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好啊！我们的余烬
尚残存一丝活力，
大自然还能唤醒
那些太容易消失的记忆！
——威廉姆？华兹华斯
我们总是无意识地重复一段过去的足迹，那就是我们在童年获取的关于他人及他们所代表的世界的经验。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就曾郑重地指出，“没有在年轻时学会去希望、去爱、去信任的人是可悲的”。
为什么说儿童是成人之父呢？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格兰特研究可以对其进行解构，让我们更多地了解那些塑造我们自我感知与预期的童年环境。而自我感知与预期又会塑造我们的人际关系以及晚年的社会环境。
格兰特研究证实了康拉德的警示，但也带来了些鼓舞人心的消息。在第2章中，我曾把此列为格兰特研究中所学到的第5课：童年时期的积极方面比消极方面更能预测未来。
另外一个难以捉摸的抑制因素则是格兰特研究中出现的童年“睡眠效果”（Sleeper Effects）。这些深刻的早期爱意因为偶然、悲痛或健忘而消失不见，但在几十年后又在记忆中重现。这些早期爱意在失而复得的时候有着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在下一章戈弗雷？卡米尔（Godfrey Camille）的故事中可见一斑。但也有不怎么友善的睡眠因子，如酗酒、抑郁症、老年痴呆症等的基因从一开始就存在，但直到后期才会带来破坏。
睡眠现象为第5课带来了一个推论：决定儿童适应生活方式的不是单个的好坏因素（社会上的优越地位、有虐儿倾向的父母、孱弱的体质等），而是儿童全部经验的总和。
前后的例子都显示，长期的前瞻性研究可能会发现与现有关于因果关系的设想有所出入，尤其当这些设想基于横向研究的瞬时观察（instantaneous observation）时。这就是为什么纵向研究立刻变得如此有影响力而又令人困惑。例如，在横向研究中，与成功老龄化关联最紧密的两个方面是收入与社会阶层。但是，财富和地位在衡量老龄化的成功时既不是仅有的标准，也不是最好的。
此外，我们的纵向研究显示，中晚年时期的财富积累确实利于晚年的成功，但获得这些财富的原因往往不是童年时代家境殷实或外貌好看和性格外向等普遍认为的成功因素，而是童年潜移默化的影响——童年时体验到了温暖和亲密，或回忆童年时觉得它是温暖亲密的，这样的童年才能更好地让孩子们学会生活中的信任。相较于经济与社会地位上的优势，童年的爱与被爱更能预测人生的成功。
读者可能还记得，连研究对象中的军人所获得的军衔与温暖童年的关系都比与社会阶层、身体素质或智力的关系要紧密得多。格鲁克（Glueck）研究的对象是居住在贫民区、父母都不富有的男子，研究发现令人尊敬的父亲、慈祥的母亲和温馨的友情是最有可能带来高收入的因素。而如果有个接受社会救济的父亲，甚至面临其他更多家庭问题，孩子未来的收入和社会阶层相较于家庭温暖的孩子就不太乐观。温情（父母是理想但不一定是主要的温情来源）是否存在是最为关键的因素。
埃里克？埃里克森较早就开始研究康拉德关于儿童的心灵学习。作为一名艺术家和精神分析学家，他曾花费许多年的时间进行儿童发展的第一项重大前瞻性研究——伯克利成长研究（Berkeley Growth Studies）。埃里克森相信，婴儿的首要任务是学会信任和希望；幼儿的首要任务是学会自主性；而五岁孩子的首要任务则是舒服地发挥主动性。埃里克森关于成人发展的模式将在第五章详述，现在，我将把重心放在这三个必要性及它们对以后生活的意义。
重新评估童年环境
首先我要介绍一些统计学背景。1970年，我们着手研究这些大学生童年中的哪些方面能预示今后能成功掌握希望、信任以及自主性和主动性所依赖的自信。
在对童年质量进行评估的过程中，为将偏差最小化，我们遵循了下列规则：
首先，评分不仅仅基于对这些哈佛男生在校时的访谈，还基于对这些男生的父母，尤其是母亲的访谈。
格兰特研究的局限性之一是这些19岁左右男生的童年只能通过回顾的方式来评估。但这种方式的一个好处就是回顾的内容很广泛——评估人不仅能依靠回顾式调查特有的多项选择题与短文，还能借助富有经验的精神分析学家与受访者间以及与父母的10小时访谈。
第二，参与任一部分评估的研究助理对受研究对象在青少年之后的命运一无所知。
第三，为保证评估的精确，我们采取了多重检查。每名男生的童年至少有由两名评估者进行评估，而且评估者的可靠性非常好（即不同的独立评估者极有可能得出相似的结论）。两名儿童精神病资深专家对选出的案例进行检查与评估时，他们的评估结果与原来的评估者一致，从而证明了原评估的有效性。
第四，我们有两轮完整且独立的评估，以进行交叉检验。首先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对受研究对象的童年进行了第一轮评估，评分范围从好到坏为1~3。然后，1970-1972年间，在第一轮评估结束30年后，我对同样的材料组织了一轮新的评估（见附录三）。正如我之前所说，这类研究面临的挑战往往是需要将直观与价值的判断转换为可用于统计的数据。我们曾用来评估婚姻满意度的方式在这里也发挥了作用：将一系列具体的行为标准转换为数值刻度。这一次，我们对受研究对象早年的5个问题进行评分，以确保某个单一的问题不会占过多比重。这些问题如下：
家庭氛围是否温馨稳定？
男孩与父亲的关系是否温暖且有鼓励性，有利于自主性、主动性和自尊心？
男孩与母亲的关系是否温暖且有鼓励性，有利于自主性、主动性和自尊心？
评估者是否愿意在那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
男孩是否与至少一名兄弟姐妹亲近？
根据这些男生在校期间所收集的资料，这5个问题每个都由两名评估者按照优秀（5）、一般（3）和差（1）进行盲评，然后取两名评估者得分的平均值。5个问题的得分相加即为童年环境的总体评估，分值范围为5~25。得分为前四分之一的定义为温馨，后四分之一为冷酷，中间的一半则是一般。那些得分在前十分之一的人，我们称为“被珍视的”（the Cherished），而得分在后十分之一的，则是“不被爱的”（the Loveless）。
但有可能造成偏差的是，第二轮的评估者都是史波克（译注：本杰明？史波克， 1903-1998，美国儿科医师，被誉为20世纪最可信和最受爱戴的“育儿之父”）所倡导的放任式监护下长大的。他们可能会将这些大学生童年受到的严格管教当作父母冷酷的迹象，但其实这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中层阶级典型的育儿做法。第一轮的评估应该更能显示当时的社会风气。但两轮评估结果的对比显示，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两轮评估者虽然来自不同年代，但得出的结果大抵一致。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通过这一具有细微差别的评估中发现，当受研究对象步入70岁时，“不被爱的”患重度抑郁症的概率是那些“被珍视的”8倍之多。我们还发现，虽然即使温暖的童年之后也常会重度吸烟、酗酒或者定期服用镇静剂，但冷酷的童年往往和三者都有关系。
