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魅力
李致2019-11-05 17:1951,163

  讲真话的作家

  ——巴金

  巴金摄于20世纪80年代

  “人为什么需要文学?需要它来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需要它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这是巴金对文学的见解。巴金多次说明他不是为当作家而提笔的,他只是“有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他是“在作品中生活,在作品中奋斗”。他说:“我写作不是因为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们祖国和同胞我有无限的爱,我用作品来达我的感情。”

  作家巴金,姓李,名尧棠,字芾甘。

  巴金有代表性的作品

  巴金于1904年出身于四川省成都市的一个封建大家庭。封建社会的黑暗,封建家庭的腐败,使他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伟大的五四运动,对巴金产生了巨大影响。年轻的巴金在成都参加了新文化运动,他自称为“五四的产儿”。为了追求光明,1923年巴金和他的三哥离开四川,到了南京和上海。

  1927-1928年巴金旅居法国期间,写出了他的处女作长篇小说《灭亡》。迄今为止,巴金从事文学创作已满六十五周年。六十多年来,除了“十年动乱”期间被迫停笔,巴金勤勤恳恳地写作,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留下了约一千二百万字的创作和翻译著述。他大量的作品,教育了几代青年。他的小说“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和《憩园》《寒夜》等,一直受到海内外读者的喜爱;晚年的力作《随想录》,赢得广泛的赞誉。巴金的作品先后被译成日、俄、英、法、德、意、西、匈、波、捷、瑞典等近二十个国家的文字,在世界上广为流传。

  巴金一贯主张讲真话。早在1942年,巴金就勉励我“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巴金曾被迫讲过一些违心的话,为此他不断剖析自己。他说:“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我讲的只是我自己相信的,我要是发现错误,可以改正。我不坚持错误,骗人骗己。”

  巴金获得的但丁文学奖奖章

  巴金对读者的爱是很真诚的。1987年,巴金返回阔别二十六载的家乡,无数读者请他签名留念。巴金长期患帕金森病,写字困难,但仍高兴地用颤抖的手为读者签名。读者感激地对他表示谢意,巴金却说:“该我感谢你们,是你们买我的书,养活我。读者是我的‘衣食父母’。”最近,巴金又说:“读者是最好的评判员,也可以说,没有读者就没有我。”

  巴金的故居在成都市正通顺街,现在是战旗歌舞团的宿舍。许多国际友人、读者主张恢复巴金故居,但巴金不同意,他反对为此花费国家的钱。他说:“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盗名欺世的骗子。”

  广大读者理解巴金的心,他们热爱巴金的作品,同时更敬仰巴金的人品。

  鲁迅早在1936年就对巴金做出评价,赞誉“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1981年12月巴金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1982年,意大利但丁学会颁给巴金“但丁国际奖”。

  1983年,法国总统密特朗访华,到上海亲自授予巴金“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勋章”。

  1984年,巴金在香港获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法国总统密特朗到上海亲自授予巴金“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勋章”

  1985年,巴金获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外国院士称号。

  1990年,巴金先后获苏联授予的“人民友谊勋章”和日本福冈市颁发的“亚洲文化奖特别奖”。

  这些充分说明了巴金在国内外的巨大影响:巴金不仅属于中国,巴金也属于世界!他的文学成就已广为世人所瞩目。

  巴金已达八十八岁高龄。因为病,写字吃力,但是巴金并不甘心沉默。他说:“我最后还是要用行动来证明我所写的和我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说明我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巴金不止一次表示“要用行动补写”他“用笔没有写出来的一切”。

  1993年5月4日

  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

  作家巴金是我的叔父,我叫他四爸。

  四爸在1923年离开四川去南京读书,以后又到法国留学。我出生的时候他在上海,所以我十一岁前没有见过他。1941年,正是抗日战争时期,他第一次回成都,但我当时在读初小,不懂事,没有留下更多的印象。只记得他经常带我的几个姐姐去看电影,说我看不懂,就给我钱买邮票。我是集邮爱好者。大墙西街有一家卖中外邮票的小商店,我拿着钱就往大墙西街跑。

  1942年,四爸第二次回家。那时,我们住在成都北门蓥华寺街。大门很简陋,进去是一条小巷,巷子两边各有一家独院。正中的院子比较大,住有五六家人,我们家租了两间房子。院子里有各式各样的人,经常为一些生活小事发生争吵,很像四爸后来在《小人小事》一书中所写的情景。然而我和邻居的孩子们却很要好,放学回来,一起打仗、藏猫猫,或者跳房、扯响簧,无论吃饭、睡觉,都要大人“捉拿归案”。一天,四爸对我说:“你一天到晚不回家,我给你改个名字,叫李国飞吧!”(我原名为李国辉)我不知道这是批评,心里想:要真能飞起来,那才好玩哩!

  我和四爸住在正房,睡一张大床,这张大床有很结实的床架。我上床以后,总觉得没有玩够,便在床架上翻来翻去,等到实在疲倦了,才肯睡下。我睡在床里面,占地不多,把大部分“领土”留给四爸。而四爸往往一个人坐在书桌前写文章。据说写得很晚,但我不知道,因为我钻进被窝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被叫起来上学,我总是轻脚轻手,从他脚后爬下床,生怕把他惊醒。我还记得家里摆供的时候,上自祖母下到我,都对祖宗牌位叩头,只有四爸一人鞠躬。我很奇怪,大人解释说四爸是“新派”,令我佩服不已。如果说我拥护“新派”,这算是开始。虽然我什么也不懂,但我顶讨厌叩头。我立志长大了也要当个不叩头的“新派”。

  1941年,巴金(右三)离家十八年后第一次回到成都探亲,与他的九妹(后排左三)和大哥的子女合影。右一着童子军服的是李致

  那个时候,青年学生中很盛行请人签字留念。许多人都有一本“纪念册”,一般都请教师或同学题词。四爸在家的时候,来找他的人很多。青年学生来找他,大多拿着纪念册请他题词。我有时也伏在他旁边看,不过有些字不认得,有些认得的字并不懂得什么意思——例如,“路是人走出来的”。我想,乡下田里的路是我们上学时走近道踩出来的,这对;但城里的马路哪是走出来的呢?我看见过修马路,一条马路要修很长的时间。直到长大以后,才知道这话的意思是鼓舞青年勇往直前。

  孩子喜欢模仿大人,特别愿意和哥哥姐姐享受同等待遇。我终于也做了一本“纪念册”,请四爸给我题词。我担心他又说我小,把我和几个姐姐区别对待,只给我钱买邮票,不给我写字。没想到他欣然同意,坐在大书桌前,用毛笔给我写下这样四句话:

  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

  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

  说话要说真话,

  做人得做好人。

  我高兴地看着四爸写字。这些字,我既认得,也懂得是什么意思。尽管我并不知道要做到这四句话很不容易,但我认为这是对的,应该这样做。我把“纪念册”放在枕头下面,只要一想起,便拿出来看看。当时,桂王桥南街和北街有不少裱糊铺,我母亲常去裱她的画。我灵机一动,提出要把四爸给我的题词裱成一张小单条。我母亲表示同意。裱糊铺的老板是熟人,破例为我裱糊了一张一尺半的小单条。我把它挂在墙上,天天看见这四句话。我感到很神气,别的小孩没有一个人有类似的单条。小孩子的兴趣和注意力经常变化,但我对它的珍惜可以说是始终如一的。

  当然,真正的珍惜是在更深地理解以后。

  最初我只是对“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有点理解。因为它和外祖母的教导完全背道而驰。我的外祖母是一个非常慈祥和有教养的人,说话和气,笑不出声。偶尔和我玩的时候,也是教我背唐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类唐诗就是她教我背诵的。她有一个宝库似的大立柜,随时可以拿出云片糕或鸡蛋糕给我吃。我非常喜欢外祖母,但也有一点不满:她不许我玩。有段时间我们和外祖母住在一起,她只要一看见我在玩,就要问我:“为什么不读书?”如果我回答已经读过了,她就要教导我古人是如何发奋学习的,结论总是“一有空就要读书”。我想,一有空就要读书,哪还有空?什么时候才能玩呢?我不敢公开反对她,但心里很不高兴,甚至对作为榜样要我学习的古人也很不感兴趣。四爸说“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这代表了我的“利益”,我十分拥护。

  随着年龄的增长,通过读书和社会实践,我对这四句话的理解才逐步加深。这四句话中最主要的是“做人得做好人”。不做好人就不会讲真话,不做好人,“用功读书”和“放心玩耍”就失去意义,甚至会起相反的作用。我不是说不该用功读书和放心玩耍;放心玩耍可以长身体,用功读书既可以长知识,还可以懂得如何做好人。也许有人会问:好人的标准是什么?从我的思想发展来看,我上初中起喜欢读文艺书,鲁迅的作品中有许多我喜欢的好人。读《狂人日记》,我认为狂人是好人,他第一个看出几千年来的历史都歪歪斜斜地写着“吃人”两个字,呼吁“救救孩子”。读《过客》,我认为过客是好人,尽管他不知道前面是野百合花还是坟,但他勇往直前,绝不回头;因为“回到那里去”,“没有一处没有地主,没有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读《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我认为傻子是好人,他不怕讽刺打击,敢讲真理。上高中的时候,我参加学生运动,以后又加入党的地下组织。无数事实证明,我们的革命先烈和老一辈革命家是好人。特别是周总理,他的光辉一生,永远是我们最好的学习榜样。“十年浩劫”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我仍认为好人应该具有“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并深信“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共产党员更应该是这种高尚、纯粹、有道德、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好人。

  要真正做到这四句话是有斗争的,有时甚至是相当困难的。这不仅要和自己的坏思想、坏习惯做斗争,还要和外界的某些干扰做斗争。“十年浩劫”时期,我靠边站了,被关进“牛棚”了,被加上了各种诬陷之词。我对一般青年人的偏激情绪并不介意。但个别抱有其他目的的人,用威胁、诱骗等方法,逼迫我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或什么小爬虫,逼迫我揭发谁是特务、谁是反革命时,我没有唯命是从。说实在的,当时我经常想到的就是“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

  不用说,四爸在“十年浩劫”一开始就被打倒了,我不愿在这里来历数那些强加在他头上的罪名。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即使在我还没有被“解放”的时候,我仍听到不少正直的人为他鸣不平。1973年,我从北京返回设在河南的“五七”干校,曾悄悄绕道上海去探望四爸。那一次,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深谈,但能见面已经是幸福了。我转达了一些老同志对他的关心和尊敬,希望以此安慰他老人家。晚上,我住在他家里。当时楼上的屋子还没有启封,他要我和他睡在一张床上。我打鼾比较厉害,有意让先他睡着了,然后我才睡。他不久就入睡了,但我躺在床上,辗转不能入眠。我想起早在1936年,鲁迅就称他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怎么能这样对待他呢?……他不时转动身子,不知他梦见什么。我深切期望他能摆脱这不幸的处境,但我自己也不知道那黑暗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粉碎“四人帮”以后,四爸恢复了名誉,又焕发了青春,夜以继日地为人民写作,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我们有过多次见面和深夜长谈,这里就不记叙了。有一次,我突然想起他给我写的四句话,便总结似的向他汇报说:“第一句是用功读书,我在学校时没有做到,离开学校以后才有了自觉性;第三句是讲真话,我基本上这样做了,但也讲过某些违心的话;第四句是做好人,这是奋斗目标,还要不断努力。”我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只有第二句话放心玩耍,执行得最好!一贯如此。”

  四爸一边听我讲,一边慈祥地笑了。

  我也笑了,为自己所讲的最后一句话。

  1981年5月22日

  巴金的心

  人活着,要有益于社会;多付出,少索取。这是巴老的信念和主张。他一贯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1986年,巴金与李致深夜畅谈

  巴老多次说明自己不是为当作家而写作的。他说:“我写作一不是为了谋生,二不是为了出名,虽然我也要吃饭,但是我到四十岁才结婚,一个人花不了多少钱。我写作是为了同敌人战斗。”巴老所说的敌人是什么呢?他说:“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巴老的很多作品都是写来控诉、揭露、攻击这些敌人的。

  由于巴老把“文学作武器跟旧社会作斗争”,他最初竟“不好意思拿稿费”。他把第一本小说的版税送给一个朋友。他当时的想法是:“我说自己的话,不要别人付钱。”以后书写多了,巴老的想法才发生变化,因为作品毕竟是“自己用劳动换来的”,领取稿费也就“不在乎”了。巴老把读者称为“衣食父母”。这不仅因为读者买他的书、养活他,还因为读者给他提供精神养料和力量。

  长期以来,巴老领取稿费,并不只是用于他个人和他的小家庭。巴老的生活简朴,自奉甚薄。他经常用稿费帮助读者和有困难的人。六十年前,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巴老为营救他的一个读者,带着刚收到的一笔稿费,和他的朋友鲁彦、靳以一起从上海到杭州。巴老冒充这个姑娘的“舅父”,把情况了解清楚以后,为她付清了八十多元房租和饭钱,并送了她一张从杭州到上海的火车票。1981年巴老在《我和读者》一文中曾谈到这件事情。

  新中国成立以后,巴老是唯一没有领取工资、仅靠稿费生活的专业作家。巴老是闻名中外的文学大师,在实行低稿费的情况下,在限额内付给他较高的稿费,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巴老对自己的要求很严。60年代初期,巴老为《四川文学》写了一篇文章。《四川文学》付给巴老四十元稿费,巴老收了二十元,退还了二十元给《四川文学》,并附信说他那篇文章“值不到四十元”。这件事是1973年在四川省革委会礼堂听报告时,作家李友欣告诉我的。当时还在“四人帮”的黑暗统治下,友欣主动给我讲这件事,对巴老表示尊敬。我也佩服友欣讲真话的勇气。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担任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由于出版社采取了“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讲信用和注重书籍质量,赢得了一大批老作家和著名的中青年作家的支持。在五六年内,我们先后出版了巴老的《巴金近作》《巴金近作》(第二集)、《回忆与探索》《心里话》《英雄的故事》(有关抗美援朝的全部小说和散文)、《巴金中篇小说选》(上下)、《巴金选集》(十卷本)、《憩园》《长生塔》(包括全部儿童文学)、《童年的回忆》,翻译作品《快乐王子集》《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与萧珊合译)。90年代,四川文艺出版社还出版了《讲真话的书》(近作合集,包括巴老从1977年到1993年的全部著作)。

  一开始出巴老的书,巴老就表示不要稿酬。出版社尊重巴老的意见,把稿酬放在一边,打算用来扶持青年作者或奖励有成就的编辑。但有一次,财务科不清楚我们的意图,把一本书的稿酬寄给了巴老。1980年12月9日,巴老给我的信说:“今天收到《中篇选》的稿酬。我说过不要稿酬,本想退回,觉得这样也不好。以后坚决不要。屠氏小说(指《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出版,不要送稿酬了。还是照从前办法,送我一点书就行了。我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随想录》,首先声明不要稿费。他们说第二集要付稿费,我坚决不要。倘使方便,替我买五部《中篇选》,我当汇还书款。”12月19日来信,又强调“以后出书,不用寄稿费给我,我不要”。我去信和巴老讨论如何处理他的稿费,并转达出版社一些同志设立巴金奖金的建议。我知他不会同意,所以提议用来帮助一些有困难的作者。1981年2月23日,巴老来信说:“稿费问题就照你所说用来帮助作者吧。设立奖金我不赞成,我反对用我的名字。”这样,出版社总编辑室便存放着巴老拒收的一笔稿费。

  在这期间,《四川文学》刊登过巴老一篇散文《大镜子》,《龙门阵》发表了巴老的散文《怀念丰先生》,巴老都来信表示“请他们不要付稿费”。

  对萧珊的稿费,巴老也持同样的态度。四川出版了萧珊翻译的《黑桃皇后及其他》,巴老在1981年10月21日给我的信中说:“全书稿费和中短篇集(指《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一样由你们处理,但要求送我样书若干册。”

  出版社财务科一位同志按照对一般作者的惯例,把《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的稿费寄给巴老了。害得巴老在1982年3月15日又来信重申:“以后不要再给我寄稿费了。今后所有我的著译的稿酬,新出版的书如《回忆与探索》和十卷本《选集》的全部稿费一律赠现代文学馆。已出各书如有再版机会,稿酬也送给文学馆(萧珊的译著也包括在内)。以后请一定照办。”我只得把巴老的意见再一次“禀报”财务科。

