都不太具有说服力；更糟的是，早期的调查员们相互之间可以看见对方的评分，所以我们不知道研究早期发现的性格和体格之间的联系是否受到成见效应或者偏见的影响。1970年，我试着去重新搭建早期论文中总结出来的一些联系，但没能成功。
但我们也不能对早期调查人员所做的工作嗤之以鼻，我们必须考虑当时统计方法的落后性。那时没有电脑来收录那么多信息，不能像今天一样敲一下键盘就可以在一瞬间把数据沿着好几个轴排列整齐。受研究对象的名字排在记账簿左侧，分数、各项指标排在顶端，各项数据都要通过人工手写输入。这还只是第一步。
数据分析时，研究人员还要手动从记账簿中摘出数据，人工进行计算，有些计算还非常复杂。早期调查员们使用的测试方法现在已经过时，但我们无法想象分析测试结果是多么耗费心血的一项工作。
20世纪40年代，研究所连门罗计算器（早期的电子计算器都是这么叫的）都没有。令人讽刺的是，1944年，世界上最早的计算机之一“马克一号”就陈列在距离我们研究所不到300米远的地方。那时候，研究人员还没有掌握复杂的数据分析技术和方法，所以才没能发现早期数据中存在的关联关系。直到20世纪末期信息技术爆炸之后，早期研究人员播下的种子才结出果实。但在整个过程中，最困难的一部分工作其实是早期研究人员完成的。
结论总是需要不断更正的
因为“二战”的缘故，格兰特研究早期关注于研究成果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尤其是发掘未来的军事人才并实现合理的人员配置。约翰？蒙克斯（John Monks）是一位出身于贵族家庭的内科医生，他在1946年加入研究所，主要研究受研究对象对战争的反应。他出版了一本被多次研究但少有人赏识的专著《战争时期的大学生实验者们》（College Men and War）。
蒙克斯对伍兹的性格评价方法深信不疑，就好像这种方法的科学效用已经得到了证实一样。蒙克斯还建议用这个方法找出军官候选人身上哪些性格品质是符合要求的。他这本书的精彩之处在于受研究对象的故事以及为受研究对象们设定的背景。然而归根到底这本书还是不那么令人满意，因为蒙克斯跟早期调查人员一样还没有抓住纵向研究的精髓，并没有对假设进行验证。
2010年最新的实证性追踪研究（当时的研究意图一方面是想解答我这本书中提出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想形成我的“十项指标”法）发现，不管是阳刚型体格、合群、性格外向等这些预示成功的因素还是缺乏目标、缺乏价值观、害羞等预示失败的因素，都与受研究对象最后取得的军衔没有相关性。受研究对象大学时期的各方面品质特点当中，唯一与高级军衔相挂钩的是政治性，而与低级军衔相挂钩的品质特点包括人文素养高、富有创造力、直觉灵敏。电影《陆军野战医院》（M*A*S*H）的编剧可能预料到了这一研究结果，但格兰特的早期调查人员并没有预料到。
伍兹的预测方法没能发掘出当军官的好苗子，但更重要的是他的方法本身就存在着根本性的问题。伍兹列出的性格品质中，大多数和2010年“十项指标”中的成就并没有十分显著的联系，只有一个和“十项指标”中三项以上的成就联系显著。但那一个是例外。合群（被定义为稳定、可靠、开朗、真诚、可信），与八项指标联系显著，在过去的25年里一直是数据分析中的一个主要变量。
合群其实包含了一系列让年轻人能够“处理职业选择、竞争环境、道德宗教态度这些普遍存在的问题”的品质。60％的受研究对象被鉴定为“合群”，15％“不合群”。这15％的人普遍缺乏毅力，给人的印象是“性格古怪、让人捉摸不透、不可靠、状态不稳定、很迷茫、非常散漫”。（还有25％的受研究对象无法被归为“合群”或者“不合群”）。半个世纪后，合群的人当中婚姻幸福的比例是不合群的人当中比例的四倍。另一项有趣的发现是，截止到2012年，合群的人平均寿命比不合群的人要长7年。相比之下，早期研究者认为最能预示成功的两个变量——性格外向、善于社交，在10年后看来却不是那么重要。
“天堂里的烦恼”
1944年，格兰特在写给博克的信中责怪博克管理的合作研究团队“受到了太多局外人的不信任、轻蔑和冷漠，这样的团队是不可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的”。
格兰特说，如果博克不能从哈佛卫生部获得额外的资金支持，他就不愿继续支持格兰特研究了。他表示，只有当他和基金会的受托人感觉到格兰特研究组织有效时，他才会再出资3万美元（相当于2009年的30万美元）。现在看来，当时格兰特研究中没有人真正明白纵向研究的约束性，或者说没有人意识到他们这些研究者应该具备的耐心。
尽管克拉克？希斯临床水平过硬，为人和蔼热情，但组织管理却不是他的强项。令人讽刺的是，研究所中确实有擅长组织管理的人，而且至少有一个这样的人由直觉意识到纵向研究的伟大之处以及需要付出的巨大努力。
唐纳德？黑斯廷斯曾经是格兰特研究中的精神采访医师，1958年当他任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主席时，曾组织了一项长期的神经病门诊患者研究，这项研究是同类研究中较早的一项，不仅设计精巧而且成果丰硕。黑斯廷斯的研究是最早出版在《美国精神病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ry）上的前瞻性纵向研究之一，也是我在医学院读书时从杂志上特地剪下来保存的第一项研究。黑斯廷斯让我明白，前瞻性纵向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清杂乱无章的精神病学观点。在我还没听说过格兰特研究的那些年里，我一直都很欣赏他的研究。
厄尔？邦德（Earl Bond）是格兰特最信赖的科学顾问，之后也成为格兰特基金会的受托人。博克向邦德抱怨道：“我必须告诉格兰特，基金会的受托人是无法管理格兰特研究的。”在这之后的近20年里，格兰特基金都没有向研究所提供资金支持。当时的格兰特基金会还处于萌芽期，受托人中并没有医学研究人员或者医生，他们既不懂格兰特研究这种纵向设计的局限性，也不明白其潜力。像格兰特研究这样的果园可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收获果实。
即使后来研究所出版研究成果更加稳定，那些作者们还是坚持将作品局限在各自的领域，他们往往选择一些范围较小的话题来撰写学术作品。他们还没有对格兰特研究的前瞻性和历时性优势加以利用。比如，他们本可以更加批判性地检验体型数据；在1946年，他们完全有资源来检验体型数据是否可以预测研究对象最终能获得何种军衔，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
