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舍亲情
李致2019-11-05 17:1966,125

  永恒的手足情

  熟悉巴金的读者,都知道巴金对他大哥深厚的感情。

  巴金的大哥是我的父亲,叫李尧枚,字卜贤。20世纪30年代,四爸写过一篇《做大哥的人》,记叙了我父亲的一生。写到我父亲自杀时,四爸说:“我不能不痛切地感到我丧失了一个爱我最深的人了。”1956年,四爸在《谈〈家〉》一文中提到我父亲,又说:“他是我一生爱得最多的人。”

  1929年,李尧枚去上海时与巴金的合影

  四爸和三爸,1923年离开成都,到南京读书。直到1931年,我父亲给四爸写了(其中包括和三爸一起写的)一百几十封信。四爸把这些珍贵的信装订成三册,保存了四十多年。1966年,风云突变,大祸就要临头。在8月底或9月初,四爸为了避免某些人利用信中一句半句,断章取义,造谣诽谤,乱加罪名,“只好把心一横,让它们不到半天就化成纸灰”。1980年,四爸回想起烧掉我父亲的信时,还说:“毁掉它们,我感到心疼,仿佛毁掉我的过去,仿佛跟我的大哥永别。”

  1923年,巴金和三哥李尧林离家去南京前与继母和兄弟合影。前排为:继母、巴金弟弟尧集(济生)。后排从左到右:巴金弟弟尧椽(采臣)、大哥尧枚、三哥尧林、巴金

  “十年浩劫”以后,出人意料,四爸找到四封未曾烧掉的我父亲给他写的信。1929年7月,我父亲在和四爸分别六年后到上海,他们“在一起过了一个月愉快的生活”。这四封信是我父亲回成都后写的,前三封写于1929年,后一封写于1930年。可以想象得到,四爸发现这四封信,是多么的珍惜和喜悦。1982年5月我到上海,四爸把这四封信给我看。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们的通信,我为他们深厚的兄弟友谊所感动,含着泪水读完它们。我把这些信带回成都复印,然后又寄回上海。1986年4月2日,我出差到上海,就有关信中的一些问题向四爸请教,并做了录音。

  我一直想把这四封信作为史料,提供给巴金的读者和研究者,但总因工作忙乱无法注释和说明。最近因为在医院做陪伴,便抽空找出信并注释。昨天我还听了上次和四爸谈话的录音。录音的质量不错,四爸谈笑风生,声音十分清晰,使我重温了和四爸在一起的愉快时刻。

  四爸在这次谈话中,有两次很动感情,痛哭失声。他说:“我感到痛苦的是,我的两个哥哥对我都很好。他们两人都是因为没有钱死掉的。后来我有钱,也没有用。”“……他们都不愿意死,结果死掉了,就是因为没有钱。……所以我也不愿过什么好生活。他们如果有点钱,可以活下去,不至于死掉,但是偏偏我活下来……”我理解四爸的心,他对两位哥哥的感情是永恒的。

  1993年6月12日

  | 附 |

  李尧枚给巴金的四封信

  一

  亲爱的弟弟:

  当你们送我上其平轮的时候,我的弱小的心灵实在禁不起那强烈的伤感,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下来,把许多要说的话也忘记了。我们哭了一阵,被他们将你同惠生唤走,我送——也未送,但是我也不忍送你们。你们走后,我就睡在舱里哭,一直到三点半钟船开始抛(起)锚,我才走出来,望着灯光闪闪的上海,嘴里不住地说:“别了,上海!别了,亲爱的弟弟们!”上海,我不大喜欢,但是我的弟弟住在那里,我也爱他了。一直看不见了,眼泪也流得差不多了,我才回舱睡觉。直到八月初三后方抵重庆,初七乘汽划到合川赶旱回省,十五夜八(点)钟方抵家,从七月二十八日由宜昌起,每日不住的下雨,一直把我送回成都。十六日却又天晴了,一路平安,请释念。归家即读你七月十七日写的信(八月初十到的),又使人伤感不已。弟弟,沪上一月的团聚,使我感到极大的安慰,不料匆匆又别了,相见不知何日。弟弟,我真舍不得离开你呵。我回来到今已经六天了,但吃饭也吃不得,精神也不如以前了,什么事也不想做了。弟弟,并不是我懒,或是我病了,只是心中像损失了一件什么东西一样。弟弟,我真苦啊!弟弟,我在上海把你耽搁了一个月,什么事都使你不能做,真是对不起你得很。但是,我还觉得我们未好生快乐过一天,太短了。我觉得你在我的面前太少了。亲爱的弟弟,我还觉得你是我一个最小的弟弟,难得有我这个老哥子在你面前时时拥抱你。弟弟,我想你时时在我怀中。弟弟,我人虽回到成都来,弟弟,我的灵魂却被你带去了。弟弟,我时时刻刻在你的身边,我是一刻不离你的。弟弟,前数夜,我同妈妈、大嫂、九妹他们摆龙门阵,我说四弟同高惠生他们俩在我的面前,简直比一些寻常的儿子在老子面前还好,我实在舍不得他们,不放心他们。我含泪的说,却把他们的眼泪惹下来了。弟弟,你的哥哥是爱你的,你也是爱你的哥哥的。但是,你的哥哥实在不配你爱呵!唉!

  20世纪20年代,高惠生与李琼如的合影

  弟弟,我托你一件事,是你已经答应的,就是照顾高惠生弟的事。请你照应照应一下呵。那天立约虽是我们三人一时的游戏,但高惠生他很愿意的。他有志于文艺,希望你指导指导罢。

  今天又接着你的第三封信。谢谢你的美意,怎么你又送我的书?弟弟,你说你硬把我的《小宝贝》要去了,你很失悔。弟弟,请你不要失悔,那是我很愿意送你的。之所以要在船上拿与你,就是使我留下一个深刻的映(印)象,使我不会忘记我们的离别时的情景,借此也表出我的心情,使我的灵魂附着那张小小的唱片永在你的身旁。

  弟弟,还有许多话是说不完的,只好打些……代表了罢。本来,我要再等两天才写的(因为我实在不舒服),却因接着你的信,很念我,所以勉强写点给你。但是,我并没有大病呵,只不过我太懒和心中难过罢了。请了,下次再谈,敬祝健康!

  枚 八月二十一日夜书于灯下

  二

  弟弟:

  好久没有接你的信了,很念你的。知道你的事情忙,所以我先写封来,有空请复我,没空也就算了。好在我的灵魂是在上海的,在你身旁的。

  你的身体好么?你不要太劳苦了,总得要休息休息和运动运动一下,一天到晚伏在桌子上,很痛苦的。请你听我的话罢。

  你近年来还爱看电影么?我知道你进了电影院一定不高兴,因为你的哥没有坐在你的旁边了。但是,弟弟,你只管看你的电戏(影)罢,你的哥还是在你的左右。他不过是爱听悲哀的音乐,坐在前面罢了。弟弟,他还是在等他的弟弟,解释着悲哀的剧情给他听呢!就是听不见他的弟弟唱Sonny Boy,心里不免有些酸痛罢了。

  弟弟,你对现代社会失之过冷,我对于现代社会失之过热,所以我们俩都不是合于现代社会的。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是虚伪的心情,无价的黄金,这两项都是我俩所不要的,不喜的。我俩的外表各是各的,但是志向却是同的。但是,我俩究竟如何呢?(在你的《灭亡》的序言,你说得有我俩的异同,但是我俩对于人类的爱是很坚的)其实呢,我两个没娘没老子的孩子,各秉着他父母给他的一点良心,向前乱碰罢了。但是结果究竟如何呢?只好听上帝吩咐罢了。冷与热又有什么区别呢?弟弟,我的话对不对?

  弟弟,我向你介绍一个人罢了,就是高惠生,胖大娘是也。他是个富于感情的人,希望你时时指导他。他前天与他的妈妈有封信,信内有几句话:“大哥在上海时,有什么事情,还可同他商量商量。现在呢,我还有什么人来商量呵?唉!”弟弟,你看他说得多么可怜呵!弟弟,你安慰他一下罢。

  弟弟,我是不再看电影了。因为没有他弟弟在他旁边替他解释剧情了。弟弟,他要他弟弟来了,他才得快乐呵!

  弟弟,这次我回川,我失掉我两个小弟弟:你和惠生。我是如何的痛苦。唉!请了,祝你健康!

  枚 双十夜

  三

  四弟:

  一连接着你两封(信):九月二十八日一封,本日一封。二十八日那封信接着时,我的二女正患着极重的气管肺炎,离死神不远了。好容易才由死神的手里夺回来,现在还调养着,所以当时没有给你写回信。

  弟弟,我此次回来,一直到现在,终是失魂落魄的。我的心的确的掉在上海了。弟弟,我是多么的痛苦呵!弟弟,我无日无夜地不住思念你。弟弟,我回来,我仍在我屋里设一间(张)行军床,仍然不挂帐子,每夜仍然是照在上海时那个样子吃茶看书。然而在上海看书过迟,你一定要催促我。现在我看书往往看到一两点钟,没有人催促我,因为大嫂月份大了,总是十点前后就睡了。我还是朝深夜看去,□□过迟,往往掩卷而泣,悄悄地睡了。

  弟弟,我常常的当是你在我身旁一样,即(及)至警觉你不见(在)我的面前,我总是十分的难过。我每天吃了饭,我总是到处乱跑的混午饭,总不愿意在家吃,因为我总想你回来吃晚饭。弟弟,我诚然不对,因为我什么事都不想做了。弟弟,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要怎么才对。

  弟弟,我万不料我这一次把我的弱小的心灵受着这剧(巨)大创痕。弟弟,我这创痕不知何时才医得好?弟弟,更不料我这次使你也受着极大痛苦,弟,我恨不得……种种……

  弟弟,你说的“如果你还不曾忘记你的弟弟”。弟弟,我如何会忘记你?弟弟,我如果忘记你到(倒)好了,因为我无论什么事我总是闷在心头,越筑越紧。弟弟,我多年来未曾胖过的,受不住热天,即(及)至我回来,我却胖了。家里人这样说,我不信,我把我以前的衣裳穿起,果然胖了。但是现在却大瘦了许多了。弟弟,我是时时刻刻的思念你呵!

  弟弟,你不要以为我难得写信来是忘记了你了,那是错了。因为我写信给你,总是悲哀话多。我想我已经难过,如何再使你难过。所以每次提起笔又放下了,甚至有一两次写好了,我又(把)他(它)撕了。弟弟,如果你今天的信不来,还不知哪天我受不住才写呵!

  弟弟,白天我都好混过,夜间最糟,我真痛苦极了。我想我有一架飞机,那就好办了。

  弟弟,我一天到晚都是鬼混唐朝的,希望你也将空时候,给我写一点信来。总之,我俩互相安慰着罢。

  弟弟,我的神经是慌糊(恍惚)的,这是为什么缘故?

  弟弟,我托你一件事:请你代买一本法文初范,用快邮寄来。务必费心,因为成都多年没有了,天主堂邓梦德牧师那里也去问过了。弟弟,请你不要忘记,费心,费心。

  弟弟,我是时时刻刻的在你身旁的,你也是时时刻刻在我的身旁的。请你时时放宽心罢,因为忧愁是很不好的。

  弟弟,好好的过去罢,不要太伤感了。弟弟,我接你这封信,不知道要使我难过多少天。弟弟,我也放心些。弟弟哟,请你不要忘记罢。

  弟弟,天气冷了,你的大衣做起了么?不要受凉。弟弟,《小宝贝》你在唱么?弟弟,假如你要吃西餐,请人照顾一下三和公罢,因为他对我和你两个很好的。茶房我走时一共给了三块钱,但是对于那个笑嘻嘻的堂官(倌)和那几个山东人,我很抱歉的。你照顾他一下也好,因为我俩是时常在那里一块吃饭呵!

  话是说不完。弟弟,我是忘记不了你的,请你也不要忘记我罢。我想你决不会忘记我,只有越更想我的。弟弟你说对不对?请了。敬祝健康!

  枚 十一月九日

  四

  小弟弟:

  连接你好几封信,知道你一切情形,但是实在没有空复你。很使你失望,实在的对不起呵!望你原谅。

  自从回来,再没有比去年冬月腊月忙的了。忙到腊月二十,把我的胃病疼一切发了,好不扫兴。但是事实上不容许我安静,只好撑着病体与他(它)奋斗了。把幺妹的事办完,年也完了,所以病也没有好。这两天事情到(倒)少些,精神却委顿了,所以你的信只是一封一封的接着,没有精神与你写回信,只怕你要疑我把你忘了。

  读了你二月六日(邮局戳)的“我对于生活早就没有一点兴趣”一段,不觉使我异常悲痛,我也是陷于矛盾而不能自拔之一人,奈何!来函谓“哥来函……未及弟痛苦于万一也”。此时,暂不自辩,将来弟总知道兄非虚语。恐到那时,弟都忘却兄了。唉!

