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你说每个人都有一个起运的时间，人生好像忽然套上了缰绳。我的应该是在八岁。那年秋天，爸爸离开济南，一个人去了北京。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家了。
我爸爸其实对做生意一窍不通，只是去投奔一个并不相熟的表哥。我奶奶有个妹妹，早年去了北京，后来在那里结婚生子。这个表哥是她家的长子，在整个家族里，一直作为一个异类存在。念书不行，也没有找过正式的工作，整天跟一帮狐朋狗友混在一起，做些倒买倒卖的生意。在我爷爷看来，“倒买倒卖”是“坑蒙拐骗”的同义词，所以不难想象当他知道我爸爸也干起这种事的时候，有多么震惊。对他来说，这是不可原谅的堕落。
“坑蒙拐骗”“贩卖”“倒爷”，我讨厌他们用这些词来说我爸爸。每次听到总是会在心里纠正，他是一个商人。在一九九年，“商人”还是一个书面词语，听起来很高贵。我其实没有见过什么商人，学校门口卖江米棍和卡通贴纸的人应该不算，他们只是小贩。我知道商人这个词，是因为它在童话故事里常常出现。很多童话的主角都是商人的女儿，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跟公主没什么差别，她们的美丽和天真带来一些麻烦，不过最终总是会有一个英俊勇猛的男人出现，解救她们于危难。她们总是有一副打不烂的好命，仿佛她们的父亲早已用钱收买了上帝的心。所以，那时候我很高兴自己成为“商人的女儿”，好像因此就换上了一副好命。
去北京以后，我爸爸每星期会打来一个电话。星期天的傍晚，我和妈妈都会在附近的一家小卖店等候。他用的也是公用电话，和我们约好六点钟。但并不是那么准时，通常都会迟一些。我们不好意思干等，就在店里买点山楂片或者果丹皮之类的小东西。我比较喜欢山楂片，因为可以吃得久一些。小纸包里的山楂片像一摞五分钱的硬币。我小心翼翼地用舌头托着它，吮着甜蜜的色素。等到它变软，碎裂成小块，才咽下去。我尽可能地慢慢吃，如同小心翼翼地用掉一枚枚硬币。每次我都在心里猜，用到第几枚的时候，铃声会响起来。有一回用光了全部“硬币”，铃声还是没有响。我和妈妈一直等到小卖店关门，才拖着酸痛的腿离开。其实就算接到他的电话，我不过是将那句每次都说的话再说一遍而已：“爸爸，你好吗？我很好，我会听妈妈的话，你放心吧。”
我们在寒风里慢慢向回走。我的舌头已经甜得麻木，后面有颗牙齿隐隐作痛。那句没有讲出去的话在身体里越变越大，胀满了整颗心。一个踉踉跄跄的酒鬼迎面过来，眯起眼睛打量着我妈妈，张开手臂阻拦她。我妈妈左右躲闪，好不容易才甩开他，拽起我的手向前飞奔。跑了很久，我们两个才停住，在路灯下喘着粗气。我怨恨地看着我妈妈，好像她做了什么背叛我爸爸的事。
长大以后，那种山楂片很少能见到了。我也一度忘了那年冬天含着山楂片等电话的事。让我把它再记起来的是一个陌生的女人。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和朋友相约见面，他迟迟不出现，我的手机没电了，就走到路边的电话亭。那个女人就站在塑料罩子底下。她穿着很多年前流行的那种垫肩高耸的珠丽纹连衣裙，披散着灰白的头发，目光涣散。我看到她拿起听筒，摊开手心，从粉红色的纸柱包装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枚山楂片，塞进投币缝里，伸出手指去按电话号码：1-1-9。
“着火了。”她小声说，然后把听筒放回去，攥着那一小包山楂片走入夜色。