此外，再来看看我们一开始所关注的金钱，我们发现59名温馨童年的研究对象比63名冷酷童年的要多挣50％的钱。这和童年的温暖程度与对生活的满意度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发现。但最有意义的发现是，那些“被珍视的”在70岁享受社会温情的概率是那些“不被爱的”4倍之多——这种差距非常大。
然而，这些都是抽象的概念。接下来让大家看看“被珍视的”与“不被爱的”童年实际是什么样子，还有它们对受研究对象今后生活所造成的影响。
奥利弗？福尔摩斯：童年舒适对老年的影响
奥利弗？福尔摩斯法官的童年在格兰特研究中是最温馨的之一。在满分为25分的童年评定量表中，他的得分是23分。他生命中那些重要的人使他的童年非常惬意，而他们的深情与温暖一直持续到他自己当上父亲甚至祖父的时候。
福尔摩斯的童年无疑是格兰特研究中“被珍视的”之一。他的父母生活富裕，而且他们把钱花在了孩子们的音乐课和私立学校上，而不是用来给自己购买奢侈品。福尔摩斯在50岁的时候曾写道：“我的父母给我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他的亲戚中有护士、音乐教师、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导师。据信他家庭中也没有人患有精神疾病。福尔摩斯一家是贵格会（译注：又称教友派或者公谊会，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和暴力，不尊敬任何人也不要求别人尊敬自己，不起誓，主张任何人之间要像兄弟一样，主张和平主义和宗教自由）的信徒，但福尔摩斯的母亲并没有监督自己的孩子做祷告。她在1940年接受刘易斯？格雷戈里（Lewise Gregory）的访谈时提到，“宗教的教导不是靠言传，而是靠身教”。此外，她还提到，“奥利弗一直非常听话讲理，几乎不用惩罚。他还有很好的幽默感”。
格雷戈里对福尔摩斯法官母亲的评价是“一位极为善良温柔且认真的人”。她还记下了一个例子。
在采访过程中，福尔摩斯的弟弟们在客厅进进出出，把橄榄球在我们头顶扔来扔去，还用玩具枪向我们的头上瞄准。但奥利弗的母亲很快就控制了局面。我认为她是一个聪明人，一个聪慧的母亲，情感冷静。
奥利弗在上初中时经常和其他男孩打架，有次他还被人用石头砸昏了。但一向乐天派的他告诉父母，和他打架那个人下场更惨。在大学里，他虽然加入了和平主义社团，但仍然享受富有攻击性的项目，他还加入了柔道俱乐部和辩论队。如果在你年轻的时候，你的父母能接受你的自信，还能有幽默感，那么你就更容易成为贵格会，也更容易成长为自信且有能力的人。
福尔摩斯的父亲从医学院毕业后成为一名优秀的整形外科医生。福尔摩斯的母亲对他父亲的评价是：“他的同行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他能如此真诚地关心自己的病人……他非常同情那些生病和遇到困难的人。”福尔摩斯对自己父亲的描述是“慷慨，从不侵犯别人的个性”。
福尔摩斯一家关系亲密，他把父母当作最好的朋友。在奥利弗从法学院毕业后，他的父亲为他在剑桥买了所房子，离自己家只有15个街区。奥利弗的岳父母住得更近。就像福尔摩斯钦佩自己的父亲一样，塞西莉也同样钦佩自己的父亲。福尔摩斯法官在65岁时描述自己弟弟的家庭是“如此的温馨，只要不是铁石心肠的人都会羡慕”。是的，他弟弟也住在剑桥。
读者们也许会喃喃自语：“我就知道，这家伙是个贵族法官。他父亲给他买了昂贵的房子。怪不得他在晚年志得意满！他能有什么需要操心的呢？”这种反应就说明社会科学不仅需要统计数据，更需要能引起共鸣的个案。我们发现，受研究对象70多岁时内心的满足与父母的社会阶层甚至自己的收入都没什么关系，反而与童年环境的温暖程度关系巨大，尤其是与父亲的亲密程度。福尔摩斯无疑非常幸运。但他最幸运的地方并不是在金钱上。
当福尔摩斯法官78岁的时候，我再次访问了他们一家。那时他每周仍为马萨诸塞州司法制度的改革工作数天。他和妻子刚刚把剑桥的房子卖掉了，当时住在退休社区。他们的客厅温馨而又舒适，有一架立式钢琴和熊熊燃烧的壁炉，墙上挂的是塞西莉？福尔摩斯的水彩画佳作以及儿孙们的照片。
老年的福尔摩斯法官身材高大，有些谢顶。开始时他跟我提及我曾认识的一名非常著名但脾气很差的神经学教授。随着他的讲话，他人格的深度和复杂度也展现了出来。福尔摩斯关注的总是人们身上积极的方面——不是看待世界过于乐观，而像是看透一切但又心怀慈爱的父亲看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们的访谈持续了足足3个小时，但他们却一点不耐烦的迹象也没有。他们常常会笑，但不是因为紧张或是礼节性，而是发自内心的。
这是一位负责任且受人尊敬的法官，在78岁的高龄仍然工作。他知道怎样站出来维护自己，但也知道怎样放松，以及如何依靠他人，这在他和妻子的互动中非常明显。与格兰特研究中许多连一个密友都难以列出的受研究对象不同，福尔摩斯列出了他一起分享“欢乐与悲伤”的6个朋友。
7年之后，福尔摩斯法官已是85岁，但他仍认为自己的健康状态“良好”，精力“非常好”，虽然他那时已经不能走上两英里，爬楼梯时也得停下来休息。他在访谈中3次不得不起身去上厕所，但他对自己医疗问题的表述显示出了65年前在大学时他的采访者所描述的“异想天开的幽默”。关于他的前列腺，他淡然地说道：“我的医生都对它的大小表示钦佩。”
福尔摩斯89岁时，我当时正在为该书整理在70多年里收集上来的成百上千份婚姻评估（参见第6章），他的婚姻评价是格兰特研究中得分最高的4个人之一。在过去的10年间，福尔摩斯法官一直在给妻子写动人的情诗，正如塞西莉作画一样。
福尔摩斯的温馨童年是格兰特研究中最好的例子。但是我们又从何得知它能预示成功呢？我们又如何得知福尔摩斯的成就有多少是取决于他所获得的温暖，又有多少是所获得的金钱呢？此外，基因与荷尔蒙（如催产素等）又对心理健康以及理解和爱的能力有什么作用呢？我们（目前）尚不知道这些因素具体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当然，“天生运气”中任何一方面的幸运都可能增强温暖童年对之后结果的影响。此后我也会运用格兰特研究的数据来揭开其中一些困惑。同时，简单地说，家庭的关爱也许在缺失时更容易体现出其巨大影响，一如下面这个人生故事。