  《春梦》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实在的,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我自从得到《新青年》书报,读过以后,我就想写一部书来,但是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想写,我简直欢喜得了不得。弟弟,我现在恭恭敬(敬)向(你)鞠躬致敬,希望你有暇把他(它)写成罢。怕什么罢。《块肉余生》过于害怕就写不出来了。

  现在只好等着你快写成了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你尚没有取名的小说罢。

  我一定要寄点钱给你看电影,不过要稍缓几天,这几天有点窘。

  代出版合作社收的账,他们答应农历年底交付。成都的习惯,三十晚上给钱,都算漂亮的。那(哪)知到了初一都不给。问他们,他们反说我的怪话。现在钱他们决定是不给的。我只好将收条寄上,请你转交,并代答歉意。

  你有空吸点新鲜空气,最好早上早一点起,去到小咖啡店喝一杯热牛奶,于你很有益。希望你听我这一个小小的要求罢。

  以后你写什么东西,务请你将他(它)的名字告诉我。出版时你签名给我一部。我把(它)惠存着拥抱着,就像我的小弟弟与我摆龙门阵一样。这个要求,想来总可以允许罢。我的小弟弟。

  枚 三月四日

  * * *

  原信无标点,现有的标点和注释为李致所加。

  其平轮:船名。李尧枚乘该船离开上海返回四川。

  惠生:即高惠生,李尧枚和巴金的表弟。他同李尧枚一起去上海,留在上海读中学。后来与李尧枚和巴金的九妹李琼如结婚。

  上海,我不大喜欢:据巴金分析,李尧枚可能是不喜欢“海派”和上海的快节奏。同时,李尧枚第一次远离四川,对家里很思念。

  赶旱回省:指由陆路回省会成都。

  妈妈:指李尧枚的继母邓蘧如。大嫂:指李尧枚的妻子张和卿。九妹:即李琼如,高惠生的妻子。

  胖大娘:高惠生的绰号。

  二女:指李国炜。

  月份大:指怀孕后期。

  此处李尧枚问巴金是否在放唱片《小宝贝》。

  三和公:指上海淮海路附近一家饭馆。

  将来弟总知道兄非虚语:巴金在《做大哥的人》中说:“他回到成都写了几封信给我。他说他会自杀,倘使我不相信,到了那一天我就会明白一切。但是他始终未说出原因来,所以我不曾重视他的话。”

  《春梦》:巴金和大哥议论写大家庭的小说书名,即以后的《家》。

  《块肉余生》:即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

  出版合作社:上海的一家出版单位。

  带来光和热的人

  我的三爸叫李尧林。我从没有见过他,但他却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三爸和四爸,都是我父亲的弟弟。1923年,他们抱着追求新生活的热望,毅然离开成都,去南京读书。四爸以后成了作家,笔名叫巴金,抗日战争时期,曾两次回成都住过一些时候。但三爸离家以后,就再没有回来过。

  我心目中三爸的形象,是从照片上得来的。他穿一身中式长衫,头发梳得很整齐,戴一副圆形的近视眼镜,显得善良温和,文质彬彬。这张照片原由我母亲保存,我长大以后便理所当然地“接管”过来。

  巴金的三哥李尧林

  我很小就知道全家的生活费用主要靠三爸供给。当时,我们家庭成员在成都的一共九人:祖母,一个姑姑和一个叔父,我母亲,四个姐姐和我。三爸的汇款,每月按时从天津寄来。当时,我们家已从童子街搬到金丝街。我爱在院子外面玩,邮差(现在叫邮递员)送汇款单来,总是我最早发现。汇款偶尔也会有迟到的时候。这首先使祖母着急,坐卧不安,以致全家笼罩着一种担忧的气氛,连我都不敢过分调皮。

  1925年,三爸李尧林(左)和四爸巴金摄于南京

  在这种情况下,我更爱在大门口玩。这可以少惹大人心烦,又能担负起一种“侦察”任务:留心邮差是否到我们家来。如果匆匆从我们家走过,我自然感到失望。要是向我们家走来,不是送一般的信,而是汇款单——

  我便接过来就往上屋跑,同时大声喊:“三爸寄钱回来了!”

  这时,我可以不怕大人,也不必拘束了。祖母仔细地看着汇款单,我已经帮她打开抽屉,把图章和印泥找出来。祖母把图章蘸了印泥,总要用口对着图章哈几口气,然后才盖在回帖上。于是,我又挥舞着回帖,飞快地跑出去把它交给邮差。我做这件事十分得意,好像自己也给家里做了一点贡献似的。

  这样,家里至少又有一个月的安宁。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天津和四川的联系中断。我们家再也接不到三爸的汇款了。无论我在门外等多少次也无济于事。接不到三爸的汇款,全家的生活无着。经过“家庭最高会议”讨论(我们小孩子是没有资格参加的),决定一分为二,祖母和母亲各自带着子女回娘家居住。我们搬到北门蓥华寺街跟外祖母住在一起,除靠母亲为别人绘画、刺绣以外,还靠变卖一些旧的衣物维持生活。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给我们家庭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

  1941年和1942年,四爸两次回成都,发现家里生活困难,便由他负担一家的生活。四爸是作家,没有固定收入。好在这时我的小幺爸和大姐先后当了小职员,多少也分担一些。经“家庭最高会议”再次研究,为了节省开支,把已分在两处的家庭又合在一起,搬到东城根下街七十六号居住。

  三爸在1939年9月从天津到了上海,身体不好。在休养的同时,翻译一些外国文学作品。1945年,抗战终于胜利了。几个月以后,四爸从重庆回到上海,但年底接到四爸来信,说三爸患病逝世。我们全家都为三爸逝世感到难过。父亲去世时我只有一岁多,毫无印象。三爸去世,使我第一次感到失去亲人的痛苦。

  我没有和三爸接触过,谈不上对他有所了解。后来读四爸写的文章才知道三爸的情况。三爸先后在东吴大学和燕京大学读书,过着一种苦学生的生活,有时还得担任家庭教师来为自己缴纳学费。他“从不羡慕别人的阔绰,也没有为自己的贫苦发过一句牢骚”。大学毕业后,三爸找到职业,在天津南开中学做英文教员,并给自己的未来订了一些计划,但不幸我父亲去世了,留下一个破碎的家。三爸过去没有向家里要求什么,现在却毅然挑起这副重担,每月按时把自己的大部分薪水寄回家。不用说,他自己的计划完全消失了。正如四爸所说,他像“一只鸟折断了翅膀”,“永远失去高飞的希望了”。就这样过了九年。三爸教书很认真,得到学生真诚的爱戴。以后,我认识了他的学生邢方群、黄裳、黄宗江,也证实了这一点——但家庭的重担使三爸逐渐消瘦,身体也渐渐坏了。他到上海以后,翻译了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的小说《悬崖》和其他几本书。因为没有钱,长期不能住进医院。三爸逝世的时候,已经四十多岁,还没有结婚。三爸不是什么英雄人物,也没有干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然而——这也是四爸说的——他像“一根火柴,给一些人带来光与热,自己却卑微地毁去”。

  了解三爸的情况以后,我对他十分尊重和热爱。我是身受三爸带来光与热的人之一,不能不对他充满感激,但更重要的是我感到三爸具有为别人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精神。

  1964年7月,我第一次到上海。四爸问我有什么要求——他曾答应过我到上海时陪我玩。我提出到三爸墓地去一次。在一个星期天(26日)下午,四爸雇了一辆三轮车,我们两人坐在一起,冒着烈日,到了虹桥公墓。三爸的墓碑很别致,是用大理石制作的图书形状的墓碑,上面刻有他翻译的小说《悬崖》上的一段话:“别了,永远别了。我的心在这里找到了真正永久的家。”四爸不断地弯着腰去拾墓地上的枯草。我默默地站在墓前对三爸——我从没有见面的叔父——表示敬意。当时,我和四个姐姐早参加工作,都结了婚,有了孩子,生活很幸福,但三爸却一个人长眠在这里。我想起四爸说过的一句话:“你悄悄地来到这个世界,又悄悄地走了。”眼泪从我眼眶里流出来,一直滴下去。……亲爱的三爸,就让这几滴纯真的泪水,来浇灌您坟上的一两棵小草吧!

  没隔两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了。当时我在共青团中央工作。一个极愿做我“顶头上司”的同志,抢先和造反派站在一起,根本不顾我家庭的实际情况,赠予我一顶大帽子——“地地道道的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以后,再加上其他“罪名”,我被关进“牛棚”。在“牛棚”里面,凡属我自己支配的时间,我一用来学习,二用来回忆。我越讨厌那些一天到晚讲假话、乱整人的人,就更加怀念三爸这种平凡的、有益于人的好人。1973年,我在回干校途中悄悄绕道上海去看四爸,又提到三爸的墓地,但四爸回答说:“已经在破‘四旧’时被铲平了。”我听了心像刀割似的绞痛,但怕引起四爸难受,便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一句话也没有说。我只是想:你们能铲掉三爸在虹桥的墓地,但无论如何也抹不掉三爸在我心中的崇高形象。

  “十年浩劫”早已过去了。不论社会如何发展和变化,我不相信什么“人本来就是自私的”这类鬼话,我期望下一代能具有好的思想。每当晚上,我有机会和孩子聚在一起的时候,我爱讲三爸的故事给他们听。四爸说三爸不愿意惊动别人,但却“播下了爱的种子”。我发现,孩子们已开始了解和尊敬三爷爷了。有一次,刚学步的小外孙在旁边玩,我女儿就对他说:“等你长大了,给你讲我三爷爷的故事!”

  1981年10月22日

  | 附 |

  挽三哥

  ◎ 李健吾

  世界上少了一位君子人。“三哥”去了,静悄悄的,没有留下一句话,带着生的希望,就在小鸟迎着太阳唱起欢喜的歌曲的时候,辞别了我们这个永远在纷呶之中旋转的地球。去了也好,对于这样清贞自守的君子人,尘世真是太重了些,太浊了些,太窒息了些。

  他并非不是斗士,我们一直把他看作《家》里面的觉民,随着三弟觉慧打出腐朽的世纪,独自,孤单单一个人,在燕京大学读书,在南开中学教书,以李林的笔名翻译外国的杰著,然后,神圣的抗战未了,流落在上海这个闹市,除去六七个朋友之外,没有朋友,为良心,为民族,守着贫,读着书,做了一名隐士。他没有“琴”,永远没有那么一位鼓舞他向前的表妹。我们时常和他开玩笑:“你的琴表妹呢?”他笑笑。那是他四弟的制造。巴金在故事里面安排了一点点理想,一点点美满的幻觉,然而我们的“三哥”一直在寂寞之中过活。

  他是巴金的三哥,我们这些热情的喽啰,便也喊他“三哥”。

  他兄弟的几个朋友变成他的朋友。四五年来,不想多交朋友,有了钱便只是在旧书铺为自己买书,为兄弟买书,更喜为心性喜爱音乐,买旧乐片(古典的,著名的大曲),听工部局乐队演奏。没有人看见他在任何社交场合抛头露面,生活越来越高,他没有力量维持下去了,然而不开口,他只是剥削他可怜的最低的享受。书不买了,音乐会不听了,门也索性不出了,他开唱机,坐在他的(实际是他四弟的)破旧的沙发里面,四处堆满各式各样的西洋书,陶醉于灵魂的独来独往的天地。人是一天一天瘦了。朋友也一个一个全瘦了。聚在一起,大家握着一份报纸,从兴奋或者颓丧的消息推论战争的胜败。期限恐怕更要长了,压迫恐怕全要更长了,朋友恐怕更走投无路了,最后一关最难过。做生意不会,煎熬的本领倒是有的。物质的享受减到零,一个原本瘦弱的身体越发瘦弱了,最后有一天,倒下来,躺在床上,发了好几个月的烧。他拒绝寻来的同情,以为肺痨不至于把他带往死亡。然而,精神敌不过物质,书生斗不过市侩,我们的三哥,由于营养不良终于去了。胜利让他兴奋,他唯一的遗憾是他没有能够利用长期的隐居好好工作,分分四弟的担负,减减四弟的心思。

  百无一用是书生。

  这个书生是我们几年以来看到的仅有的一位君子人,他不高傲,但是孤洁两个字送给他当之无愧,恐怕也就是只有他最最相宜。这真不易,太不易了。

  听不到人籁,

  自有你的天籁,

  天那样蓝,

  天那样高,

  你干净的灵魂。

  1945年11月29日《文汇报·世纪风》

  一部旧书,一片兄弟情

  1967年4月12日,我收到四爸巴金的信。信中说:“……下月内还要寄出几本书,里面有一部雨果的《九十三年》,是我四二年回成都带走的,书上还有你父亲的图章,让你保存更好些。”

  不几天,我果然收到这部书了。

  这是两本薄薄的书,上、下册,书名叫法国革命小说《九十三年》。作者为嚣俄(即雨果),译者为东亚病夫。竖排,仅有圈点。版权页上印有:中华民国二年十月发行,印刷所和发行所均为有正书局。定价为大洋六角。正文第一页右中有一圆形蓝色的印章:上面有一排英文LIPUSHIEN,中有一条线,下面有“李卜贤”三字。

  李卜贤是我父亲。他名为李尧枚,号卜贤。这本书印证了当年我父亲和三爸李尧林(笔名李林)、四爸(笔名巴金)阅读新书报的事实。四爸的文章中早有描述:

  我常常说我是五四的产儿。五四运动像一声春雷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了。我睁开了眼睛,开始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报纸上如火如荼的记载,甚至在我们的表面上平静的家庭生活里敲起了警钟。大哥的被忘记了的青春也给唤醒了。我那时不过十四岁半,我也跟着大哥、三哥一起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上关于学生运动的北京通讯,以及后来上海的“六三”运动的记载。本地报纸上后来还转载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文章。这些文章使我们的心非常激动。我们觉得它们常常在说我们想说而又不会说的话。

  当年,三爸、四爸是学生的时候,我父亲已在工作。四爸的文章还说:

  大哥设法买全了《新青年》的前五卷。后来他甚至预先存了一两百块钱在华阳书报流通处,每天都要去那里取一些新到的书报回来(大哥工作的地点离那个书铺极近)。当时在成都新的书报很受欢迎,常常供不应求。

  我分析,这部法国革命小说《九十三年》,是当年我父亲所购买的新书之一。三爸和四爸在1923年离开成都去南京求学。四爸以后去法国留学,并在法国写出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四爸归国后,我父亲曾在1929年去上海看望他,相聚一个多月。当时,三爸毕业于燕京大学,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书。由于没有解决路费,他们失去了三兄弟团聚的机会。1931年,我父亲逝世,给三爸、四爸带来极大的痛苦。四爸在离开家乡十八年后,于1941年和1942年两次回成都,都住在我们的小家。1942年那次住得较长,雨果的法国革命小说《九十三年》,是他“四二年回成都带走的”。这显然是四爸珍惜他和父亲的感情,以此留做纪念的。

  在书的首页左下有一个大一些的椭圆形蓝色印章:上面有三排字,第一排是“上海”,第二排是“尧林图书馆”,第三排是“藏书”。在第一页前的译者《评语》上,有四爸用毛笔写的:“李卜贤先生捐赠”。