到了1970年，在出版了50份研究成果之后，格兰特研究还是不为人所知，而且很少被其他学者引用。而在这之前的15年里研究所一直面临资金短缺问题，我一会儿会讲这一点。
另一方面，格兰特、博克和希斯播下的种子在之后的几十年里的确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比如，我们在第10章会看到，伍兹直观得出的性格品质分类，让我们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能较为准确地预测受研究对象的政治投票倾向。蒙克斯在战后获取的关于受研究对象战时经历的信息，促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创伤后应激反应的前提的前瞻性研究之一。
“二战”的影响
珍珠港事件后，大多数受研究对象直接由哈佛大学进入军队，而且大多数人都表现出色。但是，他们步入成人阶段之初时，整个世界因为战争带来的经济社会损失而满目疮痍，这就对他们的适应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西方社会的变化对研究的影响
战争结束后，西方社会科学以及整个西方社会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胡顿坚定地主张体质医学，但遗传学和生物决定论还是退出了历史舞台，或许是因为之前纳粹利用优生学来宣扬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而战后人们对这种做法产生了情绪上的抵触。相对论、斯金纳（新行为主义心理学创始人之一）和文化人类学开始盛行，科学家们在寻找除了体质之外可能影响个人成功的因素。在美国，心理分析师开始成一些主要的精神病学系的主席。
“二战”时期的审查制度使得研究人员与受研究对象之间只能通过语音邮件保持联系。但是战争结束后，研究人员就又开始向受研究对象每年发放问卷。（1955年之前是每年发放问卷，之后没有特殊情况的话两年一次）。问卷很长，而且在设计时也考虑到要利用受研究对象出色的语言能力。问题包括以下方面：工作、健康、习惯（度假、运动、酗酒、吸烟等）、政治观点以及家庭，尤其是婚姻生活的质量。每隔十年或者每换一个研究所主任，问卷的问题会有些许变化，同时也必然反映学术氛围的变化。比如，直到1955年，问卷才第一次问及受研究对象的大学室友和女朋友。当然，一个完美的前瞻性研究不会这样回顾性地采集数据。
1948年，格兰特基金会果真兑现了承诺、撤出了资金。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阿兰？格雷格（Alan Gregg）决定用他文化人类学家的薪水为格兰特研究出资。在与格雷格以及同事讨论后，博克和研究所工作人员决定将这个项目更名为哈佛成人发展研究。（从1970年起，这个名字不仅包含格兰特研究中的大学生受研究对象，也包含格鲁克研究中的贫民窟受研究对象。）这时候研究所主要由哈佛卫生服务部提供资金支持。为了避免混淆，寄给受研究对象的问卷和信件中一直把他们称呼为“格兰特研究”受研究对象，而且一直到今天，在非正式场合中人们还是称这个项目为格兰特研究。
玛格丽特？兰提斯（Margaret Lantis）是新一代文化人类学家，她接受的专业训练是寻找、尊重并研究文化差异。她采访时比格雷戈里更加聪明、老练，但也许不如格雷戈里那样让人感觉舒服，毕竟格雷戈里是在弗吉尼亚的茶桌边上接受的专业培训。1950年，兰提斯采访了205位受研究对象以及他们的妻子，采访都是在受研究对象家里进行的。另外，在战后的10年里，有171名受研究对象来研究所拜访过，因此研究人员就顺便了解了他们当时的相关信息，也算是一项意外收获。受研究对象来访时通常由克拉克？希斯和格雷戈里做信息记录。
兰提斯与查尔斯？麦克阿瑟（该社会心理学家不久之后成为格兰特研究的负责人）一起合作，对许多受研究对象进行了主题统觉测试。主题统觉测试是一种投射测试，用来研究情感和关系；兰提斯的主题统觉测试并不像弗雷德里克？威尔斯那样关注认知方面。那时候，主题统觉测试是一种医学方法而不是研究工具。20年后（20世纪70年代），查尔斯？迪塞，一位擅长投射测试但不了解其他实验结果的心理学家回顾了受研究对象的主题统觉测试结果和他们早期接受的罗夏测试。尽管投射测试对受研究对象心理进行了描画，并证实了很多受研究对象身上已经显现出来的性格怪僻，但并没有准确预测出受研究对象在47岁时的精神健康以及成就情况。（我经常提到47岁，因为47岁大约是受研究对象大学毕业25周年聚会的时候；之后会讲这一点。我也会经常提到72岁，也就是50周年聚会的时候。）
然而，1981年，丹？麦克亚当斯（Dan McAdams）——不久之后在亲密关系和传承性领域声名鹊起的研究者（参见第4章和第5章）——运用同样的主题统觉测试成功预测了亲密关系，一份学术杂志还出版了他的研究方法。他构建的亲密关系动因能够借助弗洛伊德提出的美好生活的两个基本标准（爱和工作）准确预测成功。
1953年，哈佛学院的校长和其他成员共同宣布，他们将不再资助研究所，除非研究所还能募集到私人资助，毕竟过去5年里他们也资金紧张。因此，在1954年7月12日，博克和希斯写了一封悲伤的信：“各位格兰特研究参与者，我们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格兰特研究在1954年7月1日失去了资金支持。对于你们过去的支持和合作，我们深表欣慰……”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那年12月，绝望的研究所工作人员向烟草行业研究委员会递交了一份正式的申请，要求获得15880美元（大约相当于2009年的15万美元）的资金支持，并指出有必要研究人们吸烟的“积极理由”。在之后的10多年里，烟草成为格兰特研究的主要资金来源，尽管相关的记录并不清晰。
值得注意的是，1954年当烟草行业研究委员会出手相救时，格兰特研究已经是第16年了。格兰特研究已经走完了当初构想的15年并继续向前，而且研究所从未想过放弃。纵向研究越来越被人们所熟知；同时，生命历程研究的价值受到高度重视，研究人员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同样在1954年，阿伦？博克退休了，医学博士德纳？法恩斯沃思（Dana Farnsworth）——一位关注学生精神健康的精神病学家——接替他成为新的卫生部主任，卫生部现在更名为哈佛大学医疗服务部。弗雷德雷克？威尔斯也已经退休了。玛格丽特？兰提斯在1952年离开，而且之后也没有人接替她的职位。1955年，克拉克？希斯因为研究所资金来源不稳定而离职，法恩斯沃思便任命查尔斯？麦克阿瑟为新一届主任。
