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巨匠老舍作品珍藏集（套装53册）老舍传

　　第一章 小杨家胡同

　　北京的胡同据说有四千五百多条，宽的象国子监，少说也有六、七米宽，再加上“文武百官到此下马”的满汉文石碑一立，真是气派。窄的象羊肠子胡同，一百五六十斤的胖子，不噌下几块墙皮来，休想过关。最直大概要算是竹竿儿胡同了。举眼望去，直捅到底；好象老天爷用刀切出来似的。有直的，当然就有歪的，斜的，于是杨梅竹斜街，铁树斜街，烟袋斜街便应运而生；好象当年张果老造北京城，就为了让你横竖都挑不出理来。若问这些胡同都有些什么特点？北京人说起来还真有点脸红呢：“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

　　在北京北城，顺着西单、西四牌楼下去，一过护国寺，路东边儿，口上把着个茶馆的就是小杨家胡同了。胡同虽窄，拐过俩弯，倒还有块儿宽敞地方，算是个“肚儿”吧。这里的几户人家的街门都朝着“肚儿”开着。靠近年根儿了，人们也开始忙乎起来。割肉、打酒、蒸饽饽，到腊八的时候，再泡上罐醋蒜，白白胖胖的蒜瓣，望而垂诞的酸醋，来年吃饺子就着，那滋味……。栽水仙的，腌芥茉墩的，把“大红袍”萝卜挖空了，里面种上蒜，用两根线一串吊在窗户框上……头年这点事，一忙活就到了腊月二十三。人们当然忘不了买糖瓜祭灶，说是糊上灶王爷的嘴，他老人家能上天言好事。

　　卖糖瓜的这几天买卖格外兴隆，那叫卖声也分外起劲，透着甜腻。他倒是打心眼里庆幸灶王爷给他带来一年一度的好运气。可惜灶王爷并不买凡人百姓的帐，吃了那么多糖瓜，到了天上却总是说小民们如何如何不好。于是，有钱人照样有钱，受穷的照样受穷。

　　老百姓总是实在的，尽管灶王爷如此不义，每到年前儿，人们照样还是用糖瓜去糊灶王爷的嘴。盼着有一天那嘴里也能吐出一句带甜味的话：“愿天下的穷百姓都能发达。”

　　光绪二十四年是戊戍年。那年，说是朝廷里举人闹事，连皇上也给扯了进去。惹恼了西太后，“老佛爷”把皇上囚进了瀛台，大抓余党。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除了跑走的，剩下的六个新党被大兵揪住了辫子，推到菜市口外一刀剁下了脑袋。

　　血里糊楂的杀场，在京城并不多见。沸沸扬扬的小百姓看完了热闹，也就不管是什么太后关起了皇上，还是康有为、梁启超背后给“老佛爷”上了眼药……到了年根儿，回到家里照过自己的小年，照样祈求灶王爷能让祖坟上冒青气儿。

　　小杨家胡同东南头有个小院，院内长着两棵枣树，一只大黄狗里里外外地颠着，象是焦急地等候着主人的归来。正屋，糖瓜已经顺顺当当地供在灶台上，只等酉时一到，送灶王爷上天。北屋里人进人出，忙个不停，大人们的脸上挂着紧张、严肃的神气，这神气似乎也传给了还不甚懂事的孩子，稚气的小脸上透出一种忐忑不安的神态。千真万确，这里的人们在等待着什么。

　　这家是旗人，正红旗的，象其它七旗：镶黄、正黄、镶白、正白、镶红、镶蓝、正蓝一样，吃着“铁杆庄稼”。掌柜的叫舒永寿，在皇城里当个小小的护军。说白了，就是在挨不着皇上的地方，给皇上站个岗，当个值。

　　腊月二十三，人们俗称小年，关着三两饷银的舒永寿，正在当值。寒风中，他冻得瑟瑟发抖。才四十多岁的人，背都有点驼了。说起来也是个旗人呐，可早没有了祖宗进关时站在马上射箭的那股子慓悍劲了。他不由得叹了口气，一家七个孩子，手上又没什么产业，这日子过的苦啊。但凡能有点钱的主，手里揉着俩嘎嘎作响的核桃，拎着画眉笼子，花上一个大子儿，闷壶小叶儿，也可谓悠哉悠哉。再有点钱的骑马驾鹰，到方圆一百六十里的南苑打点子野物，脱不了那股子洒脱劲儿。最有钱的主，百姓是看不到的。几人高的红墙，亭台楼阁，水榭曲廊，风言风语的还说有一只泡在水里不会动的石头船。唉，都是旗人啊，却大不一样。舒永寿心里很不是滋味，怨谁呢？

　　都怪自家祖坟上没长着作官发财的那棵蒿子。眼下，娘们又揣上了，说生就生。这发财要是也像生孩子一样容易就好了。生活的重负早已把他第一次做父亲时的喜悦磨没了。唉：又添了一张嘴！

　　好不容易挨到下岗，顶着西北风，顺着西四牌楼朝家奔去。那时候还没有柏油马路，都是土道。这条路舒永寿早已踩熟了，不用看前面已到护国寺了，护国寺也是徒有虚名，早绝了香火。买卖家倒是不少，路西是以自制黄酒出名的“柳泉居”饭馆，打媳妇生了小三以后，他就再没照顾过这里了。

　　马路对过是“天泰轩”茶馆，三年前他曾是这里的常客。再往前一点是“英兰斋”满汉饽饽铺，这是唯一一个还肯赊点帐的救命铺了。

　　酉时到了，花炮声中，小杨家胡同的家家户户都燃起了柏枝，灶王爷坐在柏枝上，随着人们美好的祝愿，冒出一股青烟，升天了。

　　就在灶王爷飞回天宫的刹那，胡同东头，长着两棵枣树的小院里，传来一阵阵婴儿的哭声。一个赤条条的小生命出世了，母亲却昏了过去。这小东西破口大哭，亏了已经出阁的大姐在“啃节儿”上及时赶到，抱起了孩子。

　　在姐姐温暖的怀抱里小东西停止了号泣。

　　腊月二十三，是立春的头一天。舒永寿跨进门来，一听说又得了个小子，那成年挂在脸上的晦气，总算透出点光彩。虽说是添了一张吃饭的嘴，可孩子总还是爹妈身上的一块肉。他又在心里叹了口气，抱过孩子：“就叫庆春吧。”他嘴上说着，心里也被这春天的气息撩动着。兴许这“春”字会给这孩子，给这个家，带来点吉兆吧。

　　舒庆春--舒舍予--老舍来到了人间，谁也不会料到，这小东西以后竟会成为一个在中国文坛上举足轻重的作家！

　　舒庆春上头有四个姐姐，三个哥哥。可长大成人的只有庆春和大姐、二姐、三姐、三哥。庆春童年里印象最深的要算是他的姑母了，姑母在中年居孀后，就搬回了老家，和他们住在一起，当起了大姑子。这大姑子在家里顶上半个婆婆，她整天除了嘴上时不时地哼上几句二黄，就是用那管总不离手的长烟袋四处敲打。大约是脑袋上吃烟袋锅吃多了，庆春总是忘不掉这位姑妈。

　　庆春出世那天，姑妈走了过来，漫不经心地看了看生下来的光屁股孩子和刚刚醒转来的弟媳妇，猛然，她不知那根神经被扎了一下：“哟，灶王爷上天，这秃子落（音涝）地，有来头啊！”别看老太太对佛神并不是那样虔诚（就说给灶王爷供的糖瓜吧，每年腊月二十三头睡觉前，总要就手拿一块，躲在被窝里去磨一磨她那坚固的利牙。她才不在乎灶王爷到天宫后会不会见外呢，反正她知道，就是天王老子也不会拿有钱人问罪的，而只会拿穷人寻开心，不吃白不吃。）可她对这偶然的巧合却很重视。认为这是天意，说不定这小窝窝里会飞出个金凤凰（这一点，她还真有先见之明），她不敢轻视这个小小的“生灵”，可又妒嫉的不得了。本来嘛，一个关着三两饷银（就三两啊）的穷护军，却是人丁兴旺。而她这个每月吃着几份钱粮的女人，大小也算是个财主了，却断了子息？不过她是绝对不相信报应的。这人间的不平等，分配的不合理，只是使她养成了对佛神的反抗和不敬。尽管如此，倘若叫她把银两撒些给度日艰难的兄弟，叫舒永寿过继给她个把两个孩子，她是万万不肯的。她坚信一条：钱撒出去就不会回来了，好像泼出去的水。孩子嘛，也许早晚还是会有的。况且看见弟媳妇生孩子又是那么容易。老太太从她那泛着黄光的牙缝间挤出了一句话：“这小狗尾巴”。算是给庆春的“赐号”吧。不过这外号倒是再贴切不过了，戊戍年是狗年，这孩子又是年底生的。虽说不太中听，可这年月谁又计较这个呢？再说穷人家的孩子历来爱起个猫啊、狗啊的浑名，一是盼着他能好养活，二来据说沾了这些小生灵的性气能命大。所以这小狗尾巴的称号真是太合适了。

　　小狗尾巴的落地，还引来了一位贵人，子爵的女儿，佐领的太太，骁骑校的妈。这可是一位正儿八经一点不含糊的努尔哈赤的后代。且雄风不减当年，这就是大姐的婆婆。大约是“不赊东西，白做旗人”的信条鼓舞了她，凡是债主登门讨帐，她总是双目圆睁，掷地有声地对债主说：“听着！我是子爵的女儿，佐领的太太，娘家婆家都是铁杆庄稼，欠得了你们日子，欠不了钱！”一口气就把敌人打退到西直门外高梁河下。这会儿，她正叉着腰和姑妈争辩着产妇是因为中了煤气，还是因为身子骨虚弱才昏迷过去的。

　　母亲醒来了，她看见了她的老儿子。她看不出老儿子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天庭并不饱满，地角也不甚方圆。两耳不垂肩，两臂裹在破布里，也看不出是否过膝。当母亲的并不难过，她不求儿子有个什么“贵象”，能活下来，这已经是好造化了。

　　小狗尾巴来了，姑妈的大姑子地位的优越性受到了影响。要是遇见饭吃的不顺心，茶喝的不顺口，她就摔盘子，砸碗，敲烟袋锅。好在母亲从来就是个懂规矩的好旗人，打年轻时，从德胜门嫁到小杨家胡同，宁愿吃多大亏，也从不和旁人拌嘴逗气。就知道一心伺候丈夫，伺候大姑子，下死力拉扯这一窝孩子。旗人嘛，礼仪是少不得的，逢年过节，红白喜事，少不了换上洗得干干净净的大褂，上门贺吊。日子虽穷，两吊小钱总是要给的，算是“礼轻情份重”吧。赶上兄弟、外甥来串门，她总想方设法弄点像样的吃喝。一来，到底是亲戚，二来，哪个嫁出去的媳妇愿意叫娘家人看着自己苦哈哈的。

　　就是再穷，也得对付弄锅打卤面吃。赶上兄弟、外甥自己掏钱沽酒割肉，她脸会羞得绯红，谁不争个脸呢？

　　姑妈生性好从鸡蛋里往外挑骨头，稍不顺心，就扯着走了音的嗓子，骂上几句，摆摆大姑子的谱儿，母亲从不顶嘴。私下里她也能找出宽心丸来：“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啊，这就是命。”

　　好几年后，姑妈死了。母亲“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再也不用受这份气了。可她比谁哭得都伤心。“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哪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继承权。母亲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还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

　　窄窄的小杨家胡同添了个小狗尾巴，日后中国多了个大作家，这是谁也没想到的。大凡旗人后来都种个园子（象常四爷），当个油漆匠（象二哥富海），混个手艺，找条谋生的路子。铁杆庄稼指不上了，也指不上什么佐领、子爵，连皇上也指不上了。大清的龙旗虽说没倒，可旗人却大不如前了。

　　第二章 大难不死的“贵人”

　　庚子年闹“拳”，说是打山东一带过来了一帮好汉，念咒吃符，刀枪不入。在北京设了坛，专和洋人找别扭，打牧师，烧教堂，树中国人威风。洋鬼子红了眼，于是呼啦啦勾来了八国联军。小鬼子从塘沽口爬上岸，一通洋枪洋炮，只打得昏天黑地。义和团真是好汉，大刀长矛足招呼一通，但终是抵不住快枪利炮，退了下去，八国联军逼近了北京。皇上颠了，太后跑了，文武百官各自奔命。搁下一城老百姓，算是遭了殃：这缺德的洋鬼子一路烧杀，见了年轻妇女，还硬要摸摸那“三寸金莲”的小脚，损透了！我们中国妇女哪受得了这个，平常别说层层缠裹的小脚了，就是那袒露的小脸，也怕被人多瞅几眼。洋人兴的是“自由恋爱”，“骑士救美女”的功夫，可咱们这还是“媒妁之言”“指腹为婚”呢。洋鬼子欺负大清朝廷腐败无能，把中国人不当人，到处烧杀奸淫。这可激恼了义和团壮士和但凡还有点骨气的老百姓，他们见着洋鬼子就杀，不少人被洋鬼子逮着，鎯铛入狱，推上杀场，这些汉子真是有种，硬挺着脖子挨刀，楞是不服。

　　这年阳历的八月十四，八国联军从防守空虚的广渠门攻入北京外城。守城的护军和义和团抄起抬枪、鸟统、大刀、长矛，和鬼子拼开了命，到处是激烈的巷战。烧夷弹炸掉了正阳门箭楼的半个城楼，守城的队伍从齐化门（现朝阳门）退到西四牌楼，从前门退到了天安门，仗打到了内城，南池子，南河沿都成了战场。那时候的中国军队，作战使的抬枪，打一枪，轰隆一声，呼啦啦铁沙子散开一片，等再打第二枪，得一袋烟功夫才能装好药。人家洋鬼子使的快枪，不容你打第二枪，十枪都招呼上去了。这场仗，中国人算是败定了。

　　舒永寿虽说只是个小小的护兵，却颇感到自己守土有责。皇上跑了，那是皇上的事，太后颠儿了，那是太后的事。护兵的职责就是与社稷共存亡。

　　他挺直了腰板，抄起了抬枪，大难当头，反倒激起了沉淀在他骨子里那点子努尔哈赤的热血，拼了！和这帮洋杂种拼了！

　　抬枪打飞了，烧夷弹把身上都打着了，弟兄们全被打散了。拿命终究拼不过洋枪洋炮，京城失陷了。但分能逃命的全脚底板抹油--溜了。舒永寿也想起了家里的老老小小，一股挣命的劲使他拖着负伤的身躯，从前门楼子爬到棋盘街，天安门，爬到南长街……

　　不知过了多久，也在护军里关着饷的庆春姥姥家的一个表哥，随着溃败下来的队伍逃进南长街，他见路西南恒裕粮店，店门半开，便窜进去找口水喝，一眼看见了躺在地下的舒永寿。他连忙凑过去把全身已经焦黑的舒永寿扶起来，奄奄一息的舒永寿看着来人，颤颤抖抖举起一双布袜子和一付裤脚带，求人给家里报个信……。

　　娘家表哥到了庆春家，把袜子和脚带托在手里，送到庆春母亲面前，然后二活没说，转身就走了。

　　鬼子进城了，舒永寿再也回不来了。

　　一伙洋鬼子拐进了小杨家胡同，他们怕是从没见过这么窄的巷子了。最宽的地方才一米半左右，长长的毛瑟枪东嗑西碰，更增加了这帮“探险者”的好奇心，叽里咕噜的外国鸟语说的是：这里银子、金子一定不少，弄一车，发个“洋财”。敢情在他们眼里，中国的金子银子也都是洋玩意儿。一阵狗吠，洋鬼子警觉起来，一路小心翼翼地摸过去……

　　小杨家胡同的舒庆春一家，刚得到父亲舒永寿战死的恶信，还没来得及把痛苦的眼泪流干，就听见呯、呯的枪响和沉重的脚步声，夺去父亲生命的灾难漫进了小杨家胡同。当妈的顾不及躺在床上才一岁半的庆春，一手拉着三哥，一手搂着二姐，躲在了墙根下，大气也不敢出一声。到是多年和舒家生活在一起的大黄狗，不管那一套，嗷的一声扑了出去，许是想报答一下主人多年的养育之恩吧。

　　洋鬼子循着狗叫摸进了小院，抬头一看，一排破败的小北房，两间露着天的小南屋，一付衰败景象。“觅金”的兴头一下减了不少。可既然来了，就得抓摸点什么，不能甩着空手回去呀。洋鬼子硬着头皮跨进了门坎，迎面，一条大黄狗一个劲的叫着，那付跃跃欲试的劲头，根本不把这些洋人放在眼里，更甭说毛瑟枪了。洋鬼子着实吓了一跳，他们深知中国的狗可比皇上厉害。这一点，他们早领教过。几个鬼子用枪比着，像是碰上了廊坊车站那些不顾命的义和团。大黄狗扑上去了，随着几声枪响，几把刺刀颤颤抖抖地扎进了这勇士的身躯，大黄狗倒在血泊里了，它死的壮烈，死的英雄。

　　红了眼的鬼子闯进了屋，翻箱倒柜，摔盆弄碗，把些破衣服、烂袜子抖了一床，稍值俩钱的都塞进了腰里，出息大了。这些财迷心窍的洋丘八，连故宫城里的鎏金大缸，都用刺刀把上面的金皮刮赤下来，生怕拉了空。他们把整个北京城像筛子一样，里里外外筛了一遍，钱捞足了不说，还他妈的竖了个牌坊，上面写着：公里战胜。真是缺了八辈子德。话说回来小杨家胡同这帮鬼子东翻西摸，见任啥油水没有，也就快快地去了。一个没捞着值钱物件的鬼子，为了泄气，一枪托砸在炕上的大木箱子上，箱子一晃，翻扣了下来……

　　这事说起来也邪了，屋里这么折腾，楞没听见小庆春的哭声。当妈的心里那滋味，甭提多难过了。鬼子一走，她就扑进了屋里，一边拨拉着床上的破烂，一边掉眼泪，她哭自己没有尽到当妈的责任，怕家里的小儿子活不长了。哭丈夫为国捐了躯，哭往后的日子不知道怎么过下去。她发誓：如果这个“小狗尾巴”还活着，她一定拼了命也要让他过得好点。

　　“小狗尾巴”不见了，哭是哭不饱肚子的。再难的日子也得硬撑着过呀，这可能就是中国人的韧性吧。母亲开始收拾这被捣的乱七八糟的家。她翻开木箱，把一件件破旧衣服往里敛，咦？一件旧衣眼下，露出一张甜睡的小脸，是庆春！外间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似乎与他毫不相干，他睡的正香哩！母亲慌忙拨开旧衣服。哆哆嗦嗦抱起老儿子，眼泪又涌了上来。地心里念叨着：“儿啊，你真是命大啊！要是洋鬼子进屋时，你哭上一嗓子，难免不落个那大黄狗的下场？老天爷有眼啊，老天有眼。”

　　小庆春醒了，大约是睡足实了，他竟露出了笑模样，他估摸着：该吃饭了吧。他那幼小的心灵怎么会知道这场浩劫给他这个家带来的深重灾难。

　　小儿子的笑脸，像是给母亲创痛的心口上抹了一贴清凉剂，她脸上沉重的纹路舒展开来，把儿子紧紧的抱在怀里，发誓，以后一定要让这命大的“小狗尾巴”过上好日子。似乎这样才能弥补她那颗内疚的心。

　　姑妈又凑过来：“我早说过，灶王爷升天，这秃子落（音涝）地，有来头啊！要不，洋鬼子这么翻腾，这小子居然还睡了一觉，这事真邪了，这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小子是舒家的福星，兴许咱家的祖坟真的冒青气了。”

　　姑妈的话，又说中了。

　　第三章 母亲--孕育作家的摇篮

　　父亲殉难这一年，母亲四十二岁。她用一个小的可怜的木盒，装了那双布袜，写上姓名和生辰八字，在城外草草地葬了。穷人真是命苦，到死了，连个尸首都没见着。

　　母亲已经没功夫替死人掉眼泪了，三张嘴，几个大活人在等着她养呢。

　　可她拿什么养活他们啊，手里没有一个大子儿。仗一打完，太后就溜回北京，用大把的银子填糊洋人。可保卫皇城的“烈士”们，太后早把他们扔到脑后面了。仗打败了，就得大把的赔银子，银子都给了洋大人，怎么还能有钱给穷光蛋？总不能把我太后饭桌上的一百多道菜肴撤上那么一两道吧。再说感恩之情是朝上的，一个小小的护军，太后是不会买帐的。人死了，连勉强糊口的三两“铁杆庄稼”也丢了。这场灾难的余震开始起作用了。

　　但这一切，都没能压垮从小吃苦、受穷的母亲。她绾起了衣袖，挑起了大梁。她开始帮工洗衣服，整日价端着个大绿瓦盆，从早洗到晚，不偷懒，不敷衍，就是屠户们穿的黑如铁板的粗布袜，她都硬是洗得漂白。晚上，没衣服可洗了，她和三姐就着一盏小油灯，帮左邻右舍的手艺人缝补衣服。这在当时有个讲头，叫“缝穷”。有钱人家的衣服是破了不缝，旧了不补，一扔了之。只有穷人家的衣服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些穷汉子，拉车的，跑堂的，做小买卖的，宰猪的，当警察的，走江湖的，花上俩小钱，把旧衣服拿出来叫人洗洗补补。这样的营生，赚不了几个钱，到也两行方便。

　　那时北京四角城有句老话：东富西贵，南贫北贱。说是买卖人家大都住在东城，殷实富裕，做官人家多居西城。而北城多是穷苦人家，南城都住些什么人呢？娼、优、走、卒，既穷且贱。偌大一个北京城，等级森严，毫不马虎。东城的人只和西城交往，而北城的人一串门子就来到前门外、大栅栏、天桥、龙须沟，真是自古富贵是一家，贫贱是一家，水火不容，旗帜鲜明。

　　话说回来，母亲终日洗洗涮涮，缝缝补补，洗得手成年鲜红微肿，粗茧厚皮。缝得不到五十岁的人已经老眼昏花，老态龙钟。然而所得寥寥无几，只能对付度日糊口。夏天吃的是盐拌小葱，冬天吃的是腌白菜帮子，放点辣椒。老舍后来自己回忆说：这还不是最苦的呢，苦的时候是把一点菜叶子和粮食掺在酸豆汁汤里，熬成稀糊糊，一天三顿，就算是饭了。有钱人家也有喝豆汁的，细瓷小碗，漆木筷子，再来上一碟芝麻辣咸菜，人家是喝那个味呢。而我们穷人却拿它当饭。

　　童年时代这段生活，给老舍扫下了很深的烙印。日后，他成了大作家，你让他写皇宫里嫔妃成群，酒宴如流的豪华生活，他写不来。可他写下了《月牙儿》这样催人泪下的故事：“有时月牙儿已经上来，她还哼哧哼哧地洗。那些臭袜子，硬牛皮似的，都是铺子里的伙计们送来的，妈妈洗完这些‘牛皮’就吃不下饭去……”

　　四十岁上，老舍写过一个自传，其中有：“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

　　老舍孝敬母亲，是许多了解老舍的人都知道的。

　　老舍幼年时期，母亲和三姐每日赶着干活，哥哥出去学徒。有时也去卖点花生、樱桃之类的小东西。大家都无暇顾及他，扔给他一块棉花，一根做活的小线，一片布头，他就能默默地玩上半天。他坐在床上，从不哭闹，也不要求要个拨浪鼓之类的小玩意儿，或者门外叫卖的冰糖葫芦。他不爱说话，怕见生人。可谁能想到日后他却写出了几百万言的小说。而且他的口才也是远近闻名的。并曾先后主持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联”“作协”这样全国性组织的工作。这大概也是对他几时少言寡语，怕见生人的一种补偿吧。

　　老舍生性爱花，爱清洁，爱整齐，这大概也算是一点遗传吧。舒永寿在世时，就爱摆弄点花花草草，算是一点闲情逸志。他过世后，甩下几盆石榴和夹竹桃。母亲不管多忙，总是忘不了每天浇水，打枝。老舍大点以后，总是跟着母亲的后面打水，浇花。他经常站在花前，一连几个小时。那沁人的花香曾多少次给予他甜蜜的希望和迷人的梦。

　　母亲喜欢洁净，无论日子过得怎样清苦，她总是把屋里屋外收拾的利利索索。庆春一直记得柜子上那些缺胳膊短腿的铜活儿，都被母亲擦得铮明瓦亮。

　　母亲还有几手绝活儿，她会给婴儿“洗三”，会刮痧，会给孩子剃头，会给要过门子的小媳妇“绞脸”。这几手绝活加上母亲的人品，使她在街坊四邻中人缘奇好，人们无论碰上什么小灾小病，红白喜事，都来求她。

　　说起“洗三”，大概要算是“北京松人”的一绝。婴儿生下来三天，要行洗澡大典。这颇有点西方人“洗礼”的意思，只不过洋人要把这些光屁股小孩弄到教堂里去，洒点什么“圣水”晤的，算是入了教。北京的孩子不用跑那么远，在家里洗洗就行了，只是洗澡水不能用澡堂子里那种清汤儿浑水儿，而是用正经八板的槐枝艾叶熬成的苦水，水里扔进几枚铜钱，几颗花生，几个红、白鸡蛋。然后“洗三”的人开始口中念念有词，祝福着大人、孩子。

　　她用手沾着苦水，一边擦，一边顺理成章地念下去：“先洗头，作王侯；后洗腰，一辈倒比一辈高；洗洗蛋，作知县；洗洗沟，作知州！”这类话人们听了几百年了，却谁也不曾仔细咂摸过。干啥要把“小鸡鸡”和知县，屁股沟子和知州联到一块去？这话恶毒啊！

　　可当上知县知州的人总以为这是从小洗出来的好运气，所以总不免要给自己的孩子们也洗一洗，为的是好子继父业。没当上知县知州的人更要给孩子洗洗，而且格外精心，盼的是有一天能洗出个好运气。就连雍正皇上都是洗出来的，不过皇上用的“洗三盆儿”是铜的，百姓们用的是木盆。无论贵富贫贱，孩子出世后都要行“洗三”的。

　　负责“洗三”的人恪守着“老妈妈令”，一丝不苟地用姜片、艾团灸了婴儿脑门和身上的各重要关节部位，再拿块青布，沾些清茶，用力擦着婴儿的牙床。这大约是希望婴儿的牙齿能早日破土而出，长得茁实，长得漂白。

　　可你想过没有？这才出世三天的婴儿，细皮嫩肉，那经得住这么一擦？婴儿闯到这一关，大都号啕起来，这一哭可有个讲头，叫“响盆”，大吉大利。

　　这“洗三”的最后一关，就是用一根大葱在婴儿头上敲三下，口中念道：“一打聪明，二打伶俐，三打……”才出世三天的婴儿被这一洗、一擦、一打，居然能挺得住，不能不说是个技术活。况且，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样的荣誉。一般只有两种人担负这种职位：迎孩子出世的接生婆和人缘好、为人厚道，有威望的妇道人家。庆春的母亲属于后者。

　　庆春的母亲虽然精于此道，但她最怕给自家孩子“洗三”。就像穷人家怕过节一样，“洗三”、“满月”、“周岁”之类的典庆日子，免不了要破费一番，家里要啥没啥，三朋四友，三亲六故之中难免有挑理的。但庆春出世后第三天，母亲还是咬着牙着实为他忙乎了一阵，似乎她早就看出了这老儿子日后的造化。庆春十七岁当上了小学校长，母亲对自己的眼力更自信了，她也更加疼爱这个老儿子了。

　　母亲还有一件拿手活，就是刮痧，街坊四邻谁有个头疼脑热，找上门来，被她三掐二弄，虽说捏个满脑袋青紫，那病痛却是不翼而飞了。这蒙古大夫手法，虽然有些邪乎，却也百试不爽。另外那些长得葱一样水灵的大姑娘，小媳妇，也常来求母亲“绞脸”。这“绞脸”又叫“开脸”，也是有些讲究的，这些年青女人们用丝线轻轻地勒去脸上的汗毛，化上装，涂上胭脂，就会显得又细嫩又鲜亮。

　　母亲的这几手绝活，小庆春是百看不厌，虽说都是些妇道，营生，但他从母亲身上学到了两条作人的道理：大难之中，挺身而出，可谓刚强。宁愿自己吃亏，眼泪往肚子里流，也决不叫别人为难，可谓柔韧有余。这一硬一软被小庆春吃进肚里，细细品嚼，铸就了他日后崇高的人格。

　　老舒家的顶门杠死了，当娘的再有能耐，也架不住一窝孩子拖累，日子过得更清苦了。门垛上画满了象鸡爪子似的白道道，这都是向倒水的，卖炭的，卖大火烧的赊欠的帐，只等有钱时再按这爪子般的白印还钱。母亲要强，除了这些生活必需品实在无奈才赊帐以外，轻易不敢开口借帐，可拉扯一帮孩子，干什么不得花钱啊。现在这年月的北京人，是想象不出那时拖家带口的艰辛的。现在的人也抱怨，说：一出门就得花钱。这话不假。现在的小青年，姑娘家有俩钱都喜欢置身弹力呢、坚固呢，透着时髦、洒脱。小伙子讲究蹬双“高跟青年式”、“三接头”衬着那么利索、有派。上点岁数的主都好喝俩口，闷一壶。买个“话匣子”听响，弄个“电视机”看画，那一样也不少花钱啊。可你见谁家门上画着白道欠帐？现在的人们，瞒怨上班路远，上车人多，可倒是还有车坐呢。回家一点煤气，“呼”地一下着了，一开笼头，自来水“哗”地流了。可那年月，不出门钱就花海了。吃点水要靠水伕送，七老八十的了，拖着个水车，吭哧吭哧挨家送水，你能不给钱？寒冬腊月，穷人家连炉子都生不起，来个卖炭的，你能不买点炭，弄个炭盆凑活过冬？这社会到底还是进步母亲天复一天，月复一月的缝着，洗着，到了年根，还得加把劲，多挣个块八毛的，好在头年吃上顿带肉的饺子。

　　小庆春被茶水擦过牙根，牙确实长的挺快，挨过大葱打的脑袋的确和大葱一样聪明。他看见了刘家杀翻了两口肥猪，孙家请了两座供佛的“蜜供”，总要回家认真地禀告一番。并且天真地问母亲：“妈，是一个肉丸的饺子好吃，还是咱家的菜饺子好吃？“母亲能说什么呢？穷人家一年到头能吃顿带肉的饺子，就是很大福份了。还在乎是菜多、肉少？

　　母亲说了：“用自己挣来的钱买面、割肉，饺子是自己捏的，就好吃，就吃的香，吃的硬气！”

　　从母亲的话里，小庆春渐渐悟出了作人的道理。人穷志不能短，要自食其力，要堂堂正正地做人。

　　第四章 人之初，性本善

　　小庆春渐渐长大了，全家勒紧裤带，从牙缝里挤出钱供他上了“私塾”。

　　从此他也开始背起了“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那时的先生教书，不求学生懂，只求会唸，会背，会模仿填词作诗。若问先生这有什么道理？先生就会据经引典，摇头晃脑地说：“诗读百遍，词意自现。王勃少年，便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曹子建七步唸出‘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此乃熟读之后功力深厚。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背吧，背吧。”

　　不管怎么说，先生的“教诲”和板子，确实使庆春扫下了厚实的汉语根基。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朝颁布诏书，废除了多年的科举制度。想靠着科举连登黄甲，平步青云的幻影破灭了。就连西太后也看出了秀才，举人的无能，迫不得已，开始了“维新”的尝试。

　　八岁那年，庆春考进了西直门大街路北的市立高井胡同第二两等小学堂。毕竟是有“私塾底子”，居然一考就考上了三年级。不久，他又转入南草厂胡同的市立第十四小学堂（现在可是西城职工业余大学了）。

　　庆春不喜欢洋学堂里的算术、绘画，只对国文极感兴趣。他背得许多古诗古文，又写得一手好文章，常常挥洒自如，笔底生风。

　　转学之后庆春认识了一帮新朋友，八、九岁的孩子，正是贪玩的年纪。

　　一天，他和同学煜年相约，考完作文一起去放风筝，恰好这天作文的题目就是《说纸鸢》。庆春三下五除二写完作文，凑到正苦思冥想，不知如何下笔的煜年身边，悄悄地说：“煜年，我给你起个头吧，快点交卷，咱们好去放风筝。”几分钟后，煜年顺利地交了卷。两人跑出教室，美美地玩了一通。

　　那半空中随风沉浮的风筝，愰如一只海鸟，在云海里游弋。时而风平云住，它又犹如一只在碧空中滑行的鹞鹰。这情景使这对小伙伴陶醉了。如果说作业是学生的敌人，那么在八九岁的孩子心里，游戏、玩耍便是欢乐，是幻想、是希望，是一切。

　　几天之后，先生开始讲评作文。他把煜年的那篇拿出来大加夸赞：“破题得体，先获吾心。”讲到高兴之处，禁不住高声朗读起来，“纸鸢之为物，起风而畏雨；以纸为衣，以竹为骨，以线牵之，飘扬空中。”看见先生这样，煜年和庆春四目相勾，偷偷笑起来。不想被先生拿住。煜年只好从实招来。

　　先生听后，非但没恼，反倒拈髯良久，点头赞叹，声言：“我在北直隶（北京）教书多年，庆春文章奇才奇思，时至今日，诸生作文无有出其右者。”

　　这位先生几乎是第一个发现舒庆春文学天分的伯乐。谁能说，二十年以后，当舒庆春远在异邦的土地上冒然拿起笔来，去写《老张的哲学》，这勇气和当年老师的夸赞没有一点关系呢？

　　在庆春放风筝，考场作弊的功夫，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光绪“驾崩”，太后归天，三岁娃娃溥仪登了基。广州城乒乒乓乓闹了场革命，战死了七十二条好汉。但天子脚下的北京城依然照旧，没有一丝风吹进来，也没有一滴水溢出去。皇上“驾崩”，太后归天，广州战乱，都丝毫没有打乱京城百姓周而复始的生活，顺民们在那幼小的龙种率领下，继续走着昨天的路。

　　三哥要娶媳妇了，这可是个打光棍的年月，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穷人太多。姑娘家全都惦着攀高枝，没有那个黄花闰女乐意嫁到穷家小户。但要强的母亲硬是给三哥拉成了一门亲，对象就是在土城黄亭子开茶馆的庆春表舅家的闺女。表舅为人通达，说话也地道：我不图别的，就图你们舒家名声好，名声清白。这件事给小庆春印象很深，在以后的生涯里，他总是把名声看得很重，半点不肯含糊。也许也正是这一点铸成了他日后的悲剧。

　　三哥的亲事定下来了，再沾亲带故也得动钱啊。不拍出四十、五十的，一场婚事怎么也过不去。表舅把小庆春找了去，前后左右的利害一说，然后把他和母亲的意见端出来：把舒家祖坟地先典出去，办完了婚事，再慢慢赎。

　　表舅对他说，找他来就是为了立个文书，因为舒家识文嚼字的就他一个了。

　　而且这类事只有男人才能主事。话都说到了，庆春也明白了。万般无奈，写呗，八个大字：“钱无利息，地无租价。”六十块钱，一手交钱，一手交地。

　　钱到手了，三哥可以娶媳妇了。

　　穷人啊，为了生活，能典的全都典出去了。老舒家的祖坟典了出去，嫂子娶过来了。

　　不久，三姐也出嫁了，母亲又少了一个好帮手。庆春的姑妈，那位叼着长烟袋锅子的老太太也被这日子磨得没了耐性，腿一蹬，随着她死去的男人去了。偌大个家族，只剩下母亲和庆春俩人。母亲闲下来，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庆春住在学堂里，不能常回家，母亲一咬牙也到小学堂里当了工友。

　　真是个咬牙的年月啊。几年生活的磨难，使母亲头上过早地镀上了白霜，寂寞和孤单又使她脸上平添了许多纹路。母亲越发老了。

　　在孩童的矇憧世界里，母亲是圣洁的。一切善良的因子，好像都是从母体中悄悄传给孩子的。据说，胎儿悬浮在羊水里，和母亲使着同一个心脏，但分婴儿有哪儿不舒服，母亲头一个知道。家里就剩下母亲和庆春时，母子俩开始相依为命。十几岁的孩子，难得像庆春那样懂事。他懂得自己该做什么，不做什么，从不给母亲添麻烦。旗人的后代大多爱玩鸽子、弄鸟，可他从不沾边。

　　他也有自己的乐趣，他爱读书，可他又并非什么书都爱读。他说：“自幼我就学会逃学楞挨板子，也不肯说我爱‘三字经’和‘百家姓’。”

　　除了读书以外，庆春就是爱去个小茶馆听听说书的，上天桥看个“噌儿戏”。那时的茶馆大多都捐带两个说书的撑撑门面。说书的可也真不易。全本连台的“施公案”“彭公案”“杨家将”，硬是从小跟着师付一字一句背下来的。说书人混饭吃的有两件宝：一张“说破天”的铁嘴，一付“跑不断”的铁腿。无论啥场合，无论听众是三俩人还是千儿八百，只要一开讲，就不打磕巴儿，不眨眼，一气说上几个小时。而且还要把的住，火候一到，见好就收，断然打住。冲着四方一作揖：“各位三老四少、兄弟……有钱的帮钱，没钱的帮脸，兄弟谢谢诸位了。”这一套收拾利索，拔腿就撩，奔下一个书场。那年头这些穷艺人哪有表，全凭肚里掐点。无论奔得多急多远，一到地方，不咳不喘不气短，照样、、一通天上、地下的开聊。这功夫就要全仗一双铁腿了。小庆春像个小尾巴似的，跟在这些街头艺人屁股后头，也练就了一双小铁脚。他跑熟了北京城的大小茶馆，听了、看了一肚子的典故和故事。对“北京松人“那一套处世哲学有了进一步了解，什么见人下菜碟，见了松人拢不住火，有便宜不占王八旦，树叶掉下来砸别人脑袋……北京人爱起哄，爱瞧热闹，哪儿有个吵架拌嘴的事，不消俩分钟就会聚了一帮子敲锣边的，只要一扎堆，过路人必然就有伸脖子瞪眼上来就掺和的，也不管是个什么事。北京人打架也是一绝--天桥的把式，金是嘴活。说出那话能把人吓死，可就是不动手。

　　北京人也有豪爽的一面，在赌场、地摊、鸽子市、鸟市、酒馆、茶座，不难听见这样的话：“谁把谁坑了，那得说人家能耐，谁被谁坑了，谁自认是傻蛋。”这条“公理”乍一听恶得厉害。事后一咂摸，也有道理。那年月，赌场无父子，买卖无兄弟，见钱眼开，六亲不认，哥们儿之间，两胁插筷子……。少年时代这段经历，给庆春打下了扎实的生活基础。

　　舒庆春能成为几百万“北京松人”中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和母亲的教诲是分不开的，他曾说过，母亲是个“宁肯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

　　上小学时，庆春家确经常挨饿，逢到中午放学回家，庆春听到母亲充满内疚的回答：“今儿中午没饭了。”他总是扭头就走，不说二话。他已懂得自己不是孩子了，虽然那年小庆春还不满十二岁。他不愿意让母亲看见自己挨饿的样子，不愿意注视母亲那双痛苦的眼睛，更不愿意让同学们知道他没有吃饭，下午上课时，他总是那样精神饱满。小小年纪，他已经有了很强的自尊心。

　　庆春满十二岁生日那年，武昌兵变，革命党革命成功。孙中山做了临时大总统，各省纷纷举义旗响应。大清王朗--满族人的天下，倾刻间变成了共和国。辫子绞了，龙旗换了，不满光绪皇帝、抓过康有为、梁启超的肉头袁世凯。清朝的皇帝仍住在故宫紫禁城，共和国大总统住进了中南海。轰轰烈烈，乱七八糟，真是个闹事的大杂烩年代。北京人新鲜劲一过，又回头各干各的了，谁当政，老百姓还是过的苦日子。茶余饭后的谈料又从“国事”变成了柴米油盐、仁瓜俩枣，不断飞涨的行情。

　　清朝完蛋了，宣统变成了民国，汉人当政了，旗人下野了，变成了遗老遗少。这一切并没使庆春的家境有什么改变。十三岁上，庆春考进了八旗子弟中学堂（现在的北京三中），学堂设在祖家街明末名将祖大寿的家庙里。

　　三进大院，一式大瓦房，窗明几净。这里虽说都是清一色的在旗子弟，却贫富不一。像庆春这样的穷学生没几个，唯一可以让庆春可以庆幸的是，他小学时的同窗好友罗常培也考进了这所中学堂。这俩个打看“噌儿戏”时就“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小哥们又在一起了。

　　后来成为语言学专家的罗常培教授回忆当时的情景“……一个小秃儿，天生洒脱，豪放、有劲，把力量蕴藏在里面而不轻易表现出来。被老师打断了藤教鞭，疼得眼泪在眼睛里乱转也不肯掉下一滴泪珠或讨半句饶。”罗先生对朋友总是够意思，时不时“白乎”几句。说到自己：“一个歪毛，生来拘谨，腼腆，怯懦，计较表面毁誉，受了欺负就会哭，……”他这是在自我揶揄了。

　　歪毛和小秃儿最大乐趣就是逛天桥了，只要得空，他们就一头扎在那里。

　　旧北京，没去过天桥，就算不得地道北京人。提起北京城，没有人不知道天桥的。

　　打元朝那会儿，天桥就已经是个市肆，原本有东西两个河道，遍植荷花。

　　词云：“莫道斜街风物好，到此处便魂销”（元人《天桥词》）常有文人骚客登酒楼而赋诗。黄仲则，张船山名扬天下，天桥则是令他们心醉的去处。

　　据传诗人朱彝尊著《日下旧闻》，历经数年，便是在天桥酒楼上完成的。足见天桥不光有市饼（饮食小吃），日昃市（晚市），穷汉市（专卖便宜物品），杂耍、地摊，伸胳膊弄腿的。还不乏汉魏、唐宋之遗风。到了民国，庆春、常培这一辈，天桥更热闹了。唱戏的，耍猴的，拉洋片的，卖卤煮火烧的，卖爆肚的比比皆是。

　　庆春、常培一到天桥，先一头扎进杂耍场子。随着紧锣密鼓拉开了场子，班主上来了。那段开场白小哥俩早背熟了。不外乎：“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四海之内皆兄弟，诸位能赏光站个场，兄弟就感恩不尽了。”接着叮咣五四耍两下子，决不会多，就两下子。又吆喝上了：“光说不练假把式，光练不说傻把式，又说又练真把式。”咣、咣、咣、咣，瞧那架式，马上就要玩真格的了。不然，他又站在那儿说开了，你也闹不清他有多大道道。左等不练，右等不练，站在那儿唾沫星子四溅的胡啃。明眼人知道，这是抻着呢！要钱！几个大子甩下去，乒乓五四好歹练上一通，没半袋烟功夫，鼓息锣停。耍手艺的人把金灿灿的小锣一翻个儿，嘴里又开始吆喝。没别的，还是要钱。

　　趁着小铜锣翻个的当儿，庆春和常培眉毛一歪，出来了。转身又钻进了戏园子。这里是名优俞振庭约女伶孙一清合演成班大戏，虽比不上东安市场的吉祥，前门外广和楼，大栅栏广德楼富连成科班的气派，却也玩的是全本连台，文武全活。小哥俩混进来，先听一段“苏三起解”，又来段“水漫金山。”日子长了，庆春也会哼上俩句什么西皮、二黄之类，打上半套夹生的拳脚。祖辈们这种散发着泥土芳香的艺术熏陶，牢牢地铸进了庆春的大脑里。

　　日后，他把这些丰富生活写进了《断魂枪》《鼓书艺人》。

　　数年之后，他到英伦之岛喝了那样多的洋墨水，但他仍深爱着天桥，家乡的风土人情，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土老帽”作家。他的笔始终向着下层社会的小人物。

　　废了清朝，兴了民国，祖宗的月份牌也被改用了阳历。春节不让过了，向格林威治看齐，中国人开始过元旦、新年了。可老百姓却根本不尿这个小年，照样按着老章程办事，只把旧历春节当做正宗。也许是众意难犯，中国人开始有了两个年节。这年的阴历除夕，学校规定学生一律返校，以响应政府的“新政”。

　　要过年了，老舒家的墙上并没有挂上往年必然悬在墙上的《王羲之换鹅》图。姑妈死了，哥哥在外地当差，家里只剩下相坐无言的庆春母子。看着母亲孤伶伶的样子，庆春几次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默默地吃过了晚饭，儿子终于把要返校的事告诉了母亲。母亲什么话也没说，她懂得小儿子心里想的是什么，她站起身，把儿子送到院门口，掏出几个铜子塞到庆春手上：“小子，拿着。过年买点啥。”半晌她又挤出一句：“早去早回啊。”

　　庆春来到了街上。这里的热闹景象并不次于往年，走亲串友的人们，不绝于耳的爆竹声，夜市小贩的叫卖声……。这一切庆春似乎都没有看见、听见。他抬起头，看着夜空中清晰可见的寒星冷月，心里说：“母亲，我一定要挣钱养活您，再不让您去洗衣补袜，再不让您挑家庭这个沉重的担子，再不让……”他觉得他长大了，他发誓要分些家庭负担。

　　学监象是了解学生的心情似的，看见庆春后，他象对所有返校的学生一样重复着说：“回去吧，你们回去吧，过年，回家过个团圆年吧，”看着学监慈祥的笑容，庆春心里的冰团融释了。他忘记了说一声谢谢，也忘记了说一句拜年的话，转身就跑。这时他心里只惦记着，大年三十在家独坐的母亲。

　　他连跑带颠地奔回家时，母亲正对着一枝红烛发楞呢。看见老儿子回来，她脸上露出了笑容，心里踏实了。生活的磨炼使母亲成了一个性格刚强、感情很少外露的人。她没有像有的母亲那样一把将小儿子揽在怀里，说上一些酸楚楚永世难忘的话。而是拿出一个纸包，说：“我给你买了一包杂拌儿，刚才一忙，也忘了给你，你拿去吃吧。过年了，你也上街去玩玩吧。”说完，她老人家站起身，去里屋睡觉了。

　　庆春没有去吃那包杂拌，也没有心思去找伙伴们玩耍，他站起来走到院门口，看着张灯结彩、忙忙碌碌的街坊四邻，心里充满了一些成年人才会有的感慨……

　　街上闹成一片，穿着新衣服放“麻雷子“崩”二踢脚”的，三朋四友凑在一起把麻将牌推得山响的。喝酒猜拳，叫声不绝的。合家老小守夜包饺子，热热闹闹地把“灶王爷”从天宫迎回来的。街头巷尾，屋里房外，热热乎乎说着贴心话的。逛夜市、赶灯会、上戏园子、卖小吃的人们，穿着花花绿绿的大姑娘，小媳妇，坐在床头筹划着明儿一早是先去拜年，还是去逛厂甸或是东安市场，是先上孩子他大爷家，还是先去闺女她婆婆家，这可是个细致事，弄不好三亲六故八大姨里就有蹦出来挑理的。闹上一口老酒，塞上一肚子老肉，舒展舒展累了一年的筋骨，痛痛快快闷上一觉的……千家万户，大街小巷，各色人等大过年时的各种景象，庆春觉得这一切和自己毫不相干，他只想着一件事：要自立，要做个自食其力的人，不能再让母亲终日操劳来养活自己了。

　　大年三十，正当人们欢度除夕，举家同庆，闹夜熬霄的时候，庆春带着满肚子心事上床了，他要睡了。他着了一眼里屋垂下的门帘，他的老母亲睡在那里……，他悄悄地吹熄了灯，钻进了被窝。

　　大年刚过，在祖家街中学堂只上了半年学的庆春，背着母亲，偷偷地考上了在端王府夹道的北京师范学校。这是道地的洋学堂，在当时算是“舶来品”了。一般在旗的子弟很少投考这种学校，他们认为：要说吃的，用的，穿的东西，也许是洋人的好。可要说学问。那还是祖宗留下来的好。庆春不管这一套，他看中师范只有一条，就是学费、伙食、宿处、书籍，还有制服，一律由学校提供。庆春心里想：我现在还没有能力瞻养老母，但是我再不能给她老人家添累赘了。他没想到考上以后，他又坐了一回腊。学校要预先交十元钱保证金。十元钱，不多，一般的小康之家过年耍一把牌也得输这个数。

　　有钱人家小姐、少爷出趟门，转一小圈，光雇轿子钱，这个数都打不住。可对一个寅吃卯粮的困苦人家，这就意味着要砸锅卖铁，要当点啥。庆春怯生生地跑回家，把这事和母亲说了。老儿子的这点“心眼儿”，当娘的早就知道。可家里该典当的东西早就押出去了，还有什么可以换现钱的呢？最后母亲眼光落在了两口木箱子上。这是嫂子结婚时带过来的嫁妆，当时做价是五十块钱，母亲一咬牙，十块钱就把它交给了打小鼓的。钱到手了，救了儿子的大急。庆春后来成了个“大作家”，母亲一回忆起这段事，就觉得这箱子卖的不亏！

　　师范念上了，庆春深知这些来之不易，不敢有半点松懈。孩提时代的那点玩兴，都让他揉进了书本里。他刻苦读书，勤奋学习，各科功课成绩卓著，尤以“国文”遥遥领先。校长方还发现了这头“羊群里的骆驼。”对他的丈才大加赏识，亲自来教庆春做诗填词，庆春果然心有灵犀，仿着陆放翁、吴梅村诌了几首歪诗，居然也颇有些味道。不过后来他真正开始写作生涯，倒是很少写旧体诗。因为他到底是写小说的。

　　庆春在师范上学的四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就象一盘咖喱豆腐，黑白交杂，怪诞而麻辣。

　　皇上和大总统住着邻居，有来有在，毫不见外。皇上对大总统称朕，总统见皇上称臣，虽说已是“新政”，一切还是老规矩。然而皇上到底没了权，只是个架子。可中国到什么时候总有这么一帮铁杆顺民，每天进宫来晋见“架子”。这些“遗老”、“遗少”，三拜九叩照行不误，万寿无疆不绝于口。

　　大总统虽然视而不见、闻而不听，装聋做哑。暗地里受的刺激也不小。一心只揣摸着什么时候能蟒袍加身，对这“架子”取而代之，过一回皇帝瘾。

　　当官的心里一犯嘀咕，老百姓就倒了楣，政局的不稳定造成了遍野饥民啼号，尸骨横陈。

　　庆春倒是因为这变幻不定的政局，越发对“时事”关心起来。血气方刚的性格和年青的锐气使他常到宣讲所与人辩论，对时局发表演说。别看他小小年纪，辩论时却总能占上风，压倒对手。一来是因为他语言生动幽默，常叫人捧腹大笑。二来，他平日并不多语，乍看上去，貌无惊人之处，想必呢，才也就无横溢之患。结果，错了！自是他一开口，滔滔不绝，一泻千里，且音抑顿挫，妙语横生，上至三皇五帝，下至黎民百姓，左有希腊罗马，右是黄河长江，博证旁引，据经引典，既雄辩且固执，一般的对手，一上来就被他的气势击垮了。

　　四年之后，庆春以其名列前茅的成绩，品学兼优的秉性，更加上“恩师”推崇，十七岁的舒庆春居然一毕业便做了东城交道口方家胡同小学的校长。

　　十七岁啊！他却要去做校长了，在那并不讲究老、中、青结合，培养新生力量的年代，在那等级森严，论资排辈的年头，十七岁，舒庆春跨出了令所有同辈人侧目的一步。

　　那一天晚上回到家中，娘俩兴奋的一夜没合眼。在母亲面前，庆春总是变得笨嘴拙舌，他颠来倒去的对母亲就说出了一句话：“妈，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

　　不知是心酸，还是心疼，是幸福，还是自豪，母亲落下一串串眼泪。

　　这一夜，静极。

　　第五章 为人师表

　　方家胡同小学东邻国子监，西濒钟鼓楼，胡同不宽不窄，不弯不斜，占地有利。就是有一条不太理想，就是它紧靠着安定门。北京内城的八个城门，当年都很有讲究。崇文门专走酒车，朝阳门走粮车，东直门走木材车，西直门走水车，德胜门走兵车，阜成门走煤车，宣武门走囚车，唯独安定门是走粪车的。安定门外的地坛是当时有名的粪场。一早一晚儿，粪车结队而过，马路不平，一咣，屎汤尿汤可大街滴达，冬天西北风一吹，那点轻易闻不见的好味道便把整条街熏了个磁实。庶民百姓闻着倒也罢了，可让国子监孔庙里的圣人也跟着享受，就未免有点有辱斯文了。不过既然孔老夫子都能在此地安居乐业，他这个新上任的小小校长就更没什么脾气了。

　　俗话说：“家有隔夜粮，不当孩子王。”别看舒庆春在宣讲所辩论能十回九胜，得了一个“三寸不烂之舌”的浑名。可让他这个十七岁的“大孩子”去给那些八、九岁的孩子当头儿，他还是感到有些赶鸭子上架的味道。

　　不过话说回来，那年月，十七岁就算是一条正经汉子了。十六岁结婚娶媳妇，十七、八岁便当爹，这在当时并不新鲜。最松头日脑的，四十岁上下也有当爷爷的了。四世同堂，弄好了，既当孙子又当爷爷的也大有人在。想到自己是条男子汉，就要担起了养家糊口的担子了，庆春那颗本来有些发怵的心，又开始了强劲的搏动。干！不能打退堂鼓！

　　从接手校长工作以后，他开始把全部心血，都铸在了孩子们身上。他早来晚归，勤勤恳恳。他和孩子们有了感情，他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人类的希望，他把这些感觉写进了他最初尝试的一篇小说《小玲儿》里。造物主可以造就人的形状，男的、女的、胖的、瘦的、高的、矮的，他要造就孩子们美好的灵魂。他开始感到了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责任。

　　他兢兢业业地工作，忙忙碌碌地操心于学校的事务，对于外界的势态不象以前那样敏感了。然而这时的中国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变。

　　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袁世凯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但分有点气性的中国人都不再哼儿哈儿的混日子了。人们看见袁大肉头不但敢把“维新党”卖给“老佛爷”，现在就连偌大个中国、居然也论斤称两地卖给洋鬼子！不禁怒火中烧，群情昂然。就连一心想恢复大清江山的遗老遗少们也都感到颇为不满，袁大头卖的是大清的主权啊！有志救国的仁人志士开始游说民众……于是有了各种主义和主张：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最引人注目的人物要算是陈独秀、李大刽等人。陈独秀从日本留学归来，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一九一六年九月改名为《新青年》）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提倡文化改革，走俄国人的路素有改革之志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把陈独秀请到北大任教。后来，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人物也陆续应聘来到北大，胡适之也以哲学教授的身份在北大讲学。这时的北大俨然是个水泊梁山，人材济济，其实力决不在一百单八将以下。

　　袁世凯一边卖国辱权，一边还哭着喊着非要当皇帝，以了夙愿。结果，蟒袍穿上了，天也祭了，大宝也登上了，祸根也种下了。天怒人怨，民心思变。蔡锷云南首义，各省纷纷响应，众叛亲离，岌岌可危。袁大头老胳膊老腿硬着撑了三个月，终见大势已去，便戴着“洪宪”皇帝的宝冠，堕入黄泉。接着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张勋率“辫子军”入京，丁巳复辟。段祺瑞撵走张勋，自任执政，徐世昌又取而代之。北京城好一通热热闹闹，象走马灯似的，今儿你去，明儿他来，忙乎的不善。可就是没一个惦记着救国救民。伸长脖子看花眼的老百姓也明白了：拉倒吧！换谁主事，咱们也是纳不完的税，交不完的粮，当然还有受不完的穷、吃不完的苦，活该倒霉，谁让咱是草民呢！

　　民国八年，也就是舒庆春当了小学校长的第四年，秀才闹开了事儿。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七个希望条件，想收回中国已经出口的主权。那帮洋狗岂能答应？！中国政府里的孬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也舔着洋腚沟子嗷嗷叫。这可真真惹恼了众乡亲。五月四号，五千多学生上街游行，烧了曹汝霖--赵家楼，打了章宗祥。事弄大了，全国的老百姓都纷纷起来响应……。

　　这等烈举，震动了舒庆春，把他从“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中“震”了出来。他开始懂得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让他吃惊的是烧了孔夫子的牌位，还把孔二先生骂了个狗血喷头，这等于掘了中国人的祖坟。这是他连想也没敢想过的事。

　　再就是“之乎者也”的八股腔不时兴了，改玩白话文。这条路舒庆春觉得跟劲（音尽）。本来嘛，念中国书还得带翻译加注，老百姓怕是一辈子也念不懂这些陈芝麻烂谷子。还是白话文好。说什么，写什么，念什么，听什么。中国这么软弱，念书人多了，就能强盛起来。你也念，我也念，大家都念。中国人有了知识，有了文化，有了科学技术，有了脑子，就不怕再上当受骗，就不愁中国没救，就不愁中国不昌盛发达。那谁还敢欺负咱们？！八国联军？就是十六国，也照样给它捋撸出中国去！

　　“‘五四’给了我什么？”

　　舒庆春--后来的老舍自己说：反帝、反封建”这两种认识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虽然我写得并不深刻，可是若没有‘五四’运动给了我这点基本东西，我便什么也写不出来了。这点基本的东西迫使我非写不可，也就是非把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所给我的苦汁子吐出来不可！这就是我的灵感，一个献身文艺写作的灵感。”

　　舒庆春规规矩矩、全心全力地干了四年小学校长，考绩特优，深得众人好评。一来他无负于孔子圣明，二来他于上于下终是一团和气，不曾开罪于谁，也未见其奉承于谁。总之，他既无投石下井之心，又无攀龙附贵之念。

　　学务局念其治学有方，成绩优秀，派他到江浙一带考察教育。这年，他二十岁，正是“五四”运动蓬勃兴起的一九一九年。

　　大概出了娘胎，庆春还并不曾出过北京城半步。虽书读千卷，神游四方。

　　可终是没有一星半点的“四方”的感性知识。泰山于他只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长江无非是“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至于石头城，人间天堂的西子湖就更是可怜巴巴的书本知识了。能出游一趟（虽然有公务在身），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舒庆春的欣喜之情可想而知了。

　　江浙一带打从一八四三年《南京条约》签定后，宁波、上海成为通商口岸，掠夺式的生意，强盗式的买卖充斥沿海一带，中国老百姓不但受着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如今又摊上了洋鬼子的欺负。上海从一个不大的港口逐渐成为一个有了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有了大工厂，有了大机器，有了大胡子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工人阶级。当然也就有了专吃洋饭的买办。

　　这些操着“洋泾浜”的中国土产--二鬼子，周旋于各大企业、政府部门、舞厅、酒巴之间，变着法的替洋人从中国百姓身上刮油。洋牧师象蝗虫似地飞到内地，到处打洞下蛆。耶稣代替了孔圣人，圣经顶替了“四书”。不过，中国人也看出了道道，靠耍胳膊杆、大腿根硬拼是不灵了。小木船撞不过这些铁蛤螟，红缨子枪，大片刀也抗不过洋枪洋炮。人们开始打开了紧闭的双眼，寻找一条自强的道路。上了岁数的人爱念叨着岳飞、文天祥、孙悟空，盼望他们能返世宰掉这些土生土长的和外来的洋妖精。年青人则爱把“民族、民主、民生”挂在嘴上，盼望有一天能动用民众，来场革命。

　　舒庆春一到杭州，就跑去瞻仰他久已神往的岳飞墓。一条条楹联高悬于大殿、陵墓、两厢，多是些慷慨悲歌、气壮山河之词。唯有明代画家董其昌的一副对子令人有些不安之感。

　　上联曰：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小朝廷岂求活耶下联道：孝子死孝，忠臣死忠，大丈大当如是矣到过西湖的中国人，都忘不掉南宋小朝廷的落魄穷酸、荒淫无道。打昏君赵构，连想起西太后，打西湖，连想到长安城（西安）。