  我三爸李尧林,用作家李健吾的话来说,是一位“君子人”。我父亲逝世后,他毅然担负起全家十一人的生活费用。为此,他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甚至没有结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不愿在天津教书,应四爸之邀到上海,靠翻译书的稿费生活。抗日战争胜利了,他却因病离开人世,年仅四十二岁。四爸先后写过两篇怀念他的文章,称赞他像“一根火柴,给一些人带来光与热,自己却卑微地毁去”。为纪念三爸,四爸准备成立一个“尧林图书馆”,并在许多书上盖了“尧林图书馆”的章。法国革命小说《九十三年》便是其中之一。以后由于多种原因,尧林图书馆没有建成。

  《九十三年》书影

  《九十三年》内页上巴金写有“李卜贤赠”和尧林图书馆章

  《九十三年》内页上加盖有李尧枚、巴金和李致的章

  这部书,不仅印证了当年他们读新书追求新思想,同时反映了他们三兄弟的友情。当我看见它上面盖的章和所写的字时,心里流淌着一种激情。

  我在书上加盖了“李致”二字的印章,体现四爸说的“让你保存更好些”的用心。

  这部书在我这里保存了二十八年。因多次搬家,曾一度找不到下册。2003年夏天,我女儿找到下册,令我十分高兴。我今年七十有五,难免丢三落四。为保护好这件“文物”,我已把它交给儿子,请他代我复制和保管。

  为此,我写了这些文字,以作纪念。

  2004年10月11日

  唱片《小宝贝》

  最近,我经常听20世纪20年代的一首美国歌曲,名叫Sonny Boy。

  我最先是从四爸巴金的文章《做大哥的人》中知道这首歌的。

  年轻时的巴金

  四爸本名李尧棠。我父亲是他的大哥,叫李尧枚。巴金还有一个三哥,叫李尧林。他们三兄弟之间感情深厚。四爸李尧棠和三爸李尧林在1923年离开成都,去南京读书。以后,三爸从燕京大学毕业,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书。四爸则留在上海。1927年,四爸去法国留学,把他的旅途见闻写信寄给两个哥哥,若干年后以《旅途通讯》为名正式出版。在法国,四爸创作了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扉页上印着:“献给我底亲爱的哥哥:枚!”我童年时在家里见过这本书。

  六年间,我父亲给他的两个弟弟写了一百多封信。四爸非常珍惜,把它们装订成三册。可惜后来在“文革”毁于一旦。

  1929年秋,我父亲去上海。他在上海停留了一个多月,与四爸相聚得非常快乐。他们邀请了当时在天津的三爸去上海,因为没有寄路费,三爸未能成行,失去三兄弟团聚的机会。一年半后父亲的去世,给两个弟弟带来莫大的痛苦。

  30年代初,四爸的散文集《忆》中,有一篇叫《做大哥的人》。其中写到我父亲离开上海回四川时的情景:

  我们的分别是相当痛苦的。……正要走下去,他却叫住我。他进了舱去打开箱子,拿一张唱片给我,一边抽咽地说:“你拿去唱(即听)。”我接到后一看,是G。F.女士唱的Sonny Boy,两个星期前我替他在谋得利洋行买的。他知道我喜欢听这首歌……然而我知道他也同样地爱听它,这时候我很不愿意把他喜欢的东西从他手里夺去。但我又一想我已经有许多次违抗过他的劝告了,这一次我不愿意在分别的时候使他难过。……我默默地接过唱片。我的心情是不能够用文字表达的。

  这段细节相当感人。从此,我知道他们都喜欢这张Sonny Boy的唱片。

  1984年,我去上海看四爸,四爸把仅存的我父亲给他的四封信给我看。其中一段,也提到这张唱片:

  弟弟,你说你硬把我的《小宝贝》要去了,你很失悔。弟弟,请你不要失悔,那是我很愿意送你的。之所以要在船上拿与你,就是使我留下一个深刻的映(印)象,使我不会忘记我们的离别时的情景,借此也表出我的心情,使我的灵魂附着那张小小的唱片永在你的身旁。

  这张唱片不仅为父亲和四爸所喜爱,而且还反映了他们的手足深情。当时,我就很想找这张唱片,认真听一听。问过音乐界的朋友,都不知道这首歌。1985年,我儿子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他先忙于学习,后忙于工作,我不便给他布置任务。1992年,我去美国探亲,闲聊时提到此事,儿子记下了我的心愿。去年庆贺巴老进入百岁,上海明星演出曹禺改编的话剧《家》。我两次在电视上听见剧中播放了一首英文歌,打电话问在上海的济生叔,果然是Sonny Boy。我立即将此事告诉儿子。不久,我收到女儿从北美用电子邮件给我发来的Sonny Boy,喜出望外。原来,儿子在网上找到,女儿请她的儿子下载,再由她传给我。

  我连续听了许多天,一天听若干遍。

  为了加深理解,我请女儿把歌词试译为中文:

  乌云遮盖了天空,

  我却不在意灰暗,

  你就是我的蓝天,Sonny Boy。

  众人弃我而去,

  就让他们离开,

  我仍然拥有你,Sonny Boy。

  你来自上天,

  珍贵无限。

  你使人间变成了天堂,

  上帝保佑你!Sonny Boy。

  当我老去,灰发丛生,

  答应我你不会离去,

  我需要你在身边,Sonny Boy。

  李尧林的好友杨苡

  从三爸李尧林的好友杨苡那儿,我知道三爸也喜欢这首歌。他们三兄弟为什么都喜欢这首歌?为此,我请教了杨苡。Sonny Boy,直译为“儿子般的男孩”,四爸意译为“小宝贝”。杨苡说:“Sonny是儿子的爱称,也可理解为心中最珍爱的人。”我推想,不知是否还可理解为某种信念或者博爱?

  父亲生于1887年,三爸和四爸分别生于1903年和1904年。出生在封建大家庭,他们却从自己的母亲和“下人”那儿学到“爱”。四爸在1936年《我的几个先生》一文中说:“我的第一个先生就是我的母亲。……使我认识‘爱’字的就是她。”“她很完满地体现了一个‘爱’字。她使我知道人间的温暖;她使我知道爱与被爱的幸福……”

  与此同时,封建的礼教和人世间的尔虞我诈,激起他们强烈的恨。五四运动像春雷把他们唤醒。他们贪婪地阅读新书报,吸取新思想。不同的是父亲重在妥协,四爸重在反抗。在各自选择的道路上,都有曲折和痛苦。我父亲从上海回成都不久,在信上对四爸说:

  弟弟,你对现代社会失之过冷,我对于现代社会失之过热,所以我们俩都不是合于现代社会的。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是虚伪的心情,无价的黄金,这两项都是我俩所不要的,不喜的。我俩的外表各是各的,但是志向却是同的。但是,我俩究竟如何呢?(在你的《灭亡》的序言,你说得有我俩的异同,但是我俩对于人类的爱是很坚的。)其实呢,我两个没娘没老子的孩子,各秉着他父母给他的一点良心,向前乱碰罢了。但是结果究竟如何呢?只好听上帝吩咐罢了。冷与热又有什么区别呢?弟弟,我的话对不对?

  面对旧社会,父亲处处委曲求全,走投无路;四爸期望改天换地,难见成效(他作品的影响是另一回事)。他们三兄弟既喜欢音乐又懂英语,唱片《小宝贝》,无论作为心中最珍贵的人,还是孤寂中的精神寄托,或作为所寻求的信念“对人类的爱”,引起他们的共鸣,就不难理解了。

  是否如此,得请专家评论。

  2004年五一劳动节

  “她仍和我在一起!”

  ——巴金对萧珊的深情

  巴金对萧珊的深情,集中体现在他的两篇怀念萧珊的散文和《家书》与萧珊的通信中。下面记叙的几件事,仅是我的感受。

  年轻时的萧珊

  萧珊原名陈蕴珍,是巴金的读者。他们于1936年首次在上海见面,以后相爱八年,1944年在贵州花溪结婚。40年代,萧珊两次回成都,住的时间不长。我那时在上高中住校,她因语言不通,有时要我为她外出带路。60年代在上海见过她一次,在北京见过她一次。时间虽短,但我已感到巴老有一个温暖和睦的家,萧珊在家里起着重要的作用。萧珊既管理家务,又在《上海文学》杂志做义务编辑。

  1949年,巴金与夫人萧珊、女儿小林在上海寓所

  “文革”一开始,我被迫中断与巴老的联系,也不知道萧珊的情况。在那史无前例的黑暗日子里,巴老和萧珊相濡以沫。萧珊为了保护巴老,受到北京来的红卫兵用带铜头的皮带的毒打,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几天后才退尽。巴老则说:“我多么愿意让她的泪痕消失,笑容在她那憔悴的脸上重现,即使减少我几年的生命来换取我们家庭生活中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也心甘情愿!”这是若干年后读巴老的《怀念萧珊》才知道的。1972年8月我在河南潢川县团中央“五七”干校,给巴老的女儿小林写了封信,希望能得一些信息。小林回信告诉我,萧珊因患肝癌在8月13日逝世。萧珊比巴老小十三岁,她怎么会这样早就离开人世?我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也深知萧珊逝世,对巴老会有多大的打击。

  只有两只眼睛非常明亮

  为了安慰巴老,我终于提笔给他写了信。11月4日得到他的回信:

  ……蕴珍去世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永远忘不了她,然而我无论如何要好好地活下去,认真地学习。

  ……你的第一封信是8月4日写的,信寄到时,她的病已到危险阶段,刚开了刀,小林在病床前对她讲你有信来。她只是点了点头,那时身体极度衰弱,靠输血维持生命,说话非常吃力,只有两只眼睛非常明亮。我们不知道她那么快就要离开我们,还劝她不要费力讲话,要她闭上眼睛休息。她也不知道这个情况,因此也没有留下什么遗言。想到这一点,我非常难过。

  写不下去了。……

  随信有一张较大的萧珊的照片,身体不错,略带微笑。我真不能相信,她已离巴老、离我们而去。

  床头和书桌都有萧珊的照片

  1973年春,我从北京回干校,悄悄绕道上海去看望巴老。这次去上海的情况,我写在散文《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里面。其中一段写萧珊逝世给“家里笼罩着一层阴影”。“记得我第一次来上海时,到处都有她的身影和笑声。她张罗着许多事,她殷勤待人,她不断地和我开玩笑……”我不敢向巴老提到萧珊。“只在小林卧室的玻璃板下看见一张照片:萧珊躺在床上,全身盖着白布单;巴老站在旁边,穿一件短袖衬衫,左袖上戴着黑纱,两手叉着腰,低着头哭泣。我突然觉得自己也到了现场,和家人一起给萧珊妈妈告别。”

  中年时的萧珊

  若干年后我在巴老的《怀念萧珊》的文章中读到:“我在变了形的她(萧珊)的遗体旁边站了一会。别人给我和她照了相。我痛苦地想:这是最后一次了,即使给我们留下来很难看的形象,我也要珍视这个镜头。”我理解巴老的心情。不过,离开上海前一天,我向小林说:“这张照片看了使人难受。最好换一张妈妈平常的照片。”小林赞同我的建议。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再去上海,在巴老的卧室床头上,放着萧珊带着笑容的相架。书房的两张书桌上,也各放着一个有萧珊笑容的相架。无论巴老在工作或休息,萧珊都陪伴着他。

  保留这段黑暗历史的真面貌

  有一次我去上海,巴老在聊天时谈到他有些事需要人帮助办理,其中之一是整理照片。

  我马上表示可以效力。遵照巴老的指点,我拿出一大堆照片,按新中国成立前、“文革”前、“文革”后,分成几大类。这时,巴老拿出几张萧珊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照片给我看。萧珊当时很年轻,照片的质量也不错,可惜有的被打了叉,有的在萧珊脸上画了胡须。我一看就知道是当年那些红卫兵“英雄”干的,心里顿时充满愤怒。

  为避免引起巴老不愉快,我什么都没有说。后来我建议把这几张照片带回成都,请人做技术处理,恢复照片的本来面貌。巴老却说:“用不着,就让它这样,这是历史。”

  联想起萧珊在“文革”中的遭遇,那是一个多么疯狂的年代啊!谁也不该遗忘它!

