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预料中的叫骂和口水并没有出现，相反，听说收费的消息之后，反而有更多的父母送孩子来到了敦煌书院。
这令王允感到吃惊，果然还是古时民风淳朴啊。很多父母早想送孩子来书院学习，可又因为书院免费，他们又不是大富大贵之家，没有捐赠的能力，于是只得作罢。
但书院中教出来的孩子一眼就能看出区别来，不由得让人眼红。何况，在这所书院中，有西域富商的孩子，有胡人酋长的子嗣，敦煌府的官员、武威的将军亲自授课，就像学区房宣传的那样，这妥妥的是“贵族学校，百姓消费”。也无怪乎不少西域诸国的商人也有打算将孩子送来读书。
对此，王允的态度是来者不拒。
于是，书院不停地在扩建，扩建，再扩建，如今已经比堂堂敦煌府大了三倍有余。在阿思齐的管理下，学生被分为了初中高三个年级，学习的课程从识文断字到买卖经商，有必修，有选修，课程丰富，选择自由，蒸蒸日上，蓬勃发展。
书院的存在吸引了不少西域诸国的商人甚至贵族前来敦煌“参观考察”，敦煌府因此终于恢复了和龟兹、精绝等西域诸国的联系。
仓慈也慢慢理解了教育产业的力量。
如今的敦煌书院可能还谈不上产业，但无疑已经成为了敦煌的名片，乃至西域的明珠。敦煌书院的教育方式和传统的教育模式完全不同，看似风马牛不相及，而又和主流文化格格不入。
但盘桓几日，琢磨一番，细细思考，就会发现，实际上这种方式才是寻常百姓最需要的。
在注重出身的大汉，远在西域的汉族商人根本没有踏入仕途的可能。而漂泊无依的胡人，除了马上的刀剑和牛羊，也缺乏立身的基础。敦煌书院建立的基础很简单，就是教给平民百姓，无论胡汉，安身立命的本事。如果孩子们足够聪明、足够勤奋，也许他们还能积累一些财富，过上幸福而安定的日子。
相比面朝黄土背朝天，如同牛马一样生活，或者骑在马上，四处漂泊，靠杀人和劫掠为生，还要躲避朝廷的绞杀，这种生活方式的吸引力让他们的父母趋之如骛。
敦煌书院的另一个不同就是对待百姓的态度。
中原王朝习惯了“家天下”，似乎百姓都是他们的财物，一州的最高行政长官为“牧”，显然就是将百姓理所当然地视作牛马羊群。儒家思想，讲究单方面的孝道、伦常，说白了，百姓不过是统治者的奴隶而已。
而道家思想，讲究治大国如烹小鲜，最理想的统治就是鸡犬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的田园牧歌式社会。无论哪一种，百姓在他们眼里都不是人，只要不造反就可以了。他们可以安安心心，高高在上，巧取豪夺，朱门酒肉。这最好不过了。
而在奴隶制依然大行其道的西域，这种将人看做人的思想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异端”。因此，虽然西域诸国的大臣和商人们啧啧称奇，但这种称赞就像我们观赏杂技时的心理活动是一样的。
源世界，清末李鸿章出访英国，被一个贵族接待。贵族拿着网球拍下场表演自己的高超球机，双方你来我往，打得十分激烈，李鸿章也看得入神。最后贵族大汗淋漓地回到李鸿章面前，李鸿章称赞道：“精彩是精彩，不过何必亲自下场，为什么不让奴才去打呢？”
他只看到精彩的比赛，并不觉得这种运动是有益身心的。而英国贵族却注重对身体的锻炼，所谓“野蛮其身体，文明其精神”。这就是思想层面的差别，好东西或者正确的做法，就摆在面前，有时候也完全看不到。
敦煌书院的这种教育方式在他们看来，就像是网球。有教师，有课程，学生住宿的条件非常好，而且教授的也是非常实用的学问。但这种东西，他们既不会去模仿，更不会在自己的王国中实践。他们只是看个稀奇。
人的思想难以改变，成千上万人思想构成的体制更难以改变。想一想鸦片战争之后，国人转变思想的历程就明白，要改变一个国家的主体思想是多么困难的事情。从1840年我们被打趴下，到1949年，我们终于能够站起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这中间的辛酸苦难，只有我们自己懂得。
在大汉将百姓看做是当兵、纳粮、赋役的牛羊的时候，当西域诸国还以自己王族的血统自豪，将奴隶看做天生的工具的时候，敦煌书院在思考的却是百姓将来的生活。