  《巴金选集》(十卷本)

  信上提到的十卷本《选集》,即《巴金选集》(十卷本)。这是四川出版巴老的重头书,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装帧设计好、印刷质量好,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出书速度之快(不到一年)受到《人民日报》上署名文章的赞扬。巴老也满意,曾把它的精装本作为礼物赠送给法国总统密特朗。这部《选集》,巴老亲自编选、修改校正,编完一本寄一本给出版社,花费了他大量的精力。我现在想起心里还感到不安。在1981年编辑的过程中,巴老在10月21日的信上就明确表示:“《选集》稿费全部捐文学馆。”1982年底我因工作调动,离开了四川人民出版社,但巴老一直关注这笔稿费是否寄给了文学馆。1983年9月9日和11月22日,巴老两次来信询问:“十卷本《选集》的稿费给现代文学馆汇去没有?”我多次催问,有一次回答是地址不准确,寄去又退回来了。1983年12月23日、1984年4月1日,巴老再来信询问。1984年5月1日他来信说:“《选集》稿费我叫国煣去信作协请他们查,同时也请你们出版社查,总得把这笔钱查出来。文学馆至今没有收到,钱还没有着落,如不追查,可能就此消失。”5月31日,巴老来信说:“《选集》稿费,文学馆来信已经查到了,请转告出版社。”为了这笔捐赠给文学馆的《巴金选集》(十卷本)的稿费,巴老一共给我写了八封信。

  读者踊跃购买《巴金选集》

  1988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巴金书简》。我没有参与这个工作,不知道全过程。1987年6月26日巴老给我的信中说:“《书信集》(指《巴金书简》初编)稿费仍捐赠文学馆。但×××说的计酬办法我看不妥。收信人没有理由接受稿酬,倘使他为原信加一些注解,他可以拿注解的稿酬;要是做了些编辑工作,他可以拿编辑费。你想想看,倘使我把朋友们给我的信编成书册出版,自己拿一半稿费,我一定睡不着觉,因为我感到受之有愧。”

  四川出版工作者协会收到巴金捐赠的稿费后,给巴金回函的复印件

  按照巴老的意见。他的大部分稿费出版社直接寄给了文学馆。由出版社保留的巴老的稿费,在1986年8月捐赠给四川省出版工作者协会。协会在8月2日给巴老的信上说:“当我们正在筹集四川出版奖励基金的时候,先后收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和四川文艺出版社转来您在两社的稿费共计壹万零肆百肆拾壹元叁角伍分正,捐赠我会,作为四川出版奖励基金。您的无私赠送,是对我省出版工作者的支持和鼓舞。我们代表全省出版工作者向您表示感谢。”90年代初期出版的《讲真话的书》的稿费四千元,巴老又捐赠作为振兴川剧奖励基金。当这个消息在川报披露时,川剧界许多人士为之鼓舞。

  巴老为四川出版做了这么多贡献,但他没有向出版社索取过什么。1982年上半年,我有一次去上海,为他整理照片。当时向他要照片的人很多,许多照片又在“十年浩劫”中散失了。我提出带一部分照片回四川请出版社翻拍,以后有需要就加印。巴老同意我的建议,但他坚持要付款。我知道巴老的为人,恭敬不如从命,在寄照片和底片时,告诉他所需费用。1982年7月5日,巴老亲自填写了汇款单,寄回“肆拾壹圆壹角正”。在汇款简短附言上还写明“汇还翻印照片垫款”。这张“汇款通知”我把它复印了两份留作纪念,到现在已经十二年多了。

  巴金“汇还翻印照片垫款”汇款单的复印件

  上面涉及的,主要是与四川出版有关的情况。据我所知,1982年巴老捐赠人民币十五万元给文学馆,以后又陆续捐赠五万多元人民币给文学馆,这都是巴老的稿费。1990年巴老获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奖金五百万日元。巴老把这笔奖金一分为二,三百万日元捐赠给文学馆,二百万日元捐赠给上海市文学基金会。还有些捐款数目我不清楚。

  目前我们国家仍实行低稿酬制,作家的生活水平尚待提高。我绝不是希望作家放弃稿费,或都去搞捐赠,我只是想从这个侧面反映巴老的高尚人品。记得我还是青年的时候,读过王尔德的一篇叫《快乐王子》的童话。快乐王子的像高耸在城市上空,他身上贴满纯金叶子,一对眼睛是蓝宝石做成的,剑柄上嵌着一颗大红宝石。他站得很高,看得见“小孩生病躺在床上”;看得见一个年轻人饿得“头昏眼花”,冷得“不能再写一个字”;看得见卖火柴的小女孩“没有鞋,没有袜,小小的头上没有帽子”,她“现在正哭着……”快乐王子请求睡在他脚下的小燕子代他去帮助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先摘掉红宝石,再取下他的蓝宝石眼睛,然后拿走身上的贴金。小燕子本来要去埃及过冬,但它被快乐王子善良的心感动了,它不愿离开快乐王子。最后,它吻了快乐王子的嘴唇,跌在王子脚下,冻死了。这个童话深深地震撼过我的心,也使我流过不少眼泪。随着对巴老的了解,我豁然开朗,感到巴老不正是当今的快乐王子么?他从不过多地索取什么,却无私地向社会、向人民奉献自己的一切。

  童话里的快乐王子的像,被拆下来放在炉里熔化,但是他的“破裂”的铅心却熔化不了。天使把铅心和死去的小燕子带给上帝,上帝把他们看成是这座城市最珍贵的东西。

  巴老九十寿辰时,马识途老人和朱炳宣、杨牧去祝贺。临别时,问巴老有没有什么要带给家乡人民。巴老深情地说:“把我的心带回去。”许多人为之感动。我们的“上帝”——人民,不是同样把巴老的心当成最珍贵的东西么?

  1994年2月20日

  两个“最后一息”

  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重新提起被迫搁下十年的笔。他不愿做“社会名流”,只愿做“一个普通的作家”,并多次表示:“我要为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977年,巴老已经七十三岁高龄。当时,他打算写到八十岁,也就是再写七年。以后巴老订了一个写作计划:一、每年写一本《随想录》;二、写两部反映知识分子在“文革”中遭遇的小说;三、写一本《创作回忆录》;四、把一百几十万字的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翻译完。文艺界的许多朋友和众多读者都被巴老这种精神感动,纷纷表示钦佩。

  然而,我却有过一点不同的想法和意见。

  简单地说,我认为巴老最好把精力集中在创作上,翻译《往事与随想》可以放后一点;如果精力不足,可以放弃,将来别人还可以翻译。我并不是不知道巴老对赫尔岑作品的感情。早在1963年,《译文》杂志就发表了巴老所译的两则赫尔岑的回忆。巴老打算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的设想,曾得到鲁迅的赞同。新中国成立后,巴老翻译过赫尔岑的《家庭与戏剧》。“十年浩劫”期间,巴老遭受迫害,无权从事创作,悄悄开始翻译《往事与随想》。当时,巴老并没有想到出版,只打算以后把译文送给国家图书馆,“对少数想了解19世纪前半叶欧洲和沙俄各方面情况的人也有一点用处”(1975年3月3日给我的信上所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在《一封信》中写道:

  我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横行的法西斯专政,我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

  尽管如此,我仍认为巴老的创作是别人不能代替的。在有限的时间里,创作与翻译,他最好有所取舍。我逐渐发现,不少朋友与我有相同的看法。

  我认为自己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几年来向巴老提过多次建议。巴老是我的四爸,他对下辈一贯持平等的态度,所以我可以无顾虑地和他讨论(甚至争论)。

  最初,巴老回答我:“我可以完成计划。”我则强调时间有限,要有取舍。彼此都没有说服对方。

  几乎每一次见到巴老,我都要设法谈到这个建议。有一次,巴老说:“我的计划已经公开,国内外都知道,说了话要算数!”我知道巴老讲信用,但这个理由并没有把我说服。我又陈述自己的看法:“从实际出发,变更一下自己的计划,并不是不可以。”我突然找到依据,说得更带劲了,“宪法可以修改,国民经济计划可以调整,个人计划为什么不可以变更呢?”巴老慈祥地笑了,但并没有同意我的建议。

  我是个“顽固分子”,一有机会到上海,就向巴老提出这个建议,翻来覆去地讨论。巴老说:“我翻译赫尔岑的东西同时也是学习,不断充实自己。我不认为自己可以不学习了。我要像海绵汲水一样汲取知识。”听了巴老这段话,我找不出理由来反驳他,反而感到自己受了启发。

  回到成都,我重读了巴老的《〈往事与随想〉(第一册)译后记》。巴老翻译是为了学习的意图,在这里说得十分清楚:

  《往事与随想》可以说是我的教师。我第一次读完它是在1928年2月5日。那天我刚刚买到英国康·加尔纳特夫人翻译的英文本。当时我的第一本小说《灭亡》还没有写成。我的经历虽然简单,但是我的心里也有一团火,它也在燃烧。我有感情要发泄,有爱憎需要倾吐。我也有血有泪,它们要通过纸笔化成一行、一段的文字。我不知不觉受到了赫尔岑的影响。以后我几次翻译《往事与随想》的一些章节,都有一个意图:学习,学习作者怎样把感情化成文字。现在我翻译《往事与随想》全书,也不能说没有这样一个意图,我要学习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从此我记住了巴老的两个“最后一息”:一个是“为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一个是“学习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长期以来,我工作中事务主义严重,一天忙到晚,学习抓得不紧。每当又出现这种情况时,我常想起巴老的“学习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于是又挤出一些时间,打起精神,读读那些能鼓励我上进和能给我增添知识的书。

  1986年7月23日

  春蚕

  “我要争取活到九十岁!”

  十九年前,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多次对我这样说。

  当时巴老七十二岁,身体健康。我立即表示:“没有问题!”

  一算,到九十岁还有十八年,比两个“抗战八年”的时间还多,似乎很遥远。

  然而,时间流逝得真快,弹指一挥间:去年巴老已愉快地度过了九十华诞。

  巴老一贯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享受。他表示要争取活到九十岁,完全是为了工作,为了他一生热爱的祖国和人民。80年代初期巴老曾开玩笑对我说过:“等我把事办完以后,就休息,安安静静地看武侠小说。”但我从来没听说也没有看见他把事情办完。直到今年6月6日,巴老一见我就表示他最不放心的是还有一些事没有办完。

  巴老有一段很重要的话:

  人各有志,我的愿望绝非“欢度晚年”。只想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爱憎消耗干净,然后心安理得地离开人间。

  巴老不是一个讲空话的人。

  巴金站在家中对他说了真话的大镜子旁

  从1977年到现在,巴老写了八十多万字。历时七年多写完的《随想录》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誉为“每个中国知识分子都必须一读的书”。《创作回忆录》展示了他的心扉,让读者进一步了解他过去的创作。先后编选了《巴金选集》(十卷本)、《巴金全集》(二十六卷本)和其他一些选集和选本。

  巴老把自己比作春蚕,他说:“我是春蚕,吃了桑叶就要吐丝,哪怕放在锅里煮,死了丝还不断,为了给人间添一点温暖。”

  有一段时间,巴老的社会活动很多。参加会议,接受许多采访和拜访,出国访问……不能不对创作有所影响。以致巴老在写作时一听到门铃声,常常“胆战心惊”。

  作家主要靠作品与读者联系,不能满足于自己的名字经常见报,也不是靠坐主席台、签名题字来生活。这是巴老一贯的主张,他自己身体力行,还劝勉他的朋友把主要精力放在创作上。

  1979年冬天我到上海,巴老把他新写的《大镜子》给我看。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人说巴老“焕发了青春”,他相信了,甚至曾幻想“返老还童”。可是书房里的大镜子对他讲了真话,哪里有什么“青春”?像做了一场“大梦”醒来,巴老深深地感到“是作家,就该用作品同读者见面,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总得留下一点东西”。他同时呼吁:“请让我安静,我不是社会名流,我不是等待‘抢救’的材料,我只是一个作家,一个到死也不愿放下笔的作家。”

  我被巴老真挚的心所感动。得到巴老同意后,我把《大镜子》介绍给《四川文学》刊登。我尽可能不介绍人去麻烦巴老。有一次,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贾唯英到了上海,她一贯崇拜巴老,很希望我介绍她去看望巴老。我把《大镜子》寄给她,她看后放弃了这个愿望。从此我对巴老书房里的大镜子有了感情,我曾请巴老站在大镜子旁边照了一张相。这是一张非常有意义的照片,我将长期保存。

  第二年我有机会陪巴老在家里庭园散步。我问他《大镜子》刊出以后,情况是否好一些。

  “社会活动减少了一些,”巴老笑着说,“但来找我的仍然很多。有的人甚至读了这篇文章,专门赶来看我。”

  我和巴老经常通信。他认为我是“短柬勤寄”,并开玩笑说:“我要向李致学习,写短信。”可是从1980年起,我发现巴老的字越写越小,我问巴老为什么。他说:“没有办法,手放不开。”几年以后才知道,巴老患了帕金森病,也就是巴老的儿子小棠戏称的“巴金生的病”。

  帕金森病直接影响巴老的创作。每当巴老提笔写文章时,笔重似千斤,有时一天只能写几百字。这对“一个到死也不愿放下笔的作家”来说,真是莫大的痛苦!巴老一贯把读者奉为“衣食父母”,从读者身上汲取营养和力量。写字困难妨碍巴老和读者联系,他一再向读者表示歉意。

  1982年11月7日,巴老在书房跌了一跤,左股骨粗隆间骨折,住进华东医院。一个月前,我曾介绍四川电视台去上海拍摄电视片《奔腾的激流——作家巴金》。虽然事先讲好每次拍摄不能超过一小时,但毕竟增加了巴老的劳累。我感到内疚,责备自己并没有真正了解《大镜子》这篇文章的精神,不自觉地加入了“抢救”材料,为巴老“树碑立传”的行列。十几天后赶到华东医院,我握着巴老的手,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巴金在上海寓所

  “摔跤是我自己不小心,与你无关!”巴老反过来安慰我,“你不要有负担!”

  我心里热乎乎的,但眼睛却润湿了!

  巴老喜欢吃家乡的花生酥,我给他带了几盒。巴老可能要减轻我的思想负担,好几次吃的时候都说:“看在李致的面上,我再吃一个。”

  巴老这一次住院超过半年。

  医院采取牵引的办法治疗。两个月的“牵引”使巴老的脑袋“几乎不能转动”,躺在床上“习惯于仰望一个固定的地方”。尽管巴老开玩笑说“这下知道‘永世不许翻身’的痛苦了”,但这毕竟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起初巴老在病房最怕夜晚,“一怕噩梦,二怕失眠”,以后情况逐渐好转。有一件事却使巴老苦恼:“不论是躺在床上或者坐在藤椅上,我都无法看书,看不进去,连报纸上的字也看不清楚,眼前经常有一盏天花板上的大电灯。我甚至把这个习惯带回家中。”

  从此,巴老得长期和疾病做斗争。

  巴老主张说真话,严于解剖自己,把心交给读者,被誉为“20世纪的良心”。但世界是复杂的,难免没有人叽叽喳喳。十几年前香港有人不满巴老谴责“四人帮”,怂恿几个大学生大骂《随想录》;后来内地也有人转弯抹角地批判“说真话”。但这种干扰并不能动摇巴老的信念。他说:“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我讲的只是我自己相信的,我要是发现错误,可以改正。我不坚持错误,骗人骗己。”

  巴金说,他是春蚕,春蚕到死丝未尽。1996年于杭州

  广大读者热爱巴老的作品,敬仰巴老的人品。巴老并不喜欢过生日,有时甚至要“躲生”。但每年一到巴老的生日,祝贺电报和信件像雪片似的飞向武康路,除了对巴老表示敬意,都真诚地祝巴老健康长寿。这种盛况,我目睹过几次。

  1991年11月我到上海贺巴老八十八岁寿辰。前后几天,来祝贺的人之多,几乎使我和巴老没有足够的时间交谈,即使有点空隙,我也不敢再去劳累他老人家。

  想不到巴老却主动对我说:“大家都祝我健康长寿,这当然很好!但一个人如果不能工作,健康长寿又有什么意义呢?”