  在萧珊的骨灰盒前留影

  1986年4月我随川剧院演出去上海,同去的还有摄影家陈彦,机会难得。我向巴老说明,由于工作变动,我以后不可能像在出版社时经常来上海,所以想拍一些照片。巴老欣然同意。我和陈彦在5日上午去了巴老家,分别在花园、客厅、书房、卧室等地,按巴老平常的生活习惯,为巴老摄影。

  巴老那天情绪很好,针对我要拍照的原因,开玩笑说:“没关系,如果我不行了,会打电话叫你来。”他积极配合,听从安排。陈彦在巴老上楼时拍了一张,巴老笑着说:“我上楼时还没拍过照片。”在书房,我看见大镜子,立即想起巴老的散文《大镜子》,说镜子对他说真话,“在我的头脑发热的时候,总是它使我清醒”,便请巴老站在大镜子旁照了一张相。

  巴金第一张上楼时的照片

  在卧室,巴老主动提出:“在萧珊骨灰盒前为我照张相。”拍了几十张照片,都是我安排的,只有这一张是巴老提出的。我一下想起巴老在《怀念萧珊》一文中所说的:“一切都结束了。过了几天我和女儿、女婿到火葬场,领到了她的骨灰盒。在存放室寄存了三年以后,我按期把骨灰盒接回家里。有人劝我把她的骨灰盒安葬,我宁愿让骨灰盒放在我的寝室里,我感到她仍然和我在一起。”骨灰盒放在寝室进门靠床的立柜上,巴老走到前面,像望着萧珊似的望着骨灰盒。陈彦立即拍下这张照片。

  巴金深情地望着放在卧室里的萧珊的骨灰盒

  1987年夏,我随川剧院去日本访问演出。4月29日,巴老来信说:“你们去日本,在那边文化界我有不少朋友,如遇见我的熟人,请代我问候他们。”我想,在日本遇见巴老的朋友,最好请他们看看巴老的近照。正好上次陈彦为巴老拍有照片,装了一本影集,我便把影集带上。一天下午,日中友好人士丰田正子到东京国立剧场看望我。1980年巴老访问日本时,丰田正子用日文宣读过巴老的演说,是巴老的朋友。我们很自然地谈到巴老,我请她看影集。当她看巴老在萧珊骨灰盒前的那张照片时,目光停留了很久。我看见她眼里充满泪水。

  听《怀念萧珊》的录音

  自萧珊逝世后,我怕引起巴老伤心,从未主动向巴老提到过萧珊,然而巴老很坚强。1997年我去杭州看望巴老,有天下午,看见巴老靠在轮椅上,安详地听散文《怀念萧珊》的录音。小林告诉我,这是著名播音员陈醇的播音。我坐在巴老身旁,不敢出声,绝不能在这时对巴老有任何打扰……

  2001年2月16日

  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

  ——记“文革”中去上海看望巴金

  夜读作家徐开垒著的《巴金传》(续卷),其中《患难见真情》一节,提到有关我的一些记叙。先摘其一段:

  这一年10月底,巴金的大哥李尧枚的儿子李致给巴金来了信,给巴金带来了成都老家对萧珊去世后巴金处境的关心。在一年以前,李致就曾从北京返回设在河南的干校时,悄悄地绕道上海来武康路看过巴金。当时他与巴金同睡在一张床铺上,曾给他转述过一些老朋友对巴金的怀念。但由于受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虽同睡在一张床上也不敢深谈。在这次来信之前,李致就曾有信给小林。那时萧珊住院动了手术,小林曾把李致来信的事告诉她,但萧珊已不能说话了,她只点了点头,就闭上眼睛休息。这次李致来信,是萧珊去世后给巴金的第一封信。它给巴金带来安慰。

  读完之后,二十三年前的一些事,又重新出现在我眼前。

  “十年浩劫”开始的时候,我在共青团中央《辅导员》杂志任总编辑。很快,团中央所有报刊的总编辑,一个个被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揪”出来,包括我在内。我先靠边站,继之进“牛棚”,然后又到干校“劳动改造”。

  20世纪50年代巴金在上海

  过去许多“运动”,往往从文艺界开刀,这次更不例外。看见北京文艺界许多著名人士被“揪”出来,我必然担心四爸巴金的处境。特别是几年前我就知道姚文元在策动批判巴金,后被周总理制止。1966年6月,亚非作家会议在北京召开,巴金是中国作家代表团副团长。但与此同时,造反派在揭发我的大字报上,已提出要我交代与“反动学术权威”巴金的关系。当时我还没有完全被看管,我先从全国作协那儿知道四爸的住地,然后打电话给他。电话通了,只说了几句一般的话,彼此都显得很拘谨。过去四爸到北京,总要打电话给我,我也一定会去看他。而这次我没提出去看他,他也没有叫我去。不过,听到了他的声音,我感到温暖。六年后我才知道,四爸当时已经预感到“大祸临头”了。

  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四爸的消息,但我认定他在劫难逃。果然在1967年5月10日,报纸刊登了一篇名叫《大树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文章,批判巴金“是最典型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过着寄生虫、吸血鬼的生活,写的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可以想得到,四爸会遇到多么大的灾难,我真担心他能否承受得了。机关造反派趁机对我施加压力。说我过去写的材料是“假揭发,真包庇”,必须真正揭发巴金的“罪行”。其实,我和巴金接触(不包括童年时期)的次数不多,我如实地一一写出。造反派说我“态度恶劣”,但除拍桌大骂以外,也无可奈何。不过,他们责令我把巴金给我的信全部交出。我清理了一下,有四十多封信,是四爸在1956年到1966年十年间写的,光明正大,没有见不得人的地方。我理直气壮地把信交给造反派,以为他们看了之后会退给我。没想到,交给这些人的信之后便石沉大海,到现在为止谁也不知道它们的下落。

  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我自己的思想也乱了。我认为巴金的世界观是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既然我从小喜欢巴金的作品,现在是“文化大革命”,有必要重新阅读一次。第一本读《家》,这是他的代表作。接连两三个晚上,我读到深夜,在鸣凤跳湖和瑞珏逝世时,伤伤心心地哭了。因为哭出声,把爱人惊醒,她以为我出了什么事,连问我:“哭什么?”

  1968年4月22日,我被关进“牛棚”。除受批判和劳动之外,只许学《毛选》。我通读了四遍《毛选》,但还有很多时间,坐在那儿实在难受。我以检查文艺思想为理由,要求读《鲁迅全集》。出乎意外,我的要求被批准。我儿子按时送东西的时候,给我分卷送来《鲁迅全集》。这一下日子好过多了,我天天读鲁迅的书。在“牛棚”,我思念四爸。每当我翻开《且介亭杂文续编》,读到鲁迅说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这一句话,真是思绪万千。我明白了那些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家”打着鲁迅的旗帜,实际在玩“颠倒人妖,混淆是非”的把戏。

  1969年,到了河南省潢川县“五七”干校。有一天,公布晚上将放电影《英雄儿女》。我看过根据巴金小说《团圆》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十分感人。如果是放这部电影,是否意味着四爸的处境有所变化呢?吃完晚饭,全连人排队到校部前的空坝。一路上,众人有说有笑,我却埋着头不言不语,一心期待我的愿望能实现。电影一开放,果然是根据巴金小说改编的,我当然感到高兴;但“根据巴金小说《团圆》改编”这几个字却被删去,使我大失所望。这个谜若干年后才解开:影片是周总理叫放映的,删去“根据巴金小说《团圆》改编”,则是“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下令的。

  巴金,我的四爸,我真想念你,担心你!

  已经记不清我是怎样下的决心:1972年8月,我给巴金的女儿、我的妹妹小林写了一封信去。历时一个月,才收到小林的回信——原来萧珊妈妈在8月13日逝世。我几次提笔给四爸写信,但坐在桌前,望着稿纸,竟写不出一个字来。直到10月30日,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一口气写了六年来的第一封信。

  爹:

  提起笔,千言万语,真不知从哪儿说起,我们有六年没有通信。然而,我这几年比过去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关心你。你对我一定也如此。

  到目前为止,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1965年你去越南之前;最后一次谈话,是1966年在北京的那一次电话。所有一切,我都不会忘记,它们将永远刻在我心里。

  为了避免某些不必要的麻烦,前一段时候我暂时没有给你写信,而且也不知道把信寄到哪儿。今年8月,我写了一封信给小林,算是试投,期望能取得联系。小林有一个月没回信,我担心这个希望也没了。后来,小林的信来了,我一看见信封就高兴,满以为这封信会给我带来一些令人愉快的事。可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它带来的却是妈妈逝世的消息。

  妈妈逝世,你当然最难受。我本应该立即写信安慰你。可是,我能向你说什么呢?有什么话能减轻我们的痛苦呢?我实在想不出。就是现在,写到这里,我的眼泪也忍不住往下流。

  1964年夏天,我第一次到上海。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第一次看见妈妈,我开始喜欢她。记得那个晚上,大家在屋外乘凉,萧姐也在场。我向你要《收获》复刊第一期,你答应了。妈妈立即说你“偏心”,说她向你要过几次,你都没有给她。当时,我们是多愉快啊!这大概就是一般人所谓的“天伦之乐”吧!然而,这样的聚会,这一生都不会再有了。

  我最好不在这个时候给你写信。因为不仅不能给你安慰,反会引起你的痛苦。不过,我还要问一遍:妈妈去世之前,她看见我给小林的信没有,她说了些什么?我问过小林,她没有回答,但我很想知道。

  就这样吧,我不再写下去了。我相信你能理解我的感情。

  李致

  10月30日

  大约十天以后,我收到四爸的信。多么熟悉和亲切的字,我的心激动得快要跳出来了。我小心地把信封剪开,急急忙忙地读下去。

  李致:

  三十日来信收到(你上次给小林的信我也见到),知道你的近况我放心多了。这些年我也常常想念你和你的几个姐姐。三年前有人来外调,才知道你当时靠过边,但是我又知道你没有历史问题,认为不会受到多大的冲击,我一直不想给你写信,害怕会给你找麻烦,心想等到问题解决了时再通信息。现在你既然来信,我就简单地写这封信谈点近况吧。我1969年参加三秋后,就和本单位革命群众一起留在乡下,以后1970年3月又同到干校。今年6月因蕴珍病重请假回家,7月下旬就留在上海照料她。她去世后我休息了一段时期,9月起就在机关上班(工宣队老师傅和革命群众今年都上来了),每天半天,主要是自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这几个月并没有别的事。但问题尚未解决,仍在靠边。住处也没有改变,只是从楼上搬到楼下而已(楼上房间加了封,绝大部分书刊都在里面)。我身体还好,情绪也不能说坏,蕴珍去世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永远忘不了她,然而我无论如何要好好地活下去,认真地学习。

  你问起妈妈去世前看到你的信没有。你的第一封信是8月4日写的,信寄到时,她的病已到危险阶段,刚开了刀,小林在病床前对她讲你有信来。她只是点了点头,那时身体极度衰弱,靠输血维持生命,说话非常吃力,只有两只眼睛十分明亮。我们不知道她那么快就要离开我们,还劝她不要费力讲话,要她闭上眼睛休息。她也不知道这个情况,因此也没有留下什么遗言。想到这一点,我非常难过。

  写不下去了。祝好!

  尧棠

  11月4日

  与四爸通信,我不敢告诉任何一个人。萧珊妈妈去世,对四爸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他毕竟健康,这是不幸中之大幸。我明白当时的形势,也清楚彼此的处境,不能过多通信。但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要设法去看望四爸,安慰他。正好我爱人所在河南明港学部(即以后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干校,全部人员回北京“清队”,春节我将回北京探亲。于是,一个“秘密”计划开始在我大脑里酝酿。

  当年12月底,我回到北京。我儿子早随他妈妈回北京读书,女儿不久也从北大荒兵团回来。难得的团聚使我们暂时把这几年的苦难丢在一边,高高兴兴地度过了春节。当时,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屋子里住,只有晚上孩子们熟睡了,我和我爱人才能讨论我的“秘密”计划,决定在我回河南干校时,绕道去上海看望四爸。为避免被人抓辫子,我们不向任何人透露这个打算。到了上海,看到的熟人,都说是去看眼病——我的确在害眼病,曾先后请假到武汉、成都去医治过,这次回北京多次去朝阳医院看病。在上海,如住在四爸家不方便,就住在最可信赖的朋友家。按时回干校,只按北京到河南信阳报销火车票。当时探亲,只要有一张从干校回家的车票就可以报销双程车票了。因为人已经回到干校,必然是乘车回来的,不可能从北京步行回来。一般不会引起怀疑。一年一度的探亲假,日子非常值得珍惜。为了不浪费时间,春节前我们不去排大队买吃的东西,而是改在春节后(人不拥挤了)再买。但为去看四爸,在我爱人支持下,我提前五天离开北京,乘去上海的火车。我本想在车上多睡一会儿,但想到即可见到四爸,兴奋不已。一天多的路程,我的思想有足够的时间自由驰骋。

  1946年7月,巴金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去越南深入生活。图为巴金在越南战地留影

  ……

  强加在四爸头上的“罪状”之一,是他早年信仰过无政府主义。这有什么了不起?毛主席青年时期也相信过无政府主义。这是追求真理过程中难免的事。何况四爸同时又是爱国主义者,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和同胞。抗日战争前,以鲁迅为首,四爸和许多作家共同发表了一个文艺工作者宣言,表示抗日救亡的主张。我读过四爸在抗战时主编的杂志《呐喊》(后改为《烽火》),我也记得四爸在长篇小说《火》第三部的后记里说过:“我虽然相信过从外国输入的‘安那其’,但我仍然是一个中国人,我的血管里流的也是中国人的血。”四爸的《家》启发了许多青年人参加革命,这是众所皆知的事情,怎么一下就成了“大毒草”?新中国成立以后,四爸一再表示:“我要写人民的胜利和欢乐,我要歌颂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人民,伟大的领袖!”50年代四爸两次到朝鲜,60年代四爸又两次到越南,曾受到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赞扬。哪一个“贵族”或“寄生虫、吸血鬼”肯去吃这种苦?

  我想起前两次到上海的情景。那是在1964年7月和10月。第一次去,四爸陪我参观他的藏书室,大小七间,令我羡慕不已;我们还一起到虹桥公墓为三爸扫墓。第二次是我陪外宾去,只匆匆见了四爸一面。临别时电话告别,四爸喜悦地说:“两件大喜事,一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一是赫鲁晓夫下台,真令人高兴!”我似乎现在还能听到他洪亮的声音。

  我在机关交代时曾提到四爸送过许多书给我。1960年四爸回成都时,我看见他书桌上放了一本《三家巷》。我向他要,他说是欧阳山送他的,他准备回上海时在火车上看。但是1961年他回上海前却把书给我,说:“还是送给你吧!”1929年秋我父亲离开上海时,把一张自己心爱的唱片送给四爸。四爸深受感动,把这个情节写在《做大哥的人》里面。我不禁想起书中的描写。

  我和四爸也有过争论,主要是对我父亲的看法。我父亲的性格和遭遇,类似《家》里的觉新,所不同的是我父亲以自杀结束了生命。四爸爱他的大哥,对我父亲自杀表示理解和同情;我则认为我父亲丢下母亲和五个子女,太不负责任。争论是在三轮车上进行的,那是1964年我们冒着烈日去给三爸扫墓的路上。四爸感慨地说:“连你都不理解,小林他们就更难说了。”

  我小时候人很瘦,鼻子比较高,鼻梁有些“右倾”。我外祖母经常把我的鼻梁往左扳。有一次,一个同学不当心打中我的鼻梁,使我流了鼻血。我立即准备还击,但一下意识到他打我鼻梁的方向和外婆扳的方向一致,气马上消了。四爸知道这个故事以后,常常当成笑话当着我讲给别人听,使我十分尴尬。这是1941年的事情,四爸第一次回成都。

  1958年10月,我和四爸在北京巧遇。我参加中国青少年报刊工作者代表团从苏联访问归来,四爸正要去苏联参加亚非作家会议。我到和平宾馆看望四爸,他请我在餐厅吃晚饭。他问我吃什么,我说:“当然是回锅肉呵!”他笑了,并立即告诉了服务员。但后来端上桌的,却是一盘对虾。这是我第一次吃对虾。

  在鲁迅葬礼上,巴金等为鲁迅抬棺(左一为巴金)

  车厢广播在介绍上海,说上海是什么“一月革命的发源地”,等等。“文革”把什么都搞乱了,姚文元等批“无政府主义”,要“巴金负责”。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20世纪30年代鲁迅在为巴金辩诬时就回答过:“难道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坏革命,也要巴金负责?”我不相信姚文元没有读过这篇文章!

