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俭克
3月下旬，应友人耿新豫之约，我去奎屯农七师参加了文联举办的文学创作研修班。四天的行程安排得很紧——与学员交流，与好朋友韩天航以及农七师的朋友们聚会，走马看花瞥了一眼大峡谷，去126团参观了戈壁母亲广场、毛泽东纪念馆、兵团团场工业展览馆、戈壁母亲纪念馆、75号界碑等形象塑像、原貌复原的一二六团的地窝子和韩天航工作室。时间匆匆而过。一路上思绪起伏，难以平复。我想，胸中郁积的东西是到了倾诉的时候了，要不我还会寝食不安的。
说起我与奎屯的缘分，还得从我与韩天航老师的交往说起。大约是九十年代初期吧，那时我在漓江出版社做文艺编辑。有一天，我接到了总编室转来的一部长篇小说，稿名《太阳回落地平线上》。我有一个习惯，大凡接到稿件，无论是同事转来的，还是自来稿，我都会第一时间看看，看多看少另说，至少要看，以免耽误作者。我也是个写作者，稿件投出去，眼巴巴等回音，久等不来，心情也会烦躁不安。感同身受，就这个意思。这部稿件也不例外。读完几页，我已预感到这部稿子的分量，于是便把其他编务暂且搁下，一门心思看这部稿件。回想起来，我大概是用了一周时间，仔细看完了稿件，后来又认真再看了一遍。
实话实说，我虽然没能看完新时期以来反映西部生活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但是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比如宁夏的张贤亮，他的小说《灵与肉》《绿化树》，“老右”许灵均和四川妹子秀芝的八分钱婚姻，下放右派章永麟和开“美国饭店”的马缨花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此，我于1995年组稿出版了《张贤亮自选集》，集中展示了他呈现不同风格、反映社会各个侧面的小说代表作，再以后，我到了宁夏，参观了以他的劳改生活环境为原型建造的西部影视城，尤其是看到张贤亮在劳改其间反复诵读、出现在小说中的《资本论》，所闻所见对我的冲击力是巨大的。看完电影《黄土地》后，我也曾去找了柯蓝的散文来读，感受蕴含在画面和文字中的意义。有次编辑散文诗选集，我也曾向原作作者柯蓝请教，关于这篇散文的立意以及改编电影的细节。
读韩天航的作品，我感到了别一种冲击。这个冲击，是有别于张贤亮作品的。以我看来，这部长篇小说塑造的一群男人和女人，上海支青“我”冯洲，徐爱莲，上海支青吴玉珍，李美兰，指导员，尼大牙，赵玉田等人，他们的恩恩怨怨，爱恨纠葛，仿若一根线，将每个人的命运串接起来。在那个特殊年代的大环境背景中，每个人的生命努力和挣扎，各种各样的人性，在小说中都有生动的表现——有的人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凌辱弱者，有的人人格扭曲，有的人利用自己的天然资本，换取所谓的“进步”承诺；有的人如冯洲，一直在寻找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思考个人乃至国家的前途命运等。还有赵玉田对爱情的忠心耿耿。王老头的耿直善良，被打成“右派”的田有何画得一手好画……
作为五十年代生人，那些年代的起起伏伏——吃饭不要钱的短暂日子，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我多少也感受过，听说过，因而能很快进入韩老师的作品中，感受人物的悲欢离合、荣辱沉浮。直觉告诉我，这是一部反思历史的好作品。于是我便着手申报选题。时值申报国家“八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我便把这部作品列入正在申报的“原野系列”（农村题材长篇小说系列）中，同时列入规划的还有农民作家乔典运和湖北作家刘醒龙的作品。
小说出版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记不清多少年，我和韩天航老师没有联系。直到央视一套热播长篇电视连续剧《戈壁母亲》，我守着电视机看完，萌发了联系韩老师的愿望。电视剧播完后，我找到韩老师的电话，给韩老师打了过去，我问他，《戈壁母亲》拍得好，有高度，有人物，不知文学剧本出版了吗？韩老师说没有。我说给我出吧。韩老师说，好。于是第二天我便乘高铁到了上海。他的家在上海大学附近，是一栋三层的联排别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韩天航老师。韩老师为人平和，谈吐儒雅，气度不凡。我们的话题就从热点话题房子说起。