　　唉，中国啊，……

　　庆春想起了自己的父亲，战死沙场，以身殉国，不能不算是忠臣了吧？

　　可西太后她忠于咱这有着五千年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吗？

　　舒庆春萌生了反骨：报国不一定要忠君。皇帝、大总统、委员长也可能就是一些专门祸害忠臣、百姓的昏君。

　　在南方走了一遭，舒庆春算是大开眼界，敢情是天外有天，山外有山。

　　北京城不过就是个围棋盘上的“点子”。满目疮痍的祖国山河，生活困苦的下层百姓，又使舒庆春开始忧国忧民了。兴冲冲而去，装满一肚子疑虑和不安。舒庆春打道回“府”。

　　第六章 当不了官的“松人”

　　许是老天有眼，真应了姑妈的话。舒庆春从江浙一带考查回来，竟然被提拔当了个小小的教育官--北郊劝学员。劝学员是个多大的官？现在也不大清楚。《老张的哲学》里学务大人南飞生的名片正面这样写着：“教育讲习所”休业四月，参观昌平教育，三等英美烟公司银质奖章、前十一师二十一团炮营见习生、北京自治研究会会员，北京青年会会员，署理京师北郊学务视察员，上海《消闲晚报》通信员：南飞生。旁边注着英文字……

　　大约除了戛七马八的头衔不算，劝学员与学务视察员是不相上下的个“官”。月薪在一百多块钱上下。固然，劝学员的气派怕不如视察员，舒庆春也比不上南飞生。而毕竟在十五个小铜子就能吃顿饱饭，还能弄壶“白干”喝喝的年代，一百多块钱不是笔小收入啊。

　　北郊劝学员。在京城这北郊截哪儿到哪儿，没人关心。不过这劝学员顾名思意倒颇有点劝人学善的味道。舒庆春走马上任了，难免不挨帮串串，尽点“劝学”的义务。德胜门外往北，土城“蓟树烟花”往南，大约都算是北郊的“辖区”。舒庆春东奔西走，四处“劝学”。他想，不管是清朝还是民国，不管是帝制还是共和，中国人总该多学点知识吧？不管他龙旗五色旗，做学问总没错吧？

　　可老百姓听你那个？肚皮还喂不饱呢，谁跟着你屁股后头“镣儿哄”。

　　所以，一年“说”下来，劝学员“政绩”甚微，毫无什么鲜明光彩的建树。

　　加上庆春的“北京松人”脾气，对这“小小官场”里千奇百怪的现象，不肯示弱，一年后，他辞去了这个“肥缺”。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中国发生了一件有深远意义的大事。一批深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的志士仁人聚结上海，成立了仅有五十一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文化知识界的杰出理论家陈独秀当选为共产党总书记。车走头辆，中国的工人阶级有了自己的先锋队伍，有了领路人。中国的民主革命踏上了新的一步。

　　民国十一年，军阀的连年混战，封建割据，使民不聊生，饥孚遍野，民心沸动，危机四伏。中国历史已走到大革命的边缘。民主革命的先驱--先总统孙中山，准备兴师北代，统一中国。

　　早有野心的广东军队首领陈炯明，趁孙中山立足广东未稳，突然发动政变，包围了广东革命政府所在地总统府，孙中山仓促登舰，出走上海。

　　在这动荡的年代，舒庆春在干什么呢？

　　从“五四”运动以后，他越发觉出政府没有准谱，当官的对老百姓是“揣着明白说糊涂”没有一点真格的。

　　虚岁二十三，舒庆春正蔫不出溜的过“罗成关”。常言道：“十五、六岁力不全，二十二、三正当年，三十多岁英雄汉，四、五十岁智勇全。”正当年的年青人谁甘心于只做个甩手掌柜？要为国家，为百姓做点事的热火经常烧得庆春心血沸腾。可一来二去，变幻不定的政局、复杂纠葛的人事关系，满腹热肠子要为民众效点力，可又到处碰壁，使庆春真觉得报国无门。好端端个热血青年深感到这世界上的空寂。

　　许是该找个媳妇结婚了咆？这话不假。按老眼光看，舒庆春这年纪早该成家立业，养儿育女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

　　民国元年绞了辫子，“五·四”运动又放了妇女的小脚。西洋人那套自由恋爱、婚姻自主地态度，也逐渐成了中国知识青年的“救世福音”。现代青年不甘受“指腹为婚，媒妁之言，家长包办”的摆布，一心追求自己可心儿的“情人”。为了反抗旧式婚姻，双双殉情而死的，对对远走它乡的。寡妇再嫁，有夫之妇与人私奔，种种歪的、邪的，被称之为大逆不道的现象，在中国出现了。它虽象磐石下的一棵幼小的嫩草，但它毕竟发芽了，破土而出了。一种新的伦理观，一种新的意识，一种新的风气，正不顾自身底气的脆弱向着所有旧的传统观念狠命撞击。

　　老年人看不惯年青人这副“轻浮”模样，青年人又不耻于老年人那副“道学先生”的陈词滥调。这一代的知识青年大约是看多了《少年维特之烦恼》，对于自己的终身大事，坎坷不平的个性追求，顺理成章、墨守成规的老道道，沉重的要命，杀死人的社会舆论，都烦恼的不轻。女性都爱标榜自己是《娜拉》，虽不知道出走以后会有什么前景，但走，还是要走的，即便是在中国。

　　后来巴金写了《家》《春》《秋》，曹禺写了《雷雨》、《北京人》，把这一代青年的烦恼、痛苦、反抗、无畏、希望的悲剧都写出来了。

　　舒庆春萎糜不振的神情，刺疼了母亲，她自信比别人都了解老儿子。用她的眼光看：一个二十多岁的大老爷们，还没说上媳妇，难免不落落寡和，优郁成癖。哎，庆春这孩子又是个宁愿把话掖在心里的主，求人说媒这种事肯定羞于出口。已经不必替生计担忧的母亲，又开始为老儿子的婚事着起急来。她求亲告发，四处托人，不久，就为庆春暗中相好了一门亲事。母亲肚里有自己的“小九九”，现在家境不同了，不象庆春三哥说媳妇那会了。庆春大小又是个拿着一百多块钱的教育官，这门亲事自然不能拨拉拨拉脑袋就算一个。母亲左挑右选终于相中了一个，母亲心目中的儿媳标准不外乎：品貌端正、温柔贤淑，即使家穷点，只要心地善良就行，容貌不能太漂亮，这样才能对庆春好。母亲费了大心思，总算说妥了一门亲事，定钱也下了，只等再和老儿子商量了。忙乎完这一切，母亲不由得坐在床边，叹起气来。

　　她不是那种：早娶儿媳妇，就可以摆摆婆婆的谱，把自己当媳妇时受的那点苦汁，一成不变的使在小媳妇身上的人。她知道儿子娶了媳妇，就会和当娘的疏远了。庆春虽不是那种“有了媳妇忘了娘”的人，可到底不会和现在一样了。

　　舒庆春每月回家，照样买上两包刚出炉的“炉缸”（北京的一种土产点心），陪母亲说会儿子话，放下几十块钱，就又回自己宿舍去了。

　　这天，庆春回家后，母亲拉住他，把给他说好的这门亲事告诉了他。没成想一向孝顺的儿子竟好赖不懂，硬是不肯答应这门亲事。

　　母亲犯琢磨了，儿子是哪儿不中意？是嫌人家闺女丑，还是嫌人家里穷？

　　不会！庆春不是那号嫌贫爱富，喜欢绣花枕头的人。可不嫌这些，他又挑什么呢？

　　母亲是上岁数人，一切还都是老眼光，老规矩，不懂得年月不同了，人们对婚姻的看法也生出了枝叉。现在的青年都讲究个爱情，更邪乎点的，还有一套理论：什么“共同生活的基础，共同语言，共同爱好……”这些道道，平时私下里她也听庆春念叨过，可她从来不信这套。她认为还是老规矩好，父母总是比孩子把的稳，现在这世道这么乱，谁知道遇见个什么人？！我和庆春他爹结婚前也没见过面，还不是下了花轿，揭了盖头成一家。日子虽过得苦一点，可谁也没嫌弃过谁。这老规矩有什么不好？不说别的，就看我这么大岁数，跑东跑西的四处张罗，也不该一口就回了人家。母亲揣摸着，不禁伤心地落下泪来。

　　母亲揽的这门子亲，庆春心里也真觉的作腊，怎么和她老人家说呢？跟她明说：“我不能把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子接到家里，叫人家洗衣做饭、生儿育女。就是人家乐意，我也过不踏实这种日子。”他知道这样说，老太太心里会更难受。“既要非做个新人物不可，又恐太伤了母亲的心。”使庆春“左右为难，心就绕成了一个小疙瘩。”哪个当儿子的，也没有成心不敬父母的，可两代人生活造成的距离，无法回避的矛盾冲突，使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按一个框子生活。当父母的教训孩子一顿，那是天经地义，该着的。可当孩子的要是回两句嘴，那可就出格了，成了“逆子”“逆孙”。舒庆春当然不愿意落个“逆子”的名。他左思右想，终于跑去向三姐求援。三姐在母亲心目中是个有影响的人。虽说嫁了出去，但家中之事，无论巨细，母亲总愿意把三姐扯回来议论议论。到底曾是老舒家里里外外的一把手啊，家里屋外的事，她都能料理的井井有条、周周到到。庆春说亲的事，三姐听母亲提过，役想到让兄弟犯这么大的难。在兄弟的央求下，她答应：由她出面去说服老太太。

　　三姐一进屋，母亲感到又来一个帮手，就让她开导开导庆春。本来嘛，闺女向着娘就跟大年三十吃饺子不吃粽子一样天公地道，三姐自然义不容辞的应下来。

　　庆春来了，三姐话一出口，话头就奔了兄弟。说他如何如何不懂事，如何如何辜负了娘的一片好心，如何不孝，又如何不敬。直说得庆春眉毛揪成一把，嘴巴翘的老高。心说：“人家搬你来，是想请你说几句好话，役成想你到先把我数叨一顿，这叫什么事？”

　　听其三闺女这样说，母亲的心舒展开了，喜气溢上眉梢。心里对三姑娘更敬重了。

　　三姐看出小兄弟的心思，没吭气，转脸甜甜蜜蜜的叫了声“娘”，趁母亲高兴的功夫，三姐进言道：“说起来，庆春也不小了，在外面都做了那么大的事，他什么不明白啊？要我看，这结婚的事，还是让他自己拿主意。娘，您也知道他从小那倔头憨脑的脾气；就说真把那闺女娶过来，俩人脾气不投，性子不合，早晚闹起来，您当娘的心里不更是块病嘛。西院他二婶和二叔，见天红脖子埂脸使小性，碗没少摔，碟没少砸，孩子哭，大人闹。这几年，您也没少给说和，怎么着呢？还不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庆春是个孝子，他能为了这门亲事和当娘的远吗？”

　　三姐这番话，把庆春刚才的那点憋屈劲全说顺了。母亲可越听越觉着有些不对味，可一时又找不出什么理由反驳三姐。沉恩半晌挤出一句：“娘图什么呢？娘奔了一辈子，还不就盼着你们能顺顺当当，能有点出息。只要你们觉着好，娘怎么都行。”看见娘这样，庆春有些心酸了，他站起身，把娘扶坐在床沿。说：“妈，除了这件事，我什么都依您。”

　　三姐也凑上来安慰母亲：“娘，您的心思庆春心里全明白，这强扭的瓜不甜，就是硬把这门亲事订下了，日后小公母俩要是不和睦，那不是鸡飞蛋打，搭了人情，落（音涝）下瞒怨。娘，改日我和您一块去那姑娘家赔不是，不会让您坐腊。”经三姐这么掰开了揉碎了的一说，母亲点头了。庆春更是打心眼里佩服三姐这张能说变了天的巧嘴，刚才那点脾气全没了。就这样，婚事算退了。从此，母亲背后虽然还是止不住的为儿子使劲，可当面她老人家再不提让庆春娶亲的事了。

　　舒庆春立志要做一个“新人物”，这话一点不假，可他这么坚决的辞了这门亲事，还是因为心底埋着一层更深的创伤。

　　那是庆春刚满十七岁的那年春天，爱神第一次撞进他的生活。我们暂且把这个悄然来到的倩影唤做“梅小姐”吧。一来因为舒庆春后来回忆起这段初恋时，总是梅花长，梅花短的说个不停。二来，他在和老友罗常培诉说因为失恋所带来的苦闷心境时，曾拿出一首咏梅花诗，对那位小姐寄托了无限的思念。

　　可惜这次短暂的初恋很快便夭折了。在震痛过去之后，庆春把感情上的这次沸动深深地压在心底。十五年后，他写出了短篇小说《微神》。在这里他又找见了她的影子。

　　“听见我来了，她象燕儿似的从帘下飞出来；没顾得换鞋。脚下一双小绿拖鞋象两片嫩绿的叶儿。她喜欢得象清早的阳光，腮上的两片苹果比往常红着许多惜。……。”《微神》她虽“梳着长黑辫。”象个气不粗喘，步不大迈的深闺小姐，却生性活泼、不管不顾，父母在家尚有所收敛，一旦……

　　“她父母在家的时候，她只能隔着窗儿望我一望，或是在我走去的时节，和我笑一笑。这一次，她就象小猫遇上了个好玩的伴儿；我一向不晓得她‘能’这样的活泼。在一同往屋中走的功夫，她的肩挨上了我的。我们都才十七岁。

　　我们都没说什么，可是四只眼彼此告诉我们是欣喜到了万分。《微神》年青时的初恋，往往象一场梦。人们总是把最美好的理想、感情投入到这纯净的爱情旋涡中去。那怕到头来得到的只是一只苦果，可是在梦里，人们总是编派出尽善尽美、高尚无瑕的故事。

　　庆春是个性格内向，刚强的男孩子，虽然他夭复一夭，年复一年重温着那个美好的梦境。但他却从不肯把这秘密讲给人听，母亲自然也就无法知道这一层了。

　　他信服过“五四”运动，从骨子里仇视封建主义的压迫，从牙根里憎恨瓜分中国的洋鬼子。但除了正义感以外，他没有任何固定的政治主张，也从不信奉任何“舶来”或“土产”的“主义”。他只注重实效。然而，他失望了。

　　“五·四”一过，学务局自然也少不了喊上一通“新学”，之乎者也外掺和点ABCD新兴的与陈旧的，外来的与土产的，所有这些都被抓来一锅煮，而且最终那些陈粥老汤会起了作用，蚀去了那新生事物的利角。

　　学务局一切照旧，一切。拿吃噌喝，除了一肚子屎便一无所有的家伙们，照样到处捞“油水”抢“肥缺”。只要瞄准了空子，什么七大姑、八大姨，孩子姥姥家叔怕哥哥的小舅子，沾亲带故的，全可以扭进来，摇身一变，办起了教育。学务局这盆陈年老汤继续散发着馊气，那汤里的虫儿们，继续啃着老百姓的脊梁。

　　每日上班，这些混事由儿的虫们总是打着揖问候：“喝茶了您哪。”绝没有问号。行过了这句老套的敷衍，便接碴开聊昨晚上的战绩。不外乎重温些牌局上的得失，什么如何由攒“七大对”改玩“碰碰胡”瞎了一手好牌。

　　什么连胡三把小番数，不如一把“十三公”、“大三元”。手气好的主，神彩飞扬，乐不可支。扬言今晚上连庄三把，明儿准定做回“东道”，请诸位同仁来顿涮锅子。输了牌的主垂头丧气，咬牙瞪眼，发狠说：今晚上一定要捞回来：也有不和这帮赌鬼掺乎的，嘻嘻哈哈地挤在一堆叙着昨晚上的艳遇。头回逛窑子的，总是吞吞吐吐，不肯道个水落石出。久于此道的风月场中老手，摆出一副轻车熟路的架式。美滋滋倒背出一串串的艳名：元春、小红、英子、凤凰。糙点的就叫什么“老丫头”、“大裤裆”一类的绰号，摇头晃脑地哼叽着“窑调”却楞要告诉说，自己如何如何坐怀不乱，好象真抱着个“绿珠““西施“般的娇美娘子。

　　也有蔫呆呆坐在那里发傻的，永远是一双睡不醒的红眼。别让他听见“柳泉居”来了“竹叶青”，“同和居”到了“状元红”，自一听说，班可以不上，这酒是非尝头一口不行。

　　就是这样一帮“虫”们在办教育，庆春的心凉了，他厌恶这一套，可又无力解脱。有一件事给了他很大刺激。同事中有个五、六十岁的老先生，平日总是围坐在火炉旁，脸上永远挂着一副献媚的笑容，无论冲谁，他都这样笑着。那笑里明白无误地写着：他从来与世无争，与人无争。他并不碍着谁，只求混碗饭吃。逢年过节，就是再紧，他也要挤出俩钱来，称上二斤“槽子糕”，送到顶头上司家里。无论大人、孩子，自碰上就要说上两句恭喜发财，吉样如意之类的词。就这样软棉花捏的老实疙瘩，尽管上班守时准点，兢兢业业，仍然免不了在上司发怒的时候，落了个抱铺盖卷滚蛋的下场。

　　舒庆春心灰意冷了，他也开始约个三亲两好的凑上一桌牌局，毫不上心地输个百八十的铜子。再闷了，就索兴和些朋友打上一壶老酒，抄起海碗，拼个一醉方休。酒劲上来，也和朋友们一起骂上一通“姥姥的”“丫头养的”粗话，舒舒心里的闷气。喝足了，骂够了，困劲也上来了，他便一伸腿上床睡觉。这段日子他是把理想压在枕头下，把希望踮在脚根下过来的。

　　庆春仍不把自己的理想说得那么伟大，那样悬乎。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理想永远不和目前的事实相距很远，假如使我设想一个地上乐园，大概也和初民的满地流蜜，河里都是鲜鱼差不多。贫人的空想大概离不开肉馅馒头，我就是如此。”《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

　　庆春就是用“北京松人”的这块包袱皮，裹着他那颗“不肯泯灭的赤子之心。”

　　过着这样醉生梦死的日子，拿着一百多块大洋的薪水，庆春心里觉得愧的慌。他觉着，是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

　　“二十三，罗成关”，庆春没扎红腰带，果然是“喝口凉水都塞牙”。

　　婚约废掉没多久，他就得了一场大病，整日高烧，恶梦缠身，昏昏沉沉。眼见着催命的小鬼阴森森地走过来，勾魂的索链往脖子上一套，就要上路。耳旁是亲人们悲痛欲绝的哭声，拖去了音儿的招魂声：“小狗尾巴--回来吧、”

　　“转一来一啦”。他似乎看见了梅小姐，揉着红肿的双眼，哭着喊着说：“生不能同寝，死却要同穴”。一副侠义心肠，他感动了。不再眷恋人间烟火。

　　可老母亲又闪现出来，呼喊着他的小名。令他断难离去。搭上这黑森森的阎罗殿里压根儿就没有看见秦桧、严嵩、袁世凯、洋鬼子……他大惑不解，死也不肯再往前去了。挣着命扑腾一下，居然醒了。原来他已迷迷糊糊地躺了两天了。

　　摇摇晃晃地爬起身，病病秧秧地上了街。沿着交道口，他住回家的路上走着。这通折腾使他大伤元气，脸色腊黄，一步三晃，活脱象是个大烟鬼。

　　路过钟鼓楼，他停住了。想起了铸钟厂里的“铸钟娘娘”。相传有一位皇上要铸一口铜钟，挂在钟楼上。召集了一大批铁匠、铜匠。下令说，十天之内，铸不成这口钟，全抹脖子。匠人们哪个不肝颤？紧锣密鼓，加班加点拼命干，可铜汁子硬是不凝。眼见期限快到了。愁坏了大伙。这天来了个白发长者，告诉大家，要铸成这口钟，非用童男童女祭钟才能成。铜匠头有个独生女儿知道了这情况，一声不响来到了铸钟厂。这是最后一天了，匠人们围着咕嘟咕嘟作晌的大铁锅犯愁呢。姑娘走上前来和爹道了句告别的话，猛咕丁的一头栽进滚开的大锅里。当爹的一伸手没拽住姑娘，只抓住一只绣花小鞋在手里。姑娘死了，铜钟倾刻间铸成了。逢早逢晚，大钟一响，总发出“邪邪”的叫声。街坊四邻都含着泪说：“这是那姑娘找她爹要那只丢下的鞋呢。”

　　舒庆春感慨颇多，一个姑娘家尚能做出此等壮举，他一个汉子，终日沉缅在酒、牌之中，真是个怵窝子！

　　沿路的“鸡毛小店”，崇文门外东晓市的“避难馆”还挤着数不清的穷人们。他想起了北京人常说的一句老话：“要了命的关东糖，救了命的煮饽饽”。这话的意思是说，每逢腊月二十三一到，自关东糖往灶王爷前面一供，债主就要登门讨帐了。一直到年三十，煮饽饽（饺于）下锅，讨帐才告一段落。不能说是债主局气（够意思、讲人道），只能说老辈留下这么个规矩，总要撑门面，以显示债主的“宽洪大量”。二十三到三十这段时间，“避难馆”“鸡毛小店”里都躲满了还不起帐的穷百姓。沿途的景象使庆春又想起小时候大门、围墙上画白道的日子。他心里更难受了，我现在干的这叫什么啊！拿着老百姓的钱饷，干哄弄老百姓的差事。他觉着对不起父老乡亲，他发誓不能这样下去了。

　　磕磕绊绊地走了一程，身子虚得只打晃儿。赶巧儿一辆拉散座的洋车路过，舒庆春上了车，这才缀过点劲来。跑了一程，他抬眼看了一下拉车的主，才发现是个上了年纪，跑起来连喘带呼噜的老车夫。一身补钉落补钉的对襟棉袄，同样破旧的裤子用破麻绳杀着裤脚。庆春很过意不去，连忙招呼停车。

　　老年大回过身来。并没放下手中的车把，而是抓得更紧了。

　　庆春对他说：“大爷，您老叫我下来吧，我年轻轻的，这多不落（音涝）忍啊。”车大睁着一双布满血丝的老眼，磕磕巴巴他说：“打昨儿起，我一个主郁没拉上，您今儿是头一份，抬抬手……”车夫目光里带着哀肯的神态。往下甭说了，谁心里都明白。车行里的规矩，每天不管拉上没拉上主，车份子照交，拉车的赶不好，自己还要倒贴。家里一窝子嘴，兴许连顿杂活面也混不上。舒庆春眼睛湿润了：“那您老就慢着走吧。”车夫点点头，抄起车稳稳地走着。庆春也有几个拉车的朋友，所以他很明白拉车人的苦衷。年纪青的时候，仗着身子板极好，腰带子把小腰杀得辈儿细，显出铁扇面似的胸瞠，一条肥腿白裤，裤脚用鸡肠子带系住，一双“踢死牛”的老山鞋。抄起车把，一猫腰，十几里地就出去了。一趟下来，不咳不喘，腿不软。混几年，攒下百八十块钱，买辆新车，嘿！给自己卖力气，再不用受车行这份闲气。什么劲头？！拉车的做梦也想的是有辆自己名下的车，一辆新车，车弓子软，铜活地道，漆板上照得出人影来，夜地里一双电石灯照得左边雪亮，一抬手，细脖大铜喇叭被按得“叭、叭”作响。再也不用为交不上车份子犯愁了，想拉，就多跑两趟，不想拉，就是给多少钱，大爷也不伺候！那活的多硬气！

　　要是运气好，拉上个“包月”车，有了固定收入，那够多美气？

　　年青的车夫，有几个没做过这样的梦？可是混到头来，挣了一辈子命，又有几个不是落得和眼前这老车大一样的命运？庆春坐在车上，一路想着，一股酸楚楚地感觉爬上来，竟拱落了几颗眼泪。

　　好歹到了家，庆春加倍给了车钱，老车夫千恩万谢地走了。庆春一进家门扑在炕上，就再也爬不起来了。这可急坏了母亲，她一看儿子脸色，一摸额头，不由得吓了一跳。她知道这毛病不是自己整治得了的。俗话说：“病急乱投医”。母亲不知从那里请来位号称是“太医院”里出来的江湖郎中。

　　病还没看呢，先吹了个山摇地动，海阔天空，从孙思邈吹到李时珍，从《本草纲目》吹到“大力丸”，还张口闭口说今北京城里的第一大名医施今墨，是他换过帖子的师兄弟。虽说都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手艺也不相上下，可他不愿意挂牌开业，怕夺了师兄弟的饭碗。这家伙也真敢吹牛，就不怕人家兴师问罪，找上门来？大概他多半根本没门没户，终日浪迹四方，靠卖耗子药、狗皮膏混日子。好容易碰上个“大头”，还不狠吹一番，好在不会有人去查老底，加之他也确实医好过三俩。肚子里多少还是有点玩意。母亲管不了这么多，只要你能把庆春治好，哪怕你说《本草纲目》是你写的，孙思邈是你手把手教出来的，我都信。

　　郎中神完哨够，开始看病了。他把手往庆春脉上轻轻一搭，不一会儿那张脸就抽成一团，做出一副天大遗憾的模样：“嗯，这脉息太弱，怕是……”。

　　这一下可把母亲急坏了。她哪里知道这里面卖的关子，这纯粹是抖机伶儿呢？

　　拿你一把，才可以要价。母亲牙一咬：“您给瞧瞧吧，治好治坏我们全不怨您。咱虽说是穷家小户，可您要个十块八块的还出的起。那郎中看老太太真是个老实人，又犯了急，也就不再卖乖。站起身冲老太太作了一辑：“妥了，有您老这句话，我就踏实了。您放心，大兄弟这病包在我身上！都是外边混的人，讲的就是个义气。这么说吧，您老别见笑，我不上心，我是狗！

　　治好了您给个十块八块的，算我没白尽心。治不好，我分文不取！”郎中指天跺地好发了一阵誓，又闷下头来细细地断了一次脉。然后翻眼皮，舌苔又一通折腾，到了也没说出来到底是“发寒热”还是“打摆子”。

　　却掏出一杆没了锋开了岔的毛笔写下了一副方子。然后收了钱，溜了。临出门又回过身来悄悄对母亲说：“老嫂子，咱们是过得着，我才给您开这副方子。我这方子包治百病，您抓完药，把方子留起来，将来您再有个三灾六病，自个也会看了。唉！要不是这牢景混成这样，十块钱？姥姥我也不能卖了这祖传的秘方啊！唉，得了您哪，留步，留步。”送走郎中，母亲赶紧跑去抓药，到是没有什么珍贵物件，很快抓齐了，就往回返。进屋来二活没说，急煎煎熬好了就给庆春灌了下去，心里这才踏实了。一夜相安无事，第二天又灌下两副，烧果然退了。母亲正庆幸遇到个“神医”，没想到庆春的头发却开始一撮一撮的往下掉，没半个月功夫，头发竟掉了个净光。“头光得象个磁球。”害的庆春当了半年多“和尚”，头发才又慢慢地拱出来。

　　一场大病，人瘦得象个麻杆，舒庆春越琢磨越觉着自己窝囊。难道就为了那么几个臭钱就要成大在那么个乌七八糟的官场里混？

　　自己原来的那点“血性”三折腾两折腾，也泡在“竹叶青”里就着喝了？！

　　到底舒庆春不是当官的命。没多久，和上司的矛盾终于爆发了。其实上司早就看不上舒庆春那股不卑不亢的“穷酸劲”。就你这块料，要在官场上混，不吹不拍，又没什么“门子”“靠山”，又不是腰缠万贯。凭什么？就凭你个师范的特优毕业文凭，小学校长三年考绩卓著的资历？架不住学务局不吃这个！舒庆春这时也不是盏省油的灯了。既然闹翻，他索兴撕开脸，历数学务局的腐败、黑暗，误人子弟。翻过来调过去的把各位大人骂了个臭够。随手交上早已准备好的辞呈。堂堂正正的离开了学务局。

　　舒庆春象出了笼子的鸟，心里甭提多舒坦了。他觉得自己的本性又恢复了。他不怕清苦，不怕劳累，他要扎扎实实地为老百姓做些事。他想起王实甫的《破窑记》中，李月娥的话：“心顺处便是天堂。”躲开了那些龌龊的嘴脸，脱开了那乌烟瘴气的官场，庆春的心情，真晃如从此就奔了天堂。

　　酒不喝了，牌不打了。唯有烟还抽着，为了提神，努力作事。

　　天生一个小秃，生就没有长着做官的脑袋。

　　后来，舒庆春把这段学务局的经历写进了使他一举成名的《老张的哲学》那本书里去。

　　第七章 又当了教书匠

　　有人说舒庆春放着官不做，又要去当教书匠，是耍“三青子”。到头来再吃后悔药时，已是鸡飞蛋打。可“丢”了纱帽翅的舒庆春，根本不把这些闲言碎语放在心上。舌头在别人嘴里长着，管它说些什么，庆春自当是扯躁。

　　那天他正式递上了辞呈，走出了劝学所，想到自己终于挣出了这染色的大缸，他心里透着舒坦。他摸摸兜里还有两个小钱，心想，这好日子，自己也该乐嗬乐嗬。于是就奔了隆福寺，先要了一碗豆汁、两盘灌肠填填肚子，然后一头扎进了“清华园”澡堂子。北京的澡堂子堪称一绝，进得门来，无论熟人生客，跑堂的一律上来招呼：“二爷，来了您哪。洗洗？”无论您排行老几，到这里全成了“二爷”。天是老大，您就是老二，您心里能不舒坦？不光是招呼的热情，照顾的也周到。没等您落座，手巾把儿递上来了。“擦擦，您先喘口气。”接茬就给您闷上壶小袋“香片”。这澡堂子泡茶另有一番风味，等您擦了脸，净了手，宽了衣，伙计用杆子把衣服高高挑起，挂在了架子上。

　　转脸，白瓷茶壶，茶碗已端到眼前。当您面撕开茶叶袋，扣进壶里。一顺手抄起大肚的铜壶，（这铜壶永远放在烧着硬煤的大火炉上）。伙计将壶往起一提，滚开的水便冒着白气，滋溜一下钻进茶壶。伙计和您聊着，根本不着，估磨着差不离了，手一抖，收住水口，您看吧，水不多不少，正齐壶边。这叫“砸”。然后伙计急忙盖上壶盖，把小茶叶袋往茶壶嘴上一套，说是一点味都不能让跑了，这叫“闷”。这一“砸”一“闷”，小茶辈酽。这一套程序下来，顾客已被伺弄得打心眼里乐和，也就不由得喜孜孜地应酬两句：“得了您哪，歇会儿，冒颗？“递上根”红炮台”“哈德门”之类的小烟。伙计并不多客套，转手把烟往耳后一别，双手一抱拳：“谢了您哪，您先歇着，得功夫我再过来陪您说话。“一转脸，冲着门口又吆喝上了，”好了您呐，二爷？里边请，里边宽敞，洗洗？得了，您交我了，保您没错。再沏一壶。

　　有了您呐。小伙计伸长了脖子抡圆了嗓的一通招呼，使本来就热气腾腾的澡堂显得分外红火。舒庆春被这闹哄哄的气氛拱得心里热乎乎的，他起身走进了雾气腾腾的池子里。他将头枕着池边儿。任热水滚过身子，渗透着每一个毛孔。

　　只一会儿的功犬，庆春已是大汗淋淋。然后他板儿平地躺在大木头条凳上，搓澡的伙计把拧干的毛巾绕在手上，一上一下开始搓澡，直把个全身上下搓个透红。这北京澡堂子的搓澡有个讲头，据说要搓一百零八把，先后有序，上下到位。有点发烧感冒经这一搓，症状全消，精神为之一振。搓完洗净，再出来时，那感觉就不一样了。舒庆春从池子里出来，那浑身上下的轻松自在劲，就好象把一年来的“秽气”全洗了去，心里爽快了许多。他涮了涮小茶碗，随手倒进痰盂。无意中瞥见痰盂里浸着的烟蒂和抽烟人所特有的痰块，心里不由格登一下。想起了劝学所那段龌龊生活，他赶紧益上痰盂盖，象是从此把那段日子埋葬掉了。他不愿再想劝学所那段生活了，他要开始迈出恢复自己本来面目的新一步了，尽管还没想好这一步往哪跨，但再去当个教书匠，他是想好了。

　　等到一口清茶滑过喉咙，沁入脾胃，他终于惬意地倚在小小的床头，什么也不再想了。他只是细细地品着茶，把明天的事，还是放在明天再去说吧。

　　说到旗人的喝茶，这里可有个讲头。这是旗人仅次于吃饭的第二需要。

　　那时倒不懂什么喝茶能软化血管，降低血压。茶叶里掺合着大量维生素C等等，这一类的名堂。只觉着茶能提神打气，于是便爱不释手，而且你说龙井、旗枪、铁观音如何如何好，北京人一概不认，就讲究喝个花茶。所以北京城里的几个茶庄，大宗出售的只有花茶。舒庆春喝的这类“香片”，本是有名的“福州茉莉花茶”。福州人制茶的道道挺多，他们把木樨、玫瑰、栀子、蕙兰、梅花、茉莉这些花半开不开的花蕊放入瓷罐中，铺上一层花，再搁一层茶叶，用箬叶扎好，放在锅里制作，然后包成小包，用微火焙干……

　　舒庆春一口一口呷着这已是“二过”的茶水，思绪又堕回眼前的大千世界。打上次“说亲”的事后，母亲已看出了庆春这股“拧”劲，不再提什么娶亲的事了。她老人家心里明白，老儿子不是那号任本事没有，专靠踢腾祖上产业过日子的“八旗子弟。”（当然老舒家祖上并没留下什么可供踢腾的产业）。用她老人家的话说：“只要儿子能静下心来谋点事，她心里也就踏实了。”

　　可是谋点什么事呢？庆春心里并没个底。教书自然不成问题，也曾有几个学校前来聘他，可是庆春心里没一个中意。到不是他自视太高，而是他实在不肯再将就那帮“前朝遗老”“假洋鬼子”一类的人物了。前几天有位朋友来串门，提起天津南开中学，缺一名教国文的先生，庆春要是愿意、他愿意引荐。这个提议倒是让庆春动了心。他早就听说过南开中学，民主、自由的空气甚浓。学生思想活跃。虽然当年（五四运动）领头闹事的学生，都已跑到法国“勤工俭学”，可他们的精神却激励着一茬接一茬新赶上来的学生娃儿。

　　舒庆春立志要做个“新人”，自然没有比“南开”这样的地方更对他胃口的了。当下，他便决定，接受去南开教授国文的邀请。

　　民国十一年秋，舒庆春拎起小包袱，别了老母，兴冲冲地赶到天津南开中学任教。到达学校的当天，正赶上校方召开“双十”庆祝大会。新来乍到的先生必要讲演一番，一来露露底，二来亮亮象。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这一锤子如果砸不响，那日后“将军”的机会可多着呢！

　　舒庆春虽说才二十郎当岁，可场面上的事也见过不少，又有在师范上学时“辩论”的底子，讲演当然不发怵。可讲什么呢？

　　当然得和“双十”靠边贴谱儿。“双十”是怎么回事？现时的许多小青年怕是不太清楚了，不但不清楚甚至有些误解。“双十”节是怎么来的呢？

　　兴了民国以后，国民政府把每年的十月十号定为“开国大典。”这是个洋规矩。破了帝制，实行了共和。自然不能再象咱们祖上那样，每逢新朝始立，必要先找本皇历翻翻，选个黄道吉日，美景良辰。于是便登坛祭祖，颁布国号，并不把“开国之日”看做是什么了不起的日子。兴了民国以后，旧规矩当然也就葬掉了。每逢“开国之日“必要庆祝一番、断不可少。

　　舒庆春登上台来，台下立刻响起一片“嚓嚓”声。学生们觉得新来的这位先生既非七老八十，又不古古板板，走路随随便便，双目炯炯有神。肚子里一定有些醒目的货色。

　　舒庆春开腔了，他说，他较磨着：“双十”可以解释成两个十字架，一个十字架叫民主政治，一个十字架叫国民福利。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扛起这两个十字架。虽然只比耶稣多背了一个，但上帝就是我们自己了……

　　舒庆春的话引起满场轰鸣，他又用他那特有的幽默感赢得了听众。在掌声中，舒庆春又恢复了他那自信，他觉得有些已经流逝的感觉，重又钻进了他的躯体又开始关心起时势，又开始忧国忧民了。

　　那时的中国时局是什么样的呢？

　　“五四”运动以后，立志救国的仁人志士深感中国人这点思想已不够用了，于是纷纷把眼光转向了海外异邦。都想吸收些“洋佐料”来烧中国这盘菜。吃浑的，吃素的，信马克思的，崇拜蒲鲁东，巴枯宁的，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暴力革命，不断革命，社会主义，戛七马八的学说，五花八门的主义全溜进来了。天主教徒赶来布道，基督教士跑来讲经。你说：“圣子圣母圣父三位一体”。我说：“信安拉、信夭仙、信经典、信使者、信死后复活和未日审判”。你说，耶稣现在是普天下芸芸众生的皇上，我说，老百姓抱成团就能把所有的皇上打趴下。……这些舶来的主义，引进的学说，把中国这颗沉睡了几千年的老树，拧成了一把干柴。无论哪儿吹来一阵风，都有可能烧起来。站在这木柴顶端的是一群准备点火的热肠子青年。他们深感到“百废待兴”极需改革的责任，在一窝风的“引进”“主义”当中，都在潜心寻找一条合乎国情、迅速起火之路。这些攥着各色火种的人们，奋力疾呼，八方联络，一步步把民众的热气哄起来，目的只有一个：烧掉这个旧世界！

　　这时有个颇有影响的大人物胡适，跳出来开始往这股旋转的热流中渗凉水。说什么，“少谈点主义，多研究点问题。”沉淀在社会各层的旧圈子里的残渣，也纷纷冒上来，大肆鼓噪。

　　有些手持火把，但骨子里缺钙的热力份子，开始冷了下来……

　　这时候，历来有个松脾气的舒庆春，却拿出当时并不太精的英文，翻译了一篇《基督教的大同主义》。这位不信教的弟子，并不深究基督的真谛，而是追寻求天下之大同的主义。那时有个叫《生命》的月刊，见庆春文字不错，竟然也就采用了。这是老舍《舒庆春》最早的一篇译作。

　　舒庆春一边热切地注视着时局，一边全身心地致力于教育。他爱台下这几十张圆股隆咚的小脸，他们常勾赵他对方家胡同小学那些可爱孩子的思念。

　　学生们也喜欢他们的这位年青风趣的先生，他们始终对先生初未时上的第一节课记忆犹新。

　　那天庆春身着竹布大衫，登上讲坛，开口便是：“鄙人姓舒、字舍予，为嘛名字这么简单？而不像有些老先生总有个古色古香，曲里拐弯的大号？

　　即然名字如此平浅，人又长成这付人嫌狗不待见的模样，学问自然就不济了……”舒庆春饶有兴味地摸着头上刚长出不久，稀疏的头发，看着台下听得有些发傻的学生。

　　学生们都笑了，那由于陌生所带来的紧张感，在先生的说笑中顿时全消。

　　“中国有句老话，叫，人不可貌像，海水不可斗量。我这个老师虽然比在座的诸位只多吃几年成盐，但教书这行当已不是什么初学乍练，虽没积下什么宝贵经验，可也不是一肚子屎。兴许能讲些大家没听过，所以爱听的事，这就妥了，常言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的责任是把大伙领进学问这个门坎，今后能否修行成器，那就全仗诸位的个人努力了，这是一星半点差不得的……”学生们一下子被老师生动的语言抓住了，他们感到这位年青的先生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魅力。不知不觉一堂课下来，学生和老师都似乎变成了相识多年的知交，所有的夹生感觉都被先生的恢谐话语吹跑了。学生们觉得他们得到了一个爱开玩笑的大哥哥，打心眼里喜欢。下课后，也总是身前身后簇拥着庆春，总想再听儿句平常绝听不到的话语。

　　舒庆春教过小学、中学，后来又教大学、教外国人，没有哪个学生怕他，大家都由衷地喜欢他，尊敬他、爱戴他。虽然现在每月只有五十块钱的收入，但舒心顺气的庆春，再也犯不着和那些官场里自己厌恶的蛀虫们应酬，也用不着再用酒去泡心中长期积郁所留下的块垒。他自由了，他又属于他自己了。

　　他愿意把肚里这点玩意儿，一点不拉地倒给这些可爱的孩子。孩子，在他心目中永远是美好的，是将来，是希望，是明天。他想起自己的童年，越发觉得现在的孩子比自己有出息……。因而他引伸出：国家虽是混乱腐败，但并不是没救了。他热爱起教书这个职业，从心里感受到它那神圣的责任感。一日休息，庆春不愿总把自己闷在屋里，便到街上“闲遛跶”。他喜欢这样随心所欲，漫无目地的走走，逛逛书肆旧店，窜窜大街小巷，和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闲聊聊”，这是他的一大乐趣。他也爱下个“小馆”嘛的，可由于经济拮据，又要瞻养老母，他把这个爱好给掐了，只在街头巷尾的地摊上来碗肉丝面，或喝碗老豆腐。

　　这天庆春无意中走到西门年镇署前仓门口，驻足观望。天津人都知道，仓门口原先有三个天主教堂，平日里，那些洋教上，二鬼子，仗着口外有军舰大炮撑腰，口内有道台衙门百依百顺。便抡圆了祸害老百姓。附近的百姓无一不对这些洋鬼子恨之人骨，但都敢怒而不敢言。光绪二十六年，拳党移来天津，五月十八日子时，漏声未断，只见仓门口内火光冲天，三个教堂被付之一炬。大火一直烧到次日清晨，老百姓可算解了恨，莫不拍手称快。

　　此时此刻舒庆春站在仓门口这片废墟前，心里感慨颇多。他眼前似乎涌出那次大火，在一片鲜红中，一杆大旗凛然飘扬。上书：天兵天将，扶清灭洋。又见千百盏红灯高照，“红灯照”女弟子飘然落下，把那些洋头洋脑的洋大人杀得屁滚尿流。……这场幻景儿像是在庆春胸中插进了一把干柴，引着了肝火，硬棒棒，火辣辣。他叹了一口气，“大清”已是条扶不上墙的癞皮狗，可民国呢？又算什么东西？洋鬼子照样见了中国人就瞪眼，衙门里的官还是见了洋人就磕头。

　　天擦黑，庆春开始慢慢地往回走。天津的街道，可比不得北京的胡同地道。大都是斜着歪着，难得有一条直的。不在天津住上一年半载的主，很少不跑瞎道。庆春是个不经常出门的人，又揣上心事，不知不觉就走岔了道。

　　眼见着前边儿有个亮堂地方，仙就奔了过去。还没走到近前，没想到一个高大的印度巡捕扯住了他。用手里“哭丧棒”往门口的牌子上一指，嘴里像吆喝狗一样的“嗷”了一嗓子。庆春不看这牌子还不打紧，一看，这心里就像被捅了一火筷子，整个身子都纠了起来。那牌子上居然堂堂正正地用好几国文字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舒庆春好容易稳住气得直打晃的身体，嘴里骂着他所能想得起来的一切粗话。泪珠在眼窝里憋得太狠了，终于喷了出来。

　　他不怕这高大的印度巡捕会用那“哭丧棒”来教训他，他不顾一切的把心里的愤怒发泄了出去，然而那强壮的巡捕似乎并没把这弱小的中国人放在眼里，或者是对这种现像司空见惯了。他扶了扶缠在头上的白布帕，捋了捋唇边的胡子。转身走开了。灯光下，那牌子傲然立着，依旧发射着阵阵寒气，舒庆春失神地在那里呆立良久才默默地别过头，挪动了脚步。

　　回到南开，躺到了铺上，脑子里仍转着两个字：国耻。国耻啊！整个中华民族的耻辱。甲午战争，虽有邓世昌壮烈殉国，却抵不住李鸿章轻轻一纸便卖了中国的主权。袁世凯签了二十一条，巴黎和会中国外交上的失败，接茬而来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约协定……中国的达官显贵竟没有一个不是软棉花捏的！痛心啊！

　　义和团怎么样？红灯照怎么样？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又怎么样？！

　　中国仍然是一些腐败的大脑袋在当政。

　　白天那点刚激起来的刚烈冲动已经降温到零点。

　　第二天上课头仍是昏昏沉沉，失眠所带来的虚弱使握粉笔的手扯不住地有些哆咦。这天教的是白居易的《长恨歌》，舒庆春扔下怎么也写不俐索的粉笔，准备先在心里默诵一遍，然后开讲。从“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字多年求不得”开始，一路顺了下去。当默到“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时，不由长叹一声，心说：自古奸臣当道，何寡昏君误国啊！

　　学生们并不知先生肚子里灌的什么药，先见他阴着脸，后又见他长叹一声，眼角都有些湿润了。心里不禁犯开了琢磨：“先生平日有说有笑，妙趣横生，今儿这样，肯定是遇上极不顺心的事了。说不定会拿我们学生撒气”。

　　于是乎一个个挺直了腰板，圆睁了小眼，直勾勾地盯住了先生，课堂上安静极了。

　　舒庆春从自己的沉思中缓了过来，扫了一眼满堂一板正经的小脸，他一下子回过味来，不由得又乐了。心想：这些学生平时遇着什么事，看过什么书，受了谁欺负，都愿意和自己讲讲，其中几个脑后长反骨的，抨击时弊，说古论今，对当政火气也颇冲。自己何不就把昨天遇到的事，受的憋屈倒给他们。想到这里，他便把心里的感叹一般脑地端了出来，说到伤心之处，不禁声泪俱下，捶胸顿足。讲完了，庆春心里也畅快了，再看学生，一个个紧绷小脸，怒睁双眼，咬牙切齿，透着义忿。庆春又清了清嗓子说道：“国耻啊，国耻，可惜了我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竟被如此践踏！放翁诗曰，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我堂堂中国空无人？同学们，我们不能当亡国奴啊！”

　　一席话，撒下了一把火。在天津住着，尤其靠近租界边儿的，哪一个没受过洋鬼子，小日本的气。学生们纷纷讲起自己和家人的遭遇，讲起他们怎样用弹弓、石子去以牙还牙。孩子们的标准简单、干脆：凡是欺负人的就不是好东西，不是好东西就应该揍它！

　　舒庆春在这些孩子们的身上感到了一种蕴含着的力量。他们这一代人已经不甘任人宰割，迟早有一天，他们会像一头发了怒的大象，用鼻子卷，用脚去踏，把那些在中国国土上横行霸道，为非作歹的邪恶势力碾得粉碎，不管它是外来的，还是土长的。而这正是中国将来的希望所在。一股重又彼激励、被鼓舞的热潮，浸透了舒庆春每一根血管。他想放声疾呼，他想去冲锋陷阵，他想用自己所能做的一切去告诉人们：中国！不但有那些吃里扒外，丧权辱国、糟踏百姓的龟孙子。还有像义和团那样铮铮硬骨，不甘受人欺凌的汉子！尽管他们有些还只是坐在课堂里的孩子。在这当口，庆春有一种该做些事情的冲动。可是，做些什么呢？夜，繁星灿烂。舒庆春在桌上铺开了一页纸，他从没想到今后这一辈子都要和这笔、稿纸打交道。他也不曾想过这就是写小说，他觉得只是在肚儿里编了个小小故事，而这故事中的人物都在自己身边，看得见，摸得着，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根本不用编，都刻在脑仁里呢，一开闸，便争先恐后地跑出来。他写了。

　　他写了一个叫德森的小学生，爱称叫：小玲儿。他很聪明，大家都喜欢他，同学们每学期都选他当级长……接下来庆春想写写小玲儿的家境，尽管他可以编出几十种家境，可最真切地莫过于来自自身的感受。于是小玲儿的母亲是靠给人家缝缝补补做针线度日。（他省去了给人洗衣服的一段，虽然以后在“月牙儿”中还是止不住冒了出来。孩提时代的生活对庆春印像太深刻了。）小玲儿的父亲虽不是保卫皇城时死在南长街上，却也丧命于军阀混战之中。一句话，小玲儿也是由寡母拉扯大的。小玲儿有位先生，抽空就给他们这些学生讲爱国思想。所以，小玲儿起小就讨厌李鸿章，讨厌小日本，老惦记着大了要去宰鬼子。他和几个要好的伴儿组织了一个什么“会”，专门练“块儿”，壮其体魄。舒庆春一直认为身板好，有力气是一个民族强盛的根本。庆春笔下的小玲儿不同于一般孩子，他不会围着母亲撒娇，不会越是有客人来就越讪脸卖乖，人来疯儿，而是从小刚强。这实际上是庆春心里编派出来的“小英雄”。后来小玲儿和他的伙伴们袭击了洋教堂里的孩子，把他们当洋鬼子给打了，结果，学校开除了小玲儿。

　　统共不过四千字，庆春干了整整一宵。天已泛白，海河上浮着一条灰色的雾，一直延伸到入海口处望不尽的洋面上。庆春缺乏那种“罗曼蒂克”式的遇想，变成一只海鸥，在那洋面上飞翔。但他所具备的正是那种涓涓细流，汇集成海洋的踏踏实实的实干精神。

　　破晓的艺海中又划来一只小小的木船。

　　当舒庆春成为老舍时，也谈起了创作经验，他挤兑《小玲儿》不过是敷衍校刊的应景之作，回头审势，总可以在自己的过去中发现年青幼稚与不足，但不管怎么说，万事开头难，舒庆春正是由《小玲儿》开始了他小说创作的第一步。

　　第八章 他把悲伤压在心底

　　《小玲儿》发表在一九二三年一日出版的《南开季刊》上，开春，舒庆春便接受了顾孟余的北平教育会之邀，离开了南开中学。

　　顾孟余是教育界的老人，热心于平民教育。就在北长街的雷神庙主持了这个教育会，这组织不同于学务局一类的教育衙队它基本上是个民间团体。

　　搞平民教育，教老百姓读书识字，那年头可真算是个新事物。教育会自己办平民学校，自己编识字课本。上至会长，下至杂役，都有股子廉洁奉公、热心为民众的精神劲。只这一条就对了庆春的劲，他不在乎薪水微薄，义不容辞的来了。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妈总希望老儿子能守在近前。只要庆春能在北京，就出不了大辙，当妈的心里也就踏实了。母亲的心思，庆春早就看在眼里，挂在心上，所以自打有了这差使，庆春二话没说，抬腿就撩回来了。

　　在教育会，庆春的职务是个小小的书记员，无非是干些抄抄写写之类。

　　活儿不重，钱儿不多，虽每月也能拿个几十大元，可要养活老母，在家里撑起一摊，就有些吃力了。庆春是个孝子，又是个好强的人。他宁愿自己多吃些苦，受些累，也不愿委屈了母亲。他又跑去鼓楼东边的第一中学兼国文课，算是挑起了这个家。

　　出去小一年，三朋四友的少不了来聚一聚。凑在一起，庆春说自己在南开成了“面条大王”。这南开中学的大师傅，就爱吃个炸麻雀，海每总要亮亮手艺，这道油炸麻雀被天津人尊为“上菜”。而庆春不忍看那小小的鸟儿被人大嚼，每当食堂里有这道节目时，他掉头便走，上街找个小摊，弄碗炸酱面稀里呼噜一吃了事。而且回来后同事问起何故上街，又不好道破其中原由，便推说自己好吃面条，所以便得了个“面条大王”的美名。

　　朋友们笑了，说想不出庆春竞长着这样一付菩萨心肠。北京人又何尝不是“宁吃飞禽二两，不吃走兽半斤。”就别说是吃鸟了，饥荒年间，乡下吃人肉的不也有的是？！

　　庆春也笑了，那味道很苦。

　　周而复始的案牍工作和柴米油盐的调配，使日子过的飞快，转眼，天气变凉了。母亲需要添制寒衣，米、面也需要赶紧买，可还没到发薪的日子。

　　一切都急等用钱，怎么办呢？一咬牙，庆春抄起他最喜欢也是唯一的一件皮袍奔了当铺。他还没忘当铺的门柜有多高，当铺的老西儿有多挑眼。果然，那迷着眼睛的胖家伙不是说底太薄，皮子太碎就是嫌板子太硬，但凡皮货能有的毛病，他全一条不拉的给招呼上了。末了，他又摆出一付爱搭不理的样，伸出四个手指头：“得，看你也是个规矩人，给你这个数，四十。一分也不能再多了，便宜你小子了，爱当不当。”这号黑心的王八旦，都知道凡是到这份上的主，都是急等钱用。一般亏点也认了。所以他们总把价杀得像白检来的一样，而且到后来他们还要做出一付吃了多大亏似的样子，缺德透了。已经进入“三九”了，筒子河已冻得梆梆硬。每年从这里取冰的工作开始了，人们用铁钩钩住打成一米见方的冰块，顺着跳板费力地拖上岸来，寒风吹来，飘起一片片晶滢的冰沫。庆春经过这里时，看着取冰的人们，身上又皱起一层鸡皮疙瘩。单薄的衣衫已使他的体温快接近那透亮的物体了。

　　晚上，同窗好友常培来了，庆春告诉他：把皮袍子卖了，给老母添置寒衣和米面了……。

　　常培急了：“你为什么不早说，我还拿得出这几个钱来，何必在三九天自己受冻。”像小时候看噌戏，买零嘴吃一样，歪毛又伸出了友谊的手。

　　“不用了，冷风更可吹硬我的骨头！”（是硬了，硬得像筒子河里拉上来的冰块。）“希望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你再帮助我。”

　　后来，罗常培这样记下了这件事的结尾。

　　“这时檐前铁马彼带哨子的北风吹得叮乱响，在彼此相对无言的当儿便代替了我的回答。”《我与老舍》像常培这样的老朋友，庆春这一辈子没有几个。当你心里不痛快时，有这样的朋友在身边，你就感到安慰、踏实。罗常培是位著名的语言学家，他不曾写过什么小说，但却做为小说人物几次出现在朋友的著作中。有时开玩笑，他嗔怪起老朋友，说他干嘛总要揭点“老底”。后来，庆春在《歪毛儿》这篇小说里，塑造了一个穷得叮响，摆地摊卖破书的歪毛……这个人物常培倒是接受了。他说，假使为了应验朋友小说里人物的命运，让他真的摆个地摊，他也是乐意的。他真的就是这样一个人。

　　做为老朋友，庆春总是把心底的疙瘩透露给常培。

　　他这次回北京，还有一桩心事，就是想去看看梅小姐。可是每次又都望而却步了。去南开教书前，他还敢常去梅小姐家走动走动。可这次回来，他到不敢去了。他怕猛咕叮的一去，会引起人们的猜忌，反倒砸锅了。他总梦想有一天会在什么地方碰见她……。初恋的烈火使庆春人都笃抽抽了，心又等碎了。可他却宁愿这样等下去，宁愿写些“春如旧，人空瘦”之类的愁句。

　　却不肯去碰碰大运，他怕那一鼻子灰的结局。

　　于是他把自己的苦闷写进诗里，准备寄给常培。赶巧，有一天常培打骡马市回来，路过教育会，他进去看老朋友，见桌子上有一封给自己的信。他拆开后，看见里面有一首咏梅花的诗，才知道老朋友可谓是“病入膏肓”了。

　　他拍着胸脯向老朋友保证，要替他去碰这一鼻子灰。那怕是让人撵出来也值得。

　　罗常培前去探路，庆春变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他并不盼着能有什么喜讯，只是想尽早有个回音。了却这件事。

　　常培叩动了大门上的门环，半天不见动静。心里正在狐疑，门开了，一个小老妈子模样的人探出头来。“您找谁？”

　　“我找……我找……这房里……”

　　小老妈子垂下眼睑，脸上升起一团阴云。低声说：“他们不在了。”

　　“不在了！”常培眼看一路想好的对策一条也用不上了，急忙用手支着大门，生怕老妈子转身就走。那妇人见他这样，索性把门敞开了：“您自己瞧吧。”

　　院里长着半人高的荒草，一只野猫惊慌地从草棵子里窜出来，正房，一把生了锈的铁锁上爬满了蛛网，加上老妈子黯然伤心的神态，都告诉人们：这一切是真的。

　　常培心里替朋友难受。也为自己没能完成使命难过。回去怎么说呢？不能就这样走了。

　　他又转身对那妇人说：“我是受朋友之托前来拜访的，希望能讨个这家人的准信回去。”

　　“老爷出家了，小姐也跟着去修行了。

　　常培的头“嗡”地一下子大起来。真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偏要去当和尚。真是什么邪人都有。

　　门又关上了。常培慢慢地往回走着，心里打开了鼓。庆春憔悴的样子已经让人怪不好受了。再把这人去楼空的消息告诉他，不知他是否承受住。不说吧？他迟早会知道，那会更加痛苦，再说，他回去也没法向庆春销帐啊，让他编个什么茬哄朋友的事，他是不干的，他想起了那天庆春掷地有声的话：“冷风更可吹硬我的骨头！”人少不了在肯节儿上，打肿脸充胖子。因为人类的自尊心有时也能使软弱的人看起来像个硬汉子。可他了解老朋友，知道舒庆春的脊梁骨不是面捏的。果然，庆春挺住了。听了这个消息后，他无疑受了很大刺激，但一声没吭。他把嘴唇咬得紧紧的，不让它发出任何怯弱的音响。他要把悲伤压在心底，努力向不公正的命运抗争。

　　他照样当着他的书记员，照样教着国文课，隔三差五照样去看老母，照样为柴米油盐操着心，钱周转不开时，他照样会抓起一两件稍值些钱的物件上当铺……。可他确实变了，他心里孕育着一团火，贫困的威胁，初恋的毁灭，使他更坚定了自己的志向，要为民众做点事。

　　他又开始发愤读书。不久，他认识了缸瓦市基督教福音堂的宝乐山牧师，宝牧师学了一口好英语，庆春羡慕的不得了。他自打翻译了《基督教的大同主义》之后，深知自己的洋文不过是半瓶子醋。他是个不爱将就的人，于是便拜宝牧师为师。宝牧师也是满人，不知触动了那根神经放弃了萨满教改信了基督。可他忘不了拯救人类时应先救自己同胞，他看庆春又是个好学有为的青年，所以庆春提出跟他学英文，他就一口答应了。学了没多久，宝牧帅眼见着学生的水平已不是先生所能应付了，便索兴把庆春引见给了在燕京大学教书的英国人艾温士教授。算是为了彻底拯救“迷途的羔羊”。从此，庆春便利用课余去燕京大学旁听英文。在和艾温土的接触中，庆春逐渐改变了对“洋鬼子”的成见。敢情这洋人中也有通人性的。许是寸劲，他和文温士在一来二去的闲盘中竞成了朋友。艾温士看出庆春年青有为，是中国教育界的后起之秀。舒庆春也悟出了：西洋人也不个个都是坏蛋。

　　民国十五年，舒庆春的命运中出现了一次转机。艾温士告诉他，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想在中国聘请一位中文讲师。艾温士有意推荐庆春去，不知庆春的意见如何？才从痛苦中甦醒不久的舒庆春，本来是存下远离北京去工作一段的心思。可去英国？他不免还有些含糊，再说母亲也已经那么大岁数了，也不忍让她老人家再有今没明的操劳了。可机会实在难得！艾教授极力掏掇，免不了要说些英国如何如何先进发达，如何如何有文化，讲文明，绅士的不得了。用中国话说，大英帝国就是那九重天外的南天门，伦敦就是那灵宵宝殿……

　　舒庆春可不爱听这个！你有你的洋面包，我才不稀罕呢，哦天生就是喝豆汁，啃咸菜的窝头脑袋。要说洋人都绅士，我可领教过。我不信那一套。

　　可是去英国见见世面，学些本事，这样的机会实在难得，舒庆春考虑再三还是答应了。他和艾温士击掌为定，便返回家去做母亲的工作。

　　母爱真是天底下最伟大的，母亲听了老儿子的述说，尽管担心难受，可并没拦着儿子。她站起身，默默地为庆春收拾行装。她让痛苦在心里折腾着，却说了些让儿子保重的话。庆春再一次感到：“母亲是天底下最伟大的”。