  联想到自己,我过去自称是鲁迅的“信徒”,但我并没有学到鲁迅的“硬骨头”精神,明知有些事是错的,也不敢讲真话。从在“牛棚”里读《鲁迅全集》时起,我就决定不再称自己是鲁迅的“信徒”,因为我不够格。

  ……

  到了四爸家,四爸和九姑妈既感到高兴,又感到意外。四爸稍瘦了一些,身穿一套蓝色中山装,唯一不同的是头发全白了。我们紧紧地握着手,以此表示互相的信赖和关怀。

  新中国成立前我做过地下工作,有些经验可以运用。我必须表明我的来意,以便对付可能出现的各种场面,我说:“我是专程来上海看眼病的!”

  第二天上午,我请萧荀——我大姐的朋友,后成为四爸和萧珊妈妈的朋友——陪我去上海五官科医院看眼病。一个写有我姓名和年龄的挂号证,我把它妥善保存了很多年。通过萧姐,我了解到四爸在“文革”中的许多遭遇。

  1973年春,李致去上海看望巴金时,到上海五官科医院看眼病的凭证

  家里显得很冷清。造反派封闭了楼上所有的房子,全家被赶在楼下居住。原来的客厅成为四爸和小棠的卧室,但小棠到安徽农村插队,床空着。小林和祝鸿生刚结婚,他们是同学。小祝是在四爸处境最困难的时候与小林结婚的,这说明小祝的人品和爱情的纯真。当时他们还没有生孩子。九姑妈和十二孃也不像过去那样爱说话。没有人来串门。

  萧珊妈妈逝世给家里笼罩着一层阴影。记得我第一次来上海时,到处都有她的身影和笑声。她张罗着许多事,她殷勤待人,她不断地和我开玩笑……我不敢向四爸提到萧珊妈妈。我只在小林卧室的玻璃板下看见一张照片:萧珊妈妈躺在床上,全身盖着白布单;四爸站在旁边,穿一件短袖衬衫,左袖上戴着黑纱,两手叉着腰,低着头哭泣。我突然觉得自己也到了现场,和家人一起给萧珊妈妈告别。

  单独和四爸在一起的时候,我便告诉四爸,这次来上海是为了看望他。我知道眼病情况和治疗方法,到医院不过是拿一个挂号证。四爸原以为我“没有历史问题”,“不会受到多大的冲击”。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早年参加党的地下组织,难道不是“假党员”?1947年我在重庆被捕过,正好抓“叛徒”。我上中学时与所谓“胡风反革命分子”有过接触,曾在文章中引用过胡风的一句话,起码算一个“小爬虫”。加上我不“认罪”,又“拒不揭发”,态度“恶劣”。不过,终于查不到他们想抓的问题。在1969年底“解放”——我们连队最后一个“解放”的当权派。今后怎么办?不知道。好在身体不错,算个壮劳力,我不怕用自己的劳力维持生活。

  四爸的“问题”没有结论,因萧珊妈妈去世,回家听候审查。四爸是我们国家唯一不领工资的专业作家,他的存款全被冻结。一个月只许他取三百元,一百四十五元作房租,五十元供养萧珊妈妈的父亲,剩下一百零五元一家四口人用。我问他够不够用,他泰然地说:“没有什么!我的生活很简单。我告诉过九姑妈,必要时我可以只吃面包。早年我在法国就是这样。”当年四爸在法国,物质生活非常贫困。

  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四爸一贯如此。当他知道我曾两次回成都探亲时,便询问我母亲和几个姐姐、姐夫的情况。我也主动告诉他我知道的一些亲友的遭遇。他知道李宗林(成都市市长)被迫害致死时,显得很难过。李宗林是他的朋友。

  有两个晚上,我和四爸睡在一张床上。四爸1942年回成都时,我刚满十二岁,也和四爸睡在一起。当时正是四爸创作最旺盛的时候。时隔三十年,我又和他睡在一起,他却碰到这样不公平的遭遇。我在一篇短文中曾记叙了当时的心情:“我深切期望他能摆脱这不幸的处境,但我自己也不知道那黑暗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我很想安慰四爸,可惜说不出什么有力的话。我告诉四爸,无论怎么批他,他并没有被遗忘。特别是一些老同志,常悄悄问我有关他的情况,为他的遭遇鸣不平。当时,我不敢提这些同志的姓名。其中有曾德林(后为中宣部副部长)、萧泽宽(后为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等。我还空洞地讲了一些要“相信党、相信群众”这类的话,其实我自己早不相信什么“中央文革”和其控制的“革命群众”了。临走前一天下午,我和四爸在二楼的走道上谈话,我讲了准备要求调回成都的想法。想到可能面临的各种情况,我终于冒出一句心里话:“如果你的问题解决不好,你可以回成都。我能用自己的劳动供养你!”当时,我们都很激动,四爸没有说什么,至少没有表示反对。

  这次和四爸会面,我不敢深谈。但我目睹了四爸的现状:第一身体健康,第二精神没垮。这就是希望!我在上海只待了三天,第四天一早就得离开。我不想在离开时惊动四爸,但他和九姑妈几乎和我同时起床。不凑巧,天下雨,而且下得不小。四爸把他的雨衣给我穿上,我们又一次紧紧握着手,互道:“保重!”“保重!”这两个字,在当时的环境下,有它特殊的含义和感情。我实在舍不得离开四爸,但我岂敢不按时回到要我“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五七”干校?我只得双手提起行李,毅然离开家门,快步赶到公共汽车站。

  我满脸流着水,是雨水,也是泪水。

  1995年元旦

  * * *

  这里叙述的时间有误。“文革”期间李致给巴金的第一封信是1972年10月30日写的。李致从北京绕道去上海看望巴金是在1973年春。

  见《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巴金在1966年6月10日给萧珊的信中曾说:“我来京后除听报告,参加宴会、晚会外,什么地方也没有去,什么人也没有找。(李致打听到了,来过一次电话。)”

  李致曾过继给四爸巴金,故称巴金为爹。详见《李致文存》之《我的人生》卷中《大妈,我的母亲》一文。

  萧姐:萧荀,李致大姐的朋友,也是巴金和萧姗的朋友。

  巴老对我健康的关爱

  巴老对我的关爱是多方面的,包括对我的身体健康。

  抗日战争时期,成都流行疟疾,人称“打摆子”。我当时十岁左右,也被感染,一会儿高烧发热,一会儿冷得发抖。因为缺少药物,很难治愈。正好四爸巴金在离家多年后第一次回蓉,住在我们的小家。他离开成都不久,即寄回一种叫“扑疟母星”的药,为我治好了疟疾。

  1960年,“大跃进”造成物资极度匮乏。成都市每人每月十九斤粮食,一月一斤肉,一般只能买点厚皮菜和空心菜(人称“无缝钢管”),其他副食品全无。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理解,认为十九斤粮食满够了,问题是现在可以喝牛奶吃鸡蛋,鸡鸭鱼肉、蔬菜水果和其他副食品很多,当时以粮食为主。我身体本不强壮,那个时候更骨瘦如柴。一天中午,我突然吐血。当时四爸正回成都写作,住在学道街。他得知我吐血后,很快来看我。巴金的《成都日记》1960年12月19日记有:“……两点后我去李致处探病。在李致处坐了一个多钟头,返家已四时半……”正像四爸所说:“为了保粮保钢,汽车都弄去运煤去了,城里公共汽车只剩了两路,到许多地方都搭不到车。”四爸从学道街步行到祠堂街看我,又步行回学道街住地。他在21日写信给萧珊妈妈说:“……我星期一还是走了一大段路,去看小五的病。他开始吐血,一连几天未止,星期一下半天入医院后已经止住了。”1961年1月24日,他又写信回答萧珊妈妈的询问:“小五身体最近好些了,虽然住医院,已经可以请假出外走动了。”有一次,市长李宗林弄了几样菜,请了几个家人陪他吃饭,我应邀参加。我自带碗筷,他说不必。他叫我不要紧张,说:“年轻时我也得过肺病,休息一段时候,吃点药,也就好了。”以后我照胸片,没发现肺结核病灶,不知是什么原因导致吐血的。

  李致和巴金在上海寓所交谈

  我从小常患眼病,细菌或病毒这些“牛鬼蛇神”隔几年就“跳”出来一次。四爸也很关心。1975年,我因眼病住进四川省医院,四爸多次来信询问我的病情,并说:“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你的眼睛、你的身体,你要注意,为了更好地工作。”特别是有一次误传我得青光眼,四爸十分关切,在给我的信上说:“知道眼病基本治愈,就要出院,很高兴。本来听说你患青光眼,倒有些着急。”我为此请我爱人写信给他说明情况。这次住院时间较长,当炎症基本消失后,我耐不住寂寞,又想看书。四爸理解我,多次叮嘱我不要急于看书和多看书,同时又专为我找出大字本的《镜花缘》(六本)寄我,并在信上说:“《镜花缘》找全了,这是大字本,看起来方便些。”以后又多次叮嘱我保护眼睛。

  我在1980年发现心脏供血不足,住过疗养院。四爸来信后说:“你怎么也成病人了?想得开,很好,但要认真对待,做到劳逸结合,真正休息。”第二封信又说:“好好疗养吧。看书也要有节制。你和我不同,千万不要把身体累垮。”1997年,我去杭州看望他,他又问我的心脏情况,我说问题不大,就是刚下飞机,因为气温突然变化,稍有不适。我说过就算了。没想到离开杭州前,四爸很认真地对我说:“我发现你的动作不如以前敏捷,千万要注意身体。我想你来看我,但你不要一个人来,要有人陪你。”我答应好,但心里却不愿为此麻烦别人。他又托人带话给我,还说他不愿我因一人去看望他,造成我身体出问题。

  1999年,四爸住进华东医院,再也没有出来。我经常从小林和国煣那儿得知四爸的病情。我当然关心四爸,可是却不能为他做任何一件事情。联想起他对我健康的关爱,我感到痛苦和内疚。

  2000年12月1日

  不知如何弥补

  今年上半年的一天,我与住在上海华东医院的巴金通电话。巴老有语言障碍,主要是我讲成都亲人的近况和问候,不向他提问,以免他着急。那一天他突然说了一句:“你到上海来走走。”我知道巴老想念我,便回答说:“到上海有点困难,等女儿暑期回来,争取到杭州看望您。”

  放下电话,我心里很不平静。

  40年代巴老两次回成都,当时我很小。50年代中期巴老路过重庆,我才算以成人的资格与他交往。1964年我调北京工作后,巴老来北京开会或办事,加上我出差到上海,接触的机会增多。“文革”中我悄悄去看望巴老,对林彪、“四人帮”的仇恨,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担忧,使我们的心紧紧地靠在一起。粉碎“四人帮”和以后几年,我在出版社工作,每年一般两次到北京、上海组稿。到上海住巴老家。为了便于交谈,姑妈在巴老书房里给我放了一张折叠床,巴老还亲自为我抱过枕头和毛毯来。这是我享受的“特殊待遇”。我和巴老每一次会面,彼此都很高兴。我除了出外组稿,就是在家和巴老摆龙门阵。那些深夜长谈,是长辈对晚辈的启发,又是心灵的交流,我从中得到净化和快乐。

  1982年年底我的工作变动,到了四川省委宣传部。工作忙得几乎没有间歇的时候,更不像过去在出版社,有些工作必须去上海。我和巴老见面的机会大为减少。当时飞机票很贵,我的外甥李舒,过去为存钱去上海看巴老,吃饭时只买咸菜。有一次我半开玩笑写信给巴老说,准备只吃咸菜,以便存钱去看他。巴老很快回信说:“你不用吃咸菜。要是我不回四川,我就请你来上海,你买飞机票,实报实销吧!”巴老因患帕金森病,写信难;以后听力减退,通电话也吃力。1986年10月3日,巴老在信上说:“我这几个月身体很不好,大概编写《随想录》太疲倦,快到‘心力衰竭’的地步。最明显的是听力衰退,所以无法同你交谈。”尽管如此,我仍经常去信问候巴老。

  巴金在开心地打电话

  巴老需要我的帮助。1987年3月30日来信说:

  我已搁笔,现在心情倒还平静,估计还可以活两三年。这段时间当用来处理后事。所谓后事,除了要把捐赠北京图书馆、现代文学馆、上海图书馆、黎明学院的图书资料全部交出,还有《全集》和《译文集》两种。《全集》由王仰晨负责,《译文集》我自己在整理,有十本稿子已经交给董秀玉了。这最后两件事,大概都需要你帮点忙,出点力。

  我极愿为巴老效劳,但时间从哪儿来?好在只有三年我就该退下来了。1988年2月,我被选为四川省政协秘书长。巴老知道后来信说:“信早收到。打算回信,却一直抽不出时间。干扰实在太多,因此我常常感到苦恼。……有一段时候我倒希望你退下来帮忙我做点工作,例如整理我的日记、佚文、书信,等等,在我不能工作的时候,代替我帮助王仰晨编好《全集》的后一部分。现在这些都成为空想。”巴老的失望,是我的痛苦。我一时找不出好办法,便主动提出帮助他校看日记。有一次我生病住院,校看《赴朝日记》。原稿写在一个很小的笔记本上,字比小蚂蚁还小。我要戴上四百度的老花镜,加上放大镜才看得清楚。由此可见当年巴老在战地生活的艰苦。我这次校看,时间和精力集中,任务完成较好。但以后校看《上海日记》,时间和精力分散,拖得很久,影响了王仰晨的进度,使巴老着急。若干年后见到巴老给王仰晨的信上说:“李致他们不了解我,我比较急,只因为我没有多少时间了!”幸好1991年我去上海给巴老祝贺生日,趁客人多的时候,躲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才把它看完。我实在为巴老做得太少了!

