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译文】孙子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军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是不可以不认真研究的。
所以,要从五个方面分析研究,比较敌对双方的各种条件,以探求战争胜负的情形:一是道,二是天,三是地,四是将,五是法,道,是使民众与国君的意愿相一致,这样,民众在战争中就可为国君出生入死而不怕危险。天,是指昼夜、晴雨、寒冷、炎热、四季更替等天候季节变化的规律。地,是指地理位置的远近,地形的险阻与平坦,广阔与狭窄以及哪是死地、生地等。将,是指将帅的智谋才能,赏罚有信,爱抚士卒,勇敢果断,军纪严明。法,是军队组织编制、将吏的统辖管理和职责区分、军用物资的供应和管理等制度规定。凡属这五十方面的情况将帅们没有不知道的;然而,只有深刻了解。确实掌握的才能打胜仗,否则,就不能取胜。所以,要从以下七个方面来分析比较,以探求战争胜负的情势。要看哪一方的国君比较贤明?哪一方的将帅比较有才能?哪一方占据比较有利的天时地利条件?哪一方的法令能切实贯彻执行?哪一方的军队实力强盛?哪一方的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赏罚严明?我们根据这些,就可以判明谁胜谁败了。
如果能够听从我的计谋,用兵作战一定能够胜利,我就留在这里;如果不能听从我的计谋,用兵作战必定失败,我就告辞而去。
有利的计策已被采纳,还要设法造成有利的态势,作为取胜的辅助条件。所谓“势”,就是根据情况是否有利而采取相应的措施。
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的行为。所以,能打装作不能打;要打装作不想打;要向近处装作要向远处;要向远处装作要向近处;对于贪利的敌人,要用小利引诱它;对于处于混乱状态的敌人,要乘机攻取它;对于力量充实的敌人,要加倍防备它;对于强大的敌人,要暂时避开它;对于易怒的敌人,要用挑逗的办法去激怒它;对于卑视我方的敌人,要使其更加骄傲;对于休整得充分的敌人,要设法疲劳它;对于内部团结的敌人,要设法离间它。要在敌人无准备的状态下实施攻击,要在敌人意想不到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这是军事家取胜的奥妙,是根据随时变化的情况,随机应变,不能事先规定的。
凡是未战以前预计能够取胜的,是因为得胜的条件充分;未战以前预计不能打胜仗的,是困为得胜的条件不充分。条件充分的就能取胜,条件不充分的就不能取胜,何况根本不计算。没有胜利条件呢!我们从这些方面来看,战争的胜败就很明白了。
【点评】本篇是《孙子兵法》的首篇,具有提挈全书的作用。它主要论述研究和谋划战争的重要性,探讨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并提出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军事名言。
(一)对战争的基本态度
孙子对于战争的态度,是非常慎重、非常认真、非常严肃的。本篇开宗明义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一认识,比“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前进了一步。此句中“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相对为文,“地”与“道”互文见义,均指手段、方法。这就使我们明确地看出,战争之所以是国家的大事,就在于它既是军队生死搏斗的手段,也是国家存亡攸关的途径。《火攻》中强调:“战胜攻取,而不修其攻者凶。”所以,他主张“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告诫君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帅不可“愠而致战”,“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要认真考虑研究,不可轻率用兵。所以,孙子主张,在用兵之先,要探讨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
这种重战、慎战的思想是可贵的,是先秦进步军事思想的共同特点之一。它对后世(国内外)的影响很大,我们在评述中已有介绍。
(二)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
关于探讨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具有丰富的内容,孙子说:“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五事、七计就是探讨的首要条件。所谓道,是使民众与国君的意愿相一致,这样,民众在战争中就可以为国君出生入死而不怕危险。所谓天,即昼夜、晴雨、寒暑、四季更替。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天候还应包括天旱、水涝、蝗灾、冰雹等等。孙子关于天的认识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这是很可贵的。当时的战争受天候条件的制约相当大,所谓“冬夏不兴师”。因为,秋季出师才便于因粮于敌。而且春秋末期以前的战争大都是在白天进行的,很少夜战。