　　一艘太古轮船公司的船徐徐地拔起了铁锚，驶出了中国海港，滑向了一望光垠的大海，陆地渐渐隐去了。舒庆春明白，他就要离开生他养他的故土了。只有那巨大的铁锚上还残留着属于那块土地的痕迹。今后的生活是什么样？英国究竟是什么样？他一无所知。但是中国，他的祖国，永远不会在他记忆中淡漠，那怕是一分钟，也不会淡漠。

　　第九章 远涉重洋

　　倒退个五六十年，中国人甭说坐轮船、飞机了，见过火车的主都不多。

　　有钱人出门子，自然有大轿、洋车伺候着，一般穷老百姓可就全凭两条腿了。

　　大姑娘、小媳妇赶上串亲戚、回娘家，能雇上头小毛驴骑着，屁颠儿屁颠儿的，就透着分外光彩了。可舒庆春造化可谓不浅，头二年坐了回火车，这才几年呐，庆春二十五周岁上，楞坐上了飘洋过海的火轮船。你说稀罕不稀罕？

　　可要说头回坐轮船净是看乐享福的事儿，那可就惜了。这轮船驶高中国大陆还没半天的功夫，就碰上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浪。起先那阵势，也就刚够你晕乎，可后来就不行了。舒庆春看大海的新鲜劲儿还没过，这胃里就像是吃错了药，七肠八肚儿勾着扯着，不一会儿就把吃进去那点零碎倒净了。可胃里并没消停，接茬翻来复去的倒腾，那意思，不把上辈子吃进去那点棒子面呕出来不算完。吐狠了的伙计爬在栏杆边一边骂娘，一边说着：“真挺不住了，死了算了。”但没有一个肯撒手。舒庆春虽役晕的那么厉害，但吐过几回后，初登船那会儿觉出的大海的光彩，大海的魅力，大海所带来的诗情画意全都翻起了泡儿，他纹丝不动地躺在底舱，用手按住不停抽动的老胃，心里默叨着：这一勿赶紧过去吧。

　　这条火轮船，经马六甲海峡，进印度洋，绕亚丁湾，串红海，挨过了苏伊士运河，由地中海过直布罗陀，总算爬进了英吉利海峡，足足实实地绕了一大遭，航行四十天，大不列颠熬到了！

　　好歹没出什么大事，舒庆春到了英国。踏上了异国的土地，他心里忽然有一种茫然若失的感觉。两个凶神恶煞似地海关小官见了黄种人连眼也懒得抬一下。舒庆春把那硬皮本本的护照递了过去，耐着性子回答两位海关人员不耐烦的提问。那时舒庆春自我褒贬自己说的英文是“既不象英语，也不象德语，细听才听得出--原来是‘华英官话’。那就是说，我很艺术的把几个英国字匀派在中国词里。如鸡兔之同笼。英国人把我说得一楞一楞的，我可也把他们说得直眨眼；他们说的他们明白，我说的我明白，也就很过得去了。”（《头一天》）

　　光验护照就折腾了一个钟头的光景，颠来倒去，两个小官总算弄明白了，眼前这个黄种人一不是来大英帝国做工，二不是千里迢迢来“白金汉宫”朝圣，而是专门聘来给英国人当先生的。

　　一连说了许多个“NO”和“Yes”，总算过了海关的检查。舒庆春明白了，“不”“是的”是一切语言中最简捷的回答。

　　出了码头，又坐了一段火车，舒庆春总算领略了一下比海关小官的面孔要好看些的大不列颠风光。没长庄稼的土地上生着一片绿汪汪的草，绿色给人一种沁人心田的舒坦劲，抹去了舒庆春心头那股初来乍到的紧张感。

　　伦敦城不像北京城有条中轴线，南北纵贯全城，把个永定门、正阳门、天安门、故宫、德胜门串成了一趟。可伦敦有条横贯全城、四通八达的泰晤士河，人口上了百万，到处是急匆匆的过往人流。在北京城住惯了的舒庆春，看惯了长袍马褂，四平八稳的八字步。乍一看这急速的人流还真有点眼晕呢。

　　不过还没等舒庆春细咂摸滋味，火车到了一条叫做坎能街的小站，该下车了，他提起自己简单的行装随着人流迈上了站台。来接站的人真不少，车站上“接吻的声音与姿式各有不同。”（《头一天》）习惯于抱拳作揖的舒庆春这回可看够了“西洋景”，心想，这要是在北京城玩这一手，老百姓还不得像看耍猴的似地围个水泄不通？不过舒庆春还是喜欢英国人那股子一本正经的认真劲，连接吻都不是中国人施礼时那种敷衍了事的神态，他奇怪，这些英国人会为了白玫瑰红玫瑰打上一仗，可面对着“末日审判书”会驯服的一声不吭。

　　舒庆春傻楞楞地站在月台上，这回他不能随大溜了，因为约好了这里有人接他。虽然在身高六尺的洋人中，庆春显得很不起眼，但他自信自己这张东方人的脸，可以打败其它一切明显特征。开始有人向他打招呼了，来人紧紧握住了庆春的手：“哈啰，舒先生。”“您好，易文思教授”。在燕京旁听时，舒庆春和易文思只不过是个半熟脸，交情只限于见面打招呼。可眼下，易文思这口流利的中文，却使远离家乡的舒庆春一下予觉得近乎了许多。

　　早在没来英国之前，舒庆春就听说伦敦是个有名的“雾都”。中国人讲：“拨开浓雾见青天”，可据说伦敦是拨开一层雾，又是雾一层，所以落下个“雾都”的名声。不过今天庆春却没有领略到“雾都”的情趣，刚下过雨的伦敦，树上还挂着水珠，白花花的阳光已洒在了还有些潮湿的大道上，楞是一丁点雾都没有。

　　“舒先生，你给伦敦，给我们带来了阳光。”易文思教授打趣地说。

　　“哪儿啊，赶上寸劲儿了。”庆春也幽他一默。

　　易文思告诉庆春，房子替他找好了，是和一个叫许地山的中国人住在一起。庆春一听乐了。这个许地山就是文坛享有名气的“落花生”啊！庆春在《小说月报》上拜读过他写的“商人妇”，“命命鸟”，很是钦佩。赶上“落花生”在燕京就学那会儿，庆春还登门拜访过他，两人谈古论今，甚为投机。

　　一来二去，结下了友情。后来“‘落花生”留学美国潜心研究宗教，如今又转到英国牛津大学继续他的宗教研究工作。许地山年长庆春六岁，视为大哥。

　　舒庆春他乡遇故知，可谓幸哉。

　　本来易文思还有心先让庆春去东方学院看看，可转念一想，人家长途跋涉，还是先回住处，落下脚休息休息吧。易教授给庆春赁的房子，离伦敦城还有十英哩，还得坐一段火车。于是二人又上了车，一路上，易文思便开始滔滔不绝地介绍起庆春准备去任教的东方学院。

　　在英国，名牌大学当然要算牛津、剑桥了。中国还在元朝那会儿，这里就有了这两所大学，可这两所高等学府只收基督徒入学，不信基督教的人全都拒之门外。一八三六年成立了伦敦大学。这所大学是只要交得起学费，什么人都收，一时间竟有了一万多学生，其中有许多外国来的留学生。伦敦大学下设五十二个学院，东方学院便是其中之一。东方学院又分了印度、阿拉伯日本、中国等系。庆春要去的这个中文系的系主任就是大名鼎鼎的庄士敦。

　　在北京很多人都知道这位洋博士。他曾给中国皇帝当过先生。听说是李鸿章的公子，吃洋饭的李经迈荐给圣上的。皇上赐给的“束修”也不比寻常。单说“毓庆宫行走”，“赏坐二人肩舆”就不是一般朝臣所能得到的。后来，宣统又赏了他个“头品顶戴”。这下庄士敦可上心了，在他那地安门油漆作胡同一号的宝坻门封上，把这点光彩头衔全抹上了，还真的称臣下跪，弄了个半路子出家的“遗老”当当。庄士敦读了不少孔孟之书，儒老之教，吟咏古诗，凡到得意之处，也是摇头晃脑，毫不比一般中国夫子逊色。

　　庄士敦是个铁杆保皇派，宣统下台后，他曾多次热心地撺掇复辟。有一天，皇上穿了身西装，这位老夫子竟认为有失体统，气急败坏地“激谏”。

　　直到晚年，庄士敦都一直惦记着宣统皇帝能重登“大宝”。

　　大概做为系主任的庄士敦不单是看上了舒庆春的才学，还更看中了他是个满人，还是个正红旗哩。在庄士敦眼里，旗人没有一个不想恢复大清王朝的。……

　　总算到住处了，这是一幢坐落在马路边儿上的二层小楼。环境清静，风景优美，到处是玫瑰花的世界。在洛阳看过一街筒子牡丹花的庆春，在这里又看出了英国人对玫瑰的偏爱。易文思拉响了门铃，开门的是两位老姑娘--房东。胖胖的白头发的姐姐和说话嘎巴脆动作俐索的妹妹。略经交谈便看出这里主事儿的是这位妹妹。她当过教师，对作学问的人有一种本能的亲切感，她们的热情，使庆春感到很温暖。

　　看见许地山了，两人那股亲热劲就别提了。他仍旧写小说。他永远不会把小说写得像“金刚经”一样，这就是他写小说和研究宗教同样出名的道理。

　　易文思告辞走了，姐姐也用一顶大花帽子，遮住了年华流逝的象征--满头的白发，去教堂做祷告了。妹妹毫无怨言，去厨房为二位房客烧饭了。

　　许地山打开了话匣子，给庆春透了点房东的“底”。

　　这两位老姑娘的父亲是个开“面包房”的。这面包房有点像北京的只卖“锅盔”“呛面儿馒头”一类的山东馒头铺。老头撒手人世时，把产业传给了儿子--姐俩的哥哥。还有两处房子留给了姐妹俩，算做嫁妆。可老头临死前没看见“聘闺女”。姐妹俩在父亲死后也就断了出嫁的念头。她们卖了一处房子，留下一处自己住，再招几个老实巴脚的房客贴补家用，日子也就过得去了。哥哥接手父亲的事业，很少和两个妹妹来往，这是英国人的习俗。

　　妹妹有什么困难也从来不求哥哥。这要在中同，不把当哥哥的脊梁骨戳断了才怪呢。可这儿兴的就是这个。圣诞节哥哥送来一块大蛋糕，当妹妹的马上备了一份等价礼品回送过去，这叫自立精神！

　　这点，叫庆春佩服的不得了，不过，佩服之后，又难免觉得不近人情。

　　但转念一想，要都像在中国那么“近人情”，“一人当道，鸡犬升天”也就糟了。舒庆春悟出：这大约是“由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逼出来的，……”（《我的几个房东》）。反正资本主义到处是“钱锈”，封建社会里是“人锈”。

　　舒庆春是不愿意生锈的，他要循着一条自己做人的路子。

　　到大不列颠的头一大，舒庆春收获可谓多矣！

　　第十章 他乡遇知音

　　舒庆春开始了他的留洋生活。

　　舒庆春在东方学院上课没几天就发现了一个头痛的问题，教英国人比教中国人难多了。先说这些学生吧，什么人都有，有军官、职员、家庭教师，有老头儿、老太太，也有年轻姑娘、半大小子。弄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学中国话，受这份“洋罪”。再说这儿的学生比先生厉害，想学什么只要说出来，先生就得教什么，谁让是钱管着呢。本来，来学汉语的人一大半都是图个新鲜，他们看着中国的事比听中国话新鲜，就一个劲儿地镲哄，今儿个提出来学什么占卦，明几个就敢提出来学包饺子。有个学生一本正经告诉说要学中医。庄士敦叫庆春去糊弄两天。庆春想了，中医这玩意儿别说我压根儿就不会，就是会，能瞎教人吗？学不了两天，他敢自己挂牌行医，吹说是李时珍嫡传，有屙肚子闹肠炎的，敢给人家开巴豆，就象给庆春看病的那位“郎中”，差点儿楞没叫庆春回去。给人治死了，顶多你自己被关进大牢，人家不说别的，说中国的医道全是骗人的，那不就毁了。说什么庆春也不教，庄老夫子很不高兴，又没办法，只好自己去教。反正无非大病小病，一律人参、鹿茸。

　　没病，这类可少吃，省得上火。妇女有病，概吃鹿胎膏，男子成疾，多喝三鞭酒，碰上跌打损伤，坐船上北平去买“王回回狗皮膏”，有病没病，吃几丸“山楂丸”，甜叽叽的，撑不着也坏不了事。就这样，庄老夫子体体面面地把这个学生打发了。

　　回到家和“落花生”摆摆“闲盘儿”，更多的时候舒庆春是抱着大本大本的英文原著啃，干什么来了，这一点，庆春心里明白着呢。他绝不肯把时间白白地荒掉。既然是大家都说的名著，那庆春就一定要读，等他读了《浮士德》、《伊利亚特》、《奥德赛》之后，他不禁对“名著”这种字眼有了点看法。敢情不是有名的书就都那么好看。一直读到了但丁的《神曲》，舒庆春才恍然觉悟，敢情好东西都藏在这呢。一面是生与死，一面是天堂和地狱，上帝、圣者、魔王、贤人、英雄，平民一骨脑儿全搬上来了。那空有一忖姣好面容的人儿，心底竟然很肮脏，可心地善良的人儿，不免堕入地狱。

　　头一次，能有文艺作品这样强烈地震撼了庆春，实际上但丁老先生的作品仅仅启迪了庆春一向纯朴、善良的心地，而真正使他在文学上得到帮助的，是以后接触到的狄更斯。

　　许地山整日忙于去牛津上课，没功夫和庆春“闲盘”了。在寂寞中庆春迎来了到伦敦后的第一个冬天。阴冷潮湿的气候攸庆春更加想念北平干燥的空气，想念小杨家胡同的火炕，更想念为自己操劳了一生的老母。

　　庆春是个孝子，虽说一年也只拿个三百五十镑的薪水（一个英国大学生一年也要用个四五百镑），可他勒着裤腰带也要往家寄钱，不能屈了老娘啊。

　　为了多挣点，他也干点子杂活，灌点唱片，弄些“外快”。后来萧乾先生在英国就听过舒庆春灌的灵格风唱片，一口地道的“京片子”，赢得了不少好奇心颇强的听众。

　　庆春的老母亲也终日惦着老儿子，她们道庆春挣饯不易，万一有个什么头痛脑热的，在异地他乡能短了钱花？又不象在自己的老根，怎么也有个二亲两厚的可以照应，还是照顾自己的身子骨要紧。母亲到街上找代人书信伯老人生把这点心事一五一十叙权叨一番，那老先生提笔之乎者也制上了一通，于是一封满载着母亲心意的家书飞往了伦敦。

　　母亲的爱温暖了远方游子的心，庆春发誓将来回家头一桩事就要娶个媳妇，好好孝顺老娘，了却老人家多年的一份心愿。

　　在伦敦还有一条叫庆春受不了的就是英国人的饮食。他不懂为何英国人做菜，不是白煮就是楞烧，一点佐料不加，“色”、“香”、“味”一条不沾，还非说是要把肉和菜的本味烧出来。对此庆春大为遗憾，私下里常念叨起家乡的“肉未烧饼”、“小窝头、“薄脆”、“焦圈儿”、“荷叶肉”。

　　庆春觉得，就吃这一条，中国人的确把英国人“镇”了。

　　就这么，庆春在英国熬过了头一个寒冷的严冬，这时中国的政局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在北平逝世。不久，发生“五卅”惨案，帝国主义分于枪杀了中国工人顾正红，举国大哗。

　　舒庆春和一帮朋友心里这恨呀，他们恨这帮在中国国上上作威作福的大鼻子，恨不敢抵御外侮的腐败政府。他和宁承恩、郦堃厚、吴定良、邱祖铭、吴南如组成读书会，相约发奋读书，将来好报效祖国。

　　东方学院一切如故。

　　舒庆春没法儿和庄老夫子对路，却和一个叫艾支顿的学生甚是投缘。艾支顿虽是学生，比着先生还大着几岁，是个英国乡村牧师的儿于，也许他本来有希望成为神甫，可偏偏赶上打仗。等他成了克利孟特。艾支顿中校，可望进一步升迁，仗却不打了，他只好捡了个粉笔头，去当了教书匠。艾支顿不傻，除了能把法阳话。德网话说得和英国话。“样漂亮外，还惦记着闽话会不会没人继承，他还坚信要是他不学拉丁文，拉丁文就一定会串了味。尽管他读书如此发奋，但在认识庆春的时候，却是一个没有工作的游民。战争结束后，这个求知欲很强的英国人对语言发‘生了兴趣，他不但精通了法丈、德文、希腊语、拉丁文，还钻研；起了汉语。不过吸引庆春的并不是他语言上的天份和旺盛的精力，而是他一见如故的豪爽气质，这一6点可是和凡人不爱答理的英国人守旧习俗大相违悻的。

　　初次相识，艾支顿便拉住庆春的手非要找个地方喝个痛快，聊个够。那股热情劲儿让庆春觉得透着地道。触就喜欢这种爽快汉子。不过他还是推辞了一番，直到艾支顿虎起了脸有些下不来台了，他也就只好从命了。

　　他们找了个背静的小酒馆，两杯威十忌刃下肚，庆春便觉出这位艾支顿简直痛快得发邪。他谈起了他的经历，他的家乡，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容不得别人插半句，他对家乡的思念与热爱，赢得了庆春的好感。

　　“我的家是一个典型的英国乡村，大片大片的草地，相距很远的木屋，每幢房子前都有用木栅栏围起来的院子6夏天日落后，我常喜欢一个人躺在草地上，哼着我们那里一首古老的民歌：把你那小板凳放在我身边咱们俩坐在一起，我是这样爱你，一切都饶恕你，你的眼睛燃烧着我的心，啊，我知道，你准备好，要和别人逃跑……。

　　怎么样？我唱得还行吧？后来我长人了，开始对女人产生了神密的念头入我疯狂地爱一个我们那里的姑娘，她又漂亮又能干，为了她，我把父亲，家全扔了，和她跑列了伦敦。她待我不错，没有对不住我的地方，她给我生了四个模样可爱的小大使。后来，我就去打仗了。她守着四个孩子熬过了战争，把我盼回来了，这时候、孩子也长大了，我也有了一份固定收入的工作，本来一切都平平安安……，可我忽然被鬼迷住了心窍，遇见了我现在的这个女人。”艾支顿停下来，留心看了看中国朋友的脸色，他知道中国人是讲究“家丑不外扬”的。

　　庆春这时已明白这个英国汉于是个什么都敢往外抖落的直肠子了。他虽然不大喜欢英国人在婚姻问题上这种见异思迁的态度，却也不驳朋友面子，而是友善地笑了笑。

　　艾支顿放心了，又说了下去：“她从美国来，出自名门。不过美国的名门可和英国大不一样。英国的贵族都有爵位，传了好几十代。美国人是有钱就有名。反正美国的名门就是‘爆发户”，不管他吧，总之这位美国小姐学问不错，人也挺帅。是个硕士，可能还想念个博士当当，不过到现在她也还是个经济学硕士。我嘛。是个无所不学的杂家。也许正是这点吸引了她。不过我问她是否爱我时，她只说：还凑合。就这样我们凑合到一块了。我突然发现了新的爱，我在她身上找到了那么多共同之处。现在，可以说，没她我简直活不下去。”“那你的夫人呢？”舒庆春猛咕叮冒出了一句。

　　“她说她想杀了我，爱有时就是这样，不能全部占有你，就索性毁了你。

　　这我能理解。爱情的最大特点就是强烈的占有欲，就是自私，不过我并没被她杀掉。”把受情肴得很神圣的舒庆春，对艾支顿这种赤裸裸的爱情观委实不敢苟同。下过艾支顿也不以为怪。

　　“后来，我这位原配春人告到法庭，当然句句属实，条条在理，法庭给我们判了离婚。我教书的那个学校以‘有伤风化’的罪名，把我的工作免了。”

　　“你现在后悔了？”

　　“后悔个屁，只是让老婆养活着，怪他妈不自在的。唉，对了，你今天就可以见见我的新夫人，我们那里刚好空一间房子，我看你就干脆撇过来往算了！怎么样？”

　　庆春本来也有心换换环境，艾支顿的提议也使他动了心。不过他提出房钱由他来出，艾支顿夫妇出伙食费。

　　艾支顿同意了，就这样，这对“相见恨晚”的朋友搬到了一起。

　　年轻的艾夫大人是个极要强的女子，她要去上班，要去追公共汽车，要去面包房，要去买菜，还要下厨房。总之，她是个事无巨细，全要亲自过问，容不得别人插手的女人。她又是个极热情而又有些天真的女孩子。如果牛尾汤里忘了放胡椒，或者黄油一时买不着，她会难过的眼泪直转。可最让庆春吃惊的，却是这位夫人的肚量，她居然和艾的前妻成了好朋友，两个女人经常坐在一起抱怨天下男人的薄情，而只是把她们共同爱着的艾支顿挑出了那些菏情郎圈子，下去谴责，这一点真是叫庆春叹为观止。艾支顿真是那号“有福之人不用愁”的主，他爱买书，爱吸烟。（次了还不行）还爱喝两盅。而这些开销则全部要年轻的艾夫人承担，包括支付前妻和孩子的生活费，这位美国小姐也真是不容易艾文顿还有一个特点，喜欢胡皱八扯。他经常指责庆春在性生活上的不开化，说中国人的保守性格表现在文学作品上，妃根木不敢触级性爱……

　　有一次庆春实在憋不住了，说：“先生，您根本不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国人，早在几百年前中国就有了《金瓶梅》这样的书！”

　　“金瓶梅是个什么东西？”艾支顿感兴趣地问。

　　“不是什么东西，是中国明朝的一本小说，写豪门权贵之秽德，贪官污吏之隐私，其中关于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描写可谓淋漓尽致。”

　　于是庆春便滔滔不约地从西门庆讲到潘金莲，从李瓶儿讲到蔡御史……

　　只把个《金瓶梅》讲得出神入胜，最后，庆春把手一挥，问：“怎么样？你还能说中国人在这点男女私情上保守落后吗？”

　　艾支顿早被庆春的一番侃侃而谈说的目瞪口呆，半天缓过劲来，一拍大腿：“唉，惭愧惭愧，我对中国的文化真是孤陋寡闻，而且我敢说整个西方对古老中国的文化也是鲜为人知的。怎么样，舒先生，帮我一把，我们就把这本《金瓶梅》翻译成英文。”

　　艾支顿的诚恳使庆春觉得刚才自己那种咄咄逼人态度，有些过分了，可要把《金瓶梅》这样的“淫书”翻译成英文也实在难于从命，你要叫庆春一下于闯过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默守的道德界限，也是太难点；不过你要驳朋友面子，不帮忙事小，说不准他还以为我是在胡说八道呢，最后，在艾支顿一再恳求下，庆春终于答应同他合译这本《金瓶梅》。不过他给自己立下了两条规定：一：绝不在译著上署名。二：绝不再和别人提及此事，尤其是自己的同胞。

　　舒庆春并没有和艾支顿合作到底，一九三九午四大本的《金瓶梅》出版时，灯庆有已是蜚声中国文坛的大作家了。不过艾支顿还是老老实实存英译小的扉页上写到；献给我的朋友庆庆春。井在译者注里说：“如果不是他帮助我完成这部书的初稿，我当初根本没有勇气接受这件翻译工作。”

　　这事庆春一直藏着掖着，象做了件见不得人的事似的。虽说有点窝憋了自己，可有一条，他觉得对得住朋友了。

　　第十一章 歪打正着

　　在英国虽然庆春也有一些朋友，可并不能排遣他的恋乡之情。炎黄子孙那种特有的“游子之心”“叶落归根”的传统，加上庆春北京人生就的那种蔫脾气。使他无处去排遣那扯不断的乡恋。于是他闷坐下来，在纸上涂抹着……

　　他在和自己谈心说笑话，他在和自己过去所经历的各种人物谈天，他在和自己家乡故里的人们拉家常。这点小小的乐趣使他开心，于是他也就不断地写了下去。

　　“……从他全体看来，你越看他嘴似烧饼，便觉得非有鸣蝉式的鼻子配着不可。从侧面看，有时鼻洼的黑影，依稀像小小的蝉翅。就是老张自己对着镜于的时候，又何尝不笑吟吟的夸道：“鼻翅掀着一些，哼！不如此，怎能叫妇人多看两眼！”（《老张的哲学》）

　　舒庆春悄悄笑着，想起自己同胞的可怜相，怒其不争，就恨不能损他们几句。

　　“老张得意极了，脸仰得更高了，笑的时候更少了--因为高兴！”

　　“因为盟兄李五做了师长一个电报送到北京政府，保荐老张做南方某省的教育厅长。……老张做厅长后娶了两个妾，一共诬没阑了五百块饯。这是他平生最得意的事，……”《老张的哲学》舒庆春痛恨那些在新教育的幌予下，专营男盗女娼，人嫌狗不待见的小人。

　　舒庆春生就的不会幻想。他总是一五一十地诉说着穷人的痛苦，挖苦着富人。他像个慢条斯理的算卦先生，摇动着签筒，掰开了揉碎了玩味着人生，琢磨着世人的命运，却又吃不透底。他从不敢贸然给人们描写出一个崭新的“乌托帮”；生怕接锤而来的失望会把已经绝望了的人们推向佛渊。他幽默，却永远浪漫不起来。

　　漓漓拉拉写了一年。总算把这段“耍贪嘴”结束了。三便上一本的作文簿，积了厚厚一摞子手稿。舒庆春看着肉已的心血，不再把它当儿戏了。

　　赶巧，许地山这时来到伦敦。舒庆春便拿出《老张的哲学》给他念了一通，许地山不置可否，笑了笑说：“寄到国内去吧。”

　　当然是要寄回去，可寄给谁呢？

　　“寄给郑西谛。”许地山看出庆春心思，索兴点破。

　　郑西谛（又名：振锋）此时正在上海经营《小说月报》。这是“五·四”以来，新文学青年的一块阵地，《小说月报》曾发掘了一批震动文坛的人才，在青年中享有很高威望。

　　这时舒庆春脑子里闪过了一个硕长瘦削的身影。初来英国时，郑西谛也公千到此，承许地山引著，庆春有幸结识了这位白面书生的大主笔，那时庆春并不自诩为文学青年，也未萌生做一个“写家”（注）的念头，他只是把郑西谛当作一个值得尊敬的好朋友看。许地山与郑西谛聊的人港时，他也只是坐在一旁默默听着。临走，郑西谛以自己的职业习惯，对庆春说：“仁兄日后写了什么稿子，寄来给我看看。”

　　注：老舍不承认自己是作家，总是谦恭地把自己称为“写家”。

　　郑西谛随口说说，庆春也并没上心。可如今想起这话，使生出了试试看的念头。

　　“……于是马马虎虎就寄给了郑西谛兄（振铎）--并没挂号。就那么卷了一卷扔在邮局。（《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

　　后来，舒庆春“洒脱”地写道：他并不乐意正经八摆地把槁投了，实践告诉他：寄希望过大，若适得其反，失望愈大。

　　话说稿予寄到郑西谛手上，搁置了一段时间，赶上许地山回国，催间此事，郑西谛才又从堆积如山的稿件中寻出《老张的哲学》。说实话，稿子他早看了，只是吃不准这种东西是否会受欢迎。自打“五·四”运动提倡自话文以来，郑西谛一直致力于此项工作，从他接手《小说月报》后，虽也不泛力作。但像《老张的哲学》这样地道土造的白话故事，还是头一遭见到，郑西谛不愧是文坛伯乐，他不以文学流派、门户之见拔选人材，而是把评判的权威交给了读者。《小说月报》决定刊用《老张的哲学》了！

　　接到准备刊用的消息后，舒庆春“快活得要飞了”。乐过之后，便要应了一般写家的习俗，取个笔名。对于此道，他并不十分考究，只求随意。他想：即写《老张的哲学》，似应出自老某之手，顺理成章，第一个字定下了，如叫老舒，不甚上口，叫老庆，听着就别扭。对，就叫老舍吧。庆春记起一九二二年，他在《南开季刊》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小玲儿》，用的署名是舍予，如今四年已过，当年的舍予老矣！于是一个远非“叱咤风云”的笔名便定下来了。

　　一九二六年七月，《小说月报》第十七卷十六期连载《老张的哲学》，署名舒庆春，第十八期，接到作者信，署名则改用了老舍。

　　见到白纸黑字的文章启，舒庆春跑到中国饭馆饱餐了一顿“杂碎”，以示庆贺。这时他心中充满了无数的恩法、计划和对未来的希望。

　　暗自里，他又生出一丝庆幸：没人说过我能当个写家，连我自己也没这么想过。可打这往后，我大约是真真地要当个写家了。

　　第十二章 下南洋

　　大约是教书与写字挣下点钱，舒庆春有了一些积蓄。不知是总闷在一处闷出了烦恼，还是忽然萌生了：出了国，不满世界跑跑，岂不冤哉？早先是钱扭着。囊中羞涩，在这有钱才有理，有钱气就粗，金钱是上帝的世界里是寸步难行的。

　　如今攒下点儿钱，舒庆春决计在归乡之前离开这英伦孤岛，游一游欧洲大陆，散故心。

　　告别了老朋友艾支顿夫妇，自然也忘不了和庄十敦先生打了个招呼，庆春便收拾行装，弃岸登舟，飘过了英吉利海峡，……期时正值1929年6月。

　　舒庆春溯塞纳河面上，到了巴黎。在这里再不用吃那“白煮”和“烧”索然无味的英国饭菜了。法国的菜肴象法国香水那样闻名世界。不过，对已经喝过慕尼黑的啤酒，尝过荷兰的乳酪，吃过意大利面条，一口气跑了那么多国家的舒庆春来说，吸引他的并不是这里的饭菜。他在巴黎住下来，心里还想着另一件事--要把《二马》写下去，更确切他说：《二马》结尾处是马。威出走，他走到哪去了呢？

　　舒庆春琢磨着，何不妨让马威也离开伦敦，和自己一起到了巴黎？

　　不过，想，归这样想，却并没有做下去，倒下是不熟悉了马威，而是巴黎毕竟大陌生了。

　　他电放下了笔。十几天来，他泡在街。上，从宫殿到教堂，从贫民区到游览圣地，巴黎的魅力并不全在那豪华的外表上。那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潜移默化的政治影响使这个城市有着极为深沉的一面。

　　舒庆春无法甩短短的时间更细地了解这个使世界文化宝库引为骄做的国家，那一长串使法国人自豪的名子--巴尔扎克、福楼拜、大仲马、莫泊桑、左拉、雨果、罗曼罗兰，深深震动了他，他不再让马威到巴黎了，暂时放弃了写作的念头。而是循着这些伟人的足迹开始了游览。看展览，钻图书馆，到乡村小镇转游，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马不停蹄，最后又回到了巴黎。

　　这个时候的欧洲正被一场世界性的经济恐慌席卷着，成百万人失业，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破产，货币贬值，华尔街的股票市场崩溃……

　　这一切对身在异乡的舒庆春来说，似乎并没有什么大的触动。他的手又痒起来了，犯了写作的瘾。他又开始动笔了，还是写写伦敦，写写中国人，这些他熟悉的背景、人物，可以信手拈来。由于有了前三部曲，庆春颇生出了不少自信，这次要碰一碰爱情了。

　　于是“骑士”便和“美女”有了一段段精彩的对话，关键的时刻“骑士”

　　又舍命救比了“美女”，这就是舒庆看起名《大概如此》的小说，总的轮廓想好了，舒庆春便不紧不慢写了下去。再说舒庆春倦游归来。便想打点行装回国了。可一计算手中的钱，只能买到新加坡的船票，不够回国的路费了。

　　不过舒庆春并不想找朋友凑足了盘缠撩回国来--他天生就那么个不愿求人的毛病，情愿再走走，看看，住住，游游，玩玩。换句话说，出趟国也不容易，何不趁此再多看看这个世界？谁知道过了这村，还有没有下个店了呢。

　　好在出国那会儿，曾在新加坡逗留过一天，也结识了两位朋友，不是说：“在家靠父母，山门靠朋友”吗，总不至于饿死吧？新加坡是个华人的聚集地，国内一些人曾把这片土地看作是金山银丘，但仍不怕死的主儿，却挣命似地驾着个小船往这里跑。凭着中国人吃苦耐劳的本色，有人发财了，但大部分人也还在牛马一般的受苦受难，舒庆春萌生了一个念头，要写写这群身在异邦的华侨，他们给当地人带来了中国人的勤奋和智慧，莫说是在新加坡、东南亚，就连美洲大陆的崛起，不也渗透了中国人的辛勤汗水和聪明才干吗？

　　庆春决心要写写这些华侨。

　　他结清了帐目，告别了朋友，又开始了只身飘洋过海的游历生活。

　　在马赛港登船时，他手头就剩下十几个法郎了，好在那时的船票里都含了饭费，所以只要是登上船，身无分文也是可以到达目的地的。

　　一上船，庆春便碰见了一帮中国留学生，他一下子感到了一种同胞的亲切感，他和这些“国留”们泡在一起，整日谈时事，吹牛皮，念乡音，加之船上有几个去上海和越南的法国舞女，她们或唱或跳，那些滚圆的大腿和高耸的胸部，虽然也会把一些拘谨的东方人吓得闭住眼睛，然而有她们在，单调的旅途生活毕竟显得有些生气了。因为“船中老是这些人，外边老是那些水，没有一件新鲜事……刃初上船时，舒庆春有些不适应、恶心、呕吐，船行走了一段时间，这晕船反应也渐渐减轻了。每日除了“听唱、看大腿、瞎扯、吃饭”以外，也无所事事，舒庆春便想起了他那篇《大概如此》峋小说，于是问头写起来，旅途生活中又平添了做写家的乐趣。

　　可是离新加坡越近，庆春心里也就越开始犯嘀咕了：到了新加坡能否找到熟人？找到熟人是否就能找到事情做？舒庆春写不下去了，心里越想越觉得这趟冒险有点悬乎，不过事到如今，也就只有撞运气了。

　　进了十月了，这在北京正是秋高气爽，红叶灿灿的日子口，舒庆春乘坐的法闰轮终于抵达了新加坡港。徐徐的海凤吹散了酷热的暑温，倒也不觉得怎么憋闷，这里绿树浓荫，永无明显的四季之分，遍布在新加坡岛附近的四十多个小岛紧扼着太平洋、印度洋的咽喉，这便是“星岛”地理位置的重要了。打上个世纪起，这里便成了英国人的殖民地。那时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人仗着有铁船钢炮，四处横行，想占谁便占了，想占多久就占多久，这就是帝国主义。

　　舒庆春的运气不错，没费多少力气，他便在一所华侨中学谋得了一份国文教员的差事，一颗悬着的心也随之落了地。

　　刚刚工作了几天。一日清晨，庆春感到有些头重脚轻，浑身不适。难道旅途中的疲劳还没恢复过来了可为什么身上却泛出了许多小红点点？庆春心里不免格登一下，如果单是发烧头痛，刮刮痧（北京人传统的一种治病手段）也许就好了。可这小红点点就难说了……

　　历来北方人有句老话，对但分不那么熟悉的边远地带便称之为“瘴疠之地”，“蛮夷之邦”，舒庆春远在异邦，疾病染身，便生出了被“瘴疠之气”

　　所伤的忧虑，他开始卧床了……

　　医生被请来了，告之此病是水土不服所致，无需紧张，过儿日便会好起来。说完，给了两包“金鸡纳霜”便走了。“星岛”人吃此药，就好比北千人暑天逢病便喝绿豆汤一样，泄火、通气、舒肝、理肺、壮阳、补陶，只要能说的上来的功效，这药使都占齐了。

　　舒庆春遵医嘱服下“金鸡纳霜”，开始闭目养神了。这时窗外传来木履踏地而特有的那种嗒嗒声，或轻或重，或缓或急，不难想像出那些赤着脚，踢拉着木履的“星岛”女人神态，她们总爱穿着麻纱一类白色的或者香云纱一类黑色的衣服，虽然裤腿又宽又肥，衣服却是紧箍着身子的……

　　看着窗外湛蓝湛蓝的夭，椰树，摈榔树，棕榈树，可这蓝夭绿树的南国景色，却勾起了庆春的思乡之情，他想象了。六年了，北平会变成什么样了呢？家人现在也不知怎样了？

　　单说这一年吧，国内的战事一直不断。先是阎锡山和冯玉祥拉手和蒋介石开了战，后是老蒋又把阎锡山拉过去，抄了冯玉祥的后腿。直系的战事刚停，奉系又开打了。国民党在南方全力剿灭共产党，军阀间的混战都集中在了北方，真是个兵荒马乱的年头啊。

　　北方军阀又以北平为中心，军队在北平城里进进出出，今日高头大马，趾高气昂凯旋而归，明日也许就丢盔弃甲落荒而逃，当了孙子。这真是应了“成者工侯，败者寇”。

　　就说文化教育界吧，梁夫子启超逝于北乎，蔡教授元墙荣任北大校长。

　　苏联和华断交。

　　水定河决口。

　　周口店发现猿人头盖骨化石，这大约便是“北京人，的祖先了。

　　母亲大人怎样呢？庆春爱母亲，孝顺母亲，母亲也最爱他。二十七岁上，舒庆春离开了六十多岁的母亲。老话说是：“父母在，不远游。”而他一蹦子撩到了英国，掐着指头算起来，母亲今年该是七十有整了。

　　每逢遇到自己该过生日的口上，庆春便要伤感一番，他不是为自己。北乎人都讲个“儿的生日，娘的苦日。”儿子在生日这天必定是应该孝顺孝顺老娘的。古往今来，多少英雄豪杰，为国尽忠，却难为忠孝双全，而庆春自己如今又客居他乡，不能对母亲尽孝，想到这儿，他便不由地涌上一股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转。

　　母亲也还有信来，她盼着老儿子早日归家……。

　　舒庆春在床上病病歪歪躺了三天，想了许多许多，但也憋闷得够呛，病情见轻了，他便挣扎起来去做事了，这年头，穷人是躺不住的。

　　病好了，生活一切如旧，可他再也不写那本“爱情”了（指那篇《大概如此》的小说）。他没兴趣了，也不想再逗人发笑了。他停住了笑，目光循着南洋，循着这些海外华人的足迹开始思索了。

　　新加坡这个地方，象个尾巴梢儿，安在马来半岛的尾巴上。这里有马来人，印度人、白人，但最多的却是中国人。然而这众多人口的种族却也是最受欺辱的，他们没有硬气的祖国在后面给撑着腰。这些炎黄子孙不甘于自己的社会地位，一味的埋头苦干，硬是想凭把子力气，挣出个全山银山。然而他们的血汗虽使当地的经济日趋繁荣了，但他们的报酬却微乎其微。他们创造的劳动果实都被那些白人殖民主义者侵吞了。

　　中国人也渐渐看出了眉目。新的一优--在新加坡长起来的一代中国人，不再情愿任人宰割了。他们一方面被滚烫的东方民族的热血鼓拂着，一方面又被西方激进的思想撩拨着。他们要自由、要人权……后来，舒庆春再确切不过地描绘了这一代新加坡有知识的青年人。

　　“……英国中等阶。级的儿女根本不想天下大事，而新加坡中等阶级的儿女除了天下大事什么也不想了。”

　　舒庆春被周围这些热血青年感染了，一方面他仍在教书，教给学生们祖国历史悠久的文化知识，一方面他在听着这些学生们开始大讲“革命”。

　　他搁下了《大概如此》短短几周，他的心气儿全变了。他想做点什么，似乎又嫌力气不够。他要好好琢磨琢磨牛活。

　　除了上课，改卷予，他又开始拿起了笔。

　　在每日饭后，他忍着蚊蚋，熬着热，开始一点一滴写下了一个不是童话，又像童话的故事。这就是《小坡的生日》。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既舍不得小孩的天真，又舍不得我心中那点不属于儿童世界的思想。

　　我愿与小孩们一同玩耍，又忘不了我是大人。”《小坡的生日》就是在这种复杂的心理状态下写出来的。

　　他写的并不快，只是写写停停，四个月有了四万字。也到了年假，学期已未，要走便是个机会了。舒庆春这时已攒下了回家的盘缠，他再也绷不住劲了。于是便辞了教职，急匆匆地买了一张回国的船票，当天就跳上一艘往中国去的轮船，他要回乡了。

　　第十三章 情投意合

　　历史悠久的北平师范大学始于二十年代，虽说学校当局并没有明文规定只收男生不招女学生；但那年代毕竟没有儿个女人来今书。

　　思想守；日的人们不喜欢女人念书，就跟不喜欢眼巴前才兴起来的杀人用枪子崩而不用刀砍，死人不用棺材埋到地底下，而要放在火里烧一样。女人念什么书？女子无才便是德嘛！

　　但分和老祖宗的规矩两岔儿的，就必定有人反对，就必定有人不喜欢。

　　可世道毕竟是进步了，到了三十年代，尽管还是有人在起劲地反对女人读书，却硬是有不少学堂毫不含糊的招收女学生入学，这样也就有不少思想开明的女于成了大学生。

　　在师范大学的学生里，有个小小的文学团体--“真社”，在社的人都在奋力的写作，稿子写在纸上，投在《京报》副刊上，每每登出一篇，“社”里的诸君便会欢欣鼓舞，然后照例要把稿酬送到饭馆老板的手里，欢聚一次。

　　“真社”里有一位年轻的女才子，她身材修长，人长得端庄、秀丽，还写得一手好字，画一手写意画，在小小的“真社”里，她颇得同学们的拥戴。

　　她叫胡絮青，是个旗人，年方二十六，尚未婚配，这已经是个令人担忧的岁数了。可这位女才子却无视周围的追求者，依然故我，写字、画画，读书、写文章，心思全然不在儿女情长上。惹得家人都替她着急，可这女子性烈，家里也不敢硬逼，只能随着她，慢慢寻着讥会。

　　絜青的母亲自然是家中最为着急的，她四处托人，十分发愁，生怕宝贝女儿被这念书耽误了婚姻大事。

　　这日，儿子的一位好友来家中拜访，老太太将他叫来，长吁短叹之后，又是一番泪汪汪的诉苦，她要把女儿的大事托付给这位结交广泛的朋友。

　　不过老太太可有言在先，女儿可不是嫁不出去，论模样，姑娘不丑，论门第，胡家在清朝未年还做过一任小官呢，家境并不窘迫。是天下没有好男子了吗？也不是。只是女儿心高，到如今还没碰上个可心的人。

　　如今这个不缠脚的年头，一切都变了。路面上的骡车换了洋车，中国人有钱还可以坐上火车，这遍世界地打仗，中国还成了什么胜利国，老百姓闹不清国界外面的事，可东单牌楼北边那块污辱中国人的“克林德碑”被挪进了中央公园，那上面的文字也改成了“公理战胜”。

　　这千变万变，有一条死理是不变的，“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改不了吧？”

　　这位朋友笑了，这位老太太大道理、小道理都是很通的，她老人家是求他办点实际的，光说说是不行的。“好，这件事，我答应了。”他一口应下来，心里在转悠着一个人。

　　老太太喜上眉梢，她明白这人是不轻易应事的，即应下来。心里肯定是有了准谱，况且自己的宝贝闺女又一向敬重哥哥的这位朋友。

　　“啥时候能见上个面？差不多咱就下了定，可不能总拖着……”这位朋友忍不住笑了。

　　老太太也悟出了自己太心急，不由得也笑起来了。

　　“这事，您老人家急不得，我也知道累青小妹是心气高的人，但凡能将就，不也早结婚养孩子了？正因为这，这事才叫我费琢磨呢，您想，也不是那位先生都能配得上絮青的。”

　　老太太听着，连连点头。

　　“我这现如今到也有个人选，是我的一位朋友，也在旗。在国外做了几年学问，最近要回国了，人品好，学问好，只是一点，不知您嫌不嫌岁数？”

　　“多大了？”老太太问。

　　“满打满算三十二。”

　　“哟，这年纪正好，正合适。

　　“那这事我打算这么办……”

　　这位朋友压低了嗓音，向老太太讲着自己的计划，无疑，老太太是言听计从的。

　　这位朋友，就是当年和“小秃几”走街串巷，看“蹭戏”，放风筝的“歪毛儿”--罗常培先生。

　　自然了，这些年无论什么时候，常培总是惦着他的老朋友的。如今他两下里掂量掂量，估摸着絮青要是嫁个已经小有名气的作家也不会不乐意，而庆春要是娶了这位女才子也该算是福份了。而事情如果办成了，常培也算是为朋友做了件大好事。不过要想完成这件事，也许并不比完成语言学方面某个疑难问题轻松呢。

　　而现在呢，就只有等待了，等待着常培这个小小计划的开始实施。

　　1930年1月，已经被人们称为老舍的舒庆春踏上了祖国的大地。在上海码头，几位好友来接他，把他安排住进了郑振锋先生的家。

　　郑先生可渭是庆春的良师益友，乍一回国的老舍感受到了祖国的乡音，朋友间的友情，他立志要做一名真正的写家，以自己的笔报效祖国，报答朋友。在郑先生家一住下，他就一猛子扎进写作中去了，他要把《小坡的生日》这篇作品赶出来。

　　郑先生家里来了朋友，饭桌上多添了一副筷子，郑夫人为了照顾好老舍，特地学着北方人的习惯为小老弟包饺子，切面条，忙前忙后，她要让这位六载而归的小老弟吃好住好。

　　不过对郑夫人的“手艺”老舍却乐了。他说：“嫂夫人的古道热肠，我舒某人自然是感激涕零，只是手艺实不敢恭维。我倒想有一天招待郑先生、郑夫人一顿地道的馅饼粥，饺子面，煮火烧。不过，我的手艺怕不行，到时做的人嫌狗不待见的，但等我有了太太，我一定要好好请请二位贵客。“老舍指着桌上“片汤儿”样的饺子，开心地笑着。

　　年长几岁的郑先生这几年明显地衰老了，这些年他工作卓有成效，商务印书馆发达了，“小说月报”成了新文艺的前锋阵地，这些年成名的作家有一大半的处女作都发表在“小说月报”上，论功劳，郑先生对于新文艺该是头一功，论待人，郑先生的为人在朋友中是有口皆碑的。

　　此时，他望着眼前这位三十出头的小老弟，心中颇有几分感慨。论天分，庆春并不是十分之强，论才气，他确有几分，这是他后天刻苦努力而来，但老舍要成气候，他应是自成一体，无论是在取材、结构、文法、语言等各方面都应自成一家。

　　他望着眼前这位正在中国文坛崛起的年轻人，心中十分高兴，于是信口说道：“老弟要娶太太可是赶早不赶晚了，更何况你现在已然有些晚了，娶了太太，除了能吃上像样的饺子，怕是还能助我们的老舍君写出千古名句，我想这也是十分重要的事哩！”

　　郑先生的肺腹之言，郑夫人的关切之情使老舍深深感动了……这一年的春夏交季的时节，老舍终于回到了阔别六年的北平，回到了母亲的身旁。哥哥、姐姐们都来看他了，大家聚在一处，听庆春讲上一通异邦的风土人情，他们都听得那样津津有味，连街坊四邻都过来凑热闹，看一看这留洋归来的“小秃儿。”

　　夜深了，来客渐渐散去了。一家人偎在一处，借着微弱的光，你看我，我看你，脸上都涂着晕，耳根子都飞红了。老舒家最苦最难的日子终于挺过来了。这当然是多亏了母亲、哥哥姐姐们。庆春的目光注视着母亲，母亲脸上挂着幸福的笑容，象所有传统的中国妇女一样，在这儿孙满堂的时候，她感到无比幸福、自豪。毕竟眼前这些个儿女、孙子、外孙都是在自己的羽翼下长成的个儿，骄傲吗？值得啊！

　　姐姐说，母亲七十大寿那天，好吃的一口没动，好看的一眼不看，话搁在肚子里默叨着而没说出几句，闷头喝了两口酒，便早早地睡下了，她没别的心思，她就是惦着那个千山万水之外的老儿子……

　　老舍听了心酸啊！

　　听说写《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的老舍回来了，“真社”的同学间还真的引起了一阵骚动，他们正式召开了会议，并做出了决定：公推女才子胡絜青去把这位写家请来演讲。

　　“真社”的决议是郑重而严肃的，大家的心意是真诚的，同学们都盼着看一看这位语言的幽默大师。

　　女才子肩负着重任，她打听出老舍先生到了本校教务长白涤州寓所，于是便径直奔去了。这是一个面容清瘦，个儿不太高，身子骨也较比单薄的年轻人，一付深度的近视眼镜挂在饱满的额头下……总的说来是貌不出众。这是庆春在自教务长寓所给女才子的第一印象。他不象个已经写了好几部小说，也已经颇有些名气的作家，他没架子，好脾气。也不像自己小说那么幽默，到像个满腹经伦的夫子。这是女才子在和老舍交谈了之后的第二印象。

　　她邀他去为“真社”的同学们演讲，他答应了她的请求。仅此而已。

　　然而，爱情的序幕却悄悄拉开了。

　　女才子前脚走进家门，当娘的后脚便跟进了女儿的闺房。“舒先生是怎样一个人？”

　　“什么？什么怎样一个人？”絜青疑惑地问。

　　“当然是人长得怎样，人品怎样呗？”

　　“当然是挺好的了，人长得怎么样？”絜青思索了一下，笑着说：“我怎么好评论人家长得怎么样？娘，您老问他干什么？”“随便问问，随便问问。”娘那有些诡密的微笑，使絜青姑娘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不过，这一切艰快便过去了。女儿并没把这事放在心上。老舍给“真社”讲了一堂妙语连珠的“创作谈”，他的幽默，诙谐和对平民百姓之熟识，之了解，使得在座诸君为之折服，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

　　絜青总感到在老舍那语言中深藏着一种深深的哀痛，鸣着恨恨的不平，于是那文字，那语言，便透着光芒。

　　“……我这点玩意儿听不听不大吃劲儿，在写家中我也不过是个混事由的，我要是不讲，人家说我藏着掖着，给脸不兜着，我要是瞎讲，人家会说我揣着明白说糊涂，要是讲了，就算献丑了，要是误了那家的子弟便也只好是误了。临完了，我踉大家伙道个不是，两下里心里也就踏实了。下面我就讲讲……”

　　在老舍亲切的讲演中，“真社”同仁们度过了欢乐难忘的一天。

　　老舍要走了。他受聘于齐鲁大学文学院，以付教授头衔开设《小说作法》、《世界名著研究》、《文学概论》等课。临行前，罗常培找到老朋友，他是来试探口风的。

　　“你看咱俩从小一块堆长大，学问上你比我是领了先，如今成了洋夫子。

　　但这婚姻上……”罗常培扫了一眼老舍，继续说：“自然了，早先你也受过些磨难，可我还是那句话，过去的就甭总惦着。这些年，老婶子苦没少吃，现在好了，你回来了，咱不说是光耀门楣，可也是老舒家又有了顶梁柱吧……”罗常培正拐弯抹角探着路，还没等讲清实底，庆春乐了。

　　“您甭说了。我这也全明白了。您这招儿还一路一路的，也使得差不多了。”那你就实话说吧，你眼下扮着大媒人的角儿，是不？我一猜就是这么档子事。直说吧，哪家的闺女？贵庚多少？姿容何如？陪嫁有无？哈哈……”罗常培被说的有些不好意思了，正不知接那儿说好。忽然门帘一挑，母亲进了屋，她老人家在外屋已听候多时，心里对儿子的态度越来越不满意，便闯了进来，一挨身，坐在炕沿上。

　　老舍停止了玩笑，连忙起身让在一边，望着母亲生气的样子，心里十分不安，便轻声叫了句：“娘，您老人家这是怎么了？”

　　“你还认得娘，就不该再让娘操心了。人家胡姑娘有哪条不好，哪条配不上你……”

　　“什么？娘，您说什么？什么胡姑娘？”老舍瞪大了眼睛。

　　母亲看见儿子一张毫无所知的面孔，就把疑问转向了常培。

　　“大婶，这不，还没来及说到正题呢，您就……”

　　老舍已经不乐了，他一把抓住常培的手腕，紧张地问：“常培，你我情同手足，你搞些啥名堂？还不赶紧告诉我，什么胡姑娘？她是谁？”

　　“就是那个请你给‘真社’，做演讲的姑娘，她叫胡絜青，也是个旗人，还是个画家呢。”

　　老舍眼前立刻浮现出一个身材修长，举止端庄的姑娘倩影，她彬彬有礼，不卑不亢。后来，在“真社”的听众里，他曾注意到她，她专注地听着，还不时拧起眉头思索着什么。

　　不由地，抓着常培的手慢慢松开了，他沉吟了一下，说道：“记起来了”。

　　“是那个女学生。”常培从老朋友这最初反应中，已悟出点意思：至少，他不会立刻拒绝这件事。

　　“再想想吧。”

　　常培拿起了帽子，告辞而去了。

　　老舍既没有反对也没有同意这门亲事，而是带着个“沉甸甸”的心事离开了家。

　　济南以“七十二泉”和“大明湖”名扬天下，到处泉水淙淙，垂柳依依。

　　清清的泉水拱出水面尺把高，又溅落下来，击起漪涟，向四周徐徐漫去。因为有了这些泉，人们便在泉的周围修了许多石的建筑--石的围栏，石的甬路，石的水渠。清的水，青的石，便给游客们留下了流连忘返的印象。

　　自然，大明湖要仗着这泉水了，而百姓们吃的是泉，喝的是泉，便不忘情意地管济南叫做“泉城”。

　　泉城以西还有一处景致也是鼎鼎大名，叫千佛山。在那不高的山上，雕满了“佛龛”，在每一个“佛龛”中都端坐着一位佛，数来数去，有千佛之多，于是此处便叫做千佛山了。就在山脚下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尖顶哥特式的房屋，在绿树浓荫包围中，这建筑群中露出了一处高高的教堂，教堂顶上有一个巨大的十字架。每天，教堂的钟准时地响起，浑厚的钟声在苍穹下久久不散，仿佛要罩住整个大地。

　　这里就是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齐鲁大学。

　　一八六四年，美国长老会教士狄考文在山东登州创办“广文会馆”。

　　一八六六年，英国浸礼会在山东青州设立“广文书院”。后来，两校合并，改名“广文学堂”。

　　一九一七年，“广文学堂”再度与“济南医学院”、“青州神学院”合并，定名为“齐鲁大学”，由美国教会经办，在当时的中国算是个充满了“特权”的学府。

　　“齐鲁大学”的前几任校长都是由外籍人员担任，二十年代底三十年代初，这里的校长院长都换成了中国人。但是教堂的神父，依然由外籍神职人员担任。

　　老舍到齐鲁大学任教的时候，校长叫朱经农，曾留学日本、美国，参加过辛亥革命，获过教育学硕士学位，他还一度出任过商务印书馆编辑所所长。

　　当然知道这位下断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新作的年轻作家了。文学院的院长唤做林济青，老舍便是在文学院任教。能在“齐鲁大学”谋得一个职位，在这所高等学府讲授功课，这无疑对老舍说来是很荣耀的事情，他兴致冲冲来到了济南，但一下车……嘈杂脏乱的济南火车站，人来人往，老舍奉目四望，并未看见来接他的人。他只好自己拎看行李费了老大力气才挤出车站。

　　立刻，便有一群车伕围上来，争着问他去哪儿，向他揽生意。更有一位“机灵主儿”二话没说，便把行李搬上自己的车。待到老舍询问车价，他报出来，老舍吓了一跳，立即随口还了个价，那位“赶车的”本以为捞了块肥肉，不想一还起价来，看出了客人的穷酸。他知道“这主儿”不会多给一文钱的。于是眼一瞪，二话没说，把行李扔下车来。

　　老舍初来乍到，便吃了这么个窝脖，心里老大不痛快。好在这时接站的朋友赶来了，他便匆匆离开了车站。

　　一路上，朋友热情地为他介绍着“泉城”。当说到三年前的济南曾遭到日本人的一次大屠杀，人们永远记着1928年5月3日的夜晚，成千上万的人被抛尸街头，多少妇女惨遭摧残，泉城的泉水被血浸红了，泉城的石板路被血染红了。朋友愤怒地指着南城墙上班痕累累的弹坑，再也看不见他刚才讲起趵突泉、黑虎泉、大明湖的神彩飞扬的神气了。马蹄踏着千千古道，慢吞吞地向前走着，马车东倒西晃的颠着，车上人开始一语不发了。

　　马车走出新建门外，拐进了齐鲁大学的校园，扑鼻而来的一阵香气，老舍看见了一处处花坛，金色的芍药，紫红的鸡冠花，五彩缤纷说不出名目的花布满了花坛，而每一处花坛，树丛都看得出是经过匠人细心修剪过的。老舍想起了英国。

　　沿着路旁整齐的桐树，马车渐渐走进了林子的深处，一幢幢掩映在浓荫中的小洋房沐浴在夕阳的余辉中，显得幽静、清新。

　　“我们到了。”

　　马车在一幢小洋房前停下了，朋友抢先打开了房门，请老舍进屋，大概是这里优美的环境感染了老舍，一直没有笑容的脸上106《为总算绽开了。

　　他细心地在屋子周围看来看去，似乎是在观看一尊稀罕的艺术作品。

　　朋友纳闷了。

　　“还需要些什么，你只管言语。”

　　老舍点了点头，指着房前屋后的空地，问道：“这里能种花栽草吗？”

　　“当然可以了。”

　　于是老舍喜上眉梢，决心在这里“安营扎寨”了。

　　老舍离开北平后，胡絜青姑娘这头同样有人来探口风，因她同样对此事不置可否，所以所有关心这件事的人都认为应该再加一把“火”。至此，罗常培的计划已算是初见成效了。双方虽然还没有更进一步的接触，却总算是都心中有数，心照不宜了。

　　这一年的冬天，齐鲁大学一放了寒假，老舍便匆勿启程返家了。

　　回到北平，一班朋友坚持给老舍接风。从罗常培始，坚持邀老友到家中小斟，而每次的这种聚会使一定有了胡絜青女士了。这把“火”从罗常培这里开始烧起来了。酒酣耳热之际，一边是环顾左右而言它，一边是低眉顺目，欲言又止。

　　接下来又在白教务长家，在老友董鲁安家，又吃了几次饭。然而老舍和絮青都说不上究竟吃了些什么，他们都在互相观察着对方，又都有些下意识地提防着什么，双方都很拘谨。

　　但不管怎么说，到底彼此间都更多地了解了，渐渐地，从对方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句话，便悟到了对方的思绪，也感到了对方那越来越强烈的吸力。它仿佛牵着你，不由自主地往前走……

　　如今，俩人之间之剩下一层薄薄的纸，该由谁来点破它呢？老舍毫不犹豫地挑选了主动。他认为，历来这种事情，总应该是男人先张口的。二来，自己又年长几岁，又留过洋，也见过不少外国人那种火热、奔放的爱情方式，向女方表白一下自己的爱慕心情并不为过。但他下了无数次决心，还是吐不出口，最后还是拿起了笔……

　　于是，一封信辗转到了胡絮青手里，信里满是一个男子汉真诚的语言：……饭，我们是吃了，酒，我们也喝了，再往下我们还要见面，不能总靠吃人家饭来见面吧。……我们心里话很多，有的是当面可以说的，而更多的是难以说出来的，因为要说就要有勇气，而我的勇气只够把那些难以说出的写在纸上。