  李致和巴金总有谈不完的话

  时间长了没去上海,我想念巴老。巴老思念家乡,终于下了决心,在1987年10月回成都住了一段时间。回上海后巴老来信说,十七天过得这么快,“仿佛做了一个美好的梦”。不久他又来信说:“这次回成都我收获不小,想到一些人和事,我觉得精力充沛。我感到遗憾的是没有机会跟你交谈。能够多活,我当然高兴,但我离开世界之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你可能理解我多一些。”巴老说我理解他可能多一些,我当然感到高兴。但同时也感到惭愧,因为我对巴老的理解还很不够。理解巴老,既要有一定的理解能力,更重要的是应具有一定的思想境界。我在这两方面都不够,已做过一些反思,还将继续做下去。至于没有机会交谈,主要是因为我负责安排巴老整个活动,既要考虑到许多人希望见到巴老,又不能让巴老过于劳累,所以尽管天天见面,却不愿多占巴老的时间。天下真难有两全的事!

  这以后,我大概每隔一年到上海去一次。不能要求巴老多写信,他听电话又吃力。不过我每次去上海,除少数必办的事以外,总是尽可能待在巴老身边。他精神好的时候陪他聊天,疲倦了就让他闭目养神。他说找不到照片,就为他清理照片。有时轻轻地为他揉揉手。我的时间安排得很紧,有几次巴老都问:“为什么慌着回去?”但巴老处处为人着想,从没有强留过我。有一次我到了上海机场,航班改在第二天,我立即赶回家里,对巴老说:“‘上帝’要我多陪你一天。”巴老高兴地笑了。

  1989年7月,巴老写信对我说:“我仍在医院,大约八九月回家。回家后可能感到寂寞。……你有机会过上海时,可以找我谈谈。你可以理解我心上燃烧的火,它有时也会发光,一旦错过就完了。……”

  然而那时我一天忙到晚,未能满足巴老的愿望。

  1991年我退下来。为探亲,和老伴在美国待了八个多月。这八个月巴老一共给我写了三封信。他不但没有责备我,反而在信上说:“你和秀涓难得这样长期休假,能多看看,多休息也是好的。”

  我满以为回国后有机会多去上海,帮助巴老做点事。但我的老伴病了,生活不能完全自理。1993年10月,我陪三位美籍华人去上海(这是在美国时约定的),当天下午便赶去看望巴老。巴老正在客厅午睡,姑妈说平常这时巴老已经起来,要叫醒他。我坚持不叫醒巴老。大约半小时后巴老醒来发现我,生气地问:“为什么不早叫醒我?为什么不早叫醒我?”巴老这样珍惜和我见面的时间,使我很受感动。

  1997年8月底,李致女儿李芹、儿子李斧和孙女珊珊到杭州看望巴金。图为四代人同在西湖边。左起:李芹、小林、珊珊、巴金、李斧

  这几年,只要我女儿李芹从加拿大回来,我的身体条件许可,我总要争取去杭州看望巴老。但巴老年高,身体不好,有语言障碍,交谈的时间不能过多。我这才感到自己的过失。我错过了许多理解巴老发光的“心上燃烧的火”的机会。然而他知道秀涓的病情时,却对我说:“我赞成你对秀涓的态度。”还说,“你身体不好,出远门最好找人陪你。”

  去年暑期,我的女儿和女婿、儿子和孙女,一起去杭州看望巴老,特别是我儿子会说些话使巴老发笑,巴老很高兴。临别时,巴老对我女婿说:“李致前几年他不来,现在来,我谈话已经困难了。”

  我原准备今年去杭州,但暑期因住医院,愿望落空。我觉得对不起巴老,又让他失望,但巴老却担心我的健康,叫我千万不要去。

  我真不知怎样才能弥补这些遗憾和过失。

  1998年9月28日

  心留巴老家

  我有六年没到上海市武康路巴金老人的家了。

  前几年,巴老每年一半的时间在上海,一半的时间在杭州。我曾两次到杭州看望他,一次住了三天半,一次住了两天半。1999年巴老因病没去杭州,我和儿子就到上海去看他。

  过去我到上海,都住在巴老家。为了便于和巴老聊天,家里在巴老的书房架一张行军床。这次怕增加家里的负担,我请市文联安排住宿。巴老住华东医院,市文联的宾馆恰好在医院对面,十分方便。

  1999年巴老两次病危,最近相对稳定。我早想看望巴老,但巴老知道我有心脏病,几年前就不同意我一人远行。这次儿子应邀从美国回来参加国庆五十周年观礼,约好他在上海虹桥机场接我,一起去看巴老。

  在医院见到巴老,他很想与我们说话,但又说不出来,非常着急,眼角流出泪水。我和儿子看了很难受,几次到外面的套间去擦眼泪。那天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对别的任何事都没有兴趣。直到第二天上午听陈护士介绍,说巴老的主要器官尚好,如果没有意外可以进入新的千年,我的心情才稍微平静。特别是小林一到,高高兴兴地向巴老问好,与我们讲话,使病房有了生气。回到宾馆,我和儿子谈到巴老武康路的家,都想去看看。

  1999年9月,李致和儿子李斧去上海华东医院看望巴金。后去巴金家,李致一人坐在客厅,回想起许多往事

  中午,我和儿子随小林去武康路巴老家。

  进入巴老家,从大门、房屋到庭园似乎都没有大变化,只有地板、房门和窗框等用油漆过,颜色深一些。吃饭的方桌、楼梯、客厅的各种设置、室外的草坪,一切依旧。两只小狗,见到我们也很亲切,似乎早就认识。

  小林要送书给我的儿子,儿子跟着她上楼。

  我一人坐在客厅里。客厅比较大,四方都有沙发。“文革”期间,巴老被迫从二楼卧室搬下来,把客厅当住房。1973年春我悄悄来看望巴老时,屋里有两张床。小棠在安徽插队,他的床空着。我和巴老同在大床上睡了两个晚上,未能深谈。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可诅咒的日子。

  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搬回二楼卧室住,客厅得以恢复。1978年秋,我再来到上海。晚上全家都在客厅看电视。巴老很随和,大家看什么,他就看什么。有一次巴老正要上楼休息,电视播放姜昆、李文华的相声《如此照相》,把“四人帮”时期的某些荒诞做法讽刺得淋漓尽致。巴老站在客厅中间,不时哈哈大笑。我真愿巴老经常这样快乐!

  一家人其乐融融。从左到右为:祝鸿生、小林、巴金、端端、九姑妈

  巴老在1982年摔伤腿。出院以后,他活动的地方主要在客厅。客厅外的走廊三边装上玻璃,巴老常在走廊上的一张小桌子上写作,累了在走廊的藤椅上晒太阳休息。我到上海看巴老,也常在走廊与他坐着聊天,有时陪他走几步。他说:“我重新学走路。”我以为,除走路外,这话还意味着巴老经过反思,破除迷信,独立思考,坚持说真话了。为了维护巴老的健康,我不敢再与他深夜长谈。

  巴老对家乡有很深的感情。1984年秋川剧团到上海演出,巴老已不能到剧场看戏。一天下午,以陈书舫、周企何为代表的十几位老中青演员去看望巴老。就在这个客厅,演员们清唱给巴老听。唱完后大家要求巴老讲话,巴老说:“我爱家乡,爱听乡音,当然爱川剧。”直到1993年秋,巴老还对我说:“我哪儿都不想去了,只想再回四川一次。”可惜这个愿望未能实现。

  有一次,我在客厅里与巴老谈到我的父亲和三爸,巴老两次痛哭失声,他说:“我最爱我的两个哥哥,他们两人都是因为没有钱而死的。现在我有钱,也没用了。我又不想过好生活。”这是我唯一一次看见巴老失声痛哭。

  我有几次在巴老寿辰时到上海。无数鲜花、贺电、蛋糕,不断的来客和采访,代表了人们对这位讲真话的作家的爱戴。巴老对我说过,一个人如果不能工作,长寿也没意义。我不同意巴老这个话,多次与他辩论,期望他以健康为第一。巴老似乎赞同我的建议,但实际并未被我说服,他像春蚕似地不断吐丝,编《巴金全集》和《巴金译文集》。巴老还说:“长寿也是一种惩罚。”我理解他说的“惩罚”是指:不能工作,生活不能自理,许多亲友(同辈的和下辈的)先他而去。

  ……

  儿子从楼上下来,手里拿着小林送他的《随想录》(手稿本)和《巴金小说全集》(台湾版)。正好国煣也赶回家。国煣是我小幺爸的女儿,住在巴老家里。她除自己的编辑工作外,长期与小林、小棠一起照顾巴老,尽心尽意,非常难得。我与两个妹妹在客厅里说话。儿子为我们照了相。趁我们说话,儿子还在巴老家里拍了不少照片。我的儿子和女儿,对巴老有深厚的感情。1997年,他们还和我的女婿、孙女一起专程去杭州看望巴老。

  我和儿子依依不舍地离开巴老家。我深深地感到:人虽走了,心却留在这里。

  1999年10月初稿

  2000年5月12日改

  * * *

  此文是李致1999年去上海看望巴老后所写,记叙了他当时的心情。值得庆幸的是,巴老顽强地与疾病做斗争,已胜利进入新世纪。

  白发

  巴金1923年离开成都,1941年回到阔别十八年的家乡。我那时仅十一岁,第一次看见他。他留给我的印象是,身体健康,满头黑发。

  这个印象一直保留到1965年。那时我在北京工作,巴老去越南前从上海到北京,约我和我爱人一起到他住地吃午饭。

  “十年浩劫”中我和巴老异地受审。我在1969年获得所谓“解放”。巴老在上海,受了很多迫害,甚至失去他的妻子萧珊。事后才知道,张春桥说过:“不枪毙巴金就是落实政策。”

  我在1973年从北京回河南干校,曾悄悄绕道上海去看望巴老。

  这次见面,巴老最大的变化是满头白发。

  满头白发,让我看到“四人帮”从肉体到精神对给巴老的摧残。十四卷《巴金文集》,包括引导许多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小说《家》,被打成“邪书”。给巴老加上了各种罪名,在全市电视大会上批斗,把他赶出文艺界。我感到心痛,好像有一双手要把它撕成两半。

  满头白发,又让我感到巴老的纯洁和崇高。面对这场浩劫,他的精神没有垮。正如巴老后来回忆:“我即使饿死,也不会出卖灵魂,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萧珊逝世以后,巴老在家搞点翻译,准备将来把书稿送给图书馆。不仅如此,他内心仍然燃着对祖国、对人民的爱。在一片“万岁”声中,重新开始独立思考。这时,我被撕裂的心又感到希望。

  满头白发的巴金

  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坚持说真话,严于解剖自己,写出了他的巨著《随想录》。人们赞颂他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

  我比巴老小二十五岁。巴老经常勉励我好好工作,并用实际行动支持我。当我接近六十岁,开始考虑退休后怎么办,巴老觉得很好笑。他说这“正是该好好工作的时候”,他“六十六岁才进干校”。至于巴老,他早就表示要为人民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开始有白发。

  开初,机关的理发员曾主动用染发剂把它染黑。但我爱人是学化学的,她认为任何染料对头发都会有损伤,坚决反对。当然,更主要的是我们都崇尚自然,头发白了就让它白吧,不必修饰。

  有一次巴老说:“你的头发开始白了。”

  以后每一次见面,巴老都会说:“你的头发又白一些了。”去年,他刚见到我时,竟把我当成他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因为我的头发更白了,白的程度接近那位同志。

  李致和巴金摄于上海巴金寓所

  “不知我们家有没有白发的遗传?”我问。

  巴老笑了一笑,未置可否。

  “希望我的头发将来和你的头发一样白。”我说。

  巴老不无惋惜地说:“可惜我看不到了。”

  我理解巴老的心情。巴老是现实主义者又是乐观主义者,他从不避讳他的“日子不多了”。但他是我一生爱得最深的人之一,我不能设想他看不见我满头白发,马上表示:“我相信你能看到。”

  多年来,我一贯愿意满足巴老的愿望。不过,头发变白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没有办法提前实现。我不能为满足他的愿望把头发染白,也不能戴一个白发套。因为巴老从不喜欢虚假的东西,我也如此。

  想来想去,唯一的办法是祝愿巴老健康长寿。到巴老百岁华诞,看到我满头白发,我们一定都非常高兴。

  想到将来有这样一张照片,我现在就笑了。

  1996年8月13日,第七个“秋老虎”

  叔侄情

  ——谈小说《春》中海儿的原型

  《巴金全集》第十八卷(《集外编》上)刊有一首诗:《哭侄》。这是四爸巴金在1923年写的,距今已七十三年。

  “四叔!”

  “四叔!”

  从可爱的小口里叫出的声音

  我能再听一回吗?