萨姆？拉弗雷斯：童年悲惨的持久诅咒
1940年第一次进入格兰特研究时，萨缪尔？拉弗雷斯（Sam Lovelace）有些害怕。检查他的医师写道：“萨姆的焦虑相较于格兰特研究中的平均水平高出太多。”就算在休息时，他的脉搏也有107。格兰特研究的工作人员说他是一个“很容易疲乏”的毛头小伙子，他们被他的羞怯和“交友的无能”而困扰。
格兰特研究进行6年后，一名研究员对拉弗雷斯的总结是，“少数几个我会用‘自私’来形容的人之一……他看待世界好像是透过一根很细的枪管”。这就是一个警告了。这些受研究对象“自私”的原因似乎不是童年受到的宠爱过多，反而是过少。之后再讨论这个。
如果看待拉弗雷斯整个一生的话，就不会有人认为他自私了。就算他在大学时，格兰特研究的一些研究员也被他打动了。他们称他是“好男孩，聪明、温暖而又坦率，有着尚未开发的潜力”。但是他童年环境的得分在25分中仅仅拿到了5分，位列得分最低的2％中。戈弗雷？卡米尔的童年都拿到了6分。
萨姆？拉弗雷斯是一次意外怀孕的产物，他的家庭虽然不像福尔摩斯一家那样富有，但也是稳定的中产阶级。但是，不要忘记，温暖的童年与“十项指标”中的高分联系紧密，但与社会阶层在统计学上并不相关。社会阶层算不上是萨姆所面临的问题。他母亲亲口所说，他从没得到许多关注，甚至是最为基本的那种。
当刘易斯？格雷戈里问他母亲如果再有一次养育他的机会，她会怎么做时，她答道，“我会在他还是婴儿的时候更好地照料与喂养他……还有陪伴”。她还说自己总是盼着两个儿子“像大人一样”。当在三十岁时被问到他想给自己的孩子哪些自己童年缺少的东西时，拉弗雷斯回答道，“一个促进因素更多的环境”。
在长大的过程中，萨姆觉得自己“对父母都不太了解”，并且“父母都没怎么向自己表达过爱意”。而他的父母却认为他“太依赖他人”。但是，那些最为独立和坚忍的受研究对象都是来自充满爱的家庭，他们学会了信任，这就给了他们走出去面对一切的勇气。我的“坚忍”一词是用来形容那些能运用适应性的不自主的压抑防卫的人，接下来将在第8章中讨论。在儿童时期，萨姆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和自己的狗一起，并与自己唯一的弟弟“合不来”。他母亲认为，“他不怎么喜欢别人，别人反倒挺喜欢他”。
在高中时，萨姆学习成绩全优，还是学校新闻的编辑。在格兰特研究的研究员面前，他看起来“优雅且协调性好”。但他的父母始终认为他“不擅长运动，而且厌恶自己参加的运动”。许多年以来，萨姆对游戏都很陌生，直到晚年才学会如何去玩。
在他大学时期的早期访谈中，萨姆描述自己的母亲道，“她非常情绪化，难以预料且总是担心……我对她感觉并不十分亲近”。他也不太尊重自己的父亲。在他47岁时的回忆里，他的母亲“非常紧张敏感”，而他的父亲“疏远、焦虑而疲倦”而又顽固。他成年后经常探望自己的父母，大部分倒不是出于爱，而是担心他们很快会去世。他们总是在谈论政治时陷入冲突，这时他较为保守的父母往往会落泪，而比较自由的萨姆则再次感觉与父母间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不怎么休假——“玩”对于他来说仍不容易——而是经常本职性的去走访亲戚。
当我在萨姆50岁的时候遇到他时，他看起来器宇轩昂，穿着西装，打着领结。他头发灰白，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一如大学时候。在访谈中，他不停地吸烟并看向窗外，不和我眼神接触。因为没有得到他的一个微笑，哪怕是一次直视，所以我很难感觉和他亲近。原因不难理解：他也没感觉到亲近。
成年后，他仍像小时候那样难寻真爱。他19岁时说，“我发现交朋友并不容易”，而30岁时又说，“交到新朋友很难”。而到了50岁，情况也没发生变化。他认为自己“挺害羞的”，还告诉我自己社交不多。在工作上（他是一名建筑师），他觉得自己受到了老板欺负和操纵。我问他最久的朋友是谁，而他则告诉我一个他十分嫉妒的男人。在我们访谈前的一年中，他和夫人从未邀请过别人来家做客。
拉弗雷斯对别人希望和信任的缺失，使得他非常容易感到孤独，而这个问题在他成年后一直困扰着他。他那长期酗酒的夫人使得他的婚姻十分不幸。他年轻时，他母亲曾唠叨着让他去教堂，但他自从上大学后就赶紧逃离了——这也让他失去了一个社交机会。出于对社会处境的不适，他从不加入各种组织，对游戏也明显厌恶（据他在晚年的表现，这种厌恶应该不是他父母坚持认为的那样，即他缺乏游戏技能，而是源于他对社会的不适）。
拉弗雷斯表示支持嬉皮士，因为“只要是能动摇成人世界的，我都支持”。他对现状唯一感到满意的地方是它会变化。这种观念在18岁的话还算健康，然而在50岁仍然如此的话，正如我在一篇关于1944届25周年聚会调查的文章中所说，与社会孤立和寻求心理治疗有着相互关系。确实如此，拉弗雷斯的生命中是如此的缺少他人的关心，以至于他只能从看了15年的精神病医生那里寻求慰藉。
那些不被爱的人往往有着感知并同情世界上的伤痛和苦难的特殊能力，正如自我怀疑、悲观而又喜欢嬉皮士的拉弗雷斯。他反对乔？麦卡锡（Joe McCarthy），支持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并认为美国的军事干预不是解决越南问题的方法。许多有着快乐童年的保守派受研究对象都希望减缓美国的种族融合，而拉弗雷斯则希望加快。然而，本质上的被动性与被孤立感使得他并没付诸行动。“虽然我能在鸡尾酒会上站在自由派的立场，但却不能走上街头去表达这一立场。”他说道。有时他甚至没有参加投票。
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观中，“口欲期”是性心理发展的最早阶段。据说在该阶段，婴儿的口部是性感带以及性欲利益与冲突的焦点。但是，口欲期更像是对渴望希望和爱的心灵的比喻，正如埃里克森把它重新组织为基本信任的缺失。
毫无疑问，拉弗雷斯有着许多不良的口腔习惯。每天的一开始，他就服用兴奋剂，一天要抽几包烟，晚上还要喝8盎司的波本威士忌，睡前还要吃3片安眠药。他小时候也有咬手指头的习惯。在与我谈话时，他偶尔也会把大拇指放进口中。但这些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萨姆？拉弗雷斯的父母留给他最大的遗产并不是实际的饥饿，而是对他们及其他人，乃至对他自己的信任缺失。而毁掉拉弗雷斯一生的其实是恐惧。
在39岁时，他写道：“我感觉孤独、无所寄托，还有些迷失自我。”他在提到痛苦的婚姻时说道：“哪怕再空虚的婚姻，也能给人提供一个家，还有社会上的容身之地……虽然我和詹妮之间有一些仇恨，但有她的日子毕竟比失去她更好过一些。”他坦白自己“害怕放弃婚姻并独立生活”，而他的恐惧之一就是因为他妻子比他富有太多。他显然想要更好的东西，但却不敢去寻找。如果面临的是一个危险的世界，主动性和自主性就很难获得了，而拉弗雷斯把自身的不足归咎于自己。