关系驱动发展模式
社会心理学家开始担任研究所主任，标志着格兰特研究的第一阶段结束。早期研究者的理论是，人的发展是由智力、身体条件以及由这两项决定的性格品质驱动的。然而研究者们现在抛弃了这种理论模型，转向关系驱动型发展模式。多年后，当我刚当上主任时，当初甚至没有招募精神病学家作为卫生部全职工作人员的阿伦？博克惊奇地发现，在早期被认定为“正常”的受研究对象后来竟然出现酗酒、人格障碍以及躁郁症等问题。他在走廊里开玩笑似的向我抱怨：“这些孩子一定是被你们精神病学家惯坏了。我掌管研究所的时候他们可都没有这些问题！”
德纳？法恩斯沃斯曾在西弗吉尼亚州的一所单室学校就读，1933年毕业于哈佛医学院。他曾主管威廉姆斯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医疗服务。他被公认为全美国学生精神健康方面最杰出的专家，因此比博克更加关注精神病学。他一就任，就招聘了五个全职、两个兼职精神病学家，并为他们逐个在哈佛安排了住处和研究院。尽管法恩斯沃斯没有直接为研究所提供资金支持，但他提供免费的办公场所，而且对查尔斯？麦克阿瑟和我给予了很大的个人支持。
麦克阿瑟是医疗服务部一位杰出的、年轻的心理学家。当法恩斯沃斯任命他为所长时，他正在哈佛攻读社会关系学领域的博士学位。麦克阿瑟从1955年起担任所长，直到我——一位研究型精神病学家——在1972年接替了他。他刚就任时，他是所里唯一的研究人员；哈佛给他支付工资是让他为学生看病，并不是让他做心理学研究。从1955年到1967年，他的确没有让资金中断，他在发给受研究对象的问卷里添加了一些关于抽烟的问题——“如果你从来不抽烟，那么是为什么呢？有什么原因吗？”也算是向另一位烟草资助者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表示感谢。有时候除了这些外部资助外他还不得不将自己作为学校心理医生的工资也贴进去，但即使这样他还是想方设法更新受研究对象的联系地址、与他们保持联系并发送问卷。但从1960年到1970年，研究所只出版了4份研究成果，发放问卷的频率下降到三年一次，17位受研究对象在10年多的时间里失去联系。
麦克阿瑟的研究重点是受研究对象的吸烟习惯以及他们之间的社会阶级差别。他也对斯特朗职业兴趣测评的长期有效性感兴趣——当时预测职业选择和职业满足感的最佳方法——并出版了几篇相关论文。这是格兰特研究的前瞻性纵向设计优势第一次得到真正利用。
1967年，格兰特基金会一次性向麦克阿瑟拨款10万美元（相当于2009年的55.5万美元），作为三年的资助，目的是让当时已经结婚了的露易丝？格雷戈里？戴维斯回到研究所来向受研究对象发放问卷。格雷戈里的回归产生了奇迹般的效果。17名失去联系的受研究对象又有了回音。在那之后的45年里，只有7名受研究对象主动退出。但没有人完全失去联系，因为一些公开的记录和校友报告让我们可以了解那7名已退出成员以及在1950年之前退出的12名成员的事业、婚姻以及总体生活情况。在这19个人中，只有4个现在还活着；15名已经逝去的受研究对象中，格兰特研究获得了其中13名受研究对象的死亡证明。
进一步数据分析
当受研究对象们纷纷开始组织毕业25周年聚会时，我才刚加入格兰特研究不久。25周年聚会是我们进行数据分析的好时机，因为我们可以借此了解受研究对象大学毕业后，尤其是“二战”后的适应情况。同时，我们还能借机把受研究对象与他们的大学同学进行比较。1969年，我设计了一份问卷，哈佛1944届学生聚会委员会在25周年聚会时分发了这份问卷。
从新生体检资料中我们已经得知，格兰特研究受研究对象与他们的同学在身高、视力、眼镜颜色、花粉症、风湿热病史等方面并无显著差别。25年后发现，他们和他们的同学在职业方面也无显著差别。每个班级中，25％的人成为律师或者医生；15％的人成为教师，而且大多数是大学教师；20％的人从商。剩下40％从事的行业包括建筑、会计、广告、银行、保险、政府、工程等。还有一些不同派别的艺术家。在受研究对象中，比例也大致是这样。
但在25周年聚会时，许多方面的差异也显现出来，表3.3中就归纳了一些。这些比较并不百分之百严谨。那些在生活、爱情、事业上不太顺利的人通常都拒绝填写问卷。92％的受研究对象都完成了问卷，但是在他们的同学中，我们收回的问卷样本率只有70％，这70％可能是由健康以及成就筛选的结果。即使后者相比前者已经经过更大比例的筛选了，但问卷依然显示受研究对象在大学以及之后人生阶段中都要比他们的同学更加优秀一点。受研究对象的平均智商是135，他们同学平均智商为130，差别不大。但是，受研究对象中荣誉毕业的比例却比他们同学高很多。受研究对象请的病假也更少。
表3.3 哈佛1944届的第25周年聚会上分发问卷的回复
格兰特研究对象
N=44 同学
N=590
完成问卷的 92％ 显著 70％
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的 61％ 显著 26％
继续攻读研究生 76％ 60％
感觉工作令人满意 73％ 显著 54％
相比父辈的职业较失败 2％ 显著 18％
每年不到2天的病假 82％ 显著 57％
抵制越战（1968/1969年冬） 93％ 80％
就读于公立高中 57％ 44％
有离异经历 14％ 12％
经常参加教会活动 27％ 38％
每天饮酒4次（或6液体盎司）以上 7％ 9％
大学毕业后咨询过10次以上心理医生 21％ 17％
非常显著=P<0.001；显著=P<0.02；NS=不显著
有趣的一点是，1969年的这次数据分析是格兰特研究第一次用电脑进行数据分析。那时候，一台哈佛电脑（现在还有谁见过！）能填满一整座楼。过去，数据必须记录在八十列穿孔卡片上，往往还要冒雪把这些卡片送到半英里外的计算中心，数据转换要花费好几天时间。
格兰特研究受研究对象明显志向远大，而且更加努力，所以与他们的同学相比，他们更容易在40多岁的最后几年里超越父辈的成就，这是可以料想的。然而，当初挑选受研究对象的过程本来就更偏向那些容易获得传统意义上的成功的人。受研究对象中禁欲主义者的人数超过了非理性主义者；热衷名利的人比追求个人满足的人更容易被选中；艺术家也不太容易被选中，因为艺术家的发展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且赚钱不多。