　　你我都有笔，咱们在信上把心里话都说出来吧。

　　老舍勇敢地点破了这层“薄纸”。心里顿时踏实了许多，等对方的回信一到，老舍像吃了一颗定心丸，这桩事，定了！儿子的婚事有了准谱，母亲比谁都高兴。连病病歪歪的身体也顿时好了许多。可没过几天，她又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儿子怎么不象前几天那样进进出出忙乎个不停了？一天到晚，趴在书桌前，一管毛笔龙飞凤舞，写写停停，脸上还不时漾起一层层笑意。

　　再不就是捧住一叠来信，左看右瞧，末了，还像宝贝似地把信揣在怀里。眼看正月十五一过，儿子就要回济南了，母亲打心里起急，便催问事情进行的怎么样了？老舍微笑着看着母亲。

　　“儿啊，既是有了准谱，就别再等了。咱们也不来那套测生辰折八字的玩艺儿，看看哪天差不离就办吧。”

　　儿子劝母亲不要着急，暂时先不办的原因，他是要等女方上完大学，这么说吧，女人上大学本来就不易，能念完大学就更不易了。他又解释说，在国外，男的三十大儿，女的二十六七结婚，很普遍，根本不算晚，请老人家放心好了。

　　母亲总是相信儿子的，于是便缄默了。

　　“我们可以想象到一个不动感情的人类，但是不能想象到一个与感情分家的文学，没有感情的文学便是不需要文学的表示，那便是文学该死的日子了。那么假如有人以为感情是不变的，而反对感情的永久性之说，他或者可以承认感情总不能与文艺离婚吧？”

　　课堂里爆发出轰然的笑声。

　　自打老舍在文学系开课以来，文学系的课堂上总是最受人欢迎的。学生们爱听这位幽默教授的“白乎”，连外系的学生也因为那深入浅出的道理而放弃了自己的课，偷偷跑来听蹭课了。

　　“动植物有‘纹’，所以人类便应当也有‘文’，那么，牛羊有角，我们便应有什么呢？”

　　“嘿嘿……”

　　一位教育部的视察大员，竟也忘掉了自己“重任在肩”，居然坐在教室后排听入了神，不自禁地大笑了起来。

　　从北平回来以后，老舍便把自己埋在编讲义和写作的紧张工作中了。单是《文学概论讲义》就有十五讲。除去那些幽默引人发笑的风格和广博的文学修养外，老舍现而今已经是个有实践经验的写家了。说起来，老舍当过“先生”，而且还为不误他人子弟拼力抗争过，不过，那些学校还仅仅是启蒙学堂，小学校而已。现在是要教“太学生”，弄不好，学生反诘，先生无言，那可就现眼了。

　　严格地说，老舍并未真正念过大学，尤其是系统地念过什么“文学史”，或者什么“风格”“形式”之类的专门书籍，所以他要比别人多下些功夫--是为了不让学生问倒，二也是为不失写家的身份。

　　自然了，讲起小说创作，老舍最拿手，也最有体会。他讲到短篇小说：必须用最经济的手段写出，要在这简短的篇幅中，写得极简洁，极精彩，极美好，用不着的事自然是不能放在里面，就是用不着的一语一字也不能容纳。

　　讲到长篇：长篇小说自然有个主要之点，从而建设起一切的穿插……在这些方面老舍并不打算保守，把“诀窍”掖起来，他倒是情愿人人都能成为写家。后来他还不断地叨叨这些写作中的体会：短篇想要见好，非拼命去做不可。长篇有偷手。写长篇，全篇中有几段好的，每段中有几句精彩的，便可以立得住……。当教授，备课、编讲义，给学生讲课以外，老舍还要做他的写家。

　　如今是在济南了，倘若不去写眼巴前发生的事，而继续“卖”英国和南洋，那不是舍近求远了吗？

　　于是，老舍开始写《大明湖》了。

　　除了工作，写小说，老舍还有一件挺挺重要的事情要做。

　　自从在北平时他给絜青发出了第一封信后，很快，他便得到了她送还给他的“回音”。从此，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建立了自由交往的渠道。

　　回到济南后，她的倩影总是索绕在他的脑海里。他每天一信，信发走了，便焦灼地等待着回信。写信、看信，成了每日必做的事情。这条爱情之线在顺利地发展着，双方都化出大气力精心培育，希望它早日开花结果。

　　转眼到了一九三一年的夏天，胡絜青从师范大学毕业了。当这个消息传到齐鲁校园，老舍只是轻轻地说了声：“终于等到了。”

　　婚礼是在西单牌楼聚仙堂饭庄举行的。

　　这天（一九三一年七月十四日），胡絜青小姐由家里人陪着，打西城官门口三条娘家出来，便遇上了已恭候多时的迎亲队伍。老舍西装笔挺，皮鞋闪光，右手拎着一副白手套，他斜着眼扫了一下自己这身扮相，不由得嘟嚷了一句：敢情当新郎这么麻烦。他又看了一眼身边锦服簇簇，披着一片薄纱的新娘，二人相视而笑，除了透着心眼里的幸福外，都有些无可亲何的神气。

　　看看周围这些忙忙碌碌，进进出出，迎亲和送亲的亲朋好友，老舍叹了一口气。据说，这套手序已经省略了大半，再不能简单了。原因就是新郎新娘都不赞成按老规矩办事，便改用了“新法儿”。

　　“新法儿”是在下给各位亲朋好友的帖子上注明：某年某月某时某处，某先生与某小姐永结百年之好。略备菲肴，敬请光临。

　　虽然“新法儿”已是大大地进步了，却仍免不了叩头、鞠躬一类的老派礼仪，这是土的。然后，便有大媒人罗常培，白滌州做证婚人，这便属“洋派”了。喜筵摆开，便也不再分什么“土”与“洋”了。

　　世上没有不散的席，挨到人们渐渐散去，新郎新娘已是精疲力尽。于是便起身回“洞房”--灯市口环瀛饭店。

　　新婚蜜月就从这里开始了。

　　新郎看着新娘，新娘也看着新郎，因为“新”，便看得更加入神。

　　今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呢？这对恋人还来不及细想。丈夫对妻子说：“日后，家中许多事都要仰仗太太了，你受累了。”

　　妻子看着丈夫，轻声说：“日后，还请夫君多多关照。”

　　第十四章 闭门著书

　　这时，山东的地面上还是由所谓的“韩青天”韩复渠管着。济南的火车站依然还是那样乱乱哄哄，“赶车的”还是那付狡猾的豪人嘴脸，马蹄踏在青石板路上，悠悠地走着，有时常常要打几个失。老舍并本那么待见济南，尤其讨厌济南的伏天，可新婚后只半个月功夫，他便匆匆离开了北平，偕夫人回到了齐鲁大学校园内的“家”中。

　　这里到底是自己的家，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窝。如今有了夫人，这里再也不是光棍汉的寓所，而是一个真正居家过日子的人家了。

　　从此，老舍便要用十分的劲儿去教书，用十足的劲儿去写作，而絮青因是北平师大毕业，也在齐鲁大学附中，找到一个教书的位置。这个安静的小家，倒要常常托付给从北平带出来的男佣人老田掌管了。

　　老舍开始埋头继续写他的《大明湖》。

　　每日清晨六点钟，他便起身洗嗽完毕坐到了桌前，点燃了每天的第一枝香烟，渐渐地他的脑子开始进入情况了……于是，“看见”了大明湖畔两代妇女同样悲惨的命运--肉体和金钱，情欲和爱情。老舍决计不把幽默使在《大明湖》里了，他要使人们从中“领略着国破家亡的滋味。”

　　济南的伏天，从早起握笔，便会有川流不息的汗珠，待写到九点钟停下笔采，老舍宽大汗淋淋了。

　　拉洋车的，做苦力的，为了奔肚里这口食，天再热、汗再多，每日仍要拼了命去做，而写家流大汗时，也要坚持做下去，同是劳作，不过写家要潇洒一些，一杯香片，一盒香烟，为了写家的这点“嗜好”，多少人压根就不承认写家的“写“也算是劳动，明明是享清福哩！

　　老舍住下手时，已有了三张爬满字的稿纸了。这时那只黄自花的小猫便会自动寻了来，偎在主人的怀里，或者索兴就在主人脚旁翻滚跳跃，于是，老舍便起身带了猫开始“巡视”自己的“领地”--那房前屋后的花花草草。

　　这些花啊草啊，似乎也通了灵性，每每到了这该浇水的时候，便习惯地缩短了“颈”，非等水自上而下地淋下来之后，才讨好地把“颈”伸直了。

　　无论是花花草草，小猫、小狗，这都算得是老舍的一种情趣。就跟小时候玩过鸽子、抖过空竹一样，多喒一沾上，便会喜孜孜的。

　　有句老话，说是：玩物丧志。不过，老舍对自己心爱的玩物却是极有节制的，决不会误了大事。

　　浇完了花，绕个弯儿，老舍重又坐在桌前。这是他的写信时间了。从打北京结婚回来，每日必给絮青的信免了。但给朋友的信却不能少一封。他是那种重情义，讲义气，讲面子，一付古道热肠的汉子。对朋友的事，必定有求必应，从不嫌烦。

　　写过信之后，便是他的读书时间了。这时他经常翻阅的便是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那“警察与赞美诗”，“红酋长的赎金”，“麦琪的礼物”等名篇，常使他赞不绝口。

　　读过一阵书，便到了吃午饭时间，不过老舍把它叫做“闻”中饭。因为天气太热，只消闻一下便饱了，代替了吃。午饭时间后，在弄讲义之前，老舍总要睡上一会儿，时间长短不拘，为的是把上午小说中的情节和讲义中的内容隔开，以免混淆。直到又是晚饭时间了，用过饭便要去百步走，然后冲个澡，在庭院中坐上一阵儿，等到“心静自然凉”时，纳头便睡去了。

　　每日如此，老舍极有规律地生活着，度过了一个暑假。新学期开始时，他的《大明湖》已经完稿。他先拿给同事张西山看，后文寄给了《小说月报》。

　　郑振铎回信说，《小坡的生日》才登完不久，《大明湖》可以等一等，明年再登吧。

　　老舍暂时把写家的事丢在一旁，开始埋头教书了。

　　就在这一年---九三一年，中华民国在名义上刚刚统一。人们指望着战祸绝尽，国泰民安。可九月十八日，日本人炮轰沈阳城外北大营，东北军奉命采取不抵抗政策，稀里哗啦全撤进了关内，白白把东三省的大好河山拱手送给了日本人。国人皆骂：可耻，民心沸腾，到处是流亡的东北人，他们高呼着：“打回老家去”！

　　可蒋介石不顾这奇耻大辱，无视百姓的疾呼，一门心思扑在剿灭共产党上。

　　山东是土皇上韩复渠的天下，韩大帅不管你是日本人，还是老蒋，只要你不插手我山东的事，便都客客气气，反之，你要往我的地盘里裹，老子就要给你点厉害看看了。该抓的，抓，该杀的，杀。不管你是名义上的主子也好，东洋鬼子也罢，谁也奈何不了韩大帅。

　　韩复渠主政山东，战事竟比别的省份少了许多。

　　齐鲁大学风平浪静，老舍在此受惠不浅。他仍是一边教书，一边写作。

　　不过他也时时注意着文艺界的动态。

　　这时上海最热闹，这里有高举战斗大旗的鲁迅，有不少站在“左联”旗下的优秀文人，也有兴盛一时的普罗文学。

　　老舍为了回答学生，也开始注意普罗文学了。他说：“普罗文学的鼓吹是今日文艺的一大思潮，但是它的理论好坏，因为是发现在今日，很难以公平的判断，所以这里不便讲它。我们现在己觉到一些新的风向，我们应当注意，这个风到底能把文艺吹到何处去，我们还无从预告。”

　　对于普罗文学，老舍心里存了几分“担扰”，不过，他是不会把自己归入哪一类文学思潮去的。

　　在文学创作上，他主张：我便是我。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人向上海进攻了。帝国主义的战火让老舍蒙受了一场灾难。

　　他辛苦写就的《大明湖》手稿，因还没有付排，搁在了商务印书馆的柜子里。不想，侵略者的炮弹偏偏砸在了商务印书馆的房顶上，老舍的一片心血--《大明湖》的手稿被炮火毁于一旦。老舍写稿又从不留底稿，好好一部《大明湖》便永远没有了见天日的机会了。

　　这时，施蛰存主编的文艺中间派刊物《现代》来向老舍约稿。他答应了。

　　在此之前，老舍的稿子都是交给《小说月报》的。老舍固然与培养自己的刊物有着深厚的感情，不过此时他也想多涉足几家刊物了。

　　可是写点什么呢？

　　无论是国事、战事，“九·一八”还是“一·二八”，没有一件事能叫中国人高兴，在老舍眼里，中国的政府并不高明，百姓也不够剽悍，总之，一切都那么叫人失望，甚至懒得费笔墨去挤兑他们。

　　世界上不是有人写过“理想国”，有人设计过“乌托邦”，还有什么“大人国”，“小人国”，于是老舍决定也要写一个“猫人国”。当然，也可以是“兔爷国”，也可以是“老虎国”，“猴国”，不过只因在动笔写时，那只黄白花的小猫又凑过来和主人玩耍，于是老舍灵机一动，就管书里的角色们叫“猫人”吧。文章的题目也就成了《猫城记》。

　　“《猫城记》是个恶梦。”

　　一开始，老舍便忍不住把心底的话告诉读者。

　　他失望啊！每当想起在英国和宁承恩、郦堃厚一起，用针插着地图，观察着国内的情况。“革命军前进了，我们狂喜，退却了，懊丧。”而今……，那最初从国外归来，要以自己一技之长报效祖国的心气儿一天天地在减少了。

　　我乘着飞机离开地球，不幸堕毁在火考，我幸存下来，来到了火星上二十多个国家中的一个--猫国。因为我和猫人相异，便被称之为“地球先生”。

　　在这里，一旦懂了它们的语言--猫语，才知道猫人们也见钱眼红，也都是个认钱不认爹的主儿，这里的女人，同样被当做“取乐”的玩物，这里到处是肮脏浑浊，臭气熏天，同样是皇上管着一切，老百姓不能吭声。后来，猫国被灭了，我碰着合适的机会，才得以生还，溜回“伟大的光明的自由的中国”。

　　“梦”便做完了。

　　“幻想是无益的，除了幻想却只有悲哀”。老舍还特地“声明”了一下，他不是那么爱幻想，所以说，他是很悲了一哀。因为猫国就是中国。

　　老舍认为，他要让人们看到，因为民族、百姓的劣根性，有一天，国家要被“矮子兵”（最后征服猫国的兵）征服，百姓要被大批大批地活埋，连他们的苍蝇恐怕也不能剩下几个。

　　《猫城记》于一九三二年八月开始在《现代》杂志上连载。

　　老舍在齐鲁大学仍是一面教书一面写作，他的名气在文坛上与日俱增，除此而外，他在校园内的“说名”更是独占鳌头。以至许多校外团体纷纷上门邀他去“演讲”。

　　有一天，一份请柬专人送到老舍手里。原来是隐居在泰山上的下野将军冯玉祥，因久闻老舍其名，非常敬仰，特邀舒先生上山一叙。

　　老舍也早已听说过冯将军的许多传闻，自然也很想拜望将军，于是便欣然答应，上山与冯将军晤面。

　　第一次上泰山，老舍的心情非常兴奋。他故意放慢了脚步，领略着东岳泰山的万般景象。这里古柏参天，峰峦迭嶂，山路或急或缓，天空时云时雾，若见飞瀑，万流俱响，鸟呜兽叫，风飘幽谷。站在经石峪足有五十公分大的刻字前，老舍不禁为前人的巧夺天工赞叹不已。在大片的石砰上，用隶书刻着《金刚经》，传说系北齐人所勒，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了。经石峪便是因此而得名。

　　沿斗母宫、柏洞、壶天阁攀援而上，便到了中天门，回首望去，还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山下的“岱庙”。庙中那幅《泰山神出巡图》的巨型壁画使老舍分外震惊。在大英博物馆，老舍曾见过不少世界闻名的“古”画，但象《出巡图》这样波澜壮阔，篇幅巨大，布局周密的巨幅作品实属罕见，倘若提起年代，中国人便靠着老袒宗大长了志气。大英博物馆岂敢和贷庙相比！

　　过五松亭，朝阳洞，攀对松山挟持中的十八盘，便到达了南天门。老舍忍不住再次回头望去，只见缕缕轻云从方才上山的十八盘擦阶而过，双峰对峙的对松山，万松叠翠，阵阵涛声，滑进谷底。

　　山风撞进老舍的怀中，使他不禁发了诗兴，想起杜甫的二句诗来，于是开口吟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老舍正吟得得意，忽然一声“好”，震得老舍一惊，他举头一望，看见一个高大粗壮的汉子正从月观峰小路上冲他走来。因那宏如铜钟的声音，从容不迫的军人步伐，和那豪爽的气派，老舍断定来人便是世人闻名的冯玉祥将军。说实在的，老舍虽当过小学校长，留过洋，但他从没跟冯将军这类的大官交往过，不禁多少感到有些不自在。

　　冯玉祥快步走来，一把抓住老舍的肩头，亲热的摇了摇，“老舍？”

　　老舍不好意思地点点头，不知道该向冯将军表示一下什么礼节才合适，慌乱中，只是在手里来回揉弄着一顶草礼帽。“我是冯玉样，一个粗人，丘八！哈……“冯将军说着，放声笑了起来。

　　冯玉祥的热情、爽快感染了老舍，那开始的有些紧张的心情也渐渐松懈下来了，冯将军伸手，说了声“请”，把老舍引向了月观峰自己的寓所。

　　一个高大魁梧，一个身形瘦小，一个戎马半生，一个舞文数载。一坐下来，便山南地北扯起来了，老舍再也没有了陌主之感，使滔滔不绝谈起上山的观感来，话说得机智幽默，引得冯将军常常大笑不止。一夜抵膝长谈，竟毫无倦意。

　　“走，我陪你去看日出。”冯将军请老舍去观这泰山奇景。

　　天还投放亮，是灰濛濛一片，在卫兵的引领下，冯玉祥和老舍边谈边走。

　　老舍谈教书，谈留洋，谈诗，淡写作，冯将军谈赶溥仪出官，谈军旅笑话，一直走到了山顶那块望日出的巨石--拱北石前。

　　“将军，先生，你们看！”卫兵叫道。

　　在翻滚激烈的云海中，日头一蹦一蹦跃出来，浓浓的赤红，像是灼着云的皮肤，云便急急地向四周“跑”。去。渐渐地，在苍茫的尽头，显出一条金色的带子，长长的，不见头尾。

　　“黄河。”冯玉祥指着那金带说。

　　黄河汹湧澎湃，一往无前，扑向大海。

　　一连几天，冯玉祥与老舍长谈，商人结下了深厚友谊。

　　老舍要回去了。冯玉样把他送到五松亭，依依不合地说：“丘八和文人本难同室相处，但是，你我都是个例外。”

　　“多是文人总爱相轻，有一两个弄刀舞棒的朋友，常可以直言相告，不顾及面子，这样可以使人知己过，洁自身。‘冯玉祥点点头：“我书读得少，总希望和你们多聊聊，改日等舒先生有空，咱们一定再聚。”冯玉祥握住老舍的手使劲地摇了摇。

　　老舍回到齐鲁大学后，手又痒痒起来。每每写完一篇小说，他总说要休息一阵，可是不久，自己便闲不住手了。

　　这时，恰巧一位熟识的朋友带来两个人看他。经介绍，方知是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来人开门见山，要老舍给良友写本书。老舍两手一摊，乐嗬嗬地说道：“这是怎么话说的呢？才写完《猫城记》，您就找上门来了。

　　我还说搁两天笔呢。我要是应了您吧，可我心里还没个准谱呢，不应你吧，又驳了我朋友们的面子。“老舍一拍腿，”这样吧，应我是应了你了，不过咱丑话讲在头里，您给定个日子，或许我比这日子早个三五天就能给您齐活，您别乐，或许呢，晚个十天半个月也说不准，您别怨我，也别逼我命，我尽力就是了。您说呢？”

　　听完这话。良友来人二话没说，学着老舍，两手一抱拳，洒脱地说道：“舒先生，您尽管写，我们候着就是了。”老舍一下乐了：“冲这，我说什么也得给您按个日子交活啊。”

　　话是这么说，可究竟与点子什么，老舍搜肠刮肚，竟定不下什么好主意。

　　既然是本书，总不能三五百言就可了事，答应了人家，就不能失信于人。老舍觉得落下个沉重的包袱，他抱着个讲义夹子，一边沉思着，一边向校园内的图书馆走去。进了图书馆，刚一挨椅子，几个学生围了过来：“先生，您最近写什么小说呢？”

　　“没有时间呀。”老舍狡猾地摊开讲义夹子，他正在准备《世界名著研究》的讲义。

　　“您每天才上一个钟头的课，怎么能说没时间。”学生们七嘴八舌。

　　“为了准备第二天上课这一个钟头。头天，我非要逼着脑子里不去想旁的事情，而只琢磨着托尔斯泰、但丁、荷马、康拉德，等到眼前尽是些大胡子，高鼻梁，可以不费力地背出至少一百个人名，二百本书名的功夫时，脑子里也再容不下别的了。”

　　“先生，二者兼顾，到头来怕是哪头也顾不上吧？我们可是等着看您小说呢，您若不写，是中国文坛的一大损失。”一个学生顶认真地说。

　　老舍看着眼前的讲义，若有所思地白言自语道：“早晚，我只能顾上一头了。”

　　《大明湖》的失落和《猫城记》的并不满意。使老舍静下来时，常常不安。一个故事在济南，一个故事就更远了--在火星，也许，这次该回到北平了……。

　　一想到北乎，老舍立时便有了一百个主意，好像北平的一切，一草一木，一房一屋，皆成小说，都有着说不完的故事。老舍的思路活纷起来了。

　　他微闭着双眼，北平城就象是“拉洋片”似的，一幕一幕在眼底闪过了。

　　鸟笼、鸽哨、破落的旗人，文皱皱的小职员，粗壮的悍妇，精明的洋车夫……

　　在那人头攒动的海洋中，有一个人向老舍走来，渐渐地，本来不清皙的面容清皙了，他的作派，他的气质，乃至他的衣着，似乎都那么熟，老舍琢磨，敢情是“他”！

　　“我不认识他。可是在我七岁和二十五岁之间我几乎天天看见他。他永远使我羡慕他的气度与服装，而且时时发现他的小小变化：这一天他提着条很讲究的手杖，那一天他骑上自行车--稳稳的溜着马路边儿，永远碰不了行人，也好似永远走不到目的地，太稳，稳得几乎象凡事在他身上都是一种生活趣味的展示。”

　　“我不放手他了。这个人便是‘张大哥’”老舍终于在老北京千千万万人中，选中了“他”。

　　写家这次要“返归幽默”。这当然是拿手戏，写来顺手顺气。为了写作，老舍改变了一下作息时间--每日里早早地起，稳稳地写，静静地歇，浓浓地喝。独有这“浓浓地喝”有些费解。其实只不过是每日的茶，喝得更浓了。

　　一猫儿腰，这一绷子吭哧了七十天，除了上课之外，老舍足未出户，手不离笔。

　　“张大哥”--一切人的大哥，统领着一群与自己命运相似的小公务员，小科员们。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圈子--高攀而攀不上。而绝不低就，他们有自己的乐趣，有自己的辛酸。这便是老舍的长篇小说《离婚》。

　　《离婚》全部完稿了，这比约定的时间整整提前了一个月。这使老舍非常之高兴，一来因为“返归”的选择，使《离婚》这部书稿完成得出奇地顺手，二来，不知不觉中竟将伏天熬过了大半。

　　正当老舍还沉浸在创作完成之后的兴奋中时，他又添了一喜。夫人要生孩子了，他快要做父亲了。

　　夫人住进了医院，隔三差五，他也总要到医院里探视探视。这天，他还没有去医院看望时，有人跑来告诉他：“舒先生，恭喜了，太太今儿生了。”

　　他来不及问清楚，赶紧一溜烟儿跑到医院，在产房门口，他便听见一声脆利的婴儿啼哭，还不知是男是女哩，不过老舍并不在乎这个，但是，要当父亲了，这却是千真万确，他感到激动万分，有了孩子，今后他的责任更重了。

　　老舍是虚岁三十五做了父亲。尽管当爹并不闲在，不过老舍还是情愿受这份累的。

　　这些日子，老舍心里总象是揣了个炭火盆暖烘烘的。逢人遇事，兴头也特别好。就连学生们也感觉到教授得了这位“千金”后，上起课来也是妙语连珠，幽默无比，赶上兴致高时，教授竟会“击案”代鼓，为学生们表演一段“京韵大鼓”：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

　　最初的欢喜过去之后，老舍便也悟到了儿女之累。叹息是否还能有当写家的兴致。偶然一天，他忽然感到了背上不大舒服，还时时生出阵阵疼痛，老舍知道这是久不活动的缘故。该练练了。

　　老舍虽不是练家子出身，刀枪剑戟却也粗通几路，不过也是为了活动筋骨。于是他给自己订下每日要练四五趟拳，要想做学问，要想当个职业写家，没个好身体是不行的。

　　是啊，老舍多希望自己能专一写作，不再教书了。这个念头一直缠着他。

　　做一个职业写家最大的障碍就是收入没保障。而教书的收入是不难顾一家温饱的。老舍感到教书和写作无法拧成一回事，互相的干扰都很大。他在自己的短篇小说集子《赶集》的序里发着牢骚：“倘若我不教书，或许这些篇还不至于这么糟，至少在文字上。可是我得教书，白天的功夫都花在学校里，只能在晚间胡扯，扯到哪儿算哪儿，没办法。”

　　而说终究是说，老舍一时还难以放弃这旱涝保收的“铁杆庄稼”，这到底是一笔稳稳当当的收入啊，老舍又开始了他那周而复始的生活--编讲义，上课，写文章，再加上协助太太伺候“千金”。

　　转眼到了一九三四年，废帝溥仪在关外成立了“满洲国”，不少遗老遗少都随“驾”而去。难得有溥仪这样的“皇帝”，一辈子竟然三次登基。而今，国人谁个不知，“满洲国”是小日本的傀儡国，溥仪是“儿皇帝”。

　　对于国共两党之战，老舍只是从报纸上溜过几眼，并没特别在意。去年的“福建人民政府”，今年蒋委员长提倡的“新生活运动”，在老舍看来都一样，放着日本人不打，一天到晚镲儿哄。

　　不过提到文坛上，倒是沈从文的作品，周作人的文章风格。叫老舍佩服的不得了。

　　三月份，老舍又编排出一部新的构思。于是，在孩子固执的哭声中，在太太手忙脚乱的新生活中，在那似乎永远编不完的讲义中，老舍动手写《牛天赐传》了。

　　第十五章 青岛会友

　　近日不断有朋友来信，劝老舍出来走走，不要总闷在一处。老舍心里也开始有些活络了。虽说山东算得上是“圣人”之乡，文明古邦。可现在毕竟有些与世隔绝之感。老舍觉得齐鲁大学这“世外桃园”也是有些憋闷了。

　　提起写作，总是嚼些今儿看着不觉新，多少年后再看也不觉老的玩意儿，老舍也感到了一丝腻味，山东以外究竟怎样了？被视为中国文学艺术心脏的上海，现如今又是怎么个模样？老舍不是那种守着一个地方认死理的主儿，他也有心出去活动活动了。

　　老舍放下朋友的信，又发愁地看着桌上的稿子，牛天赐念不好“人之初，性本善”，念走了嘴，成了“人之初，狗咬猪”。

　　打三月份开始“侍弄”牛天赐，稀稀拉位，一天满共写不了千字，眼见着天气又热起来了。老舍觉着东洋鬼子和一切敌人都算不得可怕，兵来将挡，水来土淹嘛。唯有这热有些可怕，您不知找谁玩命儿去，又难于解脱，虽然中国的三大火炉排上了武汉、长沙、南京，轮不到济南的份，但尝过些苦头的老舍，对这泉城的酷热也还真有几分畏惧呢。

　　老舍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宝贝女儿小济，她倒不怕热呢，正在床头大睡哩。

　　老舍喜欢孩子，写完《小坡的生日》，他曾很认真地总结过写这篇东西的心得，他爱孩子。而孩子最叫人喜欢的地方，莫不过是天真。小玲儿，小坡，当然还有宝贝小济和这躺在桌上的牛天赐，都是这位写家心爱的“作品”，为了孩子，老舍什么都舍得，都豁得出去，可现在“牛天赐”还在这儿“躺着”呢，还不能和那些已完成的作品那样，走向社会，向着“亲人”们欢笑着，诉说着。

　　因为还要编辑《齐大月刊》，倘若每期不去写些东西，老舍就要抽空翻译一些什么。比如：《文学中理智的价值》、《文学与作家》，这也费去了很多精力，更不要说还得把心思放在教课上了。而近一年来，他又凭空添了不少“社会工作”。他常要被许多校外团体请去演讲，他那令人常常捧腹大笑的演讲，四处受到欢迎，可这些活动却使老舍感到很沉重。他渐渐认清了一个问题：不排除那些戛七马八的干扰，就很难写出好作品来，做写家不彻底专业化，永远只是个混事由的，就是赶寸了劲儿，写出点象回事儿的玩意儿，也会缺胳膊少腿……

　　想到这儿，老舍暗下决心，不能再维持这种状况了。

　　六月二十九日，老舍正式向齐鲁大学校方递上了辞呈，校方在放暑假之前，同意了文学院这位雄心大志的副教授的辞职。老舍回到家，心里轻松了许多，翻了翻《牛天赐传》的稿子，心里一算计，打从二月份开始动手写，到今天近一百天了，只不过才写了二万多字，于是老舍埋下头来，安心对付“牛天赐”了。

　　老舍辞去教职的消息不径而走，文学界不少朋友称赞老舍有魄力，终究要成大气候。

　　而教育界几个朋友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小说固然可以写，但书还是要教的，于是朋友们便纷纷投书。前者认为：爽性撒开了写，以写为业，照样可以养家糊口。后者的朋友则以为：如果齐鲁大学条件不够好，可以给老舍介绍一个更好的学校，但书还是应该教。

　　每天这些信都送到太太手里，她把这些信分类放好，等着老舍自己拿主意。但现在还不行。她知道老舍眼下正全力顾着“牛天赐”，假如现在去给他添乱，那个姓牛的孩子怕是会“死”在半道上了。

　　七月中旬，老舍已经写了五万多字，他喘了口气，又猫下身于下去了。

　　八月十日，老舍在日记上记下：“《牛天赐传》写完，匆匆赶出，无一是处。”

　　太太把一摞信摆在老舍的书桌上，老舍点燃了烟，一封一封默默地看着，直看到吃中饭了。太太仔细地捕捉着他脸上每一个微小的变化，揣测着他的决定，他究竟怎样想呢？

　　一直到夜阑人静，老舍才把心里想的说出来了：“过几天，滌州和齐铁恨就到南京了，我也想去和他们一块儿到南方走走，是做写家还是教书，我准备出去转转再说吧。”

　　“我也有这个意思，你应该去走走看看了。孩子还小，我不能和你同去，身体要自己照料好，尤其是你的腰。”

　　老舍指指墙上挂的长剑，笑着说：“我是文的管肚子，”他拍了拍肚皮，“武的管腰。”

　　“鸣--”

　　老舍还没站稳，南去的列车便启动了，老舍提着那还是从英国带回来的棕色公文包，推开了一等车厢的门，随着毕恭毕敬的列车员指点，落坐在沙发靠椅上，窗外，扑面而来的是绿油油的青庄稼。

　　十几年前，他第一次南去，也是第一次坐火车，那时摆在他面前的路是很清楚的：在教育衙门里混事由儿，当科长，当处长，混得好，还许可能再往上爬，路也许会顺顺溜溜，但不知要踩多少人，又误了多少他人子弟，昧了多大的良心……

　　而如今，已经是三十大几的中年人了，路却是晃晃悠悠，常常拿不准该怎么走了。

　　车过泰安，他抬头向泰山顶上望了望，前些日子隐居在泰山的冯玉祥将军率领部队跑到察哈尔打了一通日本鬼子，大大地给中国人出了一口气。后来因粮草弹药不足，又没有援兵，好端端的一个局面眼见着又玩完了。冯将军只好又折回泰山。

　　老舍知道，冯玉样是不甘寂寞的，是会坚决抗战的，总有一天，他会再次出山挥刀跃马，冲锋陷阵，给小日本点儿颜色瞧瞧。

　　列车过曲阜，走徐州，第二天到了浦口，乘轮渡过长江，白滌州和齐铁恨君早已在江边迎候了。

　　见面头一句话，老舍笑指着身上的薄薄的大褂，抖落着说：“我这是逃出火罐，又入火炉啊。”

　　大约都是在北方住惯了的主儿，对于怕热是一致的。但分能早点逃出“火炉”，便一分钟也忍耐不了，他们三人只跑到“中山陵”向先总理致了哀，立马收拾行装，离开石头城，直奔上海了。

　　他们此行的目的不是游山玩水，只为访亲拜友，所以到车站迎接的人也就很多。有文学界的朋友，也有教育界的朋友，有左派，有右派，自然也会有那号称不左不右，不偏不袒的“中间派”。不过，在当晚“老正兴”举行的洗尘宴上，各派都暂将门户之见弃在一旁，开怀放量“吃老酒”。老舍前几部书的编辑徐调孚特别关心老舍近来有何新作，老舍于是直言相告，《牛天赐传》已完稿，不日，《论语》杂志上就要开始连载。接着，便讲了《牛天赐传》的一些情节，徐调孚拍手称好，惊动了邻座的郑西谛，他回过头来，问：“有什么高兴事？”“舒君”徐调孚指着老舍说：“近日又写了一篇东西，还是那么俏皮，那么幽默。”

　　“什么内容，什么名字？”西谛问。“老舍一五一十地把《牛天赐传》叙述了一遍。西谛沉思起来，俄倾，郑西谛问道：“舒先生自己以为《猫城记》怎样？”“不好。勉强把它写完，后来看看，实在糟心，我并不满意。”

　　“这几年，你的长篇、短篇小说，我基本上都看了，量很不少了，文字也更加老道了。但还缺一些什么呢？恕我直言，就是在那丰富的内涵里应该更博大，更深厚。到现在为止，还不能认为你已创作的作品就代表着你的水平，我断言，你的黄金时代就要到来，来，为你创作上的黄金时代，”郑西谛举杯站了起来。

　　郑西谛的一番话，使老舍感觉到了朋友们对他寄于的厚望，他站起身，举起了酒杯。

　　“为老舍创作上的丰收”，郑西谛举杯邀请在座诸公。

　　一个个酒杯举起来了。

　　“干杯！”

　　此次南行，老舍结识了不少新朋友，也多少弄“明白”了一点儿，什么是“国防文学”，什么叫“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有人提倡人性，而不承认有“革命文学”，而又有人争辩着“真假马克思主义”。

　　同时，老舍也听从了朋友们的劝告，暂时放弃了做个专业写家的念头，作家巴金在兼做着编辑工作，戏剧家曹禺也在教书，因那菲薄的稿费还一时难于养家糊口。于是，他接受了国立山东大学文学院的聘请，去承担中文系的教授。

　　老舍在外面转了一圈儿，收获很大，心里也打定主意暂不做“专业写家”，而仍是边改书边写作。怕在外面耽搁太久了，老舍便告别了诸位朋友，又登车北上返回了济南。

　　刚到家不多日，一封电报送到，四个大字“滌州病危”，立时催他动身赶赴北平。

　　十月十四日，老舍赶到了北平，可惜已经晚了一步，自滌州已经不幸病逝了。老舍悲恸欲绝。这是他在人生旅途中早逝的第一个朋友。

　　老舍抓着好友罗常培的手，眼泪不禁涌出来，“我们和滌州才刚刚分手，怎么会想到，怎么会他就去了呢？……”

　　常培知道这位老友是个重感情的人，便陪着他到处走走，并劝他节哀。

　　等到办完了丧事，他们这两个好友就跑到了“柳泉居”要了几两“莲花白”，几碟下酒菜，默默坐着对饮。许久，老舍悲哀地说：“虽然老百姓常说生死由命，我也知道总有一天咱们都会去死，可眼瞧着朋友失去了，我这心里不是个味儿。”“甭说这些了，还是喝酒吧。真到了那一天，咱们就踏踏实实地去，没到那一天，咱们就该高高兴兴活着，该喝酒了，照样喝酒，该写文章就写文章，人生就是这样嘛。”

　　老舍琢磨着老朋友的话，觉得也不无道理，他说，“我这可能也是兔死狐悲。日子当然还是要过下去的。说到写文章，我请教你一句话，你说这黄金时代怎么解释，你是语言学家。”

　　“来了。”

　　跑堂的把一盘“醋溜苜蓿”端上来了。“如果说是一个人的黄金时代，那应该是：人的身体，智慧发展的全盛时期，是一生中的最高峰，这个时期的人最有创造力，也最成熟，其表现可以根据每个人取得的各种不同程度的成绩而定。但，这不是语言学的问题。”

　　老舍笑了。

　　“舒庆春的黄金时代的开始，应该是一本传世之作的出现。”罗常培严肃地断言道。

　　严冬刚刚过去，乍暖还寒，称不上汹涌的海水似乎耗尽了气力，还未冲到滩头，又悄然退去了。青岛栈桥左近的海滩上是一块块错落有致，暗褐色的礁石，和远处与天连成一片湛蓝的大海相比，滩头显得滞重，衰败而毫无生气，任凭风来浪去，日晒水击，每经过一次冲刷，礁石上便会留下许多有生命的小东西--海藻、海蛎子、小鱼、小蟹等，它们是那样不起眼儿，那样弱小，借着海水的力气来了，倘若不能跟着大潮退去，便会留在沙砾中，留在礁石的缝隙里，海水每次冲刷时，自然又会卷走一些东西。而这被卷走的常常会有陆地上人类随手丢弃的一切，甚至包括生命。

　　那海，在它平静的时候，似镜，似那随风起伏的缎带，你会忍不住想用手用身体去抚摸它，而当它哭号起来时，则是那样翻脸无情，凶猛无比，不通道理……

　　而春之初的海，既算不得那么平静，也算不上那样无情，人们一时还难于领略到它的真正面目。

　　一九三五年的初春，老舍举家迁往青岛。第二天，他便迫不急待地跑去看海了。他喜欢大海，爱闻那有些咸又有些腥的海水气味。海的广袤与美丽，能锤炼人的性格，给人与灵性。所有见过海的诗人都会禁不住作一首吟诵大海的诗，或把它说成是美女，或把它形容成魔鬼。而老舍心底赞叹的是大海那股子勇往直前，不怕粉身碎骨的劲头儿。

　　一想到可以在海边安安静静的生活，工作，老舍就感到打心眼儿里透着痛快。

　　山东大学在早是省立大学，济南惨案之后，学校停办了。后来，国民政府委派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负责筹备改成了国立大学。校址分设青岛和济南，总校在青岛万年山麓一处原先的德国兵营。现任校长扬金甫以下人材济济。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闻一多，英文系主任梁实秋，理学院长黄际遇。

　　洪深、张道藩先后任该校的教务长，教授中有沈从文、方令孺、游国恩、丁山、赵少侯等人，左中右都有，校方倒也不特别优待谁或排挤谁，凭本事吃饭呗。

　　无论是写家之名还是说家之名，老舍这时已算得上是有名气的人物了。

　　他一到山大，立时成了人们注目的新闻人物。自然，初来乍到，他少不得要来一番精彩的就职演说。

　　老舍的演说揉进了中国传统相声的“逗哏”“讽刺”而能抓住听众的特点，和教书人重逻辑、讲推理而雄辩的“总是有理”的特长，堪称一绝，此一绝在后来的教书生涯中还真派了大用场哩。

　　沿着长条石铺成的马路，绕过一幢幢绿顶、红顶的小楼，一个身着竹布大褂的年轻人，快步地向万年山麓的山东大学校园走来。

　　他对这条路并不陌生，在他清癯的脸上洋溢着一种神彩，一种期待和渴望终于可以如愿而焕发出的那种神彩，稍稍留意一下，会发现这年轻人也并不太年轻了，额头上，眼角旁已经有了不少皱纹，一付圆形眼镜扣在凸起的眼睛上，使他显出一种文绉绉的夫子气。

　　他走到离“大学路”不远的金口二路，便在一座不大的小院门口停下来，敲了敲，门开了，一个老仆人操着一口地道的京片子问：“先生，您找谁？”

　　“请问，老舍先生在家吗？”年轻人恭恭敬敬地说。

　　“在。您里面请。”老仆人侧身将年轻人让进了院子。

　　这个院子不大，倒是有花有草，院内小楼是用大块的岩石筑成的，粗糙的墙面上爬满了“爬墙虎”一类的植物。年轻人随着老仆人走进楼门，看见墙壁上挂着些刀枪剑戟，寒光闪闪，倒有点像进了辕门。老仆人走到书房门口，敲了敲门，说：“先生，有客找您。”

　　“请进，请进。”说着，门开了，老舍出现在门口。

　　年轻人抢前一步，一把握住老舍的手，兴奋地说道：“老舍先生，您好。”

　　“你是臧克家。”老舍认真地端祥着这位年轻的诗人。

　　小说家，诗人相携进了书房。

　　他们虽是第一次见面，却交往已久。他们之间没有那俗气的客套、谦词，可以无拘无束，随心所欲，想谈什么就谈什么。

　　等仆人老田端茶进屋的时候，他们大约已自报了“贱庚”，老舍正伸出一只手掌，兴致勃勃地说：“我大你五岁，可这五岁就把我送进了中年，而你还算是青年人，按说，我该叫你一声‘小老弟’，对吗？说真格的，我是很喜欢你的诗，别看我现在的记性大不如前了，可你的诗，我算是刻上了，你听听：总得叫大车装个够，它横竖不说一句话，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它把头沉重地垂下！

　　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它有泪只住心里咽，眼里飘来一道鞭影，它抬起头来望望前面。

　　“我记得你这首《老马》。”年轻诗人的脸有些微红了，比起来，自己不过是个文坛新兵，而对面坐的是文坛宿将，语言大师，臧克家回想起几年前……

　　两年前，年轻诗人的第一部诗集《烙印》出版了，当时，并没什么人知道臧克家是谁，他的诗也因此受到冷落，而不被人重视。他心里很难过，那一篇篇的诗文，毕竟是他呕心沥血之作，他心里清楚，除了自己是一个无名小卒以外，还有许多“名流儒士”对新诗瞧不上眼。

　　《烙印》是自费出版的，书店这时也有意拖延不接这部作品，眼看着这部诗集就要泡汤儿了。忽然在《文学》杂志上登出两篇评介《烙印》的文章。

　　一篇是大文学家沈雁冰（茅盾先生），另一篇则是著名写家舒舍予。茅盾先生不用细说了，他培养和扶植了许许多多的年轻文学家，但老舍先生文章虽写得多，却很少评论文章，这大约也是北京人那种特有的秉性--不得罪人--决定的。在那很少的评介文章里，人们几乎没见他赞许过哪位诗人，哪本诗集。可今儿不知是怎了，不但评了，而且话说得叮作响，没半点嗑巴，他称赞《烙印》里的诗，“象茅厕坑里的石头，臭不臭我不知道，硬是真够硬的。”

　　有了茅盾，有了老舍出来说话，书店不再绷着了。《烙印》很快便出版了，年轻诗人也就从此登上文坛。

　　臧克家想到此，不由地笑了，他没想到老舍先生是这样一个人--平易、洒脱，还有一点点小小的幽默。他向老舍介绍了自己去年从山大毕业后，现在临清的中学教书的现况，又把自己刚出版不久的另一册诗集《罪恶的黑手》送给了老舍。在诗集扉页上，他并没冒然地称老舍为兄长，而是恭恭敬敬地写上了“老舍师长”。从此，老舍和臧克家的走动就频繁起来。

　　1934到1935年两年来，除了《牛天赐传》外，老舍没再写大部头的东西，他的心里全在短篇小说和创作谈上。前一年，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子《赶集》，他并不很满意这些玩意儿，曾开玩笑地对编辑说：“与其说‘赶集‘，倒不如说是‘赶急’。这里的东西差不离都是‘临上轿子现扎耳朵眼儿‘的结果，什么《五九》、《热包子》等等，直到《微神》、《大悲寺外》才郑重起来。”

　　但通过写那十几个短篇小说，老舍发见了写短篇之难，写之需有功力，便决心再写一写。直到有那么一天，老舍又想起了《大明湖》，战火虽说毁了那唯一的手稿，他也确实伤心。没有心思再重写了，可那里面母女两代为娼的悲惨情景怎么也忘不了。老舍起身打开台灯，在稿纸上写下了《月牙儿》三个字。他没再“幽默”只是凭着思绪走下去。

　　“带着寒气的一钩儿浅金。”

　　“妈妈的手……”老舍记起了母亲为生计去洗那“黑如铁”的布袜。他便写下去，“……起了一层鳞，……她的手是洗粗了的，她瘦，被臭袜子熏得常不吃饭。”

　　月儿忽然被云掩住。“我”又看见了月牙儿。诗一样的月牙儿笼罩着全文，在“我”孤寂的时候，只有月牙儿陪伴着“我”。月牙儿仿佛是个有灵性有肉体的活物，它在主人公心中激起的感情也给了读者。老舍终于一步一步驾驭了短篇小说--这种不能偷懒，不能藏奸的体裁。

　　作为一个小说的写家，老舍敢说，短篇、中篇、长篇全都尝试过了，结果是令人满意的。

　　转眼到了暑假。老舍不必再为那“济南的热”担心了。青岛是避暑胜地，虽说够不着山野老林的阴凉之气，却“攀”上了海洋的适宜之气。老舍应了《宇宙风》主编林语堂之约，撰写创作谈，分期连载。老舍又拿出了那股子幽默的“名士派”风格，就连题目--《老牛破车》都透着与众不同。因为《宇宙风》九月才创刊，因而老舍并不太紧张，有些空余时间，又有不少朋友都凑在一块堆儿了，老舍也想舒舒心，玩一玩。他跑到洪深家去调嗓子，跑到王亚平家打麻将，再就是下馆子吃海鲜就酒。“荒唐”了几天，老舍又有点闲不住了，他想看看朋友们、同事们是不是都这样，他决定先上王统照家。

　　“是舒先生。”开门的是臧克家，他刚从临清回青岛休暑假，也是想回来和大家聚聚。

　　老舍进门一看，嘿，人还真不少。从右往左数，洪深、王统照、王亚平、赵少候、吴伯萧。这里数洪深年长，做事也颇稳重，他待老舍坐下，便说道：“舍予，你有什么打算？我们刚才议了一会儿，总不知暑假里做点什么好。”

　　有人建议远足，有人提议开个诗会，说来说去，总扯不到一个辙上。

　　“舍予，你说说，”洪深要听听老舍的意见。

　　“反正是不能荒废了，大家伙儿聚在一处不易，偏要干点洪深笑了。”舍予也没主意，我看啊，咱们各过各的吧。“哎--”老舍连忙站起来，“咱们得合计合计呀。”

　　“我提个建议，”在座的《青岛民报》的编辑灵机一动，“你们大都是文学家，刚才老舍先生说了，能凑在一起不易，也是咱青岛的一次机会。咱们办个暑假短期文学刊物，民报出纸印刷，出编辑，然后随民报发行。只是这个刊物的名字……”

　　这个提议立时得到在座者的拥护。不管过多少年，只要一拿起这刊物，大家就会立刻想到一九三五年在青岛的那个夏天。

　　“这主意不错，再起个好名字，谁来？”王亚平嚷嚷着。

　　“有了，叫《避暑录话》。“老舍说道，”宋朝时候，有个刘梦得，博古通今，藏书三万余卷，论著很多，颇有根底，这个《避暑录话》，也是他的著述之一，凡二卷，记了一些有考证价值的事。我们取这个刊名，要利用暑假，写些短小的诗文。”

　　“极好，极好。”老舍刚说完，洪深便第一个欢迎道：“‘避暑’不是乘凉，而是‘避国民党老爷们的炎威’。”

　　在座诸公，莫不拍手称快。民报的编辑也就乘势约好了各位的稿子。

　　没几天，《避暑录话》就随着民报一同出来了。十六开八页，老舍的短文代替了发刊词，各位大写家也把自己的各式作品摆进去，一时间，《避暑录话》成为避暑人们的热门话题，也是在青岛沉寂的文坛上投下了一颗小小的炸弹。

　　暑期过去了，无须再避了，《避暑录话》也就随之消失了。

　　那年稍后一些的日子，老舍得了个胖儿子，起名的时候，为了不费脑子，便捡了个笔划少的字--乙。

　　舒乙--小胖儿子顺顺当当地来到了这个世界上，老舍忙不迭地写了封家书，千言万语，告诉母亲的只有一句话、“您抱孙子了！”

　　第十六章 写家和洋车夫

　　因为爱清静，老舍又一次搬家。这回合适了，眼瞧着大海近在咫尺，一推开窗户，一股子海风挟着腥气扑进来，老舍深深地吸了一口这带着咸味的空气，心上感到了一种莫大的安慰。

　　家算是安顿好了。老舍又被一种愁绪困扰着。多少年了，他都决心冒一下险，去做个职业写家，不必再为那些“讲义”而去忙活。更犯不着去看那位管事的脸子，现而今，往大了说三十七，实说三十六岁，这点儿夙愿总未能了，这愿不了，总写不出上乘的小说，老舍自忖着。按说，三十七了，就眼下这点成绩，不寒碜，可老舍不是那号有三两算半斤、容易知足的主。他咂磨着，他离自己的顶峰还有一截子路呢，这会儿不使劲，落个老大徒伤悲，岂不要抱憾终身吗？可话又说回来，这最后的一段路，怕是难走啊。近来，大学里常闹学潮，但这对老舍影响并不大，学生一罢课，他就回家闭门写小说。

　　这天，他正在家伏案疾书，书房的门被推开了，一件油滋麻花的长衫飘了进来。他就是中文系讲师张炜。说起来，他年令不小了，大约是古诗文读多了，张口闭口之乎者也，透着股酸腐气，他自命是国粹派，信奉儒家之说。

　　他为人悭吝，从不借钱给别人，也从不向别人张口。中文系没什么人搭理他，他似乎也以“凡人不理”为泄忿工具，虽不是昂首阔步。旁若无人，却也目不斜视，透着一股谁也瞧不上眼的劲头。唯独，他和老舍却是一见如故，因为都好杯中之物，便经常找个背静的小馆儿边喝边聊，就那么几次，两人竟成了莫逆之交。

　　张炜进了门，在兜里掏了半天，摸出几个铜板儿。一手掂着这几个铜板儿，一手做了个喝酒的姿式，然后把铜板儿往兜里一收，摆了摆手：“走。”

　　张炜请客的时候并不多，他的八个孩子把他那份不多的薪水全吃进去了，要是一旦哪位“千金”、“少爷”有个头疼脑热，需要一包“仁丹”或者“清凉油”的话，也能够他一呛。老舍了解这些，平日里，酒钱、菜钱便都是他掏腰包。但赶上这一天，老张请你喝一盅，你推辞了，不去！他敢掉屁股就走，永生永世不再进你的门。

　　那是一间倒还平静的小馆，说是海鲜馆，却只有两三种沾海味的菜。酒来了，菜来了，两人各把一壶烫得温乎乎的“景芝白干”，自斟自酌。老张喝酒的样儿比平日里威风许多，因为是当他请客。第一杯下肚，头昂起来了，轮到第二杯，嗓门便高了八度，脸颊上也染了红霞。从皱纹的褶里也发出了彩光。这时，他便要议论，要骂人。不过，在此之前，他总要先抱怨一下命运不济。常言说，酒后吐真言。因为“五四”运动，他永远地失去了出头的日子，孔夫子再没人信了。而限下那些舶来品自然先进，若不“化”了再用，乃有“抄袭”之嫌，于治国安邦，应被视为大忌。老舍只管听着，只见老张又扬脖干下一杯，睁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把手亲热地往老舍肩上一搭，无比信赖地说：“老舍，你是朋友，咱不瞒你，穷也穷过，富也富过。换句话说，咱拉过洋车，也坐过洋车。没啥不好意思。我拉丁顶一年的车呢。”

　　提起洋车，老舍自然不陌生。于是两人又津津乐道地谈起那洋车上的事儿了。说着说着，老舍渐渐地从老张的嘴里听到一些不同一般的东西。

　　车夫认为人生最得意的事就是买一辆自个儿的车，而不是赁人家的车拉。有这么一位，好不容易挣下了一辆车，没三天，因为家里哪位病了，便只好卖车买药。于是又得一番苦干，车又挣下了。您想，拉卒的年轻，一不赌二不嫖三不喝四不抽，有俩钱儿就攒下买车。谁承想，黄鼠狼专咬病鸭子，家里哪位又病了……如此三起三落，人熬垮了，到末了还是受穷。

　　老张语音未落，老舍就接上去说：“这颇可以写一篇小说。”

　　老张不以为然。他觉着，如果这类玩意儿可以写小说，那我有的是。接着，他又讲了一个。拉洋车的叫军队拉了伕，临完了一个子儿没给，嘿，还挨了两脚。不过他也没吃亏，那阵正赶上军队转移那股乱乎劲儿，顺手牵了三匹骆驼，虽说没发上什么大财，却比空手而归强了百倍。

　　老舍越听越上心，无论如何，他再也抹不掉这些洋车夫的印象，从这年的春天开始，他便留意起这方面的材料，心里总是盘算着怎么把它写成一部长篇小说。

　　春末，老舍回北京为母亲办八十大寿。宴席自不必说了，为了讨老母亲的欢心，老舍还特地请了戏班子，办了场“堂会”。甚至，自己也跑到席前清唱，为宾客助兴。老舍此次北归，有几件重要的事情要办，一来他要借着给母亲办寿的机会，请一下北京文教界的知名人士，为的是想在北京谋一个差不多的事做，青岛再好，毕竟不是家乡，他要回来，回到生他养他的北京。

　　“歪毛儿”此时已经是北京大学的中文系主任了，自然少不了要帮“小秃儿”的忙。而另一个原因，就是为了那个不知名的洋车夫的长篇，老舍要亲自“体验体验”那既熟悉又陌生了的生活。记得，离开青岛之前，老舍第一个对臧克家谈起要写洋车夫的故事。

　　那是一天晚上，臧克家跑到老舍的楼上，不大的写字间里，两人面对面随意地谈着，窗外有月亮，听得见大海滚滚的涛声。“我想写一部洋车夫的小说，说不好能写出个长篇。”老舍兴致勃勃地说。

　　臧克家并不十分了解老舍幼年的贫苦生活，只认为他留过洋，当教授，写小说，能对洋车夫生活了解多少？臧克家非常惊讶地看着老舍。

　　“您一面教书，一面写作，还要去接触体验洋车夫生活，这……？”

　　“嗨，”老舍意味深长地说，“一家几口，是要抓一个饭碗的啊，我这个‘教授’，肚子里没什么货色，两个礼拜，顶多两礼拜就倒光了。现蒸了现卖。有的作家当教授--”他伸出右手的两个指头，“哼”了一声，诙谐地说：“两个钟头就倒光了。”

　　两人放声笑了起来。

　　一会儿，老舍严肃起来，脸上若有所思，象是自言自语，又象是对克家说：“教授，写家双重桂冠，听起来荣耀。唬人嘛。常言说：两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看来，还是干一行才能专心，才能稳住神儿。”说着，老舍站起身，拿出一个漂亮的扇面，亲手研好墨，捡好笔叫克家给写几个字。克家非常激动，伏下身一笔一划地写来。用臧克家自己的话说：“当年他是一个文坛巨子，而我呢，却是初出茅庐的一个小兵呢。”

　　从那天晚上起，老舍便下决心辞去山大的教授职务，若情形还不容他做个职业写家，那他也一定要回北京去教书。老舍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回到了北京。

　　第二天，他找到了齐铁恨，把他从学校拉出来，叫他讲讲骆驼。齐铁恨一愣神几，便呵呵地笑了起来：“您这是弄腾什么呢，怎么又想起骆驼来了？”

　　“你家是不是住在西山？”

　　“没错。”

　　“西山脚下是不是有许多养骆驼的？”

　　“有啊。”

　　“这不结了，我就是请您给我讲讲这骆驼。”于是，老舍便知道了骆驼从何而来，派什么用场等等，反正大概起够写书用的了。

　　转脸儿，老舍又跑到一个远房亲戚马敬庭家，因为敬庭有一个洋车夫邻居，平日里常坐这个洋车夫的车，因此也就比别人多知道一些车夫的曲折遭遇。先是由敬庭介绍，老舍认识了这位洋车夫。从此，有了空，老舍便往这跑，后来，老舍又结识了好几个拉车的朋友，还有几个巡警。

　　渐渐地，一篇描写洋车夫生活的长篇小说己在老舍的脑子里酝酿成熟了，他下定决心辞去教职，专心做一个写家了。

　　但等老舍刚回到山大，他就被人请去了。原来学潮又起，学生和校方两方各不相让，实际上是因为话说得太过，事干得太绝，谁也不好下台阶了。

　　正好赶上哪派也不是的老舍回来了，他就自然地成了中间人。调停的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因为诚意，也因为老舍。在山大的科学馆里，老舍代表校方向各路人马致词：“这一次的事情，弄到这个地步，可说是学校办教育的失败（大家肃然），但是听说你们要开火，吓得我三天不敢出来（哄堂大笑）。今天你们都来了，这是一种好现象。现在有些问题，我们仍要讨论一下。你们能互相接受意见，没事儿；不能接受，学校关门大吉……”

　　这是老舍在山大的最后一次演讲，也是最著名的一次演讲。学潮息了，老舍也递上辞呈，回家写小说去了。

　　被强烈的创作欲望撩起的激情，逼着老舍终日桌前，以每天几千字的速度不停顿地向前赶着。他管这书名叫《骆鸵样子》。

　　祥子挨了打，丢了车，却牵了三匹骆驼，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这时候，“他忘了一切困苦，一切危险，一切疼痛，不管身上是怎样褴楼污浊，太阳的光明与热力并没将他除外，他是生活在一个有光有热力的宇宙里；他高兴，他想欢呼！”

　　写着写着，老舍笔下又蹦出一个“虎妞”，那嘴卷起人来，比平日里说话还利落；那坏招儿出的，没有比它再损的了。

　　样子看见一老一小拉车的，饥寒交加，老的晕了过去，小的还太小，可也帮着爷爷拉上车了。这正好是拉车的命运的两个极端的写照。

　　“在小马身上，他似乎看见了自己的过去；在老者身上，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将来！”

　　老舍不停歇地写出了一个又一个的人物，刘四爷、小福子、二强子、曹先生等等。这些人物都仿佛一直藏在脑子里的一个什么地方，这回，一使劲，全自己蹦了出来。

　　手上忙着，从稿纸上往外蹦几人，手下却也不吃闲地忙乎着。女儿三岁了，已经会提出许许多多缠人的要求了，儿子虽然要求不太多，却因其自由驰骋在房间的各个角落而叫大人们不得安宁。“有了小活神仙，家里才会热闹。”老舍写道。他喜欢孩子，乐意给孩子装牛作马，可他又时时忍不住往桌上那摞稿纸溜上一眼，他意识到自己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刚丢掉教授的职位，满以为可以天下太平地写了，结果本来不太显眼的问题--小冤家们的活动，一下子又涌了过来，真有点儿招架不住了。因为小孩，让老舍明白了许多，也体会了许多。敢情天伦之乐后面意味着多么巨大的牺牲啊。他一面说，“家庭之累，大半由儿女造成，”一面又忍不住随着孩子们的口令，“立正”，“稍息”，“开步走”。他勉励自己当个好爸爸，去适应这种日益复杂起来的挑战。