  巴老的话,既使我感动,又使我震撼。巴老真是春蚕,既平凡又伟大的春蚕!但我不完全赞成巴老的话。我说:“您也不能要求过高。任何人都有为社会做贡献的时候,也有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不能说人老了,不能工作了,健康长寿就没有意义了。您为人民做了很大贡献,即使将来不能工作,只要您健在,对广大读者就是一种力量、一种鼓舞!”

  巴老没有反对我的意见,但也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后来话题又转到我年过六十,已离开第一线的工作。巴老突然笑着说:“我六十六岁才进‘五七’干校。”巴老说这话,意在鼓励我应在不同的岗位,努力为人民工作。

  去年巴老生日,我打电话祝贺。但巴老不在家,巴老的女儿小林和女婿小祝以及小棠都不在家。为什么?我着急了!九姑妈告诉我,巴老上身痛,几天没睡好觉,到医院检查去了。第二天在电话里找到小棠,他说巴老因老年骨质疏松造成胸椎骨折,已住华东医院治疗。医生说起码要在床上平躺两个月。我知道,这意味着巴老又得与病魔做一场艰苦的斗争。

  经过医院精心地治疗和护理以及子女细心的日夜照顾,巴老的胸椎骨接好了。我因老伴生病,一时不能去看望,就靠电话联系。今年6月我女儿从加拿大回来,在她的支持下,我到杭州去陪了巴老三天半。

  巴老一贯乐观,但也有苦恼,担心健康状况不允许他再为人民工作。我又想起他在1991年对我说的话:“一个人如果不能工作,健康长寿又有什么意义呢?”我说:“大家都主张您现在要把健康摆在首位,也就是健康第一。只要您健康,对广大读者和众多亲友,就是鼓舞和力量!”并再次向巴老陈述了我当时的看法。

  “是呀!”巴老说,“冰心健在,对我就是很大的鼓舞!”

  用时髦的语言来说,能和巴老取得这样的“共识”,我由衷感到高兴。当我离开杭州巴老住处时,我情不自禁地拥抱了他。以前我们分别时一般只是握手。

  更令人高兴的是,巴老的健康情况有进步,半年来又写了五篇短文。重似千斤的笔,又被颤抖的手移动了。什么力量支持巴老成为“举重”能手?只能是巴老那一颗永远热爱祖国和热爱人民的心!

  巴老的九十二华诞即将来临。我忘不了和巴老的拥抱,我身上还能感受到他的体温。这既平凡又伟大的春蚕的体温,会净化我的心灵,教我做人作文。

  1995年11月14日

  不做盗名欺世的骗子

  ——巴金二三事

  我并不希望替自己树碑立传,空话我已经说得太多,剩下的最后的两三年里我应当默默地用“行为”偿还过去的债。我要做一个普通的老实人。我没有才华、没有学问、没有本领,只有一颗火热的心、善良的心。

  ——摘自巴金给李致的信

  五十多年来,巴老给了我很多教育。去年夏天我去杭州看望巴老,临别前一天下午他与我谈心,第一句话就是:“人各有志,但最要紧的是做好人!”这里所记的几件事,对我既是言教又是身教。

  反对用巴金的名字建基金会、设文学奖

  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开始在四川出书。从出第一本书起,他就宣布不要稿酬(以后又包括萧珊的译著)。当时向巴老要书的人很多,样书不够,他就出钱买;出版社为他冲洗照片,他从上海寄钱来付费。

  留在出版社的稿费怎么办?

  2014年,成都市文化局在巴金故居原址立碑。李致在碑旁留影

  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党委讨论了这个问题。多数同志主张用巴金的名义设立奖金。我知道巴老不会同意,所以在转达这个意见的同时,建议把稿费用来帮助某些有困难的作者。不久,巴老回信说:“稿费问题就照你所说用来帮助作者吧。设立奖金我不赞成,我反对用我的名字。”出版社党委尊重巴老的意见,没有设立以巴金命名的奖金;以后把这部分稿费转给四川省出版工作者协会。

  巴老这个态度一直没有改变。

  1994年1月1日,巴老给四川省作家协会写信,再次表明对以自己的名字建立“基金会”和设立“文学奖”的态度。他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学工作者,写作六十几年,并无多大成就,现在将我的名字和我省文学事业联系在一起,对我实在是莫大的荣誉。我非常感谢。但是建立‘巴金文学基金’,设立‘巴金文学奖’,又使我十分惶恐。我一向不赞成以我的名字建立基金会、设立文学奖。”

  前不久,一个海外华人组织与我联系,他们准备拿出一笔钱设立巴金文学奖,以奖励在文学上有成就的华人。我只好告诉他们,巴老一贯不赞成用他的名字设立奖金,我不愿为这件事去麻烦他老人家。

  不赞成恢复故居

  巴老的故居在成都市正通顺街。

  这座院子是巴老的祖父购置的。最兴旺的时候,住着四代人,人称“四世同堂”。

  巴金故居模型

  巴老诞生在这里。除幼年随父亲在广元县住过两年多之外,一直生活在这里。巴老十九岁时,他和他的三哥离开成都去南京。随着大家庭的崩溃,故居被出卖了。

  巴老目睹了封建大家庭的黑暗和腐朽,他年轻的心备受煎熬。二十七岁的时候,巴老满怀悲愤地控诉,写出了《家》——“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以后又写了《春》和《秋》。

  巴老的作品被翻译成二十多国文字,在国外广为流传。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国外友人和港台同胞来成都,希望看看巴老的故居,有些时候找到我。尽管我做了解释,故居已经不存在了,但这些朋友还是坚持要去正通顺街看一看,在故居原址拍照。有的还对没有保留巴老的故居表示遗憾。省作家协会面临的压力更大。

  1985年省作协给省委、省政府写了报告,要求恢复巴老的故居。张秀熟、任白戈、沙汀、艾芜、马识途等同志积极支持。经省委同意,建立了一个筹备小组。可是巴老一直不赞成,他多次对我讲:“不要恢复故居。如果将来要搞点纪念,可以在旧址钉一个牌子,上面写:作家巴金诞生在这里,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

  1956年冬,巴金第三次回成都,在正通顺街故居原址前留影

  说实在的,对巴金故居,我一直处于矛盾状态。从在省委宣传部分管文艺工作这个角度来考虑,能恢复故居的确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去过若干国家,多数国家都注意保存著名作家的故居。但我是巴老的亲属,明知他不赞成,当然不愿做违反他心愿的事。

  1987年10月8日巴金参观“双眼井”

  由于存在各种困难,加上我不积极,恢复巴老故居的筹备工作一直没有进展。但巴老很不放心。1986年10月3日,巴老去杭州休息之前写信给我:

  我想谈谈故居的事,一直没有工夫写出来。我的意思就是:不要重建我的故居,不要花国家的钱搞我的纪念。旅游局搞什么花园,我不发表意见,那是做生意,可能不会白花钱。但是关于我本人,我的一切都不值得宣传、表扬。只有极少数几本作品还可以流传一段时期,我的作品存在,我心里的火就不会熄灭。这就够了。我不愿意让人记住我的名字,只要有时重印一两本我的作品,我就满意了。

  不久,我又接到巴老当月21日的信。他说:“我耳病未愈,无法跟你通电话,否则就用不着写信了;写信在我是件苦事。但不写信又怎么办?你知道我的想法吗?我准备写封长信谈谈我对‘故居’的意见(也就是说我不赞成花国家的钱重建故居),以为在杭州可以写成。想不到十一天中一字也未写,因为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回到上海更没有办法。现在把第五卷的《后记》寄给你,你不妨多想想我那句话的意思:‘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盗名欺世的骗子。’”30日,巴老又在给我的信上说,“关于故居的事就这样说定了。不修旧宅,不花国家的钱搞这样的纪念,印几本《选集》就够了”。

  巴老1987年10月回成都,到故居参观。当时,原来的住房都没有了。从故居出来,大家陪巴老去看街旁的双眼井。巴老由人扶着,满怀深情地站在井旁,弯着腰望井底。时代不断地变化,双眼井是历史的见证。我不禁想起巴老给我说过的一句话:“只要双眼井在,我回四川还可以找到旧时的脚印。”

  把好不做“名人”这个关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巴金全集》时,拟编两卷巴金的日记。巴老委托我替他校看日记原稿。四川出版界一位朋友知道这个情况后,建议由四川出版日记的单行本。

  1991年冬我去上海,向巴老转达了这位朋友的请求。巴老有些犹豫,我说:“《鲁迅日记》也有单行本,您的日记也可以出单行本。”在我的再三要求下,巴老勉强同意了。

  我回成都不久,外甥李舒给我带来巴老的信:

  关于日记我考虑了两个晚上,决定除收进《全集》外不另外出版发行,因为这两卷书对读者无大用处(可能对少数研究我作品的人提供一点线索)。我没有理由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费纸张。我最近刚看过这些日记,里面还有些违心之论,你也主张删去,难道还要翻印出来,使自己看了不痛快,别人也不高兴?你刚来信说你尊重我的人品,那么你就不该鼓励我出版日记。这日记只是我的备忘录,只有把我当成“名人”才肯出版这样东西。我要证明自己不愿做“名人”,我就得把紧这个关,做到言行一致。对读者我也有责任。我出一本书总有我的想法。为什么要出日记的单行本?我答应你,也只是为了不使你失望。几十年前我曾经责备自己拿作品应酬人,因此大发牢骚,今天在我搁笔的时候我不能再勉强自己了,何况《全集》出版之后另出日记单行本还要同人文社办交涉。

  一句话,日记不另出单行本。

  回想起来,我当初想得太简单。《鲁迅日记》是在鲁迅逝世后多年出版的,他在世时也可能不同意。巴老同意把他的日记编入全集,仅仅是为了“对少数研究”他的“作品的人提供一点线索”,但他反对“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费纸张”。特别是巴老强调“日记只是我的备忘录,只有把我当成‘名人’才肯出版这样东西。我要证明自己不愿做‘名人’,我就得把紧这个关,做到言行一致”,使我深感自己对巴老的理解还很不够。惭愧之余,我立即给巴老去信表示尊重他的决定,并把巴老的决定转告给出版界的那位朋友。

  一年以后,即1992年9月15日(当时我暂住美国),巴老在《巴金全集》第二十五卷的《代跋》中又提到这个过程:

  在这之前,四川的出版社曾向我组稿,要求单印我的日记,我答应了李致,后来忽然想起我写的日记只是写给自己的备忘录,明明是为自己服务的,并无出版单行本的必要,便通知李致收回了诺言。

  对人对己

  巴老年高且身体不好,又有繁重的写作计划。他怕干扰,我们也不愿干扰他。但许多人都想看看巴老,或请他写文章、题字,或为他拍照、摄像。遇到这些要求,我总是加以解释,希望得到谅解。

  但有时也有例外。

  1991年秋,时任成都市第二中学校长张珍健同志来到我家。他是巴老的读者,十分崇敬巴老的作品和人品。为迎接“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成都举行,他用了半年时间把巴老作品的书名刻成五十六方印章,并请艾芜老人题签。他希望我为他介绍,以便他到上海把这些印章送给巴老。

  珍健同志幼时患骨结核双腿致残,一生拄着双拐。看见他诚恳的态度和辛苦的劳动,我委实被感动,也犹豫了。我向他说明了巴老的近况,试图寻找一个折中方案:我去信征求巴老的意见,能否用十五分钟时间会见他。珍健同志表示同意,愿意静候佳音。

  不久巴老即回了信:

  张珍健同志要送我七十多个印章,我感谢他的好意,但是我不愿意举行一种接受的仪式,让人们谈论、看热闹,也不愿意让他把印章送到上海亲手交给我,只为了一刻钟的会见。这样做,我仍然感到很吃力,而且显得不近人情。总之烦你告诉张同志,不要来上海送印章,他的好意我心领了。我看由慧园代收,不好吗?将来还可以在慧园展览。

  读完信,我感到自己考虑很不周到。我虽然没有建议举行“接受的仪式”,但的确没有想到“为了一刻钟的会见”,让珍健同志专程到上海“显得不近人情”。我当然得尊重巴老的意见,便给珍健同志打了电话,委婉地作了解释,请他谅解。

  我1992年春去美国探亲,在波特兰住了八个多月。1993年回到成都,偶然在《读书人》杂志上看到珍健同志的文章《巴金访问记》。原来珍健同志已在1992年秋到上海看望了巴老。当时,我外甥李舒(他为巴老做秘书工作)为珍健同志开了门。巴老收到《印谱》以后,既高兴又谦虚地说:“你不值得花这么多时间和功夫,我过去那些书都是乱写的,没有多大意思。”巴老和珍健同志交谈了五十多分钟,送了一部“激流三部曲”给他,并题字签名。临别的时候,八十七岁高龄且举步维艰的巴老,坚持把珍健同志送到大门外。珍健同志一再请巴老留步,巴老却说:“你不远千里专程来访,我送送你是应该的。”

  巴老就是这样对人对己的。

  1996年4月20日

  * * *

  此处巴金记忆有误,应为五十六方印章。

  慧园:位于成都百花潭公园内,建于20世纪80年代。其景观和布局多以巴金作品《家》中李家花园及部分建筑为蓝本。辟有陈列室,陈列有巴金的手稿、书籍及照片等。

  为人着想

  ——巴金与我的藏书

  我是受五四新文学影响成长的,因此喜欢藏书。上学的时候,零花钱不多,仅有的钱大多用在买书上。1949年前,我从旧书摊买齐了鲁迅的小说和杂文集,还有一些翻译小说,居然有一箱藏书。1949年夏,党的地下组织要我从重庆撤退到成都,我把一箱书寄放在一个朋友家。一解放,这位朋友本着共产主义精神把书全部捐赠给图书馆,我于是成了80年代流行歌曲所唱的“一无所有”。

  20世纪50年代,从零开始,我又买书。这时,除文艺书籍外,我还买一些政治和历史书籍。1955年5月,四爸巴金从印度回国,路经重庆,打电话找到我。这是我长大以后第一次看见他。彼此询问了对方的近况,谈得很愉快。临别时他关切地对我说:“你喜欢读书,以后需要什么书来信告诉我,我可以送你。”我丝毫没有客气,立即表示感谢。

  从此,巴老常寄书给我。不论我从重庆调到成都,从成都调到北京,只要我提出要求,巴老总是有求必应。例如《契诃夫小说选》,三十几本,他基本上为我找全。60年代,《欧阳海之歌》刚一出版,他即主动寄给我,当时我在辽宁参加“四清”。许多同志表示羡慕,排队向我借阅。由于书价低,我经常也买书,在藏书上逐渐“先富起来”。

  1955年春,巴金路过重庆,这是李致成人后第一次见巴金

  1964年,我第一次到上海。巴老领我参观他的藏书。大小共六七间屋子,许多书柜和书架,还有一些书刊堆在地板上。这书的海洋深深地吸引了我,但可望而不可即。

  “文革”一开始,我和巴老都在异地受审,在1972年才重新取得联系。第二年我调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又开始向巴老要书。当时,巴老的书早被封存,但我仍能得到一些书。例如《屠格涅夫散文诗》《罗亭》《约翰·克里斯朵夫》《稼轩长短句》《今古奇观》《元杂剧选》《康熙字典》等。每收到巴老寄来的书,我都写信感谢。1967年1月20日,巴老在给我的信上说:“寄点书给你,算不上什么,只希望你好好工作,能做出点成绩。我的书房还没有启封……不过里面大部分是成套的外文书,我一时也用不着。外面的书也不少,我有时还送点书给别人。还有小林、小棠也拿了些书去。给小林的最多,你是第二。”

  我经常患眼病,1975年住院治疗几个月。巴老很关心,来信说:“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你的眼睛、你的身体,你要注意,为了更好地工作。”稍好一点,我闲不住,又想看书。不久,巴老寄了一套旧版本《镜花缘》给我,并在信上说:“《镜花缘》找全了,这是大字本,看起来方便些。”当我靠在病床上翻大字本的《镜花缘》时,深感巴老在这些细小的问题上都能为人着想。

  2001年,李致在家里的书柜前,其中有价值的书大多是巴金送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恢复名誉,存款也解冻。当时我一年要去上海两次,每次去一般都要与巴老谈到深夜。有一次长谈快结束时,巴老问我:“你一年要花多少钱买书?”

