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百里奚有如此的卓越的见识，而使人敬佩，那么晋国的庆郑也是一个卓越的人物。第二年，秦国出现了饥荒，这被百里奚言中了。秦派出使者到晋国，要求购买粮食。如果见识过泛舟之役的晋国人，记性真的不坏的话，应该不会忘记，他们在饥饿时的难过的滋味，以及解除他们的饥饿的秦国送来的粮食。但或许晋惠公忘记了这些，或者他就没有感觉过。他断然拒绝了秦国的购买粮食的请求。
这时晋国大夫庆郑向晋惠公谈了四点失德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危害。一是背施无亲。有施当有报，秦施晋，而晋却不回报，这就是背施。这样谁还会再施于您呢？所以就不会再有人亲近您了。二是幸灾不仁。晋在秦有了天灾，不去扶助，而是想利用这样的时候，得到自己的利益，就是不仁。三是贪爱不祥。无尽止的贪欲，和吝啬的禀性，是不祥的事件的发端。四是怒邻不义。由于背施、不仁和贪爱，所以就是不义，必然使秦国愤怒。看来，晋惠公是将四个德，全部给摒弃了，他就是个失德的人。这样一个失德的人，得到的只能是被秦国，和晋国人民抛弃。秦穆公与晋惠公在韩开战
秦穆公用他的行动证明了庆郑的观点的正确。鲁僖公十五年（前６４５年），秦国出兵伐晋。当秦军渡过河水，来到韩（山西河津）这个地方时，晋惠公才感到情况不对。他叫来庆郑，问他，秦军已进入晋国国境那么深了，怎么办啊？庆郑实在是怨恨这位晋君，所以说道，您的所作所为让秦军深入到我们的境内，有什么办法呢？晋惠公没想到，庆郑如此地说话，对自己一点也不恭敬。但想想看，也只有进行抵抗的一条路可走。
在出征前，晋惠公又做错了两件事，一是在选晋惠公的车右时，用庆郑吉，但晋惠公不用，因为庆郑，说的那句话，实在让他伤心。二是晋惠公驾战车的马，用的是郑国送的小驷。庆郑对晋惠公不用自己为车右，倒没有说什么。但对用郑国的小驷，却有异议。他认为，在战争中，所用的战马，应该是本国的，因为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训而服习其道。而用异域的战马，及惧而变，将与人易。但晋惠公不听，他在赌气，你那样与我说话，我就是不听你的，我就是用郑国的小驷，怎么样？
九月，晋惠公帅大军来到韩，秦军早已排好了战阵。晋惠公命韩简查看一下秦军的情况。韩简看后说，秦军少于我，但斗士却比我军多。晋惠公没有明白过来，问为什么？韩简说，您出逃晋国到梁国，用的是秦国的资助；您回到晋国又是秦国的帮助；在晋国出现饥荒时，又是秦国输送粮食到晋国。秦国这样的三次施与，您都没有回报人家。秦晋两国，这样截然不同的对待对方的态度，就使秦国的战士，有了更加高的士气，而我们晋国的战士，士气就低落了，所以秦国的斗士还不只是晋国的两倍呢。从韩简的话，可以证明，晋国中不只是庆郑对晋惠公的所作所为持反对的态度。
但晋惠公做了那样许多的事情了，也就不在乎再这样地做下去了。正如虢射所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既然做了这样的人，就不改了。所以，就只能与秦作战，希望能从战场上，打败秦国，给自己的行为找一个坚强的理由。所以晋惠公派出韩简到秦军阵地请战，当韩简见到秦穆公时，带来晋惠公的话是，我是一个没有本事的人，但我可以把军队集合起来，使其不离散，意思是说，我有本事率领军队与您作战，您若不回到秦国去，就没有地方逃命了。
秦穆公也让韩简给晋惠公带回话，说您在外流浪时，我非常地恐惧；您回到晋国，君位还没有稳定时，我还是很担忧；现在您似乎已站稳了脚跟，坐稳了国君的位子，我敢不听您的话，与您交战吗？韩简听了秦穆公的话说，我最好是被秦国囚禁起来，这反倒可能是最荣幸的结果了。
九月十三日，在韩的平坦的大地上，秦晋两国开战。从整个战况看，秦还是有被晋打败的可能的。而且秦穆公差点被晋活捉。但最终被捉住的却是晋惠公。在战斗中，晋惠公的战车，走进了泥泞的道路，在里面打旋，出不来了。晋惠公就大声地喊着庆郑，要他来帮助自己走出困境。我们说过车右就是干这事儿的，战车有了问题，都是车右下车去解决。看来，此时晋惠公车上的车右不能把战车推出泥泞地，大概庆郑正好在晋惠公戎车的附近，所以晋惠公喊庆郑来帮忙，因为庆郑很有可能，此时在其它的战车上当车右。但庆郑听到晋惠公的喊声后，却对晋惠公说，您这样一个愎谏违卜、自个找失败的人，还要逃什么呀？看来庆郑对晋惠公不听自己的建议，也是耿耿于怀，所以也是赌气没去帮助晋惠公。