另外，研究人员不太看重受研究对象的亲密关系能力，反而更加看重他们任劳任怨的能力。一位研究人员把一个“健康”的人定义为“永远不会给自己和其他人制造麻烦的”，而且很多格兰特受研究对象也达到了这条标准。有一位受研究对象自豪地说道，在生活中使他感到最开心的就是“不亏欠任何人，而且能够帮助他人”。
但即使把这一点考虑在内，受研究对象步入中年后的成就也让人惊叹。4名受研究对象参加了参议院议员竞选。其中一位任职于总统内阁，一位成为州长，还有一位当选总统。受研究对象中，有一位成为畅销小说家（我指的不是诺曼？梅勒，虽然他是哈佛1943届的学生），有一位成为助理国务卿，有一位成为500强公司CEO。
尽管一般的受研究对象都获得了相当于成功商人或者外科医师的收入以及社会地位，但他展现出一位大学教授般的政治理念、学术品位以及生活方式。这批受研究对象45岁时，平均收入是大约18万美元一年（以2009年美元价值计算），但是只有不到5％的人开跑车或者名贵轿车。尽管他们非常富有，他们还是更多地把选票投给民主党而不是共和党，71％的人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者”。
我的研究方式
我在1966年加入格兰特研究，由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的研究型科学家发展奖金资助。麦克阿瑟批准我设计接下来的两次定期问卷。或许我当时做出的最大改变就是开始每隔五年收集一次体检数据，包括胸部X射线、心电图、常规血检等等。这些数据从受研究对象45岁时（1965-1967年）开始收集，一直持续到90岁的时候（2010-2012年）。对于客观身体数据的前瞻性记录是格兰特研究特有的，而其他性格发展纵向研究不具备的。
我的方法和查尔斯？麦克阿瑟的有所不同。我不是社会心理学家，而是心理分析训练这一领域的医学博士。我早期研究过海洛因成瘾以及急性精神病的恢复过程，某些坚强的患者采取的非自愿适应性应对机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年轻时我总认为凡事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但渐渐地我开始领悟到渐进性适应的力量，并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加入格兰特研究后，我刚好可以称心如意地研究与此相关的问题。
那些问卷内容十分具体，是宝贵的信息来源。对于那些标准化的问题，受研究对象的回答都带有明显的个人特征。他们的回复其实可以显现出他们的适应方式以及适应行为，而他们的适应方式和适应行为则影响了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人曾说：“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暴露自己。”一个受研究对象在我们发出问卷两年后才回寄给我们，因为他两年之后才在床底发现了这份问卷；不难料想，这个人的其他行为肯定也带有被动攻击色彩。
我们不必完全依赖受研究对象的言语或者梦境报告进行研究，因为（我在第8章会讲）格兰特研究包含着很多次、并且历时较长的观察，让我们可以透过受研究对象的具体行为去发现他们的自我防御机制。我跟麦克阿瑟为格兰特研究共同努力的那几年里，他对我的研究兴趣给予了极大支持。
1967年，我开始对受研究对象进行两小时的访谈，因为面对面的交流所能达到的效果是问卷无法做到的。这是自玛格丽特？兰提斯50年代早期的采访之后第一次系统性访谈。此后，在我担任所长的这段时间里，每15年左右都会进行一次访谈，一直到今天。
加入格兰特研究不久后，我对人的成熟过程产生了兴趣，这也是我的第二项研究兴趣。我父亲在他44岁时逝世，那年我才10岁。1947年，也就是我13岁的时候，我看到了父亲那一届同学25周年聚会时的纪念相册。相册里一批刚刚度过青少年阶段的大四学生的照片和46岁中年男性的照片放在一起，这个画面在我脑海中一直难以磨灭。当格兰特研究受研究对象在1967年开始举办他们25周年聚会时，我也借机与他们进行访谈，访谈的经历让我大开眼界。当时我才33岁，但我立即就明白，潜意识里我已经等这样的机会等了25年了。在那之后，我对于成年人成熟过程的兴趣就如同对防御和适应的兴趣一样浓厚。
在格兰特研究中所做的工作对我个人来说回报最大的一点就是能有机会在40年间里对受研究对象进行访谈。移情的作用并没有妨碍交流。我比他们要小15岁，每当我开始访谈时，我都记得，当这些人加入格兰特研究时，我还在读幼儿园。我不由自主地称呼他们为“先生”。但他们对我总是十分尊敬，像一个大二学生对待一位研究所的心理学家一样。没有一人表现出倨傲的态度。另外，因为我对他们的了解已经很深入了，所以我们无话不谈。但是，访谈让我更加笃信自己之前从问卷中体会到的道理：不管怎样努力，人都无法掩盖自己真实的性格。
大多数时候，我们都谈得非常尽兴，甚至超出我的预料。通常，和这些人聊天就像和老朋友阔别重逢一样。这让我有点内疚，因为我几乎什么都没有做，却从他们那里获得了信任和温暖。但我很快发现，他们与我的关系其实更多地在于他们自己而不在于我。如果这个人很容易去爱周围的人，那么我也会更加亲近他，我在采访他时表现出的机敏可能我自己之前都没想到。相反，如果这个人总是害怕周围的人、而反过来也总是得不到爱，那么我在访谈他时也会感到很吃力、很笨拙。我会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冷血的调查者，打着科学研究的旗号在无情伤害一个无辜的人。
跟有些人的访谈就像是精神分析咨询，有些像是报社采访，有些像是和老朋友聊天。我逐渐学会把坦诚地与他人聊人生的能力与积极的精神健康联系在一起。如果人实现了成熟，那么他就愿意并且能够用有意义的话来表达情感。
很快，我了解到他们对我的反应和他们与人交往的一贯方式是一致的。比如，有个人一开始回避我的问题，之后又把话题转向我，他大大方方地说：“来，你说说你自己吧！”起初我想是我自己太笨，但之后我看到研究所里一位精神病学家在1938年对这个人的评价：“这个男孩是我在整个实验组遇到的最难采访的一个。”
受研究对象中最热情、最富有的一位名人邀请我在早晨7点去他家里吃早餐，他亲自为我煮了一个溏心鸡蛋，而且在我事前要求的两小时访谈时间结束后，他又接着跟我聊了好久。要知道，他每天工作16小时，当时两周之后他们全家就要搬去纽约，他的儿子在8小时后就要高中毕业，而且当时他刚刚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商业失败并因此登上头条。有的受研究对象比他清闲得多，但不善社交，他会把我的访谈推迟一周，而且尽量选择在公开场合与我碰面，有两个人选在机场！