他们不是牛马，不是子孙，他们就是百姓。他们和每一个天子、大臣一样，有权利追求更好的生活。他们可以学习各种手艺，技巧，磨练自己的身体、学识、头脑，追求自己的力量。
这种思想在王允想来当然不算什么，甚至在建立书院的时候，都没有刻意强调。因为这在他看来是理所应当的。
在源世界，这种思想理所当然。人就是人，他们有追求幸福的权力，这是“人权”最核心的东西。而人权思想第一次出现在这个世界上还要等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距离试炼场中的东汉，还有数千年。
试炼场不是穿越小说，王允没有带来火药炸翻所有敌人，也没有带来成套的工业体系，碾压其他民族。但王允力所能及地传播着他觉得对的思想，然后拼命地将这种思想付诸实践。
当然，自己的收获也是有的。就像马云爸爸说的，你给社会带来的，社会自然会犒赏你。
敦煌隐隐然居然再一次有了西域中心的气象，而敦煌百姓的向心力、凝聚力也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越来越强。
王允此时还没想这么多。
要维持、扩建书院，当务之急，他需要更多的钱。敦煌府需要更多的钱。因此，在接触到越来越多的西域商人的时候，他想的是如何进一步扩展商路。毕竟，他要建立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而不是和一两个小国家开展丝绸贸易。
距离他们最近的鄯善一国，已经大幅度的改善了敦煌的条件，如果能让所有西域国都和自己建立经贸关系呢？丝绸的价值随着运输距离的拉长而呈现几何式地增长。如果这些丝绸能够外运到葱岭以西呢，如果能运到大秦呢。一想到能够和罗马帝国经商，王允就感到兴奋。
但令王允感到失望的是，在开展了一连串的交叉外交、举办了一系列的宴会之后，王允一无所获。他发现，就像在源世界推动“一带一路”一样，没有强大的国力支持，都是痴心妄想。
虽然长期看来，合作比劫掠更能产生价值，但在个人看来，一次性的劫掠可以更快地改变生存状态。于是，丝绸之路上，安全依然是最大的问题。即便羌人不再劫掠，但还有匈奴、栗特，还有西域诸国的强盗和马贼。在他们眼中，满载着丝绸的汉人商队，简直就像是挂在火堆上、撒好调料、冒着热气，蹭蹭蹭往下流油的肥羊。一旦遇到，不抢还是人？
“我们需要更多的羌人参与进来，而不是每十天一支商队，每支商队再带五名商人这样的小打小闹，这样的规模太小了，效率也太慢了！”王允无法忍受敦煌的低效，习惯了源世界的节奏，在看到一片蓝海市场后，不去以倾销的方式，收割市场，占领份额，简直就是犯罪，是愚蠢，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敢于这样做的人，活该一辈子受穷。
可是羌人的答复很简单。他们想从汉人身上学习经商的方法，学习工匠的技艺，甚至学习他们的文字和语言。但是他们并不想和汉人有更深的接触。
在羌人内心里，他们依然不信任羌人。
如今商队中的收获已经让他们足够满足。他们担心如果和汉人有更复杂的牵扯，最终会重蹈羌汉战争的惨剧。这一代羌人中，他们的父母不少都死在汉军手中，而他们的手上也说不清染了多少汉人的鲜血。
这些仇恨，时间还难以抹平。
于是王允一边看着广阔的市场流口水，一边长吁短叹，有时候甚至忍不住要痛骂羌人一顿。如果能用钉锤撬开他们的脑袋，改变他们的想法，王允早就这么做了。
十天一支商队，五名商人，二十一名羌族小孩。这就是现状，羌人满足的现状，短期内不打算改变的现状。
和王允一样无奈的是彻里吉，不过他们无奈的方向不一样。
王允无奈的是无论如何，似乎都无法深化合作。彻里吉无奈的是无论如何，似乎也无法阻止合作。羌人和汉人的关系处在一个微妙的平衡点上。
不过，彻里吉的处境更糟糕一些，因为禁止部落的孩子去敦煌书院念书，几个月中，已经有十几户族人迁徙到了烧何、当煎等人的部落中。族人对他的决定也是议论纷纷，甚至有人叫嚣着要挑战他头领的地位，这在过去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只是一所书院而已……彻里吉愤恨地盯着敦煌的方向，目光一日比一日阴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