当拉弗雷斯53岁时，我再次采访了他，此时他那酗酒的妻子已经过世了。我当时想就发表他的故事征求他的许可，并认为应该当面提出请求。他痛苦婚姻的重担已经卸下，因此他人生的危险性大大降低了，因此这时的他已不是我3年前见到的那副满脸愁容的死人样了。他的脸上几乎可以看到光彩。他当时当上了路易斯维尔市敬老院的院长，并将自己对衰老和死亡的恐惧（正如格兰特研究中的每个被研究对象一样）升华到了为本市老人提供更好生活的骄傲。他的社交生活有所改善，不过有限。他准许我发表他荒凉的一生，这是一个非常无私的举动。
虽然我已经见识了拉弗雷斯在鳏居的前3年里发生的变化，但我在他80岁生日前不久对他的采访仍然大出我所望。他的抑郁大为缓解，看起来比25年前还要年轻。他还告诉我并不是只有我这么认为。除了抗抑郁剂左洛复（Zoloft）之外，他不再服用镇静剂、安眠药和年轻时候的兴奋剂。
在妻子过世后，他交往了几任女友。正如许多“不被爱的”受研究对象，拥抱爱情对于他来说并不容易，因此他在许多年里一直没有认真的关系。但到了63岁，他终于向爱情屈服并再婚。相较于其他受研究对象的婚姻，他的第二次婚姻仍属于“不幸”的那一类。尽管如此，他79岁时告诉我，他的时任妻子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美好的事情。
在第5章和第7章将会讲到，大脑的成熟可以增加亲密的能力，尤其是在亲密能力被感情的匮乏所限制之后。这一双重意义的婚姻对他而言超过了以前拥有的一切，因此他满怀感恩，开心不已。
在长期的回避与缺乏活力中，拉弗雷斯没有什么个人兴趣的空间。但现如今，或许是被新婚姻所温暖，这个一生都是运动中的“败将”（他妻子也如是说）成为很棒的舞者。生命无常，万事皆有变好的可能。但是，那些早先没有学会去爱的人要付出更高的代价，这就是康拉德所说的悲哀。此外，接下来简短的统计显示，拉弗雷斯直到最后仍然是格兰特研究中最为“不被爱的”之一。
无论好坏，童年影响一生
50岁时。当这些受研究对象即将年满50时，我在一系列的分析中寻找童年环境与成年后情况之间关系。所得到的结果验证了福尔摩斯与拉弗雷斯各自故事所透露出的定性信息——无论好坏，童年的影响会持续很长时间。
有着最好童年的受研究对象中的一半达到了我们所认为的最佳成人发展，而那些最坏童年中只有八分之一如此。那些“被珍视的”受研究对象中只有七分之一曾被诊断出精神疾病，而“不被爱的”则足足有一半。我们对精神疾病的评价量规包括重度抑郁、滥用药物或酗酒，以及需要延伸的精神病护理（超过100次）或住院治疗。
那些“不被爱的”受研究对象异常焦虑的概率比“被珍视的”要高出4倍，他们服用的处方药更多，因为轻度身体不适寻求治疗的概率也高出一倍，在精神病医院待的时间也高出了4倍。
有些读者可能会不赞同我把看100次心理医生作为精神疾病的标准，他们也许会指出健康人也有很多原因去看心理医生。比方说，如果一个年轻的心理医生把精神分析作为自己培训或职业发展的一部分呢？我不会自说自话地论证，而是要用格兰特研究的千里镜来做出数据解答。
在“十项指标”得分最低的23名受研究对象中，有9个人曾看过100次心理医生，而一次都没看过的只有7个。而在“十项指标”得分在6分以上的30人中，只有3个人曾看过心理医生，而且没有一个超过99次。这两组人群间的差异如此明显。受研究对象中有5名心理医生，他们也都曾看过100次心理医生。就算我们为了论证而把他们视作不相关，其中4人都曾服用过量的精神药物，3人曾经历过重度抑郁。这并不是说那些受研究对象一旦被打上精神不够坚强的标签就永远不能摘下，戈弗雷？卡米尔做到了。也并不是人们不能让生活好转，戈弗雷？卡米尔也做到了。但这确实意味着那些寻求大量心理治疗的人在生活中有着需要好转的方面。那些对自己生活感觉不错的人往往会避开心理医生。
在单个的案例记录中，我们经常能看到下面这种一系列的不幸。不幸的童年造成亲密能力的损失（第一），然后引起服用高于平均值的调节情绪药物（第二）。温暖的童年很明显能令那些幸运的受研究对象直到晚年都对感情生活感到舒适与接受。而冷酷的童年则导致受研究对象在很长时间里没能学会信任，而去独自面对这个世界（第三）。冷酷童年最残酷的方面则是其与晚年孤独无友的关联（第四）。
那些“被珍视的”受研究对象在70岁往往有着广泛的朋友及其他社会支持。他们这种概率比那些既不相信世界也不相信自己，以至于在大半生中基本缺朋少友的“不被爱的”受研究对象要足足高出4倍。
以“不被爱的”亚当？纽曼（Adam Newman）为例，他坚持认为自己不知道“朋友”这个词的真正含义，但还是勉力找到了一个能完全满足自己有限精神需求的妻子。但是，她是他唯一的朋友，而他也不安地意识到，她一旦去世，他就彻底成孤家寡人了。
那些“被珍视的”受研究对象与兄弟姊妹关系融洽的概率8倍于“不被爱的”，他们也更有可能达到埃里克森称为“成熟”或“传承性”的更宽社交半径。我得承认我自己不确定童年环境是否是这一情况的唯一原因。我觉得有关于爱的天生基因，虽然目前尚未发现。再次，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接下来关于本章的推论——决定孩子适应生活的方式的是他们全部的经验，而不是单独的某项好运或是坏运。格兰特研究显示，没有一项单独的儿童时期因素可以预示50岁时的幸福（或是相反）。预示精神健康风险的是童年时期积极和消极因素的数量，或者是集群。其中单个的某一项或类型并不能如此，但是它们的总体就可以。
在大约50岁时，这些受研究对象被要求回答拉扎尔个性量表（Lazare Personality Scale）中的182个判断题。其中有8道题很明显地将30年后在“十项指标”评分表中那些得分最低的与最高的区分开来。因为，它们将孤独、不快乐以及身体残疾的人与快乐、成功且身体健康的人区分出来。值得注意的是，中年时同样的8道问题也将在30年前被归类为“被珍视的”和“不被爱的”明显地区分开来。
我对异性的举止曾让我陷入焦虑的境地。
我时常认为人在性方面都是动物。
我总是感觉要首先考虑自己的需要。
曾有人认为我害怕性爱。
我容易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利益，而忘记了他人的存在。
如果情况需要的话，我会在自己周围砌上一堵墙，或是裹上一层硬壳。
我对人比自己想的要冷淡。
我有时认为自己的感情深处是破坏性的。
这又和童年有什么关系呢？这8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解释了对生活中感情方面根本性的不适，以及所产生的自我怀疑、悲观主义和恐惧心理。有着温暖童年的受研究对象只赞同这些问题中的极少数，但是（很明显地）那些不太幸运的人往往赞同4个甚至以上。而对自己的感情越感到舒适，在余生中就越成功。