  我无法细算,仅估计了一下,说:“大约三百元。”

  他说:“你把发票留着,定期到我这儿来报销。”

  我对巴老的关切十分感动,但思想上极为矛盾。经过短时间的思考,我回答说:“按我和你的关系和感情,你给我什么我都愿意接受,但你最好不给我钱。因为我怕别人误以为我与你接触是为了向你要钱。”我之所以这样说,是确有个别人因为巴老爱帮助人,便随意向巴老要钱。

  巴老理解人尊重人,立即说:“好,我还是送书给你。”

  为了藏书,我有时也向十二孃和小幺爸要书,巴老却说:“你不要向小幺爸要书,他还有三个女儿,应该留给她们读。”我听了感到很惭愧,为什么我没有为人着想呢?我把巴老的提醒当批评,举一反三,感到自己的思想境界与巴老有很大的差距。

  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我常向巴老要书。有一次在上海,心直口快的九姑妈批评我:“老五,你光晓得向四爸要书,他年纪这么大了,要找书、包书、写封皮,然后提着书从武康路到淮海路邮局去寄。他受得了吗?”

  我接受了九姑妈的批评,从此没有写信向巴老要书。按照巴老的意见,改为我到上海时自己把书带回。以后去上海的时间少了,巴老给我的书一般请我的外甥李舒带给我。有一次巴老来信说:“画册给你留一本在这里。李舒带的东西太多,我不好意思增加他的负担。”由此可见巴老处处为人着想。

  巴老戏称我为“藏书家”,有些版本好的书,他特别要送给我。在我的藏书中,有价值的书大多是巴老送的。这些年每看见自己的藏书,既感到巴老对我的爱,又想起九姑妈的批评。我仿佛看见若干年前,七十高龄的巴老忙着为我找书、包书、写封皮,然后一个人提着书到邮局去寄。我现在还不到七十,多做一点事、多走一点路就感到累,而巴老当时的年龄比我现在还大。我怎么那样不懂事,不为人着想?问心有愧。

  巴老常说他欠了债,要还清。我欠了巴老的债,也要一笔笔地清偿。

  1998年2月13日

  要有信仰

  ——《巴金教我做人》后记

  受采臣叔的鼓励和督促,我编写了这本书。编辑同志要我写一篇后记。其实我的意图,一看书就明白,用不着再做说明。还是写一些与巴老有关的事。

  我父亲是巴老的大哥。我出生的时候,巴老刚从法国回国不久,住在上海。1941年和1942年,巴老两次回成都,我正上小学,还是一个调皮的孩子。十三年后我在重庆看见巴老,才与他建立联系。我是巴老忠实的读者,他的许多书曾一次又一次地打动我的心,启迪我去追求真理。我信仰他主张的“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我很看重这一点,认为它远在我们亲密的血缘关系之上。然而,对巴老更深一层的理解则是在“十年浩劫”之中。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正是在这前后,李致走进了巴金的心灵——对‘四人帮’的憎恨,使两代人的心如此节拍与共,和谐相生。”在黑暗的日子里期盼光明,那历程是多么痛苦和漫长呵!“四人帮”垮台,我们欢欣若狂。巴老在给我的信上声讨“四人帮”的罪行。我则骑着自行车把巴老重新提笔写的第一篇散文《一封信》,送给他在成都的亲友阅读。以后,四川不仅出版了巴老自选的《巴金选集》(十卷本),而且出版了包括《随想录》在内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所写的全部著作《讲真话的书》。

  早在60年代初期,原《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邢方群同志(他是巴金的三哥李尧林的学生),曾建议我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做一些有关巴金的研究工作。当时正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尽管我喜欢文学又喜欢写作,但早已吃过苦头,不愿再去“触雷”。“文革”期间,张春桥、姚文元一伙,全面否定巴老的著作,引起了我的不平。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产生了要为巴老的书说“公道话”的愿望。可是我忙于工作还没有顾上写作,已有许多人出来写文章了。为巴老写传或写评传,徐开垒和李存光等经过多年积累和研究,也先后出书。巴老既看重作文,更看重做人。与巴老多年接触,在这方面我有许多感受。我并没有一套写作计划,也没有专门采访过巴老,但总不断有感情要倾吐。这样,我着重在巴老做人和教我做人上,写了一些散文。我愿意有更多的人了解巴老的为人,从中汲取有益于自己的东西。

  我说我信仰巴老的许多主张,远超过我们亲密的血缘关系,并不是说我看轻血缘关系。巴老说我父亲是爱他“最深的人”之一,还说我父亲是他“一生爱得更多的人”。由于巴老与我父亲的关系,他自然很爱我和我的几个姐姐。巴老1941年第一次回成都,发现我患疟疾,就为我买了一种叫“扑疟母星”的药。我上中学的学费是巴老供给的。我因所谓“胡风问题”受审查,他在全国人代会上向任白戈打听我的情况。我不断向他要书,他有求必应。经历了“文革”,我和巴老加深理解,感情也更深厚。我在出版社工作那几年,我们每年要见两三次面,无所不谈。白天在客厅谈,散步时也谈,总是互相抢着说话。晚上在书房谈,直到深夜,往往要姑妈来提醒几次才结束。这些谈话在我心里留下深刻印象,无法一一列举。记得1995年4月一个下午,我和巴老一起散步。他对我说:“我要言行一致,把各种事情处理好。特别要做到:一不自私,二不爱钱。我不希求什么,我的许多东西以后都要捐献出来。”巴老很少称赞我,更多的是提醒,有时也批评。有一次,他风趣地对我说:“我正在给你打分。”但没有说他给我打了多少分。有段时期我为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感到苦闷和困惑,他说:“要有信仰。人类一定有希望,也一定有好人。说句笑话,坏人也得依赖好人才能存在,否则就无所谓好人或坏人之分。”现在想起来这些话,我仍感慨不已。巴老很爱我,我也很爱他,但他为我做得很多,我为他却做得很少。我说过我欠了巴老很多债,将认真反思和努力清偿。

  “文革”后,巴金提笔写的第一篇散文《一封信》,发表于《文汇报》

  1991年冬,李致去上海看望巴金,与巴金、李小林合影

  巴老曾对我说,他给两个人写信最多:一是王仰晨,一是我。本书编选巴老给我的信并非全部信件。“文革”中造反派拿走近五十封信,石沉大海。有些信涉及某些单位和人,没有选录。已选编的信,除一两封外,都编入《巴金全集·书信篇》。只是《书信篇》发行量不大,很多读者没有看到。

  目前非畅销书的出版很困难。我是一个老出版工作者,深知其中的原因。为此,感谢宁夏人民出版社能出版我这本书。

  1998年6月28日

  * * *

  王仰晨:巴金的朋友,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

  只有讲真话的人才可能追求到真理

  今天,我们在一起庆祝巴老百岁华诞。我代表四川省文联和全省文艺工作者,向巴老表示衷心的祝贺。

  作家巴金,从事创作七十多年,著译一千二百多万字。他的小说“激流三部曲”(即《家》《春》《秋》),反对封建礼教和专制,鼓励青年奋起反抗争取自由,整整影响了几代人。“十年浩劫”中,巴老无论精神和肉体,都受到摧残,被迫停笔。“文革”以后,巴老独立思考,讲真话,反思和抨击“文化大革命”,并严于解剖自己。他的力作《随想录》,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人们喜爱巴老的作品,敬重巴老的人品,称巴老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

  巴老一贯说自己不是为当作家而提笔的,他甚至不承认自己是文学家。他说:“我写作不是因为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的祖国和同胞,我有无限的爱,我用我的作品来表达我的感情。”他还说,“我写作是为了同敌人战斗。”“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

  至于文学,巴老的看法是:“人为什么需要文学?需要它来清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需要它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他还说,“文学的目的是要人变得更好。”

  四川省庆贺巴金百岁华诞座谈会现场

  巴老曾对我说过:“能够多活,我当然高兴,但是我离开世界之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得到人们的理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实,广大读者是理解巴老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半个世纪以来,巴老受到过一些误解和指责。

  “无政府主义者”这个称谓,就是对巴金的指责。中国的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道路十分曲折。巴金在早期信仰过无政府主义,许多知识分子如此,毛泽东也如此。无政府主义反对权威、反对专制,虽然在如何建立大同世界上有空想的成分,属于空想的社会主义,但是在反对旧社会、旧的专制统治上,起过积极的作用。巴金早年是无政府主义者,同时也是爱国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他参加新思想启蒙运动,继而又坚决拥护抗日战争和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鲁迅早在30年代就称赞“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巴金文学院成立二十周年庆祝大会现场

  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一些评论家指责巴金的作品没有给读者指路。他们认为巴金只是揭露了旧社会的腐朽,但青年人离开封建家庭以后干什么,巴金没有指明出路。毛泽东为建立新中国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在他晚年出现了“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主张改革开放,具体怎么做,他认为只有“摸着石头过河”——这是科学的态度。伟大的政治家尚且如此,怎么能苛求一位作家来指路呢?如果谈到巴金著作的影响,当年有人在延安做过调查,不少知识分子是受巴金小说《家》的影响而投身革命的。这个情况,毛泽东在1945年去重庆和谈时对巴金说过。如此看来,巴金的作品是有利于革命,有利于社会进步的。

  20世纪80年代,巴金提倡讲真话。有些理论家指责说,真话不等于真理。真话的确不等于真理,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讲真话是针对讲假话而言的,不能因为真话不等于真理而反对讲真话。如果一定要把真话与真理联系在一起,应该说:只有讲真话的人才可能追求到真理,讲假话的人永远与真理绝缘。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经不难看清谁是谁非了。

  巴金文学院成立二十周年庆祝大会主席台。前排左一为马识途,左二为吉狄马加

  巴老坚信:“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巴老就是凭着这一信念来写作和做人的。他晚年患帕金森病,提笔重似千斤,仍然坚持笔耕。同时,为了表示不做盗名欺世的骗子,他用行动来补写他用笔没有写出来的一切。

  我无法在此一一叙述巴老的为人,只举一个例子:海内外许多人希望恢复巴老在成都的故居。20世纪80年代初,省里曾决定成立筹建故居小组,马识途同志为召集人,我也是小组成员之一。筹建工作没有进展,重要原因之一,是巴老不赞成花国家的钱重建故居。1986年10月3日,巴老写信对我说:“我想谈谈故居的事,一直没有工夫写出来。我的意思就是:不要重建我的故居,不要花国家的钱搞我的纪念。……关于我本人,我的一切都不值得宣传、表扬。只有极少数几本作品还可以流传一段时期,我的作品存在,我心里的火就不会熄灭。这就够了。我不愿意让人记住我的名字,只要有时重印一两本我的作品,我就满意了。”

  巴老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必然反映在对家乡的热爱上。巴老1923年离开成都去南京求学,后来又去法国留学。因为对故乡的眷念,以后四次回到四川。“文革”后,由于经历了“十年浩劫”,由于高龄,他不止一次地说:“近年来我非常想念家乡,大概是到了叶落归根的时候吧!”一时没有回来,连歌曲也常引起他的思乡之情。他很喜欢《那就是我》这首歌。他说:“歌声像湖上的微风吹过我的心上,我的心随着它回到了我的童年,回到了我的家乡。”1987年金秋十月,巴老终于再次回到四川,在故乡待了十七天。巴老离开故乡回上海后,很快写来一封信:“我已回到上海,正点到达。眼前全是上海的景物,仿佛做了一个美好的梦。十七天过得这样快!我说我返川为了还债,可是旧债未还清,又欠上了新债。多少人、多少事牵动着我的心,为了这个我也得活下去,为了这个我也得写下去。”这以后,巴老常说:“现在我哪儿也不去,就想再回四川一次。”可惜由于健康的原因,巴老这个愿望已经无法实现。

  四川代表团到上海市华东医院祝贺巴金百年华诞。左为巴金的女儿李小林,中为代表团副团长龚炤祥

  家乡人民对巴老充满感情。在巴老进入百岁之际,四川省委、省政府,有关部门,广大读者,有关各界开展了庆祝活动,出现了不少动人的故事。巴老一向不张扬自己,不讲排场,怕惊扰别人。我想,如果他知道这些情况,除对大家的盛情由衷地感谢之外,他一定会用纯正的四川话连声说:“不敢当!”

  大半年来,因为庆祝巴金百岁华诞,我接触到一些年轻朋友,他们尊敬巴老,热心各种庆祝活动,但却很少(或没有)读过巴老的书。因此,在一次答记者问时,我说:“对年轻人来说,如有条件,最好读几本巴老的书。”

  今天,我们在巴金文学院开会,巴老在上海华东医院治病。虽然远隔千里,但我们和巴老却靠得很近。宏伟的事业和故乡情结,使我们的心和巴老的心,永远在一起。

  2003年11月21日

  * * *

  本文系在四川省庆祝巴金百岁华诞座谈会上的讲话。

  从“存目”谈起

  ——兼致范用兄

  在摧毁文化的“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成了被“革命”的对象,被迫停笔。粉碎“四人帮”之后,广大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作家,特别是老作家的信息,渴望读到他们的文章。四川人民出版社察觉到读者的感情和需要,出版了老作家的《近作》,首先出版的是《巴金近作》。《巴金近作》之后出了四本,分别为《巴金近作》(第二集)、《心里话》《探索与回忆》及近作合集《讲真话的书》。《讲真话的书》书名是时任四川文艺出版社总编辑杨字心同志建议的。

  改革开放的前十年,极左思潮时隐时现。对巴金的《随想录》,有人指责他不该赞同赵丹“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的遗言;指责他几次谈“小骗子”,揭露了“阴暗面”;指责他主张讲真话,因为“真话不等于真理”;等等。曾经有人企图把巴金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更有甚者,叫嚷要“枪毙巴……”出版巴金的书难免没有一点风险。幸好任白戈非常关心四川的出版工作。当我们谈到这些为难之处时,他说:“巴金是国内外有影响的作家,他的某些见解,有人一时不理解。但巴金送来的书稿,出版社一定要出版。如有人反对,我会出来为你们说话。”他的支持,增强了我们出书的勇气。书的发行量大,影响更大。

  在出版《讲真话的书》之前,正碰上一次不是运动的运动,极左思潮再度抬头。我时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文艺和出版工作。和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许川一起,从实际出发并为稳定人心,公开表示四川文艺界的主流是好的,尚未发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即有人指责我们包庇有问题的人,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当时,文艺出版社曾被停业整顿,刚恢复出书不久。……在这种形势下,我几次去上海与巴老商量:一、推迟出书时间;二、用“存目”的方法出书,即抽掉三篇文章,在目录上保留题目,注明“存目”二字。1987年4月14日,巴老来信说:“在这段时间里,我最好保持沉默,沉默对我养病有好处。因此《近作》暂时不出也好。对所谓《巴金传》我也是这样的看法。我现在考虑的是国家民族的前途,不是个人的名义。”以后,巴老认为,不要因为两三篇文章,影响到其他大量文章不能与读者见面,原则上决定采用“存目”的办法。1989年8月26日,巴老在给我的信中,一开始就说:“我同意用‘存目’的办法,反正你是责任编辑。我不会让你为难。”在编书的过程中,我认为原拟抽掉的三篇文章中的两篇文章,可能不会让别人抓住辫子,只决定把《“文革”博物馆》一篇“存目”。因为在这篇文章里,巴老不赞成前几年的“清除精神污染”。为此,我委托去北京参加会议的张仲炎,代我请示时任中宣部分管文艺的副部长贺敬之。仲炎回成都后告诉我:“敬之同志说完全相信李致会处理好这个问题。”这样,巴老从粉碎“四人帮”到1990年的全部著作(包括《随想录》在内),以《讲真话的书》为名,终于出版了。

  《讲真话的书》及《随想录》单行本

  1990年12月25日,巴老在给我的信中说:“书三十二册收到,你们辛苦了,印刷装帧都还过得去,我相当满意。感到遗憾的是漏掉了几篇文章(如译文选集小序等),和用‘存目’的办法删去了一篇‘随想’。特别是后者,这一办法本身就是一篇‘随想’。读者会明白这个意思。这次寄来的是精装本。三十二册已经够了。一定还有平装本,也寄点来吧。在四川恐怕这是我的最后一本书了。”