　　孩子们总是熬不过大人的。夜阑人静，老舍又伏案工作了。悲剧几乎降落在笔下每一个人身上。虎妞病死了，小福子上吊了，刘四爷落得个孤家寡人，祥子是妻死子亡。祥子思索着：这一切究竟是因为什么呀？！是上辈子没积德，横生倒养，把我撵到这个世上，还是自己做孽，惹翻了老天爷，落下个断子绝孙的下场？他喝酒，抽烟。“不吸烟怎能思索呢？不喝醉怎能停止住思索呢？”

　　老舍大声疾呼：“雨不给富人，也不给穷人；下给义人，也下给不义的人。其实，雨并不公道，因为下落在一个没有公道的世界上。”

　　夏天之前，《骆驼祥子》写完了。一部传世佳作，在老舍的笔下，悄悄地，悄悄地爬了出来。

　　九月，《骆驼祥子》在《宇宙风》第二十五期上开始连载。老舍高兴地对编辑说：“这是我最满意的一部作品。”为了祥子，老舍露出了笑容。

　　第十七章 出逃

　　如今在老舍的眼里，大海已失去了昔日的色彩，崂山啊，栈桥啦统统丧失了魅力。

　　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北京城沦陷了。

　　这消息像一块沉重的巨石，压在每一个中国平民百姓身上。要当亡国奴了，偌大个中国面临着亡国的危险，谁能不揪心啊？为了北京这座古老的都城，老舍的父亲曾拼出了性命。而今，日本人占了北京城，老舍的母亲和千千万北京城的市民都成了沦陷区的难民。

　　黄县路六号两扇临街的铁门紧紧地关闭着，老舍不想见客，不想吃饭，就连每日必得抻抻胳膊动动腿，练几路拳脚，耍儿套刀枪的兴致也都没地儿找了。这摆着几盆花草，几把藤椅，挂着一两幅字画极为俭朴的客厅，曾几何时总是“招惹”着不少人。学生们来讨教问题，同事们来切磋学问，后来，老舍弃了教职，专营写作，成了职业写家，来的人更多了。聚在这小小的天地，没完没了的扯着闲篇。现而今，老舍宁愿一个人待在冷清的客厅里，望着墙壁发呆，叹气。

　　只有妻子才明白，他这是为了什么。

　　头一个月，芦沟桥上的中国军队和日本人乒乓五四地于了一仗，人们满以为，北京城兴许是能保住，没承想，到底还是叫日本兵给占领了，城里驻扎的中国兵，平日里趾高气昂，吃老百姓的，喝老百姓的，动不动还冲着老百姓吹胡子瞪眼。现如今，国难当头，该轮到他们替老百姓使劲的时候了，这些兵却大撒手脚底板抹油--颠了。把个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甩在脑后边，丢给了如狼似虎的日本人。

　　老舍恨不能立时自己就成了一个兵，上战场和日本人拼命，他多希望手中握的不是笔，而是一杆枪。这几天，他总是爱摸着摆在客厅兵器架上的刀枪棍棒，一言不发，大约是在寻摸着打起来，大刀扎枪虽不是飞机大炮的个儿，设若面对面交手，玩起命来，日本兵也不见得是练家子的对手，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俩赚一个，反正不能再象“八国联军”那会儿，躲到破箱子里。

　　老舍好象默默地等待着……

　　头些日子，老舍又得了个女儿，赶上下雨，便指雨为名，叫舒雨。他如今已是二女一男的父亲了。高兴之余，他把仆人老田拉到一边儿喝酒聊天。

　　他问老田，“想咱那北京城不？”

　　老田应道：“先生，这话是怎么说的呢？咱这老北京，那有不惦着故土的呢？您瞧着青岛地面好吧，又太平，又有大海，可总不象咱北京，城有个城样，街有个街样，还甭说老北京都惦着的什么豆汁啦，麻豆付啦，爆肚、煎罐肠之类的小吃，单说这人碰见人，低头不见，抬头见时，总是鞠躬、作楫、请安，透着就那么客气，招人待见。这地的人倒好，一张口，嗓门扬出去好几里，那里像是问话，不知道的主儿还当是吵架呢。

　　您得说我这是挑眼，我也知道北京人的毛病。就比如这街面上，碰上场抡胳膊打架的场面，咱北京城的松人，要不结打旁边溜过去，假装没看见，要不就凑在一边看场不花钱的热闹，指不定那位爷还会拍着巴掌，叫着板给声好，纯数是起哄架秧子。山东的爷们就不这样了，人家就爱打个抱不平，不断出个是非曲直不撒手，这点咱北京人比不了。”老田的话让老舍听得眉展眼开，“您说的好，赶明儿回北京，我做东，请您上便宜坊吃鸭子。”

　　老舍聊起北京，便会有说不完的话，扯不断的乡思。他曾计划等小女舒丽周岁时，合家回北京一趟，过个春节，带孩子逛逛厂甸，也让他们见识见识父亲、母亲生长的地方，可现在，日本人来了，一切都搅活黄了。

　　北京城又像当年庚子年一样，跌入水深火热之中。

　　这时，齐鲁大学又来重新聘请老舍回校任教，老舍同意了。乘这功夫，他想到上海走走，一来见见朋友们，二来把一些有关出版的事宜料理一下，最主要的，是想出来散散心，把憋闷在肚里的恶气出出去。没想到，上海的陶元德接到老舍要来上海的信的时候，北四川路、军工路已经响起了日本兵的枪声。8月13日，淤沪抗战拉开序幕。正要登船离青赴沪的老舍接到了陶元德的加急电报：沪急勿来。北平陷落，上海战祸，舒舍予眼瞧着战火四起，还有什么心思，躲个清闲，去著书立说、去讲授文学写作。如果可能老舍宁愿去给学生们讲授抗日学。去年，平津学生游行示威，大声疾呼：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现今，齐鲁、淞沪也成了开水锅。眼瞧着，整个中国都被战云笼罩着，他苦闷、徬徨、不知该把这一腔热血洒到什么地方。

　　不久，便携带全家重又回到济南，这里的火药味比青岛浓多了。

　　“韩大帅”一边私下里和日本人紧飞着媚眼，一边嘴里高喊着抗日，济南城人心惶惶，不少有钱人，都赶早往内地安全的地方跑。

　　也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硬梗着脖子结伙投奔义勇军，和鬼子拼命！

　　住进齐鲁校园里常柏路2号的教授楼，比起青岛黄县路那幢房子又阔了许多。老舍喜欢楼前楼后密密匝匝的常青松柏，更喜欢从楼上远远看去的千佛山，马鞍山。刨去大不列颠，在国内，这算得上是老舍住得最如意的房子。

　　初来乍到，免不了儿番应酬，但分留点心眼的人都不难看出，无论中国教授，外国老师都象怀里揣着个兔爷，嘴角上挂着不能再客气了的客气话，耳朵却支楞着听着离这似乎已经不远的炮声。日本人进攻的速度不慢，市面上的谣言更快，惜命的收拾好细软，随时随地里准备着远避它乡。

　　泉城，在每日每夜的惶惶不安中渡过。

　　齐鲁大学虽已开学，但国难当头，先生无心教，学生没心学，每天都有一些熟人前来和老舍告别，到南方去了。

　　老舍一时还把不准自己在这动荡时刻应先迈那一步，终日抱着部《剑南诗稿》吟诵，“夜视太白收光芒，报国欲死无战场。”他似乎在等着一天，国家在召唤，他便要和那些不甘心亡国的热血青年上战场去和侵略者拼性命。

　　老舍叹气了，他想投笔从戎，可偏有妻儿老小，一大家子拖累，让他如何割舍得开？

　　妻子早已窥破他的心底。大丈夫捐躯报国，千百年来乃被视为国人之美德，女人的深明大义，扯儿牵女，孝敬公婆，便也是国人的楷模。这些小小不言的道理，妻自然是明白了。

　　但她也知道，丈夫不是操戈之人，身体又较他人弱些，他应该早些脱开这战乱之地，因为他的力气并不在胳膊上，肩膀上，而在头脑里，在手上，在他那只战斗的笔。他可以呐喊，或大声鼓励，摧醒人们去战斗。

　　再不是风景宜人的泉城了。

　　老舍每天看着大批从北而来的难民，心里不是个滋味。日本人的飞机乍着膀子，抹着腥红的太阳，发出嗡嗡的响声，在天空中来回兜着，指不定什么时候，膀子一抖，炸弹带着响儿就撩了下来。难民没过完，军队便也溃退下来，一个劲儿地奔了南边，拽都拽不住。老舍心里明白，丢济南是早晚的事了，指望不上政府的军队。

　　晚上，当他独自呆坐书房，眼望窗外的星空，兀自落泪，手里握着那诗稿。

　　几天来，老舍己没有闲心和家人和朋友海阔天空地幽默了。

　　妻拢住孩子们，不让他们去打搅他，孩子们似乎也明白了什么，静悄悄地游戏，压低了声音说话，而不再像往日那样闹哄了。

　　家里笼罩着一层孤寂而冷落的气氛，家人心里也都猜测出，不久，这个家就要发生变化了，往日的宁静日子，在国难当头之时，一去不复返了。

　　数日前，一位朋友来信邀老舍南下武汉，和文化界诸多同仁一起，以微薄之躯报效国家，宣传抗日。

　　经过反复思索，老舍决心已下，他要投身这抗日的洪流之中去，而不能囚在家中叹气了。只是要寻个适当的机会，与妻子说明。

　　这时，沧州沦陷的消息已在泉城哄开了，人们好像已经听见了日寇进攻的炮声和皮鞋踏地的沉重脚步声。

　　本来那些还绷着劲，指望“韩主席”能挡住日本人的主，这时已不愿意以身家性命去试“韩老大”的诺言了。公路上、铁路上已挤满了闹哄哄南去逃难的人群。

　　该是拿主意的时候了。

　　夜深了，妻还坐在床边手里缝着孩子们的小衣服。她明白，心事很重的丈夫有话对她说。

　　然而，这第一句话真是很难出口。他明白妻子日后肩上的担子会是多么艰辛沉重。

　　闷了半天，他终于开口了，“青，我不能这样呆下去，我得走。”

　　妻子听见了。她知道早晚会听见这句话的。她说：“你放心走吧，家里的事你不用操心，我会尽力拉扯着孩子的，我还能教书，教学生们认咱们中国字，教学生不忘咱们的国，我不会给你丢脸的，你去吧……”

　　妻子的深明大义，让老舍非常感动，他不知该说些什么。还能说些什么呢？于是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虽说主意已定，但同事朋友劝老舍马上走时，他还是说，绷绷儿，再稍绷绷一会儿。楞是等到日本兵已推进到了黄河北岸，离济南城只有几十公里了。

　　老舍认真准备起走的事，赶到十一月十五，街面上已经乱成一锅粥了，妻子提起事先已准备好的小箱子，督促他立刻启程。他看着已收拾好的行装，心乱如麻，这次分手，还指不定何日再见，他眼角有些湿糊糊了，真是万般无奈啊。

　　他依次亲过了孩子，看着那一张张天真的小脸，几乎失去了跨出门去的勇气。

　　“快走吧，别耽搁了。”妻又在催他上路。

　　他咬住了牙，对妻子说，“那我走了，这里的一切就拜托给你了，多保重。”

　　他返身走出了家门，急促的脚步声很快便消失了。

　　天擦黑时，猛听见三声巨响，火光照红了半边天，国军炸了黄河铁桥。

　　这爆炸声给逃难的人们带来了更大的恐慌。

　　一位送行的同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为老舍弄了一张去徐州的火车票。有了车票，老舍心里踏实下来，知道这次是定要走了，心里又感到一阵难过。他喃喃地对这位同事说：“仁兄，您请回吧，上车的事我自己对付得了，拜托告诉我家人，等到了武汉我就写信来。”

　　“舒先生，买到票才是头一关，能上得车才是关键，走不走还不一定呢。”

　　这位同事近日经常送客，已经很有些经验了。

　　果不其然，好容易等到火车进了站，上车的人们一下子乱了套，争先恐后涌上前去。所有的车门、窗口都挤的满满腾腾，行李、皮箱、孩子在人群头上，肩上传递着，更有人花钱雇了几个大汉把住车门，用身子挡住旁人，让他们从腋下鱼贯而入，这举动自然会招来一阵阵骂娘声，然而逃命的人并不在乎几句漫骂。

　　老舍傻眼了，这阵势，他只有看的份了。

　　更有人开始爬上车顶，自认为只要离了济南便太平了。老舍有些灰心了，他扯了扯同事的衣袖，低声道：“仁兄，咱明儿再说吧。”

　　“不慌，再候候。”

　　这位仁兄倒很沉得住气，他带着老舍，挨帮去敲那些还没启开的窗户，嘴里念叨着，“帮帮忙，帮帮忙，谢谢您啦，”一路走一路敲。老舍耐着性子相跟着，眼瞧着就要到了火车尽头，老舍停下步来，心说，今儿八成算是走不成了。

　　这时却见那火车的最后一面窗子很不情愿地打开了，一个烧茶炉的把熏黑的脸伸出来，只见那位同事赶紧在他手中塞了些什么，大约是“袁大头”之类，然后拼命向他招手。他不敢怠慢，撤腿奔了过去，在那茶炉工和同事的帮助下钻进了车窗。

　　那烧茶炉的将老舍扯进了车厢，便完成了受贿后的义务，转身不理他了。

　　这时同事悄悄贴着他耳根子说，“今儿还算顺，两块钱，您就上来了，便宜。

　　您保重吧，我回去了。”老舍十分感激地向他挥手告别，然后回过头来。这车厢里坐了一帮子兵，正在打牌。忽然间见有人占了他们的地盘，便骂骂咧咧耍起了威风。

　　国难当头，看见这一伙子兵逃离战场，却在这儿向老百姓耍威风，老舍再也忍不住了。他冲着这伙丘八大声喝道：“你们要怎么着！有本事找日本人使威风去，在这里逞强算什么本事！”

　　这些粗胳膊大腿的丘八们楞住了，他们从来不怕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却叫眼前这个带眼镜的读书人的气势镇住了。

　　看见周围的乘客都在瞪着他们，怕犯了众怒，也就没敢撒野。一个老兵立起身岔和着，“算了，算了，何苦和一个读书人较劲儿，来，玩牌，玩牌。”

　　于是这伙大兵又开始埋头推开了牌九，“天牌”“地牌”的招呼上了，不再睬立在一旁怒气未消的老舍。

　　因为有了刚才的“英勇”举动，车厢里的乘客对老舍生出了几分敬意，有人把他拉过去，勉强腾出个立脚之地。老舍望望这周围一张张饥黄、憔悴、恐惧、失神而沮丧的面孔，很感激地点了点头。

　　终于，车厢猛地晃动了一下，开车了。老舍觉出脚下可以活动一点了。

　　便学着别人的样子，蹲下身坐在了地板上。车走走停停，人昏昏欲睡，四周已经扬起了不协调的酣声，老舍看着周围的人，却愈来愈睡不着了。椅子底下，行李架上，但分能“塞”得进一只腿的空当，身体打着勾溜儿，准定塞得进一个人。坐在老舍边上的一个老头，大约窝憋的久了，喘着粗气，重重的咳嗽着。那一起一伏的背脊撞着老舍。老舍忍不住，抬起手替他轻轻地捶了几下，老头想回过头来感激几句。老舍用手推住老头的身体，急忙说：“您甭动。”

　　老头叹气了，低下头，自己叨叨着：“这算是什么世道，临到黄土埋到嗓子眼儿了，还要……咳咳……”

　　咳的又紧了，老舍急忙去捶。听老头的话是地地道道的京腔，老舍心里一阵发紧，他多想亲耳听听北平的消息啊。

　　“大爷，您上车几天了？”

　　“算今儿，三宿（xiǔ）了。从哈德门出城，走走站站，心里总巴望着队伍能和日本鬼儿干起来，一直到了沧州，也没见个动静。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这辈子往南没出去过土城，往北最远就是天桥。闹长毛、闹八国联军，我也没出了北京城，现在可好，一个小日本、弄得我到死到死，还得背井离乡。”

　　老头说着，从布满鱼网纹的眼角边滚出几颗老泪。稍倾，老头指着车里说：“您瞧，这遭的是什么罪！？”

　　人们睡死过去了。

　　车停了。

　　因为天亮了，人们便格外地关心自己的身子现如今在什么地方。老舍也踮起脚尖，想看个明白。可惜，凭他的力气，他也只能看个五、六分。这是津浦线上的一个小站，站上的难民比车上的还多着几倍。逃出来命的主儿，眼下又在琢磨着肚皮。有钱的买点现成的，囫囵个儿地嚥下去，只求别前心贴上后心。没钱的，花样就多了，有点本事的，就地搁摊，耍两下戏法，走两趟拳脚，占个阴阳，卖两包耗子药，但分能混上口饭吃，什么也都干了。

　　老舍摸着腰里仅有的五十块钱，按理说，文人最是无能，笔杆子摇不动了，又不甘心靠卖力气混饭吃，孱弱的身板加上薄如纸的脸皮儿，文人便绝了生活。而老舍似乎并不在意，光是耍一阵刀枪，便用不着发愁饿肚子。

　　一阵凄婉的歌声在小站上飘着，车里的人再次争先恐后地把头伸出窗外。人群中央，一个破衣褴衫的姑娘用手扯着长长的辫梢，歌声便是那姑娘的。旁边立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汉，看上去是父女两人。

　　“卖艺的。”

　　“什么卖艺的，还不是逃难的。”

　　人们议论着。

　　“这是演戏的。”傍着老舍的老头说。

　　“演戏的？”

　　“嗯。你听，人家唱的全是东三省的事。”

　　果不其然，歌里唱的全是东三省的事：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流浪，流浪……

　　歌没唱完，车上、车下已经欷歔一片。回头看看老头，也已经是老泪纵横了。

　　沉甸甸的心更沉了。

　　果不其然，那父女两人除去假发、假须，活脱脱两个年青人，他们领着头在喊：打回老家去！

　　收复东三省，收复华北！

　　打倒卖国贼！

　　老舍激动了，手也跟着举了起来。

　　日本的飞机嗡嗡地跟着屁股又追来了，转了两圈，嗡的一声又飞走了。

　　逃难逃出经验的人立刻站起来告诫大家，成群的飞机，带着炸弹的飞机，说话就会追来丢弹丁。火车晃了一下，慢慢地滚动起来。车厢顶上，四敞的车门又挤进了一些难民，人们不再喊不再骂了，搁在心里头的良心但分没叫狗吃尽了，一阵歌声之后，便又重新发现了。火车带不走的，便循着人流缓缓地向南向西移动，肩挑背驮、扶老携幼，除了偶尔一两声婴儿的哭声，便只是嚓嚓嚓参乱不齐的脚步声--没有希望，没有目标，没有尽头的呻吟之声。

　　流浪，流浪。

　　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这逃难的人们组成了一付人生悲惨的图画。老舍想起了家，想着咱的国，难道就这样完了！？他咬住了牙，才没让涌上来的泪水夺眶而出。

　　这就是要当亡图奴的日子，这是战争啊，是关系到民族存亡，国家存亡，人民存亡的一场残酷的战争。

　　第十八章 抗到底

　　虽有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但最终日本人还是攻占了上海。这时人们便开始怀疑起委员长吹嘘的固若金汤的南京城是否保得住。

　　南京外围连二连三失守之后，识相的百姓便又开始纷纷逃难了，不能楞等着日本人来杀头啊。日军开始从中国的北部、东部大举进攻，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见己无力挽回颓势，于是下令守城部队突围撤退。平民百姓也争先恐后夺路而逃，在下关码头，因争路上船而溺水死者不计其数。

　　十三日，日军铁蹄踏进了石头城，接着便进行了震惊世界的一场惨绝人衰的大屠杀，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不分男女老少几乎无一幸免，被杀害者达几十万之众。

　　南京惨案，举世哗然，国人莫不悲愤填膺，誓死抗敌。

　　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三镇一时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

　　武汉三镇位于长江和汉水的汇合口，汉口、汉阳、在长江东岸，中有汉水之隔，武昌在西岸，倘若想要走动走动，便只有靠江中的轮渡了。

　　这里古迹颇多，像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琴台，东吴第一谋士鲁肃的坟塚，归元寺的五百罗汉，曾被历代文人骚客千呕万歌的黄鹤楼，成了武汉三镇的象征。传说是有位老翁经常在一酒肆饮酒，而从来是赊帐，为了感激店主情意，便在酒店墙壁上画了一只鹤，只要客人击掌，。那鹤便翩翩而舞，十年后，店主发财了，积金愈万。这时，老翁又到酒肆，翻身上鹤，飘然而去，于是店主便造了此楼。有诗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州。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虽然四处人心慌慌，战祸四起，武汉却因这抗战，一时热闹繁荣起来。

　　不过时常会有日本人的飞机来扔炸弹，可这也吓不住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人们。照样地游行、集会、募捐、讲演、慰问伤兵，他们似乎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并不太在意那时不时的空袭警报。

　　这里有军人、有市民、有学生、有商人、有文化人，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设立的办事处，著名共产党人周恩来也在这里。

　　这年的“双十节”，戏剧界人士有感于抗日必先团结，率先成立了戏剧界抗敌协会。稍后，电影界人士又成立了电影界抗敌协会。

　　共产党人阳翰笙应邀参加“剧协”后，目睹戏剧界抗战情绪高昂的盛况，于是便有了文学家也应该成立抗敌协会的想法。当下，他便通过王平陵去找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活动，而自己则去串通文学界人士。不几日，便联络上了田汉、胡风、冯乃超、姚蓬子、孔罗荪、楼适夷等人，而王平陵也带来了邵力子不但赞成还要多多支持的允肯。

　　正在这时，传来一个喜讯：在文学界颇负众望的写家舒舍予，老舍到了武汉！老舍是十一月中旬到达武汉的，因为旅途历尽艰辛，便极想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喘口气。临时住了几个地方，都不理想，最后在华中大学游泽丞教授的寓所安下身来。这里本是一处极安静的住处，没承想空袭警报到没把这清静搅了，倒让一伙子朋友的敲门声给破坏了。

　　老向（王向辰）来了。

　　赵望云来了。

　　何容来了。

　　除了看朋友，他们还有另一件事--素有“基督将军”之称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一级上特冯焕章（冯玉样）将军有请。

　　冯将军面见老舍自然是一为会友，二为谈谈抗日，老舍二话没说，欣然前往。

　　一桌酒席，满座高朋，热烈的气氛代表了冯将军一片心意。席间，冯将军夹起一筷子大肉送到老舍碗里，说：“我们当兵的讲究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舒先生也是豪饮，我领教了。下面我敢问舒先生最近可有什么诗作，不妨拿出来念念，我虽是一粗人，却也挺喜欢诗。”说完，自己大声笑起来。

　　老舍本可以推诿，却架不住老向，望云二兄在旁镲哄，只好硬着头皮，把那日去黄鹤楼时的新作吟了出来：黄鹤楼头莫诉哀，酒酣风劲壮心来，烟波自古留余恨，烽火从今燃死灰；如此江山空幕雨，有谁文笔奋云雷，奇师指日收河北，七步诗成战鼓催。

　　“好！”冯将军拍案叫好，他又斟了一杯酒，举到老舍面前，说，“看来你是酒酣，壮心才来，好啊！”他又转身指着满座的文艺界朋友，“有谁文笔奋云雷？就是在座的诸君啊！我冯玉祥敬大家一杯。”

　　老舍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舒先生，我有两件事相求，望你万勿推拖。”

　　“冯将军，您说，我听着。”

　　“这头一件，望云兄办了一个《抗战画刊》是个通俗读物，图文并茂，请舒先生鼎力相助，当这个刊物的特邀撰稿人。”

　　方才在路上，赵望云就已向老舍索稿，老舍己答应过他，此时自然更无半点难意，“这件事，冯将军您请与不请，稿子我都是要写的。”

　　听了老舍的话，在座的诸位不由得鼓掌以示欢迎。

　　“这第二件事，我想请先生能迁过来小住，以便早早晚晚随时可以一叙，自然了，这也是在座诸君的意思，搬过来大家同住，随时也可谈些抗战的事宜。”

　　望着冯将军诚恳的目光，再加上几位好友的恳切挽留，老舍确实有些感动。

　　“承蒙不弃，我舒舍予感激不尽，难得与冯将军一聚，难得与朋友们一叙，今日能如愿，怕还真要感谢日本人的刺刀哩。”

　　“真是的，要不是战乱，这南南北北的朋友，哪儿就那么好碰在一块堆儿了。”老向说。

　　于是朋友间又开始交流些情况。

　　郭沫若从日本回来了，田汉君也到了武汉，张道藩放出风来，要成立个什么协会等等。

　　文艺界同仁众多，以前天各一方，如今国难当头，都云集到武汉三镇，这里有老舍认识的，大部分则不认识，老舍自然也乐得在这儿听听文艺界的消息。

　　酒席将尽，冯将军忽然笑着向老舍建议“咱们能不能再办一本抗日的文艺刊物？赵先生那本是画刊，这本是杂志。”

　　老舍精神为之一振：“好是好，咱们有人有笔，文章不愁，愁只怕是愁印刷不出来呀！”

　　“那好，咱们一言为定。印刷问题我来解决，你准备文章吧。”

　　冯玉祥立刻叫来秘书，吩咐去办印刷事宜，待吩咐完毕，又转过身来问众人，“你们来给这抗日杂志取个名子吧。”

　　“冯将军，这个建议是你提起的，这个名子么，还是你取的好。”老向说。

　　冯玉祥历来遇事不爱假客套，此时，立刻站起身在屋里来回踱了几步，扑哧一声笑了，转而对大家说：“我真是个当兵的，只知道打！打！打！所以想来想去，脑子里也只转出一个名子--抗到底。你们看怎么样？”

　　怎么样？没人言语，显然这几位文人对这样的名子不敢恭维。

　　“我说是吧。叫你们起，你们不起，叫我起，你们又嫌粗俗，真难伺候呀。哈、哈……”冯玉祥朗声大笑起来。

　　“我看就这个名子也好。只要我们是坚持抗战到底的宗旨，这名子便也很响亮。因为直白易懂，大家叫起来顺口，记起来方便，印像也就深刻，不知几位仁兄意下如何？”

　　老舍这一解释，众人也觉得颇有些道理，便众声附合起来。

　　于是这刊物的名子就定下来了。

　　第二天，老舍便搬到武昌黄土坡干户街福音堂冯将军的公馆，从此正式投身到抗战救亡的工作中去，他不停地写，报纸、刊物，但分能宣传抗日的地方，有人来约，有人来请，他便一概不拒，全力以赴。

　　“什么都可解，唯有日本与我们这笔血帐永不能忘记。”

　　“算算看吧！多少人的父母，多少人的兄弟姐妹，多少人的妻子儿女，都死在了日本人的刀下。……报仇啊，我们是人，我们得拿刀枪把日本禽兽管教过来，教他们明白过来禽兽是不能在人世上活着的！起来吧，有血性的人们，挺起腰来，为死了的报仇，为人类扫除禽兽！”

　　《抗战画刊》上一篇接一篇登出老舍这类短小而措词激昂猛烈的文章。

　　没几天，从国民党监狱里出来不久的楼适夷被冯将军接到了福音堂，与老舍同住一楼，很快，两人便成了莫逆之交。

　　转年，日本人又开始了大举进攻。国民政府号召全民保卫大武汉。共产党人周恩来一月五日在章乃器等“七君子”的“救国会”聚餐会上演讲，严词驳斥“中国必亡”的汉奸论调，指出：“抗战的结果将是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与光荣。”同日，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罗素，著名作家罗曼罗兰、杜威等人联合宣言，呼吁世界各国抵制日货，并以种种可能援助中国的杭日战争。

　　在繁忙的工作中，老舍常常想到家，想到母亲，想到妻子和孩子。如今她们都生活在沦陷区，她们怎么生活呢？妻子既要瞻养母亲，又要哺育孩子，这副担子是沉重的。

　　这一切本该由自己来承担，可为了能象个男子汉一样报效国家，为了抗战，也为了那当写家的气节不被敌寇所辱，他跑到了武汉，……想到国难当头之时弃家出走，老舍伤心起来，他挥毫写下：遍地干戈举目哀，天南有国亦难来，人情鬼域乾坤死，士气云龙肝脑灰。

　　贼党轻言拥半壁，流民掩泣避惊雷，更怜江汉风波急，艳舞妖歌尚浪催。

　　不多日，冯将军催办的印刷社已经落成，冯将军用陆放翁《剑南诗稿》中的“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的诗句，为印刷社起了个文气的名称“三户”。

　　由老舍、何容、老向编辑出版的《抗到底》终于和广大读者见面了。

　　第十九章 重任在肩

　　汉口长春街六十七号是一座古老的三层楼房。“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就设在这里，同时这儿也是共产党长江局的领导机关。国共合作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共产党长江局书记王明、叶剑英、董必武、邓颖超、李克农等同志就住在这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领导抗日救亡运动。

　　这里四周绿树成荫，马路宽敞，阳翰笙这天一早就来到“办事处”，他要向周恩来同志汇报这一阶段文艺界的动态，并请示下一步如何开展工作。

　　阳翰笙指出：当前全国文艺界的精华都汇集在武汉，国民党已意识到了这一点，张道藩正四处活动，拉拢文艺界人士，欲成立一个全国性组织……

　　周公听着点了点头：“这回张道藩的手到是挺快呀。”

　　“所以，我才赶来请示，我们不能再等了，应该行动起来。”阳翰笙急切地说。

　　周恩来说：“这件事我也考虑了很久，是应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作家、文艺家的组织，把大家团结在党的周围。这个组织必须是抗战的，团结的，不分左、中、右派，只要你抗日，就要团结进来。这个工作非常重要，也非常急迫。国民党肯定要来争权，而为了统一战线，最好是由民间发起，不要党员和著名的左派人物领衔，免得张道藩之流又造谣生事，如果能物色到一个众望所归的正派的民主人士来领导，就最好了。”

　　“好，那我和冯乃超同志着手去办这件工作。”

　　“顺便说一下，什么时候开成立大会，我是很乐意参加，和文艺界朋友们一起商讨些抗战中的问题的。”

　　阳翰笙认真点了下头便匆匆离去了。

　　让谁来主持这个全国性的抗战协会呢？阳翰生和冯乃超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为人正直热心的舒舍予--老舍先生。

　　天气已开始转冷了，千户街福音堂的冯公馆却人来人往好不热火。

　　这些日子冯玉祥又是视察前线，又是参加各种抗日团体的活动，忙得不亦乐乎。为了宣传抗日，冯将军请了几名画家，画了几幅很大的宣传画立在街上，他想，光让民众看还不行，还要唱给老百姓听，这写唱词的工作还是由老舍先生来担当。

　　过去老舍并没研究过这些唱词，可如今为了宣传抗日，他要写几段精彩的唱段。为此他四处求教，可庆幸的是，他在汉口结识了从北方逃来的著名鼓书艺人山药旦--富少航先生和董莲枝女士。

　　这二位与其它的艺人不同。因为识文断字，便总想改改老词，有几段更直截了当，反映眼前生活的新词，而不是总唱那借古喻今的旧词。这想法与老舍不谋而合。

　　一个是鼓书名手，一个是鼓书迷，又都是北方人，老舍与山药旦先生一见如故，谈的非常投机，双方都觉得相见恨晚。在老舍看来，出门在外的人没有什么比友谊更加金贵。等到富少航先生散了场子，当下，老舍便拉他上了一家北方饭铺子。随便点了几个家常菜，又要了酒，老舍举起杯说：“富先生，恕我冒昧，我想拜您为师，不知行不？”

　　山药旦久闻这位以北京话写小说出名的大作家，眼下，忽听他要拜自己为师，慌得连忙离座，两手一拱：“不敢当，不敢当，舒先生您这不是让我折寿嘛？”

　　老舍将他按回座位，“您要这么说，我就向您打听个事。”

　　“您说，我听着。”

　　“您见过北京街头拉大片的吗？”

　　“看西洋景的？这点玩意儿难不住咱。”

　　“会唱两口不？”

　　“唱什么吧？唱‘看了一片又一片，十冬腊月好冷天’？”

　　“唱得好，唱得好，就是这点子玩意儿。”老舍眉飞色舞，“这回您算是救了急了，冯将军让我给街头那些个宣传画配些个唱词儿，我寻思着，这还不就跟北京街上拉大片的唱的一个样，可我楞是记不起来这词曲的套路了。”

　　山药旦见老舍如此认真的模样，忍不住笑起来，“舒先生，不满您说，要说这文的雅的，兴许会难住咱，可要说老北京的这点子玩意儿，说书的，拉大片的，走街串巷打小鼓的，卖金鱼儿的，吆喝吃儿的，您点吧，我多少都能来上几口儿。信不信由您，咱练的就是嘴皮子上的功夫，就指着这点杂七马八的玩意养家糊口呢，所以但份是嘴把式我都精心学过，可您是学问家，也学这下九流？”山药旦不解地望着眼前这位朋友。

　　“这么跟您说吧。打仗的时候，大老炮有用，刺刀也有用。在抗日这点上，写小说写戏有作用，鼓词小曲也能派用场。我不会像前方将十一样放枪开炮，也就只好以笔代枪，您也如是，用您的嗓子，您的词曲代替了枪炮，只要为了打日本，宣传抗日，叫您唱什么都可以，叫我写什么都心甘情愿，您说是不是这么个意思？”唱家听完写家这通道理，更觉着志同而道合了。

　　“没说的。只要是您想知道的，我会的，您随叫我随到，都交给您了。”

　　当天，山药旦便数出十来套拉大片的套子教给了老舍。老舍乐呵呵地哼着拉大片的小曲回到了观音堂。推开门看见楼适夷正坐在自己屋中，便高兴地说：“老兄，我给那几张宣传抗日的‘大片’配了词儿，您来听听。”说着，他就拉开了架式，清了清嗓子。

　　“慢着，我这正有重要的事情找你呢，”楼适夷连忙拦住了老舍。

　　“是不是那三位河南的艺人来找我了？”老舍曾答应以“张自忠打垮板垣”为题材，写一段河南坠子，他揣摸，八成是人家来上门索稿来了。

　　“不是，是几位朋友要会会你。”

　　“哪位先生要光临寒舍，有失远迎，谢罪了。”老舍学着戏里的韵文，拖着长长的尾音，转身向楼适夷行了个大礼。

　　“免了。”适夷本不是个喜欢出洋相的人，这阵子也受了老舍的影响，怪腔怪调起来，但随即便正色道：“是阳翰笙和冯乃超二位先生想要见你一见。”

　　老舍一听，心里甭提有多乐合了。如今，大武汉人材会萃，过去许多人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容”的，而如今每日都能结交些新朋友，以前，老舍朋友多是在教育界做事，像常培、滌州等人，而写家中的朋友并不很多，搞戏和电影的文友就更少了。现在甭说戏剧电影界，鼓书评弹、音乐字画方面，老舍交了一大批新朋友。对于他这样一个过去很少涉足文艺界各种论争，只在圈外冷眼相看的人，如今可是打开了眼界。

　　“他们在哪儿？要不要我先去造访？”

　　“你看你，急什么，明天他们就来登门拜访。”

　　“他们来，有什么重要事吗？还是只为会友？”

　　“明天你自会明白了。不过，我可以先透个底给你，阳、冯二君是衔命而来的。”

　　“这是什么意思？能细说说吗？”老舍脸上露出十足认真的表情。

　　“他们想组织一个不分党派，不分门户，不分山头的全国文艺界大联合的抗战团体，你对此事有兴趣吗？”

　　“这件事，鄙人在早也有一些耳闻。不过楼兄问我，有兴趣怎样？没有兴趣又怎样呢？”

　　“如果有兴趣的话，他们想力举舒先生挑大梁，如果没兴趣自然也就无话好说了。”

　　“岂敢，岂敢，这么大的摊子怎好让我主事，怕是我舒某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老舍见楼适夷认真起来，忙不迭地推辞。

　　“干也罢，不干也罢，明日你去和翰笙、乃超二君去讲，我这里先和你打个招呼。”

　　“我想不妥，如果我愿干这差使，这面还会得，如果不干，这面还是最好不见，您说呢？”

　　“久闻舒舍予有付古道热肠，有求必应，而如今朋友相求，却连面都不肯见，这样小器，在我楼适夷眼里，老舍面目全非也！”适夷拿出了“激将法”。

　　果不其然，老舍被“激”了一下，脸都有些红了。沉了一会儿，他慢条斯理地说：“因为被激了将，好歹生出了几分勇气，我这人从不言勇，现而今却真要掂量掂量我这喝豆汁的脑袋，是不是也敢保卫大武汉，也敢打日本，也敢在同道人前抖机灵。您也应该为我想想啊，舒舍予是那号不肯出力的人吗？可万一给耽误了事，真给砸了牌子，众人骂我事小，误了抗战，这事可就大发了。嗯？”

　　楼适夷笑了：“您自己看着办吧。”

　　等到老舍弄明白了左派这些朋友举荐他来牵头干这份费力不讨好的差使，缘由就是因他非党非派，为人热心、正直。由他出头可以减少磨擦，利于抗战。

　　于是，他二话没说，便应了下来。

　　为成立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普海春饭馆举行了第二次会议，老舍欣然前往。一块应邀参加的还有老向，胡秋原，姚蓬子等朋友。

　　冯乃超笑着对大家说，第一次开会时假座蜀珍酒家，那时因为翰笙兄刚收到电影剧本《八面壮士》的稿酬，即是为抗战而写，那我们便为抗战而吃喽。”吃归吃，正事归正事，文协的临时筹备会成立了。茅盾、老舍、王平陵、胡风、楼适夷、马彦祥、陈纪滢、沙雁、穆木天、冯乃超、安娥、叶以群、吴爱如、彭芳草为筹备会委员，王平陵为筹备会总书记，胡风、冯乃超为书记。

　　老舍回到了千户街，正赶上冯玉祥将军从河南前线视察归来，冯将军跑到了老舍屋里，拿出一幅邓颖超女士的题词给老舍看。

　　“精诚团结，贯彻始终。共产党的精神。”冯玉祥用手摩娑着光头，赞赏地看着这幅题词。

　　老舍也深有感触地说：“这是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精神，是实行全面抗战的精神。”

　　“不错。噢，对了，请你给我说说你们开会的情况吧。”打从南京失守之后，战局的情况越来越不妙。

　　一月八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如果现在中国中央政府不求和，……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或使它归并于新的中央政权。”

　　日本飞机对武汉的空袭、轰炸更加频繁，陆路和水路上的进攻也加强了。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提出当前的策略是：“东面要保持津浦铁路，北面要保持道清铁路，来巩固武汉核心的基础。”

　　何应钦被任命为军委会总参谋长，徐永昌为军事部长，白崇禧为军训部长，陈诚为政治部长兼武汉卫戍总司令。共产党人周恩来被任命为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

　　中共长江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

　　八路军总部号召全军：坚持华北抗战，与华北人民共存亡。因为有人捎信来说，妻子已经带着孩子回到了北平家中，老舍悬着的心松下了许多，但转而一想，北平也不一定比济南更安全，同是日寇的占领区，不知什么时候便有祸至，南京的大屠杀惨案，使每个有亲属在沦陷区的人都忧心忡忡。

　　一日，与相识不久的青年文友锡金来到往日喝酒的绍兴酒店，老舍顺手从兜里掏出些豆腐干，笑着说：“我今儿可有下酒的好东西。”

　　“舒先生，今天我来做东好了。”

　　大约是平日里总是老舍付帐，锡金有些不好意思了。

　　“不要客气，我比你钱多，还是由我做东，而今儿是省了，有豆腐干下酒，我们可以不要别的菜了。”

　　烫来的黄酒温温的，喝下去赶走了不少寒湿之气。

　　“老弟，听说要成立文协的事吗？”

　　锡金点点头。

　　“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唉，人这一辈子说不上有几件可以高兴的事。”

　　舒先生，您说说，您都有过几件高兴的事？”

　　“我是个随遇而安的人，要说高兴，你我二人喝酒就可算是高兴事，不过我懂你的意思，要说有过几件值得高兴的大事，我这辈子……头一件事，眼瞧着自己写的文字第一次变成了铅字，印成了书，心里自然是高兴透了。

　　其次是当了父亲是件大喜事。眼瞧着女儿终于会爬会走了，会叫爸爸了，也会用小手扯着你的裤腿撒娇耍赖了，于是便深切感到了一种成年人的自豪，而从此也似乎和青年时期告别了，常会感到一种对亲人牵肠挂肚般的惦念……”本是谈高兴的事，老舍说着，却伤感起来。

　　“舒先生，您在敌人面前是个汉子，是个英雄。我知道，大凡对敌人狠的人，对自己人却十分热情，而对于儿女也会十分娇爱。舒先生，这就是您，一个爱憎再清楚不过的人。”老舍不置可杏地摆了摆手，脸上绽出了笑容：“你听，我给你念首顺口溜儿：弱女痴儿不解哀，牵衣问父何去来？话因伤别潜成泪，血若停流定成灰！已见乡关沦水火，更堪江海逐风雷，徘徊未忍遁珍重，暮雁声低切切催。”

　　锡金低头不语。

　　“如今没功夫去想这些了，大家在一起拼命的工作，携手抗战，顾不得个人的哀愁了。”老舍用手轻轻叩击着桌面，象是在敲击着催人的战鼓，他眼睛里重又放出耀人的光来。

　　“舒先生，为了抗战，为了向日寇雪耻，也为了文协的成立，干了这一杯！”

　　锡金举起了酒盅。

　　老舍成了武汉三镇的大忙人。大小事情都要去自己跑腿，办公的房子，人员的组织，活动的经费，还要去撞武汉三镇的大小衙门口，万事开头难嘛。

　　而那做惯了的文字工作，现在要放在点灯以后再干--起草会章，成立宣言，会员誓词，还要写那些与艺术无关，但却是战斗所需的口号，短文等等，他完全被一种崭新的生活所吸引，努力而拼命地工作，以此向朋友们证明：舒舍予不负众望，不仅干上了，而且还干得不错。

　　二月十六日，邵力子召集开会，与会者六七十人，文协筹备会正式成立，邵力子任筹备会主席。

　　三月十七日，筹备会开会决定，三月二十七日正式成立文协，并委托茅盾、曹禺等人对全国的作家进行调查登记。

　　三月二十三日，准备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已拍板定案。叶楚伧，冯玉祥、邵力子、郭沫若、老舍等人为主席团成员。周恩来、蔡元培、居正、陈立夫、方治、罗曼罗兰、威尔斯为大会主席团名誉成员。王平陵、穆木天，老向、胡风为大会秘书。

　　老舍、吴组湘的大会成立宣言，楼适夷的慰劳电文，茅盾的致世界文坛信，胡风的致日本反侵略作家书等工作也已准备就绪。

　　帖子都发出去了，会场定在了汉口总商会礼堂。

　　三月二十七日这天，老舍宿在武昌，约摸六点钟光景，他便一跃而起了。

　　因为是大喜的日子，老舍便格外多了几条忧虑。一怕天气不好，这南方的天气，兴许早上还红日冉冉，到了八九点钟说不定就会雾霭沉沉或细雨绵绵了，这天气的多变真让人耽心。作家们都是些散淡惯了的人，碰上天气坏的时候，便可能找出些理由不来赴约了。

　　二怕空袭，到并不怕炸死，只怕把总商会礼堂炸塌，而这几月的准备工作便会因日本炸弹而付之东流了。更怕因空袭而停了过江的摆渡，断了交通。

　　所以一早，老舍便急忙赶到了码头，抢上了第一班过江的摆渡。

　　老向与何容也太兴奋了，睡不着便披着衣服在床上聊天。

　　“我想，我应该借这个喜庆日子忌烟了”。何容忽然兴致勃勃地下了第二十五次忌烟的决心。

　　“何兄，那我一定忌食。”老向煞有其事地说：“烟尚可戒，而饭岂能不吃。”

　　“烟确可戒，然而何容兄的烟却永不能戒，所以，老向之食便可永远吃将下去。”

　　“好啊！我这次下定决心忌烟了，向公真的忌食么？”

　　这时，老舍刚好迈进门来，被说窘了的何容一把拉住他，请求公正。

　　老舍笑着坐在了何容身边，并不推辞。他顺手掏出一支烟点上，又递给何容一支为他打着了火。待等到第一口烟喷出来后，老舍才说：“向公所言极是，常言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而何公之烟瘾，犹如人之秉性，岂能轻易戒掉？向公可戒食，舍予便可戒话了。”

　　老向得意地大笑起来。

　　“看来你们是老乡向着老乡，我今儿个就戒给你们看看，倒瞧你们怎么食言。”

　　老舍用手指了指何容指间的烟卷：“何容兄，这能怪得了别人吗？”

　　“是啊，是啊，”老向又开始敲锣边，“只怪你自己不争气喽。”

　　何容醒悟过来，把烟甩在地上，以手指天：“我今儿是发誓不抽了。”

　　何容“发过了誓”，老舍便催二位不要再玩笑了，赶紧上路，于是三人便急急地奔出了“三户印刷所”的大门。

　　汉口总商会礼堂今日扎着素洁的彩牌，一条虽不讲究却很醒目的白布横穿马路，那上面写着：“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

　　许多市民都被招徕过来，他们想看看这些文化人想干些什么？

　　楼适夷满面春风地在做着一件工作--把写好名子的缎条送到各位代表手上，并让他们别在胸前，这样就不会因为不相识而受窘。

　　老舍、老向、何容算是早拨儿的，遵照适夷兄的吩咐，别好了缎条，便进了会场。老舍一眼看见了其中一条口号条幅悬在半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老舍觉得这条口号提得不错，倒是很合自己的心意。

　　这时，人渐渐多起来，进了会场，许多素不相识的人，也互相指着对方胸前的缎条，寒暄起来，不过口中自然是那几句文人间几乎可以编成套话的老词：“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幸会之至，不吝赐教。”自然了，在座的诸君中不乏名流，老舍也被介绍认识了久闻其名的：丰子恺、郭沫若、郁达夫、宋云彬等人，没等和这些新朋友聊上几句，大会秘书处已开始催各位代表入座，要开会了。主席台左右悬挂的标语是：拿笔杆代枪杆，争取民族独立。

　　寓文略于战略，发扬人道光辉。

　　今天老向是司仪，他看人已来的差不多了，便向会场上扬手示意，大会即刻开始，这时猛然从会场后面扬起一阵掌声，敢情是日本的反侵略作家鹿地亘及夫人池田幸子来了，五百多代表对这两位率先觉悟支持中国抗战的日本人报以最诚挚的掌声。九点半钟，大会正式开始。

　　全体为追悼阵亡将士，俯首静默三分钟。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主席邵力子致开幕词：“今日全国的文艺作家能在此聚集一党，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希望能真诚团结起来，在抗战的总目标下共同努力，本会的成立，目的亦即在此。”

　　来宾席上坐着国际友人爱泼斯担，共产党代表王明，国民党代表方治等人。

　　今日会场上体现了在抗日的总目标下，精诚团结的宗旨。台上的发言都得到了热烈的掌声。

　　王平陵报告了文协筹备经过。

　　国民党代表方治向大会宣读了致词。

　　继尔便是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在胡风的翻译下开始发言。他说：日本的法西斯最终当然被打倒，因为侵略不但使被侵略者反抗，就是日本的民众最终也会群起抗争，因为战争给全体人民都带来了灾难。他希望，中国和日本的人民，两国反战的文化界人士，应携起手来，共同反对战争。

　　暴风雨般的掌声过去之后，便是著名共产党人周恩来的演说。关于周先生的大名，台上台下无人不晓，远在黄埔学校，北伐战争，近在西安事变，周恩来那过人的才智，超人的气质，雄辩的口才都早已名声远播，但在座不少人还从未亲身领教过周先生那操着一口绍兴官话的口才。

　　“……诸位先知先觉，是民族的先驱者。有了先驱者不分思想，不分信仰的空前团结，象征着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定可以凝固地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不仅是对抗战文艺，民族文艺，即对世界文艺，也负有重大的责任。

　　“先总理昭示我们，要我们迎头赶上世界上先进的文艺潮流，一定要与世界上进步的文艺联系起来，使我们的民族文艺在世界上也有辉煌的地位！”

　　周恩来热烈的演讲鼓沸了会场，有些敏感的右派人士意识到这是共产党的宣传，可也只好认账。因为共产党的宣传无懈可击。而共产党人周恩来的演讲比起任何人来都是更胜一筹了。老舍已经感觉到了台上演讲的这个人与自己有着一种强烈的交流，他的话在老舍心里产生了极大震动，他的本能告诉他，此人是一个伟大人物，又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这人的目光严厉而不刻薄，他的神态不亢不卑，举止更是超凡脱俗又无半点张狂，这一切使老舍对这位共产党人产主了极大的好感。

　　周恩来的话讲完了。

　　郭沫若开始了发言：“我们要牺牲一己自由求民族之自由，牺牲一己生命求民族之生命，不单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还要鞠躬尽瘁，至死不已！”郭沫若的话如急风暴雨。

　　冯玉祥将军也妙语连珠：“打仗不但要外部健康，还要内部健康才能和敌人拼命，而文艺是使人内部健康的。”就连人嫌狗不待见的教育部常务次长张道藩也不得不假腥腥地说：“团结必须精诚，必须化除成见，消取私心。”

　　演讲结束后，已到午饭时间，老向宣布会议在普海春二楼继续进行。

　　汉口的市民可算开眼了，这浩浩荡荡的队伍，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高高矮矮、文文武武，穿西装的，着长袍马褂的，还有穿军服的，应有尽有，据说个个是能人，是什么力量能把这些人尖子都捏故到一块堆的呢？

　　诗人卢冀野攀住了老舍：“舒兄来首诗吧，我来和。”略一思忖，老舍的诗便来了：三月莺花黄鹤楼，骚人无复旧风流。

　　忍听杨柳太提曲，誓雪江山半壁仇。

　　李杜光芒齐万丈，乾坤血泪共千秋。

　　凯歌明日春潮急，洗笔携来东海头。

　　郁达夫在旁听罢，不由伸手一拍老舍的肩膀：“舒先生，让我来和你一首。”

　　郁达夫是填旧诗词的大家，听说他要和老舍先生一首，顿时便围上一群人等着听郁先生绝唱。郁达夫也不推辞，张口就来：明月清风庚亮楼，山河举目涕新流。

　　一成有待收斯地，三户无妨复楚仇。

　　报国文章尊李杜，攘夷大义著春秋。

　　相期各奋如椽笔，草檄教低魏武头。

　　和诗吟毕，众人一致叫好。郁达夫向老舍拱手道：“献丑了，献丑了。”

　　说完挤出人群先走了。

　　望着郁达夫远去的背影，老舍心中感慨万端。今天真是一次从未有过的盛会，俗话说：文人相轻。大凡能瞧上限的作品与写家，大概除了自己，很难再容下旁的什么人，许多文人过去总把自己关在个小天地里，还自认是天才，孤芳自赏。而如今，才华绝伦者，济济一堂，真个是“岂有堂堂中华空无人”啊！

　　普海春餐馆二楼摆满了酒席，大家是边吃边开会。老舍一落座，就发现自己陷在了诗人堆里，左是穆木天，右是锡金，宋元女士，彭玲女士，蒋山青先生，好在酒友老向也在身边，可酒过三巡，老向便即促老舍放下酒杯，该他宣读大会的宣言了。

　　“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才只有短短的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内忧外患，没得一日消停，文艺界也就无时不在争扎奋斗。国土日蹙，社会动摇，变化无端，恍如恶梦，为唤醒这恶梦，文艺自动的演变，一步不惜地迎着时代前进。

　　“……文艺界同人本着向来不逃避不屈服的精神，以笔为武器，争先参加了抗敌工作。

　　“对国内，我们必须喊出民族的危机……

　　“以人力来说……我们必须把力量集聚到一处，筑起最坚固的联合营阵，放起一把正义之火，烧净现存的卑污与狂暴。

　　“就工作而言，我们各有各的特长与贡献……今天我们已经联合起来……而完成我们争取民族自由独立与解放的神圣使命。”

　　这庄严的宣言把会议推向了高潮。

　　盛成先生因精通法文，主持大会的秘书处便独出心裁让他用法语朗读“告全世界文艺家书”。

　　尽管大多数并没听明白这法国话，但照旧使劲地鼓掌。

　　老向读了“给前线抗敌将士的致敬电”。

　　孙年毅念了“致日本被压迫作家书。”

　　接下来便轮到了文人自己即兴表演的文艺节目。

　　最负盛名的自然是老舍先生的相声，尽管他使尽脱身之计，但终究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叫人“抓”住，无奈，老舍使出了拿手好戏。他先抖落出一条手绢，缠在头上，算是化了妆，然后便信口开何，天上地下的说开了，他的包袱似信手拈来，越抖越脆，把大家听得大笑不止，这段“化妆单口相声”博得了满堂彩。但是，不管掌声如何猛烈和“再来一个”的呼声甚高，老舍一猛子扎回桌旁，死活不再动窝了。他对一再求他再说一段的主持人说：“您敢情是要让我包圆儿，省您的事了，是不？那可不行。”

　　主持人只好另请高明了，他把眼睛盯住了冯玉祥将军。冯将军今日身着一件灰布上衣，脸上挂着笑，于是老向便喊：“请冯玉样将军给大家来一个。”

　　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冯将军身上。不过冯玉洋可并不怯场，他笑着站起身，“大伙让咱来一个，那我就来一个。我给大伙唱一段山东泰山的民歌，《柴夫的儿子》。”

　　说完，冯将军便引吭高歌：爹爹（呀）上山去打柴，日落西山方才回来。

　　百斤柴草百里路啊！

　　我得读书怎敢发呆，我得读书怎敢发呆！

　　没想到身高马大的冯将军，还有一付声如铜钟的好嗓门，歌词易懂，唱得感情深厚，大家为冯将军热烈地鼓起了掌。忽然空袭警报响起来。

　　会场里却没有人肯动一下地方，跑出去躲起来。

　　邵力子宣布讨论会章。

　　这时外面炸弹声和高射炮声交织在一起，响成一片。

　　会，没有中断，继续着。四十架敌机轰炸汉口机场，徐家棚一带，死伤平民达二百余人。

　　会章讨论完了，便开始投票表决秘书处拟订的八项提案。当表决到：创办机关杂志《抗战文艺》的提案时，轰炸停止了，被震得山响的窗户也不再呻吟了。

　　仿佛是众人抗战到底的决心终于战胜了日寇的炸弹，大家举手一致通过了全部提案。

　　警报解除了。

　　文人们开始高呼口号，成立大会圆满结束了。

　　第二十章 文人的抗战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了，这次成立大会，把老舍等人千辛万苦募捐来的一笔钱花光了。而如今指着“爬格子”吃饭的写家们几乎个个捉襟见时，可要把“文协”支持下去，处处都需要钱。

　　要开“文协”的理事会了，老舍、老向、何容、适夷几人找到了冯玉佯将军。

　　“要开会？”冯玉祥问。

　　老舍点头做答。

　　“没有开会费用，缺钱使？”冯将军一箭中的。

　　几人都笑了。

　　“那就尽管开口吧，由我来支应。”

　　由于有冯先生的大力相助，理事会第二天便在千户街的冯公馆召开了。

　　四十五名理事届时到会，首先推定了老舍、郁达夫、胡风、楼适夷、姚蓬子、老向、华林、王平陵、盛成、沙雁、穆木天、冯乃超、胡绍轩、胡秋原、吴组湘十五人为常务理事。老舍、华林为总务部正、副主任，王平陵、楼适夷为组织部正、付主任：姚蓬子、老向（王向辰）为出版部正、付主任；郁达夫、胡风为研究部正、付主任。

　　在开会的理事中，有一位并不讨人喜欢的“热心人”。每次“文协”的活动，他都会借机冒出来四处张罗，八方许愿，倒好像文艺界抗敌协会是他的独家买卖似的。此人来头大，后有“委座”撑腰，动不动就会说，鄙人是代表党国云云。这位臭名远播的先生就是刚刚发表为教育部常务次长的张道藩先生。张先生在“文协”成立之前曾风风火火地四处游说，并选好了馆子摆了几十桌酒席，给文艺界的名流们撒了二百多帖子，拉拢人们为他捧场，并想借此捞个“文协”的头头干干。如意算盘固然打得不错，可没承想，这帮好打“牙祭”的文人墨客楞是没一个领情的，几十桌酒席都给搁那儿了，张先生吃了个大窝脖，现了大眼。

　　张先生从来对左派人士，对共产党恨之入骨，他猜想这次坐蜡，肯定也是那些文艺界的赤化分子背后捣鬼，可他又不敢和众人都撕破脸，树敌八方。

　　只好打肿脸充胖子，假装没有这回子事儿。

　　这次开理事会，张道藩又开始上审下跳地活动开了。他先是坚决反对象楼适夷那种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左派人士当什么部主任，接着又拐弯抹角地策动旁人为他提名当“文协”的主任理事。可他完全没想到，等部主任的位置一个罗卜一个坑地全填满了之后，主持会的冯乃超先生忽然话锋一转，宣布一项建议：本协会不设主席，不设主任理事。

　　把一心想争权的张道藩先生甩了！

　　象是事先商量好了似的，在座的理事都齐刷刷地举手表决通过了。张道藩气傻了眼儿，当着冯玉样付委员长的面他又敢怒而不敢言，也不敢说什么鄙人代表党国之类的屁话了。可从此，在他那九九十八弯的肠子里，便生出了日后要把“文协”往死里整的歹念。

　　会还没开完，被人称为“虎痴”的张善孖先生推门进来了，说是闻讯而来，定要加入抗敌的“文协”。自有新任的组织部主任王平陵向善孖先生解释，写家的抗敌联合会为什么没有请他。但张善孖不依不饶，振振有词：“文艺自然是指文学与艺术，而艺术便理所应当包含丹青之作了。”善孖来了痴劲，自有自己的一套解释。

　　诸位理事，候补理事也提不出什么反驳的理由，“虎痴”先生便做了“文协”的会员。

　　为了省钱，“总理会务”的总务部主任决定以九十元的租金与中国文艺社合租了汉口中山路永康里的一处房子。有道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

　　老舍临危受命，无米也要开饭。一阵紧锣密鼓地忙乎后，几百会员就四处散开，各干各的去了。而“文协”这个摊子就交给了舒舍予。除此之外，还有住会干事一名，文书一名，工友一名。帐目上记着捉襟见肘的几笔小帐：教育部补助：二百元（自1938年4月份领到）

　　宣传部补助：五百元（自1938年6月份领到）

　　政治部补助：五百元（自1939年1月份领到）

　　这几笔小钱虽不够大扑腾，但生性幽默的老舍先生并没有皱一下眉头。

　　会员们虽个个都日子过的不富裕，但张罗着大家咬牙凑凑，仁瓜俩枣，积少成多，便也解决了印刷信封、信纸、刻图章、备笔墨等日常的杂务费用。

　　出头露面的交际，为“文协”的事务奔彼接洽的茶资车费，便都由热心抗战工作的诸君自己掏腰包了。

　　工作虽然很忙很累，老舍却心甘情愿，同时也很兴奋。因为大家团结抗敌的精神使他看到了力量，看到了希望，看到了由于众心一致的抗日所奠定的胜利基础。

　　出版部设在了交通路四十号姚蓬子的家中。老含最关心的就是《抗战文艺》的早日出版。“文协”自然有着许许多多的活动，但是《抗战文艺》是“文协”的门面呀！人们要从这本小书上去了解，去熟悉抗战的生活呵。

　　隔三差五老舍就一定来出版部一趟，进门头一句话准是：“我给各位请安了。”而第二句就直截了当地冲着姚蓬子先生去了，“您倒是给说个准日子，这《抗战文艺》咱们这辈子还瞅见瞅不见了？”

　　姚蓬子不好再提困难了。说缺钱吧，人家老舍先生一趟一趟地四处去给奔。说人手不够吧，这不除了老向之外，又添了孔罗苏、锡金、以群、何容诸君吗？再说，连稿子有时都靠老舍先生跑来跑去地去取去送，怎好总麻烦他呢？