有些受研究对象会来坎布里奇接受访谈，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我去见他们——我去过夏威夷、加拿大、伦敦、新西兰等。只有一位受研究对象看起来不太愿意接受访谈。但访谈真正开始后，他也十分坦率地跟我讲述了他的人生，他讲得滔滔不绝、十分精彩，事先约定的时段结束后，他又在午餐时间接着跟我聊了一会儿。有些受研究对象欣然同意与我会面，但因为一些阻碍，后来又没能接受访谈。有两位受研究对象在我前去造访时尽可能地让家人介入到我与他的访谈之间，但其他人在我造访的整个过程中都没有让家人出现。
针对不同受研究对象的访谈也会显现出文化方面的差异。所有纽约人以及大多数新英格兰人都在办公室与我会面，而且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邀请我在那儿吃饭。几乎所有中西部的受研究对象都在家里与我会面，而且都会邀我共进晚餐。加州人一半像前面提到的前者，另一半像前面提到的后者。有几位太太公开对我们的整个项目表示怀疑。有一位太太在电话里讲得很大声，我与她丈夫隔着一张桌子相向而坐，都能听到她说她无论如何都不会见“那个破精神病学家”。
从1967年到1970年，在1942-1944届受研究对象当中我随机采访了50％的人。从1978年到1979年，伊娃？米洛夫斯基（社会工作者，弗洛伊德的私人医生马克思？舒尔的女儿）完成了与其余受研究对象的访谈。大多数健在的受研究对象在达到退休年龄——大约1990年时，都再次接受访谈。这一轮访谈一半由我主持，一半由极富天赋的医学博士马伦？巴塔尔登主持。之后的几章会更细致地讲马伦？巴塔尔登所做的工作。
这些健在的受研究对象达到85岁（2004-2006年）时，他们本人和妻子又都接受了罗伯特？瓦尔丁格及其团队的采访。或许，格兰特研究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在这么多年里进行了这么多次访谈。自从1970年结构重组后，研究所就在努力用我们跟踪观察哈佛实验组的方法来对格鲁克贫民窟实验组进行跟踪研究。如今，研究所出版的所有重要学术成果都把两个实验组共同作为研究对象。
在多年时间里与两个实验组保持密切联系并不容易。过去20年里，这项工作主要由艺术硕士罗宾？韦斯顿（Robin Western）负责，韦斯顿像是第二个格雷戈里。韦斯顿不仅是一个机敏、富有洞察力的采访者，还是一个侦探家，她能找到那些失去联系的受研究对象并将他们拉回到格兰特研究。她一直是一位细心、熟练的档案管理员，将70多年来收集起来的信息有序地保存起来。她也为研究人员提供了重要协助，参与了每一份问卷的编写过程，并在受研究对象医生的办公室那里软磨硬泡拿到受研究对象的体检数据（当然，事先已经获得了受研究对象的书面许可）。最难得的是，她一直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如果说格兰特和格鲁克研究现在都能算作世界上历时最长的研究之一，那么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韦斯特的坚韧和周全。
每次当我对这么多年来收集起来的材料进行分析时，就又会发现纵向研究的一项优势。任何一次采访、任何一份问卷都不足以还原一个人的全貌，但是，多位观察者在多年间与受研究对象进行的所有交流的总和就可以揭示很多问题了。比如，一位受研究对象给所有女性工作人员留下的印象都是活力四射、魅力十足，但给所有男性工作人员留下的印象都是一个神经兮兮的傻子。一位背景优越但性格害羞的受研究对象在有着类似背景的研究所工作人员看来可能充满魅力，但在一个工人阶级出身的工作人员看来，他就显得呆头呆脑、乏味无趣。
有时，只有当我们对受研究对象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跟踪观察后，才能发现一些隐藏的事实。一位寡言少语的受研究对象在30岁之后才跟我们说到他的母亲在生下他之后患上产后抑郁症。他19岁时接受的精神病学访谈以及之后格雷戈里的家访都没有发现这一事实。一位受研究对象直到75岁时才向我们透露他的同性恋倾向，还有一位直到90岁才说。总体来说，很少有受研究对象在65岁之前愿意承认太太的酗酒行为，但他们对自己的酗酒、婚外情以及逃税行为倒是十分坦诚。
2005年，医学博士罗伯特？瓦尔丁格——一位对亲密关系有着浓厚兴趣的研究型精神病学家——接替我成为研究所主任。从2004年到2006年，他再次对受研究对象夫妇进行访谈，而且在夫妇双方同意的条件下，对访谈过程进行录像，还获得了他们的DNA样本。最近几年里，有些受研究对象还同意我们研究他们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是为了了解亲密关系中涉及哪些积极情感。在第6章我会讲述他所做的一些工作。有些受研究对象生前决定将自己的大脑捐献给格兰特研究，这些慷慨的付出可能要到多年之后才能实现价值。
研究是一件很花钱的事情
在40年间维系格兰特研究的资金支持实在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完成这项任务需要具有灵活性、具备丰富的资源，当然有时候也纯粹是因为我运气好。
我前面提到的研究型科学家奖金为我支付30年来的工资，但不包括研究资金，因此1971年我写信给格兰特基金会，申请800美元资金支持，这是要付给已经70多岁、已退休的格雷戈里的工资，因为我们需要她再一次将那些不太配合的受研究对象重新拉回来。
1972年到1982年，美国国家酒精滥用与酗酒成瘾研究所对我们提供资金支持，并要求我们明确关注酗酒问题。该研究所也支持我们研究那些我一直以来都很感兴趣的话题，即非自愿应对、关系以及成人的成熟过程。但我后来发现研究酗酒十分有趣，我甚至专门用本书第九章来讲酗酒问题。
在我任职所长期间，研究所的第一份学术成果出版于受研究对象大约50岁的时候，这篇论文关注于46位以医生为职业的受研究对象的处方药滥用情况。利用回收来的问卷以及之前的访谈资料，我将这些受研究对象对情绪调节药品的使用和滥用频率与其他受研究对象对情绪调节药品的使用和滥用频率相比较。在比较过程中，受研究对象的高度同质性让我们刚好可以为那些以医生为职业的受研究对象设定一个对照组。比较的结果是，以医生为职业的受研究对象使用、滥用情绪调节药品的频率是对照组的两倍。