那些没有取得成功或是满意的事业的受研究对象显示出一生中应对愤怒的无能，这一点我在《适应生活》和对“贫民区人”的一篇统计检查中都曾有记录。愤怒是一种微妙的平衡术。没有人可以做到始终逃避愤怒并在现实世界中取得成功。但是，对攻击性的不安是一种发展中的挑战，不仅仅是女人和过度教育的男人，连“贫民区”男人也不能幸免。
儿童是如何学会信任自己的感情以及别人对自己感情的回应的呢？当你刚开始掌握悲伤、愤怒还有快乐时，如果有可以容忍并“控制”你感情的父母，会比独自把它们当作不当行为要好得多。福尔摩斯夫人让两个儿子在客厅调皮也许只是巧合，但我觉得并非如此。
如果没有那样的父母又会怎样呢？如果你不能舒适地与他人交往，又如何去学习这些事情呢？你又怎能自信地面对这个世界，冒险去寻找所爱的人，乃至于在恐惧之中找到空间来放松并关注自身之外的事物呢？
格兰特研究的受研究对象中再没有童年比萨姆？拉弗雷斯更惨的了。他所遭遇的一切造就了一颗不知如何满足的心。他童年环境的得分是不能再低的5分，他也是唯一一个对8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人。他“十项指标”的得分是0，而在70岁的时候，只有另外两人受到的社会支持比他还少。仅仅被爱是不够的，你还要能够拥抱爱情。
正如萨姆的母亲在他18岁的时候告诉我们的那样，“他不怎么喜欢别人，别人反倒挺喜欢他”。但是喜欢——确切地说应该是信任——需要去学习，而萨姆并没有在家里学到。
遗传与环境对人的影响
在1977年，我曾写道：“就算某次精神创伤不一定会影响到成年生活，但长期扭曲的童年一定会影响到成年。虽然亲戚们的心理健康与受研究对象后来的精神病理学没有关联，但这些受研究对象的父母的心理健康却与之有关。那些‘最坏的结果’的父母中有精神病患者的概率是那些‘最好的结果’的两倍。看上去环境因素是这一效应的中介因素。”
现在回顾时，我能明白环境论在战后社会科学中的极端程度正如遗传论在战前一样。这是一个关于科学家是如何改变科学又如何被科学改变的很好的例子。需要注意的是，向环境论的转变以及最近由环境论向神经学的转变都是在格兰特研究期间发生的。纵向研究不可避免地受这些发展的影响，这既是其恼人的复杂性也是其宝贵的优势。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我需要重新考虑自己对先天与后天的看法。我再次从前瞻性研究寻求准确的数据，并揭示与纠正先前研究人员（包括我自己）的文化偏见。
例如，2001年，也就是这些受研究对象到达80岁的时候，我收集的数据显示，亲属（不仅仅是父母）的精神健康可以在从温暖的童年到成人时期的精神健康道路上起到分歧作用。如果家庭中有精神疾病的存在，其影响甚至能盖过最幸运的抚育环境。这里表明的就是遗传的影响，而不是环境。
表4.1对该分析进行了一些总结。其中显示，影响精神健康的主要有三个方面：恶劣的童年环境、家庭内的精神疾病，以及21岁时的性格评估。我之前已经描述了我们是如何对童年环境进行评估的。
21岁时的性格评估是这些受研究对象在大学期间所受调查的一部分。通过这种方式来为第二个条件，也就是家庭中的精神疾病，进行评分。当时我们采用了现在比较常见的做法，用4个指标代表基因脆弱性：酗酒、抑郁、家庭短寿以及外祖父的早亡。这四个指标采用3或4分的范围。（对家庭寿命的评估十分困难，但我们做到了。这些受研究对象的父母知道自己父母的去世日期，而且格兰特研究直到这些受研究对象最后一个父母去世的2001年的60年间一直在进行。这也是寿命研究的另一个好处。家庭寿命通过将父亲或祖父母的最大寿命与母亲或外祖父母的最大寿命相加所得。）
由于这4个变量互相之间存在重要联系，因此我们将它们相加，得到了一个范围在0~12间的遗传得分。正如表4.1所示，这个遗传得分有一定的预见性。它们并不是任何基因测试的结果，也不是准确的诊断，而是在注重实效的基础上对酗酒、抑郁以及短寿这3个家庭综合征进行的粗略估计。外祖父的长寿单独包括在里面，因为外祖父的短寿与神经过敏症和抑郁之间有着非常明显但又难以解释的关联。这种关联在第10章中会更为明显。
值得一提的是，较高的遗传得分与凄惨的童年关系很大。我后来对酗酒的研究也发现，家庭内酗酒的传递几乎百分之百可以归因于遗传（参见第9章）。幸运的福尔摩斯遗传得分是0，而卡米尔和拉弗雷斯的基因中都有大量的精神疾病遗传负荷。
表4.1？遗传和童年环境与生活适应的重要联系
凄惨的童年环境 家庭精神疾病 21岁时神经质/外向型
A。精神健康 重度抑郁 显著 非常显著 显著
看精神病医生 不显著 显著 非常显著
一生中的精神疾病 显著 非常显著 非常显著
21岁时的适应度 非常显著 不显著 不显著
防御机制的成熟 显著 显著 不显著
30-47岁时的适应度 非常显著 显著 显著
“十项指标” 非常显著 显著 非常显著
65-80岁时的适应度 非常显著 不显著 显著
B。社会健康 47岁时的人际关系 非常显著 非常显著 显著
50-70岁时的社会支持 非常显著 不显著 不显著
埃里克森成熟期 显著 显著 显著
50-70岁时与孩子的关系 显著 不显著 不显著
C。遗传比童年更重要 酗酒 不显著 非常显著 不显著
血管危险变量* 不显著 显著 不显著
吸烟 不显著 非常显著 不显著
非常显著：p<0.001；显著：p<0.01。
*该项是导致血管和心脏疾病的五个变量之和（高舒张压、II型糖尿病、肥胖、重度吸烟以及酗酒）。血管危险变量将在第七章中进行讨论。
该表的前两个大项显示的是童年环境和遗传与晚年不同的成熟和环境情况之间的联系。温暖的童年比遗传因素更能预示良好的社会和爱情关系。但是遗传更能预示与健康相关的发展，如酗酒、吸烟和血管危险变量。我将会在第7章中讨论最为危险的血管危险变量。令人疑惑的是，遗传与老年适应度间的关系并不显著。原因之一可能是选择性消耗，即那些酗酒和抑郁症患者的早逝。
该表的第三个大项反映出伍兹那难以理解的人格特征模式中一段令人好奇的历史。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巴尔的摩衰老纵向研究计划的高级研究员保罗？科斯塔（Paul Costa）和罗伯特？麦克雷（Robert McCrae）建立了一个人格特性的清单。这个清单有好几个为人熟知的名字：NEO、大五类人格特征以及五力模型。
NEO是五大特征——神经质（Neuroticism）、外向性（Extraversion）、开放性（Openness）、随和性（Agreeableness）和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中前三个的首字母缩写；大五类人格特征和五力模型的意思则不言而明。