　　老舍说过这句玩笑话后，直盯着姚蓬子，他当然看得出来，出版部的诸位仁兄都在卖着膀子地拼命于，没一个藏好耍滑的，许多事确实办得不容易，可他还是要逼一逼诸君。

　　“就定在‘五·四’怎么样？”姚蓬子鼓了鼓劲，从咬紧的牙缝中迸出了一句硬话。

　　“真格的！”老舍认真起来。

　　“咱们击掌为定吧！”

　　“啪”。姚蓬子和老舍像孩子似地拍了一下巴掌，算是订下了合同。

　　此时，前线也打得热闹，李宗仁、白崇禧在徐州前线指挥作战，在台儿庄一举围歼了几万日本鬼子。台儿庄大捷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文协”也特派郁达夫、盛成率队前往台儿庄慰劳前线浴血奋战的抗日官兵。出版部印了大批“慰劳前线将土书”，“文协”总会还特意绣了一面“还我河山”的锦旗，着盛、郁二位带着文艺界诸君的愿望，奔了前线。

　　为扩大抗敌宣传，“文协”又制作出版了一批特刊、小册子、传单，姚蓬子接了“活儿”后，硬是在三天之内全部赶制出来了。

　　五月四日，三日刊的《抗战文艺》创刊号如期出版，刊头题字是丰子恺的手笔，梁白波的封面设计，而《发刊词》是由楼适夷撰写的，大吼，“笔的行列应该配布于枪的行列，浩浩荡荡地奔赴前线而去”。

　　老舍也把为抗战而写的小戏登在了创刊号上。他没忘了向忙得团团转的姚蓬子请安，并祝贺他如期完成任务。

　　老舍身为“总务部主任”，最头疼的还是钱紧。

　　老舍是那号楞叫自己刹紧裤腰带挨饿，也不能叫朋友受半点屈的人，虽在异邦也待了多年，可却挺看不上西人那套两人吃饭，各自会钞的臭毛病。

　　他觉得这种冷冰冰的交际，太缺乏人情味。过去自己要单儿，待客接友总是那么透着大方，那总是除了稿酬之外，还有着一份“铁杆庄稼”似地工资收入，现如今操持这样一份家大底薄的大“家”，甭说是缺银短两地老闹“无米之炊”，就是有米有肉也还难操持得好呢。

　　为接待英国诗人奥登和小说家伊粟伍德，便定下了德明饭店--派场还是要讲的，邀了文艺界人士近百人--体面不能失。可这些开销全部要钱啊。

　　没旁的办法，只能再挨帮磕头，以解燃眉，坐冷板凳，甩脸子，老舍什么没见过，共满仨瓜俩枣的款子，还甭说曾经答应下的，好几个月了，崩子儿没见着，这便是政府的机关，这在先，甭说这几个钱了，就是再有这么一倍，宁肯不要，也不受那付气，老舍思忖着。可眼下，甭说这几个钱了，就是再少上那么一倍也得硬着头皮去磕这个头，谁让咱们是为众人效力的呢，老舍不再瞒怨谁了，套上他的夹袍，两手抄在袖筒里，一路紧走，奔了教育部。

　　一听说是审请补助，就甩过来一句冷冰冰的官话：“先等着吧。”

　　老舍为了能办成事，便强压着火气，坐了两个钟点冷板凳。还不见召见，他忍不住拉住一位科员询问：“我那事有点门没有？”

　　“等着吧。”又是那句话。

　　好，那咱就等了，反正不给解决，咱就不走。从上午等到中午，又等到下午，还不见动静，老舍耐不住一把推开了管事科的门，撞了进去。

　　“出去，跑这来干什么？！”申斥中透着轻蔑，要不是在教育部的办公室，到真以为是什么人在撵叫花子呢。

　　这声喝斥，让老舍再也忍不下去了。他索兴敞开大门，冲着满屋子人不紧不慢地说：“咱们这是好说好了的事，可要象您这位这个劲儿，咱们今儿就算叫上了。这年头，谁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我愿意来这儿找诸位的麻烦吗？可我既然来了，就必定要有个眉目。再说，我既然敢来这衙门口要钱，你就应该问清个缘由，要不得罪了人，都不知道怎么得罪的，将来指不定让那位吃不了兜着走呢。”

　　这几句话，声音不高不低，节奏不缓不急，温温吞吞，和和气气，可就是让那几位听着的主都坐不住了，科长摘下眼镜，擦掉了水气，重新戴上，凑过跟前：“您先生是……？”

　　老舍打心眼里腻透了这帮子混官饭的虫儿，要不是为了“文协”他一辈子也不愿意和这道号的人打交道。

　　他把身子一转，避开了凑近来的油头粉面，“我叫舒舍予，去问你们的张次长！”

　　老舍一甩袖子，头也不回，走了。

　　老舍回到“文协”时，发现平日并不多见的沈雁冰、冯乃超都在那里等他。

　　“你回来了，告诉你一个消息，周作人当了汉奸。”冯乃超说。

　　“当了汉奸？”老舍一楞，知堂先生曾经是老舍十分敬慕的人。“现在打仗，消息有时难免传走了样，不会弄错吧？”他追问了一句。

　　“哎呀，怎么会错？”锡金用手指着一个风尘朴朴的人说：“他刚从北乎跑出来，周作人现在做了北平大学文学院的院长，那官能随便当得吗？那不是汉奸是什么？”

　　老舍难过地摇摇头，“好糊涂啊，怎么会，怎么会……”。

　　“人不可有傲气，却不能无傲骨，他真给鲁迅先生丢脸。”楼适夷愤愤地说。

　　“知堂先生或许是一时糊涂，或许是身不由已，我们还是应以人为善……”

　　老舍话没说完，便被锡金打断了，”算了，死也不能当汉奸啊！”

　　老舍不再言语了，恰巧这时工友进来，说是外面有人找舒先生。

　　原来外面来找老舍的就是方才在教育部的那个科长和一个科员。但此时已判若二人了，那笑，那站，那一举一动的表情，虽都谦卑得有点过了头，可毕竟受看多了。

　　科长从拎着的皮包里摸出一张支票，奉送到老舍面前：“您是大人不记小人过，这钱，您先收下，似后每月鄙人一定派员把钱送来，决不再劳您大驾。”

　　老舍是个得饶人处且饶人的主儿，他收下支票，照例客气几句，猛然想起周作人的事，便问道：“您二位是在衙门里办事的人，消息一定比我们快，比我们准，我问问您二位，可知道周作人，知堂先生可是做了日本人的什么教育官吗？”

　　“是的，不但如此，还在电台上发表了讲演呢。”那科长说。

　　老舍相信了，同时觉得心碎。那曾经多么美好的一个形像--并不多谈政治，考究的文字、学者的风范，虽不像鲁迅那样成为文坛泰斗，思想的巨匠，却悠哉悠哉过着一种恬静、散淡的生活。毁了，这学者的形象永远去了，便再不能回来了，他走回里屋的时候，大家都看出他失魂落魄的样子。

　　从北平跑出来的人，不仅带来了周作人当了汉奸这样的消息，而且还诉说了：拣煤核儿的小孩子被倭寇的车轮辗死，八旬老太叫日本兵用刺刀挑了，市面上再见不着白米白面，就连棒子面小米都成了精粮食，市民们吃的是杂合面就盐水，北平有城墙，东西南北都有城门楼子，城门一开，四乡八镇的菜呀果呀就可以滚滚而来，现而今，日本人成天把城门关得死死的，才不管老百姓有没有罗卜白菜吃呢，这些日本兵就喜欢“花姑娘”，于是便专有一路坏种替日本兵拐带妇女，多少良家女子惨遭厄运，往日北平城里那种宁静、不着谁惹谁，和和气气的日子再就没有了。

　　老舍惦记着北平，惦念着老娘，前几年回家，他勒紧裤带在西直门里观音庵为母亲买下一处房子，为让母亲能乐乐喝喝，富富泰泰地安度晚年。那次把母亲接进新居，安顿好，他对娘说：“往后日子里缺啥买啥，您别总舍不得，我每月把钱汇来，您别再揽活干了。”对于老儿子的这份孝心，老太太心里甭提多乐了。不过她老人家可过不惯--逛逛万牲园，游游颐和园，听大鼓书看京戏的悠闲日子。得空，她还是愿意帮人干干活，她知道，日子艰难时候，不少人帮过咱孤儿寡母的，现在也应该报答人家才是。

　　可如今的太平日子是没有了，谁知道什么时候，日本人也会把刀子架在白发苍苍的母亲头上，也说不准日本法西斯会连人带房一把火都给烧了，这些法西斯野兽不是奉行“三光”政策吗？

　　老舍越想越揪心，也越想越恨，更坚定了打倒日本侵略者的战斗决心。

　　一篇《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

　　“我们最后一次忠告先生，希望能幡然悔悟，……否则惟有一致声讨，公认先生为民族之大罪人，文化界之叛徒，一念之差，忠邪千载……！”

　　老舍毫不犹豫地在茅盾、郁达夫等人后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盛成打台儿庄前线回来，给老舍捎来郁达夫的信：文学家艺术家要给前方将士写点画点。

　　“没错。你来给大伙讲。会由我召集，话由你讲。“老舍扯住了盛成。

　　“文协”为“劳军慰问团”从前线归来举行了报告会。但分能腾出空儿的会员一个没拉，全来了。因为，“慰问团”既不是留洋归来，更不是自仙境而降。是从前线归来，地地道道的抗战前线，流血的前线。单这一点，就牵着万万千千人的人呐！

　　“下面请从前线归来的盛成先生演讲”。老舍宣布会议的下一项内容。

　　此次，盛成和郁达夫率领的“劳军慰问团”到达鲁南运河北岸的一个村镇--台儿庄时，新的战斗又打响了。

　　文人们平生第一次看见了士兵们的大刀，状如喷泉的热血，听见了撕杀时粗俗然而有力的吼叫，也听见了伤兵们的哭号。

　　而蹲在潮湿阴暗战壕里的抗日将士们除了打仗、冲锋、牺牲、受伤主处，便只有望着天空发呆。郁达夫在战壕里走了一遭，偶而见到士兵抱着本书看的，便借过来翻翻，不是《小五义》就是《济公传》，并没有一本宣传抗日的文艺书籍。他叹了口气，转身问一个陪同的副官，回答到也干脆，喜欢看的没有，不喜欢看的那些宣传材料倒是有一些，可士兵们不感兴趣。最后，那个副官热情地对郁达夫说：“你们都是些大文人，给我们这些小兵们也写点东西吧。”

　　晚上，郁达夫和盛成碰头时，两人都感慨万分。发誓今后要为这些在前线流血的士兵们写点东西。

　　什么东西是士兵们喜欢看的呢？

　　郁达夫认为是快板、相声，盛成以为是鼓同、故事。总之，有必要搞那些通俗些的文艺形式，给士兵们以精神食粮。

　　盛成说：“我们不能指望士兵们弄懂巴尔扎克，喜欢福楼拜，但应该看到士兵们有一种精神上的需求，当他们挺身为国而战，为民族牺牲的时候，他们有权力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东西，而我们有义务为他们做些工作。”

　　两人谈了很久，决定让盛成先返回武汉，去呼吁文艺家们行动起来，郁达夫对盛成说：“这方面你回去后可先请教老舍先生，他在发展通俗文艺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

　　徐州会战全线展开，郁达夫带领慰劳团继续一个战区一个战区，一条战线一条战线地慰问士兵们，而盛成则带着大家的意见和自己深切的感受，急匆匆地赶回了武汉。

　　盛成激动地把在前线的所见所闻向在座诸君陈述了一遍，他讲到安滕县城守军一二二师血战三昼夜，全师殉难。讲到先锋敢死队的士兵们手持大刀，突袭台儿庄，无不可歌可泣，悲壮已极。

　　“我讲这些，是证明中国抗战的前途是绝对乐观的，但……”盛成把话引到了后方的文艺难以适应前方将士的需要，那些闭着眼睛写战争的文章，根本不受欢迎。可即使这样，在前方报纸、书籍也少得可怜。盛成沉痛地说：“……在前线，有些识字的人，偶尔得到一张过期的报纸，便是广告也会细心地念上一遍。没有任何美术作品，有些士兵就对着一本破旧的‘美人’月份牌害相思病，说说看，文学家们，艺术家们，美术家们，我们在后方都做了些什么工作呢？我们能对得起那些在前线浴血牺牲的将士们吗？”

　　盛成的话是块石头，把人们都砸得沉重起来，是啊，我们在后方天天喊抗日，可我们为那些前线将士做了些什么呢？

　　在座的周恩来先生曾和盛成是“五·四”，运动时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当时他们一个是天津学生界的代表，一个是长辛店京汉铁路工人代表，全国的代表汇集北京开会时，他们第一次见了面，后来又同去法国勤工俭学，虽不在一个城市，却常往一块堆凑，彻夜不眠，促膝谈心，探讨救国救民的道理。就在不久前，盛成还亲手把自己的侄子和内弟交给周恩来，参加了八路军。

　　周恩来注视着盛成，他知道此刻盛成心里正压抑着一桩巨大的悲痛、盛夫人在敌战区，急愤成疾，最近去世了。

　　日汉先生站起来了，在座的诸君都听过他那激荡人心的《义奏军进行曲》。

　　“我们在座的许多人都有亲人留在沦陷区，这些亲人中也有不少人惨遭敌寇毒手，可为了不当亡国奴，他们强忍着巨大的悲痛，拼命工作，发着狠地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这同样是一种牺牲精神，是一种虽不流血却也是一种伟大的牺牲，这就是我们的抗战！”

　　轮到周恩来先生讲话了，他手中拿着一个本子，上面记着发言人的各项具体意见。

　　老舍忘不了，这位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在千户街冯公馆，由冯玉祥先生第一次介绍给老舍时，周恩来很熟悉地提起了老舍儿篇小说的名予，令老舍非常惊讶。周恩来说，这些书都是他不久前看的。他们谈论起《二马》，周先生说他自己就是留法学生，对留学生的生活记忆犹新。谈起《老张的哲学》，周恩来说，自己虽然是南方人，却是在天津卫读书，他喜欢北方的风俗人情。

　　他希望日后还能多看到老舍先生的力作。

　　老舍简直不敢相信，一个百事缠身的共产党领导人竞能这么了解一个文学家，他觉得眼前这位庄重而不古板，机警而不油猾，幽默而不尖刻的共产党人更象一个气度不几的诗人，一个皙学家。

　　虽然，他们之间没有更多的交往，但老舍毫不怀疑地相信。周恩来先生是个阴友，是个靠得住的朋友。文人喜欢延伸、推理，老舍对共产党和共产党人都产生了一种信赖感。

　　周恩来先生说：“能和这么多文人坐在一。起开会、吃饭，令人很高兴，但高兴的不是吃饭（虽然这的确算得上是件高兴事），而是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同心协力地在。起为了抗日工作，我答应过要支侍‘文协‘的工作，那么，今天我响应老舍先生号召，设法为大协弄些钱，使大家能有更多的时间安下心来写文章／使协会能更大地发展……

　　“暴敌的侵略使我们和亲人生离死别，盛成先生的夫人去世了，老舍先生妻儿老小都陷在敌占区，而这上”切都不能位我们屈服，只能使我们更加团结、战斗。，因为邵力子代表宣传部答应为“文协”提供通俗读物1的印行，当场许多人便应下来以最快速度，最好质量为前方将士写一批书。

　　大家的工作热情，使老舍心里非常高兴，他也答应要努力多写J不过，他现在手头上写的这篇《人同此心》并不让寓己满意，而那天偶而写了篇歌词《丈夫去当兵）：“却十分叫人喜欢，这首歌，很快就在大街小巷里传开了：丈夫去当兵，老婆叫一声。

　　毛儿的爹，你等等我呵为妻的将你送一程。

　　你去扣日本，心高胆壮好光荣！

　　也许，这些东西正是现在人民大众、前方将士所需要的。老舍思忖着。

　　第二十一章 撤离武汉

　　现如今，日本人的飞机也越来越鬼了，为了躲开那似乎长了眼睛似的高射炮弹，日本人专拣晚上来轰炸。于是夜里刺耳的警报声加上空中划来扫去的探照灯柱，便给武汉的夜晚平添了不少战争的恐怖。

　　但也有那不怕炸弹，好看个热闹人们，抽不冷子便溜出防空洞，仰目长空去观那天上的打仗，赶巧儿，看见探照灯的光柱猛然间照往了一架飞机，立时便有几十发炮弹奔了过去，出不了三秒钟，飞机曳着黑烟，歪歪斜斜栽了下去，观战的百姓便会欢呼雀跃，兴奋地大叫：打死小日本！打死小日本！

　　自从马当要塞失守，政府便高喊了“誓死保卫大武汉！美国人、苏联人，也前来助战。在对外记者招待会上，精瘦的委员长慷慨激昂：“……抱勇往直前之精神，共赴国难，中国绝不能为日本所战败。”委员长话虽说得硬气，可私下里仍免不了和日本人勾勾搭搭。老蒋这种忽软忽硬，脚踏两船，躲躲闪闪地抗战姿态使国军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

　　然而却也有驾了飞机去和日本飞机撞头的勇士，有至死不做俘虏和敌人同归于尽的壮士，更有广大人民群众风起云涌地奋起抗战。他们大呼：“凡我乡亲，各备武器，保卫桑梓。”

　　为保卫大武汉，聚在“文协”旗下的文人们在干什么呢？

　　千户街观音堂少说挨了两次炸，冯玉祥将军担心住在那里的文化人造难，便派人将他们分送到较安全些的地方，老舍也离开了千户街的冯公馆。

　　老舍这天是去孔罗荪家参加“文协”举办的一个晚会，尽管现在飞机常来轰炸，不时有炸弹在附近爆炸，令路人提心吊胆，然而老舍此时的心思却在起草着今晚的发言稿。

　　“文协”成立的这几个月，各种活动举办了不少，各种会也开得不少，什么座谈会，园会、茶话会，联欢会，而今天的晚会由于有了冯乃超“贡献”的一听牛奶炼乳，锡金的咖啡，再加上何容掏出来的香烟，便显得格外热闹。

　　只是因为实行灯火管制，门窗都闭得紧紧的，二三十人挤在一起喝着咖啡，便感到十分热，不少人一边大口喝着咖啡，一边大把地甩着汗。忽然警报响起来，于是大家便赶紧熄了灯，立刻就有人吵吵，“开窗，开窗，可要解放一会儿了。”

　　真是一呼百应，门，窗马上推开了，屋里也立刻透进一层凉气。如若敌机不来，警报不响，人们还真没想到闭灯开窗，透透空气。

　　人们这时除了影影绰绰地烟头亮时，便不大看得清邻座的面孔了。

　　白天时，邵力子曾一再催促老舍把“文协”撤到四川，委员长已把重庆定为战时的陪都了，不少政府部门都已迁到重庆，要指望军队能守住武汉，如今也没多大想头了。保不齐那一天，政府就要下令放弃武汉，邵力予曾拍着老舍的肩膀戏谑地说，“如今不定，等到大撤退时，怕是便撤不了喽、船、车、飞机一紧张，哪儿也不会单给你们这些文人留位置的。”

　　曾有过亲身体验的老舍先生不由得点了点头。

　　“你们抓紧时间开个会吧，看要不要把‘文协’迁到重庆去。”邵力子进一步建议。

　　“这么说，政府是要放弃武汉了？”

　　邵力子似乎也不便多说，只是摆了摆手：“有些事不能深说，您听我的就是了。”

　　不管“文协”开什么会，只要有老舍先生在场，便透着格外的喜性，这似乎成了一条惯例，老舍是“文协”的实际总管，加上他富有魅力的口才，所以许多会都由他来主持。

　　老舍是个热肠子的人，“文协”的工作，几乎事无巨细他都敛在身上，朋友们因此更加敬重他，他便更加卖力地干。

　　前不久，他主持了“通俗读物座谈会”，因为认真，便分出了士兵的通俗和农民的通俗，老舍并不理会安娥和王平陵争论的各代表着什么背景，他只是身体力行，努力写出大众的通俗。

　　在文艺界，老舍努力使自己超脱一些，对各派之间的纷争，他并不近前凑合。他恨透了那没事找事，鸡蛋里挑骨头，专门挑起事端的人。当有人跑到他跟前散布一些闲言碎语扯皮的事时，老舍必得回敬他：“请先生以抗日为重，团结为重，不要吃饱了撑的。”

　　可他终究会看出有些人心术不正，就想挑起些是非。当着十分近乎朋友的面，他也会露出怅然之情绪。

　　吴伯萧来找他，象在山东时一样，两人二话没说，先挑了一家小酒馆坐下来。三杯酒下肚，吴伯箫便有些神密地说！“我准备到延安去了。”

　　“噢，这是件好事、共产党，毛泽东是坚决抗日的人，请先生自重。”

　　“您呢？舒先生？”伯箫看着这位年长的朋友。

　　老舍思忖了一会儿，才慢慢说：“我是个无党无派的人，现在国难当头，我相信抗日第一，国家至上的。我是个写家，也没旁的本事，只能为着国家，为着抗战，为着大众多写点文章，多干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我想我还是就在这里坚持原地抗战的好。”

　　吴伯箫乐了：“舒先生，您可真是个大好人。”

　　伯箫走了，越来越多的人也相继走了，老舍照旧为着“文协”奔波，为着文学的，“通俗”笔耕，坚持着他的原地抗战。

　　而今天……今天就要决定“文协”的去留了。老舍心里怪不是滋味。从济南舍家出走，就是为着抗日，可如今又要开始不住脚的走，就要放弃手头正干得热火的抗日救亡工作，这叫什么事？将来身前身后不落下骂名才怪呢。

　　所以开会时，老舍便说：“如果坚持要把‘文协’撤到重庆，那么请别人先走，‘文协’大印也请带走，我舒舍予并不金贵，哪有先走的道理。‘他这话是冲着冯乃超，吴奚如说的，这二位开会之初便力主老舍携“文协”大印先行入川。老舍虽说的平和，但谁也不难看出那话中的“刺儿”。

　　“舒先生，您这是说我呢。”乃超笑了，“我还是刚才那句话，‘文协’是全国性组织，从地理位置上应与中央政府在一起，现在各地分会纷纷成立，难道‘文协’的任务是组织我们这二三十个文人上战场拼命，死守武汉吗？

　　难道你老舍先生开枪射杀了两个日本鬼子，才算是抗日吗？我不多说，让各位同志表个态，看您是不是该走。”平时能言善辩的老舍一下闷住了，冯乃超这几句不紧不慢，不急不躁的话，让人难以反驳，老舍只好等待大家的“裁决”。

　　会上决定，老舍、老向、何容、萧伯青（文协干事）带“文协”的印签等物尽早登程入川，姚蓬子也在入川之列。

　　“我还有个请求。”老舍愿意服从了，但却有个条件。“过几天，《泥脚的日本》的作者阿特丽女士要来，让我把接待工作干完再走，如何呀？”

　　在座诸君面对如此热心“文协”工作的老舍，谁能说：“不行啊。”

　　7月29日，“文协”假“中法比瑞同学会”地址举行了欢迎英国作家阿特丽女士的欢迎会，日本作家绿川英子也参加了会。《泥脚的日本》一书是阿特丽女士研究日本的著作，因为它分析了日本帝国的情形，做出了日本国政府倒行逆施终将使其自决的结论。

　　席间，老舍举杯，以咖啡代酒：“‘文协没有什么好东面赠给阿特丽女士，除了一杯咖啡，只有赠送我们的会刊合订本两册。“阿女士为参加文艺界为她举行的这次“盛会”，特地穿了一件淡兰色的中国旗袍。许是激动了些，阿女士把流利的英语说得更加“流利”了，这没有标点符号连珠炮似的“洋文”令翻译费大力而不能达全意。

　　阿女士说：她原以为中国即使敢战，亦会很快的败退，但这一年了，她看见中国的兵士们更加勇敢，而全民的团结抗战是今后必胜的保证，她说：“……中国必能复兴，而诸君是新中国建设的前哨。愿诸君努力向前！谢谢各位。”

　　阿女士的话得到了与会者没完没了的掌声。

　　绿川英子是世界语工作者，发言便用了世界语。在座的有懂英文的，有懂法文的，而都对世界语缺少了解，绿川女士的发言象是在说“天书”，只能揣摸个大概意思了。

　　等到自由发言时，英文翻译已有点精神不够用了，这时老舍便自荐当了阿特丽女士的翻译。那地道的英语，立时震住在座诸君，而最感好奇的还是阿特丽女士。乘着回答各种问题的当儿，阿女士请教老舍先生--这口辈棒的英国语是打哪儿“偷”来的？老舍直言相告，这英语偷自它的本上英国伦敦城。

　　欢迎会结束了。老舍这时忽然做了一番离题的结束语：“欢迎阿特丽女士的会完了，在座的烟卷也抽光了、咖啡也喝完了，诸君都赶上了寸劲儿，这大概是‘文协’在武汉的最后一次活动了。赶明儿，我要把‘文协’背进四川，先诸位一步离开武汉了，票现在不好弄，弄着了，抬脚就得走，趁这功夫，我先向大家辞个行。”

　　说着，老舍便拱手向四座连连作揖。

　　“文协”的大总管要走了，大家心里都不好受。自从成立了“文协”，这些沦落在外的文人们都觉得有了个“家”，有了主心骨。而老舍先生那谈笑风生，诙谐幽默的谈吐更给了大伙不少乐趣和安慰，如今，这位终日辛劳的“文协”总管要去了，大家都觉得一下子缺了点什么。

　　“过去的几个月，有什么对不住大家的，让众位受了委屈的地方，就请包涵了。我这人能耐有限，本不该担此重任，因却不过朋友们的面子，赶着鸭子上架，做了这个费力不少却常常会得罪人的官，眼下，看来还没有人肯接这个差使，那我就还得干下去，把这纱帽翅带到重庆吧。”

　　“不，应该带到抗战胜利，带到自由新中国的成立，也许还要再回到武汉，回到这里。”盛成激动地说道。

　　下雨了，越下越大了。滂沦的雨中，有人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很快便成了众人的合唱。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江上的雾渐渐散了，喧嚷的码头上挤满了逃难的人群，这里是谁有能耐谁上船，没折的，挤不上船的主，就是哭喊出个大天来，也不会有谁搭理。

　　有钱的人自然是用钱开了路，稳稳当当坐进了船上的头等仓，有权的，自然是用枪开路，船主当然知道枪杆子不好惹，于是，不管碰到什么事，也必定要等到有权的大爷们上了船，才敢启锚。

　　没有钱又没有权的老舍、老向、何容、萧伯青一行虽说有了票，却不一定上得了船，上得船。船也不一定就能开走--因为这是战争期间。

　　因了战争，这些小船上便冒出了一帮子“权势”之人，操着这些逃难者的生杀大权。一块大洋的船票涨到十块，还要外加比票价高出几倍的手续费。

　　船主是看出殡的不怕死人多，逃难的越多他越乐，大发其国难财，他知道这些逃难的人就是倾家荡产，也愿意在船上弄个位置，以求逃命。

　　果不其然，四位文人拿着票到了码头便被检票的挡住了，“走开，走开，今日没船，等有船了再来。”萧伯青上去询问，何时会有船？回答是：该什么时候有船，船就自然会有了。萧伯青对这无赖的回答气不过，上去争执，老舍扯了扯他的衣角，“这种人，不要理他，咱们一边稍着，你没瞧见，就咱们这付穷酸样儿想上船，恐怕门也没有。咱闲话少说，等冯将军的副官来了，再和他理论。”

　　已经说好了，冯将军派副官前来送行，冯玉祥知道，别看这些个文人能写能说，可要遇上混不讲理的主，他们便没什么能耐了。本来冯玉祥曾邀老舍和他同车前往桂林，说好给老舍寻一处僻静的好地方，让老舍也安下心来休养一阵，写写东西。而老舍婉谢了冯将军的好意，而以“文协”的前途为已任，这点，使冯玉样深表敬佩。

　　这四个人将行李放好，一顺边儿站成一行，引颈向码头进口处张望，检票的过了一会儿看见这几位还没走，心里便有些不乐，他想这么儿个人也不会有什么强硬的后台，估摸着口袋里的钱也不过就够两顿米粉钱，没什么大油水。

　　他凑了过去：“嘿，你们几个，想上船？”

　　“是的。您看这是船票。”老向把票递过去，对方连看也不看，把他挡了回去。

　　“凭这个就想上船？懂规矩吗？”

　　“您帮帮忙，我们都是外乡人，出门在外谁都不容易。”老向耐心解说着。

　　“你们有这个吗？”他比划了一个大洋的形状。

　　“没有！”伯青眉毛早挑起来了。

　　“没有，您就请吧。”他毫不客气的把手往码头出口一挥。

　　“来了，来了。”老舍从出口处认出了冯将军的副官。

　　副官一身戎装、配着上校军阶，因为热，而没去穿那象征着威严的马靴。

　　检票的并不以为一个上校能有多大神通。就跟下这个各种将军多如牛毛的时代，兴许一个特务都比一个上校能耐大。不过对方到底是个军人，腰里别的玩意儿也不是吃素的家伙，检票的态度略微有所收敛。

　　“把你们船长找来。”副官不愿和他废话。

　　“您有话就和我说吧，船上没空。”

　　“你算是什么东西，你做得了主吗？……副官端起了架子，一顿劈头盖脸的臭训。

　　船长果然被引出来了，他看过了写有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侍卫室的“派司”后，马上恭恭敬敬地低下头，把老舍等人让上船，嘴里连说：“小人有眼无珠，得罪各位，得罪各位了。”

　　船总算启航了。

　　副官一直等到船开动了，方才回去复命。

　　几个文人看着渐渐远去的武汉三镇，听着远处响起的刺耳警报声，心中暗暗告别了。

　　也不知是吃喝不适，还是水土不服，老舍在船上闹开了肚子，而这慢慢悠悠在江里颠簸着的逆水船，也似乎是有意和老舍过意不去似的。

　　有人说，“赤壁”就在江边了，文人们自然要看看苏子与客泛舟之地，老舍也强挣着起来靠在船舷上，神思迷离之中，倒仿佛是置身战船上，虽未敢持戈高歌，却也想拿出一付燕赵悲歌之士的气概。不觉中，老舍自顾自地吟出：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您说是不复还哪儿啊？”老向扶住了他。

　　“你说，我们还能回北平吗？”

　　这声音凄楚、荒凉，老向也不禁感到一阵揪心似地难受。

　　“越走越远喽。”

　　就在老舍、老向逆江而上离开武汉的功夫，胡絜青带着孩子离开了一住七年的齐鲁之地，回北平当她的小学教师了。自从老舍离家出走，絜青知道自己身上的担子有多重，无论多苦，她挣命也要把孩子们乎平安安地带大。

　　而北平有娘家，有婆婆家，有亲戚朋友，好歹都有个照应。

　　那天她是带着孩子们在前门火车站下了车，二哥前来接站。北平并没变样，前门样子依然如故，筒子河里照样泡着死猫死狗。日本人似乎并不太喜欢北平，并没有驻许多军队，而把统治中心放在了天津卫。

　　北平街面上满处祸害的就是那些个汉奸、特务、二狗子。日本人嘴里喊着“日中亲善”，“王道乐土”，并没有象占领南京时那样来个屠城三日。

　　不过炮局监狱里照样押满了不肯亲日的老百姓，芦沟桥下的永定河滩上天天杀人。

　　到了家，见了娘，外孙儿、外孙女见了姥姥自然高兴了一番，娘儿俩坐下来讲起这难熬的日子，哭一阵，喜一阵，哭的是这苦日子不知何时是个头，喜的是总算团聚了。

　　母女俩絮叨了一阵，絜青坐不住了，她要去看看婆婆。她忘不了老舍离家时再三叮咛过：“如能见着娘，代我伺候伺候吧，我不孝，不能好好伺候她老人家了。”

　　见了婆婆，絜青第一句话就是：“娘，庆春叫我回来伺候您老人家来了。”

　　老太太连连点着头，只是说不出一句话。絜青看得出来，老太太心里什么都明白，她老人家想哭，见着了媳妇、孙子、孙女，却不敢哭了，她不乐意让别人陪着她掉眼泪。

　　老太太把平日里攒着的吃食，尽数拿出来分给孩子们吃，自己却吃不下晚饭了。她默默地回到了里屋，絜青听见了她在念叨着一句恬：“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也许真是因为船尾上那面意大利国旗，船上没有挨上日本人的炸弹。终于安全抵达被人称为“川鄂咽喉”的宜昌。宜昌的街面上挤满了扶老携幼的难民，拖枪而来的溃军，工厂的机器，物资就堆在大街上，这里不时有敌机来轰炸，没有文明，没有家，一片惨不忍睹的战争景象。

　　老舍心疼啊！这一切没有遮掩的，赤裸裸的现实--腐败、牺牲、流离失所，溃逃、落后。

　　出去的人回来了，总算找到了民生公司的一条船，费尽力气，搞到了票。

　　却是要坐在甲板上的。三个人看着老舍瘦弱的身体，生怕他挺不住，颇为不安。

　　“能走就好，这地方真让人呆不下去。”老舍立了起来。“你这付病病秧秧的样子，坐甲板行吗？”老向为难地看着老舍。

　　老舍有些激动地说：“有什么不行？难道还在这里坐等？咱们早一天到重庆，早一天把‘文协’的摊子支起来，就可以早一天为抗日尽一份力气，走吧，不要操心我，”

　　四人又上船了。

　　坐甲板的滋味是不好受，风吹日晒不说，送饭的茶役还会在你的铺盖上留下一个个结实的脚印。看见大家情绪不高，老舍便讲起从济南逃出来的情景，说到后来，他总结到：“这山门在外，有三要点。一要和气，和气生财，和气也能顺气。二要凡事忍着耐着点儿，这叫小不忍则乱大谋。三就是要学狗着点儿，这大概各位有点听不懂了，老向是懂这意思的。咱北平人管溜须拍马就叫‘狗着’，如今许多事您要较真儿讲理，没人搭理你，但会溜会拍的主儿，往往歪理也能讲正了，临完了，您在往手里一塞，大洋十块，齐了，什么事也全办了。”

　　四邻的人都逗乐了。忘了被挤成虾米似的身了，尽量伸长了脖子，以便能看清这位讲笑话的先生。

　　一双双探询的目光，来来回回打量着老舍。

　　“这位是干什么的？”“他是谁？”

　　“听他这口京片子，八成不是说相声的就是说书的。”人们猜测着，嘁嘁喳喳。

　　伯青吐口了：“他是个写书的。”

　　“噢，他叫什么？”有人刨根问底。

　　“老舍。”

　　“噢。这名子听说过。”

　　知道和不知道的人都对这位说笑话先生产生出一种恭敬，他们觉着能跟这位谈笑风生的写书先生同船去重庆，也算是福份船在水流湍急的长江里艰难地爬着，不敢松劲儿，因这急流中稍一松懈，船就会突然失去控制，而听凭急流的驱使--抛向礁石，抛向旋涡，抛向江底，失控的船会象纸糊得似的，倾刻间更消失得无影无踪。

　　前进--向命运抗争！

　　老舍瞧着破浪前进的船头，心中思忖着今后的命运选择。

　　第二十二章 初到重庆的日子

　　江与孙水会汉嘉，南下叙州会金沙沪州南会黔沪水，都邑逐渐成繁华《重庆府》清。张之洞打从大禹娶涂山的传说算起，重庆约摸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了，倘若不把传说算在内，光就巴国定都也有三千年了，重庆是座古城。

　　因为有嘉陵江、长江，重庆自然也就有了码头。而这古城是建在一座座山上的。房子是一层层沿着山垒起来的，漫山遍野的房子。天一擦黑，家家点灯--应该说是亮灯，这山城从一九○三年就有了电灯。电灯一亮，打远处望去，你都猜不准哪儿是星星，哪儿是灯光。

　　重庆这地方繁华暄闹，交通也算是四通八达，委员长相中了这块“风水宝地”，把政府机构一骨脑全迁到了这儿，立重庆为“陪都”。升了格的山城很快便被妆扮成了一个“俊俏的妞”，酒肆茶楼，戏馆影院林立，但分人间能有的乐子这儿差不多都有了。要是没有日本飞机撵在屁股后头狂轰滥炸，谁不说这儿真是个“太平盛世”。

　　重庆是个好地方，可有一条，老舍不敢恭维，那便是位于“三大火炉”之首的酷热。

　　比起南京、武汉，重庆要更热上一层，这四处是山，大山小山，楞把凉风都挡在了山外，把热风窝在山里。

　　虽然怕热却没有睡过凉席的老舍，终于也熬不过，购得一张席子，然而，席子也救不了热，他照旧没完没了地流汗。“心理凉法”的口诀、“心静自然凉”，每日诵过十遍二十遍，也皆因挪了窝，而不再显灵了。只有咬牙硬挺了。

　　老舍落脚在青年会。他来不及再想三十九岁是否还算是青年，能在重庆找个睡觉地方，并不比打日本容易。

　　青年会对老舍热情欢迎，负责接待的黄先生非常内疚地对老舍先生说：“我们这里的房子都住满了，如果先生不嫌弃，这里到还有一间放机器的屋子，只是很小，又黑，通风也不好……”

　　“没关系，黄先生，我就住那里吧。”

　　黄先生于是急忙带老舍去机器房，总算在废弃的机器堆中给写家腾出了“立锥”之地。黄先生再三表示，一有机会，便会给他调整一间稍微舒适一些的房子。

　　这会儿，老舍也感到了非常疲倦，稍事休整便躺在了床上，任凭蚊子在耳边喃喃细语，任着汗水自由纵横，他很快地便进入了梦乡。

　　“因为在社会部成立之前你们便成立了‘文协’，所以现在你们要补行呈请立案，这包括……”面如铁板的社会部官员数着手指头：“呈文、计划书、理事履历表、职员履历表、工作报告、还有会员名册、会章。”

　　“好了，这些我们可以去办，但什么时候能批下来呢？”

　　“那一时还难说。”铁板似的社会部官员说。

　　老舍有些焦急，鬼知道什么时候这里冒出了一个“社会部”，并强令“文协”在重庆的一切活动暂停下来，理由是“文协”未经社会部的批准。没批准的原因当然也很简单，社会部刚刚成立。

　　老舍离开了社会部，心里思索着如何应付这些官老爷的发难，半路上正好撞见了宋之的和葛一虹，他们一看见老舍，便拿出一纸公函，这是国民党宣传部请“文协”帮助编制一份“民众游艺指导法”，里面包括歌曲、戏剧、鼓词、游戏、故事等等。

　　“好了，有主意了。”老舍一拍大腿，高兴地说，“社会部不是不让咱们‘文协’活动吗，这件差使是宣传部让干的，自然没人敢管，等咱们工作起来，‘文协’的存在也成了既成事实，到时候再疏通疏通，不愁社会部不给咱许可证。

　　宋之的见状，也就不再犹豫：“那咱们就干起来了，可是人手……”

　　“眼下在重庆的会员人数很少，我看你和一虹、何容君，当然再加上我，咱们就先干起来吧，您说呢？”但凡碰到求助旁人的时候，老舍总是在最后加上一句：“您说呢？”透着商量。

　　办呈文和社会部打交道那些戛七马八的事都交给了萧伯青，何容也放下了手头正在赶着的“抗到底”的稿子，老舍、宋之的、葛一虹各把一摊，编新歌，写新词，反正把与抗战有关的内容都加进去，有时也情知道少了些艺术味儿，却因为有了抗战味，大家便也就做得格外起劲儿。

　　鼓词自然也归了老舍，他学过、唱过，虽然只能算是个二把刀，却总比那些不摸门的人强了不少。

　　青年会的黄先生果然没有食言，机器房不住了，老舍与何容搬进了楼下的一间宿舍。因为光线差些，黄先生再次郑重其事地保证：“先凑合着，等有了机会，咱们冉调。”

　　“个管怎么说，这已经不是机器住的地方，是吧？何容君。”老舍见黄先生走了，喜孜孜地对何容说。

　　“住的地方我倒不大在乎，可我倒在乎香烟，以前咱抽什么？‘大前门’、‘大婴孩’使馆‘牌，对不？到了重庆，咱改抽了’刀牌‘，’哈德门‘，现在可好，咱抽上了这，”何容掂了掂手上的“船牌”香烟，“这是人抽的吗？净是些烟埂子，半天抽不上一口烟，倒是锻炼了肺活虽，看来这烟，是非得戒了”

　　“何先生要戒烟，那可是好事，如今咱们穷哥们背井离乡地出来逃难，吃不敢进大菜馆，喝，也就闹两口地瓜汤，睡的地方还净是些臭虫，为啥？

　　穷啊。可咱还抽的起两口烟，您说戒了？我信，我不信谁信呢？您又不是戒一回了。

　　“唉，早晚我非把烟戒了不可。”何容无可奈何地笑了。

　　给宣传部的“民众游艺指导法”按期交卷了。黄先生的保证也再次兑现了。老舍和何容“升级”住到了楼上，屋子宽敞，光线也好，推开窗户便可以看见江水，而这时徐悲鸿夫人蒋碧微又为“文协”物色到了一处房子--临江门横街三十三号。

　　临江门沿嘉陵江到大溪沟、牛角沱，算是新市区，自从政府机构大批迁来重庆，使加速了新城区的“繁华度”。“文协”租用的房子有着一面大窗户，而且面临嘉陵江，比着一般的房子要风凉，位置好，办事也方便，老舍看中这处房子后，马上租下来，并叫萧伯青立即住了进去，“文协”总算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

　　眼见着“文协”的会员们一批批奔着临江门来了，“文协”热闹起来，老舍四处奔波，终于得到了社会部批准的许可证，并在教育部备案，“文协”可以正式活动了。

　　十月八日，《抗战文艺》二卷五期（总第十七期）在重庆出版了。

　　十月十二日，“文协”在中苏文化协会四川分会举行了到重庆后的第一次会员大会，“文协”到重庆后又发展了一些新会员，邀请了陈布雷、陈铭枢做“文协”的名誉理事。这次“聚会”约有七十多人，新老会员济济一堂。

　　为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文协”武汉办事处举办了纪念会，由冯乃超主持。

　　重庆“文协”总部也举行了盛大纪念活动，与会者两千多人，谢冰滢、陈波儿女士向鲁迅遗像献了花圈。老舍代表“文协”讲话：“为什么鲁迅先生逝世有着成千上万的青年们哀悼和纪念呢？

　　“简单的说来，就因为他无论什么时候都有着年轻的战斗精神……我们中国人一到了中年大抵就消失了前进的精神，甚至向后退，拉住时代。……

　　而鲁迅则不然，他永远是前进的。……”热烈的掌声伴着两千人的高呼“鲁迅先生精神不死”，老舍也对一个写家能在人民心目中留下如此不朽形象而深为激动。

　　十月二十五日，武汉陷落了。

　　“文协”会员们四处奔波，征集了一万封慰问信附在募集的冬衣内，寄往前线，激励在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们。

　　为了宣传抗日，为了“文协”的工作，老舍先生没日没夜地奔忙着，这天，他碰巧又撞见了也来到重庆的富少舫（山药蛋），富淑媛父女和唱山东犁铧大鼓的董莲枝女士。他们已不是初交了。

　　“舒先生，听说您又写了不少鼓词啊？”因为和老舍先生对劲，所以富少舶总是愿意最先演唱老舍先生的段子。

　　在重庆，老舍仍然没忘了通俗文学的任务，仍在不断地写，他手头正好就有一个新写的段子《新栓娃娃》，所以听少舫一说，就笑着答到：“巧了，我这儿刚好有个段子，您给瞧瞧。”

　　少舫接过老舍递过来的鼓词看着看着，不由自主地便哼了起来，哼着不过瘾了，又索性拿起家伙，按着板踩着点唱开了。

　　这时老舍发现立在一旁的富淑媛一直噘着个嘴，不由悄声问：“姑娘，又和你爹逗气了吧？”

　　听得老舍问，少舫停下来，说：“嗨，这不争气的东西，都这么大了，心里光知道玩，你说她吧，她还和你呛呛，气得我捎了她几巴掌，”少航摇了摇头，“咱是干什么的，是卖唱的艺人不是？你要是玩意儿不行，指着什么吃饭？不勤练着行吗？光想着往街上钻，教你的这点子玩意儿一点都不往心里走，我看你将来能指着喝西北风挡饿！”

　　“富先生，您话是对，可姑娘大了，还是不能动手打，回头我和她聊聊。

　　您也别生气，我今儿这还带着好玩意呢。”老舍从随身带的小包里拿出了一瓶沪州老窖。

　　“这可是好东西，今儿咱好好喝两盅。”看见了老舍先生，富少舫打心眼里透着高兴。

　　老舍回到青年会，警报又响了，何容用衣服把窗户封了个严严实实，又坐下来看稿。

　　“那儿有篇华林拿来的稿子，他说你是《抗战文艺》的编委，指名要你看。”何容对老舍说。

　　“他为什么不去给蓬子看？稿子不是蓬子管吗。“老舍不解为何非让他看。”那谁知道华先生怎么想的。”

　　老舍低头翻看着华林的稿子。这是一篇论战文章，华林已经不止一次地拿这样的文章来，攻击目标几乎全是“文协”中的左派人士。老舍心里明白，文章一发，必然会引起一场论战。老舍以前曾和华林说过，大敌当前，应该共同抗日，而不要互相攻击。

　　老舍提笔给姚蓬子写了封信，意思是：华林申文章已经看过，味道好象不大对头，最好是不要发，最好是劳蓬子亲自和华林谈谈，以免误会。

　　华林的文章没有发出来，这使得他大为恼火，他攻击老舍是个貌似中间派的左派，没想到他竟言中了，老舍也参加了一场论战。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初，《中央日报》请来了著名学者梁实秋先生编辑《平明》副刊，不知梁夫子为何心血来潮，在副刊“编者的话”上，竟摊出一个“与抗战无关”论的观点。此时，国内投降派论点尘嚣日上，蒋介石的信徒王克敏极力挑唆国府大员们投降日本，后来他索兴跑到北京公开组织起汉奸政府。在这投降派一派胡言的骨节，梁夫子忽然来了这么一个“抗战无关”论，不得不叫人打个问号。

　　“……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

　　倘若仅是此语，怕也不会惊动诸文人，而以为不过是一番自以为是的清高，但梁夫子又开始对“文坛”的“盟主”、“大将”的一通挖苦，明眼人便不难看出梁先生所指了。

　　“所以‘文坛’我根本不知其座落何处，至于‘文坛’上谁是盟主，谁是大将，就更是茫然……”

　　梁夫子是冲着“文协”来的了。

　　梁先生这一手，立时引起了回敬，宋之的、姚蓬子首先迎战。

　　老舍虽然也对梁夫子的话觉得不顺耳，但看见左派的宋之的，右派的姚蓬子都开了火，他并没有发言。他觉着，假如是党派之争，我参加进去便破了自己立的规矩，设若仅是门户之见便更没有意思。等到《抗战文艺》上发表了宋之的、姚蓬子等的四篇批驳梁夫子的文章后，老舍也有些坐不住了，因为他如今不是代表着他个人，而是代表着“文协”。

　　于是他也挥笔写了一篇文章，结结实实教训了梁夫子几句。

　　“……值此民族生死关头，文艺者之天职在为真理而争辩，在为激发士气民气而写作，以共同争取最后胜利。

　　“……梁实秋先生个人，容或因一时逞才，蔑视一切，暂忘团结之重要，独蹈文人相轻之陋习……破坏抗战以来一致对外之文风，有碍抗战文艺之发展……”

　　写到末了，老舍讲道：“目前一切，必须与抗战有关，文艺为军民精神食粮，断难舍抗战而从事琐细之争辩；……敬希本素来公正之精神，杜病弊于开始，抗战前途，实利赖焉。”

　　“文协”的同仁们看了老舍先生的文章，个个赞不绝口，于是决定文章以“文协”给《中央日报》的公开信形式刊出。正在这时，张道藩却找上门来了。

　　他把老舍请到了自己的“宫邸”。并十分客气地对老舍说：“舒先生，我一向是十分敬重您的。”

　　对于张道藩，老舍虽然也听说过不少议论，但他觉得张为“文协”办事，还是尽了一些力的。而且张经常把“团结须精诚，要化除已见，消灭私心。”挂在嘴边。

　　“老舍先生，我请你来，是想请你为国家，当然，也是为了‘文协’做一件事情。

　　“您说吧。”

　　“为了团结为重，请舒先生抽回那封致《中央日报》的公开信。”

　　张道藩为老舍点上了一支烟，观察着他对这句话的反应。

　　“请你讲讲，这是为了什么？”

　　“好。”张道藩见有机可乘，便摆出了一付推心置腹的样子。“梁先生的话有些是欠缺考虑，得罪了不少人。我并不想替他辩解。可是如此兴师动众，就连您这位从不参加文艺界之争的人这回也参加进来，这会给梁先生精神造成很大压力。”

　　听了张道藩这几句满带怜惜之情的软话，老舍心有些动了。

　　“他还要做学问，还要教书，这样一搞使他今后也难于做人了。总应该给人家留个回旋的余地吧。我这人是个干不成什么大事的软心肠，他找了我，也承认了他的有些说话欠妥，只是希望您的文章不要见报，”张道藩说着，透出一付戚戚惨惨的样子。

　　“可我们已在《抗战文艺》上发了之的、蓬子的文章。”

　　“那些文章是代表他们个人，您这篇份量就不一样了。”老舍想起了自己那篇文章是“文协”给《中央日报》的公开信。“你说的倒也有理，梁先生既然承认自己说法有误，我看倒也不必纠住不放……”

　　“这么说，舒先生同意撤稿了？我真要替梁先生谢谢你，您这是团结为重。”

　　在送老舍出门的时候，张道藩又显得十分贴己地说：“已经有人准备利用您这篇文章向政府施加压力，扰乱政府抗日救国的统一部署。”

　　“有这么严重？”老舍十分诧异。

　　“有些人的话，先生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在人心不古，人世复杂，搞不好就会上人家当的，舒先生也不能不防啊。”

　　回来的路上，老舍咂摸着张道藩的话，越琢磨越觉得不大对劲儿，他有些后悔不该轻信了他。

　　他逐渐悟明白过来，张道藩其实并不是替梁实秋来说情，而是怕他这篇文章会给国民党的最高舆论权威《中央日报》蒙上“消极抗战”“悲观抗战”的色彩，他是在替《中央日报》说话。

　　老舍隐隐约约感到了张道藩让他上了一个当。

　　第二十三章 山城岁月

　　因为是深冬，山城的雾气便不好散了，早起总是雾浓浓的。道路不熟的主儿，脚下就跟拌了瓜秧似的，走起来跌跌撞撞，象是瞎子。

　　老舍清晨起身，伸手推开窗户，深深吸了一口清新而潮湿的空气。山城的冬天敢情也并不比夏天好过，被子潮乎乎的，有些地方竟象是用水浇过似地精湿精湿的，用力一拧，滴得出水珠。箱子里那为数有限的几件衣服也生满了绿苔。老舍并没有叫醒仍在蒙头大睡的何容，套上夹袍，自己走出了青年会的大门。

　　南方人的早起，是令老舍十分佩服的。清晨走在街上，已经有一筐筐挂着露水的青菜，鲜果沿街摆开，小贩的叫卖功夫也并不比北京城里的小贩差。

　　油条似乎是全国的通用面食，北方人，南方人，有钱人，没钱但也还能凑合活下去的人，只要有机会，都会吃上几根刚出锅的油条，来上一碗咸豆浆的。

　　老舍象老北京人买油条时的习惯一样，自己带了根小麻线，把它摊在桌上，买好了油条，然后系上，用手拎着--这情景老北京并不陌生，早先穷苦人家串亲戚，因为装不起点心匣子，也就拎着这么一串油条。

　　今儿老舍去找富少舫，和他谈谈富淑媛上学的事。这家人有个什么家常里短总喜欢找老舍先生商量商量，讨个主意，他们信得过他。

　　一路上，老舍的心思全溜到昨晚上宋之的一番活上去了。这些话其实有好几个朋友都对他讲过，可是经宋之的旧话重提，却使他有些动心了。

　　“舒先生，您也写个话剧吧，我觉得您肯定行。”宋之的对老舍说。

　　“您错爱了，我能对付着写点儿小说，已经是撑的了。之的兄，写戏可不是随便什么都写得了的，不是文曲星的，胡写硬练，手要抽筋的。”老舍嘴里胡乱应付着，心里却十分兴奋。“你说那个生来会写戏，你应该写一个，好，咱们就把它排出来，不满意，你顺手丢了字纸篓，也就自当没有这回事嘛。”“您今儿是怎么了？非相上我是个写戏的材料了？”“这么说吧，您的小说口语化很强，又幽默又有感染力，这是写话剧的好条件，我觉着您一定能写出好戏。“宋之的照例眨巴着眼睛。

　　老舍答应试试看，其实这一阵子，他正准备着写一个剧本，名子想好了，就叫《残雾》。因为是试试，所以也就没和之的言明。

　　故事倒都是现成的：政府官员洗局长每日高喊抗战到底，却不幸被日本特务徐芳蜜腐蚀利用，成为一个汉奸，最后落入法网。然而，日本特务徐芳蜜非但没被逮捕，却坐上了“上面”派来的汽车，在卫兵的护卫下扬长而去。

　　剧本想说明什么呢？

　　徐芳蜜为什么能逍遥法外？

　　是谁对她网开一面？

　　她的漏网又说明了什么？老舍自己也还没想透，几次想动笔，又搁下了，他要再悟一悟，也生怕写下去，成了话剧小说，招戏剧界朋友笑话。这毕竟不是写个快板，写段鼓词，而且现在的重庆，也是高手云集，单是认得的戏剧家就好儿十，一旦把剧本拿出来，不要让他们见笑才是。

　　想着，已到了富少舫的家门口。

　　“舒伯，您早呐。”富淑媛迎上来。

　　“早，早，老爷子在吗？”老舍把手上的油条递给她。

　　“一早出去遛弯了，等会儿就回来，您先坐，我给您沏茶去。”说着，她一挑门帘进了里屋。

　　不一会儿，水烧好了，茶也沏好了，富淑媛端出来，自己也大大方方坐在了老舍对面。

　　“我知道您今天来干什么。”富淑媛说。

　　“噢。”

　　“是我爹搬您来开导我，让我去读书是吧？”

　　“这事你怎么想？”

　　“我不想去。也不想让我爹化这冤枉钱，我们这行，历来是凭脑子记段子，师傅拜多了，码头跑多了，段子也就记多了。”

　　“二姑娘，你是不懂你爹的心，卖艺这碗饭是从小受苦，长大受气，终生操劳，难得温饱。你爹是过来人，深知这些。他希望你能读书识字，一是多懂些道理，多长点本事，日后少受人欺，二是能识新段子，能写新段子，能写能唱，才真正能使这个行当保存和发展下去，你想是这个理不？”老舍郑重地说：“人活于世，穷不怕，苦不怕，就怕没志，没志气的人就会一事无成，也是枉活一场，”

　　富淑媛不吭声了，她在琢磨着老舍先生的话。

　　这时，富少舫一脚跨进门来，气喘吁吁，脸上挂着一层沉沉的阴霾。他把手上的报纸塞给老舍。

　　“舒先生，您看，汪精卫投降了！”

　　果不其然，报纸上登着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叛逃的报导和他给蒋委员长的致电。

　　汪精卫向日本方面提出包括“彻底轰炸重庆”的四点希望，这消息象劈雷一样震动了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

　　舒舍子一时无语，看着报纸直发呆，他曾佩服过汪精卫，这个楞敢用炸弹去炸摄政王的革命党。直到现在，他也记得汪精卫在牢里写的那首诗：慷慨歌燕市，匍匐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这些曾经为多少热血青年所憧憬，所崇拜，多少人曾为中华民族能有这样肝胆侠义之上而自豪，但现在，这个昔日壮士竟沦为汉奸，历史在多么无情地嘲讽人们。

　　老舍又想起来自己的剧本，他觉得这剧本应该是扔给投降派的一个炸弹，应该提醒人们警惕那些权高位尊的伪君子，“网”在他们手里，是他们放走了那些间谍、特务……这就是为什么徐芳蜜能逍遥法外的原因。

　　那晚上，老舍开始动手写他的第一部话剧--《残雾》。

　　剧本还没有写多少，老舍又被“文协”的事拖住了。战地访问团要出发了，王礼锡的团长，宋之的付团长，十几位作家豁着命要上华北，上前线，这总得去安排安排，成都分会要成立，请总会派员参加，正赶上冯玉祥将军要往成都去，老舍便和冯将军商议好同行，参加成都分会的成立大会。

　　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丢了南京中山陵的国民政府官员们，不好废了拜总理陵墓的规矩，便发明了遥拜。在委员长的率领下，向东鞠躬，颇有“君住江之头，我住江之尾”的伤感之情。遥拜毕，又来了番“团拜”。蒋介石这些天心情特别不佳，当然是由于汪精卫的出走，拜年时，便和盟兄冯玉祥将军提及此事，冯将军毫不客气地说：“民国二十四年，青年孙凤鸣枪击汪精卫，可见他有点先见之明。而我们把这些青年下狱的下狱，枪毙的枪毙，把汪却升起来做副总裁，这不是瞎了眼了么？”

　　委员长不语，冯玉样更加生气，他回头对诸官员们说：“我们要开除汪精卫的党籍，通辑他，我们应该有个态度！”

　　官员们虽都觉得冯将军骂的解气，可都还是看着蒋介石的脸色行事。

　　末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同意了开除汪精卫党籍的提案。

　　冯玉祥回到自己的办事处，吩咐副官到城里去接老舍，明早一同从这里出发。

　　副官在青年会没找着老舍，到了临江门“文协”会所才找着。老舍正在和那些无家可归只有挤在“文协”的小屋里过年的朋友们摆龙门阵。

　　副官把老舍拉上汽车，老舍心里有些难过地说：“逢到过年过节，我们这些没家的人日子就难过了，也不知这日子还要熬几时……”

　　大清早，冯将军的车队便启程上路了。山路把坐车的人颠来晃去，沿路关卡林立，除了检查有无汉奸的嫌疑，重点是搜腰包。当然，没人敢吃饱了撑的去检查副委员长的车队。车队走鸳鸯桥，从石门过江，径直奔磁器口，老舍和冯将军同坐一车，还在兴致勃勃地讲着昨晚上的话题--《残雾》。

　　许是因为刚经过“团拜会”那场不快，冯玉祥也觉得《残雾》有点意思，徐芳蜜为什么能漏网--汪精卫怎么能出重庆。

　　有人给徐芳蜜撑腰--汪精卫出逃有人给开方便之门。“这戏要演，我要来看。”冯玉祥说。

　　“演不演现在还不好说，有着一天，真能上演，我当然要请您来给捧捧场。”

　　往车窗外看去，沿着公路净是些摆小摊的小贩，兼卖担担面的茶馆，买红油糊锅的“毛肚”的饭铺，买桔子、广柑的，而最多的还是小本经营的烤地瓜。

　　“我小不点儿的时候，上学下学最喜欢化上一个大，卖块烤白薯，啃着，跑着，这是北京人的大众食品。”老舍又动了思乡之情。“停停车。”

　　汽车随着冯玉祥的命令“嘎”地停在了路边。

　　“舒先生，我请你吃地瓜。”冯将军一步跨出车门，走到烤地瓜摊前：“老板，你的地瓜我全买下了。”

　　副官交了钱，招呼卫士、司机都来吃。

　　冯将军递给老舍一块地爪，两人就站在路边吃起来。路旁田野里菜花盛开，老舍一时兴起，手指着菜花说，“请冯将军就以这个菜花为名写首诗怎样？”

