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楚国一方，楚共王、子重和子反这三位楚国权力核心，对出兵救郑，没有异议。只有申叔时判断这场战争将以楚国的失败而告终。
子反出兵路过申县时，专门去向申叔时请教这一场战争的结局会怎样。而楚共王及子重反倒没有去，因为第一责任人是司马子反，不是国君和令尹。只有子反感觉到压力之大。可见楚国的军政权力是分开的。令尹是子重，但在军事上他得听从子反的，子反为中军将。就是楚共王也得听从子反的。这与晋国的政体不同，晋国自建三军以来，中军将既是军事最高长官，也是政府最高首脑。
楚国权力核心认为可以救郑，而处于权力边缘的申叔时，却有他的分析。作战时双方都要有武器，如箭、殳、戈，甚至于剑，还有战车。但申叔时提出了另外的武器，也是战争必须要有的，是德刑详义礼信这样六条。
施惠于民就是德，惩罚邪恶就是刑，虔诚事神就是详，开创利益就是义，顺时而为就是礼，诚实守诺就是信。有德，可以取得人民的拥护；有刑，可以减小内部力量消耗；有详，可以得到神的帮助；有义，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有信，可以保全所得的利益。在与晋作战时，有全体楚国人民的拥护，有神的庇护，就一定会取得胜利，并保有这个胜利。
在六器中，德是必须首先要做到的。施惠于民，则民富，民富则民有道德而不邪。故有德产生了二个作用，一是取得人民的拥护，这是德的作用；二是减少了用刑，而使拥护政府的力量更加强大，这是刑的作用。建立了开创利益的各种和谐关系，则行事时就会适度，不会过或不及，这是义的作用。顺时而为则时顺，时顺则万物可生长成熟，而人之行动也会有好的结果，即所谓，上下和睦，周旋不逆，这是礼的作用。为上者，求无不具也，是因为有信。所言不是其心所想，是二心。不信则民不信任，怎么会听从呢？故有信是民众听从命令的基础，这是信的作用。有了德的作用、刑的作用、义的作用、礼的作用、信的作用，则神必会福佑之。战争所需要的六器就具备了，就好比站于战车上的车右手中握有长戈一样，可以与敌人战斗了。车右持有戈，就有机会战胜对手，没有戈，必然被杀。同样，有了六器，有可能战胜敌人，没有六器则必然失败。
但楚国有这六条吗？申叔时分析说，现在的楚国，内弃其民，不德也；外绝其好，不义也；渎齐盟，不详也；食话言，不信也；奸时以动，不礼也；疲民以逞，不刑也。则此六者，楚国全无，如何可以取得胜利？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场鄢陵之战的前后情况一一作出分析，与申叔时的分析作一对照，会发现并没完全的吻合。是否就证明申叔时的分析是错误的呢？不能这样说。申叔时所掌握的情况，要比我们今天的看到的史实要丰富得多，他的分析没有得到子反的反驳，则可见是有事实依据的。
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筐筥锜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风》有《采繁》、《采蘋》，《雅》有《行苇》、《泂酌》，昭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忠信也。”
这是鲁隐公三年的一个材料。
说文，信，诚也，从人从言，会意。段玉裁说，人言无不信也。故从人言。
说文，诚，信也，
如果这样说来，人所言当皆为信才是，但非也。故君子说，信不由中，质无益也。可见，人之言有不信者。何为不信，所言非其心所思也。所思与其言相一致，即为信。
这是桓公六年的材料，随季梁说：“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
关于忠这个概念以后再谈。
祝史正辞，则可见有不正之辞，即矫举以祭。
矫，说文说，揉箭钳也。本意是指将箭矢校直的工具。可泛指正曲为直。那么轿举，就是将不正的行为，说成正的。
这里与上面所说的信有差异了。上面说的是，心里想的与所说的不一致是不信，一致的是信。
这里说的是，所为之事与所言此事是否一致。比如，所为之事是恶，而所言此事却说好，则为矫也。此即不信也。
所以，可以归纳为，信，乃逻辑学上所言之同一律也。当然在此我们从哲学的层面来考虑。我们是怎么思考的，我们又是怎么表达的，此其一。我们是怎么认识世界的，我们又是怎么表达的，此其二。
这是鲁桓公十二年的材料：
公欲平宋、郑。秋，公及宋公盟于句渎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会于虚。冬，又会于龟。宋公辞平，故与郑伯盟于武父。遂帅师而伐宋，战，宋无信也。687e国zv学16a网57e6