在有统计倾向的模型中，大五类人格特征已成为了解人格的一个强有力的模型，但包括我在内的临床医生认为它并不是那么有用。我的原因之一是，麦克雷和科斯塔运用它来说明人的性格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这一点和我们格兰特研究中的发现相悖，也受到了许多质疑。
1998年，统计学和大五类人格特征的心理学专家斯特芬？索德斯（Stephen Soldz）提出，回顾伍兹的26项特性分类以及20世纪40年代是如何被用到这些受研究对象上来的。正如我之前所说，伍兹的方法论并没达到其应该达到的高度，除上一章中提到的特例之外，该模型的实用性也有限。
然而，根据当时现有的材料，索德斯推断出了与大五类人格特征相关联的5个特性，这一推断得到了7名独立评估人的高度认同。在他的手中，这五个特性对表4.1中大部分的结果都有预测性，这就使得我不得不重新考虑我对大五类人格特征预测能力的怀疑。索德斯的五个特性与这些受研究对象在67岁时的大五类人格特征高度相关。
看着一个在格兰特研究开始时被人嘲笑为无用的度量法，在一个富有经验的统计学家手中焕发第二春是非常令人陶醉的。当时大五类人格特征只在“人格整合性良好”惊人的成功预测中才勉强得到了认可。伍兹做了自己的尝试，但大部分都没成功，而且他掌握的材料在他自身背景中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如果他没有尝试的话，当更大的背景出现时，他的材料就用不上了。他的努力超过了他的能力，但他超越常人的努力正是他长远且富有想象力的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品质。
然而，最近许多大学开展的双胞胎研究，尤其是明尼苏达大学的大卫？莱肯（David Lykken）进行的研究显示，在大五类人格特征的测验得分中，基因占到的比重很高，甚至有可能在50％以上。这就暗示，人们往往归因于家庭和社会影响的许多人格特征（甚至包括精神性等看似不可能的特征）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基因相关的。这也意味着，表4.1中“凄惨的童年环境”所反映的不仅仅是环境的影响，还包括基因的作用。这就使得我们的数据分析更为复杂，目前只能等待时间来搞清楚其中关系。
表4.1中的第三个大项所示为与NEO相关的得分。相较于其他两个大项，第三项更具推测性。但是它说明，五大类人格特征中较高的“外向性”（即喜欢挑战性的环境、社交互动以及生活充实）得分和较低的“神经质”（即焦虑、敌意、抑郁和自我意识）得分预示着较高的“十项指标”得分。而且这之间的关联性（rho=0.45）与人的身高与体重之间的关联性相当。
那些受研究对象在大学期间被评估的特性中，“人性”“活力”和“友好”在当时与A级健康评分的关系显著。而“羞怯”“爱设想”“自觉内省”和“缺少目标和价值观”在当时与C级或不健康的大学适应性关系显著。然而，在中年时，这些青春期特性与精神病理学和良好适应性间既无积极也无消极的关系。回想起来，那些与大学适应性差相关的特性看起来只是正常青少年的一部分（有些在成人中则是病态的）。
出人意料的是，与健康的中年适应度关系紧密的一条特性是在青春期无典型特征的“务实，有条理”。它包括一种延迟享受的能力，对健康的中年适应度关系显著，但在75岁之后就不再如此了。另一方面，我们发现了一种“潜伏的”特性，这种特性在这些受研究对象47岁时的调查中看起来无足轻重，但在之后愈发重要。这就是显性大学人格特征中的“人格整合性良好”，它在中年看似不重要，但能预示精力充沛、认知完好的老年。原因或许是“人格整合性良好”是可以独立预示主人可以远离吸烟、肥胖和高血压等血管风险因素的伍兹变量（与温馨的童年类似）。“主动”这一特性在中年早期也不甚重要，但在人生末期却举足轻重。
某个变量在人生中某一阶段有预示性，但在另一阶段却没有，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可能意味着曾看起来重要的特性其实并不重要，反之亦然。但它也可能意味着某些特性在人生中某些阶段确实重要，但在其他阶段则并非如此。这就使得对人生的预测变得异常复杂，同时也指出了寿命研究中一个关键。
这就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在人生某一阶段中正确的东西，在另一阶段并不一定仍然正确。我们的目光越长远，越有机会弄清为什么有些相互关系可以持续，而有些却不能。那缺失的一环有可能在于我们的数据，我们的科学，或者是我们的直觉。
但是，当我们知道正在发生改变，或者某一预示因子不再有预示性的时期（诚然这令人不安），我们虽然不知道原因，但至少意识到改变发生了。只有通过对生命长期的研究，我们才能意识到这些改变，而可能正是这些改变带来了大脑物理上的成熟等重要发展。那些我们只能在纵向研究中追踪到的关联性和相互关系的变迁提醒我们，一定要保持眼界和头脑的开放，以免过早做出结论。
父子和母子关系对人生的影响还是有区别的
接下来就是一个关于这种变迁的例子。当我开始分析童年对成年的影响时，总体的童年环境看起来比母子关系本身更为重要；作为一个精神病学家，我对这一发现感到很意外。然而，在80岁之后，这些受研究对象童年时期与自己母亲的关系显得更为重要。这又是一个“潜伏的”特性，但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其意义。
格兰特研究发现受研究对象与父亲或母亲的良好关系在成年中的某些方面影响显著。当受研究对象接近老年时，他们在少年时期与母亲之间的关系与他们在工作中的效率有关，但与父亲之间的关系则相关性不大。如果受研究对象一直工作到70岁，那么他们生命后期的收入和与母亲之间的良好关系关系重大。受研究对象的军衔和是否被列入《名人录》也和母子关系存在略为显著的联系。
温暖的母子关系与受研究对象在大学期间的智商以及80岁时的意识能力联系显著。令人意外的是，不融洽的母子关系与痴呆症的联系非常显著。举例来说，在那些没有温暖童年且活到80岁的115名受研究对象中，39名（33％）在90岁之前患上了痴呆症。而在拥有良好母子关系的受研究对象中，仅有5名（13％）患有痴呆。可见其差距之明显。
在格兰特研究中，痴呆症与血管风险因素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我的一位资深同事坚称这一发现肯定是错误的，因为之前从来没人发现过。他忘记了，长达七75年的寿命研究少如凤毛麟角。只有时间，或是反复的实验，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以上这些方面与这些受研究对象的父子关系连暗示性的联系都没有。然而，良好的父子关系（而非母子关系）看似可以加强这些受研究对象的游戏能力。那些拥有良好父子关系的受研究对象更能享受假期，更能使用幽默这一应对机制，还能更好地适应并满足退休后的生活。与大家直觉相反的是，在人生中遭受不幸婚姻的往往并不是那些母子关系不好的受研究对象，而是父子关系不好的。5名声称无性婚姻更为适合的受研究对象都有着不好的父子关系，但是他们在母子关系方面则有好有坏。