因为战争持续时间短,几个小时,最多一天即结束战斗。像公元前575年晋楚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南)之战,“旦而战,见星未已”(《左传》成公十六年),从早晨打到星光出现,在春秋中期已属罕见的史例。《军争》中说:“夜战多火鼓”,则是对春秋末期战例的总结。当然,天候对战争的影响是从具体的作战对象所处的特殊地位说的。这里无妨举两个后世的战例来说明吧。例如,赤壁之战中,曹操在寒冬用兵,所以周瑜据此判断曹军战马缺乏饲料,是败因之一。而东汉马援进攻五溪蛮,则因盛夏士卒多染疾疫而失败。所谓地,是指地理形势——道路的远近,地势的险易,地形是否有利于攻守和进退,战场的广狭是否有利于军队的部署——对战争的影响。所谓将,是指将帅的智谋才能,赏罚有信,爱护士卒,勇敢、坚决、顽强、果断、军纪严明。所谓法,是指军队的法纪和组织编制,将帅的权能和职责区分、军用物资的供应和管理制度等等。
以上五点,孙子认为是分析、判断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要详细剖析五个基本因素,还要从七计中去推断。即:哪一国的君主比较贤明?哪一方的将帅比较才能出众?哪一方占据比较有利的天时、地利条件?哪一方的法令能贯彻执行?哪一方的军队实力最强?哪一方军队训练有素?哪一方的赏罚严明?从上述情况进行综合判断,就可以知道谁具备了胜利的条件,判明谁胜谁负了。当然,用现代的观点分析,上述的条件显然是不足的。然而在2000年前,孙子能发现这些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是难能可贵的。
(三)实现战争胜利的条件
(1)选将。就是挑选能执行“庙算”大计的将帅。我们要在这里集中地作一点分析。孙子把贤能的将帅不仅看作是关系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而且还悦“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作战》)。又说“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谋攻》)。可以说,在13篇中无篇不显露出孙子对将帅地位的竭力宣扬,对将帅条件的严格要求。因然,这里反映了孙子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但是,必须看到,孙子强调将领的地位和作用,提出选将的条件和要求,又是与当时战争急剧发展的客观情况紧密联系的。
在春秋时代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军事上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郭沫若同志主编的《中国史稿》第1 册中曾简明扼要地指出:“甲士和车战的地位下降,徒兵和野战日益重要。这是和当时社会变化有密切联系的。甲士是由平民中的上层充当的,庶人只能作徒兵。平民阶级瓦解了,甲士和车战制度也随之而崩坏。庶人地位上升了,地主阶级要从农民中征兵,徒兵和野战的地位也就提高起来了。军队中的组织也和农村中的什伍组织相一致的。军队中的指挥已经不是非贵族不可了。甚至战俘也有被提升为指挥官的,并出现了军功爵制的萌芽。”这是鞭辟近里的分析。特别是春秋末期,由于井田制的破坏,郡县制和征兵制的出现,各国兵额激增。原来周天子拥有六军,大国三军,中国二军,小国一军的格局己完全打破了。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战争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参战部队增多了。例如晋国,春秋初期的城濮之战时只有兵车700乘(约21000人),到鲁昭公13年,平丘之会时,晋国有兵车4000乘(约120000人)。又如齐国在公元前484年吴齐艾陵之战时,一战就损失兵车800乘。当时吴国是四军,比齐军势优,其总兵力也有十几万。二是武器装备提高了。不仅铁兵器使用于战场,南方的吴、越、楚等国还有“余皇”之类的大型战船。三是战场地域扩大了,从平原旷野矿展到山林沼泽和江河湖海。我国第一次海上登陆作战就是公元前485年吴鲁联军的伐齐之战(《左传》哀公十年》)。四是战争持续时间延长了。例如吴楚柏举之战打了11天,越灭吴围困姑苏竟达3年之久,战斗的激烈程度有所加剧。五是作战方式复杂化了。由于徒兵进行野战,因而出现了奇袭、迂回、包围、伏击、侧击等69战法,战场流动性增大,机动能力提高。
这一系列新的变化、新的特点,都向军队提出了提高指挥效能的要求。原来,古代作战“出将入相”,文武是不分职的。据《左传》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载,晋国大夫说:“夫帅师,专行谋,誓军旅,君与国政之所图也。”意思是说率军作战,对作战方案定下决心,部署实施,是国君和正卿的职责。但是,到了春秋末期,这种现象已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客观形势。因此,“将”这一崭新的事物终于出现在我国的军事舞台上。据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往考证》统计,这一时期的将军有:狐夜姑在晋国为将,孙武在吴为将,子重、子常、屈完在楚为将,司马穰苴在齐为将,詹伯在郑为将,慎子在鲁为将,子文在卫为将,等等。这些专职将领的出现正是随着战争发展的需要应运而生的。