  “存目”的办法,我是从巴老那里学来的。1980年,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官员提出不写“文革”的主张,巴老在香港《大公报》发表的《随想录七十二·怀念鲁迅先生》一文,其中不仅涉及“文革”的话被删去,“甚至鲁迅先生讲过的他是‘一条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血’的话也一笔勾销了,因为‘牛’和‘牛棚’有关”。巴老很不高兴,决定终止为《大公报》写专栏。巴老给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官员写信,表示“我就是你这个主张的受害者”。这是当年巴老告诉我的。以后,《大公报》有关人员向巴老表示歉意,巴老才继续为专栏写稿。巴老为此写了《“鹰之歌”》说明此事。在香港出版《真话集》时,巴老在目录《“鹰之歌”》下,用了“存目”的办法。

  巴老因患帕金森病,举笔重千斤

  1992年,小平同志在南方作了重要谈话,政治环境较为宽松。《讲真话的书》再版时补收了《“文革”博物馆》,去掉了“存目”。一些人开始议论《讲真话的书》初版所采用“存目”的办法。其中多数人不了解事情的由来,认为巴老的文章非常重要,怎么能抽去一篇呢?我完全理解他们关注和尊重巴老的心情。只是有的人,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对“存目”这种做法,专门发表文章,将矛头直指时任宣传部副部长的我,说我是背着巴老干的(或强迫巴老同意的);又指责说,“存目”者,“开天窗”也,只有在解放前对国民党采用这种办法。解放后的书,没有出现过“开天窗”,这本书创新中国以来“开天窗”之首例。我真不知道是批评我右了还是“左”了,是保守还是冒进,是怯弱还是逞能?……事后一想:这实际上是在向官方“举报”我,但毕竟时代不同了,领导没上当,我也没受到惩罚。

  不能说这种指责对我没有干扰。但是,十四年来(1990年至今),我没有发表过巴老的信,也没有写过文章为自己辩护。原因很简单,我不愿意巴老为这本书增添烦恼。同时,我坚信巴老说的:“读者会明白这个意思。”随着时间的推移,已逐渐证实这一点。

  去年在《文汇读书周报》读到范用兄的文章。尽管范兄不知道“存目”的由来,却说了这样一段话:

  曾有温姗先生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发表文章议论此事:

  把巴老这篇文章免登的做法极不可取;但是,编者仍然“存目”还有可取之处,至少他们有勇气告诉读者这里本来应有如此一篇文章,让读者去思索个“为什么”,而且引火烧身地招来对他们的批评。如果他们干脆连目录都删去,作者、读者更是连话也说不出一句,岂不省事?

  这种理解是很可贵的。

  早在1981年,巴老就说:“我一不怕死,二不怕苦,只是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长官点名,我不会害怕。倘使一经点名,我就垮下,那算什么作家?”“文革”博物馆是巴老倡议的,巴老一直坚持这个主张,从未退缩。巴老为保护出版社,避免授人以“柄”,同意“存目”,是在特定条件下的坚持。我有责任把事情说清楚,以免有人或明或暗地向巴老泼脏水。此时此刻,巴老躺在病床上,我不担心给他增添烦恼了。

  这篇短文也是我给范用兄的信。

  2004年9月18日

  附记

  此文收入文汇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生命的开花》一书,同时作为附录收入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讲真话的书》。

  文中所指针对我专门发表文章的是四川省曲艺团的贺星寒。贺星寒后因病去世。他重病期间我曾去医院看望,去世后亦去灵堂吊唁。他的文章刊于1993年第7期《炎黄春秋》杂志,责任编辑为杜导正。《炎黄春秋》是我一直订阅和喜爱的杂志,可惜此文失实。

  2018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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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用:资深出版人,曾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

  任白戈:曾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文革”中在全国被点名批判,80年代初任四川省政协主席。

  李致是特约编辑,责任编辑是戴安常。

  张仲炎:时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寒夜》与光明

  李致在《寒夜》开机仪式上讲话

  很高兴能出席《寒夜》电视剧开机仪式。

  《寒夜》是巴老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用两年时间时断时续完成的长篇小说,也是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脱稿的时间是1946年12月31日深夜,距今正好六十年。《寒夜》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书中的主要人物生活十分痛苦和无奈,矛盾冲突既频繁又激烈,人性受到严重的扭曲。巴老真实地写了人性,写了人性的扭曲,十分感人,达到很高的艺术成就。巴老说:我的目的无非要让人看见旧社会、旧制度是什么样子,好人得不到好报,我要替那些小人物申冤。“我如果不能替他们申冤,至少也得绘下他们的影像,留作纪念,让我永远记住他们,让旁人不要学他们的榜样。”

  《寒夜》刚出版的时候,一位“批评家”指责作者不敢“面对鲜血淋淋的现实”,甚至因为没有喊“哎哟哟,黎明”,主张把巴金这类作者“捉起来吊死”。现在想起来,像是在听一段无知的笑话。

  我生在成都,在旧社会生活了二十年,接触过不少像汪文宣这样的小人物,其中包括我的长辈。1947年初,因为参加学生运动,我被成都的学校变相开除,去了重庆。巴老在重庆民国路一四五号文化生活出版社开始写《寒夜》,他熟悉民国路和附近的街道。我也在民国路一四五号三楼住过,也常在附近走动,对《寒夜》所写的内容和环境,有一种亲切感。

  《寒夜》主演:刘涛(左)、吕中(中)、赵文瑄(右)

  20世纪80年代,有一次我在上海和巴老一起散步,曾经谈到小说《寒夜》。巴老告诉我:在《寒夜》日译本的“书带”上,有人指出这是一本充满希望的书;在法国也有读者说,读了《寒夜》,他感到光明。希望是什么?光明在哪里?我的理解是:不是要把主人公变成娜拉或变成觉慧,更不是要把他们变成斗争的勇士,而是通过深入描写这些小人物在旧社会的痛苦和悲惨的结局,使读者记住他们,以他们为戒。巴老说,书中的“三个人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我全同情。……不能责备他们三个人,罪在当时的旧社会、旧制度。”我发表《寒夜》,明明是宣判旧社会旧制度的死刑,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它一定灭亡。其实,早在40年代初,巴老在散文《长夜》里说:“这是光明的呼声,它会把白昼给我们唤醒。漫漫的长夜逼近它的终点了。”拍电视剧《寒夜》,无非是让人们记住这段不应遗忘的历史。电视剧是另一种艺术门类,改编是再度创作,为了适应新的审美观念,必然要在原著的基础上有所挖掘和延伸,但只要把握住巴老上述的要点,就不会违背原著的初衷。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发生巨大的变化,人民生活有所提高。经济转型期间,难免出现各种问题。弱势群体的存在,就是问题之一。他们生活困难,看不起病,孩子读不起书;外出打工有时拿不到工资,又没钱打官司;造成精神抑郁,产生许多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等等。政府关心弱势群体,为他们解决了一些问题。文艺家在歌颂巨大变化的同时,也需要关注弱势群体,为他们呼吁,为他们鸣不平。从这个意义讲,拍摄《寒夜》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上海电视台是我国有影响的电视台,80年代曾与四川电视台合拍电视剧《家·春·秋》,取得很好的效益。这次,以上海为主,有关电视台和有关文化单位参与,四川电视台共襄盛举。中央电视台也很重视拍摄《寒夜》。两岸著名的演艺家共同合作。这对广大观众很有吸引力。

  今天是巴老逝世一周年。巴老是作家,出版他的书,研究他的作品,通过电视传媒让他的作品与更多的观众见面,是对巴老最好的纪念。

  预祝《寒夜》电视剧拍摄成功!

  2006年10月17日

  * * *

  本文系在上海出席《寒夜》电视剧开机仪式上的讲话。

  读几本巴金的著作

  ——《四川日报》记者曾鸣专访

  问:离巴老百岁,只有几个月了,大家都很高兴。您有什么想法?

  答:今年,巴老进入百岁。人们尊誉巴老为“世纪良知”,当然很看重巴老的百岁华诞。文艺界、出版界、广大读者、新闻媒体,都计划或开始搞一些庆贺活动。我理解人们的心情。作为巴老的亲属,我衷心地表示感谢。

  问:您如何看待这些庆贺活动?

  答:巴老是作家。他从1927年开始创作,到写最后一篇《怀念曹禺》为止,历时七十多年,著译一千二百多万字。他的代表作《家》《春》《秋》影响了几代人。毛泽东在1945年说过,当年做过调查,许多知识青年去延安,都与读过小说《家》有关。巴老晚年的力作《随想录》,主张讲真话,以切身的感受否定“文化大革命”,并严于解剖自己,启迪了众多人的思想。祝贺巴老百岁的活动,无论是出版巴老的著作,研究他的作品,讨论他的创作思想,介绍他与创作有关的历程等,都是很有意义的事。

  问:巴老平常怎样对待自己的生日?

  答:巴老是一个真诚朴实的人。他不喜宣扬自己。平常,遇到他的生日,一般是与家人一起吃一碗寿面,如此而已。为避免惊动别人,有时还要“躲生”。“文革”后,每逢生日,不少读者和文艺界的朋友来祝贺,他也很不安。年届耄耋,身体不好,无处可“躲”。巴老有几次过生日,我恰好在上海,目睹他寿辰那天,因为客人很多,他一一接待,疲惫不堪。目前,巴老的病情虽然相对稳定,但身体仍很脆弱,抵抗力差。为保证巴老的健康,避免感染,一般人都不去看望他。医院也控制得很严。我相信大家能理解这一点,不去(更不组织人去)上海贺生。

  问:您认为什么是最好的庆贺活动?

  答:我说不出来什么是最好的,但不论什么活动,不要铺张浪费,不要劳民伤财。对年轻人来说,如有条件,最好是读几本巴老的书。我接受过一些采访,发现有些年轻的记者朋友,虽然很热情,但并没读(或很少读)巴老的书。小学生搞一些活动了解巴老,也不是不可以,但如能帮助他们选读一些适合他们阅读的巴老的作品,效果会更好。

  问:作为中小学生,应该向巴老学什么?

  答:十几年前,成都市中小学开展“向巴金爷爷学习”的活动,我就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三点:第一,学巴金爷爷爱祖国、爱人民;第二,学习巴金讲奉献的精神——“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第三,从小学做诚实、讲真话的人。当然,得提供一些巴老的原著供他们阅读。

  问:您如何看待东城根街小学希望更名为巴金小学?

  答:东城根街小学是一所很好的学校。该校的同学十几年前就与巴老有联系,巴老也给他们回过信。学校一贯注意引导学生向巴老学习。全校师生希望更名为巴金小学,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巴老从不愿宣扬自己,反对修复他的旧居,不赞成建立巴金文学奖,等等。我相信,学校师生会尊重巴老的意愿。不命名为巴金小学,并不妨碍小朋友们继续向巴老学习,做像巴老所期望的好孩子。

  问:前不久,又有团体推荐巴老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您有何看法?

  答:感谢许多人对巴老的信任。巴老为人民写作,不在乎获什么奖,当什么“文化偶像”,获多少票名列第几。至于诺贝尔奖,自然科学方面的奖评选标准容易掌握,文学奖、和平奖之类受意识形态影响很大(有位记者把我这句话报道为“文学奖是意识流类的”,令人莫名其妙),所以不必去争取。这一点,我曾与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会长冰凌先生诚恳坦率地交换过意见。我再次建议媒体不必为诺贝尔文学奖炒作。

  问:您个人准备怎样庆贺巴老百岁?

  答:我与巴老多年接触,了解他的为人。他用身教言教,教我做人。在这方面我感受颇深,为倾吐自己的感情,我写了一些散文随笔,整理了几篇日记。在汪致正的策划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拟在近期出版《我的四爸巴金》一书。我将把这本书作为百岁礼物献给巴老。

  问:谢谢您对我讲了这么多意见。

  答:我从来不是巴老的代言人,也未受巴老的子女委托表态。有感而发,闲聊几句,只供参考。

  2003年8月22日

  巴金风骨今犹在

  ——《天津日报·北方周末》记者张星专访

  走入巴金心灵的人

  一开始,我不知应该用怎样的目光打量他。因为他不仅仅是文学泰斗巴金的侄子,《我的四爸巴金》的作者,他还是四川省文联主席,一位从十七岁就参加革命并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老干部。

  那天清晨,当我比约好的九点钟提前了一刻钟按响他家门铃时,立刻受到了热情的回应。当我所乘的电梯上升到这栋公寓的顶层,电梯门打开的时候,我看到,李先生已经身穿西服一身整齐地迎在电梯门口了。他个子不高,满头银发,和蔼亲切的目光中很有几分巴金的风貌。

  他与我的交谈非常真诚。有问必答,有答必真。我没有给他限定访谈的具体题目,而是从他记忆中感受最深的片断谈起,自然而然地进入到巴金的心灵世界和对他一生的影响之中……

  1942年,巴金第二次回到位于成都北门蓥华寺街的家,当时只有十二岁的李致就和他称之为四爸的巴金同睡在一张大床上。那时候李致见有许多青年学生都来找巴金在自己的纪念册上题词,便也模仿着做了一本“纪念册”请四爸题词,巴金并没有对年幼的侄子应付了事,而是非常认真地用毛笔给他写下了:“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四句话,在李致幼年的心扉上刻下了影响一生的烙印。

  《天津日报·北方周末》报道

  巴金曾说:“人为什么需要文学?需要它来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需要它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巴金一贯主张讲真话,为此他不断剖析自己。他说:“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我讲的只是我相信的,我要是发现错误,可以改正。我不坚持错误,骗人骗己。”在巴金晚年的力作《随想录》中我们不能不被他这种凝结在字里行间的赤诚所感动。

  “十年浩劫”开始的时候,正在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社任总编辑的李致,很快就被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揪了出来,先是靠边站,继之进“牛棚”,后被送到干校“劳动改造”。这期间,他与巴金难通消息,1972年萧珊妈妈(巴金的妻子)病逝,他得知同样已被“打倒”的巴金又遭遇了更大的打击,便决定利用回北京探亲的机会,在返回河南干校时借口看眼病绕道去上海看望四爸巴金。那是一次秘密的行程,一次终生难忘的相见!当已是成年人的李致再次和四爸同睡在一张床上的时候,三十年前在成都的情景再次浮现在眼前,分别的时候,正逢大雨,巴金把自己的雨衣穿在侄子身上,他们又一次紧紧握手,互道“保重!”李致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了上海……

  往事依稀,虽然年已七十有七,但李致的思绪非常清晰,从他讲述着的目光中,我仿佛能看到天国中巴金正在倾听的神情,他也许会对他的侄子说:“把我的心带回去吧!”那是巴金九十岁寿辰时,当从成都前来祝寿的友人问他有没有什么要带给家乡人民时,他说过的一句话。

  在回忆四爸巴金时,李致的态度是深情的,也是严谨的,他只讲述他经历的细节和片断,他心中最真实的感受,从不添加任何虚词。他虽然确定了要与我说普通话,但也会忽然间情不自禁地冒出几句四川话来。看得出,他虽然是一位从少年时代就参加革命的领导干部,但他又不是那种纯粹意义上的老干部,他同时又是一个文人,一个出身于那样一个弥漫着文学气息、逃也逃不出的大家庭,并且从少年时代就沉浸在“五四”时期新文艺的绚烂彩池中被熏陶,被浸染,被沉醉……与其说他崇拜四爸辉煌的文学成就,不如说他更拥戴四爸的做人品质!“讲真话”“做好人”成了他一生的信念。或许因为年龄,或许因为巴金对其大哥的深情的转移,这一对叔侄竟相知甚深,那同睡一张床的岁月,偷赴上海探望却不敢多语的无言时光,那多次的深夜长谈,那弥留之际留在彼此手心里的温暖与柔软……

  采访是在一个初秋的上午,李致的家在他那所住宅楼的顶层,他的家人把楼顶修整成一个美丽的空中花园,身处掩映在绿树与小花之中的楼顶,笼罩在轻柔雾霭中的成都市区尽收眼底,空气中弥漫着川中特有的麻辣气息,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怀旧情绪,遥想当年巴金人生最初的日子,就是在这样一种空气中度过,虽然巴金的故居已无了踪影,但他的精神家园却因了他的作品和由这些作品延伸出来的电影和音乐,挥之不去地在故乡蔓延。直到后来我在成都的街巷流连,在四川大学旁一座绿意参天的竹园品茶时,都能清晰地感受到这种巴金式的忧郁和坚韧……我和李致的交谈,就在他们家空中花园里一间四面通透的玻璃房中进行,中午时分,阳光开始照耀,不觉间人已出汗了。正好又有客人来访,于是,我们结束了这次愉快的交谈,回到屋内。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书桌上那尊巴金的雕像,一瞬间被他吸引,也被他震撼!是啊!原来那无形中指引我前来拜访的正是他——

  在我苍白孤寂的青春岁月里,曾经有过“很绝望、很悲凉”的日子,背诵着鸣凤投湖前的那段内心独白,我把巴金的《家》当成了自己人生的慰藉。如今,面对着这位伟大文学偶像的亲属,我却没有了当年阅读巴金时的那种激情与幻想。人事沧桑,心事沧桑,文学的魅力是想象,而这种想象又远远大于真实世界的一览无余。青春年华往往也是人生的梦幻时期,所以,青春加上文学,永远都不是成熟加上现实的对手。而巴金的意义就在于,他不仅写出了不朽的“激流三部曲”,还写出了被誉为“世纪良知”的《随想录》……

  记者:您虽然一直在当领导干部,但同时又是一个作家,您走上写作这条路与巴金有关系吗?