有着良好父子关系的受研究对象展现出的焦虑也更少，例如在大学期间站立时心率显著更低，在刚成年时期身体和心理上的受压症状也更少。那些父子关系不好的受研究对象更容易悲观厌世，难以让人亲近。此外，良好的父子关系还能非常显著地预测75岁时对生活的主观满意，而这一点与母子关系间连暗示性的联系都没有。
尽管如此，一个能欣赏自己儿子主动性和自主性的母亲对孩子的未来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福尔摩斯法官及很多像他这样的成功人士的自信都受到了母亲的赞美。他们的母亲总是自豪地说，“约翰胆子很大，甚至有点鲁莽”“威廉姆打得过小区里的每个孩子……他完全无所畏惧”“鲍勃简直是个暴君，不过我非常喜欢”。但不是所有的受研究对象都是如此幸运，至少弗朗西斯？德米尔（Frances DeMille，第8章中将会介绍）就没这种好运。然而，当这些受研究对象进入成年以后，如魔法一般，在他们的童年印象中，母亲的形象越来越弱，而父亲的形象则越来越强。
恢复失去的爱
我们从来不曾完全失去那些挚爱过的人。这是记忆的幸运，也是诅咒。托尔斯泰曾说：“只有能强烈去爱的人才会有巨大的悲伤；但这种爱也可以帮助抵消悲痛，带来治愈。”这里需要指出无爱（Privation）和失爱（Deprivation）之前的区别。无爱指的是从来没爱过，也没被爱过，导致的是精神病，而不是悲伤。失爱指的是失去了我们爱过的人，或是爱我们的人，带来的是眼泪，而不是疾病。悲伤可以伤害，但不能杀害我们。
哀伤这一心理活动，在从阁楼拿下令人想起旧时亲密的照片时，比起再见和放手的时候更为明显。虽然还未得到证实，但是我相信，灵长类的大脑是用来记住爱的，而不是忘记。相较于失去时灼热的痛苦，我们接纳所爱的人这一微妙且难以理解的过程更难以用概念表述。这也许就是许多心理医生更多地强调悲伤的痛苦，而不是它对回忆的作用。但是，动力性心理治疗必须像对待痛苦经历，甚至是积怨那样，小心地对待恢复失去的爱。
近年来的格兰特研究表明，我们老年时的生活质量是之前所有爱的经历的总和。因此，我们不能浪费其中任何一段。下半生的任务就是恢复上半生爱的回忆。这是过往影响现在的一种重要方式。重新发现失去的爱，或是宽恕的能力，可以带来很好的治愈效果。而能够参与到他人恢复失去的爱这一过程，则是纵向研究的另一种喜悦。
这里我要重提一下这一喜悦的场景。我们在第2章中讲过的戈弗雷？卡米尔在18岁时写道：“在我5岁到12岁时，我的家庭对我非常严格，这令我感到难过。”他对此表现比较大度，但也颇为实际，“这并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成长于19世纪90年代的纽约……我和父亲关系一直不太好。”
多年以来，随着卡米尔通过心理治疗发现了自己的过去，他试着帮助我理解这一发现对他的人生意味着什么。
这是重新找到了重要的爱，还是一个重新庆祝坚固的感情纽带的机会呢？我的脑海中浮现这样一幅画面：一个被用作烛台的空酒瓶。瓶中的酒或许曾是生命中最开始的温暖，但酒喝光后只剩下冰冷空虚的玻璃瓶，直到我们在回忆中再次点燃欢乐的蜡烛。随着蜡液的滴下，它将那些被用在各处的温暖重新汇聚起来。生命早期的爱可能会“失去”，因为我们总是认为这种爱是理所应当的，又从不曾在记忆中重温。回忆和再述可以使它们愈发生动，愈发真实。而视觉感知对学习最为有效。
在戈弗雷？卡米尔写下这些文字很久之前，他就一直在将他生命中那些冰冷空虚的酒瓶变作新的光明、希望和力量的容器。在65岁时他提醒我（生怕我会忘记似的），“同情心并不是我父亲的强项”，他还提出了一个刚刚回忆起来的往事。他在爬上樱桃树去看花时失去平衡落在12英尺下的地上。他没有得到安慰，却因为没有听从父亲不许爬这棵树的禁令而被打了一顿屁股。但是此时他回忆起了另外的事情。几天之后，他的父亲用手臂抱着他……
当我们走到樱桃树那微微发亮的华盖时，我父亲把一个小的枝条拉向我，并让我用拳头攥住，我们笑着交换了眼神。在他开车去工作之前，他用随身的小折刀砍下了一小枝，放进水杯里，并放在我吃饭的小桌子上……我知道我不仅得到了理解，还得到了原谅……这是我第一次神奇的体验。
卡米尔一直对宗谱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兴趣，但他在晚年把它作为了一项新的热爱。他发现自己的父亲有一大帮法国的表兄弟姐妹，并通过通信和走访和他们建立了关系。在对亲戚的“考古”中，他找到了自己痛苦童年所没有的温暖大家庭，寻找过去的记忆并把它们用到现时的人上。这也是心理弹性的一种形式。在重新参与宗教活动和新的亲戚中，他找到了新的力量源泉，以及与自己父亲间新的关系。创新的写作和大量的心理治疗帮助他找到了失去的爱。但他并不是唯一使用这种方式达成这样目标的人。
虽然有着卡米尔这样的快乐转变，但是最终康拉德还是功大于过。当把那些童年最为不幸的受研究对象——“不被爱的”，与那些童年最为温暖的——“被珍视的”做对比时，我们发现，不幸的童年与后来人生中差的适应度有着非常显著的关系。尽管如此，在孩提时代没有被爱是痛苦的，但这还不是最坏的。最坏的是那种不被爱的感觉可以影响后来被爱，以及去爱的能力。有些孩子不管如何，也能开发出这种能力。但那些没有学会如何去爱，以及如何被别人爱的人，他们的人生确实令人悲哀。
童年并不总会影响整个人生
关于正常发展的前瞻性研究现在还需要等几十年才能陪伴受研究的青少年步入成熟，遑论老年了。但是，他们在过程中推翻了许多经典的假设。举例说，我们都“知道”童年能影响成年时的幸福。但最近的科学审视发现，关于其中原因的许多流行解释（例如父亲或母亲的死亡）并没有我们所想的那么确定。
这种事实之后的任何结果都不难解释。对于一个不好的结果，我可以解释是一个疯子姑妈、一个排斥的母亲、一个畸形足、一个不好的街区，抑或是我想要的其他证据。我也能用单一案例研究来证明任何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仅要列出受研究对象的档案，还要给出统计的环境，也是我为什么一直就寻找统计验证而喋喋不休，尽管有时统计验证显示的并不是我们想要的。
因此，在运用格兰特研究的数据来说明童年意外事件的前瞻性评估在统计中的重要性之后，我想讨论一下被人们广泛接受，但那些大学男生（有时是内城区男人）的数据并不支持的观念。