　　冯玉祥看着田野里一片金灿灿的菜花，心中欢喜，便点头应允。等地瓜吃完，诗已成熟。老舍示意副官记下来，副官即刻打开本子，准备好笔。

　　“你听着啊。”冯玉祥在路旁踱了几步，便念了起来：时当二九天，蜀道菜花黄。灿烂真悦目，风来阵阵香。此花有傲骨，胆敢战风霜。前方正抗战，汪贼竟投降。副官被叫上了冯将军的汽车，车队开拔，冯玉祥继续念着《菜花黄》。

　　“卖国贼”三字，头衔最适当。孙凤鸣壮士，一击连三枪。早晚铸钢像，佩他有眼光。

　　……

　　我们为民族，小败心不慌。我们能持久，一定打胜仗。我们为民主，天皇定灭亡。我们有信心，始终不摇晃。信念最坚决，至死不投降！成仁与成功，必耀青史上。呜呼！汪精卫！心肝尽丧亡！

　　呜呼！江精卫！不如菜花黄！

　　“冯先生骂得好，骂得好啊！”老舍不禁手舞足蹈，兴奋地在车上吟诵起来：“领袖欲太重，汉奸也愿当，行年已半百，晚节末路忘。冯先生，骂的好。”

　　“我是要骂的，骂给投降派听，骂给那些要把我中国送给日本鬼子的汉奸听。”冯玉祥说。

　　汽车沿着公路前进着，忧国忧民之心使车上的人沉默了。老舍在“文协”成都分会成立大会上向诸位代表报告了总会的情况之后，便匆匆告别了分会的李劼人、周文、肖军、熊佛西等朋友，和冯将军辞了行，便赶回了重庆。

　　“文协”现在事情很多，又陆续有不少人来到重庆，需要安排他们地方住下，分配给他们一定的工作，“文协”还要开会。由郑伯奇报告西北文艺界情况，阳翰笙报告华南及上海文艺界情况，王平陵报告各地分会的活动情况，而重要的是四月初是“文协”成立一周年的纪念会，改选理事，开大会，这许多工作，使老舍不敢怠慢，风风火火地忙起来了。

　　就在这时，从江安顺江下来一队小船。船在重庆码头泊下后，第二天，便有一处小剧场挂出牌子，首演曹禺新剧《蜕变》。

　　演出是由国立剧专的师生承当的，导演是剧专的老师张骏祥先生。老舍特别留心到这个广告，对于曹禺先生的剧作，他一向非常佩服，《雷雨》、《日出》他都看了不止一遍，心中非常想会一会这位戏剧家。凑巧，这天宋之的拉他去见曹禹（万家宝）在一个门帘不大的饭铺里，他见到了这位个头不高，戴着一付眼镜的万才子。两人一见如故，谈的十分投机。

　　他们谈起北平，聊起天津，从小说到戏剧电影，山南海北，喝酒吃肉，无所不谈。这次会面奠定了日后两人深厚的友谊。如今“文协”的经费越来越紧张了，纸张费上涨到五十元一令，还很少有货。出版部急忙购进了一批土纸，留做备用应急。“房租怎么办？”萧伯青催问。

　　“诗歌座谈会还要不要开？”研究部问。

　　姚蓬子也追着要印刷费。

　　“大家找我要钱，可我找谁去要呢？大家还是先耐耐，想想办法。”老舍两手空空却笑嘻嘻地说。

　　这年头，老舍和文友们虽都写了不少文章，却没拿到几文稿费，个人还倒好说，却不能让“文协”关门。老舍为了支撑住“文协”，终日不停脚，为经费问题大伤脑筋。

　　四月，战火象是离重庆越来越近了，日本飞机轰炸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了。

　　而在炸弹的不停爆破声中，“文协”诞生一年了。

　　四月九日下午二时，“文协”在陕西街留春幄举行年会。

　　“留春幄”这天用松柏枝搭起了拱门，在苍翠的“门”上缀上了无数彩条，随风飘动，婆姿起舞。彩条象征着吉祥的喜庆，松柏象征着万年的友情，老舍站在彩门下，以主人身份，向每一位到会者颁发一枚纪念会章。

　　不少新老朋友都在门口象老舍先生行礼致意。

　　“舒先生，辛苦了，感谢你啊。”

　　“老舍先生，“文协”得以存在，多亏您在那里苦撑，真是难为您了。”

　　朋友们的问候致意令老舍很不好意思：“您这是哪儿的话，这多叫我脸上挂不住啊。”

　　会场四周配置了四座水银灯，礼堂里显得熠熠耀人，光彩夺目。

　　邵力子致开幕词：我们是‘越打越团结，越打越坚强’。

　　胡风念了给前方抗战将士的致敬电。

　　于右任演讲，宣传部长叶楚伧演讲，而老舍忘不了在郭沫若上台演讲前悄悄凑过去说：“谈谈经费问题，呼吁呼吁。”

　　郭先生当然乐意为“文协”效力，几句话后，他便转到了经费问题：“文协”组织庞大，成绩颇丰，而经费仅有千元。深望宣传部，政治部给予切实帮助，而不去空谈。他具体地替老舍“摊派”了：“只要把现在宣传部的五百元扩充到五千元，把政治部的五百元也扩充到五千元，那么有了这一万元的补助费，那我们的成绩必更可观了。”

　　老舍在台下听得高兴，私下里冲着姚蓬子直伸大拇指。等到他上台发言时，他根本不用讲稿，把这一年来“文协”所经历的一切滔滔不绝讲起来，他流水帐似地报告了“文协”所做的工作，（这些全在他脑子里装着呢。）

　　历数了在座诸君为“文协”所经历的种种磨难和创业的艰苦（而唯独不谈他自己）。

　　听众席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人们敬重他--虽然他并没有讲自己所付出的一切。人们热爱他--因为他书写得伟大，而在这些平凡小事上同样体现了他那伟大的人格。

　　经久不息的掌声使他涨红了脸，他向台下鞠了一躬，大声说：“我谢谢大家伙了。”

　　这句话又引起了一阵更加猛烈的掌声。

　　老舍的手有些发抖了，他激动得有些难以自制了。

　　第二十四章 光明行

　　五月的重庆，日本飞机来轰炸的次数越加频繁了，自打“文协”开完年会，重又选举了理事会。老舍再次当选为总务部主任，他曾动过换别人干干这差使，自己也好腾出些劝夫写作的念头，无奈大家都推重他，他也就不好再推辞，为了抗战，也为了视“文协”为家的众多朋友们，他再次肩起了重担。如今的敌机轰炸，已不是寻着什么兵工厂或是其它什么军事目标扔炸弹了，而是没有准谱的乱炸一气，只求把炸弹泻在地上，便可以回去交差了。

　　这一下可苦了平民老百姓，那些用竹藣为墙，敷上泥土凑合住在简易窝棚里面的难民们，更是倒了霉。飞机一炸，草屋便引起了大火，火势汹汹，人们流水般地往城外逃难，“文协”在临江街租的房子也吃了炸弹，楼顶都被掀掉了一层。“文协”只好迁到了南温泉。

　　老舍先生也跑到了冯玉祥将军处，暂住在冯先生的花园里。由于轰炸，大家一时也无事可做，老舍就抓紧时间，连续加了几个夜班，把《残雾》的剧本赶了出来。剧本写出来后，他也来不及再仔细推敲，便把它交给了王平陵。然后他又随着北路慰问团出发了。

　　离开了重庆紧张的生活，踏上了似无穷尽的旅途，老舍的情绪一直很高，因为此行的目的地是令人神往的延安古城，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所在地，那里有许多富有传奇色彩的共产党领袖人物。

　　行前，老舍先生已经看过听过不少关于延安的报导，而和周恩来、阳翰生这些共产党人的接触中，使他更进一步增加了对共产党的认识，所以延安在老舍心里早已成了令人想往的神奇土地，如今，终于如愿以偿了。

　　经西安，过潼关，到洛阳，然后又转道襄樊，再折回西安，又开向兰州，经榆林，奔赴共产党的心脏，革命的圣地--延安。

　　一路上摇煤球一般的颠簸，暴土狼烟的灰尘，整整三个月，终于可以看见宝塔山了，看见了凤凰山、清凉山、古城、古堡、古道，看见了山包上密密匝匝的延安窑洞。早在武汉时，老舍先生就听周恩来说起过这冬暖夏凉的延安窑洞。

　　这里是抗战的中心，这里没有投降派，也没有“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晾儿哈儿的主儿，这块热火朝天的地方，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一心抗日、不愿做亡国奴的热血青年。

　　这里的人们都身着一色的灰粗布衣的中山式军装，腰间扎着皮带，腿上打着绑腿，无论男女个个都红光满面，朝气蓬勃。短短几分钟内，老舍先生便着实地感到了一种活力，一种令人振奋、鼓舞的活力。

　　“舒先生。”

　　老舍回头看见了一身戎装的刘白羽。他们在武汉时就认识了。后来刘白羽到了延安，“文协”就委托刘白羽在延安筹备成立“文协”延安分会，并由他担任分会的召集人。

　　刘白羽一个漂亮的军礼，惹得慰劳团的诸位赞叹不已，老舍拉住刘白羽的手，高兴的直喊：“你们看啊，咱们的作家一穿上军装也很精神嘛，说不定还是位将军呢！”

　　刘白羽不好意思地一笑：“我来接您，还要向您汇报分会的情况呢。”

　　“分会有会址吗？”老舍紧忙问。

　　“有。”刘白羽一指：“就在延安大礼堂的隔壁。”

　　“我一定要去看看。”

　　老舍从重庆出来，走了一路，他发现，他为之辛劳的“文协”确实遍地开花，它不但存在，而且还在为抗战工作着。

　　当天，老舍看了分会的会址，会见了不少老熟人，也结识了一些新朋友，见到了分会的理事周扬、丁玲、成仿吾、肖三、沙可夫和张庚、骆方等人，他关心地询问了延安的文学艺术情况。而最令他惊讶的是分会搜集的八路军各根据地出版的小报和延安出版的各种报纸杂志。这些印刷粗糙的报纸、杂志，字里行间再次使老舍先生感到了那种清新的活力。小说、剧本、诗歌、散文应有尽有，这里有些作者的名子老舍是熟悉的，但大部分是从未听说过的新人。老舍喜欢何其芳的那首《一个泥水匠的故事》，有人告诉他，那个刚过去的大胡子就是边区诗人柯仲平，有人对他说，不仅是延安的小说诗歌令人振奋，晚上你听听边区的音乐吧。

　　晚上，大礼堂举行了欢迎会。

　　汽灯亮了，台上站了一排军服整齐的男女，旁边人说，这些人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

　　报幕员说：今天晚上演出的是《黄河大合唱》，作词光未然，作曲洗星海。

　　“朋友，你到过黄河吗？

　　你渡过黄河吗？

　　你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博战的情景吗？

　　如果你已经忘掉的话，那么你听吧！”这铿锵有力的朗诵深深打动了老舍。他是到过黄河，渡过黄河，见过黄河上的船夫，听过黄河上的号子的。

　　“咳哟！

　　划哟！划哟！划哟！

　　划哟！冲上前！

　　咳哟！”那沉沉的悲怆浑壮的号子，伴着激越而不顾一切的河水，曾经给老舍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黄河--中华民族的象征。

　　而今天，从那气势磅礴的旋律中，老舍看见了中国的希望。“啊，朋友！

　　黄河以它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它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

　　老舍被深深震撼了，他似乎是在倾听着中华民族的心声，这是觉醒巨人沸腾的脉膊！老舍以他那“写家”特有的感应，断然语出了，共产党人必然是日后新中国的主人。

　　想到这儿，他更加想见到那个被人传闻成神人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先生。

　　月光撒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延安休息了。

　　窑洞、硬木床、布被，粗毛毯，延安尽可能给慰劳团安排了最好的招待。

　　这一夜，老舍感到了最大的满足。他睡不着觉，失眠了。第二天，共产党中央统战部为慰劳团莅临延安举行了盛大宴会，宾主频频举杯、祝酒。正当大家饮下第一杯延安自酿的白酒时，门口走进一个高个头，面孔清瘦的中年人，他身着一套灰色布军服。

　　“毛主席。”

　　在场的共产党、八路军干部认出了他，响起了一片掌声。

　　“毛泽东？！”

　　慰劳团的诸位同仁都在小声的交头议论。老舍在延安分会曾看见一首毛泽东的词《清平乐。六盘山》，那造诣精深的古文底子，极大的抱负，磅礴的气势部使他觉得毛泽东确实不凡。毛泽东主席开始讲话了，他那浓重的湖南乡音，若不是说的慢，怕是要有一半以上的人听不懂，他热情地欢迎诸位能到延安来走一走，看一看，互相增进了解，他对慰劳团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举杯为大家祝酒。

　　眼看挨桌敬酒的毛泽东主席走到自己的桌旁了，老舍慌乱地端起酒杯，站了起来。

　　“这是‘文协’的负责人，作家舒舍予先生。”接待的人员向毛泽东介绍。

　　“是老舍先生。”毛主席亲切和蔼的声音立刻使老舍镇静下来。显然，毛泽东对老舍先生的情况并不陌生。

　　“老舍先生，听人说过你是有些酒量的，我来敬你一杯。”

　　“毛主席。”老舍激动的不知说些什么好，短短几秒钟，他已感到对方身上那种强烈的吸引。他的脸涨红了。“毛主席是五湖四海的酒量，我不能比，我是一个人，毛主席身边是亿万人民大众啊……”

　　“我感谢老舍先生的祝词。”毛主席笑着和老舍轻轻碰了杯，然后一饮而尽。

　　毛泽东又转身向别人敬酒去了，老舍仍端着酒杯呆呆地看着。

　　他意识到：这位共产党领袖是个能领导亿万劳苦大众改变中国面貌的强有力人物。

　　第二十五章 没有绝望的文人

　　老舍风尘扑扑回到重庆。

　　北路慰劳团由渝出发后，南起襄樊，北迄五原，东达洛阳，西抵青海，行程一万八千五百里，沿途宣慰军民、快近年根儿了才回到山城。山城生生花园的门口挤满了各界派出的欢迎代表，“文协”也派萧伯青赶来迎接老舍。

　　“舒先生辛苦了。”伯青看着老舍疲惫的样子，抢上前接过他手中的小包。

　　“文协有什么情况吗？”老舍关心地问伯青。

　　“家里倒没什么情况，只是有一群嚼舌头根儿的闲人，散布了不少关于您的谣言。“伯青压低了声音，”说您如今跟了共产党，是个赤色分子。”

　　“这算不得什么新鲜事了，打‘文协’成立那天，不就有人说我赤化了吗？”

　　“可这回说的有鼻子有眼。”伯青认真地说。

　　“噢？”

　　“您跑到延安去了？”

　　“去了。”

　　“还见了共产党领袖毛泽东？”

　　“有这么回事。”

　　“这不全叫人说中了。”

　　老舍听罢，笑着拍了拍萧伯青的肩头，”如果就是这些事，那到也算不得谣言，任他们说去，不要管它。”

　　但有些事你不去管它，它却会找上门来管你。“文协”要组织参加南北慰劳团和作家访问团的代表谈观感，张道藩便首先找上门来，他警告老舍：不要谈延安如何如何，以免惹麻烦，因为现在已经有人在告您的恶状。

　　老舍听出了张道藩的弦外之音，心中气不过，便找到周恩来先生发牢骚。

　　周公听后笑着说：“他们不让你会上讲，可以在会下讲嘛，人多时不让讲，就人少时讲。用不着十分地与他们对抗，要保住‘文协’这块阵地。”

　　听了周先生的话，老舍默默地点了点头。他已越来越深切地感到，在这“陪都”的上空迷漫着一股压抑得人喘不过气来的东西。这对于一个刚从延安那样阳光明媚，精神舒畅的地方回来的人，尤其感到难以接受。

　　老舍只感到那压抑、滞重的氛围，却无法知道一场空前的政治阴谋正悄悄地袭来。

　　一月，“文协”发起保障作家生活运动，呼吁提高稿费，保证版税等。

　　《新蜀报》、《新华日报》首先发表文章表示支持。

　　三月，与戏剧家宋之的合作的话剧《国家至上》发表。

　　四月，“文协”举行成立二周年纪念大会，老舍报告了一年会务情况。

　　在老舍的积极推动下，“文艺作家奖助金管理委员会”成立。

　　六月十日，屈原忌日，“文协”举办诗歌晚会，有人建议，把每年的端午节定为“诗人节”。

　　六月十二日，临江门“文协”会所被敌机轰炸，楼顶被掀掉了，墙上布满了弹坑，墙角塌了。所幸的是并没炸伤人。

　　老舍又奔忙着四处寻找新的会所。因为如今会员们都把“文协”当做了家。会所已不光是开个会，办个公，收发信件的地方了。而更担负起“招待所”“旅店”的重任。过往会员，无力负担房租或是找不到房子的会员，都要寻到“文协”，暂住在会所里，而现在“家”没了，怎么行？奔波的结果是，“文协”又在南温泉租下两间房子，落了脚。

　　没多久，林语堂先生出国，把在北碚的房子留给了“文协”，而老舍这时又为“文协”在市内张家花园六十五号租到一处房了。这样文协的会员们便都找到了暂时安身的地方。

　　这时战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第十八集团军以一百零五个团的兵力对日寇发动了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重创了日军。伤了筋骨的日本人明白了一个道理：想在短期内结束战争是不可能的了。于是便停止了正面战场的进攻，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战略方针。

　　正面战场的战势趋于相对稳定了，国民党便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许许多多令人不安的消息像蝗虫似地飞到了重庆……

　　一天，萧伯青突然跑来，一进门压低了嗓子说：“舒先生，我们的人让稽查处抓走了。”

　　“谁？”

　　“方殷、魏猛克。”

　　“那还站着干什么，走吧。”老舍从墙角拿起雨伞，推门就要往外走。

　　“舒先生……。”伯青为难地看着阴雨霏霏的天气，欲言又止。“没问题的。”

　　老舍拉着萧伯青走进细雨之中。

　　老舍“撑”起了“文协”，却垮了自己。几张医生的诊断都明白无误的写着：缺乏营养。他不以为然，但终究医生是对的，那些迹像一点点逼来了，头晕，耳鸣，眼发黑，心悸。这些情况，萧伯青最了解，因此，也就最担心老舍的身体。记不清跑了几天，人托到了，保具结了，方殷，魏猛克被放出来了。萧伯青陪着疲惫的老舍回家。他努力想睁大眼睛，把一脸的倦容赶走，他最不乐意叫人看见自己一副困顿无神的样子，可现在，他连笑的劲都没了。

　　“您太累了。”

　　“嗯？“他似乎没听见。

　　“熬了好几天了，真不容易。”

　　“嗯。”不知道他嗯的什么？

　　“舒先生，他们为什么叫稽查处抓进去，您也不问问，就四处张罗救他们？”伯青好象在明知故问。

　　“我不问。”

　　虽然，这句话说得不够那么响亮，却是那样地深沉坚定。“可我还是要问一句。”老舍站住了。

　　“问一句什么？”

　　“他们为什么总是这样抓人？”望着嘉陵江，老舍忿忿地说，两眼像是喷着一团火。

　　终于，他被医生判定是“贫血症”了。无论是医生，朋友，同事都不再顺着地的话说了，脸板起来了，话严肃起来了，“回北碚，好好养养。”

　　好像同出一口，老舍再也无法在重庆市里待下去了。12月的27日，他开完理事会议，28日又苦撑着参加了“文化工作委员会”召开的文艺演讲会，发了一通言，才恋恋不舍地回到乡下。过新年了。

　　没有亲人，没有家的新年。清寒的小屋，一壶水酒，一碟花生，一碟豆干。朋友们来了，驱走了孤寂和寒冷。喝罢，同是有家不能归的人，什么也甭想，就想酒，这东西好啊，能让人把一切一切都忘得个干干净净。

　　夜阑人静，朋友们扶着搀着，跌跌撞撞地走了，孤寂和寒冷又回到了身旁。酒，没让他忘掉这一切，反而使他把一切记得更真更明。

　　新年--亲人--国耻--病中--酒……

　　醉眼迷离中，老舍写道：雾里梅花江上烟，小三峡外又新年；病中逢酒仍须醉，家在芦沟桥北边！

　　一九四○年在惶惶不安中过去了。

　　一九四一年，抗战的第四个年头了。

　　战时的“碚都”刚刚结束了繁闹的夜生活，在纸醉金迷的喧闹中平静下来，晨曦便被雾裹绕着，爬出了地平线。江，随之醒来，船儿动了，江上的船，山上的工厂一齐扯响了汽笛，刚刚沉寂下来的山城又沸腾了。

　　一双小脚轻捷地踏在青石板路上，三拐两拐便停在一处房子前。一个小报童回过头四下里看一眼，熟练地在门缝下面塞进一份报纸。

　　当许多人还沉在梦里，这样一些小报童便把当天的《新华日报》送到了一个个读者的手里。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他们采用这种特殊办法，保证一些重要的进步人士看到《新华日报》。这天清晨，老舍象往日一样，从门缝下捡起报纸，打开它，随便浏览着，翻到第三版，就在《德军云集荷境》的消息下面，是一处开天窗后用木刻制版补上的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周恩来

　　再往第二版上一看，也有一块同样的“天窗”

　　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

　　中华民国卅年一月十七日

　　周恩来（印）

　　老舍预感到事情的严重了。他急切地赶到张家花园“文协”会所，各种各样消息已纷沓而来。

　　军事委员会已撤销新四军番号。

　　新四军已被宣布为叛军。

　　军长叶挺已被逮捕，不日将押上军事法庭。

　　国民党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大肆屠杀在前方浴血奋战的新四军将士。

　　“文协”会所里一片沉寂，人们已从对政府、对国民党的失望，转到一种绝望情绪了。

　　这时又传来了洪深先生全家服毒自杀的消息。众人为之哗然。洪深在遗书上这样写着：“一切都无办法，政治、事业、家庭、经济，如此艰难，不如且归去。”

　　虽然，洪深先生后来经抢救脱险，这件事却使老舍受到很大刺激。此时此刻，他是那样理解洪深的苦闷，一个正直文人的苦闷，他常常走到悬崖之上，望着滔滔长江，尤自伤叹，前途何在啊？！

　　绝望的时候，老舍接到了周恩来先生邀请，来到了曾家岩。

　　周恩来瘦了许多，眼睑下涂着一层重重的黑晕。老舍心里很激动，他觉得有许许多多的话想说，却一下子不知该从哪儿说起：“我早就想来，好多话憋在肚子里，差点没把人憋闷死。”

　　“给您看看这个。”周公递过来一份传单，传单上写着陈毅就任新四军代军长，张云逸任副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

　　“新四军还在！”老舍感到又兴奋又惊讶。

　　“还在。并且还要再扩大再发展。我们不会因此就放弃了抗日的决心和义务。”

　　“共产党真是了不起。”老舍由衷地说。

　　今日，周公的话很多，他劝老舍要振作起来，不能灰心。现在的情况，比之在武汉和初来重庆时困难得多，但越在这个时候，“文协”就越要发挥它的作用，它是一面旗帜，只要它在，文艺家们就有信心，就看得到前途希望，就是再苦再难，“文协”也得撑下去。

　　“团结作家们，组织他们更好地为抗战服务。另外，切实地做些工作，帮助大家解决生活上的困难。重庆大轰炸以后，物价飞涨，许多人吃不消了，文艺家们本来就清贫的很，我想，应该发动大家捐钱捐物，一是为了抗日，二是可以帮助救济一下有困难的作家、艺术家。您说怎么样？老舍先生。”

　　周恩来望着老舍。

　　“您想的很周到，我回去就组织一次捐献活动，您放心，‘文协’的事，我一定尽力维持。”

　　“工作要做，也要多保重身体，舒先生。”临分手时，周恩来拉着老舍的手叮嘱。

　　“请周先生也多保重身体。”老舍感激地说。

　　回到“文协”，老舍想，如今的困难时期，文人们个个都不富裕，如果再挤大家捐献，势必会影响文艺家们的生活，索兴不如卖字。

　　他借来了《新蜀报》营业部的房子，刷上了几条标语：“文协出纸，作家出力，请诸公出钱”。

　　二月二十八日，《新蜀报》简讯中有：“老舍所作《面子问题》原稿一张，以二元被人购去。”

　　三月九日的简讯中又有：此次卖字最多的是郭沫若和老舍。

　　从二月二十一始，到三月十一日终的卖字活动，终于收到了一笔还算可观的钱。“文协”把它大部捐给了前线的抗战将士，余下一部分用于救济生活贫困的作家。

　　“文协”改选了第三届理事，举行了三周年成立纪念会，并在端午节这天，举行了中国第一届“诗人节”。

　　李可染先生首先画了一幅屈原像。郭沫若在屈子的像旁题了词，马思聪为屈子诗《云中君》制了谱，吴晓邦预备了舞蹈“披发行吟”，参加者大都写了诗或散文。自然老舍又成了忙前忙后的大忙人。

　　各报都为“诗人节”出了特刊，上面登着诗人们的大作。

　　按照“文协”通知，诗人们在会场签到后，便可领到一盖碗沱茶，散到会场中自由攀谈了。经过一段时间压抑的日子，文人们见了面，都在打听着相互的情况。于右任先生来了，对着屈子像便鞠了大躬，起身念着画像右面的题字“诅咒侵略，讴歌创造，赞扬真理”，立时拍起巴掌。“好、好、好极了。这也算得做一个诗翁的座右铭了。”

　　会场上设了桌子，每桌上都放了些棕子和鲜花蒲艾。老舍先生指着每个桌上的棕子声明：“棕子不多，是份儿心意。我们提倡大家把棕子吃进肚里纪念屈子先生，而不提倡把棕子扔进江里或掉在地上，就现在来说，那等于是对屈老先生的一种大不敬。”

　　大家为老舍先生的祝词高兴地鼓起掌来。这几年朋友们看着老舍终日为“文协”操劳，都更加熟悉了他外圆（为人随和，从不轻易得罪人，各种场合都能周旋、照顾的非常得体），内方（从不肯轻易放弃自己主张，敢于坚持正义，啃节上方显出其硬骨头）的性格。

　　郭沫若开始讲话了。

　　“端午节相传是纪念屈原的日子，他在这天投了汩罗江。……抗战以来，因为民族临到了相当危险的关头，屈原的生世和作品又唤起了莫大的注意了……特别在今年，在许多诗人的倡议下，把这个节日定名为‘诗人节’。”

　　郭沫若说着说着，在他脑海中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形像--屈原。

　　常任侠朗诵《离骚》了，诗人们为之大震，再见不着前些日子那般垂头丧气。这次聚会振奋了大家的精神，诗人们举起盖碗，以茶代酒，感谢大会的主持人--老舍先生。

　　“礼堂小了点，许多诗人住在乡下，没能来成，遗憾的不得了，再就是棕子虽好，却不能管饱。为此，还要向大家致歉。”这便是老舍的闭会辞了。

　　老舍向诗人们行礼如仪，严肃而认真。

　　打从“诗人节”以后，文人们逐渐地从绝望中延醒过来。这时，老舍和何容都搬到了“作家书屋”，与马宗融、姚蓬子为邻。

　　这天，一位《新蜀报》的工友推门进来打问：哪位是老舍先生？老舍应声立起，说：“我就是老舍，您找我有事？”

　　“门口有两位先生找您，是请他们进来，还是……”

　　“我来，我来。”

　　老舍已经跨出屋门，走下楼去。

　　“唉哟，是常培兄！”老舍急步迎上前去，一把抓住了这儿时的好友“歪毛儿”的手握着。

　　罗常培笑着望着眼前这位老朋友，只等他松了手，才转过身来介绍说：“这位和我同来的是梅贻琦，梅先生……”“失礼，失礼，久仰梅先生大名，请进屋里谈吧。”

　　老舍早就听说过这位清华大学校长梅先生。这年春上时候，罗常培受人之托，请老舍入滇，到西南联大教书，因为“文协”工作缠身，走不脱，老舍便拒绝了。

　　这次罗常培和梅贻琦先生到重庆来，耳闻目睹老舍工作情况和身体状况，就建议老舍到昆明走一趟，换一换环境，消暑避瘟，会会朋友。这时老舍也动心想到外面走走了，不过他知道这年头，谁也不富裕，邀请他去也颇为不易，于是他预先声明，除去交通费用和朋友们的友情，不再接受其它任何报酬。他应卜了，去昆明走一趟。

　　看看已近午时，老舍拉过了姚蓬子，叫上了何容、宗融君，说：“今日我有客自远方来，咱们一起去吃顿饭，我作东。”

　　朋友们看老舍盛情，不好拂了他的兴致，便都乐嗬嗬地从命了。

　　为了这顿饭，老舍从济南带出来的皮袍顺溜地进了当铺。

　　第二十六章 苦难中的团圆

　　因为挨着爱长荷花的翠湖，青云街便似闹中“偷”得了几分静，而青云街的靛花巷又是一个深藏而又狭窄的巷子，静，就显得有富余了。再来看看巷子里住的人--罗常培，著名的音韵学家汤用彤，哲学和佛学家；历史学家郑毅生；统计学家许宝騄，外语教授袁家骅；这些人大都是因为年轻的时候，书念得好，而今不用再“念”了，靛花巷就更加冷寂了。

　　而这几天，巷子里来往的人多了起来，差不离昆明的文学大豪们都来了个过儿，闻一多、沈从文、朱自清、卞之琳，等等，不究底细的主儿，准以为是这些个人们把笑语一古脑带进了靛花巷。因为，巷子里见天的热闹，赶上了过节过年。

　　老舍终于抽开了身子，跑到了昆明。住进了歪毛儿的家。过去是朋友的，便透着分外的更熟，而新认识的，立刻就成了朋友。老舍不停他说，不停地笑。很久了，他没有这样高兴过了。一离开重庆，他就好象脱出了樊笼，紧张的神经也松弛了下来。他到昆明来，除了杂事之外，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清静下来，完全没有干扰，连蓬子研墨的声音也听不见，仔仔细细回顾一下，以便决定再抬脚的时候，是先迈左腿还是先迈右腿。

　　舒舍予有共产党的朋友，有国民党的朋友，是朋友，他从不分哪党哪派。

　　因为，他交的是朋友，而不是党派。执政党他不尽意巴结，在野派他也从不挤兑，这是他做人儿十年的规矩。人家说，结实的身子骨是爹妈给的，而庆春妈还给了庆春一个好的品德，这也是北京人的品德。而老舍交朋结友要的是两条：为人直正，互相尊重，这后一条对于讲究礼仪的北京人来说，含着的内容就多了：不给人难看，宁愿自己吃亏，不能把面子丢了，不能驳人面子，人敬一分敬人十分，君子报德不报怨，……。

　　最令人不解的是，看人从来不打眼的舒舍予，近来，对张道藩颇生出几分不满。因为和冯先生的来往，和周公的接触，重庆四处恶语纷纷；说什么“老舍叫共产党收买了”，“文协成了共产党的工具”，更有甚者，把个老舍和“文协”说成了赤色的共产国际等等。而最后老舍终于知道这些无事生非的话大都是出于张道藩一伙的嘴。老舍打心底里学了起来，他真恨不得当着张道藩的面痛痛快快地卷上他一顿。这一些还没使得老舍心里不踏实，而真正让老舍吃不下，睡不着，没着没落的却是一种感觉，说又说不清，看又看不见，却又无时无刻不在周围，萦绕着，撩拨着，挤压着，逼迫着……

　　他再不能在自己寻找的中间道路上走下去了。张道藩的咄咄逼人，华林不择手段的刁难，限制“文协”的活动，这一切都迫使老舍要郑重其事地向他们“开战”。此“战”今日不开，明日也要开，不过是早晚的事了，这一点老舍心里跟明镜儿似的。只一点，这面子总是难以抹开。“开战”象和尚头上的虱子一样明摆着，却又抹不开面子，这便是老舍忧心重重的因由。

　　虽说是盛夏，却因为春城的不燥不炽，老舍不得不庆幸逃出了“炼狱”

　　般的“陪都”。他不能不说滇池美，谁不知道“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的长联，却怪着翠湖太小哩。他一边立在高处，望着入眼的浓绿，赞叹着静秀可喜的昆明，又挑扬着“街上的车马并不比别处少”。老舍看了昆明，心里头惦记着苍山洱海的去处，巴不得能有一个机会四处走走。为了不负此行，他抓紧了时间，讲了一通“抗战的文艺”和“文艺抗战”之类的问题。便随着“歪毛儿”奔了他的乡间“别墅”--龙泉村。这里是北京大学的文科研究所，一班子知名度极高的大教授都在这汇了齐儿。

　　龙泉村满带了最南方的味了，竹子长得树一样粗，千年才开一次花的铁树，绕世界都是水塘，卵石铺成的小路，常培用手一指：“到了。”

　　从村里传出一阵悠扬的琴声，宛如清流急湍、秋风籁籁，琴曲典雅古朴，行家听得出这绝非是个平庸的琴手所为，舒舍予不禁驻足细听。

　　“走吧。”常培拉住老舍，神采飞扬他说：“一会儿，我给您介绍介绍，海军大将查阜西，天下第一琴师。”

　　说着两个人走进了村子，径直来到一处院落，琴声不绝如缕，从院落深处传出。舒舍予跟在常培身后，一头闯了进去，却撞在了常墙的背上。敢情常培止住了步，正瞪着眼睛往院里瞧呢。

　　在院当中的大杏树下，有两位弹琴吹萧的。吹萧的那位人高马大，不象是个吹拉弹唱的闲散主儿，倒象个孔武有力的军士。两人并不在意旁边是否有人观赏，只见双眼微闭，只有琴声，萧韵索绕不绝。老舍听得呆了，真没想到战云密布之中还有“神仙”去处。琴停萧止，常培向前跨了两步：“来，我给诸位介绍一下。我从小的朋友舒舍予，老舍！这位是彭先生，这位是方才我对你说的海军大将查阜西，查先生。”

　　人高马大的查先生急忙站了起来，一把握住老舍的手：“幸会幸会，先前总是听罗先生说，一直未能见面。这回一定要多扯扯。你是从大城市来，我们这是乡下，请不要见笑才是哩。“认识还不到二秒钟，查阜西诙谐的话语已经是脱口而出，透着一股子豪爽热情的劲头。老舍乐意和这路人膘在块堆儿，他伸出一只手向上比划了比划：“海军大将，您这是哪的话呀，您能认识我，那是我的造化。这么着吧，我们北京人有句话形容朋友好，叫‘割头不换’，割头咱们是不敢，不过，把咱俩这个头匀匀还是可以的。要不然，我整天够着跟您说话，还不把我抻死。”

　　“哈哈……。”

　　院子里的人都笑了。查阜西一抚琴弦，说道：“为了舒先生的到来，我再次献丑，‘高山流水’吧。”

　　一曲《高山流水》，四座皆惊。

　　在以后的日子里，舒舍予和这位海军门里出身的，专事研究古乐律的大汉交下了生死之交。

　　黄鼠狼专咬病鸭子。身子板本来就不十分结实的“歪毛儿”一到龙泉村，便趴了架。舍予不含糊，楞把所有的邀请等一概地辞了，守着“歪毛儿”，一边写着一出三幕六景的话剧--《大地龙蛇》。戏是重庆东方文化协会委托写的。这时的老舍已经是写过几出戏的写家了，可话又说回来，没有一出令自已满意。现下这出《大地龙蛇》写起来也是笔调枯涩，只好不时地放下笔，瞪着眼发呆。每每逢到这种时候，查先生就跟猜着了似地，打一边儿冒出来：“走，鼓琴舞剑，吟诗喝酒！”

　　不用多催，老舍准起身就走，酒逢知己千杯少--这路事还有不去的。

　　花间月下，要不树下林旁，并不拘着白天晚上，只要兴致所止，查先生必定拨弦而踩，舍予仗剑而舞，音急剑速，音缓剑慢，曲终收剑。总要喝上两杯，论一论古今。这也叫老舍暂且忘掉了“文协”那一摊子的烦恼事。渐渐地，罗常培病好了些，老舍又禁不住想走动走动。查先生一拍胸脯：“走，您呐！”

　　两个人就奔了苍山洱海。

　　“下关的风，上关的花，苍山的雪，洱海的月”，看过了这大理的四景，许是倒霉催的，游洱海没瞅见月亮，看苍山没瞧见白雪，就连下关的风也没碰上，只好歹看了看上关的花，来去匆匆，也叫得上是走马看花了。因为惦记着“文协”，便催了查先生回昆明：“我这也是一辈子的劳碌命。在重庆我真恨不得把‘文协’的事甩给谁，谁爱干谁干，我是不伺候了。等到了云南不是，您猜怎么着？这人就跟烙饼似的，翻过来颠过去，总较磨着该回去看看，尤其是这几天，我是一刻也不想呆在这竹楼山寨之间了。赶明儿，等到抗战胜利了，我专门来往这种竹楼，住个新鲜劲吗。”

　　要不说查阜西是“知音”呢。老舍心里一起急，老查立刻去找人找车，风风火火，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老查家的天塌下来了呢。

　　回到龙泉村，便赶上过八月节，常培的病已好，于是两人共同出钱，招待大家。中秋月下，足足实实摆了一桌，老舍宣布完，筷子便动了起来。老舍一路说下去，感谢大家的款待，今儿就算和大家告个别，有功夫到重庆，欢迎大家来玩。最后，他指了指桌上的菜，笑着说：“我的话完了。诸位，破着老肚儿吃你的！”

　　龙泉村的“居民”还真舍不得舒舍予走呢。他带来了欢乐，调剂了刻板的研究生活，又叫人们在贫困与困扰之中得到了一份温暖。于是，人们步行着把老舍送回昆明市里，送上回重庆的飞机。

　　老舍爱动感情，透过小圆窗户，望着机翼下渐渐变得小小的送行的人们，他的眼角潮湿了……

　　“有福之人不用愁”。

　　别人找老舍，踏破了白象街寓所的门槛，还是没见着，光是托姚蓬子转给老舍的便笺、短札加起来也够了一捆。可阳翰笙找老舍，那真是赶了寸劲儿。老舍前脚跨进门槛，没容把大气喘匀实了，阳翰笙后脚便跟了进来。

　　“我说你可真行啊。你要是再不回来，我这都准备给你开追悼会了。”

　　这几个月，老舍想的多了。他想过不干，想过躲起来，想过再去教书，可后来，什么也挡不住他回来的决心，他不但要回来，回到“文协”，还要象象样样地把“文协”支撑下去。此时，他把阳翰笙让到竹椅上坐下，急切他说：“有什么安排？”

　　“好。周公指定你负责组织给沫若先生祝寿。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

　　意义毋须阳先生多讲了。老舍也明白他代表着什么人。“皖南事变”后，文艺界一落千丈，往日为了抗日那股子轰轰烈烈的劲头不知哪去了。老舍知道，一旦涣散下去，散了的沙再难拢到一块了。这大约就是周公心里的主意吧。

　　“我这就去！”老舍说着站了起来。

　　十一月十六日。在中苏文化协会的檐前挂上了一枝硕大无比的毛笔，还刻上了“以清妖孽”四个碗口大的字。另外，还挂了一面不大的玻璃镜，据说是“照妖镜”。这一笔一镜仿佛成了门神，能避鬼神。好人见了放声大笑，因为逗儿！心里有鬼的人难免不“格登”一声，打嘴上把那句本来要骂出口的话咽回肚子里了。

　　来了多少人，老舍也数不清了。反正签名纸换了一张又一张，等到冯焕章将军宣布开会了，签名的人还一批一批地往里涌。从人们真诚爱戴的目光中，老舍感到了民众的力量--不可抗拒，不可镇压！一时间，他有许许多多的感受要讲出来，又怕耽误了大家的功夫，就事论事，他仅仅把有关纪念沫若先生的一些事情讲了讲，便让位给周恩来先生了。

　　“作一个现代的中国人，有多么不容易啊！五千年的历史压在你的背上，你须担当的起使这历史延续下去的责任。可是，假若你的热诚是盲目的，只知‘继往’，而不知‘开来’，那五千年文物的重量啊，会把你压得窒息而亡。你须有很大的勇气去背负它，还须有更大的勇气去批判它：你须费很大的力量去认识它，还须呕心沥血去分析它，矫正它，改善它。你必须知道古的，也必须知道新的；然后，你才能把过去的光荣重新使世界看清，教世界上晓得你是千年的巨柏，枝叶仍茂，而不是一个死尸啊！”

　　老舍终于没来得急说上几句心中的感受，只好把这些感受一篇篇写在纸上。而就在朋友们拿着十一月二十一日的《时事新报》，看着这篇“参加郭沫若先生创作二十五年纪念会感言”大声叫好的时候，在歌乐山深处的一幢不大的别墅中，张道藩手里也拿着一份同样的报纸。显然，他不但看了，而且深悟其中的奥秘。他不安地在屋中踱着，地板被压得吱吱作响。门一开，潘公展走进来，张道藩扬了一下手中的报纸：“看报！”

　　“看了。”潘公展随手把手上的报纸丢在茶几上。

　　“我不愿意成为事实的，现在看来真要变成事实了。一个完全中性的，一个从不过问政治的老脑筋，开始唱共产党的歌了。”说不上张道藩是伤心还是气愤，猛地坐在沙发上，对着周围儿个早已恭候多时，而一直未张口的人说：“开会。”

　　“我先谈谈委员长关于书报审查制度的训令。”潘公展面无表情他说。

　　连年的辛劳和少着营养的饭食，老舍到底是落下了毛病。最初是头晕，渐渐地，头晕变成了头昏，而头上的毛病一定要影响专门用脑袋挣钱的写家。

　　从昆明回来后，头晕症非但没有减弱，反倒是一天比一天更晕了，不得不经常搁下笔，把两只胳膊垫在脑后勺下，东想想、西想想。越是没有指望的越是爱想，这就是幻想。想完了北平，想老娘，想完老娘，想妻小，捎带手还想了想北平的各式小吃，就连姑妈的长烟袋锅也成了思念的东西。想到这，老舍喜欢乐一乐，再循着思索的轨迹往下“寻”去。永远想不腻的北京。可想的更多的是眼目前的一切。困窘的收入，苦撑的“文协”，国事的衰微……。

　　他把酒戒了，自然不光为了脑上的病，还为了钱。后来又去戒烟。就如同他形容何容一样，虽是挺得时间长些，却终究没能戒掉。他记起了哪年在《新蜀报》上写的杂文末了一段：早晨吃豆浆与油条也须花两角多了！自元旦起，废止朝食。空着肚皮写作，脑子似乎倒更清楚。和尚们有每尸只进一餐的。由写家而出家，照现在的情形看来，倒许是条顺路。

　　在他那紧闭的嘴角绽出一丝不经意的微笑。

　　头晕症和没钱并绊住考舍的脚，他照例掐着脑门儿四处奔波着，照例把穿不着衣物押进当铺，把钱倒贴进“文协”的开支里。“谁让咱摊上这么个倒霉的事由。”老舍对朋友说。

　　四一年的十二月，香港陷落了，茅盾、夏衍等一大批文艺界人士都滞留在这块英国的殖民地上。为了这些人能安全地回来，。老舍四处游说，争得他人帮助。

　　为了作家们的版税……

　　为了作家们不至于因为潘公展的“图书审查委员会”而出不了书……

　　为了作家们最起码的人身自由……

　　老舍始终没停住脚。

　　转年，宣传部教育部干脆断了每月给“文协”的资金。他们不再乐意把钱给这个他们认为已经“赤化”了的组织。

　　火，再也压不住了。

　　老舍提笔给张道藩写道：“我是中国人，我爱国，我要抗战，全中国老百姓都要抗战！我被谁利用？我当然听老百姓的，我只知道抗战，这没错！你的话倒是很不利团结，很不利抗战呢，请你收回！”

　　他把信交给别人要亲自送到张道藩手上后，人，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一块堵心口的痰终于吐了出来。老舍决定去陈家桥冯公馆走走，看看这位“基督将军”，说上几句痛快的话。

　　他走下观音岩长长的石阶，好几天了，总有一个相同的面孔跟踪着他。

　　过去，他听许多人讲过，国民党就爱搞特务那一套，他并不十分相信，现在，他总算尝到了叫人家跟踪的味道。

　　老舍停下来，在小烟摊上买了包烟，留意地向后看了一眼，他发现后面跟着的那位非常笨拙地藏到了电线杆后面。敢情这主儿并不十分机灵啊！老舍心里琢磨着想拿这位开个玩笑。他从烟盒里抽出一只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浓浓的烟霭又从嘴里涌了出来。老舍摆出一副悠闲自在的样子，四下里看看，好象在决定应该上哪。那主儿望着街上川流不息的过往行人，大约心里有点慌了，怕老舍一下子没影儿了，便闪出电线杆，往前凑了过来。老舍没容对方走近，便把烟头一扔，迎着走过去了，双手一抱拳，笑嘻嘻的说：“老兄，您一个月拿儿块钱？这么跟着也不嫌累得慌？！这么着吧，您不是还要写我的报告吗，我替您写得了。”

　　小特务看着老舍冲自己走过来吓了一跳，没等定下神儿来，老舍又一顿和和气气的“寒喧”，小特务更不知道乍回事了，也不等老舍往下再说什么，撒丫子颠了！

　　老舍的笑憋到进了冯公馆才笑出来。

　　他一路笑进了冯公馆，却没注意到冯公馆上下一片肃静，只到了正屋门口，熟识的副官拉住了老舍，他才停住了笑，有点诧异地问：“怎么，今儿这么静？”

　　副官冲着屋里嘴：“今天在全会上又和何总长于起来了！”

　　“是舍予先生吧？”屋里传来冯玉祥浑厚的大嗓门。

　　“对。”老舍急忙进了屋。

　　冯玉样倒背双手，双眉紧锁，脸色极不好看。

　　“坐吧。”

　　老舍从没见冯先生这副样子，平日里不管碰到多大困难，他也总是乐呵呵地鼓励别人。

　　“过段时间，咱们出去走走。在这个地方待下去，人都要憋死了。”冯玉祥坐了下来。

　　“冯先生，今天我可出了口气！”

　　老舍喋喋不休地把给张道藩写信等等一古脑全告诉了冯玉样，还补充了方才来的路上戏弄了一个小特务的细节，又不由地笑了起来。

　　“舒先生，怕以后没得你乐的了。”冯玉祥严肃地说。从冯玉祥的神态上，从口气上，必定是有了什么挺大的事。老舍试探着问：“焕章将军，您今儿个是怎么了？”

　　冯玉祥摆了摆手，站起身走到老舍跟前：“你手上在写什么？”

　　“写戏。”

　　“那好。去告诉你的朋友们，都去找个背静的地方，写戏的写戏，写诗的写诗。别人要问你谁说的，你就说是冯玉祥让我说的。叫朋友们相信，我冯玉祥不会害他们的。”冯玉祥一字一句地说。在张道藩宽大的办公室四墙上挂满了名人的字画，最突出的是一副昂首疾奔的群马图。张道藩喜欢每天工作之余，逐个羡赏这些颇有价值的美术作品，比起来，他更欣赏西洋的美术作品，可他又决不放过一个讨要中国字画作品的机会。

　　这几天，他的心境极坏。他知道这不光是为了老舍那封信的原因。抗战四年了，而张道藩本来还有点号召力的名字变得一文不值了。说实在的，只有一些二三流、三四流，甚至还未入流的角色，带着各种显鼻子显眼的个人目的聚在他的周围。他写过诗，学过画，不得不承认，都没有看出成功的希望。后来，他学做官，总算是扶摇直上，只一件不遂心的，便是失去了号召力。在武汉，是因为没有办法，又不肯把“文协”交给共产党，他总算勉强同意了舍予主政“文协”。满以为，一个满脑袋高粱花子的臭爬格子的，还不是叫东不敢往西，结果事与愿违，舒舍予的步子总是往左撇，这当然不是瞎说，张道藩有自己的耳目，“文协”的一举一动尽在视野之内。张道藩深感不安的是，自从“皖南事变”之后，“文协”的一些活动已经发展到直接对抗中央党部的田地。为此，张道藩受到严厉的训斥。而潘公展这个“劲敌”，主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以来，已将一百六十多种剧本取缔。相形之下，张道藩显然“落后”太多。中央全会提出“军事和民主不能并容”，张道藩决心动用一切力量，把“文协”扭过来，把权夺过来。这是他这次召集宣传会议，亲自和潘公展会谈的真正意图。尽管潘这个人一向骄横，但这一次，却十分爽快地同意了和张道藩的合作。

　　他不准备再耐下性子和那位谈一谈，聊一聊了。

　　果不其然，舒舍予的身后长了“尾巴”。

　　无论在哪，必定有人在一二天之内汇报给张道藩，而张道藩也不把这事搁凉了，立刻着人把老舍叫来，冷言冷语“投海”一番。

　　老舍刚和冯先生从青城山回来，立刻被叫到张道藩的办公室。

　　张道藩开门见山：“舍予兄，你就听我一句忠言。不该管的事少管，不该说的话少说。”

　　“你看哪件事不该管，哪句话不该说？”老舍淡淡地反向着对方。

　　“王冶秋是什么人？赖亚力又是什么人？为什么你总是和这么些人搅在一起？”

　　“您是说他们都是共产党吧。还有冯先生。最少他们向着共产党。道藩兄，我早说过，不管什么党，只要抗战，我就支持，不管什么人，只要抗战，我就和他做朋友。

　　“舍予兄，说这种话是很危险的。”张道藩的脸骤然变得十分可怕，言辞之间带着严厉的斥责。

　　“怎么着？！莫非还要抓我吗？我候着呢！你大概还没忘吧？在武汉、‘文协’刚刚成立，大家都一个心眼儿为了抗战。政治上的宿敌暂时放弃了论争，艺术的派别丢下了成见，肩并肩，手挽手，那是什么样子的‘文协’啊！再看看现在，跑的跑，亡的亡。大家从日本人手底下亡命出来，忍饥挨饿，还要防备着自己的政府抓人，结果又跑。‘文协’完了。可完的不明不白，不清不楚。打开窗子说亮话，‘文协’你们要是不想要，趁早说明白，我舒舍予扛着‘文协’的牌子上延安！”

　　张道藩绝没想到舒舍予会玩出这么一手，一时间，楞住了。一直等到老舍甩门而去，才缓过劲来，急忙追出屋，赶上老舍，说什么也不能老舍就这么呛着话碴儿走了。张道藩相信，人逼急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甭说“文协”去了延安，就是舒舍予一个人去了延安，自己脸上也搁不住啊。

　　张道藩到底没拦住舒舍予。

　　舒舍予闷着头只顾往前走。他要跑，跑的快快的，远离开这暄嚣杂乱，乌七马糟的地方，找块清静、干净的地方。他感到很累，想找一个地方歇一歇。便走进路边一个茶寮。

　　“泡茶。”

　　他懒洋洋地吩咐了跑堂的泡上一杯香片茶后，便用手撑着下腭，打个盹。

　　近来，头晕的毛病没见好，又添了个腹疼的毛病。老舍真感觉自己老了。四十三岁了，人走下坡路了。

　　他端起盖碗，揭开碗盖，用嘴轻轻吹去浮在上面的茶梗，呷了一口淡淡的头过茶，突然感到腹中一阵绞痛，一阵叫人战栗的痛疼象过电似地从腹部向四周围漫开。老舍用力捺住，待痛疼一步一步减轻。近来，这种痛疼已不止二次三次地折磨过他，不知为什么，他总以为是阎王来索命的先兆--浑身上下，丁点儿管用的地方都没有了。这叫老舍不由地常常暗自神伤。

　　痛疼渐渐地过去了，可谁知道它什么时候就又向自己闯回来。凭着一点决不能把死人治活的医疗常识，好歹没把盲肠的部位当成心尖，老舍给自己断了诊--八成得了盲肠炎。不管是什么炎，眼目前不疼了。老舍便决定去北碚，静下心来，好好写点东西，而不去搭理张道藩的挑衅。

　　“唉……。”舒舍予长叹一声。他想起去年洪深一家自杀的事，又记起那位叫于立的知名的女记者，在留下：“国事如此，家事如此，无能为力”后，撤手而去，老舍还清楚地记得那首和女记者同样有名的，起名《风筝》的绝命诗：碧落何来五色禽，长空万里任浮沉。

　　只因半缕青丝系，辜负乘风一片心。

　　哦，风筝。它把记忆带到了幼年。每天放学，带着自己糊的“燕日虎”，几个人跑到城墙上，放开凤筝，可着小线儿的长度，让它一个劲儿地奔着高处去。玩累了，把线头压在城砖下面，小哥几个，躺在城墙上，看着浮在空中的风筝一起一落。他相信，如果小线能再长些，风筝，定能飘到灶王爷每年要回去的“天宫”。有一天，风筝真的去了。风刮得大了点，把不结实的小线儿刮断了，风筝来不急告别，便三窜两窜没了影儿。舒庆春和朋友们执拗地立在那，等着风筝回来……

　　“先生，先生。”

　　舒舍予睁开眼睛，才发现天已经染了黑色，茶察已经没有几个人了，该打烊了。他付了茶资，刚要抬脚离去，方才那十分熟悉的痛疼又自己找了回来，老舍只好捂住腹部，又坐了下来。这阵痛疼倒叫老舍下了决心，一定到医院看一看，否则，早晚会疼的把什么事都给搅了。

　　那天晚上，老舍宿在了张家花园“文协”，总是梦见各种各样的风筝在眼前飘来飘去。

　　打什么时候，人们发见了从绍云山流出来的泉水带着热气。含着石灰，这没人知道。但政府南迁以来，因为这股泉水，北碚镇就更加喧闹起来，虽然通往北温泉的路并不宽，最多算是条小道。更有“滑竿”可坐，再不然，买舟荡桨，便到了比北碚高出一截的北温泉。大约是风景宜人的原因，文人一时云集北碚，文化机关列队于此。单说最著名的大学就有复旦大学等等，陶行知先生的育才学校也在这里。

　　“文协”迁入四川之后，专任的“文协”干事萧伯青受老舍之托，便在北暗组织了北碚分会。其目的无非是让那些做教授的会员和做编辑的会员在北碚有个聚齐的地方，这是初衷。后来，重庆挨了炸，北碚的人多了，分会的活动才日渐多了起来。

　　为了写作，为了能经常顾到北砧分会的工作，老舍就着离分会不远的蔡锷路租定了房子，隔三差五必定从重庆跑来。这天，他又从重庆回到北碚，推开分会的门，进门便喊：“完了，完了。”

　　伯青见老舍捂着肚子，一脸的苦象，吓了一跳，连忙让座倒水，询问情况。老舍却嘿嘿一乐：“这一段身子总是不舒服，我约摸着要为抗战牺牲了，昨天在城里我整整疼了三阵子。今天一回来，便找了玄三先生，结果只认为是盲肠出了点毛病，割去就是了。好了，我舒舍予虽没上前线，也算挨了一刀，总算有功之臣了。”

　　“那什么时候动手术呢？”伯青急切地问。

　　“立刻住院。这不，我先来通知你，如有不测，也好有个朋友知道舒舍予上哪了呀。我这就走。”

　　萧伯青起身把老舍送到门口，说：“您先去，我这忙乎完了，立刻就上您那去。”刚要往回走，又想起什么似地叮嘱了一句：“千万别太紧张。”

　　老舍已经走了。

　　等到萧伯青忙完了手上的那点事，便急急忙忙赶到座落在北碚的江苏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外科手术室外，立刻被一种不祥之兆笼罩住了--手术已经整整地三个半小时了。据听说是找不着盲肠。古时候，有听说“代人受过”的，却没听说过“代人挨刀”的，这种忙儿，伯青便帮不上了，只好坐在长椅上干着急。好不容易等到手术室的门开了，老舍躺在手术床上，沉沉的睡去，好象根本没经历过任何事情似的。伯青一把抓住外科主任刘玄三的手，谢个不停。刘主任也累得满头冒汗：“盲肠我是给割掉了，剩下的事就请你们好好护理一下了。”

　　老舍睡着。

　　眼前又飘起一只一只的风筝，有弯弯曲曲伸动的娱蚣，也有蝴蝶，西燕……，天是湛蓝湛蓝的天，又听见了在天上传来一阵阵焦脆焦脆的鸽哨儿，好久没听见过这熟悉的声音了，一队鸽子俯冲着向下飞来，那只是乌头，那只是铁膀，点子……，在高大的楼簷下侧身而过，又一振翅，带着嗡嗡的哨音，窜上了天。这一切那么亲切熟悉，又那么陌生，真不知道这是在哪？一个面人担子，一个飞速旋转的空竹，甚至一碗面茶，一句“爷们”都勾起了那沉淀了的记忆。

　　“我口渴。”

　　伯青用药棉蘸上水去湿润他那干燥的唇。

　　“啰，飞啊。”

　　伯青用毛巾拭去头上细密的汗珠。

　　夜深了。他终于慢慢地睁开眼睛，第一眼便看见了萧伯青焦灼的目光。

　　据说是因为缝刀口的线太鼾，创口出水，本来往上二三天的手术，却非要耗上七、八天。老舍叹了口气，预备好好尝一尝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的滋味。一会儿，就连天花板上有几个蜘蛛网，网是用儿根线织成的都数的清了，老舍的思绪又飘向北方，飘向北平--母亲，妻子、儿女、护国寺、西直门、积水潭、祖家街……

　　萧伯青蹑手蹑脚推开门进来，他见老舍已醒，便把饭盆打开：“吃饭吧，龙抄手。你们叫什么？”

　　“馄饨。东华门大街，靠近八面糟附近，有家专门卖馄饨的铺子，掌柜的姓侯，铺子便随了掌柜子叫‘馄饨侯’，俩芝麻酱烧并，一碗馄饨这便是一顿美餐。”

　　老舍吃着四川的“抄手”，却想着北平的馄饨。伯青见老舍心情很好，便试探着问他：“您今天感觉怎么样？”回答是，恨不得二分钟之后便逃离这个地方，而且永远不再回来。

　　“有件事不知该说不该？不过，无论如何，请先生您不要动感情，要保持绝对的平静。”伯青望着老舍。

　　“什么事呀？我不动感情。”

　　“絮青嫂带了孩子们从北平来了，现在已经到了重庆。您看是叫她们现在就来好，还是过几天再来好？”

　　老舍略微地沉吟了一下，只是略微地……。他平静他说：“既然已经到了重庆，还是叫她们来北碚的好，免得住在重庆麻烦朋友们。”

　　说着，从枕头底下取出饯，交给伯青，请他帮忙置办些安家的必需用具。

　　第二天，正当老舍掐着指头算计着从重庆到北碚的班车时间时，妻推开了病房的门。

　　舒舍予又有了家。

　　当老舍病愈出院，回到家中，便看见了九岁的小济、七岁的小乙和五岁的小雨。大约是不认得爸爸了，三个孩子只是微笑着看着爸爸，一言不发。

　　“爸爸。”舒济最先叫了，她和爸爸最熟。

　　“爸爸。”舒乙也叫了，他和爸爸很好。

　　惟独舒雨没叫，她不认得爸爸。

　　望着妻、望着儿女，老舍心上的皱纹舒展了开来。他感激地向妻子致谢。

　　感谢她把一个个孩子们拉扯起来。感谢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享受着儿媳无微不至的孝顺，感谢她在掩埋了母亲后，拉着三个孩子，千里迢迢从北平跑到自己身边……

　　妻并没领受这感激的目光，这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那么自然，用不着感谢，那只算是走完了一站，现在又有了家，五口之家，还得往下走呀！

　　“我叫舒舍予。你呢，小姑娘？”

　　“舒雨。”

　　“咱们俩人的名字好象差不多吧？”

　　小雨渐渐地和眼前这位十分陌生的人熟了起来。熟人不拘礼，五岁的女儿坐到了紧靠着爸爸的地方，七岁的儿子缠住了爸爸的脖子，只有大女儿护着爸爸，想把弟弟妹妹从病未好的爸爸身边撵走，最后，连她也抱住了爸爸的胳膊，三个孩子包围了爸爸，听着他讲那些没完没了的故事。