过完冬天，星期日的电话之约取消了。因为我爸爸开始去俄罗斯做生意，火车要开整整一星期才能到莫斯科。只有在他回到北京的时候，我们才能通一次电话。到了春天，我妈妈也去了北京，因为爸爸那里需要人帮忙。我被送到了爷爷家。这是奶奶的主意，她想借此来修复爸爸和爷爷之间恶劣的关系，何况沛萱也在爷爷家，可以给我一些好的影响。在目睹我爸爸的堕落之后，她认为我急需一个好的榜样。我爸爸不愿意欠他们的情分，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每次去莫斯科都要半个月，实在不能把我带在身边。最后讲好每个月都向我奶奶交一些生活费，他才终于答应。
我不想去爷爷家。只要能和他们一起去北京，哪怕是上一个寄宿小学半个月回家一次也行。可是没有人问过我怎么想，我也不记得自己表示过反对。我不确定自己有这么做的权利。就算我抗议，我妈妈恐怕也会说，我们这样做，还不是为了你的将来吗？这个说法很奇怪。我只想要他们让我现在过得好一些。我与他们紧密相连的部分只是童年，那是我自己无法主宰的，必须交由他们掌控。在他们可以掌控的阶段，如果都不能让我过得好一点，所谓的将来又怎么是能应许的呢？
办完转学手续的那一天，我妈妈拖着行李箱，带我来到爷爷家。这只是暂时的，她向我保证，等他们在北京安顿好，就把我接走。
你说得没错，我根本不想融入新的环境。因为是暂时的，我对一切既没有期待，也没有要求。我甚至不想交朋友。和你们一起玩，只是为了和沛萱还有爷爷奶奶作对。有时候正玩得很开心，我看着你们的脸忽然感到奇怪，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和你们成为朋友的。我总是毫无征兆地发出一阵尖叫，拖着长音很久才肯停下来。或许我是想把自己和你们隔开，一个人关在那个声音里，静静地待一会儿。那两年，我失去了约束，自由自在地疯长。现在回过头去看，或许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可是那种快乐的感觉究竟是怎么样的，我却一点也想不起来了。记忆向来按照自己的喜好剪裁时光，我的记忆更偏爱痛苦。
他们说，我爸爸赚了很多钱。我只是知道他常常要去莫斯科，带着很多货物。坐火车，路上经过贝加尔湖、叶塞尼亚河，六天六夜，到达莫斯科。
“他已经迷失了。”吃饭的时候爷爷说。
“让他受到点挫折，就知道回头了。”奶奶说。
“他受的挫折还少吗？没用的。”爷爷说。
在我的记忆里，那段时间我爸爸只回来过一次。因为生意越做越大，需要更多资金周转，他决定卖掉我们从前的房子。他是一个人回来的，办完手续以后，就把房子里的全部东西都搬到了一个朋友的仓库里。我们家的相册，刊登了我爸爸的诗歌的杂志，还有我从前的日记本和洋娃娃。两年后的冬天，仓库着了一场大火，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毁了。和爸爸一起生活的那些年的所有物证付之一炬，一件也不剩。
我爸爸回来的时候，带了一台托人从国外买的录像机，算是感谢我爷爷奶奶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那是这么多年以来，他第一次送给他们东西。但他仍是很冷漠，只把录像机往地上一放，说这是给你们的。我爷爷看也没看一眼，就走进了里面的房间。没坐多久，我爸爸起身要走，奶奶留他吃晚饭，他怎么也不肯，说是约了朋友。我知道他没有。吃晚饭的时候，我一直在想，爸爸现在不知道正在哪条街上的小饭馆里，独自吃着一碗面。
那天晚上，为了试用那台机器，我和沛萱看了有生以来第一盘录像带。录像带也是爸爸带来的，名字叫《变蝇人》。里面的那个男人牙齿掉落，身上开始长毛，一天天渐渐变成苍蝇。每天他站在镜子前面，静静打量着身上所发生的变化，目光中有一种孤独的笑意。不知道为什么，他身上那种与整个世界决裂的东西，让我想起我爸爸。