这篇论文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出版使格兰特研究获得关注，也帮助我找到纵向研究中一个重要问题的答案：被当成受研究对象来研究的过程是否可以改变受研究对象的人生轨迹。以医生为职业的受研究对象们大多都会阅读这份杂志，他们在读过这篇论文后会改变他们使用那些药品的习惯吗？10年后我们发现，这部分受研究对象滥用情绪调节药品的情况加重了，但对照组没有发生变化（对照组读过那篇论文的可能性小得多）。对那些医生受研究对象来说这不是一个好现象，但这确实证明了前瞻性研究的影响。我之前的预测是那些医生们会改变他们使用情绪调节药品的习惯（或者至少改变一下他们在问卷中及访谈中的回答），事实是他们滥用这些药品的情况更严重了，而对照组并没有发生变化。这个结果也证实了我的看法——受研究对象在回答问卷时非常诚实。
1983年，我出版了《酗酒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Alcoholism），将多年的研究进行总结。同一年，为了使下一阶段的研究获得更加可靠的资金支持，我同意担任达特茅斯学院的精神病学讲座教授。这意味着达特茅斯学院会为我支付薪水，那么原来支撑我饮食起居的那一小部分研究所资金就可以省下来用于更有意义的研究工作。接下来10年里研究所以及所有的资料都搬到了汉诺佛市，但行政方面这项研究仍然由哈佛大学卫生服务部主管。
1986年研究重点转移到老化过程。我的主要研究兴趣依然在于适应，但我是一个像威利？萨顿（美国著名的银行抢劫犯）一样的研究者，哪里有钱我就去哪儿。但是，就像对酗酒研究一样，我一旦对某一领域稍有了解，就很容易对其产生兴趣。当然，老化这一过程是纵向研究无法漏掉的问题，也是研究成熟过程无法漏掉的问题，很快我对这个问题就不感到生疏了。
我第一次向美国全国衰老过程研究院申请资金时遭到了无情拒绝。理由很简单。51岁的“恐老”申请人提出要把受研究对象的衰老过程当作一种渐进衰退的过程来进行前瞻性研究。（我要为自己辩护一下，莎士比亚在年轻时也跟我想法一致。）
该研究院项目拨款委员会主席詹姆斯？比伦是一位杰出的老年病学家，他当时已经78岁高龄但仍然精神矍铄。他明确表示，他并不觉得衰老是一种渐进式的衰退过程，并明确拒绝我的申请。但是，他是一个大度的人，而且乐于提携后辈，他告诉我要对衰老树立起新的认识。我在栽了一次跟头之后也学会了将衰老看作是一种积极的过程，于是又写了一份新的申请。这一次该研究院同意资助我们。2002年，我们在衰老方面的研究成果《康乐晚年》（Aging Well）凸显衰老过程中积极的一面。这和詹姆斯？比伦的观念一致，而詹姆斯本人就是这方面的典范。这本书对衰老过程进行了实时研究。
另外，之前像西蒙？博瓦尔（Simone de Beauvoir）和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这样广受大家欢迎的中年专家对衰老过程持消极看法，这本书使得他们的消极看法从此在科学上站不住脚。全国衰老过程研究院一直资助格兰特研究，直到今天。我希望在读过第七章之后，不会再有读者认为老年是人生中最不美好的阶段。
1992年，布列根和妇女医院开始为我们出资，格兰特研究因此搬到波士顿。此后研究工作一直在该医院进行，直到2010年罗伯特？瓦尔丁格（2005年开始任研究所主任）将研究所搬到麻省综合医院。
他们的视角和我们的视角
经常有人问我们，参与这项研究对受研究对象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问受研究对象这个问题时，大多数人都说参与研究并没有对他们产生什么直接影响。确实，看起来这项研究并没有给他们的人生带来怎样的重大影响。但是，所有受研究对象在参与研究的过程中还是挺开心的。一位受研究对象在1943年写道：“这项研究给我留下的印象有三点：一是深入、全面，二是关注于微小事物，三是能够让受研究对象产生归属感、并不觉得自己是小白鼠。现在这项研究让我感到快乐，就像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
一位非常腼腆的受研究对象曾经邀请比他大6岁的美丽的格雷戈里女士和他一起看电影（格雷戈里女士跟他一起去看了），他后来写道：“我觉得我与你（格兰特研究）之间的情谊完全值得我在参与的过程中付出的一切。”另一位受研究对象写道，“参与这项研究、填写跟踪调查问卷……这些都让我对个人发展、人生选择、事业发展等问题有更清醒的认识。”
当然，对于同样的问题，工作人员有我们自己的答案。我会用下面的故事来讲述格兰特研究对我的影响的其中一个方面。这个故事发生在我与受研究对象阿特？米勒之间。这个故事与侦探有关，像格兰特研究这样的项目中侦探工作可不少。这个故事也与适应有关。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对我来说这个故事是一次教训，它提醒着我：过早的判断是很危险的。对于不够谨慎的科学家来说，匆忙下结论是一个常犯的错误；阿特？米勒的故事提醒着我，唯一可以防止我们草率得出结论就是一种长期的研究视角。
阿特？米勒：创伤后的成长
1960年，阿特？米勒消失了。“二战”后他安然无恙地回归格兰特研究时，曾告诉约翰？蒙克斯他没有亲眼看到过任何重大战斗。之后他继续求学，获得了文艺复兴戏剧方面的博士学位，并成为一名教授。他那时出版的学术文章现在依然可以通过谷歌下载。但在这之后他就不见了踪影。20年间，他是受研究对象中唯一“失联”的成员。
直到1980年我才想办法与他年老的母亲取得联系。他母亲告诉我，他很久之前就已经辞去了在大学的工作并举家搬到西澳大利亚州，在当地一所高中教戏剧。我向他所在的小镇信息台打电话了解他的情况，信息台派出一个人骑自行车到他家去（澳洲内陆地区与美国情况不同），却发现他已经搬走了。接线员在当地午夜时分打电话给米勒所在学校的校长，以便能在波士顿白天的时候联系到我。
当我最终打通了米勒家里的电话，并告诉他我可能要去澳大利亚拜访他时，他十分高兴，并坚持要为我准备晚餐、并让我留宿一晚。这个之前一直躲躲藏藏的人看起来好像真的很想见我呢。
我到达墨尔本并打电话约他见面时，学校里刚好是学期末阶段，米勒那时候很忙。但他仍然答应见我。我到他家时，他们家的门敞开着。他留着一张纸条，告诉我他现在还在学校排练戏剧，但晚餐已经准备好了，冷藏箱里还有一杯冰啤酒。
我等了大约一小时后，他和妻子回来了。访谈时，我们还饶有兴致地在我带来的见面礼——威士忌的瓶身上刻了划痕。他告诉我他搬来澳大利亚是因为对美国太不满意。一方面，他担心毒品会影响自己孩子的健康成长；他不喜欢儿子与那帮朋友“鬼混”。另一方面，他强烈反对越战。还有一些不太具体的原因；他的原话是：“空气中充满了危险的气味。”我马上就想到，他可能是想逃避什么。