  李致:那当然有关系了。我们家是真正的书香门第,我儿子在美国一所大学当终身教授。他收集到了在清朝乾隆时期我们李家祖先的作品,还有我的曾祖父的东西,李氏诗词四种。

  记者:李家几代人都与文字、文学有解不开的渊源?

  李致:我们李家是一个很大的家族,我父亲(巴金的大哥,《家》中觉新的原型)特别喜欢新文学。包括巴老看的一些新书报都是我父亲买回来先看,然后传给他的。我的三叔是一个很有名的翻译家叫李林,抗战刚胜利的时候就去世了。巴老有一个大弟弟在宁夏,今年大概九十五岁了,解放前后搞过平明出版社,后来支援边区去了宁夏。我开玩笑地讲,在中宣部主编的《出版家列传》中,我们李家就占了两位,一个是他,一个就是我。我曾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从刚粉碎“四人帮”到80年代初期,川版书是很有名的。我的另外一个小叔叔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审,既能写书又能翻译。巴金的女儿李小林是上海《收获》杂志实际上的主编(杂志上标的是第一副主编)。巴老的儿子李小棠笔名李晓,是获过全国奖的青年作家。我们家搞出版的就有四位,搞写作的更多几个。我受“五四”以后的新文学、新文艺包括戏剧、电影的影响很大。抗战时中国一批最著名的话剧演员都集中在成都和重庆,我受他们的熏陶和感染。十四岁读初中时,我的第一篇作文就变成了铅字,印在了我们学校的校刊上。那时校刊只登老师和校长的文章,一年只选一篇学生写的,所以我很受鼓舞。

  记者:这件事对您的少年时代是一个特别大的鼓励?

  李致:是。我们是教会学校,我们的校刊只在每年校庆时出一刊。之后,我又陆续在成都、重庆的报刊上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那时候年轻,主要是喜欢小说和诗歌。我是十七岁时入的党,去年刚好是六十年党龄。我从喜欢新文艺到参加学生运动、加入地下党,然后做地下工作……

  记者:您也经受了这么多运动和磨难,但您仍然能像巴老一样坚持说真话,这是非常难得的。最难能可贵的是,“四人帮”揪出来之后,许多人把许多罪行与错误都怪到别人身上,很少有人肯检讨自己。但巴老就勇敢地从自己开刀,写出了《随想录》,这在当时的中国来说,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李致:我在“文革”中挨批斗是很多的,说我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小爬虫,我不服啊,我就在会上高呼“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他们见我不服就打我,因为拉着我做“喷气式”,才没有把我打倒在地……

  记者:在这个社会里生存,完全不讲违心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很多人不愿意承认,巴金却勇于承认。这是非常难,也是非常可贵的。

  李致:我刚才给你讲我自己,我有很多限制词,我也讲过违心的话,讲过假话,我特别限制在“文革”期间。比如别人喊“打倒刘邓”“打倒彭罗陆杨”我也得跟着喊。其实讲真话,是做人起码的一个标准。但是经过“文革”之后,人们却很难做到这一点了。

  记者:是不是因为巴金是您的四爸,您对他更熟悉,更有一种贴近感,从而更喜欢他一些呢?

  李致:从我上初中起,我就喜欢鲁迅。巴金写的东西,我最喜欢的是《家》,有人说是写的我们家,但不完全是。巴老承认有两个人是真实的,一个是我父亲——他的大哥,一个就是曾祖父高老太爷。这也只能说他们的性格是真的。但文学毕竟是虚构的。这是他自己说的,别人对号入座的就多了。比如有人说,巴金是觉慧,巴金说,觉慧身上有他自己的影子,但并不完全是他。巴金的另一篇小说《憩园》,写一个破落的园子里边发生的事,园子的旧主人姓杨,类似《家》中的克定,比较接近巴老五叔的形象。但不能简单化对号。像我的曾祖父,书中的高老太爷,其实还是有一点开明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家当年有许多照片,清末民国初年的时候,一般人都不愿意照相,说是照相机能把人的魂给勾走,但是曾祖父却照相。又比如他送他的两个儿子——我的两个叔祖父到日本去留学。我的父亲因为是长房长子长孙留在家里(他是承重孙)。巴金和他哥哥李林,被送到了外国语专科学校读书。李林(我的三叔)是燕京大学毕业,然后在你们天津的南开中学教书,周汝昌、黄裳、黄宗江等都是他的学生。

  记者:上世纪30年代,巴金曾写过一篇《做大哥的人》,记述了您父亲的一生。对于您父亲的自杀身亡,巴金写道:“我不能不痛切地感到我丧失了一个爱我最深的人。”1965年,巴金在《谈〈家〉》一文中提到您父亲时,又说,“他是我一生爱得最多的人。”足见巴金与您父亲之间的至深情感。这种情感是不是也会带给您?

  李致:当然会。我与巴金之所以亲,血缘关系很深。他当年出去的一些路费都是我父亲为他筹措的。但更主要的还是巴金的做人。我最欣赏巴金的就是他的“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我非常赞成他的“人各有志,重要的是做人”,还有“说真话”……他的很多观点,是这些精神上的因素把我们拉近,而不仅仅是亲属关系。

  记者:您写作用笔还是用电脑?

  李致:我从办离休手续到现在已经十年了,这十年我写了大概五十多万字,我也学会了电脑打字,我会发邮件。我的“脑龄”有七年了。我现在还兼着四川省文联主席,我的老伴长期生病,生活不能完全自理,我没有精力写长篇。我这人生的七十多年,经历了许多事,国民党关过我,“四人帮”也关过我。我写的总题目叫“往事随笔”。已经出版了《往事》《回顾》《昔日》等几本书。

  记者:有人说,作为作家的李致与作为宣传部副部长的李致判若两人。您怎么看?

  李致:肯定是有一定区别的,但不会分得这么清楚。巴金称翻译家汝龙是“黄金般的心”,说他一生不是为了“捞一把”进去,而是自己“掏一把”出来。我当年入党也是这样的动机。

  记者:其实也可以以此来形容巴金,他就是一颗“黄金般的心”。

  李致:谈巴老不能不谈王尔德的童话《快乐王子》,故事写一座城市里有一尊快乐王子的雕像,身上贴满纯金叶子,一对眼睛是蓝宝石做成的,剑柄上嵌着一颗大红宝石。他看到住在这个城市的许多穷苦人,于是让一只准备南飞的小燕子把他身上的金叶子和宝石一一啄下来,送给那些需要帮助的穷苦人。直到最后自己变成一个瞎眼的、难看的、光秃秃的雕像,小燕子感动地不再南飞,冻死在它的脚下……读到这我豁然开朗,巴金不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快乐王子”吗?新中国成立以后,巴金是唯一没有领取工资、仅靠稿费生活的专业作家。他在四川出书都不要稿费,钱捐了出来,建立基金又不允许以他的名字命名,更不允许恢复他的故居。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曾这样写道:“我不希望替自己树碑立传,空话我已经说得太多,剩下的最后两三年里我应当默默地用‘行为’偿还过去的债。我要做一个普通的老实人。我没有才华,没有学问,没有本领,只有一颗火热的心,善良的心。”

  记者:能谈谈您的父亲吗?

  李致:我父亲去世时我才一岁多,谈不上什么印象。他是自杀的,家庭突然破产,他是一个大大的好人,比如你是亲戚,他带着你做生意,赚了钱是你的,赔了钱是他的。后来他做股票生意,赚的钱人家拿走了,但赔的钱要他来还。在他生病期间几家银行倒闭家庭破产他承受不了了,觉得对不起这个家,就自杀了。我在很长一段时间不能理解我父亲。我母亲,还有四个姐姐,生活非常艰难。直到我上中学以后,读了巴金的小说《家》和散文《做大哥的人》才对父亲有所了解。巴金说,我父亲是“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依旧顺应旧的环境生活下去。顺应环境的结果,就使他逐渐变成了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新华社记者赵兰英采访我后这样写道:“在李致心里,四爸巴金胜过亲生的父亲;时常苦恼不被人理解的巴金,却多次说李致是比较了解他的。”这种说法我是认同的。

  记者:您和巴金之间的通信有多少?

  李致:巴金给我写的信,很难精确地进行统计,大概有三百封,其中有五十封在“文革”中被抄家抄走了。我现在还保存了二百五十封信。我给巴金写的信更多。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把我写给他的信送回来了。还专门给我写着:“我本想保留着它们,多么好的资料啊!终于决定请你自己保存。以后你替我整理资料,用得着它们。”我在学电脑时,已经把这些信都输入电脑了。四川人民出版社最近刚刚出版了《巴金的内心世界——给李致的200封信》一书。

  记者:您最后一次见巴金是什么时候?

  李致:2005年,巴金去世时,我去给他送终,撒骨灰时我也是跟船到东海。在他弥留之际,我一直都在他身旁,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医生给他大量地注射镇静剂。病房是不允许进去的。当我赶去之后,小林就说,五哥,你去把手洗干净,去跟爸爸握手。我进去握了大约有半个小时,我发现他的手很柔软,帕金森病人的手一般都是很僵硬的,可我握他的手却很柔软。在这握手的半个小时里我想起了很多很多往事……

  我心中的巴金

  李致在讲座现场

  非常高兴能在上海与热爱巴老的读者、研究巴老的专家见面并交流思想。我不是专家,不做学术演讲。只就我与巴老的接触,讲一些对巴老的感受。我曾经在共青团中央工作十年,普通话肯定比电影《抓壮丁》里的卢队长讲得好,但毕竟不如讲四川话自如。前两天我在成都看望导演谢晋,他主张我讲四川话,说邓小平、陈毅的口音,上海人能听懂。巴老离家八十一年,至今讲四川话。我讲四川话,大家也可以听到巴老的乡音。

  巴金的父母

  我和巴老的交往

  我的父亲是巴老的大哥。我是巴老的侄子。

  一般人只知道巴老是四川人。四川人多是外省移民去的。我们李家的祖籍是浙江省嘉兴,清朝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巴老的高祖父李介庵入川定居。到巴老这辈,是入川的第五代;我这辈是第六代;我的两个小孙女则是第八代。

  巴老诞生的时候,李家是一个封建的大家庭,共三大房。我们这一大房以巴老的祖父李镛为首,他有五个儿子。巴老的父亲叫李道河,是长子。巴老的大哥即我的父亲,叫李尧枚。巴老的三哥叫李尧林,即翻译家李林。三哥是按大排行(李镛的子孙)叫的。巴老还有两个胞弟:一个叫李采臣,在银川;一个叫李济生,在上海。按大排行,巴老共有兄弟二十三人,姐妹十六人。最小的二十三弟,我的二十三叔,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四川人说:幺房出老辈子。

  年轻时的巴金

  1972年,中断联系六年后,李致给巴金写的第一封信

  1923年,巴老与他的三哥离开成都去南京读书。在阔别家乡十八年后,1941年巴老首次回成都。当时,原来的大家庭已经崩溃;加上日本侵略中国,在天津的三爸无法给成都老家寄钱,生活十分困难,我继祖母和母亲各自带子女回娘家居住。巴老回来,住在我们这个小家里。我十一岁,对巴老的印象不深,记得他常带我几个姐姐去看电影,说我看不懂,给我钱买邮票,我从小喜欢集邮。1942年巴老第二次回家,住了四个多月,我和他同睡一张大床。白天,除上学外,我老在外面玩,连吃饭都要大人“捉拿归案”。巴老开玩笑说:“我给你改个名字,不叫李国辉(这是我的原名),叫李国飞好了。”当时,不少青年请巴老题字,我也拿了本子请他写。他丝毫没推辞,用毛笔给我写了四句话,即:“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我小时候对这四句话理解不深,最拥护的是“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因为我外祖母要我“有空就读书”。随着年龄的增长才加深理解,这四句话影响了我一生,我还用它来教育子女和孙辈。平常,我们家有这样一个传统:犯了错误,只要讲真话,可以从轻处罚或免于处罚。用我外孙的话,叫作“诚实了,说真话就不挨打”,尽管我从来没有打过子女。至于我,“文化大革命”中受审查,无论靠边站、被夺权、关“牛棚”、被批斗、进干校,交代自己的问题或给别人写材料,我从没说过假话,并为此被造反派打过。从巴老1942年回成都起,他开始担负全家生活费用,并供我和四姐上中学读书。为了节约开支,我们又和继祖母住在一起。直到1955年,巴老路过重庆,打电话找我,时隔十四年再得以相见。我那时二十六岁,以成人的资格开始与他交往。这以后的十年,无论我在重庆、成都和北京,巴老经常寄书给我,帮助我在藏书上“先富起来”。无论巴老来北京开会,或我去上海出差,我们都能见面。巴老给我有近五十封信,这些信后来被“造反派”弄丢了。“文革”迫使我们中断联系达六年之久,直到1972年才重新通信联系。1973年春,我从北京回河南团中央“五七”干校,利用只凭一张单程票就可报销来回车票的规定,悄悄绕道上海看望巴老。这次会面,除我与老伴暗中策划外,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突然到了巴老家,巴老喜出望外。根据以前做地下工作的经验,我宣称是来上海看眼病的,机关的同志都知道我有眼病。第二天一早即去医院看病,挂号证保存至今。在上海只有三天时间,我又同巴老睡一张大床。巴老1942年回成都,我和巴老睡在一起。当时正是巴老创作最旺盛的时候。时隔三十年,我又和他睡在一起,他却碰到这样不公平的遭遇。我睡觉时打鼾,原想等巴老睡着了我再睡。可是他睡着以后,我却久久不能入眠。我在一篇短文中曾记叙当时的心情:“我深切期望他能摆脱这不幸的处境,但我自己也不知道那黑暗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次见面,我不敢深谈,但和巴老的心靠得很近,互相理解和信任。离开上海那天早上,天下大雨,巴老为我穿上雨衣,互道“保重”。我实在舍不得离开巴老,但又不能不按时回到那要我“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五七”干校。我淋着大雨去车站,满脸是水,有雨水,也有泪水。作家李累看了我写的散文《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后说:“李致想见巴金,竟然像解放前在国统区做地下工作一样,悄悄地相会;叔侄同睡一张床上,也‘不敢深谈’。难道这仅仅是巴金与李致两人的遭遇吗?不!这个侧面,这个片段,反映了‘文革’中的中华民族的悲剧。”好不容易盼到粉碎“四人帮”,巴老在信上给我说:“‘四人帮’垮台我可以安心睡觉了。我得罪过张、姚,倘使他们不倒,总有一天会把我搞掉,这些‘人面东西’。”接着又盼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这一期间,我和巴老有过多次见面和深夜长谈,互相抢着说话,直到九姑妈一再催促才上床。80年代后期,当巴老因为写《随想录》太疲倦,快到“心力衰竭”的时候,他曾希望我退下来帮他做点工作,例如整理他的日记、佚文、书信等;在他不能工作的时候,代替他帮助王仰晨编好《全集》的后一部分。可是我又当选为省政协秘书长,以致巴老感到“现在这些都成为空想”,这也是我感到十分遗憾的。如果我久没去上海,巴老会惦记我。1989年7月,巴老在给我的信上说:“我仍在医院,大约八九月回家。回家后可能感到寂寞。……你有机会过上海时,可以找我谈谈,你可以理解我心上燃烧的火,它有时也发发光,一旦错过就完了。”这一生,巴老为我付出很多,我为巴老做得很少。我写过一篇名为《不知如何弥补》的散文,表示自己的内疚。从1972年起,巴老给我的信有二百五十多封,其中一百九十二封收入《巴金全集》。

