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给宋朝造成了非常大的麻烦。在战场上，西夏很强悍，几次与宋朝的战争，如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熙河之战、永乐城之战，都大败宋师。
不过，西夏毕竟是弹丸之地，整体国力不可跟辽国相提并论，跟宋朝也不是同一档次。宋夏对峙前期，战场上西夏胜多败少，令宋朝很是头痛。但西夏也有弱点：经济落后，严重依赖宋朝。
有人这么描述宋夏的经贸关系：“西夏所居氐羌旧壤，地所产者不过羊马毡毯，其国中用之不尽，其势必推其余与他国贸易。其三面皆戎狄，鬻之不售。惟中国者，羊马毡毯之所输，而茶彩百货之所自来也。故其民如婴儿，而中国乳哺之矣。”因此，当西夏拒绝臣服于宋王朝、或者挑衅宋王朝时，宋廷便对西夏实行经济制裁：关闭榷场、停止互市。
宋王朝的经济制裁可以重创西夏的国民经济，导致物资严重短缺，物价暴涨，财政也因此接近崩溃：“尺布可直数百”，“民间升米百钱”，“国中困于点集，财用不给，牛羊悉卖契丹，饮无茶，一绢之值八九千钱，民间相为‘十不如’谣怨之”。最后，西夏国主只好遣使求和。西夏的大臣也承认，“国家自青白两盐不通互市，膏腴诸壤，浸就式微，兵行无百日之粮，仓储无三年之蓄，而唯恃西北一区与契丹交易有无，岂所以裕国计乎？”
也因此，在宋夏一百多年的对峙中，宋王朝对西夏的经济封锁，通常能够迫使西夏就范。如宋仁宗宝元元年，西夏元昊称帝，翌年，元昊露出不臣之意，宋廷诏“陕西、河东缘边旧与元昊界互市处，皆禁绝之”，六年后的庆历四年，元昊上誓表臣服，宋王朝才“置榷场于保安军及高平寨”，恢复互市。嘉祐二年，元昊之子谅祚扰边，宋朝“要以违约则罢和市”，随后罢去榷场，英宗治平初年，西夏“求复榷场”，宋廷不许，治平四年，西夏上章谢罪，乞通和市，“乃复许之”。
宋夏对峙后期（从宋哲宗朝到徽宗朝），西夏在战场上的优势也逐渐丧失了。之前宋师在战场上表现乏善可陈，很大原因是大军远征，后勤补给太吃力，而机动的西夏兵则没有补给的问题。
但后来，宋王朝找到了克敌制胜的战策、战术，那便是“进筑”加“浅攻”，一寸一寸蚕食西夏，让西夏人大惊失色：“唱歌作乐地，都被汉家占却，后何以堪？”
宋和周边两个少数民族政权就这样在和平和对立的局势下共存着。前期发生了很多战争，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南方统一大局已定，遂于太平兴国四年亲率大军攻北汉。先败辽援军，继破太原灭亡北汉，为进取燕云创造了条件。
七月，宋太宗乘胜率师北征，意欲收复后晋割让与辽的燕云诸州，引起辽宋正面冲突。宋军一路东进，辽易州、涿州守将开门迎降。宋军直抵南京城下，宋太宗驻跸城南，分兵遣将，备御东南，攻击西北。辽五院详稳奚底、统军使萧讨古和乙室王撒合与宋军战于沙河，辽军失利。蓟、顺二州又降。辽南京守军人数不多，留守韩德让率军民坚守，城垂陷，惕隐耶律休哥和南院大王耶律斜轸将五院、六院援军赶到，左右夹击，败宋兵于高粱河。同时宋军发生哗变，太宗仓卒撤军，为辽军追袭，乘驴车逃归。此即高粱河之战，也称围城之役。
乾亨四年，辽景宗死，圣宗隆绪幼年继位。宋君臣认为：“契丹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其大将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疾之”，正是北伐的绝好时机。于是宋太宗决定再次出兵，收复燕云。986年，宋大举兴兵，三路北伐。以天平军节度使曹彬为幽州道行营前军马步水陆都部署，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彰化军节度使米信为西北道都部署，出雄州；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靖难军节度使田重进为定州路都部署，出飞狐；检校太师、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朔等州都部署，出雁门。并选在辽帝春捺钵的三月出师。辽方初无戒备，宋东路军曹彬连下歧沟、涿州、固安、新城，军声大震。西路潘美兵进寰、朔、云、应等州。中路田重进出飞狐北，俘辽西南面招讨使大鹏翼等，进军飞狐、灵丘、蔚州。辽遣宣徽使蒲领驰援，同时征兵诸路，下诏亲征。南京留守、于越耶律休哥避开宋军兵锋，乘夜以轻骑出两军间，杀其单弱以胁其余众；昼则以精锐虚张声势，使宋军疲于防御；同时设伏于林中，绝宋粮道。曹彬以粮饷不继，退师雄州。五月，闻中、西两路进展顺利，再回师涿州。所带军粮又尽，而辽亲征军已至，东路军再退。辽军追至歧沟关，宋军大败，溺死于拒马河者不可胜计，弃戈甲若丘陵。西路军撤退时又失大将杨继业。
高粱河和燕云两次大战的胜利，巩固了辽对河北、河东北部的统治。宋朝两次北征失利后，也放弃了武力收复燕云的方针。此后，宋对辽取守势，而辽却不时伺机南下，掠夺宋河北州县，向南扩张境土。当辽圣宗巩固了统治地位以后，又开始大举南下，与宋争夺河北了。
后来宋辽签订盟约，这才使双方都得到了和平发展的机会，但两方久了，总归是有一些不安分的念头的，尤其是辽，经常想要从宋手里抢一点好处，就这样大局和平的情况下，据地的小矛盾却不断。宋朝因为软弱的性格也就放任辽这样做了，就这样日积月累，导致辽国野心越来越大，最终导致了现在的局面的产生。只能说，宋要是有良将，便能避免此劫，如果顶不住，这次便可能会有被灭亡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