  四爸所哭的侄儿,是我的哥哥。我的朋友大多只知道我有四个姐姐,而不晓得我还有一个哥哥。因为我哥哥四岁多就去世了。

  我哥哥是我父母的第一个孩子,生于难忘的1918年,叫李国嘉,小名庆斯。我小时候听母亲讲,哥哥出生,祖爷爷为实现了四世同堂而特别高兴。哥哥眉清目秀,聪明活泼,大家都喜欢他。我母亲还特别说四爸非常爱李国嘉,经常逗李国嘉玩。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福祸。我哥哥四岁多一点时,突害脑膜炎,多次抽风。先请中医看,没有效果。有一次抽风,家里的人十分紧张。稍后好一些,哥哥居然用大人的口吻说:“我今天把你们吓倒了!”由于病情加重,父亲改请了成都平安桥医院的法国医生祝医官来看,但为时已晚。哥哥去世,我父母和全家都很难过。我父亲把他葬在天回镇我祖父祖母的坟地,还给他立了一个碑:嘉兴李国嘉之墓。我家祖籍是浙江省嘉兴县,清朝嘉庆年间来到四川。

  过去我们家有许多老照片。我看见过以曾祖父为首的全家福、曾祖父和我父亲的合影、爷爷的单人相、我父亲和我四个姐姐以及我父亲抱着我的照片,可是唯独没有看到过我哥哥的照片。我分析,我父亲一定给我哥哥拍过照,但我哥哥去世给我父亲打击太大,很可能把照片毁了。

  我父亲、四爸还有三爸之间的感情极好。同时,四爸一贯喜欢孩子,所以非常喜欢李国嘉。在创作“激流三部曲”时,四爸情不自禁地把李国嘉作为海儿的原型写在《春》里。1958年四爸在《谈〈春〉》一文中写道:

  海儿是我大哥的第一个儿子,孩子的小名叫庆斯。海儿的病和死亡都是按照真实情形写下来的。连“今天把你们吓倒了”这句话也是庆儿亲口对我说过的。祝医官也是一个真实的人,到今天我还仿佛看见那个胖大的法国医生把光着身子的庆儿捧在手里的情景,我还仿佛看见那个大花圈和“嘉兴李国嘉之墓”七个大字。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到现在还不能忘记?因为我非常爱这个四岁多的孩子。“嘉兴李国嘉”在《春》里面就变成了“金陵高海臣”了。

  我过去没有和四爸谈过有关哥哥的情况。最近因为读到《哭侄》诗,我为四爸深厚的叔侄情而感动。

  一个月前我去看望四爸,陪了他三天半。在一次谈心中,我问四爸《哭侄》诗是否写的是李国嘉。“是。”四爸说,然后沉浸在回忆之中,叙述着七十多年前的往事,“我很喜欢李国嘉,他死了我很难过。我记得那是正月初七,我和朋友到草堂寺去玩,回家看见带李国嘉的何嫂在哭,说李国嘉去世了。”稍后他又说,“尽管平安桥医院的法国医生祝医官给他看过,但当时条件差,没有办法。”

  四爸今年九十二岁,对七十三年前的事记得这样清楚,连我哥哥去世的日子也记得这样准确,我不禁感到惊奇,想寻找一个答案。其实,根本用不着我分析,四爸自己早有说明:“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到现在还不能忘记?因为我非常爱这个四岁多的孩子。”

  1995年7月22日

  简述李国炯

  1946年,巴金在回忆他的三哥李尧林的《纪念我的哥哥》一文中写道:“在离我们家乡不远的地方有着一个称你做‘亲爱的爹爹’的女孩,我不能忘记她。那是我们大哥的女儿,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过房’给你的。……现在她已经做了两年小学教师,却始终得不到跟你见面的机会,而且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她喜欢音乐,像你一样,她热诚待人,像你一样,她正直,她无私心,也像你一样。你们在一块儿,应该是一对最理想的父女。”

  巴金提到的这个女孩,名叫李国炯,是巴金大哥李尧枚的女儿,我的三姐,她出生于1926年。我的四爸巴金和三爸李尧林于1923年离开成都去南京读书。1941年巴金第一次回故乡,李国炯才首次看见他。李尧林1945年在上海病逝,始终没有回来。尽管李国炯从来没有见过李尧林,但她对李尧林的感情一直很深,其原因就是我父亲把李国炯“过继”给了李尧林。李尧林在北平燕京大学学英语,后在天津南开中学任英语教员,给李国炯起了个英文名字“Mary”。李国炯称自己的父亲为伯伯,称李尧林为爹爹。为什么把李国炯过继给李尧林,已经没人能说清楚。分析起来,主要是李尧枚、李尧林和李尧棠三兄弟的感情极好;李家当年又有过继和拜干爹的习惯。李国炯初中毕业以后,在绵阳师范读书。受恩师、著名的女高音演唱家刘亚琴的影响,李国炯酷爱音乐,歌唱得好,会弹风琴。40年代中期,李国炯曾参加刘亚琴组织的以日本国内反战为主题的大型歌剧《秋子》,在成都的国民剧场演出,引起轰动。李国炯还能作曲,她的弟弟妹妹至今还能唱她谱曲的歌。

  50年代初期,李国炯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优秀校长、优秀共产党员。李国炯的丈夫文栋臣是李国炯在绵阳师范的同学,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抗美援朝。转业时响应号召留守福建,任劳改农场的场长。李国炯为此也离开家乡去了福建,继续担任教师。“文化大革命”中,犯人造反,李国炯、文栋臣夫妇首当其冲,备受迫害,并累及子女。党的三中全会之后,在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的关怀下,得到平反。

  巴金爱他的两个哥哥,自然爱他们共同的女儿李国炯;再加上李国炯一家远离家乡,生活有一定困难,“文革”中受尽迫害,巴金更加同情和关注这一家“弱势群体”。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健康,寄钱帮助他们修房,给他们寄书,通信也比较多。李国炯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在巴金百岁华诞之际,她的女儿文小西写了一篇文章,感谢四外公对他们的关怀。

  文栋臣于2001年逝世,李国炯于2005年逝世。两人叶落归根,其骨灰现合葬于成都“憩园”公墓,安息在李国炯母亲的墓旁。“憩园”二字是由张爱萍将军题写的。巴金的小说《憩园》,是用旧时李家那个小小的花园作背景的,这是一种有意思的巧合。

  2006年9月19日

  * * *

  此文为《巴金致李国炯》书信的注释。

  简述李国煜

  李国煜,巴金大哥的长女,巴金的侄女。

  李国煜出生前,也就是当年的旧历除夕,巴金的祖父李镛逝世。在全家举哀期间,李国煜的母亲面临生产。封建礼教认为,产妇必须搬出城外,否则死者会遇“血光之灾”。李国煜的母亲在这种压力下,搬到城外生下李国煜。这个细节,巴金把它写在小说《家》里。小说中的高觉新,巴金以自己大哥李尧枚为原型。觉新的妻子生孩子,正面临祖父逝世,也因避免“血光之灾”,搬到城外生产,以致死亡。不同的是,巴金的大嫂没有死亡,生下的孩子是李国煜。

  李国煜出生在巴金的故居:成都市正通顺街。巴金在1923年离开成都。离开成都以前,李尧枚的长子、四岁半的李国嘉因患脑膜炎去世。巴金很喜欢李国嘉,曾为他写了一首小诗《哭侄》。离开成都时,李尧枚的五个子女,巴金仅见过李国煜,其他四个尚未出生。

  巴金和他大哥的感情极深。在大哥的支持下,巴金和他的三哥李尧林先去南京、上海读书,后又只身去法国留学。1931年,李尧枚自杀,给巴金巨大的打击。当时,大哥的子女,除李国煜外,其他四人都很小,尚不懂事。只有李国煜万分痛苦,哭着叫爹爹,并用手去扳李尧枚的眼睛,期望父亲再醒过来。这以后的长时间内,李国煜以日记的方式来倾诉自己对父亲的感情;无论谁提到她父亲,都会引起她伤心甚至流泪。1940年,巴金第一次回成都。当巴金知道李国煜对父亲的感情时,对李国煜产生了一种深厚的、共鸣的情感。

  1942年,巴金回成都,在大嫂家住了几个月。时值李国煜在省职业学校毕业,又因平时的郁闷生了一场病,巴金把李国煜带到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李国煜在出版社担任会计,工作认真负责,得到巴金的赞许。她继承了李家几兄弟“讲付出”的优良传统,把自己微薄的工资的大部分寄回家,以供母亲和弟妹的零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巴金和夫人萧珊返回上海,本拟要李国煜同去,李国煜因不愿离母亲和弟妹太远,仍留在重庆。在重庆工作这几年,巴金与李国煜相互的理解加深,感情也更深厚。

  李国煜小的时候,父亲为她订了《小朋友》和《儿童世界》。半夜醒来,常看见父亲在读书报。受父亲的影响,她从小爱读书。以后在出版社工作,又与巴金、曹禺、丽尼等作家接触,进一步激发了她读书的兴趣。1980年病退后,更有时间博览中外名著。她是李尧枚子女中读书最多的人。正因为李尧枚子女都爱读书,巴金一心想为他最爱的大哥的子女办一个图书馆。

  李国煜先后在《西南工人日报》和四川省科委工作,以认真勤奋的态度,获得同事的尊重。她没有出川,只是在1982年去上海看望过巴金。巴金很高兴李国煜去上海,请李小林到火车站接她。事后,弟妹们开玩笑说,李国煜去上海,受到四爸“高规格”的接待。

  2007年12月23日

  * * *

  此文为《巴金致李国煜》书信的注释。

  一定要学好中文

  ——珊珊不忘巴金的叮嘱

  珊珊是我的孙女,叫我的四爸巴金为太爷爷。

  珊珊第一次看见太爷爷是在1987年9月。当时她不到两岁,我的儿子从美国回来接她。返美途经上海,珊珊理所当然地跟着她爸爸去看望太爷爷。

  1987年8月,一岁多的珊珊第一次看见太爷爷,认生,不愿照相,挣扎着要下来。左为李致的女儿、珊珊的姑妈

  当时,珊珊只能叫人,说一些简单的词语。在太爷爷家,和比她大一岁的小姑(太爷爷的孙女)一起骑儿童车玩。她的爸爸和姑妈抱着她和太爷爷照相,她还挣扎着要下来。

  珊珊到了美国,父母最初教她学英文,以便她能提前上学。上学后有了学英语的环境,家里就教她讲中国话、学中文。

  1992年我去美国探亲,珊珊已经上小学一年级下学期,在学校成绩名列前茅。中文课程学到国内小学课本第四册。普通话的词汇虽然掌握得不多,但她发音比我准确,因为我儿子的童年是在北京度过的。许多中国小孩到国外后不会讲中国话、不认识中文,我最担心珊珊也会变成这样子。这下放心了。

  我给珊珊带了不少适合她看的书。连环画《西游记》是她百读不厌的。她最喜欢孙悟空,最讨厌唐僧。妖魔鬼怪当然不好,但一般打不过孙悟空。只有唐僧一念紧箍咒,孙悟空就痛得在地上打滚,特别是唐僧偏听谗言是非不分。我喜欢她这种爱憎分明的感情。

  我还带了《巴金影集》和大型连环画《家》(根据小说改编)去。当我把肚子里的故事给珊珊讲完一遍(或几遍)以后,便把连环画《家》讲给她听。没想到六岁多一点的珊珊对《家》的故事产生兴趣,并同情鸣凤的遭遇。趁此机会我让她看了《巴金影集》。她对太爷爷非常崇敬,还自豪地对她的小朋友讲:“巴金是我的太爷爷。”有一位小朋友告诉了来自上海的外公,以至于她外公打电话来“核实”。

  当时,我每天教珊珊学中文,便鼓励她给太爷爷写信。为了避免她失望,我同时告诉她,太爷爷身体不好,写字困难,很可能不会回信。她似乎不计较这些,一连给太爷爷写了两三封信。这使我想起抗日战争时期,有一段时间我们疏散到乡下,暂时不能上学。母亲怕我荒废学业,除按时复习已读过的课本外,我唯一的作业就是给四爸(也就是珊珊的太爷爷)写信。我当时对四爸一无所知,而且心在抓鱼、放鸭子上面,极不愿意写信,头上不知挨了母亲多少次敲打。珊珊自觉地给太爷爷写信,与她读过连环画《家》、关心小说中的人物分不开。

  我在美国期间,巴老给我写过三封信。第一封里有一段话是给珊珊讲的:“珊珊来信看到,她写得比晅晅好,希望她将来有机会帮助晅晅学中文。”晅晅是珊珊的小姑,她那时也到了美国,在东部上小学。珊珊很高兴,又继续给太爷爷写信。

  9月下旬,收到巴老给我的第二封信,其中一页是给珊珊的:

  亲爱的小珊珊:

  收到你三封信,谢谢你还没有忘记太爷爷。

  太爷爷住在上海,又老又病,成天坐在家里。太爷爷的住处你也到过,我还有你在我家里拍的照片,在1987年吧。太爷爷喜欢小姑,也喜欢你,希望你们不要忘掉中国话。

  我身体不好,写字困难,不写下去了。

  问候你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愿你生活愉快。

  太爷爷

  1993年9月23日

  珊珊读了太爷爷的信,又笑又跳,赶忙把信拿给她的爸爸、妈妈看。大家都为珊珊感到高兴。我说:“珊珊是老愚公,每天挖山不止,终于把‘上帝’感动了。”珊珊立即给太爷爷回了信,可惜我没有把这些信复印下来。

  我们1993年初回国。1994年暑假,珊珊回国探亲。当时她九岁半。她的外婆为她翻录电视连续剧《家·春·秋》,再一次引起了她对太爷爷作品的兴趣。后来,她又主动看小说《家》,我悄悄为她拍了一张照片寄给巴老。1995年我去杭州看望巴老,巴老说:“她看得下去,就不错。”

  今年6月,珊珊第二次回国探亲。她在美国,不到六岁提前上小学。由于学习成绩优秀,学校让她两次跳级,即将读高中一年级。去年她的英语和数学成绩(SAT)即达到美国排名最前的大学的入学标准。可是,珊珊仍热爱祖国文化,见面时第一句话就对我说:“爷爷,我这次回来,还要看电视剧《家·春·秋》。”

  1994年夏,珊珊在成都家里读巴金的小说《家》

  8月,珊珊给太爷爷写了信:

  亲爱的太爷爷:

  您好!我在美国已经住了十年。这次回国本想从上海回成都,以便看望您。可是您到杭州去了,我和姑妈就从北京回成都。

  我这次回来读了曹禺改编的《家》,我很喜欢它的一些对话。特别是觉新和瑞珏进洞房的那天夜里的对话很动人。我第二次看了《家·春·秋》的电视剧,我觉得觉新实在太软弱。如果我是他,我一定要像觉民、觉慧那样反抗、斗争。爷爷还让我读《憩园》,他说杨三老爷类似克定,他说对了吗?