对于发展心理学来说，一直留意理论与实践的交叉，并努力将两者结合得更为紧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将来的孩子们不会受到恶劣的童年所带来的灾难影响。事实上，那些有着最恶劣童年的受研究对象中，有些人还能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过得不错。尽管如此，对于萨姆？拉弗雷斯来说，为幸福而等待的60年实在是太久了，而这份幸福仅仅是相对的。
此外，温暖的童年就像一个富有的父亲，可以为以后接种对痛苦的疫苗，而不幸的童年就像是贫穷，不能对人生中的困难起到缓冲作用。诚然，有时候困难可以带来创伤后成长，而一些受研究对象的生活确实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善。但是，痛苦和失去的机会总是代价很高，许多有着不幸童年的受研究对象直到去世时的前景仍不乐观，他们有的英年早逝，有的自己选择结束生命。我们必须在童年环境不利于未来人生的时候进行干涉。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找到认识它们的方式，不是通过感情，而是借助对发展和前情基于数据的认识。
格兰特对待发展的眼光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对许多流行的理论提出了质疑。早期的研究人员对比了严格和宽松的如厕训练的效果，然后欧内斯特？胡顿（Earnest Hooton）在《年轻人，你是正常的》一书中提到，如厕训练看起来对未来行为没有丝毫影响。胡顿这本书出版于1945年，之后的65年研究也没有发现他错误的地方。弗洛伊德关于严格如厕训练的有害影响的理论是基于回顾，也就是通过他那些往往是中年的病人做出的回忆。但是，前瞻性研究再次胜出！
最近，我们有时曾认为对未来意味深长的其他童年环境，与“十项指标”的联系并不显著。例如，格兰特研究的受研究对象是在史波克《育儿经》之前被养大的，他们受到了父母的严格管教。他们当中86％的人是被母乳喂养的，但超过一半的人在18个月大的时候就不再用尿布了。
为了不让他们在婴儿时期吮手指，他们的手指被戴上铝手套，或是涂上苦芦荟，甚至有时手臂会被绑到身子上，以让双手远离自己的嘴。但这些都不重要。童年时健康的身体并不一定能经受住考验。受研究对象与自己弟弟或妹妹的年龄差亦是如此。出生顺序也并不重要，除了年龄最大的孩子更容易取得职业上的成功之外。
当这些受研究对象50岁时，甚至他们之前父亲或母亲的去世也变得没什么预测性了。当他们80岁时，我们发现，那些年少时失去父母的受研究对象与那些一直被父母关爱到高中毕业的受研究对象在精神和身体上是一样的健康。
就算是冷漠和排斥的母亲也没能成功地预测后半生的心理疾病或是对老年生活的不适。没有患精神疾病的亲戚是一件好事，因为基因的影响常常能胜过环境。但基本上，没有一个慈祥的母亲并不是导致所有差异的原因所在，而如果有一个慈祥的母亲，或是被崇拜的父亲，抑或是其他温暖的童年环境，就能带来差异。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影响我们生活更多的是那些顺利的事情，而不是那些出现问题的地方。
另外还有一个普遍假设是基于从回溯中所获得的证据，即酗酒是童年不幸的结果。当然酗酒者和医师可能都会把酗酒归咎于此，但是前瞻性研究的证据表明，这有可能是因果倒置地把酗酒的结果误认为是其原因。酗酒是通过基因遗传的，而不是由环境决定的，这意味着酗酒患者往往有着酗酒的父亲或母亲。父亲或母亲的酗酒必然会增加子女童年不幸的概率，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幸的家庭是马车，而拉车的马则是导致酗酒的基因。我们在第9章也将看到，由于酗酒带来的生理变化，或出于为减少内疚感的防御心理，酗酒者对童年的记忆会在不知不觉间受到改变。
再举一个例子。10年前，我认为那些“不被爱的”可能会早点离开人世，因为他们不关心自己的幸福。我在《康乐晚年》一书里面曾说，“那些‘不被爱的’认为自己不属于任何人，所以忘记了那首歌的忠告，‘记得在风大时把大衣的扣子扣上’”。但我错了，现在的数据显示，那些“不被爱的”与那些“被珍视的”仅仅在照顾自己的方式上有细微的差别，至少是在吸烟、血压、体重和糖尿病等血管风险因素方面。
整体童年而非单一方面与未来的关系
第一，与精神病理学的发展失败模型相反，哈佛大学的成年发展研究发现，受研究对象的心理健康水平取决于他们之前取得的成功，而不是遭遇的失败。他们对待或温馨或凄惨的童年的方式，和童年本身一样，都对未来的成功有着很大的关系。当这些受研究对象尚在大学时，伍兹评估了他们26条个性特征。其中“务实，有条理”这一特征最能预测50~60岁期间的心理健康。特曼研究也发现，高中时期所展示出来的审慎、事先考虑、毅力和耐力是预测50岁时职业上的成功的最佳要素。人们很难不会想到，这些要素正是从失败中走出来，并把成功最大化所需要的特征。
第二，影响成年适应性的并不是不愉快的父子或母子关系，而是卡米尔和拉弗雷斯那样整体上不愉快的童年。在悲惨的童年中长大的受研究对象更容易悲观厌世和自我怀疑，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不能接受别人给予的爱，也不敢把爱给予别人。这种动态在萨姆？拉弗雷斯的故事中可见一斑，在第5章彼得？佩恩（Peter Penn）和第9章比尔？罗曼（Bill Loman）的故事中更是如此。
格鲁克研究等前瞻性纵向研究显示，来自多种问题家庭的孩子有可能严重损失以后工作的能力。然而对于格兰特研究中这些中上层阶级对象来说，不良的养育更多地反映在对爱的无能，而不是工作问题。
格兰特研究对象的童年与格鲁克研究对象相比要稍好一些，而且对于那些在相对更差的养育下成长的格兰特研究对象，他们在工作中脱颖而出的能力并没有受到丝毫损害。（当然了，格兰特研究对象都是之前被选出来的优秀工作者，否则他们也不可能成为哈佛大学的学生了。）但是，他们去爱的被爱的能力确确实实受到了损害。
在不幸童年中成长的受研究对象处理强烈感情的能力要弱一些，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也许正是因为他们不能直接面对强烈的感情，所以他们才会倾向于用药物来安慰自己。
因此，某个创伤或糟糕的关系本身并不一定能决定成人的精神病。哈佛大学的成人发展研究清楚地说明，整体糟糕的童年环境有着很强的预测能力，但单独的某一方面却不能。如果一个孩子在家没有学会最基本的爱和信任的话，他们以后的魄力、主动性和自主性都会受到限制，而这些正是成功成年的基础。应该精准发现那些存在严重问题的家庭，最好进行适当的预防，并给予特殊的关注。精神病和酗酒带来的影响可以毁掉整个家庭，还能毁掉孩子几十年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