我妈妈倒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回来看我，带着从友谊商店买来的稀罕食物，巧克力、瑞士水果糖，还有梅林午餐肉。她瘦了一些，烫了头发，穿着矮跟的长筒靴，讲话的时候偶尔蹦出几个儿化音。我缠着她给我讲火车上的事。她就总说车上很危险，有好多坏人。她看上去一点也不享受那段旅途，说起莫斯科也只有冷，冷，冷。我听到她偷偷和姨妈抱怨，说我爸爸每天都在外面喝酒，醉到找不到回家的路，坐在台阶上等她来找自己。还说他每次到莫斯科都要去赌场，有时候能把刚赚到的钱输个精光。姨妈连连叹气，说钱会让一个人变质。
我根本不相信她们的话。我也不在意我爸爸变成什么样。那时候，对我来说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大概就是和我爸爸一起坐火车去俄罗斯吧。在所有没有乘坐过K3次列车的人里面，我肯定是最了解它的一个。我知道它星期三早晨从北京出发，在下一个星期二到达莫斯科。我知道沿途的每个车站，还知道星期四的黄昏火车过了漠河的边境，星期六列车的窗外能看到贝加尔湖，星期天就到了叶塞尼亚河。那条铁路的轨迹，清晰得如同我手上的一条掌纹。我曾跪在铺展开的地图前面，用彩色水笔把它描出来。贝加尔湖的轮廓是一个瘦瘦的月牙，我用蓝色的笔把中间的区域填满，想象宽阔的湖面结满了厚冰，积雪在寒冷的夜晚闪闪发光。
那条铁路承载了我对于远方的全部想象。我想象爸爸穿着呢子大衣和皮靴，拎着皮箱站在扬起大风的月台上；在摇摇晃晃的列车上，一个把帽檐压得很低的男人坐在车上餐厅的角落位置上抽烟，他是一个经验老到的扒手；一个碧绿眼珠的妓女踩着很高的鞋子，咚咚咚在过道里猩红色的地毯上走过；在莫斯科旅馆的房间里，爸爸脱去大衣，把伏特加倒在玻璃杯里；在著名的“皇冠”赌场，爸爸推出去高高一摞筹码，看着金色大波浪头发的女郎敏捷地切牌。
小偷、妓女、酗酒和赌场，这些能让想象力得以发挥的素材当然都来自我妈妈。她偶尔会提到这些。关于妓女，她讲完肯定立即后悔了，觉得在我面前提起她们不妥当。总之她想说的是，那是一种充满危险的生活。要是用我爷爷的话来说，就是非常堕落。可是危险和堕落是多么迷人的异国情调啊。它们如罂粟花的香气一般撩拨着一个孩子的心。
我一直都没有坐上那列火车，也没有去过莫斯科。所以那份想象顽强地活下来，跟着我一起长大。你或许很难想象，每次听到“西伯利亚”这个词，我的眼眶几乎都要变红。这个词让我想到尽头和终结。爸爸后来并不是死在那里的，可是想到他的死，眼前就会出现白茫茫的一片，伴随着轻微的耳鸣，好像是火车压过钢轨的叮叮咣咣的声响。
那列往返于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K3次列车，承载了我爸爸生命最后几年的时光。在俄罗斯，那个寒冷的国度，火车是命运的隐喻。安娜·卡列尼娜的魂魄一直还在站台上游荡。第一次读到那本小说的时候我就想，要是当时跟着爸爸去了俄罗斯，没准就会遇到她。可惜当时我还不知道她，就算遇到了也无法辨认出来。但是如果我能，我一定会走上去问一问她，灵魂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爸爸最后一次去俄罗斯，是一九九三年的十一月。那个国家庞大的身躯已经轰然倒下，降下的国旗收在看不见的角落里，上面的锤头和镰刀已经开始生锈，不过还要再等一个月，拜占庭帝国时代的双头鹰才会重新飞上国徽。在这最后的一个月里，人们躺在旧国的废墟上，躲进劣质伏特加制造的迷幻长夜，为布尔什维克送行。在生命就要走向尽头的时候，我爸爸来到那里，他一定分享过他们的痛苦和迷惘，因为他和他们一样，是一些什么也不再相信的人。