之后跟他打电话的时候，米勒对我非常恭敬。但是，后来他也没有回复过任何问卷，也没有告诉哈佛他的去向。我最后一次打他电话的时候，他女儿告诉我他已经因为癌症去世了。
对于米勒的情况我很困惑。现在精神病学家发现很多越战老兵都患有创伤后精神紧张性精神障碍，而米勒也参加过战争。但我很快就排除了这个怀疑。参加“二战”时，米勒曾有一次报告自己“战斗疲劳”；他是不是有点夸大事实呢？
在米勒大学时期，伍兹对他的认定是“人文素养高、善于构想、富有创造力、直觉灵敏”，毕竟，他是戏剧方面的教授。在接受蒙克斯访谈的时候，米勒说他从没看到过一次长时间的战斗。他在自己的报告中也谈道，与其他受研究对象相比，他经历的战斗并不算激烈、时间也不长。
许多年过去了。为了解释米勒的怪异行为，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假设，但都有点牵强。2009年，为了写这本书，我不得不重读米勒的档案。这时我发现了克拉克？希斯写下的一点记录，希斯在1950年去华盛顿查阅了受研究对象战争时期的医疗记录。“二战”结束55年之后，我才终于了解阿特？米勒当时在军队中的经历。下面是他在一座意大利战地医院的病历记录，从1944年6月13日开始：
患者参与了3到4天的战斗，记得自己杀了三个德国人。患者记得的最后一幕是沿着山坡向上攻击，不断有士兵倒下，周围全是爆炸的火光，然后就是两天前在医院醒过来。他不知道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入院时，他表现出极度的不安——他双拳紧握，身体胡乱扭动着，大叫道“有炸弹！有炸弹！我好怕！”，无法与人交流。
入院后患者的状态依然如此。他很不安，对轻微的刺激会过度反应，听见飞机的声音时会爬到什么东西下面呈胎儿状躲起来，问他问题时他总是不回答。
经过两天电痉挛疗法，患者的失忆症和躁动症得到治愈，但还是会对噪音非常敏感，经常会梦到炸弹，对战争仍然十分恐惧。他是一个有点害羞、敏感的人，有强烈的责任感……凭感性判断，他以后在任何战斗中都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了……我感觉他应该被永久性地重新归类为不适合担任战斗任务的人员。
1945年7月3日：被重新归类。现在正常。
1945年7月5日：获得荣誉退役证书。性格健全。
做出判断很容易。我可以说米勒的行为属于不顺从、消极攻击性行为。我也可以说他逃离了自己的家庭、逃离了自己的国家，他的收入是所有受研究对象中最低的。
或者我也可以，在2010年我终于做到了——将阿特？米勒的一生理解为创伤后成长的真实例子。许多剧作家（包括爱德华？阿尔比、尤金？奥尼尔）都经历过悲惨的童年或者重度抑郁，但是都从不幸的经历中走了出来并取得巨大成功。很难想象米勒的学生会认为他逃避现实或者认为他是受害者并且蔑视他；相反，学生们一定非常喜欢这位已经有公开出版作品的学者带给他们小镇学校的戏剧。然而，我花了45年的时间才认识到这个事实。
我最终能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是通过反复回顾米勒过去的行为，而是因为我发现了一位非常细心的医师在多年前、在米勒刚刚遭受伤痛时所做的前瞻性记录。
永恒的快乐
格兰特研究启动以来一半以上的时间都是由我主管，所以我认为有必要谈一谈我个人的成长故事以及我的成长经历可能会让我生成的一些偏见。我出生在纽约市，父母都是盎格鲁撒克逊裔、新教徒、白人，都从事学术研究。高中就读于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大学就读于哈佛学院，大学时所学专业是历史和文学，还担任《哈佛妙文》主编。
我后来选择去哈佛医学院继续学习是因为当时认为教书育人、服务社会才是正途，贪图私利、经商是不对的。我当时可能太过偏执于这种看法，因为我记得自己曾经背地里对那些偏向研究而不是医疗服务的教授冷嘲热讽。我一直认为只有《纽约时报》的新闻才是真实的，我通常会把选票投给民主党。1960-2009年之间大多数时间我住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这些年里虽然离婚过不止一次，但大多数时间我都过着幸福的婚姻生活。不久之前我又一次再婚了，现在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写这本书，正在（很不情愿地）学着拓宽自己的政治视角。
我是一名精神病学家，对很多同仁我都表示赞赏，我表面上不属于任何“学派”，但读者们可能很快就已经发现，从专业背景来看我其实是一名精神分析学家，而且我是阿道夫？梅耶和埃里克？埃里克森的忠实拥护者。我从事精神分析并不是因为我觉得精神分析可以“治病”，而是因为我最好的临床老师都是精神分析学家。我一直都想成为一位老师，我总是试着告诉我的读者去寻找潜藏在他们意识之下隐形的东西——从他们的防御机制中、发展过程中、心中去寻找。
我曾在斯金纳（Skinnerian）实验室工作了两年。在那里，我意识到，实验方法远比直觉更能发现真相，长期行为的记录所揭露的情况也可以引起那些最坚定的精神分析学家的兴趣。虽然有作为医学生的良知限制，我花在“自私的”研究上面的时间比“高尚的”临床护理上的时间还多。
需要指出的是，我对匿名戒酒会的兴趣（参见第9章）与我自己的恢复过程没有必然的联系。这里我还是在效仿威利？萨顿的先例。为进行格兰特和格鲁克研究，我需要一个哈佛的职位。我当时唯一的机会是到剑桥医院酒精治疗中心做一个共同管理者。在治疗中心，我的工作内容包括每月参加一次匿名戒酒会，如此十年。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带着嘲笑的心态，但不久就充满了敬佩之情。由于我投入的热情，我在1999年被任命为匿名戒酒会A班（也就是非酗酒）的托管人。在这个岗位上的6年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
我一直喜欢大的问题。10岁时，我就写了一篇关于宇宙起源的六年级学期报告。我曾讲过，在我父亲去世两年后，当我们家收到他哈佛25周年聚会纪念册时，我是如何被深深地迷住了。我非常好奇这些毛头大学生是如何一步步地成长为47岁的成熟男人。这是我第一次被成人发展的深刻含义所吸引。