而此时，韩简的战车正好遇上秦穆公的戎车，眼看就可以捉住秦穆公了，却听到了晋惠公的喊声，而由于庆郑不去解救，所以韩简只好先放下秦穆公，去救晋惠公。但已迟了，晋惠公被俘。
这场战斗，如果庆郑能够及时去帮助晋惠公，韩简就可能俘虏秦穆公。而晋惠公如果用庆郑为车右，晋惠公就可能不被俘。这就是战争，瞬息之间，胜败就决出了。但这个胜败的决出，确实又与之前的准备有关联的。
我个人认为，西施只是个传说的人物．正如您所说，史记，还有左传和国语，都没有谈到西施这个人．在这些最早关于吴越的事迹里，只说过献美女给伯喜否，最多说过，把王女献给吴王，没有说过献民女给夫差。我们知道，司马迁的史记中，关于春秋一段，有很多其它的材料，与左传不同。但就西施，司马迁，也没有记载。可见至少在西汉初期，没有关于西施的正式的史料记载。到了东汉时，有了两本书，越绝书和吴越春秋，才有了西施的记载。而此时，离句践的时代，已有五六百年了。就好比，现在的绍兴人，说明朝末年关于绍兴的事情一样，并不一定准确。
而吴越春秋，古人是当小说家来看待的，即民间街谈巷议的东西。当然，这两本书，也用了一部分左传、国语，史记的材料。这是从史料上来判定，西施是后代资料上才有的人物。
下面，我们再分析一下，有没有可能，会有西施这样的人！
西施是诸暨人，在绍兴西南六七公里的地方。作为今天的人，为了地区的繁荣，搞点旅游景点，是当然的。只要古人有记载，不论是史实，还是传说，都可以拿来派上用场。所以，诸暨有西施的纪念建筑，但我没有去看过。因为，现代人造的东西，没兴趣。所以，你问绍兴人，绍兴有辖区五个县市。他们当然，认为有西施这个人。所以，我们不能，以这个地区的人，是否认可有这个历史人物，来作出判定。
打错了，诸暨离绍兴六七十公里。
那么，我们就得回到春秋时代去。首先，那个时代，有没有平民女子嫁给诸侯的？一定有的。有记载的，我前面说过的，卫国的州吁的母亲，当是平民。她连姓都没有，称为嬖人。这样的女子，儿子有地位。本人未必有地位。其它还有吗？我一时是想不到的。所以，假设，西施真的嫁给了夫差，也不过是位嬖人。陈宝国的赵王句践，我总计看了大概十多分钟，那里，称西施为娘娘。且不论春秋时代的正妻没有称娘娘的，那时称夫人。且她一个嬖人，在夫差那里，能有什么地位？
第二、如依越绝书的记载，西施不过是位平民，砍柴夫的女儿。那么，她就不可能有文化。她和郑旦，大概是培训了几个月，就送到夫差那儿去了。从这个记载看，西施最多不过是位艺女。
春秋时，最有名的，乱国的女人，有骊姬和夏姬。她俩的身分都是女公子，骊姬是骊君的女儿，夏姬是郑穆公的女儿。骊姬，我们说了，是为了报仇，而夏姬，是因为，男人们喜欢她的色相。骊姬是有意识的，而夏姬是无意识的。
好了，我们看到，如果是骊姬这样的，她得有地位，还得有能力，让夫君听她的。而她乱国，是有明确的报仇的意志的。西施呢？她没有地位，她没有明确的报仇动机，她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平民，句践的亡国与否，实在与她无关。句践绝不可能，以自己的亡国与否的大任，交给这样一个女子。据越绝书讲，句践送她去吴，是因为夫差好色，而培养西施，不过是让她当个称职的女乐而已。所以，如果有西施这样的女子，最多不过是让夫差多听她唱几回曲子，多看几回舞而已。也就是，乱夫差之志。
那么，如果是夏姬呢？夏姬是嫁给了陈国的大夫夏御叔，然后是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与夏姬乱来。以至夏姬的儿子夏徵舒，杀了陈灵公。然后，楚庄王以讨伐夏徵舒为由，出兵灭了陈国。西施嫁给的是夫差，别人绝不敢染指西施。所以，西施不可能如夏姬那样乱了吴国。当然，这样的简单类比，是违反逻辑规则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看不到，西施，在吴国究竟，做了些什么，使吴国败于越国的事情的史料。
所以，结论是，
１、西施有可能是传说的人物，历史上没有此人；
２、如果有西施，也不过是位国君的侍妾，或女乐；
３、如果第２点成立，西施，也不可能乱了吴国；
４、所以，如果２、３点都成立，吴国的失败，西施并没有起作用；
５、最后，不论有，或没有西施，吴越的兴亡，与她西施都没有关系。
国家的兴亡，最要紧的是国家领导人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