  1997年冬,巴金在医院口授,李小林笔录

  我是巴老的侄子,但更重要的是我是他的忠实读者。我是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成长的。我喜欢读巴老的书,尊重他的人品。我信仰他的主张: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不是索取。去年,有位记者问“巴金的侄子”这个“身份”给我带来什么?我说“身份”不能带来什么,是巴老的文章和人品教育了我。如果一定要说“身份”带来什么,就是“文革”中为此受批判,被污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这若干年,让我接受许多重复的采访,浪费一些时间;让我损失了不少照片,借出去又收不回来。

  巴老一贯重视做人,对此我有较深的感受。二十多年来,我在这方面写了一些散文和随笔。去年,为庆祝巴老百岁华诞,三联书店为我出了一本书,名为《我的四爸巴金》,汇集了我所写巴老的散文和日记。我心中的巴老,大多写在这本书上了。巴老不喜欢他的亲人写他,我们的小林、小棠至今没写过巴老,其实他们比我感受更多更深。1981年,我用笔名写了巴老的第一篇短文(即《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文章发表后,有一些报刊转载。上海的《儿童文学选刊》要我写作者简介,我怕“露馅”,不敢写。可是,在成都市少年儿童开展“向巴金爷爷学习”的活动中,一家报纸未与我商量刊载了全文,并把笔名换成本名,在姓名前还加上了我的职务。我大有被“曝光”之感,颇为尴尬。既如此,就豁出去了,反正我写的是事实,没有瞎吹,文责自负。以后干脆用本名写有关巴老的文章。幸好巴老知道这个过程,没有就此责备我。

  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

  巴老很看重做人。1941年,他教我“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事隔五十二年,1993年我去杭州看望巴老。临别前一天下午交谈,他第一句话就说:“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巴老这句话,我当成座右铭,请人书写为横幅挂在墙上。

  巴老对我,更多的是身教。我讲一些主要的感受:

  一是巴老“即使饿死也不出卖灵魂”的骨气。我1973年悄悄去上海看望巴老,最使我吃惊的变化是:巴老满头白发。它印证了巴老在“文革”中精神和肉体上所受到的迫害。被加上各种罪名,在全市电视大会上批斗;十四卷《巴金文集》被打成“邪书”;家几度被抄,六七间书房被封,全家人挤在楼下居住;小棠被下放到安徽农村当知青;稿费存款被冻结,只能领取生活费……我问巴老生活上有无困难。他说:“已经告诉姑妈,必要时可以像我早年在法国一样,只吃面包。”巴老的夫人萧珊在磨难中患癌症,因得不到及时治疗而离开人世。我在照片上看见萧珊妈妈全身盖着白布床单,巴老穿一件短袖衬衫,左袖上戴着黑纱,两手叉着腰,低着头在哭泣。我突然感到自己也到了现场,和家人一起给萧珊妈妈告别。这次见面,令我最宽慰的是:巴老身体健康,精神未垮。尽管我们不敢深谈,我能感受到他十分关心国家民族的未来。他在家里翻译赫尔岑的书——明知无法出版,只为送给图书馆,供人参考。以后知道,巴老每天翻译几百字,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19世纪俄罗斯的暗黑里行路,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的统治那样诅咒“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巴老当时平静从容的态度,表现了他“威武不能屈”的硬骨头精神,也就是他重新提笔所写的第一篇文章所说:“我即使饿死,也不会出卖灵魂,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

  巴金上海武康路寓所,“文革”中,全家人挤在楼下居住

  二是巴老一生的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粉碎“四人帮”不久,巴老患帕金森病,几次骨折,举笔重千斤。巴老在与疾病做斗争的同时,一直坚持写作。我工作过的四川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四本《巴金近作》和《巴金选集》(十卷本),最后一本近作结集《讲真话的书》,包括了他重新提笔后的全部著作(共八十多万字),深知他所付出的心血。80年代末,巴老曾对我说,在他做完工作以后就休息,好好地看武侠小说。可是,天知道何年何时才是他做完工作的时候。我多次劝巴老要把健康放在第一位,而他一再强调:“如果不工作,生命就没有意义。”我们还为此辩论过。我说:“人有不可回避的自然规律”,你已做了很大的贡献,即使不能工作,“你的健在就是力量”。巴老似乎同意我的看法,说冰心健在对他就是力量,但他实际上仍像春蚕吐丝一样地工作,说自己“已死丝未尽”,编《全集》和《译文集》,艰辛地为此写跋。巴老甚至希望能再活一次,重新学习,重新工作,把全部感情献给他热爱的读者。当我六十岁快离开领导工作岗位时,他笑着对我说他六十六岁才进“五七”干校。我知道:这是他对我的启示和鼓励。

  巴老是作家,完全靠稿酬养活自己。他历来对自己的物质生活要求不高,有了稿酬常去帮助有困难的读者和亲友。新中国成立后,直到今天,他不领取工资。“文革”中被冻结的存款,其实是他的稿酬。存款解冻后,仅1982年一次即捐了人民币十五万元给中国现代文学馆,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对“希望工程”和救灾,他也常请家属或工作人员隐名捐款。当时,巴老在四川出书,不要稿酬,出版社为他翻洗照片,他却亲自到邮局寄翻洗费四十一元一角。他的另一巨大“财富”是大量藏书,多次分别捐给国家图书馆。目前我们国家仍实行低稿酬制,作家的生活水平尚待提高。我说这些,绝不是希望作家放弃稿费,或都去捐赠,我只是想从这个侧面反映巴老的人品。

  三是巴老经过认真的反思,坚持独立思考和主张讲真话。“文革”结束后,在拨乱反正的同时,仍有不是运动的运动。巴老不唯上,不随声附和。在讲假话成风的年代,巴老主张大家讲真话。讲真话的主张,受到广大读者和作家的欢迎,但也受到若干指责。巴老对这些指责十分坦然。在我们的交谈中,巴老表示他不害怕长官点名。他说:“倘使一经点名,我就垮下,那算什么作家?”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高级官员,主张不写“文革”,巴老写信给这位高官,说自己是这个主张的受害者(因为受这个主张的影响,巴老发表在香港报纸上的一篇涉及“文革”的文章被删节)。1987年4月29日,巴老在给我的信上说:“对我来说,我按计划写完《随想录》,而且出齐两种版本,想说的话都说了,该满意了吧!可是想到我们多灾多难的国家和善良温顺的人民,我又得不到安宁。对,人怎么能只考虑自己呢?不管怎样,我提出来:大家要讲真话,为了这个,子孙后代一定会宽容地看待我的。我只能尽力而为。”1988年冬,他又写信说:“……(我)又老又病,活下去总有些痛苦,但对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有感情,我始终放不下这笔。”

  《随想录》是巴金晚年的力作,被称为“说真话的书”。图为该书几种版本的封面

  四是巴老不做盗名欺世的骗子。巴老不止一次表示他要用行动来证明和补写他所写的、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人。七八十年代,巴老在四川出书,不收稿费。1981年,出版社拟用巴老的稿费设立巴金编辑奖,巴老就不赞成,只同意用来帮助青年作者。1994年,四川省作家协会拟设立“巴金文学奖”。巴老来信说:“我只是一个普通文学工作者,写了六十多年,并无多大成就……建立‘巴金文学基金’,设立‘巴金文学奖’,又使我十分惶恐。我一向不赞成用我的名字建立基金会、设立文学奖。”巴老还反对出他的日记单行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巴金全集》时,拟编两卷巴金的日记。巴老委托我替他校看原稿。四川出版界一位朋友知道这个情况后,建议由四川出版日记的单行本。1991年冬我去上海,向巴老转达了这位朋友的请求。巴老有些犹豫,我说:“《鲁迅日记》也有单行本,您的日记也可以出单行本。”在我的再三要求下,巴老勉强同意了。我回成都不久,接到巴老的信。他说:“关于日记我考虑了两个晚上,决定除收进《全集》外不另外出版发行,因为这两卷书对读者无大用处(可能对少数研究我作品的人提供一点线索)。我没有理由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费纸张。我最近刚看过这些日记,里面还有些违心之论,你也主张删去,难道还要翻印出来,使自己看了不痛快,别人也不高兴?你刚来信说你尊重我的人品,那么你就不该鼓励我出版日记,这日记只是我的备忘录,只有把我当成‘名人’才肯出版这样东西。我要证明自己不愿做‘名人’,我就得把紧这个关,做到言行一致。对读者我也有责任。我出一本书总有我的想法。为什么要出日记的单行本?我答应你,也只是为了不使你失望。……一句话,日记不另出单行本。”我立即给巴老去信表示尊重他的决定,并把巴老的决定转告给出版界的那位朋友。

  1956年12月,巴金回成都重游正通顺街旧居

  五是不愿浪费国家钱财,不赞成重建故居。巴老的故居在成都市正通顺街,是巴老的祖父购置的。最兴旺的时候,四世同堂。巴老诞生在这里。除幼年随父亲在广元县住过两年多之外,一直生活在这里。巴老十九岁时离开成都去南京。随着大家庭的崩溃,故居被变卖了,几易其主。原成都市市长李宗林曾表示要把它保留下来,但他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故居经过“文革”,成了一个文艺团体的宿舍,原有房屋荡然无存。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国外友人和港台同胞来成都,希望看看巴老的故居。有时专为此找到我。我解释说故居已经不存在了,但他们坚持要去看一看,在故居原址拍照。有的还对故居没有保留下来表示遗憾。1985年省作家协会给省委、省政府写了报告,要求恢复巴老的故居。张秀熟、任白戈、沙汀、艾芜、马识途等老同志积极支持。经省委同意,成立了一个筹备小组。可是巴老一直不赞成,多次对我讲:“不要恢复故居。如果将来要搞点纪念,可以在旧址钉一个牌子,上面写:作家巴金诞生在这里,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虽然存在各种实际困难,故居的筹备工作一直没有进展,但巴老仍然很不放心。1986年10月3日,巴老去杭州休息之前写信给我:“我想谈谈故居的事,一直没有工夫写出来。我的意思就是:不要重建我的故居,不要花国家的钱搞我的纪念。旅游局搞什么花园(指园林局搞慧园),我不发表意见,那是做生意,可能不会白花钱。但是关于我本人,我的一切都不值得宣传、表扬。只有极少数几本作品还可以流传一段时期,我的作品存在,我心里的火就不会熄灭。这就够了。我不愿意让人记住我的名字,只要有时重印一两本我的作品,我就满意了。”不久,我又接到巴老21日的信。他说:“我耳病未愈,无法跟你通电话,否则就用不着写信了;写信在我是件苦事。但不写信又怎么办?你知道我的想法吗?我准备写封长信谈谈我对‘故居’的意见(也就是说我不赞成花国家的钱重建故居),以为在杭州可以写成。想不到十一天中一字也未写,因为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回到上海更没有办法。现在把第五卷的《后记》寄给你,你不妨多想想我那句话的意思:‘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盗名欺世的骗子。’”30日,巴老又在给我的信上说:“关于故居的事就这样说定了。不修旧宅,不花国家的钱搞这样的纪念,印几本《选集》就够了。”说实在的,对恢复巴金故居,我一直处于矛盾状态。无论从成都市市民的角度来考虑,或从文艺工作者的角度来考虑,能恢复故居的确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访问过若干国家,多数国家都注意保存著名作家的故居,作为本国历史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但我是巴老的亲属,他不赞成重建故居是对我说的,我当然不愿做违反他心愿的事。至于巴老不愿为修故居浪费国家钱财之心,是令人尊敬和感动的。去年庆祝巴老百岁华诞,参加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代表又提出修建故居的意见,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张学忠、省长张中伟和成都市委领导均积极支持。后来,我给市领导写了信,转达小林的意见:尊重巴老的心愿,不重建巴金故居。省委书记张学忠看见我的信的抄件,也表示尊重巴老的意见。最近巴金文学院按可靠的图纸,做了一个故居模型,我前几天去看过,很不错。这个模型将长期存放在巴金文学院的陈列馆。

  巴金回复读者来信

  六是尊重读者。巴老常说读者是他的“衣食父母”。有一件小事足以说明巴老如何对待读者。巴老有自己的写作计划。他怕干扰,我们也不愿干扰他。但许多人都想看看巴老,或请他写文章、题字,或为他拍照、摄像。遇到这些要求,我总是加以解释,希望得到谅解。但有时也有例外。1991年秋,成都市第二中学原校长张珍健来到我家。他是巴老的读者,十分崇敬巴老的作品和人品。为迎接“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成都举行,他用了半年时间把巴老作品的书名刻成五十六方印章,并请艾芜老人题签。他希望我为他介绍,以便他到上海把这些印章送给巴老。张珍健幼时患骨结核双腿致残,一生拄着双拐。看见他诚恳的态度和辛苦的劳动,我被感动了。我向他说明了巴老的近况,试图寻找一个折中方案:我去信征求巴老的意见,能否用十五分钟时间会见他。张珍健表示同意,愿意静候佳音。不久巴老即回了信说:“张珍健同志要送我七十多个印章,我感谢他的好意,但是我不愿意举行一种接受的仪式,让人们谈论、看热闹,也不愿意让他把印章送到上海亲手交给我,只为了一刻钟的会见。这样做,我仍然感到很吃力,而且显得不近人情。总之烦你告诉张同志,不要来上海送印章,他的好意我心领了。我看由慧园代收,不好吗?将来还可以在慧园展览。”读完信,我感到自己的考虑很不周到。我虽然没有建议举行“接受的仪式”,但的确没有想到“为了一刻钟的会见”,让张珍健专程到上海“显得不近人情”。我当然尊重巴老的意见,立即给张珍健打了电话,委婉地做了解释,请他谅解。1992年春我去美国探亲,1993年回到成都,偶然在一本杂志上看到张珍健的文章《巴金访问记》。原来他已在1992年秋到上海看望巴老。巴老收到《印谱》以后,既高兴又谦虚地说:“你不值得花这么多时间和功夫,我过去那些书都是乱写的,没有多大意思。”巴老和张珍健交谈了五十多分钟(我原建议只会见十五分钟),送了一部“激流三部曲”给他,并题字签名。临别的时候,八十七岁高龄且举步维艰的巴老,坚持把张珍健送到大门外。张珍健一再请巴老留步,巴老却说:“你不远千里专程来访,我送送你是应该的。”

  总的来说,我感到巴老是当今的快乐王子。大家都知道大卫·王尔德有一篇叫《快乐王子》的童话。快乐王子的像,高耸在城市上空。他身上贴满纯金叶子,一对眼睛是蓝宝石做成的,剑柄上嵌着一颗大红宝石。他站得很高,看得见小孩生病躺在床上;看得见一个年轻人饿得头昏眼花,冷得不能再写一个字;看得见卖火柴的小女孩没有鞋,没有袜,小小的头上没有帽子,她现在正哭着……快乐王子请求睡在他像下的小燕子代他去帮助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先摘掉红宝石,再取下他的眼睛,然后拿走身上的贴金。小燕子本来要去埃及过冬,但它被快乐王子善良的心感动了,它不愿离开快乐王子。最后,它吻了快乐王子的嘴唇,跌在王子脚下,死了。我早年读过这篇童话,它深深地震撼过我的心,也使我流过不少眼泪。随着对巴老的了解,我豁然开朗,感到巴老不正是当今的快乐王子么?他从不索取什么,却无私地奉献自己的一切。

  希望更多的人理解

  巴老曾对我说过:“能够多活,我当然高兴,但是我离开世界之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得到人们的理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巴老的真诚无饰,把心交给读者,广大读者是理解巴老的。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在大半个世纪中,巴老受到过一些误解和指责。

