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承南北朝之后,在思想界,佛学的达,可谓臻于极盛。***这个留待下章再讲。而儒家的辟佛,亦起于此时。创其说者为韩愈。宋人辟佛的,颇乐道其说。经学:自魏、晋以后,两汉专门的授受,渐次失传,于是有义疏之学。在南北朝时,颇为达。然其说甚繁杂,于是又有官纂的动机,其事至唐代而告成。便是太宗敕修,至高宗时再加订定而颁行的《五经正义》。唐人经学本不盛,治经的大多数是为应明经举起见。既有官颁之本,其他遂置诸不问了,于是义疏之学亦衰。惟啖助、赵匡的治《春秋》,于《三传》都不相信,而自以其意求之于经文,则实为宋人经学的先声。
自汉以后,作史的最重表志纪传和编年两体,已见
第九章。而表志纪传一体,尤为侧重。又新朝对于旧朝,往往搜集其史料,勒成一书,亦若成为通例。唐朝自亦不能外此。惟前此作史的,大抵是私家之业,即或奉诏编撰,亦必其人是素来有志于此,或从事于此的。唐时所修晋、宋、齐、梁、陈、魏、周、齐之史,都系合众撰成。自此以后,“集众纂修”,遂沿为成例。旧时论史学的,都说众纂之书,不如独撰。在精神方面,固然如此,然后世史料日繁,搜集编排,都非私人之力所
及,亦是不得不然的。又众纂之书,亦自有其好处。因为从前的正史,
包蕴宏富,一人于各种学问,不能兼通,非合众力不可。《晋书》的纪
传,虽无足观,而其志则甚为史学家所称许,即其明证。唐代的史学,
还有可特别纪述的。其(一)专讲典章经制的,前此没有,至唐而有
杜佑的《通典》。其(二)前此注意于史法的很少,至唐而有刘知畿的《史通》。
与其说隋、唐是学术思想达的时代,不如说隋、唐是文艺达
的时代。散文和韵文,在其时都有很大的变化。从齐梁以后,文字日
趋于绮靡,以致不能达意,已见
第十七章。在此种势之下,欲谋改
革,有三条路可走:其(一)是废弃文,专用白话。唐代禅家的语
录,以及民间通行的通俗小说,就是从此路进行的。此法在从前尚文
之世,不免嫌其鄙陋。而且同旧日的文章,骤然相隔太远,其势亦觉
不便。所以不能专行。其(二)则以古文之不浮靡者为法。如后周时
代,诏令奏议,都摹拟三代是。此法专模仿古人的形式,实亦不能达
意,而优孟衣冠,更觉可笑。所以亦不可行。第(三)条路,则是用
古人作文的义法,来运用今人的语。如此,既不病其鄙陋,而又便
于达意。文学的改革,到此就可算成功了。唐时,韩愈、柳宗元等人
所走的,就是这一条路。此项运动,可说起于南北朝的末年,经过隋
代,至唐而告成功的。此项新文体虽兴,但旧时通行的文体,仍不能废。
中国文字,自此就显分骈散两途了。后人以此等文体,与魏晋以来对举,
则谓之散文。做这一派文字的人,自谓取法于古,则又自称为古文。
韵文之体,总是随音乐而变化的。汉代的乐府,从东晋以后,音
节又渐渐失传了。隋唐音乐,分为三种:一为雅乐,就是所谓古乐。
仅用之于朝庙典礼。一为清乐,就是汉代的乐府,和长江流域的歌词,
存于南朝的,隋平陈之后,立清商署以总之。其中在唐代仍可歌唱的,
只有绝句。只有外国输入的燕乐,流行极盛。依其调而制作,则为词,遂于韵文中别辟新体。但是唐代最达的,不是词而是诗。诗是汉朝以来,久已成为吟诵之物。大抵韵文的起源,必由于口中自然的歌调——歌谣。而其体制的恢廓,辞藻的富丽,则必待文人为之,而后能挥尽致。在唐代,正是这个时候了。其时除五古诗,沿袭前人体制外,自汉以来的乐府,则又变化而成歌行。自齐、梁以来,渐渐生的律体,亦至此而告大成。这是体制的变化,其内容:则前此的诗,都是注重于比兴。唐人则兼长叙事。其中最有力的人物,就是杜甫。他所做的诗,能把当时政治上的事实和社会上的形,一一写出,所以后人称为诗史。其后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也是很长于叙事的。唐诗,旧说有初、盛、中、晚之分,虽没有截然的区别,也可代表其变化的大概。大抵初唐浑融,盛唐博大,中唐清俊,晚唐稍流于纤巧,然亦是各有特色的。宋朝人的诗,非不清新,然而比之唐人,就觉其伧父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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