面对当时的战争,孙子对将领提出了“五德”的做将标准。这就是“智”,多谋善断;“信”,赏罚有信;“仁”,爱护士卒;“勇”,勇敢坚定;“严”;明法审令。古人说,孙武尚智,孙膑贵势,是很有道理的。孙武把“智”放在五德的第一位表明了他对指挥才能的重视。作为将领的主要职责首先也应当是斗智。他认为,一个“贤将”对于关系全局的“五事”必须有深刻的了解(“凡此五者,将莫不闻”。),对于复杂的、易变的、矛盾的战场情况要能灵活处置(《九变》:“故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对于整个作战过程要善于分析判断,考虑利害得失,定下正确的决心(《九变》:“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要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良好的应变能力(《地形》:“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要善于周密地计算敌我兵力对比(《地形》:“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等等。由此可以看出,没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良好的军事素养,没有综合判断的洞察能力和商人一筹的预见能力,是不可能胜任贤将之责的。
孙子对才智如此重视,如此强调,正是对当时许多血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正面的例证如齐鲁长勺之战,曹刿“一鼓作气”的作战指导,取得了打败齐军的胜利、这是由于指挥高明而获胜。反面的例证,如宋襄公“不鼓不成列”的蠢猪式战法是尽人皆知的。还有公元前597年,晋楚两军在邲(今河南郑州东)发生的一次大规模遭遇战中,晋军之所以惨败,就是由于主将荀林父指挥无能,迟疑坐困,并错误地下达渡河的命令,以致造成“舟中之指可掬”的(士卒因争相渡河逃命,先上船者用刀砍断后爬船者的手指,这些被砍断在船舱里的手指可以满把地捧起来)悲剧。
除指挥才能外,孙子也十分强调将帅要有良好的精神素质。对国家要“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地形》),“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火攻》);对士卒要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地形》);将帅个人也必须具备完善的品格,所谓“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九地》)。“静”就是沉着,“幽”就是深恩,“正”就是坚定,“治”就是整治。
孙子对将的要求是多方面的,这里只着重介绍了关于提高指挥效能方面的内容,至于治军等其它方面的丰富内容,我们将在有关的篇章中再分别介绍。
(2)造势。就是要设法造成战场上的有利态势。孙子对战争胜负的分析并没有停留在仅仅对“五事”的比较上,而是紧接着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即是说,计算客观利害,意见得到采纳,这只是指挥战争的常法,还要凭藉常法之外的变法才能把胜利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这个变法就是“困利而制权”的“势”。所谓”势”,就是根据情况是否有利而采取相应的措施、造成于己有利的战场态势。什么是“权”?“权”的本义是秤锤,引申为权变。《荀子?议兵》说:“以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随物变化。”可见,“权”就是因敌制胜,灵活用兵,是达到夺取有利态势的手段。历来的注家们,把孙子这一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而造成的有利态势,称之为“造势”。
势不是固有的,是靠指挥官的高深的战略战役素养,稳操胜算的指挥艺术,极为丰富的战斗经验,以及在战略战役上的深思熟虑,才能造成的。《势篇》中说:“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战场中的这种势,是艰难用生动的战例和具体的语言表述出来的。所以孙子用人们生活中的各种现象作比喻。他所说的:一块圆石,从很高很陡的山上滚落,会造成急骤落下之势,是很难阻挡的。湍急的流水,以飞快的速度弃泻,可以把一块大石头冲走,这是水势的力量。
在通常情况下拥有兵力、兵器优势者,易造成有利态势,但这也不是绝对的。有时劣势者利用各种条件,也可以造成有利态势。例如:南方有种小动物像猫,俗称花面狸(有称彪狸和狐狼的),爱和老虎打架,凡遇老虎,它都要主动地发动进攻。论力量,它比老虎要弱得多。可是,它的动作非常灵敏。一遇老虎,它通常先在树上打埋伏,突然跳在老虎背上,抱在老虎的尾巴根子上,用它尖利的爪子,死扣老虎的肛门。老虎痛得大叫大跳,想抓抓不下来,想咬也咬不着,最后只好在地上打滚,甩脱这个小动物的袭击。当老虎在地上打滚时,“花面狸”早就逃之夭夭了。
造成与我有利的态势的各种条件是很多的,如地形对我有利。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并不是说这个人有万夫不挡之勇,而是说这个人占据了有利的地势,一个人据关而守,一万人也无法攻取。
出敌意外,是造成有利态势的重要条件。东汉光武帝刘秀在昆阳大战中以其精锐5000人,袭击于莽军之侧后,一举击溃强大的莽军,就是抓住有利战机,造成有利态势而出奇制胜的典型战例。