  “无政府主义者”这个称谓,就是长期对巴金的指责。中国的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道路十分曲折。巴金在早年信仰无政府主义,许多知识分子如此,毛泽东也如此。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会见巴金。毛泽东问巴金:“你年轻时信仰过无政府主义吗?”巴金说:“是。听说你也信仰过。”无政府主义反对权威反对专制,强调个性自由,虽然属于空想的社会主义,但是在反对旧社会、旧的专制统治上,起过积极的作用。巴金早年是无政府主义者,同时也是爱国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他参加新思想启蒙运动,继而又坚决拥护抗日战争和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鲁迅早在30年代就称赞“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再举被巴老称为他的“第三个先生”的吴先忧为例:吴先忧信仰无政府主义。他认为劳动神圣,脱离了学生生活去学裁缝。办刊物缺钱,他经常将衣服送进当铺,把当衣服的钱捐给刊社。他任中学校长时,拒绝参加国民党主办的庐山集训,多次保护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我1947年6月1日在重庆被捕(当时我已是党员),也是他亲自把我保释出来的。令人高兴的是,近几年理论界对无政府主义已经开始有较客观的评论。

  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一些评论家指责巴金的作品没有给读者指路。他们认为巴金只是揭露了旧社会的腐朽,但青年人离开封建家庭以后干什么,巴金没有指明出路。政治家以施政纲领指路,文学家以作品净化读者心灵。就是政治家指路,有指对的,也有指错的。毛泽东为建立新中国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晚年却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这样伟大的改革家,对于具体怎样改革开放,采取科学的态度:主张“摸着石头过河”。政治伟人尚且如此,怎么能苛求一位作家来指路呢?何况这根本不是作家的任务。如果谈到巴金著作的影响,当年有人在延安做过调查,很多知识分子是受巴金小说《家》的影响,投身革命的。这个情况,毛泽东在1945年去重庆和谈时对巴老说过。事实证明:巴老的作品是有利于革命、有利于社会进步的。

  80年代,巴金提倡讲真话。有些理论家指责说,真话不等于真理。真话的确不等于真理,这本来就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讲真话是针对讲假话而言的,不能因为真话不等于真理而反对讲真话。难道主张讲假话?如果一定要把真话与真理联系在一起,应该说:只有讲真话的人才可能追求到真理,讲假话的人永远与真理绝缘。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不难看清谁是谁非了。

  巴老和他的两个哥哥

  这里所说巴老的两个哥哥,是大哥李尧枚、三哥李尧林。

  1986年4月2日,巴老与我有过一次谈话,其中有两处很动感情。他说:“我感到痛苦的是,我的两个哥哥对我都很好。他们两人都是因为没有钱死掉的。后来我有钱,也没有用。”“……他们都不愿意死,结果死掉了,就是因为没有钱。……所以我也不愿过什么好生活。他们如果有点钱,可以活下去,不至于死掉,但是偏偏我活下来……”其间,巴老两次痛哭失声,谈不下去。

  去年,《中华读书报》记者祝晓风问我,他们三兄弟之间感情为什么这样深?我认为除深厚的手足之情外,还因为他们都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正如巴老所说:五四运动“在我们的表面上平静的家庭生活里敲起了警钟。大哥被忘记了的青春也给唤醒了。我那时不过十四岁半,我也跟着大哥、三哥一起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上关于学生运动的北京通讯,以及后来上海的‘六三’运动的记载。本地报纸上后来还转载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文章。这些文章使我们的心非常激动。我们觉得它们常常在说我们想说而又不会说的话。”还说,“大哥设法买全了《新青年》的前五卷。后来他甚至预先存了一两百块钱在华阳书报流通处,每天都要去那里取一些新到的书报回来。……当时在成都新的书报很受欢迎,常常供不应求。”“每天晚上我们总要抽出一些时间轮流地读这些书报,连通讯栏也不肯轻易放过。有时我们三弟兄,再加上香表哥和六姐,我们聚在一起讨论这些新书报中所论及的各种问题。后来我们五个人又组织了一个研究会。”我最近写了一篇短文,名为《一部旧书,一片兄弟情》。说的是1967年,巴老寄了一部在1913年(民国二年)出版的法国革命小说《九十三年》(上下)给我。作者是“嚣俄”(即雨果),译者自称“东亚病夫”。上面有我父亲的图章,刻有他的号“李卜贤”三个字和英文音译,又盖有“尧林图书馆”的章,还有巴老用毛笔书写的“李卜贤先生捐赠”几个字。这应该是早年他们三兄弟一起读过的书。巴老在信上说是他在1942年那次回家带走的。1945年,李尧林逝世,为纪念三哥,巴老拟成立尧林图书馆,在书上盖了这个印章,并写上“李卜贤先生捐赠”这几个字。由于多种原因,尧林图书馆没办成,但书完整无损。这本书,是当年他们读新书报的见证,也反映了三兄弟的手足深情。

  《新青年》是李尧枚、巴金、李尧林都喜欢的杂志

  巴老的大哥赞成刘半农的“作揖主义”和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正如巴老所说:“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顺应旧的环境生活下去。顺应环境的结果,就使他逐步变成一个有双重人格的人。”大哥支持巴老和三哥去南京读书,继又克服家中的经济困难,帮助巴老去法国留学。后又鼓励巴老写小说《春梦》(即小说《家》)。他在最后一封信上对巴老说:“《春梦》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实在的,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我自从得到《新青年》书报,读过以后,我就想写一部书来,但是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想写,我简直欢喜得了不得。弟弟,我现在恭恭敬(敬)向(你)鞠躬致敬,希望你有暇把他(它)写成罢。怕什么罢。《块肉余生》过于害怕就写不出来了。现在只好等着你快写成了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你尚没有取名的小说罢。”大哥在成都撑持一房人的生活,他实在承受不住各种压力,终于在1931年服大量的安眠药自杀。没想到,4月18日巴老《激流》的总序在上海《时报》第一版上发表,报告大哥服安眠药自杀的电报19日下午就到了。大哥不仅一个字不曾读到,连巴老开始写小说《家》也不知道。巴老读完电报,怀疑自己在做梦,像发痴一样过了一两个钟头。他不想吃晚饭,也不想讲话,一个人到北四川路,在行人很多、灯火辉煌的路上走来走去。……30年代,巴老写过一篇《做大哥的人》,记叙了大哥的一生。巴老说:“我不能不痛切地感到我丧失了一个爱我最深的人了。”1956年,巴老在《谈〈家〉》一文中提到他大哥,又说:“他是我一生爱得最多的人。”巴老小说《家》的大哥高觉新,以大哥为模特儿,大家都熟悉这个人物,我不多说。不同的是:高觉新没有自杀。我理解巴老的心:他要给读者以希望,不忍心觉新在他笔下死去。

  我过去不完全理解父亲。我虽然知道他是好人,但不满他扔下母亲和五个子女。我为此还和巴老辩论。巴老给我看了我父亲给他的仅存的四封信,才接触到父亲的心灵,尽管我仍不赞成他自杀。他不是不热爱和留恋生活,更不是回避矛盾抛弃亲人。他阅读《新青年》杂志,喜欢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爱听美国唱片Sonny Boy。家庭破产,父亲觉得对不起全家,企图自杀,正因他舍不得家人,写了三次遗书又三次把它毁掉。最后一封遗书中写道:“算了吧,如果活下去,才是骗人呢。……我死之后不用什么埋葬,随随便便分尸也可,或者听野兽吃也可。因为我应得之罪累及家人受此痛苦,望从重对我的尸体加以处罚……”(这是我以后读到的)。自杀前二十多天,父亲借自己的生日,请了全家人(包括佣人)看戏,以示惜别。父亲自杀当夜,他几次来看望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第二天早上,全家乱成一团。我和二姐、三姐、四姐年幼尚小不懂事,唯大姐痛苦不已。她拼命地喊爹爹,多次用手扳开父亲的眼睛,希望把父亲叫醒,但这时已“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1931年《激流》总序在《时报》发布

  巴老的三哥李尧林比巴老只大一岁多。两人从小住在一个屋子里,一起在外国语专科学校读书,一起外出求学,直到尧林上大学才分手。巴老称三哥是“世界上最关心他的一个人”。他俩离开四川以后,与大哥保持密切联系。巴老曾说:“在故乡的家里还有我们的大哥。他爱我们,我们也爱他。他是我们和那个‘家’的唯一的连锁。他常常把我们的心拉出去又送回来。每个星期他至少有一封信来,我们至少也有一封信寄去。那些可祝福的信使我们的心不知跑了多少路程。”以后巴老去法国,途中写的《旅途通讯》,先寄给三哥,由三哥寄给大哥,多年后才正式出版。巴老和三哥离家后,大哥给他们写了一百多封信。巴老非常珍惜这些信,把它装订成三册,保存了四十几年。1966年,风云突变,大祸就要临头。巴老为了避免某些人利用信中一句半句,断章取义,乱加罪名,“只好把心一横,让它们不到半天就化成纸灰”。1980年,巴老回想起烧掉大哥的信时还说:“毁掉它们,我感到心疼,仿佛毁掉我的过去,仿佛跟我的大哥永别。”

  唱片《小宝贝》足以反映三兄弟的友情和喜爱。我最先是从巴老的文章《做大哥的人》中知道这张唱片的。1929年,巴老的大哥去上海,他们相聚一个多月。30年代初,巴老回忆大哥离开上海回四川时的情景:“我们的分别是相当痛苦的。……正要走下去,他却叫住我。他进了舱去打开箱子,拿一张唱片给我,一边抽咽地说:‘你拿去唱(即听)。’我接到后一看,是G。F.女士唱的Sonny Boy,两个星期前我替他在谋得利洋行买的。他知道我喜欢听这首歌……然而我知道他也同样地爱听它,这时候我很不愿意把他喜欢的东西从他手里夺去。但我又一想我已经有许多次违过他的劝告了,这一次我不愿意在分别的时候使他难过……我默默地接过唱片。我的心情是不能够用文字表达的。”1984年在上海,巴老把仅存的我父亲给他的四封信给我看。其中一段,也提到这张唱片:“弟弟,你说你硬把我的《小宝贝》要去了,你很失悔。弟弟,请你不要失悔,那是我很愿意送你的。之所以要在船上拿与你,就是使我留下一个深刻的映(印)象,使我不会忘记我们的离别时的情景,借此也表出我的心情,使我的灵魂附着那张小小的唱片永在你的身旁。”我一直很想找到这张唱片,问音乐界的朋友,都不知道有这首歌。1992年,我去美国探亲,闲聊时提到此事,儿子记下了我的心愿。去年庆贺巴老进入百岁,上海明星演出曹禺改编的话剧《家》。我两次在电视上听见剧中播放了一首英文歌,打电话问在上海的济生叔,果然是Sonny Boy。从李尧林的好友杨苡那儿,我知道李尧林也喜欢这首歌。我请教杨苡,她说:Sonny Boy,直译为“儿子般的男孩”或“阳光般的男孩”。巴老意译为“小宝贝”。“Sonny是儿子的爱称,也可理解为心中最珍爱的人。”我想,是否还可理解为某种信念,如对人类的爱?巴老三兄弟出身在封建大家庭,他们却从自己的母亲和“下人”那儿学到“爱”。巴老曾说:“我的第一个先生就是我的母亲。……使我认识‘爱’字的就是她。”“她很完满地体现了一个‘爱’字。她使我知道人间的温暖;她使我知道爱与被爱的幸福……”他们三兄弟为什么都喜欢这首歌?前面已经讲到,五四运动像春雷把三兄弟唤醒。他们贪婪地阅读新书报,吸取新思想。不同的是大哥重在妥协,巴老重在反抗。在各自选择的道路上,都有曲折和痛苦。大哥和巴老在上海分别后,曾谈到彼此的心情。大哥在信上对巴老说:“弟弟,你对现代社会失之过冷,我对于现代社会失之过热,所以我们俩都不是合于现代社会的。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是虚伪的心情,无价的黄金,这两项都是我俩所不要的,不喜的。我俩的外表各是各的,但是志向却是同的。但是,我俩究竟如何呢?(在你的《灭亡》的序言,你说得有我俩的异同,但是我俩对于人类的爱是很坚的)其实呢,我两个没娘没老子的孩子,各秉着他父母给他的一点良心,向前乱碰罢了。但是结果究竟如何呢?只好听上帝吩咐罢了。冷与热又有什么区别呢?”面对旧社会,大哥处处委曲求全,走投无路;巴老参与改天换地,难见成效(他作品的影响是另一回事)。他们三兄弟既喜欢音乐又懂英语,唱片《小宝贝》,无论作为心中最珍贵的人,还是孤寂中的精神寄托,或作为所寻求的信念“对人类的爱”,引起他们的共鸣。这是我的分析,是否正确,得请专家评论。

  巴老的三哥是一个有理想、开朗乐观的人,喜爱音乐,会滑冰,能与学生打成一片。从燕京大学毕业以后,在天津南开中学教英语。他深受学生爱戴,20世纪50年代曾任《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的邢方群、作家黄裳、戏剧家黄宗江等,至今对他充满深情。李尧林利用寒假,单独为方群补英语课,教他练习发音。黄宗江说李尧林教他们读《快乐王子》给他的启示,不下于曾经使他“感动并行动的宗教的宣讲、政治的宣言”。今年发表的申泮文院士的文章,称李尧林为南开名师中的佼佼者,学生崇拜的偶像。他选教的英译杜甫《赠卫八处士》诗,深受学生喜爱,几乎成了他们的班歌。五十年后聚会时大家还一起凑全诗的译文。1929年,大哥去上海。巴老和大哥曾邀李尧林来上海,但因没有解决路费,失去这次团聚的机会。1931年,大哥自杀以后,全家十一人的生活重担落在三哥的肩上。他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他担心不能给未来的妻子带来幸福,甚至没有结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离开天津到了上海,靠翻译维持最低的生活。好不容易抗战胜利,他却因贫病交加,在1945年逝世,年仅四十二岁。作家李健吾当年在《挽三哥》一文中,一开始就说“世界上少了一位君子人”。巴老前后写了两篇怀念三哥的文章,其中说三哥像“一根火柴,给一些人带来光与热,自己却卑微地毁去”。李尧林逝世后被安葬在虹桥公墓,墓碑的形状是翻开的两页书,上面刻有他翻译的小说《悬崖》中的一段话:“别了,永远别了。我的心在这里找到真正的家。”过去,时有人来墓前献花。但“文革”中,这个从没有伤害过人的墓,也被作为“四旧”给毁掉了。巴老为此不停地追问自己:“我在哪里去寻找他的‘真正的家’呢?”

  巴老多次对我说,他们三兄弟的共同之处,都是愿意多为别人着想,多付出一点。“两个哥哥对我的帮助很大,我要帮助他们,结果没有机会了。我可能不会被人忘记,我希望他们两人能被人记住。”巴老希望他们三兄弟能在“慧园见面”(即有一个展览室展出他们三兄弟的物品),但难以实现。

  为实现巴老的愿望,去年我选编了一本书,名为《不应被忘记的人——巴金的两个哥哥》。以巴老所写两个哥哥的文章为主,兼收了已有的李健吾、黄裳、纪申等人的文章,还有新组织的邢方群、杨苡、黄宗江等人的文章(由巴金文学院内部赠送)。可惜巴老不能阅读了。

  巴老已用最后的言行证明自己

  巴老生于1904年,到2004年正好百岁。去年只是进入百岁。时至今日,巴老已经用行动来证明和补写了他所写的、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人。人们爱戴巴老,称他为“世纪良知”。国务院在去年授予巴老“人民作家”的称号。明天是巴老进入一百〇一岁的生日。在此之际,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和上海档案馆联合举办“走近巴金”系列讲座很有意义。感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介绍自己对巴老的感受,尽管我讲得不深不全。还得感谢在座的朋友耐心地听完我用四川话讲的感受。不当之处,请不吝指正。

  2004年11月24日下午

  * * *

  本文系在上海“走近巴金”系列讲座上的讲演。

  失之过冷:2014年,李致在儿子李斧家偶然看见一本巴金的旧作《一月十五日》(即《旅途通讯》),序中说:“我虽然知道我们的心不会被那无边的海洋所隔断,但是现在我的心实在寂寞得很!冷得很!希望你们(指尧枚和尧林)送点火来罢。”大概便是李尧枚说巴老的心“失之过冷”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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