记得韩老师颇有些按不住情绪，他对飞涨的房价颇为不满，他以自家别墅为例，数落小区刚建好的同样规格的房子，售价已高达数倍。我们还谈到了韩老师的其他作品。文如其人，韩老师为人真诚，认真，话不多，但很实在。说话时，两眼注视着你，温和平静。韩老师珍惜友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心很重。这份真诚和认真，也许是与生俱来的，兴许是从他离开湖州，踏上西去的列车，奔向大西北时形成的。我曾经揣度过，这份真诚和认真，是否曾经让他吃过苦头？记得一次午饭后，韩老师和师母送我到下榻的宾馆，我叫他们别送了，早点回家休息，韩老师说，我要看着你回宾馆。转身上台阶时，我是觉出了背后的温暖，如同沐浴着阳光。
此后，韩老师的长篇小说都经我手出版，细细数来，三个系列，竟有九部之多。二十多年了，我们通过出书，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份友谊让我感慨良多。鲁迅说过他交往过的人，包括家人，同志，朋友，论敌，对头等等，约有三千多人，尤其是“怨敌可谓多矣”。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以为，作为普通人，我们认识的人是屈指可数的，不可能有鲁迅那么多交往者。我判断友情走得远近的根本，是价值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是在韩老师身上感受到了近似于激励的力量的。韩老师的所有长篇小说都经我手出版，这是缘分。所谓缘，在命定，所谓分，在人为。命定人为，延续了我和韩老师二十多年的交往，继而相知。我庆幸结识了一位很好的师长。
韩老师作品所表现的生活和生命，依我看，体现在他的创作中三条清晰的主线上，一是以《太阳回落地平线上》《夜色中的月光》为代表的长篇小说系列，我姑且称之为“沉淀的岁月”，二是以《戈壁母亲》《热血兵团》《下辈子还做我老爸》《牧歌》为代表的系列，我姑且称之为“燃烧的岁月”，三是以《苏州河畔》《聚德里36号》《温情上海滩》为代表的“上海滩系列”。
其中，“沉淀的岁月”和“燃烧的岁月”是再现兵团生活的，我用“原色”两个字来表述我对这两个系列的认识。毋庸讳言，历史在那，生活在那，是不能回避，也不可忘却的，也许有健忘者试图忘却或者回避，但是，心是无法回避的，这就是生活的原色。前有鲁迅，他的所有创作，其精神都归结到一点，就是立人，即“尊个性而张精神”。作者用笔真实地再现了特殊年代里的兵团人的生活，沉淀的是作者对历史的拷问，对人性的尊重，对被损害者被侮辱者的同情，对人格扭曲者的悲悯，同时也是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再现兵团生活的系列作品，燃烧的是热火朝天的建设岁月里生命的激情，是军垦人屯垦戍边的历史，是兵团人扎根边疆、艰苦创业的精神。这两个系列，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如同阴阳同根互体，互相衬托，不可分割。其人物，无论刘月季、林凡清和恋人许静之、沙驼、柳叶柳月姐妹，还是冯洲、赵玉田、徐爱莲、吴玉珍、李美兰等人，其生活和工作，其情感和牵挂，荣辱得失、困顿抑或努力，均源自生活，高于生活，尤其是冯洲和刘月季（原型张桂英）两个形象，有个性，有精神，丰满，立体，是立得住，站得稳的。
值得一提的是，以《戈壁母亲》为代表的系列作品，塑造了一系列扎根边疆、戍边屯垦、改造戈壁荒漠的鲜活的人物群像，窃以为在以西部为写作题材的作家中，是独树一帜的。
写民国时期的上海生活的系列长篇小说，我私下揣度，也许是韩老师的圆梦之作——19岁离开家乡，老大回来，如同贺知章一样，两鬓染霜，心里头拥堵的全是乡情乡音，家乡的故事和人物，用他的话来说，尽在眼前晃来晃去，招呼作者写出来。《温情上海滩》里白相蟋蟀的阿德哥，帮会老大邵林福，富家小开盛兆林，烟花女沈嫣红，再现了民国时期上海滩的人情世故。《苏州河畔》里出身书香之家的公子林治中，商贾之家出身的大家闺秀陈碧茵，两人一见钟情，引出两大家族一段恩怨情仇。唱的一手好京戏的刘绣娟，守着患病的南庄俊，教书先生吴耕农，富贵大爷等人物，聚在《聚德里36号》，上演了一幕幕戏里人生。上述作品，其生活气息之浓郁，人情世故之再现，使人如临其境。听韩老师说，他把小说送给一位前辈，前辈说小说写得很像，把民国时期的老上海和上海人都写活了。
我很感慨韩老师的创作，一日之内，上午构思新疆题材的小说，下午又文思泉涌，展开上海滩的故事，如无对生活的热爱，对人物的熟识，以及艺术上的圆熟，是难以做到的。