18岁之前，我想成为一名天体物理学家。然而，19岁时，我从室友那里读到了一本罗伯特？怀特的《发展中的生命》（Lives in Progress）。这可能是第一本关于成人发展的前瞻性教材。这就促使我决定去一家医学院上学。在培训及以后的时间里，我被人们从明显的灾难中恢复过来并在生命中继续发展的能力所深深地迷住了。我坚定地相信长期前瞻性研究可以解答精神病谜团，并贪婪地阅读那些世界上伟大的纵向研究。
这些研究使我着迷，它们就像是望远镜一样，只不过聚焦的是人类生活，而不是了无生气的星星。我也被B。F.斯金纳的“累积记录”概念所吸引，这是一种行为学上的“心电图”，通过记录人们行为随时间变化的“图像”，让我们在一个格式塔中观察这些变化。1966年，当我还是塔夫茨医学院的一名神经病学助理教授时，我就加入了格兰特研究，而且立刻就被迷住了。
我当时的梦想就是使当时还没什么名气的格兰特研究变得像那些激发我的纵向研究一样重要。我对于精神分析培训的少数记忆之一就是我拿着格兰特研究档案的崭新钥匙向我的分析员炫耀，“我拿到了诺克斯堡（译注：美国肯塔基州北部路易斯维尔南西南军用地，自1936年以来为联邦政府黄金储备的贮存处）的钥匙！”但当时的我并没有预料到，45年后，我仍然在全职进行这项研究。
在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的一项研究科学家发展奖的资助下，我为格兰特研究工作了5年，然后从塔夫茨到了哈佛做神经病学助理教授，并继任查尔斯？麦克阿瑟成为格兰特研究的负责人。
在我接手时，哈佛并没有认识到格兰特研究的影响力和重要性，反而在考虑将那些令我着迷的敏感材料销毁。（当时的敏感性是因为在前一年，抗议的学生打破了卫生服务处的窗户，并占领了哈佛的行政办公室。）
1973年，我作为新负责人宴请哈佛的校领导以及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译注：曾是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的一个女子文理学院，创建于1879年，为美国七姐妹学院之一。1963年始授予其毕业生哈佛-拉德克利夫联合文凭，1977年与哈佛签署正式合并协议，1999年全面整合到哈佛大学）的校长玛蒂娜？霍纳（Matina Horner）。霍纳是在场唯一的一名女士。在格兰特研究所面临的困境中，当我与哈佛当局将个案记录化为微缩胶片的请求做抗争时，霍纳在拉德克利夫学院成立了亨利？A。 穆雷（Henry A。 Murray）中心。该中心致力于保存原始的纵向研究材料。其最早也最有意义的收获就是哈佛成人发展研究的记录。在穆雷中心存在的时间里（1976-2003），它的负责人安？科尔比给所有认识她的人，尤其是我，带来了很大的激励。
在我个人兴趣的推动下，格兰特研究的重心再次由社会学转向了流行病学和精神动力学。我对无意识的应对机制以及心理压力与身体体征间的关系尤为感兴趣。我越来越相信，精神病学和心理学应当更多地关注人们的积极情绪和精神性经历，尤其是70岁之后。我也相信，对于爱和同情的偏爱是哺乳类所天生的。该书早期的一位审稿人曾跟我说：“乔治，你关于成人发展的观点太像20世纪70年代的了”。但是我认为20世纪的70年代挺好的。那是柏尼丝？纽加顿（Bernice Neugarten）、罗伯特？基根（Robert Kegan）、简？洛文杰（Jane Loevinger）、艾米？维尔纳（Emmy Werner）以及杰罗姆？卡根（Jerome Kagan）的年代，而且我至今仍未觉得他们的造诣已被超越。
此外不管怎样，像格兰特研究的历任负责人一样，像我们陪伴过的那些人生旅途一样，像格兰特研究本身一样，我曾是，现在也是我自己时间的产物。从33~78岁，在格兰特研究的参与于我来说是一项永恒的快乐。
亲密关系对人生的绝对影响
我将在本书中一直提到一个观点，那就是我们年轻时代的亲密关系对我们生活的质量有着极大的影响。但关于晚年亲密关系的研究少之又少，遑论这些关系是如何影响身体与心理健康的了。2003年，罗伯特？瓦尔丁格（Robert Waldinger）开始研究格兰特研究中受研究对象的婚姻，而这些都已是90余岁的老人。这也意味着邀请他们的妻子加入格兰特研究。瓦尔丁格是哈佛医学院的一名副教授和精神分析学家，他在那之后就接替我成了负责人。他的新鲜观点使格兰特研究能用显微镜（我的则是望远镜）来观察单身和已婚老年人的日常生活。
然而，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并不情愿将对此类研究的资金支持延续到21世纪。科学的潮流再一次把生物科学置于社会科学之前。今天，如果威利？萨顿（Willie Sutton）想要获取关于成年生活研究的拨款，他恐怕得选择进行大脑研究了。2005年之后，瓦尔丁格的神经影响研究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三个地方：哈佛的神经发现中心（Neurodiscovery Center）、富达基金（Fidelity Foundation）以及国家老龄化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此外，自1945年停止对格兰特研究的资助以来，W。T. 格兰特基金会第三次伸出了资金的援助之手。
这些资助的变迁可能有些伤脑筋，但并不是彻头彻尾的诅咒。在过去的5年间，他们鼓励格兰特研究在受研究对象近75年的生活信息中加入生物学及神经学数据。格兰特研究大多数健在的受研究对象同意DNA收集、智力水平的敏感测试以及脑结构和功能的神经影像，以建立一份前所未有且不可替代的资源。也许有一天，这些资源会帮助我们了解人的老化中大脑和行为的联系。这些生活信息与神经学数据的结合有助于我们解答关于老化过程中的基本和紧迫问题。例如，基因和饮酒及外伤性应激等环境因素如何相互作用，以决定谁在90多岁时仍能保持活力的头脑和身体，而谁又不能呢？有没有可以帮助大脑抵抗衰老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呢？
随着人口的老龄化，这些问题对于每个家庭、医疗部门、公共政策制定者来说越发紧要。我曾提到过，对精英样本的研究有利有弊。其中一个好处是，格兰特研究中这些异常健康的90余岁的老人可以帮助人们了解那些在婴儿潮中出生的人在30年后会是什么样子。有着75年历史的格兰特研究在现代的（或非常年轻的）研究者看来可能已经过时了。但是，借用桑塔亚那（Santayana）的一句警告：“不吸取前车之鉴，必将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