这些不过都是我的想象而已。很好笑是吗？我这样问是因为从前讲给唐晖听的时候，他说，很动人，不过也很好笑。
“我发现一个问题，”他说，“你总是要把你爸爸的人生轨迹和宏大的历史捆绑在一起，好像觉得只有这样，他的生命才是有意义的，中国历史里找不到了，就到世界史里找。你就不能把他从历史上解下来一会儿？给他一点自由不好吗？”
然后他提醒我，我爸爸到莫斯科去可不是为了分享俄罗斯人民的痛苦和迷惘，他要分享的是他们的钱。那时候他正忙着倒货卖货，将大把大把的卢布从俄罗斯人民的口袋里骗走呢。我立即抗议他使用了“骗”字。但他拒绝把它收回，“就是骗，他们卖给俄罗斯人的，都是劣质的假货。”
唐晖是北京人，他有一个亲戚九十年代在“雅宝路”做批发生意，就是把货物卖给像我爸爸这样的人，再由他们运到俄罗斯去。所以唐晖对当时的情况很清楚。我把这段故事讲给他听真是撞到了枪口上。
“那些卖给俄罗斯人的羽绒服，里面塞的都是沤烂的鸡毛，病鸡瘟鸡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一点鸭绒。皮夹克就更滑稽了，是用牛皮纸做的，外面刷一层亮漆，想想吧，你描述的那些旧国废墟上痛苦而迷惘的俄罗斯人，穿着这样的皮夹克，瑟瑟发抖地走在雪地里，他们不会把寒冷归咎给身上的衣服，只会觉得是自己变得更虚弱了。好不容易走进一个暖和的房间，落在身上的雪融化成水，渗到夹克里，所谓的牛皮立刻出现裂缝，碎成一片一片。你说他们什么都不相信了，没错，看着一件皮夹克转眼之间变成碎纸，他们的确是什么都不相信了⋯⋯”
“并不是所有的商人都这样。”我不是很有底气地说。
“后来在莫斯科，为什么有那么多俄罗斯人杀害中国人的事发生？因为他们恨透了那些无良的中国商人。当然，你爸爸可能跟其他人想法不完全一样，可是不管怎么说，他和他们做的都一样，都是趁火打劫的买卖。”
当时我和唐晖刚恋爱不久。我们坐在一个学校附近的咖啡馆里。我抬起头，咬着吸管看着他。我第一次觉得我们可能不合适，因为他身上有一种我永远都不会有的正义感。而唐晖大概也已经意识到，我把爸爸雕塑成了一个失真的偶像。这个偶像的存在，隐隐对我们的关系构成威胁。所以他必须把它推倒。他认为自己能做到，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他是一个乐观的人，这大概才是我们最根本的区别。
当年他们在莫斯科做生意的事，我妈妈后来没有讲起过。她好像患了失忆，把那几年的事都忘记了。不要说莫斯科，有时候都想不起自己在北京住过一年。从几年前开始，我陆续接触了很多当年去俄罗斯做生意的人。玲姨是其中的一个，跟我爸爸很熟。和其他很多人一样，玲姨跟她丈夫当年赚了很多钱。后来生意随着航空运输的兴起而没落。他们再也找不到那么容易的生财之道，就只是坐吃山空地挥霍积蓄。后来玲姨丈夫爱上了年轻姑娘，为她花了很多钱。眼看这样下去就要把剩下的家底都败光，玲姨咬咬牙离了婚，和他分割了财产。她把分得的那套房子租出去，将租金当作一份收入，而自己则搬到近郊去住。这些年北京变得越来越大，她先前住的近郊被开发，房价不断攀升，她只得再搬去更偏远的地方。我坐到地铁的最末一站，又搭一辆无执照的出租车，才到了她住的地方。她向我抱怨北京已经完全被外地人占据，再也不是从前的北京了。她特别怀念九十年代初的北京，歌舞厅、酒吧、友谊商店和外汇券，还有开往莫斯科的列车，大都会的萌芽时期，成就了她一生中最昌盛的时光。近郊的下午格外的静，空气凉翳翳的，她坐在小客厅的窗户底下讲着那些当年的事，有一种白头宫女坐在城墙边追忆往昔的气氛。