热情的王次会部长引领我参观位于奎屯西北部的一二六团。团场团部机关平房前的援越抗美招贴画。露天会场。桌面上搁着一部老式电话机的简陋的团长办公室。放着广播器材和锣鼓的文化室。走进按照韩天航老师夫妇住处复原的地窝子，我看到一堵砖砌矮墙隔开的里屋和外间，加起来也就十来平方米，床是泥土垒的，靠墙的一面墙壁贴着白底碎花的花布，王部长笑着说，来自上海的支青不太一样，他们讲情调。天花板上糊着的旧报纸是《人民日报》《新疆日报》。竹编外壳的热水瓶。搪瓷缸。马灯。简易的五斗柜。灶台上的锅碗……所闻所见，眼前浮现出一二六团官兵们的朝夕日月，上海支青们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
我注意到了墙上的韩天航老师的几张家庭照片。
1948年他在浙江与家人的合影，那时他才四岁；中学毕业与好友合影的他，围着围巾，带着一副银白边框的眼镜，目光沉静平和；1965年在一二七团看文艺演出的留影，那时他21岁，身着中山装，左胸前别着一枚像章，阳光很灿烂；1970年8月，新婚后在五支渠的留影，阳光照耀着他，笑容灿烂，一旁的金老师，扎着小辫子，脸上的笑意隐隐约约，仿佛在牵挂着正在开始的小日子；1974年夫妇俩回上海探亲的留影，此时的他很有点电影明星范儿了，金老师的微笑很深情，能感觉到她的心如潭水，很深很沉。
韩老师的同事们说，从19岁高中毕业来到奎屯，一直到60岁退休，41年光阴，他把最美好的年华都交给了奎屯，也经历了不少坎坷，关于住房的，职务的，加入作协的，尤其是创作，常常是深夜，他一面照顾着孩子，一面就着矮凳写作。金老师的家庭，日子过得艰难，曾有家人饱受饥饿的煎熬，如此等等，人生如梦，几多希望，几多努力，几多困顿与振作，这些内容，我仿佛都在照片里看到了。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常言道，时势造英雄，一二六团的兵团生活成就了他。我手写我心，我口说我话，一笔之下，认真的生活和思考俱在，这样的存在，不知要高于蝇营狗苟、追名逐利之辈多少？以这般的生活，这般不寻常的写作，这般栩栩如生的人物群像，若干年后，若干年后的若干年，依然会有有心的读者从中悟到生活的真谛，从而砥砺前行，不负人生，这等付出，无论对于读者，还是对于社会，都是一件功德事。
清明期间，我回到桂林，在书柜中找到了星球地图出版社出版的《最新中国地图册》（1996年11月第1版），第33页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我在上面找到了熟悉的地名。奎屯位于西北部，正北是克拉玛依市，围绕着奎屯的团场依次有135、91、127、122、106、150等团场，遗憾的是没有126团场的标示。我记得在戈壁母亲展览馆，墙上的图示，127团再往偏西北方向走，就是126团场。记得在团场吃午饭时，我也就戈壁母亲旅游地的建设，向王部长和管理员程社红谈了一点粗浅认识，比如拓展游客的体验范围，地窝子内部的家电安装现代化，以期让游客留宿，强化参与感。我想，戈壁母亲旅游点做好做大，对于不同年龄层次的游客来说，基本点是生命体验。只要有心，凡是到过126团场的人，自会感受到时代的内涵。
记得2006年乌鲁木齐全国书市后，我与同行西出乌鲁木齐市，路过奎屯，我情不自禁地向同行介绍，我有一位好朋友、作家韩天航在这里。出奎屯北上，一行人到了克拉玛依，在路边一家酒店用午餐时，巧遇一对汉族青年举办婚礼，新娘像路旁的沙柳花一样漂亮。前来参加婚礼的宾客很多，我也顺便到婚礼现场走走看看。听一位来宾说，当地人热情好客，路过婚礼现场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就座用餐。我接过了新娘递给我的几颗糖果。糖果很甜。我久久地注视着这对新人，心情有点复杂——一代又一代人在这里，在克拉玛依，一个耳熟能详的地方。不容易啊。当时就有诗行涌了上来——每次梦到你／克拉玛依 总是梦幻般／蓝得像天一样深远的五十年代／热得像大戈壁一样滚烫的创业故事／／那时我还小／听叔叔阿姨唱 在那遥远的地方／没有水 没有草／鸟儿也不飞／／多年以后我路过这里／站在葳蕤的草滩上 天上排列成行的／大雁 把大写的人字／笼罩在我的心上／／举办婚宴的新人 像父母年轻时那样／羞红着脸 向长辈敬烟 敬酒 敬喜糖／沙柳花般美丽动人的新娘／飘动的红头巾 像油田燃烧的火焰一样／／点亮了多少日月 点亮了多少路过的风／以及路人的每一次转身／克拉玛依总在老地方／两袖月色 满目沧桑
那次去上海组稿《戈壁母亲》，在韩老师家见到韩老师和师母时，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那一年我路过了奎屯，我注意到了韩师母的眼睛里有很亮的东西闪了闪。韩老师说，他们夫妻俩像候鸟，每年都有好几个月待在奎屯，比在上海待的时间还多。奎屯已如血液融入他们的生命，这就是我的感受。此次我再到奎屯，弥补了上次没能双脚踏上奎屯这块热土上的遗憾，算是圆了一个梦，对融入生命这四个字，也直觉到了凛然。