主动、灵活,也是造成有利态势的重要条件。例如:先发制人,打敌人措手不及,迫敌处于应战的被动地位。掌握有利战机,抓住敌人的弱点、迅速进击等等,都是创造有利态势的重要条件。
(3)运用诡道。交朋友全凭信义,斗顽敌应通诡道。军事斗争有自己的规律和特点。宋襄公对敌人讲仁义,结果使自己丧军败旅。兵不厌诈,古今常理。如果说诳骗和撒谎,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交易所里是常见的事,那么,在战争舞台上它表现得更加丰富多彩。在相互用诈的战争场合,如果你不能欺骗敌人,那必然为敌所制;如果你不能识破敌诈,那就会陷入敌人的圈套。行诡道之木,首先要设法伪装自己的真实企图,以假象掩盖真象,以形式掩盖内容,以枝节的、次要的过场冲淡主要的“剧情”,给对方造成虚幻的错觉,使敌手难以料定我的本意。诸如此类的示形用佯,都可以收到示假隐真的效果。凡诡道之法,都与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相违背,都力求从相反中求相成,或反我内心的目的而行动;或反事情的真实面貌而行动;或顺应着敌手的某些主观愿望而行动;或根据驾驭的需要而行动,等等。行诡道之术,指挥员的决策思维忌“直线运动”。联想法、反想法,最能跳出敌手料想判断的圈子。孙子第一次在我国军事学术史上鲜明地提出了“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军争》)的战术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他列举了十二条战法。人们习惯地称之为“诡道十二法”。
“诡道十二法”的前四法是利用”示形”,即采用欺骗和伪装的手法,麻痹敌军,争取战争的胜利。其余八法是指对八种不同情况的敌人所采取的八种不同的对付方法。
“诡道十二法”目的就是一个:“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对敌实施突然攻击。这十二法的要旨就在于集中兵力,攻虚击弱。因为无论是战役上或战斗上的伪装,佯动和欺骗,都是为了迷惑敌人。只有迷惑敌人,才能荫蔽自己的兵力集中,调动敌人,使其错误地变更部署,分散兵力。唯其如此,才能最终达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目的。所以,也可以说“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是“诡道十二法”的小结。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是孙子“权诈之兵”的精髓,也是进攻作战发起阶段谋略运用的要旨。战争历史表明,在敌手失去戒备或者料想不到的时间、地点实施突然袭击,能在军事上和心理上取得巨大效果,并使对方在慌乱中作出错误的判断,制定错误的计划,采取错误的行动,以致连连失败。
(四)多算胜,少算不胜
本篇的最后结论是:“多算胜,少算不胜”,“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这里的”见”同“现”,显现。就是说,计算周密,胜利条件多,可胜敌,否则,不能胜敌。我们全面地考察了战争胜负的主客观条件,谁胜谁负就端倪可见了。
孙子说:”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所谓”庙算”,本意指兴师作战前,先在庙堂(朝廷)举行会议,谋划作战大计,预见战争的结局。这是就战略决策而言的。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是庙算之妙。所以,庙算就其普遍意义而言,也可称作“妙算”。将军用谋,神机妙算。“掐指一算,便知分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古典小说中这些描写军事智囊的词语,虽然带有几分神话色彩,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决胜之策,在于运筹;高敌之着,以计为先。
战争是力量的比赛,而力量则具体表现为一定的数量关系(兵力、火力的多少)和空间形式(编组、部署、设防等)。军事谋略不过是通过精细的运筹计算,用“数”和“形”编织出的画图。比如:同样一支军队,处在行军、宿营中,或配置在阵地上,其战斗力大不相同;同样数量的火炮、对同一具有反抗力的军事目标射击,采取集火齐射或分次零射,其效果大不一样;同样上、中、下三等马,按田忌的赛法则败,接孙膑的赛法就胜;2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3个法国兵,而1000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1500个马木留克兵,等等。整体是由局部构成的,但整体力量并不等于一个个局部力量的和。使用得法,排列组合适当,整体力量则会成倍地超过一个个局部力量的和,否则,还会小于这个和数。从对力量的使用来说,施计用谋,无非是灵活而巧妙地玩弄“军事魔方”——用一定数量的兵力,组成超定量的“形”。
战争中充满着未知数,也一定会暴露出许多已知数。指挥员的判断艺术,就是通过已知求未知;指挥员的欺敌方略,在于示形虚数,深隐实数,以多算胜少算。孙膑马陵设伏,妙在先“度其行”,料定庞涓“暮当至马陵”。东汉虞诩增灶赚羌戎,巧在设虚数示强,使敌手判断错误,行动失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