　　入夜，按着大小个，从左至右，孩子们在一张临时搭起的床上睡了。老舍和妻相对而坐，心里翻腾着万语千言，一时又不知从什么地方谈起，于是就坐着，看着，……“最叫我对不住的，就是娘。”老舍一想到母亲，便不禁地滴下泪来。

　　“是啊。她老人家受了一辈子苦。最后也没能过个太平日子，吃不得吃，喝不得喝。粮食实行了配给，那哪是什么粮食啊，杂合面里还带着老鼠屎哪！”

　　自然，妻没说楞叫自己和孩子们一餐三顿吃杂合面，也想方设法弄点细粮给母亲吃。

　　“孩子们上学吗？”

　　“上啊。那才叫缺德呢。今个庆祝南京失陷，明个庆贺攻下了武汉，楞叫刚上学的孩子排上队上大街游行庆祝。好好的人，脸一抹裟，替日本鬼做了事，成了汉奸，掉过头来，欺负老百姓。有骨气的出了德胜门，奔了西山，参加了游击队；再不就是宁肯饿死，也决不给敌人做事。嗨，这些事说起来，三天三夜也说不清。”

　　“那就慢慢的说，想起什么说什么，什么我都想听。”

　　灯熄了，俩人躺下了，妻还在讲着日本鬼子在北平城令人发指的暴行。

　　老舍再不吭气，这往后，不论妻在对谁讲着这些事，他只是默默地听着，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就在他的心底却掀动着阵阵狂暴的巨涛。

　　不久，妻在国立编译馆找了份小小的差事。两个人伴着清贫和温暖，在北碚开始了新的却又是痛苦下的主活。

　　第二十七章 黎明前的黑暗

　　每年都要开年会，每年都要纪念鲁迅。今年，一切照例。只是从“陪都”传到北碚的消息，那样令人不安--冯焕章将军彼软禁了，冯先生携古琴隐居了……。从成都回来后，老舍一直没见到冯先生，心里十分惦念。老舍从医院出来，安顿好家，便要进城料理“文协”的事情。妻从敌占区逃出来，沿路所见所闻，过重庆的时候感觉尤为特殊，一种模模糊糊的危险感似就在四周潜伏着，经过几年离乱的妻，多想有几年安安稳稳的生活啊！晚上，妻倚在床头，缝着孩子们的破衣，鼓了半天劲，才对丈夫说出了自己的心意。

　　“明儿就进城？”

　　“嗯，去去就回。”老舍仍埋头在稿纸堆中。“能不能不去？”妻停下了手中的针线。

　　“那怎么行。”老舍回过头来。看见妻苦愁的脸孔，心下明白了。

　　“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自己长着眼呢，我还有耳朵。”妻扭过脸去。

　　老舍放下了笔。稍倾，他说：“本来不想和你说，干吗老叫家里人提着心吊着胆呢。就是那天我跟你讲过的张道藩，他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我拿他当朋友，他当面和你嘻嘻哈哈，转过脸就给你背上插刀于，就这么个玩艺儿。说起来，国民党里这路人不在少数。沾共产党边儿的作家，叫他们撵跑了，挂点红色的作家让他们下了大狱，也就剩我了。你说，‘文协’的事我再不管谁还管？”

　　妻通事理，只是顾及到丈夫的安全。

　　“可你一个人……？”妻的不安。

　　“有事我会找周公馆和郭老，茅公他们商议，有他们的支持和协助，张道藩的那一套就叫做螳臂挡车，自找现眼。这几年，我别的长进也许不怎么大，是非曲直总算看清楚了，救中国还得靠这个--。”老舍用手比划了一个“八”字。

　　妻同意地点点头。

　　“现而今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你到过重庆，见过那灯红酒绿，达官贵人照着在北平，在南京，在上海的样子，一丁点没变，反倒是更无耻，更挥霍无度。有这么一首民谣：好个重庆城，山高路不平，口吃两江水，笑贫不笑淫。说民风不古，还不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嘛。

　　“我去过延安，见过共产党的主席，两位领袖一比，两个党一比，便分外地明白了。

　　“现在的日子不好过，光是日本人，咱不怕！可惜了，中国败就败在，自己人整日里捏故自己人。咱不能捏故人，却也不能让人家捏故，所以，绕了个大弯对你说，‘文协’好歹护着几百个文艺家，不让那些个特务警察轻易地捏故。记得周公老挂在嘴边的一句活：团结就是力量！这就是我明天还要进城的道理之一，“那一定还有道理之二呢？”妻被丈夫一板正经地“解说”逗笑了。

　　“第二嘛，就是什么人出面都不合适的时候，那么，必定是由舒舍予出面最为合适。”舒舍予故意在妻的面前气昂昂地走了两圈，停下来，昂起头，摆出一副大人物演讲的样子，说：“，怎么样，象吗？”

　　“像！”这是三个孩子齐声回答的声音。

　　没发现的功夫，三个孩子全偷偷地跑到父母的房门口，向里窥看。

　　十月十九日，《新华日报》登了一则简要的消息，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六周年，“文协”于今晚7时半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纪念晚会。

　　不到五点钟，老舍便提前到了会场。前两天，为了纪念鲁迅的事，老舍从北碚到了重庆，翰笙和以群立即找到他，告知，鉴于最近一个时期，情况非常，冯先生也不能到会参加。所以，这次纪念会不易规模太大，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老舍颇不以为然：“一个张道藩乱不了大事。他们现在还不敢！”“舒先生，不敢固然好，我们只是为了预防万一。这是周公的意见。”翰笙含笑地看着老舍。

　　会的规模就这么定下了。但老舍心里很别扭。多长时间了，“文协”没再举办较大规模的集会了，原指望借这次鲁迅先生六周年祭，大家都来聚聚，至少通通消息。把这一年多来文坛的沉寂冲得淡一些，没想到……。老舍打心眼儿里敬重周公，便不再多说。然而他真真地认为，周公他们把张道藩之流看得太厉害了。

　　天上挂着一层濛濛的细雨，好象早上才散开不久的雾气。老舍并没拿雨具，向中苏文化协会急急走来。就在他拐过弯的一刹那，凭着他那十分“迟钝”的反应，已闻出一股异样的味道。中苏文化协会门口突然间增加了大批警察，一些樟头鼠目的家伙并不想隐藏自己的身份，凶神恶煞地立在街上，一百多米之内的地方布满军警宪特，如临大敌。

　　“你是舒舍予吗？

　　一个身着便衣的人拦在门口，挡住了老舍的去路。

　　“有事吗？”老舍压着怒气。

　　“请。”

　　便衣伸出手，示意到旁边一间房子。

　　秋雨萧萧，“文协”的朋友们撑着伞三三俩俩快步而来。没想到，大家都是那样渴望着每次的聚会，尽早地来到会场。拦在门口的军警好象接到命令，并不阻拦。一会儿，小小的会场已经坐了十几个人。但人们发现老舍还没有来，这似乎不是每次开会的惯例。田仲济站起来了，接着好几个人站起来，四下里寻找老舍的踪影。但在每扇窗户，每个可以进出的门口，只有军警追巡的身影。

　　“我们被软禁了。”有人突然大声说。

　　会场里顿时鼎沸起来，不断有人新从外面进来，加入到乱纷纷的猜疑，困惑的议论和争执中。

　　在离会场不远的一间屋子里，便衣和老舍的谈话似乎已经快结束了。

　　“我们不希望把事情弄僵，所以还要请您帮个忙，这很容易，您去说一下，会不开了，什么时候开再通知。您看如何？”便衣说。

　　老舍坐在房子中央的椅子上，抽着烟，一副悠闲的样子，在他心里却搅腾的厉害，果真没出周公所料。但，老舍还是不信。他拿出往日的手段--软磨硬泡，只要耗得住，最后，也还是能开，这样的事他经历过几回了。

　　“您看，这人来的也差不多了，时间也就到了，说不上几句话，再吃点喝点，闲聊一会儿，也就散了。有言道：得饶人处且饶人。”“不行！我已经告诉你了，会绝对不能开。”便衣不再“客气”了。

　　“这算开得啥子会议哟，摆摆龙门阵，喝碗茶水，有啥子犯法的行为哟。”

　　老舍学起四川话，企图缓和一下紧张的空气。便衣不再多说，一摆手，跑进几个警察特务，围定了老舍：“如果再不散会，我便要执行命令，将你们一个一个押回家。”“啪！”老舍终于拢不住火了，拍案而起：“你们简直是欺人太甚！”

　　为首的便衣怔住了，没想到的是，这位黄脸瘦小的书生，一副弱不经风的样子，居然……

　　老舍向门口走去。

　　“请留步。”便衣上前，拦住去路。

　　“我要和大家说说吧。”老舍乜楞了一眼便衣。

　　“你写个条，我让人送到会场去。”

　　“既然如此，条我也不写了，话我也不说了，咱们就这么耗着。”老舍又坐了下来。

　　便衣大约觉得是自己太拙了，便凑过去，低声说：“您去吧。不过有个条件，不能借着这个机会干些别的。”

　　“千什么？”老舍反问。

　　“比如，煽动作家们，因为这件事对当局不满，等等。”“还用谁煽动？！”

　　老舍说完，径直走出屋子门口。

　　老舍一出现在会场，喧闹便平静了下来。

　　“让老舍讲讲。”

　　“让舒先生讲几句。”

　　老舍站在大家面前，向门口看了一下，发现大批便衣特务已涌入会场，虎视耽耽地盯着会场中的人。

　　“这是怎么个话头呢。咱们约着来喝茶，人家说咱们是阴谋，不让开了……。”

　　那位为首的便衣已经进了会场。老舍看出来，一场流血冲突在所难免了，他挺身站到一把椅子上，大声疾呼：“公理何在！民主何在！自由何在！”

　　特务们张牙舞爪扑向开会的人们。有几个特务在那便衣的指挥下，直冲老舍而来，一把把老舍从椅子上架下来，拖着便向外走，老舍一面挣扎着，一面大声叫着：“我是主席，跟我一个说！不关别人的事，不准胡来！”

　　腥风血雨过后，在文化之园留下了点点血迹……

　　又是空袭警报。断水。断电。

　　“嚓”，不知是谁擦燃了火柴，立刻便有人递过来常备着的油灯。如豆的光，亮了桌上的残食剩酒。

　　“再来喝。”一个瘦小的身影扶着桌子站起来，摇晃了一下，又扶住桌角，举起酒瓶。

　　刺耳的警报器，远处炸弹的轰鸣，高射炮的射击，似乎对于围着桌前喝酒的人们毫无触动。

　　倒完酒，那瘦小的身影又跌跌撞撞坐了下来，迷漓的目光盯着灯炬，自言自语吟起诗来：“端午偏逢风雨狂，村童仍著旧衣裳。相邀情重携蓑笠，敢为泥深恋草堂？有客用心当骨头，无钱买酒卖文章！前年此会鱼三尺，不似今朝豆味香！”

　　“舍予兄，诗好哇，好哇。”是许寿裳的声音，已满带了泣腔。“寿裳兄，仲济兄。”老舍伸出左手按住许寿裳的手，伸出右手按住田仲济的手，说：“不如去做个山野之民啊！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啊！？”

　　老舍举起杯一饮而尽。没人劝他，只是一个接一个，默默地把自己杯中的酒倒进肚里。

　　“苦酒哇。”许寿裳在抽泣。

　　“苦、苦。”老舍斟满了自己的杯子，又是一饮而尽。他丢开酒杯、伏在桌上。

　　“我热，我热。”许寿裳扯着自己的衣领。

　　萧伯青连忙跑到窗户前，推开窗户。警报停了，高射炮不再射击了，探照灯熄了，喧嚣的世界好象一下子停住了，时间的指针也不再跑了。夜，静极了。

　　是谁？突然地从心底深处撞出一声泣号，接着，便是号啕大哭，撕开了沉寂，撕裂了人的心扉。

　　老舍醉了。

　　老舍哭了。

　　老舍的心碎了。

　　从那以后，便有人传说“老舍隐居”了。

　　“文协”没忘了老舍，老舍也没忘了“文协”。他还是“文协”的总务部主任，他还在苦撑着这个破摊子，像往常一样，四处奔波。只是“文协”从表面上看没前几年那么火红了，老舍自然也鲜于出头露面了。

　　如果说归隐林下，那北碚蔡锷路的公寓就是舒老舍的林下。每逢傍晚，他总爱坐在竹躺椅上，硕大的芭蕉扇不停地扇着。妻下班了，儿女放学了，一种散淡的和谐的家庭氛围，常常叫老舍忘了这是生活在战争期间。今天，老舍格外地激动，妻下班一回来，他便迫不急待地告诉她，“明天我要去重庆，或许一半天就回来。”

　　“又是什么事？”妻有了两年前的教训，由此对去重庆格外地留神。

　　“你猜猜。”神采飞扬的老舍。

　　“又是去求哪位财神爷给‘文协’捐点款子？”妻不以为然，淘米洗菜，尽着主妇的职责。

　　“不对。”

　　“我也没功夫猜，反正这年头什么事都得留个心眼儿，不能……。”

　　“好啦。‘文协’和文化界的朋友们要给我过个生日，四十五岁的生日和创作生活二十年的纪念日。”老舍兴奋地说。

　　“真的！”妻一下丢掉了淘米筐，为这好消息高兴。

　　入夜，睡在一旁的妻也挂着笑睡着了，老舍却久久不能入睡……

　　打前年，中苏文化协会一场混战，彻底把老舍的脑子打清楚了，对于蒋介石的政府老舍失去了完全的信心。为着不叫朋友们失望，“文协”他还撑着，但他挤出更多的时间去写：《归去来兮》完了事之后，便是《谁先到了重庆》、《王老虎》、《桃李春风》，算了算，话剧写了总也有七、八个之多了，叫自己满意的，一个没有，左思右想，打去年（1943），老舍又来了个回马枪，写开了小说，这回的名字叫《火葬》。几年没写小说了，老舍非但没有生疏，反而象上足了发条的机器，憋足了劲儿的气球，一个劲地奔纸上写，眼瞧着，一摞摞槁子往厚里码，谁看了谁心里不高兴呢。好几年没见老舍小说的读者们，终于又看到了老舍那十分幽默的文字，。虽然《火葬》是写战争，是写抗日，但仍然幽默，这，读者们就够了。

　　老舍不这么觉着，他磨磨笔，要拿点有份量的“玩艺儿”让人们看看。

　　他摆出百万言的架式，每章一万字，共计一百章。他不担心能不能写完，如果写济南，写青岛，写重庆，甭说一百万字了，能凑出一万字就算不错，可眼下写的是北平。他拿出一付图一～小羊圈胡同，那不是胡画出来的，这是闭着眼也能画出来的小杨家胡同--主在这，长在这，还有不熟识的。那窄窄的胡同口，真真的一个小杨家胡同。他预备着把一个四世同堂的家庭放在这，还要把做小官的、拉洋车的、票友、教书的，当警察的一古脑全扯进来，掐着指头算起来，总也有六七十人物吧。老舍要在他们本来平静的生活中放进去“被侵略”“被奴役”“当亡国奴入的悲剧，在这个悲剧面前，每个人个顶个地过上一遍筛子，分出三六九等，人兽之辈。

　　这少有的兴奋激动着他。可明天，他要放下笔，去会会朋友们。

　　二十年文章入冠，我们献给你一顶月桂之冠。

　　枪杆的战争行将结束，扫除法西斯细菌蚁赖笔杆。

　　敬祝你努力加餐，”净化人衰。

　　是舒绣文甜润的嗓音少念出沫若先生敬献给老舍的“桂冠”。

　　献歌、献舞、献艺。

　　人们敬重他，爱戴他。

　　白杨来替茅盾向老舍献辞：“……我们期待着他的更伟大的贡献，同时我们亦祷祝他的沉着坚毅的精神和意志终将战胜一切--连病魔也在内，领导着‘文协’走上更加团结更加开阔的坦道！”

　　谁都看得出来，几百个名人前来贺寿，不都是冲着老舍的文名而来的。

　　冯玉祥先生来了，大手握定了老舍，只有两个字：“佩服。”

　　沫若先生大笔一挥--笔摇五岳富少舫来了，他预备下了大鼓书：“今儿是您的喜庆日子，您随便点，我这给您候着。”

　　曹禺来了，夏衍来了，邵力子先生来了。而没来的和道远来不成的，早早的就把诗啊、辞啊发表在报刊上。甭说，张道藩、潘公展也一定来了。但分有脸面的事，哪一回能把他们拉下呢。

　　老舍对于张道藩、潘公展、梁寒操的到来，并不十分热情，只是淡淡地点了个头，算是招呼打到了，欲要转身忙乎别的，张道藩却唤住了他：“舍予兄。”

　　老舍站下来。

　　张道藩在文人堆里，翻筋斗竖倒立也十来年了，对于文人的这点子习性也算是摸得八九不离十了，软的，奴颜媚骨，摇尾乞怜，甭说旁人瞧不上了，就连主人也嫌弃；硬的、楞是宁折不弯，一点通融的余地都不给自己留；不管是软的是硬的，张道藩都十分自信有一套从容相对的办法。而他认为最难对付的是这位舒夫子。说愚不愚，说朽不朽，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说的话总是那么跟劲，叫你找不出毛病，连火也发不起来，轮到他火窜上来的时候，要骂便骂，要卷便卷，从不客气，最叫人恨的就是--他跟政府不一条心！

　　心里恨不得一刀攘死舒舍予的张道藩，把老舍拉到僻静些的地方，低声说：“前方战事又紧，‘文协’似应早做准备哟。”

　　老舍不兔一楞，这样的消息从张道藩嘴里出来，一般是比较可靠的。

　　“您的意思是政府还得迁移，‘文协’自然还要跟着政府走？”

　　张道藩并没正面答复老舍的疑问，只是把情报部门告之的日军准备进行“重庆作战”的消息说了一遍。

　　“还能往哪儿撤，再撤就撤到外国去了，中国就要亡完了！”本来挺高兴的老舍，心里一下象是被堵住了似地，别扭透了。

　　一阵掌声，算是把老舍救了。他抬起眼才明白了，眼目下这大好几百人，说说笑笑欢聚一堂，不是为了别的，而是在给自己祝寿，而老寿星自己却……。老舍自忖着，也不由地跟着大家伙拍起巴掌，为富少舫精湛的表演艺术大声叫好。

　　张瑞芳、魏鹤龄致词。这些演员们大都在老舍的话剧里面扮演过角色，早已和这位面慈心慈的大好人厮混的熟的不能再熟了。他们吃过舒老舍慷慨解囊的“云吞”、“抄手”，听过他讲述自己写戏时的意图，因为是京腔。

　　和推广的标准普通话又有着十分近似的发音，人们便都以为舒老舍的发音算是天下第一字号的标准了。（甭说不少中国人这样认为了，就连外国人也都是这样认为的。早在英国留学的时候，老舍为英国的一家唱片公司灌过唱片，后来，许多学习汉语的英国佬便认为，这就是地道的“中国话”。其实，这是不对的）

　　从来参加活动的人来看，看出了老舍的人缘儿，那真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大鼓、相声、武术、魔术、京戏、艺人云集，胜友如云。一曲太平词，唱的老舍感慨系之，一扫愁云。

　　“舒先生该讲几句了。”郭沫若躬身相请。

　　巴掌声中，老舍站了起来，望着盛况的会场，他一时变得笨嘴拙舌，不知话该从那讲起了。他费力地往旁边挪了挪身于，抬起头来，望着大家，一会儿又低下头去，良久不能成言。一会有人瞧见在舒老舍的眼角闪着晶莹的泪，他终于抬起头来，他颤抖地对大家说：“我谢谢朋友们了。我有什么地方值得朋友们这般厚爱呢没有！只是二十年来，历尽艰苦，很不容易，朋友们为着这不容易，特来鼓励鼓励我。但是，拉洋车做小工二十年也很不容易，我定要用笔写下去，写下去。才不使朋友们的鼓励没鼓到点子上。”朋友们鼓掌了。噙着眼角的泪水一下子夺眶而出，老舍竟然像孩子一样抽泣起来。

　　朋友们的掌声更急更烈了。

　　这，给了他温暖，给了他勇气，给了他智慧，给了他希望。既便是再苦再难，曙光就在前头！

　　靠近年根儿了，提着心过了一年的人们又惶惶不安起来，继尔，惶惶不安变成了躁动。从春末夏初开始的战役一个接着一个，日本人总是在进，国民党军又总是在退，终于，日本人又占了贵州的都匀、独山，重庆已经是兵临城下，朝野上下，言战者言和者都缄默了，只有言逃者议论纷纷，看来，再迁都一事无可避免了。人们有了撤退逃难的经验--宁肯早走也不能晚走。立时，重庆的飞机票价，汽车票价涨了几倍。

　　本来挺安静的北碚也乱了起来，人们就真跟听见了日本兵皮鞋上的铁掌声似的，咬着耳朵替日本人的凶恶做着义务的宣传，抻着脖子传播着城里听来的有关撤退的消息，这路人永远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他们的话却能动摇着人们的心。

　　妻上街回来，带来了那些经过渲染加工的消息。老舍听着，颇不以为然。

　　“真是料事如神啊。”听完了，老舍由不得自语了一声。

　　“谁？”

　　“张道藩。”老舍丢下笔，在屋里来回走着，他再次被张道藩之流的行径所激怒。“不幸的是，这次又让他言中了。八个月之前，他们一听到战争告紧的消息，便做好了它去的准备。一群混帐的玩艺儿！仗，要别人去打，牺牲，要别人去牺牲；官，要自己来做，这便是今日之官场。”

　　正碰着萧伯青进来，递给老舍一封启开的信：“他们叫你先走一步呢。”

　　老舍看了一遍信，把信还给伯青：“你先走吧。”

　　萧伯青双手抱臂，一屁股坐了下来：“那儿我也不准备去了，我就在这待下去了。”

　　“啪”。老舍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大叫道：“我也决不西行一步！我已下定决心，如果日寇从南边打来，我就向北边走，那里有嘉陵江，滔滔的江水便是我的归宿！”

　　说完，他似乎一下平静了，车转身子，安然地坐在案头前，一笔一划地写着《四世同堂》。

　　每天早晨他很早就起来了，当他走到门口、必定会发见从门缝里塞进来的当天的《新华日报》--为了不致连累老舍及其它的人们，《新华日报》机智的报童们总是乘着天未亮的时候，就这样，把一份份报纸塞进门缝--他用五分钟浏览一遍，放到一边，待回头细看，便在小院伸胳膊动腿，打上一路太极拳，待到额上出了些细汗，他便收了式，吃早点。过后，便是写作了。此时，他几乎丢下了一切其它的，只就《四世同堂》了。写一会儿，他一定会自己拿扑克牌玩一通过五关，然后再写。午睡。下午再写。晚上再写一会儿。

　　市面上传来的消息，几乎全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昨晚上听见了日本的大炮声。政府各机关已经离渝，委员长飞去春城……。这一切和他就好像压根儿没什么关系，他的心全沉在小羊圈胡同的风云之中。

　　“您可真稳啊。”伯青笑着，只要老舍不走，他心里甭提有多踏实了。

　　老舍眼一迷缝，嘿嘿一笑：“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惟有文章可以常留人间。有撤退逃乱的功夫，十本小说都写好了。”

　　伯青笑了。他要告诉老舍，“文协”一切如旧，朋友们都十分记托他，惦记着他手头上这部长篇。

　　都过了年了，也没瞧见日本人再向西，向南迈一步，其实谁也都瞧出来了，日本人已经是强骛之末，气数尽了。而委员长的心也早不在打日本人的事上了，他更关心、一旦日本战败、能否一鼓作气、平定内乱，定天下于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党。说实在的，委员长并不担心军事上的问题，这一两年，精锐部队围定了延安，只等一声令下，拿下延安易如反掌，而太多了的民主力量却叫委员长伤脑筋，别说外地的李公扑、闻一多、田汉等等，单就说天子脚下这伙人就难以摆布。为此，委员长训示张道藩、潘公展、梁寒操、务必控制文化艺术界的形势。

　　一月二十五日，周公自延安返重庆，召开记者招待会，提议召开党派会议，为国事会议做一准备。应立即废除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承认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第二天，中国民主同盟便率先发表对时局的宣言，提出更加具体的建议。紧跟着各党、各派、各知名人士纷纷恳请政府接受建议。为了配合这一行动，中共南方局负责人王若飞召见阳翰笙，要求文委动员文化界知名人士发表对时局的建议。

　　《文化界时局进言》很快便写出来了。郭老和翰笙便兴冲冲跑到北碚找老舍，他们准知道老舍不但会赞成而且会积极支持这一事情的。没敲门，郭老便推开了蔡愕路寓所的门，大声叫着：“客人到了，还不出来接一接。”

　　“郭老！翰笙兄！”老舍一下丢了笔就跑了上来，一把抓住两人的手：“不易不易，二位光临寒舍，我乃荣幸之至啊。”

　　“叨扰、叨扰。”翰笙凑到火盆旁边，拨动着炭块：“您这炭火着的不怎么样嘛。”

　　“有点就比没点强。甭看就这么几块木炭，屋子里就能待下人了，您说是吧，郭老？”

　　“我们都是四川人，没觉着这屋子里非要生火才过得去，在我们四川，您这算一种高档的享受了。”郭老笑得开心极了，稍倾，他放下手中的茶杯，掏出《进言》的稿子，往桌上一放：“您看看这个，同意，就把名签上。”

　　“‘道穷则变’，是目前普遍的呼声，中国的时局无须我们‘危词耸听’，更不容许我们再来‘巧言文饰’了。”甭说，这准是沫若先生的大作了。老舍念了个开头，便猜准了是出于郭老之手，他迅速地将全稿看了一遍，将稿子放在桌上，长舒了一口气，说：“好是好极了，谁能听你进的这一忠言呢，别多了，这上头能有十分之一，不，百分之一兑了现的，就很不错了。”老舍一边说着，一边把自己的名字签上，继续说道，“就这一条吧，‘取消一切党化教育之设施，使学术研究与文化运动之自由得到充分的保障。’这不是明摆着要从人家手掌上抢权吗？幻想呵。这几年，我是从一点一滴开始认识他们的。到了，还是让我把他们看清楚了。说句心里话，真要有个民主的政府，才能保障充分的自由。”

　　郭老和翰笙同意地点点头。

　　“走，我们去复旦走走，多找几个人签名，把声势搞得大些，打不着他们也吓他们一跳！”

　　二月二十二日，《新华日报》第二版头条刊登了《进言》，在文章后面排列了包括自然科学界、哲学、法律、历史、教育、出版、语言、社会科学界、文学、戏剧、电影、舞蹈、音乐、美术等三百一十二人的签名。

　　一夜未眠的张道藩，倚在沙发上，闭上眼，他想在咖啡送来之前，能闭上眼休息个五分钟。委员长的训示，他不敢有半点怠慢，已经有两天了，他在草拟一份非常严厉的计划，让文艺界在高压政策下俯首贴耳，尽管他知道，这也许并不能奏效，但是或许可以解解燃眉之急，至少不让这些文人跟着周恩来的调子唱出什么不好听的歌来。

　　厚重的门上传来几声“笃笃”的敲门声。张道藩因为没能享受到五分钟的休息，而恶狠狠地骂道：“进来、浑蛋！”

　　服务员小心翼翼地把咖啡放到张道藩面前的茶几上，又把一摞当日的各种报纸也放下，低声地询问道：“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张道藩挥挥手，服务员退了出去。

　　张道藩睁开布满血丝的眼，先从报纸堆中拣出那份最叫他头疼的《新华日报》，他必须得承认，他几乎有一半的精力是化在与这份报纸做斗争的事情上。第一版上的各种消息并未引起他的兴趣，当他翻开报纸，看见了《进言》，扫到了后面黑湖糊的签名。他简直不敢相信，额头上即刻泌出一层细密的汗珠，一双血红的眼睛在字里行间寻觅着，思忖着。当然，他完全明白这篇进言是周恩来记者招待会上演讲的翻版，或者说是呼应，而最叫张道藩难堪的却是几乎代表着整个知识界的三百多人的签名，他已无法再向委员长交待，而且，还有几个知己的亲信也混迹在里面。他火冒三丈，冲到电话机旁，拨通了电话，找到了华林，张口骂道：“你吃着国民党的饭，替共产党服务，你这个饭碗还要不要？”

　　听筒里传来华林唯唯诺诺的声音，华林几乎是要哭了出来，最后干脆哭出声来：“我，我被郭沫若他们骗了。”

　　“你，你马上给我登报声明！”胀道藩啪地挂电话。摆在他眼前的只有一个补救的办法，就是动员签名者发表声明，把共产党、郭沫若打过来的巴掌，再回敬给他们，他第一个便想到了老舍，他知道这个法码在天平上的份量，他要所有的宣传、文化官吏们出动，说服签名者，而老舍，他决定自己亲自去。

　　“我们去登一登缙云山。”

　　开门见山第一句，张道藩并未提别的事，只是邀请老舍一同爬山。老舍无法拒绝，一同慢慢地向绪云山口走去。

　　“舍予兄，我们之间这几年可能有了一些误会，来往也渐渐地稀了，不管怎么说，我一直是把你当做自己的挚友。”

　　“不错。所以，我要直言相告，《进言》的事，是我个人在极其情愿的条件下签的名，此其一。其二，我不会像华林一样，去讲什么自己上了什么人的当，受了什么人的骗。”

　　张道藩被老舍的“先发制人”弄楞了，停在上山的石阶上，上不是下不是，真恨不得一枪打死眼前这个穷酸文人。

　　“道藩兄，我们是上山呢，还是下山？”老舍嘲弄地看着。

　　“上山！”张道藩硬着头皮，向山上爬去。

　　绪云寺的太虚和尚迎接了他们，陪着他们在各殿参观了一番。张道藩一声不吭，铁青的脸上挂着一层阴霆。吃过素斋，张道藩辞退了僧人和随从，把老舍拉到山顶，挺着阵阵迎面而来的寒气，大声问道：“舒老舍，你究竟打算怎么办？！”

　　“还是那句话，你们要是不想要，我就扛着‘文协’的牌子上延安！”

　　“共产党给了你什么好处？”

　　“一分钱没给，可给了我希望，你知道吗，希望！”两人默默地互相看着，谁也不再“喊”下去了。在目光中既找不到那种信赖的目光，也找不到那种仇视的目光，有的仅仅是一种陌生，一种诧异的陌生。

　　张道藩终于拂袖而去，再也不回头看上一眼。

　　漫长的七年，老舍在中国繁杂的社会中，终于摒弃了一些，又终于选择了一些，一九四六年，由美国文化处官员费正清提名，小说家舒舍予，戏剧家曹禺受到了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到美国讲学。

　　抗战胜利了，内战的阴云密布。老舍和曹禹登上赴美的轮船，眼望国势日衰的故乡，优心仲忡，当汽笛鸣了，他们谁也没有吭声，只是在心的底处，默默地叨念着，再会，中华大地！

　　再会，母亲！

　　第二十八章 异域归来赤子心

　　来吧，你受尽折磨的劳苦大众，你渴望自由的芒芒众生，投到我怀抱里来吧！

　　纽约自由女神像座上的十四行诗……祖国已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是崭新的，必能领导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走向光明、和平、自由、与幸福的路途上去的伟大力量《由三藩市到天津》因为是应了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小说家老舍和戏剧家曹禺的“谱儿”大了。打西雅图踏上美国的土地，便一路顺着芝加哥溜达下来，奔了首都华盛顿，住进了专门接待国家贵宾的“来世礼”宾馆。碰得巧，他们住在乙楼，而甲楼就是世界鼎鼎大名的前英国首相、刚刚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风云人物温斯顿。丘吉尔。

　　仗是打完了，惨遭战祸的国家尚在瓦砾之中，将养生息，美国政府就在这个时候，广泛地邀请世界各国的学者，科学家到美国来，一是为了更好地宣传美国，二是希望能使人类中更多地精英留在美国，为美国服务，正像自由女神座像下面的十四行诗一样，说难听了，是施放诱饵，说好听了，四处招贤。饵也好，贤也罢，总之，这一招儿颇使美国在以后的几十年受益无穷。

　　华盛顿不大，凭着座落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的白宫，琴金斯山上的国会大厦便成了美国的心脏，但分是华盛顿的主要街道都以美国各州的名字命名，而这些街道又都通向国会大厦，像辐条一样，镶在轮子的轴上。四月十六日，随着成千上万的人，老舍也来到了市区西面，玉带似地波托马克河畔的林肯纪念堂。这天是传统的复活节，人们要在这一天瞻仰这位领导了美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总统。他站在大理石的座基上，手里拿着一迭文稿，甭用说，准是《解放黑奴宣言》。老舍十分敬重这位伟大的先驱者，他按着自己的习惯，在纪念像前静默半分钟，这半分钟老舍想了许多。几天前，曹禺和他请黑人作家吃饭，就在美国的首都，就在这个纪念堂不远的地方，一家大饭店门口赫然写着“禁止黑人进餐”，老舍和曹禺面面相视，气得只哆嗦，还是黑人作家把他们拉走的。

　　“这就是，你们美国的民主吗？“老舍的质问”不，这是白人的民主。”黑人作家只是淡淡地一笑。

　　“禁止黑人进餐”的牌子又叫老舍记起“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立时，尝过亡国奴滋味的也体验到了当黑人的滋味，老舍抬起头来，望着铜像，想道：倘若他今天还活着……。他缓缓地走出纪念堂。春天来了，他抬眼望去，无穷尽的浓绿，托着朗朗清空，人们散落在如茵的大草坪上，复活了，上帝复活了，林肯复活了，人也复活了，因为春天来了，战争去了。

　　他走过一个个欢乐的小圈子，从人们的脸上，他瞧见了善良、纯洁、幸福，美好的心底，尽管他和他们一样知道--美国并不是天堂。昨天上街，他向一位妇女打听路，除了极热情地回答，还有--待他坐进汽车，关上车门，快要开车的时候--她极恳切的嘱咐司机，要好好地把这位中国人送到目的地。而他和她，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中国人，一个美国人，素昧平生。回到宾馆，他对曹禺说：“美国人厚道，不欺生。”

　　老舍对美国是陌生的，而美国对他却并不缺乏了解。他是作家，一个东方的作家，《一个洋车夫的罗曼史》的作家，而老舍并不待见美国人是这样了解他的。首先，他不是作家而是写家；《骆驼祥子》--《一个洋车夫的罗曼史》，从中文变成了英文，就手连结尾的故事也变了味，小福子没上吊，祥子也没潦倒，末了就乎到块堆，过起了美满的日子。“哼”，老舍没打鼻子里哼出这么一声，却在肚子里哼了好几声，敢清美国人的自由就是可以随意修改别人的作品，连声招呼都没带打的。因为做着客人，不便照直把什么一下都悦出来，但老舍到底耐不住性子，拣了个差不离的机会，把不乐意储蓄在肚子里，装着很平淡地问起这件事。

　　“呕！”负责接待的文化官员很表示了一番惊讶，显然，他没放过欣赏这本在美国很为流行了一阵的东方小说。听到老舍讲到原作的结尾，便马上找出了这之间的距离，他抬起头，想了一下，便说：“这大概是译者过分地迁就了美国人的欣赏习惯，美学观念，您知道，这本书现在在我们美国是本十分畅销的书。”

　　“谢谢您。这样的，毫不与作者商量，就擅自改写人家作品的作法是美国法律允许的吗？尽管它讨好了读者的胃口。”

　　“不，不。我愿意将您的这个问题转告译者，并建议按您的原文进行改正。一个喜剧的，大团圆式的，一个悲剧的，灰暗的，毫无生机的结尾。”

　　那官员耸了耸肩膀。

　　只剩下老舍和曹禺的时候，他们认真地讨论了《骆驼祥子》的结尾。曹禺是戏剧中的悲剧大家，有一百个道理可以佐证悲剧的社会意义，自然会十分同意老舍的意见。但他们俩在到美国不多的几周之后，已不得不承认，他们无力改变已经成为事实的《一个洋车夫的罗曼史》。所到之处，人们向他伸出手，请求他签名，演讲，从一个个明快，乐观的月光中，老舍瞧出来，如果说小福子上吊了，祥子没落了，立刻便会招致人们的唾骂。当一个艺术形像深入人心后，他便不再是作家的私有财产。老舍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尽管他不满意那样的结尾，也只好拉倒！

　　按着主人的安排，老舍和曹禺走遍了大半个美国，他们参加到作家的讨论会中，一块去争论“如何写文章投编辑所好”，“怎样才能找一个好的代理人”，他们深入到西南部新墨西哥的印地安人“保留地”，被穷困的红种人围拢着，向他们兜售着最原始、最粗糙的吃食和装饰品，周围是荒凉，被烈日炙得发烫的土地。他们接受了加拿大政府的邀请，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月，最让老舍高兴的是一些城市街道的电灯柱上，挂着花盆，里面开着各式各样美丽的鲜花。他们到过好莱坞，看过不止十出二十出的话剧，十部二十部的电影。拜会了德国著名的戏剧家布莱希特，在他的案头上看见了后来驰名的剧本手稿《伽利略传》。许多感慨，老舍都把它发挥在六月的一篇广播讲话稿《旅美观感》中了。

　　“中美两国都有爱好和平的精神，中美两国实在应该联合起来，发扬两国人民爱好和平的精神……”。

　　老舍并不拘着谁，顺嘴的瞎嘞嘞，讲话稿里也说上了”不要以为美国人的生活是十分圆满的，在美国全国也有许多困难的问题，比如劳资纠纷，社会不安。”

　　不管怎么说，老舍喜欢这块土地，喜欢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他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译者林镜秋女士陆续把《鼓书艺人》和《四世同堂》的第一、二部分介绍给美国人民。但他也绝不放过那些个成心和中国人民过意不去的主儿。不久，在一次集会上。

　　“你们希望美国政府如何帮助中国？”

　　问话者显然带着一种挑衅的口吻，又显得十足的霸道。刚刚还满带着微笑的老舍，立马敛住了笑容，脸也跟着虎起来了。

　　“先生想知道吗？”老舍那满带着伦敦口音的英文，立时叫对方感到一种威慑、那主儿不敢再说，只是唯唯诺诺的想躲进人堆里。老舍索性丢开那主儿，反正我这话又不是对他一人讲的，老舍郑重其事地说：“我告诉你。

　　如果问我们希望美国政府如何帮助中国，那只有一条，就是，你们美国军队应该赶快从中国退出！”参加集会的人立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真痛快！”

　　三十年代便活跃在电影界的司徒慧敏，特地把老舍和曹禺请到百老汇一家饭店，他激动地说道，听到老舍那么脆生的回答，甭提有多痛快了。

　　“说的痛快，听得痛快，咱们吃也要吃的痛快。”司徒指着满满一桌名菜佳肴。

　　饭店老板来了，司徒把他们一一介绍给老板。老板使劲握住老舍、曹禺的手。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老舍不解其意，待老板退出去后，悄悄地问司徒。司徒哈哈地大笑起来：“你们是名人，现在更有名了。你们知道美国现在是头号资本主义强国，两个中国书生，不管三七二十一，便把人家的政府给批评了，胆够大的！”

　　老舍和曹禺也笑了。

　　“做为政府来说，美国政府要比蒋介石政府开明得多。”老舍说。

　　饭吃完了，老板又出来了，客气地说：“你们来了，我就特别高兴，不用付我了，算我请客了。”

　　九月份了，曹禺继续着往四处去讲学，老舍应邀留在了纽约附近一个川萨拉托加。斯普林的地方。这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花园，占着一万多亩的土地，森林、小湖、花圃、楼台，最神密最令人神往的是松林中一间间单独的书房。这地方叫“雅斗园”，是位喜爱艺术的财主的私产，财主死了，私产留给了一个专门委员会，用做艺术家寻找灵感、勤劳耕耘的地方。

　　秋天了，雅斗园里秋风瑟瑟，最初的堕叶颤颤巍巍扑落到尘埃，但这并没有使雅斗园失去它的芳泽，雅斗园夏天的魅力去了，也着实带走了一批夏天的客人，而金色的迷人的雅斗园的秋天，却使得好几位客人流连忘返。下午四点钟艺术家们放下手中工作，活动活动身子骨，就合到块堆聊聊天，因为待的过于久了，不容易扯出新鲜的话题，于是便望着林子中，微波荡漾的湖水。

　　委员会的人陪着一位个子不太高的东方人走过来。他，一付深度的近视眼镜，西装笔挺，领带不花里胡哨。

　　“这位是来自中国的作家、老舍先生。”委员会的人介绍道。

　　“我要和各位在这里度过三个星期左右，请多关照。”他是那样不想尽意讨好谁，也不想有意疏远谁地向各位打了招呼。

　　一个女人，猛地从木凳上起来，脚步很快地走到老舍身边，伸出手，说：“我是半个中国人。”话是用汉文说的，生硬不说还稍稍带点磕巴。

　　“这位是美国女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委员会的人向老舍介绍。

　　老舍握住了史沫特莱的手。他太熟悉这位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了：“在中国没能碰上您，我遗憾了好一阵子，还托斯诺先生问候过您，没想到在这撞上了，总算有缘份儿。”

　　史沫特莱大笑起来。她抽烟，也帮老舍点上一根，立刻象个老朋友似地把在场的英国作家拉罗夫。贝兹，日本艺术家石垣绫子介绍给老舍。委员会的人发现用不着自己了，乘机溜走了。史沫特菜带者老舍在园里参观，一边热烈地谈着中国。走着走着，在一株粗壮的桱树下，老舍停住了脚步，脸色变得很难看。就在几秒钟之前，史沫特莱告诉他，闻一多先生被刺身亡。沉吟了很久，老舍慢慢地说：“应该是和蒋介石政府彻底决裂的时候了。他们不会再让人讲真话，因而，他们也就快结束他们统治。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在现今的世界上是无法进步的。闻先生可杀，还可杀成千成万的进步人士，但他们无法争得人们的心。”

　　雅斗园一片静谧，月光皎洁。很久了，老舍没有闲心赏月，终日东奔西跑，定规好了的学要讲，设定规好了的会要开，碰着找岔逗贫的，你得掰开了揉碎了说个明白，周岁四十七的人了，喜欢东跑西颠，气力也远不如当年了。再加上吃的也不习惯，虽说，有过吃英国饭的经验，那终究是不情愿的。

　　临离开重庆的时候，和臧克家又一块到了“天霖春”，那是一家北方小馆，专门做乏麻烧饼。两杯小酒，一盘烧饼，一碟花生米，快分手了，却相对无言。抗战胜利了，可内战的阴云一天浓似一天，衰祚的国事更使人们痛苦。

　　他抽着烟，望着一缕缕烟云，想说，忍了忍，又不说了。最后分手了，老舍握紧了克家的手：“甭急，把话攒起来，有一天，咱们说个痛快。“诗人为朋友远渡重洋深为担忧，叮嘱再三，才转身消失在山城的青石板路上。

　　毛泽东主席到了重庆。人们像吃了颗定心丸。明摆着共产党无意和政府继续作战，委员长也点头应诺，可谈归谈，说归说，日子不多，老实巴交的百姓便瞧出来了--和平黄了。起先是山西上党打了起来，后来，越打就越大发了，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包围了一个个解放区，非要把共产党赶尽杀绝才算了事。

　　冯玉祥将军、张治中将军为老舍、曹禺赴美举行宴会，气氛也如同“天霖春”一样，尽管有插科打浑的，却让人们笑不出声来。冯玉祥拉着老舍的手说：“让我借一句话：中国之大，可连我冯玉祥落脚的地方也没有。”老舍不信事情会糟到那种程度，还劝慰了几句。可今天听史沫特莱说，有消息证明，冯玉祥先生将做为水利专员来美考察水利事业。

　　老舍推开房门，走到林中，踩着一层薄簿的落叶，发出吱吱的响声。他觉着这一切是那样似曾相识，--身居异城，身上沐沿着月光，静寂的夜晚，清新潮湿的空气，思绪翩。有点像在英国，夜晚在地图上为北伐军的胜利而插上一面面小旗。又象重庆，吸着清新潮湿的空气。这地方那么美、那么静，如果叫我待上一辈子……，可惜了的，不是中国。老舍突然抬起头，冲着月亮扮了个鬼脸，走回屋去。

　　雅斗园起得最早的是老舍。当他伸胳膊动腿，蹳柞着草叶上的露水珠，展示着太极拳的时候，史沫特莱也必定起来了。她为了每天可以有二十五个小时，便拼命地提高走路的频率，甚至连路过老舍身旁的时候，招呼也不打一个。她有许多事情比写作更为重要，而她不管怎样，总可以把人们说服，而同她一起去奔波。

　　“打扰你了，老舍先生。”史沫特莱今天路过老舍身边的时候停了下来：“我们是雅斗园中最不贪睡的人，你说对吗？”其实，老舍早瞅见她冲自己走来，他微笑着，按着外国人的习惯，问过早安，便询问史女士有什么吩咐。

　　“去讲一讲。有一些新退役回来的士兵，年轻的娃娃，如果不让他们真正了解中国，他们会糊里糊涂，跟着别人瞎跑。过去有过一些退伍军人，根本没去过解放区，却把解放区说的坏透了，简直就像他自己去过，而且身受其苦一样。”

　　史沫特莱老朋友一样的微笑和恳求，叫人没有办法拒绝。

　　二英里的路，便由雅斗园到了市里。史沫特莱拉着老舍走路进城，一路上向老舍详细他讲述她所认识的朱德将军。她十分熟悉他，同时也十分爱戴他。说到激动的时候，她比划着，说：“他是一个士兵，又是一个统帅，有的时候，你看他就像一个中国的农民。你去想他，一定是觉得他身上都是谜，但你看见他，他的坦白、敦厚、诚恳、热情便叫人觉得他只是你的一个长者、哥哥、或者爸爸。”那时，史沫特莱正以深厚的情感，撰写朱德将军传。

　　甭用史沫特莱教，老舍讲得十分理想。敢说，史沫特莱在这一点上不是老舍的个儿。因为，老舍讲的蒋介石政权的腐败黑暗，仅仅是根据自己亲身体验到的。再者，他有很棒的英文底子，发表演讲的功夫，和天生的语言机智幽默。年轻的士兵们随着这位东方人的谈锋，时而捧腹大笑，时而默不作声。当老舍说完，一个士兵站起来，诚恳地对他说：有功夫的时候，请一定再来，一定！老舍的成功，叫史沫特莱欢喜的手舞足蹈，说什么，她一定要请老舍吃一顿，表表心意。

　　饭店里人不多，随便拣了个位子，两个人便坐下来。史沫特莱正在兴头上，侃侃而谈，说她全然不知老舍是这样一位语言大师，而且有着极强的善恶感，她丝毫没有翟意到，而老舍却十分细心地观察着，邻桌一男一女两个黑人，坐了很久了，没有人搭理他们。女的想走，男随硬是不让，好像一定要在这里吃这顿饭。老舍转移了史沫特莱的话题，把在华盛顿的所见所闻说了一遍，示意史注意邻桌的男女。史二活没说，站起身把男女请过自己的桌子，叫来跑堂的，毫不客气地质问为什么如此对待黑人，看得出来，她早已摆好一付决斗的架式，倘若对方敢于出口伤人，那她一定……。跑堂的终于没敢吱吜。无论如何老舍都十分佩服这位女豪杰，尽管他有时看她抽烟的姿式那么别扭。老舍忍不住在她肩上拍了一下：“够意思！”

　　躲进松树林的小屋，对于老舍是一种十分的享受。他又去追觅那北平的风烟。《四世同堂》的第三部在稿纸上渐渐有了绉形。--日本鬼子的统治进入了最黑暗最残酷的年代，单打吃上来说，北平的老百姓就连杂合面也不易吃上了。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醒悟了，不再甘心由着日本人欺辱了，故事向着光明一步步延伸着下去了。

　　雅斗园的日子很快过去了，老舍又回到纽约，和曹禺和着租下房子，往下来。此时他们更关心国内的事情了。几次，曹禺问他，讲学期满以后有什么打算，他摇摇头，不想回到腥风血雨的内战战场上去。

　　“如果可能，我想多住一段时间，想把《四世同堂》写完，再写点什么。

　　抗战八年，我累得有点过了劲儿，压得我喘不过气儿来。”时间过得很快，圣诞节一过，便勿匆地到一九四七年。曹禺和老舍原订的讲学期已满，曹禺要先老舍回国了。

　　“真要走了？”一直到曹禺买回票来，老舍才真的意识到好朋友要走了，自己要一个人留在这间空空荡荡的房子中，和寂寞做斗争、和贫困、疾病、劳累、和一切想到的想不到的困难做斗争，只为的能有几天不被干扰的时间。

　　老舍起身，默默地帮助曹禺把一件件衣服收进皮箱，把书一本本拣好、捆上。

　　他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仿佛一下子老了许多。有时，他会突然地站起来，把桌上的一件小饰物塞进曹禺的行李，有时，他会坐在窗前，望着窗外的天空，久久不发一言。直到汽车来了。老舍把行李搬到车旁，装上车。便拉住了曹禺：“我不再送你了，多保重吧。”曹禺看到老舍脸上抽了一下，见他眼角已经浸着一窝成水了。曹禺不敢再看了，怕自己的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车走了。

　　老舍一直冲着远去的车摇手，摇手，摇手。

　　石垣绫子离开雅斗园后，一直和老舍保持着来往。而有一段时间了，夫妇俩决定星期日去看老舍。谁想到老舍住进了医院。

　　医院里，他们看见一张憔悴、苍老的面孔，他斜倚在床上，因为瘦削而突出来的眼睛怪怕人地看着进来的他们。

　　“你们真好，来看我。”

　　他们连忙扶好老合，到底是女人的心肠软，绫子背过身去拭着眼角的泪珠。

　　“怎么会弄成这样？”绫子关切地问。

　　老舍苦苦地一笑。他说什么呢？难道对他们说，他常常又想起那首《风筝》的诗；难道对他们说，他在梦中梦见了北平；去说他对中国未来的担心，对中国现在的忧虑。日本人投降了，蒋介石又翻出拿手好戏--中国人杀中国人。但分是叫人伤心的事，一古脑的全涌了出来。人便抗不住了。

　　“大夫说，是营养失调造成的。可我的脚老是生疼生疼的。怕是还要做手术。保不齐还要割下点什么。在重庆的时候，盲肠便被大夫割去了。这么宰割下去，等我进棺材的功夫，身上便所剩无几了。”他艰难地说着，但又永远忘不了那苦涩的玩笑。

　　这以后，绫子夫妇隔三差五地到医院探视，还要拣几件亲手做的日本点心带到老舍的床头。眼瞧着，手术后的老舍一天好似一天，老舍告诉他们，有个叫司徒慧敏的朋友经常来，他又可以很快地知道国内的消息了。因为在纽约长期住下来了，朋友们的信也纷纷而来。

　　“我的病快好了。感谢上帝，我终于没有尸陈它乡。知道吗，也许中国会有一次顶大顶大的变化。”

　　“你的太太和孩子怎么样了？”绫子关切地问。

　　“白天的时候，他们都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一到晚上，他们就在我身旁边，陪着我。你们听过阿Q的故事吗？“接下去，他便讲起了“阿Q”。他喜欢这个形象，记不清有多少次，他热心地为大家朗颂“阿Q”。

　　“有的时候，人要有些阿Q的精神，做一个梦便知足了。”老舍讲完，便为自己做了番解释，最后才缓缓地说道：“何尝不想呕。抗战的时候，我离家出走，三女才几个月。这次远涉重洋，第四个孩子不到一岁。前番好说，抛家出走是不愿做亡国奴，而此番，便没有那样的美名了。不管怎么说，妻一人总是独肩着家庭的重任，而将我解放出来，原以为，这样可以做一些大的事业。顶大是在‘文协’给人跑了龙套，再就是苦写喽。”老舍出院了，他又像往常一样，经常邀请朋友们来舍下：“一齐尝尝中国菜。”

　　吃过以后，没人怀疑老舍是个优秀的厨子。

　　他又像在英国一样，买了一幅中国地图，挂在墙上，每当司徒给他带来好消息的时候，他就柠立在地图前，按着司徒说的，把一面面自己做的小红旗插上去。

　　一九四九年七月，解放了的北平披着节日的盛装，为了定在十月一日的开国大典，男女老少早早地就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而就在腰鼓和鞭炮声中，解放区的文艺大军和敌占区的文艺大军在北京会师了。

　　第一届“文代会”在北京中南海的怀仁堂隆重开幕。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兴高彩烈地走进会场，放眼看去，挤得满满登登的会场，可谓阵容强大，比起在武汉、在重庆，队伍大大地发展了。

　　周恩来逡巡着会场中一个个熟悉的面孔，他知道阳翰笙此时此刻在想什么，知道周扬心里翻腾什么，冯乃超、冯雪峰、柯仲平、田汉、曹禺……，不管是敌占区的，还是解放区的，他都熟识。几天前，在审看代表名单时，他已经知道舒舍予还在美国。一定要请他回来。他永远忘不了这个朋友火热的心肠。

　　隆重的开幕式结束了，周恩来快步走到人群当中，一双双热情的大手抓住了周公。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含着泪水的。

　　“再也不用了。不用再东躲西藏地开个会，再怕什么特务来捣乱抓人了。”这是端木蕼良。周恩来点点头。他和他们同样地激动，这些人为了党的文艺事业，为了民族的文艺事业献出了无私的一切。他环顾了一下四周，对大家说：“现在就缺我们的老朋友老舍先生一个人了。”稍停，他接着说。

　　“他一定会回来的！”

　　一辆黑色的轿车轻捷地停在北京饭店的门口，车门一开，周恩来走下汽车，走进了饭店。他乘电梯上楼，最后在一间房子的门口停下，轻轻地敲了敲房门。

　　“不会错吧？”他问秘书。

　　“就是这。”

　　“也许已经睡了，这么晚了。”周恩来看看腕上的手表，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半了。

　　门开了。曹禺看见了立在门口的周恩来，不知有多么兴奋。他连忙把周恩来让进屋子。

　　“这么晚，我来打搅你，实在抱歉。”

　　“我还没睡。总也睡不着。想找个朋友扯一扯，又怕影响人家休息。我又想起老舍。”曹禺沉思着。

　　周恩来在屋里踱了几步，沉吟道，“我就是为这事来的，你请他快回来。

　　我已经给他写了信，大家都写，总有他能收到的。”他望着窗外的星空，突然微笑着对曹禺说，“这是他的故乡。古老的宫殿、城垣、街道，他就是在这里成长起来的。对这，你也十分熟吧？”

　　“熟。”

　　夜深了，有几丝凉风透过纱窗，扑进屋来。绫子刚走进家门，便接到老舍的电话。

　　“我请你们吃自己烧的中国菜。”

　　听着话筒里老舍的声音，是那样高兴。绫子连忙回答：“好极了，好极了！”

　　绞子夫妇准点到了老舍在126街区的公寓，没进门，已经听见了阵阵剁菜的声音。

　　“快进来，快进来。”老舍把客人们让进屋子。屋子不大。收拾得很整齐，墙上还挂着郭沫若手写的象形文字的条幅。老舍告诉他们，这是在郭沫若受到迫害，不能发表作品的时候，他便埋头研究这些艰涩的古文字，以至后来，成了这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今天，老舍的兴致高的不能再高了。连走路也恨不得蹦着跳着。一会儿，满满一桌子菜便摆了上来。

　　“这是叉烧、这是酱鸭，你们挨个地。”

　　两杯酒一下肚，一层淡淡的红晕便涂上了老舍的面颊。“告诉你们，共产党的军队过了长江，打下了南京、上海。他们正在改造城市，消灭犯罪。

　　我认识他们--共产党！相信他们有能力有办法。不但是一个上海、南京，还有全中国！”绫子笑了，这位“沉默寡言”的老舍，今天的话象是开了闸的洪水，汹涌奔来，想拦也拦不住。她已经完全明白了他的心境。他的坦直，他的天真象火一样温暖着人。

　　“中国人的苦难是那样深沉，现在这一切快结束了。再来一杯。”老舍又举起了酒瓶。

　　“你真的那么乐观吗？”绫子的丈夫问。

　　“或许还会有许多苦难，然而不管遇到什么苦难，我仍是中国的作家，光在美国是写不出东西的，不和中国民众共同生活，耳边消失了乡音，那么我写不出真正的文学作品。”绫子夫妇为这位朋友对祖国深沉的爱举起了酒杯。老舍一饮而尽，又把他们的酒杯和自己的酒杯斟满：“中国已经有希望了，我要尽快回中国去。”

　　就在几天以后，老舍从街上回来，接到了一封信。拆开信，老舍呆住了，他怎么也想不到，这是一封周公的亲笔信，盛情邀他回国。老舍把信看了几遍，没错，周公是那么说的：回来共商建国大计。

　　很久了，被坚硬的外壳桎梏住的心灵，突然一下像冰融雪化，把浮尘冲得干干净净，露出了柔弱的心房。他委屈地哭了。他是那样炽热地爱着自己的祖国，而祖国爱他吗？今天，只有今天，他的血又缓缓地流回到祖国的血管中。

　　到旧金山的时候，正赶上“双十”节。华侨们分成两半，一半挂红旗，一半给蒋介石献剑。都是炎黄子孙，却因为信仰分成了敌对的派别。但不论说什么，哪个要说中国坏话，必不能容。老舍顾不得这些了，他尽量不被人注意，偷偷地跑到这里，再忍上三天，他就可以登上一条船，迈开回祖国的第一步了。十三日（十月）船启锚了。

　　十八日到檀香山。

　　二十七日到日本横滨。

　　三十一日到马尼拉。

　　转月四日，老舍终于到了香港。他无瘕游玩，只是希望能快些弄到一张北去的船票。

　　一天，两天，老舍拖着病腿，四处奔走，只求一张船票，哪怕坐在甲板上。

　　渡日如年。从大陆上来的潮水一般涌到香港。纸醉金迷。老舍只看到了一个行将就木的政权在崩溃时的一瞬间。

　　终于，朋友来了，手上晃着一张小纸片。

　　“票！”

　　“我都快疯魔了。再买不着票我便跳海，太平洋大我不跳，跳也要跳在中国的海里。你说是吧？”老舍看着船票象是看什么稀罕的宝物。

　　进码头，上船，检查，终于，船开了。老舍安然些了，设若不翻船，不触礁，即便走上一年，终究也会到大江口的。船小浪急，船过了上海，便飘了雪花。细细一算，可不，已经是冬天了。伏在甲板上，看着翻腾的海水，听说，只有快靠近岸边了，海水的颜色才越变越晶滢，越蓝。

　　十一月九日，他又象往常一样注视着前方，海水的颜色没变，海鸟叫着，在船的后面紧紧追着。他不象刚上船时那么安然了，心里浮燥的很，气儿也愈发地不顺。倒水把手烫了一下，走路把腿撞在了门上。要是有好脚力，非把门框踹进海里，老舍想着。

　　“看啊！”

　　乘客涌上船头。

　　从远方的水面飘来许多冰块，雪也落的急了。

　　“快到了。”一位老人，比别人多着航海的经验，自信地说：“海一般是不结冰的，这些冰都是从河里、江里飘进大海的。”

　　老舍情愿相信这是真的。

　　果不其然，在慢慢悠悠行进中，终于看见了地平线上渐渐隆起了一条深颜色的大陆。船拉响了汽笛，预告到前方就是海河口了。

　　岸越看越清楚了。

　　老舍仰起头，让纷纷落下的雪花融在脸上，浮燥的心静了下来。多少人望着海岸，落下了一行行热泪。欢呼着，雀跃着。老舍转过身，向自己的舱房走去，一边走，他一边自言自语地叨唠着：“不算晚，不算晚，我终于回来了。”他坐回舱房的椅子上，两手抱住头，全身心地浸在那苦乐参半的回想之中去了……

　　船头笔直地驶向海岸。

　　海鸟追逐着，争先恐后地向岸边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