站在奎屯这块地面上，思古之幽情油然而生。我想到了几位唐人和他们的边塞诗。
其一是高适（公元702年——765年），他40多岁时才开始写诗为文，“年五十，始为诗，即工。”他的边塞诗代表作《燕歌行》描写将士征战的各种场面，塑造边防战士的英雄形象，歌颂将士保家卫国的献身精神。其结句：“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诗韵苍凉悲壮，慷慨激昂。
高适52岁后，历仕玄、肃、代三朝，仕途顺利。他先是作为太子先锋兵马元帅哥舒翰的左拾遗，转监察御史，其后虽然哥舒翰兵败，高适却因向玄宗陈述兵败内幕，得玄宗赏识，提拔为侍御史。肃宗即位后，任淮南节度使等职。代宗即位后，回京，先后任刑部侍郎、左散骑常侍，加银青光禄大夫。《旧唐书》作者说：“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惟适而已”。
第二位是王昌龄（公元698年——公元757年），他29岁时于玄宗开元十五年考取进士，36岁时考中宏词科，升迁至校书郎，后降为县尉。59岁时路过河南，当地刺史闾丘晓妒忌他的才能，杀害了他。王昌龄的诗歌中，边塞诗代表作是《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第三位是岑参（公元715年——公元770元），他曾三次出塞。公元749年，34岁的他以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的掌书记身份任职吐鲁番，751年回到长安。公元754年，他出塞北庭（今吉木萨尔）。次年，他戍边轮台，著名的边塞诗《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一大批边塞诗即写于此一阶段。他的边塞诗，从第一次出塞时的“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第二次出塞的“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到第三次出塞时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他的边塞诗色彩浓烈，气势奔放，诗人建功立业，安邦定边，报效国家的雄心壮志跃然纸上。
三位诗人，王和高年纪相仿，岑参虽然小了十来岁，但与二位交情深厚。王昌龄贬官江宁时，岑参写《送王大昌龄赴江宁》五言古诗，对王昌龄怀才不遇深表同情。“旗亭笔画”的坊间传说，说王昌龄与高适和王之涣到旗亭喝酒，王昌龄提议以歌妓唱诗的多少，定甲乙丙次序，结果歌妓所唱绝句为王之涣三首，王昌龄二首，高适一首。
谈及三位诗人，我感受深的是他们迥然不同的命运。高适仕途顺利，即便忽然卒于成都旅社后，还获上赠吏部尚书，谥号忠，可谓生前身后俱荣。而王昌龄却死于嫉贤妒能者之手，令人扼腕。岑参所处的开元和天宝年间，边境战事频繁，多次出塞成就了他，他的诗乐观向上，充满建功立业的时代主旋律，其边塞诗的成就，在三人中当属最高。
岑参有诗云：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我去奎屯时值三月末，虽然没能赶上雪满天山路，但是双脚踏上了这块土地，走上韩天航老师和他的同事们在一个个春夏秋冬里走过的路，是很让我感慨的。鲁迅说过，希望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就像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当年的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为了希望，毅然踏上了西去之路。弹指之间，四十多年过去了。作为一个边塞作家，他以生命为笔，勤奋创作，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和兵团人以及后代们的屯垦戍边史。他以其西部题材作品的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思想之深刻，人物性格之丰满，立于西部作家之林。我想，他的写作人生和如此多奎屯人的人生努力充实着的季节，其绚丽，灿烂，深沉，严峻，想必也会像边塞诗一样，历久而弥新。
2017年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