君子曰：“苟信不继，盟无益也。《诗》云：‘君子屡盟，乱是用长。’无信也。”
根据春秋经的记载，七月鲁桓公与宋庄公盟，讨论宋与郑平成。但鲁或许看出宋之盟非真心，故于八月、十一月与宋公再会面。宋庄公最终表示不愿意与郑和好。然后就是鲁郑结盟，伐宋。为什么伐宋？宋无信也。
这里信又有另外的一层涵义，即如果有了这个想法，且是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就要一直保持下去。如果这个想法中途变化了，就是不信。
宋庄公开始是想与郑和好的，并已表达给了鲁桓公，但后来变卦了，后面的想法不是前面的想法了，那就是矛盾的了。前面是信，后面就是不信。
苟信不继，是说信不能持久下去，信不说永远，总得持续一段时间才对。开始结盟的想法，后来变了，但却未表达出来。那么，想法与表达已非一致了，就是不信。所以，宋庄公在后来两次与鲁桓公会面时，已是不信了。到宋庄公表达了不愿意与郑和好时，其不信不过是表达给了鲁桓公。故鲁与郑伐宋。
所以说屡盟，不但无益，且是乱世之像或乱世之源。
168、鄢陵之战之----唯圣人能外内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
鄢陵之战前，楚国权力核心应该都是主战。但晋国却不是，有主战和主不战之分。主战是以中军将栾书为代表加上郤至，主不战为士燮。
晋国主战方只是作战的策略不同，栾书想以逸待劳，固垒以待，他判断三日后楚军必退，然后击之，晋军必胜。从战败后，晋军食楚军三日粮食看，楚军所储备的粮食也就剩下够用几天的了，可能就是三天的。楚军轻窕，应该是指楚军轻装，其后勤保障过简。郑国姚句耳说，其行速，过险而不整。也可证楚军是轻装前进。而后来栾书怨三郤也是因为此战之事，当楚军逃走，进入楚营，他看到了楚军的粮储只有三天的，如果依照他的作战策略，晋军可以不战而败楚，或者说可以更大地打败楚军。而实际是，用了郤至的建议，立即作战，也打败了楚军。但却无法用栾书的策略打败楚军，这是最让栾书难受的。
郤至认为可以立即与楚军作战，是基于他对楚军分析后得出的六间，二卿相恶，指子重子反；王卒以旧，楚国军队老化了；郑陈而不整，蛮军而不陈，指楚国联军战阵未排好；陈不违晦，指违背传统习俗；在陈而嚣，合而加嚣，各顾其后，莫有斗心，指楚军阵营没有战斗力。郤至的分析是正确的，所以晋军可战败楚军。但是郤至的眼光只看到对面楚军的阵营的情况，没有看到楚国的整个情况，此点他不及申叔时。而郤至与士燮的不同，也在于郤至只看到晋军在楚军这样的情况下，可以战胜楚军，但却没有看到晋国方面存在的更大的问题，正是因为此，士燮反对这场战争。
那么士燮看到了什么，他在想什么？在晋厉公决定出兵前，士燮说了这样的话：“若逞吾愿，诸侯皆叛，晋可以逞。若唯郑叛，晋国之忧，可立俟也。”士燮的意思是，现在只是郑国背叛了晋国，这是真的很可怕的事情；而如果诸侯全都背叛了晋国，那才是晋国可以解除危难的最好的现状。这话说的有些不近常理，一个诸侯国背叛是坏事，所有诸侯国背叛反倒是好事？
当楚军即将与晋军相遇时，士燮又说“我伪逃楚，可以纾忧。夫合诸侯，非吾所能也，以遗能者。我若群臣辑睦以事君，多矣。”这里士燮明确地表示了晋国不应该再以诸侯伯主自居，可以不再经营天下诸侯，而应该返过身来团结一致敬事国君，做好晋国国内的事情。
在楚军与晋军会于鄢陵时，士燮再次提出不战，但郤至认为：“韩之战，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轸不反命，邲之师，荀伯不复従。皆晋之耻也。子亦见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则郤至的主战是为了使晋国不再被辱，是为了雪耻。不要把政治看得那么神圣和神秘，其实发动战争的原因，可能就是领导人的一时的喜怒哀乐。
士燮说了他自己的想法：“吾先君之亟战也，有故。秦、狄、齐、楚皆强，不尽力，子孙将弱。今三强服矣，敌楚而已。唯圣人能外内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乎？”士燮说明了晋国为什么之前必须与人争胜，而现在可以退让。在你的生存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只有拿起武器与敌人作战，或许还有活下来的可能。但是当你的生存没有可忧时，你要考虑的首先是稳定，而不是无限的扩张。当然如果是一个伟人，可能会再考虑发展。
只有圣人能外内无患，但历史上能有几位圣人？多数人都是平凡的，他们所面临的就是忧患，时时处处都是忧患，人不会没有忧患。这是前提。所以，就晋国的现状是，当天下所有的诸侯都愿意听从于晋国时，外患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