“当时那趟火车就是一个流动的商亭，它开到哪里，我们就卖到哪里。出了中国的边境，每次快到一个车站，就得把成包的羽绒服、皮夹克拖到窗户底下。月台上挤满了俄罗斯人，车还没有停稳，就都涌上来了。每站最多停十分钟，根本来不及下车，我们都是直接拉开窗户卖东西。会那么几句俄语，连说带比画，动作一定要快，收了钱都来不及数，往脚底下的编织袋里一塞，从包里抽出衣服赶快往下丢。有时候碰上坏人，一把抢了你的货就跑，你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没法下车去追。你爸爸就遇到过一回，把他一整包货都抢走了，你爸爸还真的冲下车去追了。在站台上跑了好远，还是没有追上，火车要开了，他又返回来追火车，扒着栏杆才爬上来，真是好险啊⋯⋯”
回忆擦亮了玲姨黄浊的眼睛。一瞬间她好像回到了K3次列车沿途的某个小站上，有一种争分夺秒的亢奋。我把视线从她的脸上收回来，偏过头去看向窗外。为了克服打断她的冲动，我只有不停地抽烟，看着簌簌落下的苍白的烟灰发呆。她的讲述听起来太真实了，真实得伤害了我的自尊。我实在无法想象爸爸拎着羽绒服探出身去叫卖，在月台上追抢包的人，还要扒着栏杆爬火车。就算我很清楚我爸爸做的是这种倒包贩卖的生意，也不想知道他具体是怎样把货物一件一件卖出去的。
在玲姨的眼中，我爸爸是一个很孤僻的人。每次去莫斯科，都要在火车上待一个星期，那些做生意的人整日混在一起，形成一个小圈子。我爸爸在当中显得很不合群。他们每晚聚在一起喝酒打牌，打发无聊的时光。我爸爸很少加入，他不喜欢打牌，也不喜欢听他们讲那些粗鄙的笑话。他倒是很爱喝酒，却总是关在包厢里一个人喝。有些人因此看不惯他，背地里骂他清高，因为在大学里教过书，有点文化，就瞧不起他们。又嫉妒他的生意做得不错，所以后来就联合起来对付他，勾结了供货的商家，偷偷调换了他订的货，把所有的残次品都给了他。我爸爸因此赔了很多钱，加之开始酗酒，意志越来越消沉，生意一天天地衰败下去。
我爸爸可能是一个好老师，但绝对不是一个好商人。原本属于他的那个圈子排挤他，他放逐自己，走进一个不属于他的圈子，却还是受到排挤。他始终是一个格格不入的人。每当觉得失望的时候，他就选择离开。所以他一生都在离开。有时候我想，如果他选择留在原地，选择不做任何选择，这一生或许会平顺很多。
现在，K3次列车还在。仍旧是每个星期三出发，下个星期的星期二到达莫斯科。第二天经过漠河，星期六的晚上能看见贝加尔湖，再过一天，就到了叶塞尼亚河。所有的景色都安放在原来的时间上。乘客将以一种缓慢而抒情的方式，一点点接近莫斯科。可是有这样兴致的乘客越来越少了。没有多少人肯把六天六夜的时间花在路途上。这条线路已经变得多余。
每次坐车经过火车站，我都会在心里对自己说，嗯，总有一天要去坐一次K3的。可是我知道，我其实在等着有一天它从列车时刻表上消失。它的存在对于那些头脑中的美好想象来说，始终是一种威胁。
《仁心仁术——走近李冀生院士》
22’13”
画面上是一张黑白照片。男人和女人并排坐在两把椅子上。男人穿着长衫，女人穿着白色旗袍。
字幕显示，一九五年，李冀生和徐绘云结婚。徐绘云是齐鲁大学校务处主任徐成方的长女。次年，她随丈夫前往河北宣化，在当地一家医院工作。一九五四年，长子李牧原在那里出生。
另一张黑白照片。女人坐在中间，怀里抱着一个女孩。男人站在她的左边，右边是两个男孩。底下字幕显示，左起李冀生、徐绘云、幺女李牧亭、长子李牧原、次子李牧林。五岁那年，李牧亭得病去世。李冀生对这个小女儿很偏爱。他曾在给老家表妹的信里说，牧亭眉眼很似我母亲，有种旷远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