  您叫我好好学习,特别是学好中文。我比较努力。今年我和小姑都考了美国的大学考试,而且都考得不错。我回国每周都要用中文写作文,请爷爷改。不过,我跟爷爷一样,做得最好的还是“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祝您健康!

  爱您的李佳枫(珊珊)

  1997年8月8日

  1997年8月底,十一岁的珊珊(左二)去杭州看望太爷爷巴金

  据我所知,太爷爷看见珊珊的信,十分高兴。太姑国煣称赞她的信“还有点思想”。珊珊还极有兴趣地读了小说《家》《春》《秋》《憩园》和《灭亡》。不过她现在才十一岁半,很难说读懂多少。我告诉她:“好书一定要多读几遍。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每读一遍你会有不同的理解。”她同意我的意见。

  8月29日,珊珊跟着她的爸爸、姑妈和姑爹,到杭州看望太爷爷。她文静地坐在太爷爷身旁,希望太爷爷再写一本叫《冬》的小说,她想知道高家众多人物的“现状”。太爷爷笑着没有回答,太姑国煣问珊珊的妹妹有多高,珊珊用手比了一下,说:“我妹妹很乖!”太爷爷年老有语言障碍,这时却敏捷地说:“你也很乖!”第二天清晨,珊珊和她的爸爸、姑妈、姑爹,陪太爷爷到西湖边散步。

  珊珊恋恋不舍地拥抱太爷爷。太爷爷再一次深情地对她说:“不要忘记中文!”

  1997年9月8日

  第一次去杭州看望巴老(1995年)

  6月6日

  四时半起,收拾好最后一批东西,吃了一个肉粽子和鸡蛋。给秀涓留了一张条子,说明让她多睡一会儿,所以没叫她。李芹在床上对我说了一声“再见”,又睡了。

  乘老赵师傅开的车去双流机场。七时起飞,行程一千七百公里,九时正点到杭州。乘民航大客车到城内售票处,确认十号回成都的票。再乘计程车到南山路浙江西子宾馆。巴老住二号楼,安排我和小棠住一间屋子。我到巴老卧室外的套间,巴老坐着轮椅由人推出来,说:“你的头发白了,我第一眼还以为是老彭。”老彭是巴老的司机。

  我与巴老握手,巴老说:“现在很难看见你!”他紧握着我的手不放,我发现他的眼睛润湿了。我想说话,但说不出来。直到陈护士长给他洗手,他的手才松开。

  巴老说:“我随时都可能‘走’了。我当然不愿意‘走’,还有些事要做。你看过《为夏公送行》没有?我羡慕冰心,她把该做的事都做了。”

  我立即转移话题,说早该来看他,但秀涓身体不好,需要照顾。最近李芹从加拿大回来,能照顾妈妈,支持我来看四爷爷。几个姐姐也关心他,给他写了信。李芹和齐齐写了信,下午一起念给他听。

  他也说:“你一年前来,我可以和你谈许多,现在身体不行了。”

  我转达了马老、王火和丹枫等对他的问好。我说李累写了一篇文章《祝福巴老》,问他是否记得李累?他说:“记得,在成都见过面,还通过信。”

  李致与巴金在宾馆外的草地上合影

  我拿了两张与巴老的合影给他看,考他的记忆力。一张是黑白的,他说:“五五年在重庆。”另一张是前年在上海拍的,他说:“这张没有见过。”回答正确。

  他主动谈到我最近写的几篇文章,认为写得不错。

  可能在飞机上喝了咖啡,中午没睡着。

  三时起,我先给巴老念成都亲人的信,再念李累的《祝福巴老》。李累的文章充满感情,巴老听得很专心。上海作协的陆正伟念了廖全京写的《理解那颗心——读李致的亲情散文》给巴老听。我到小林卧室聊天,我俩都认为巴老回上海后还是住华东医院为好。现在巴老真要把健康放在第一位,事情哪有做得完的?小林说给王仰晨写了信,建议《译文集》不要让爸爸写跋了,我很赞成。

  回到巴老身边,他问我的散文集《往事》什么时候出书。我说有可能在三季度。他说:“出来后寄十本给我。”

  晚饭后,与李芹、秀涓通了电话。陪巴老看《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直到他进卧室睡觉。想起过去我们常深夜长谈,不免有些怅然。和国煣一起看电视,聊天。十时后进房间看书,我很怕打鼾影响小棠入睡,颇有思想负担。

  6月7日

  凌晨二时醒,怕开灯影响小棠,没有看书。四时,凭着闹钟微弱的灯光到室外吃安定。回屋竟摸到小棠的腿。(后来他说正做梦,武打,突然有人摸他的腿,吓了一跳。他说:“如果我真叫一声,会把你吓倒。”)

  六时起,到西湖边散步。遇陈护士长,又向她询问巴老的情况。

  巴老九时吊针(输液)。我站在床边,听他说话。他有语言障碍,声音微弱,听不清楚的地方只得问他。

  ——我们三兄弟在“慧园见面”,只有拜托你了。我不能回成都。三爸的东西还可能找到一些。将来在上海办“尧林图书馆”,用我的稿费成立基金会。我写了一个意见要整理出。

  ——与四川人民出版社签了《讲真话的书》的合同。这本书在国内外都有影响。你是特约编辑,工作要负责到底。

  ——台湾印的《巴金小说全集》,他们写了总序,每一本又写了序。我不同意其中一些观点。签合同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没有经验。书的纸张和印刷还不错。给了我二十套,可以供研究者用。我写了一张字条,说我可以容忍它,但我不同意它。

  ——我的作品能保留一半就不错了。

  谈着谈着,巴老睡着了。

  天下雨,我午睡约一小时。三时,巴老起床。工作人员小吴把轮椅推到书桌前。巴老先签了本《家书》送我和秀涓,签了本《再思录》送马老,又签了本《童话故事选》送我和秀涓。这是他今天的工作,对他的手也是一种锻炼。

  然后巴老和我谈话,前一段小棠也在。

  ——你们将来写文章,对后头婆婆(即继祖母)要公正。你父亲死,人家来讨账,她本来可以不管,但卖了她的养赡田还账。我小时候爱生病,她给我扯痧。我当时痰很多。有一次过年放火花,鞋被烧坏,脚烧伤了(小棠问:你不晓得把鞋脱了?)在床上躺着。还尿床(小棠说:那么大了还尿床!),也是婆婆为我找的药。

  ——你父亲死的时候,我寄了一百元回家。三〇年三爸来上海,要我和他共同负担家里的费用,当时我不愿意。

  ——六〇年在成都迁坟,有前头婆婆、爷爷、你父亲、二姑、十姑和你哥哥李国嘉的。有个名单,上面有二姑和十姑的名字,交给小四小四:即李国莹,巴金的侄女。的。现在都记不清他们的名字了。当时,前头婆婆的遗体很好。(小棠问:为什么?)主要是棺材木料好。(我说:可能风水好,向阳、干燥。)你父亲的遗体不行,当时已破产,棺材不好。(我问与他自杀有没有关系?)不一定,他服的是安眠药。

  ——《家》出版以后,大幺爸寄了一本回成都。许多人都骂我。(我说,主要是对号入座。)

  我问《哭侄》诗是否指我的哥哥李国嘉?他说:“是。我很喜欢李国嘉,他死了我很难过。我记得那是正月初七,我去草堂寺玩,回家看见带李国嘉的何嫂在哭,说李国嘉去世了。害的是脑膜炎,平安桥医院的法国医生祝医官(叫祝武烈)给他看过,但当时条件差。只病了几天,还抽过筋。”

  我又问他,我小时候他为我取的英文名字Peter,是否来自克鲁泡特金的名字?他说:“是。”

  大概我们说得久了一点,陈护士长来推巴老出去。小林说:“让爸爸谈谈,又散散步。”然后,让巴老在饭厅一旁休息。我坐在旁边陪着他,不再交谈。

  七时,巴老看完《新闻联播》,进卧室。今晚,小棠住在巴老卧室,我去掉思想负担。看刘白羽送巴老的《心灵的历程》。十时关灯。

  6月8日

  六时起。到巴老卧室,护理人员正帮他穿衣服。我问:“睡得好不好?”他回答:“不错。”

  天有细雨,但不久即停。

  大家推着巴老的轮椅到西湖边散步。绿树成荫,空气新鲜。我拍了几张照片。浙江医院一青年护士小张来为巴老按摩,大家才回到二号楼。

  与护士长陈秀珍聊天。她原在上海第五医院工作,去年12月1日到华东医院护理巴老。家里有丈夫和两个儿子。一家人都敬佩巴老,支持她来护理。

  巴老做完按摩,又和我谈话。

  我说我写《大妈,我的母亲》时,曾与姐姐商量,都认为后头婆婆顾全大局卖田还账。细想起来,当时生活困难,这么多口人,她难免心烦;我人小,又爱闹,所以关系不够亲密。这也可以理解。

  浙江人民医院金院长来看望巴老。他以聊天的方式告诉巴老,老人在必要时住医院是一种保健措施,不要以为一住医院就不好。我在一旁“帮腔”,说四川有些老同志也常住医院检查和治疗。

  以后,巴老又和我聊天。他说:“四川出版工作有成绩,但出版社有的人连版权法都不懂。××出版社宣传要出《家》《春》《秋》,使我丢脸。编我的书信集,一些信的原件不退还给收信人。最近还有人说我在四川拿高稿酬。”我说关于他在四川出书不拿稿酬的情况,我在《巴金的心》一文中说得很清楚。

  巴金在西湖游船上

  小林告诉我:下午陪爸爸去游湖。

  中午约睡一小时。三时,去巴老卧室,他正准备拿书签名,但小吴来催他,说要上游船了。小吴要他吃“红豆”,巴老笑出声。原来是吃“枫斗晶”,小吴念成“红豆”。这次游船,是封耀松、陈福新两位处长安排的,并陪同巴老。西湖风光宜人,多数人到舱外欣赏湖光。我陪巴老留在舱内,与两位处长聊天,后到舱外拍了几张照片。从四时半到五时半,游了一小时。

  回到二号楼,我问巴老有什么话给几个姐姐讲。他说:“本想给她们带点东西,但现在杭州,不方便。以后回上海再说。”我重复再问:“有什么话要说?”他说:“希望他们保重身体,抱歉的是图书馆没有搞成。”我说:“也不是完全没有搞成。一家一个书柜,书都保存得好好的。”他又说:“原打算一人送一套《全集》,但可能找不全了。”

  李致与巴金在西湖游船上

  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史大孝请巴老吃饭,其余人作陪。国煣能喝酒,成了主攻对象。我主要和大孝同志聊天,但也喝了三杯绍兴酒。

  巴老上床后,我看了一会儿电视,与国煣谈心。她说,当知青从云南回来,她沾了四伯伯的光。到《收获》工作,她是努力的。至于照顾四伯伯,她愿意尽全力。联想起警卫处有人称赞小林是“孝子”,巴老有她们照顾真是福气。

  今晚又和小棠住在一间屋子。

  6月9日

  六时起,到饭厅看《家书》。

  七时,到巴老卧室,他正准备起床。我向他问好。他说:“下午还可以谈谈。”

  小陆(正伟)用轮椅推巴老到室外呼吸新鲜空气,我又和巴老聊天,记得他讲的一些话:

  ——前头婆婆娘家,有大舅公、二舅公和四舅公;后头婆婆娘家,有大幺舅公、七舅公。

  ——抗日战争在重庆,我先住沙坪坝互生书店(吴朗西办),后住市区民国路一二五号文化生活出版社。

  ——四二年回成都,我把李国煜带到重庆去的。

  上午巴老吊针,很快入睡。我分别与小林、国煣聊天。读刘白羽的《心灵的历程》,其中有一段记录周总理在深夜给他的电话:

  作家一定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你们不是到了火热的斗争中才写出新的作品吗?现在国内没有战争,外国有战争,比如抗美援越,为什么不组织作家去呢?这事,你和总政商量一下……请巴金带个头,他抗美援朝,深入生活很好嘛!写出《英雄儿女》(这是根据巴金小说《团圆》改编的电影)那样的好作品。当然,不可勉强,要征求他的意见,还要保护他的安全。

  李致和李小林

  周总理一贯关心文艺工作者,多次表扬巴老,令人感动。1964年巴老去越南,路过北京,曾邀我和秀涓到他住地吃中饭。原来他那次去越南是周总理点的将。

  陈护士长要回上海两天,浙江医院临时派了一位护士长来。不知是谁建议巴老下午吸氧,巴老不同意,而且有些激动。他说:“这样就把我的时间占完了!”

  午睡约一小时。

  三时,到巴老卧室,他喝牛奶、吃点心,然后和我谈心。要点是:

  ——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得做人,做好人。与别人往来,多想点别人,少想自己。宁可人负我,不要怕自己吃亏。

  ——我现在觉得我很难工作。活着,总要对社会有点用处。我要用实际行动证明我宣传的道理。现在有些人就是为自己,为钱,可怕的是假话太多。中国人过去讲积德,积阴德。大阴德修桥补路,小阴德济贫。一些人为了自己赚钱,害别人(如食物中毒),实在可怕。

  ——1945年,毛主席在重庆会见我、胡风、邵荃麟、傅彬(开明书店编辑)。毛主席说有人做调查,到延安的青年中,许多人受过巴金的影响。他问我:“你年轻时信仰过无政府主义吗?”我说:“是,听说你以前也信仰过。”

  ——我很赞成你对丁秀涓的态度(指秀涓生病我照顾她)。

  ——一个人做点好的事情,总不会被人忘记。我常想起你父亲,他对我很多帮助。三爸也是,对我帮助很大;我要帮助他,结果没有机会了。我知道我不会被忘记,但我也希望他们两人能被人记住。

  ——冰心健康地活着,她的存在对我是很大的鼓励。

  五时,封处长来接小棠、国煣和我一起去彩虹桥,陈处长请客。席间的菜有蚂蚁和臭豆腐,我吃东西很保守,十分担心,但也误吃了一点蚂蚁。他们偶然谈到谭启龙和严永洁同志在杭州,他俩既是我的领导,又是朋友。封处长立即为我联系,饭后便去看望了他们。尽管时间不长,大家都很高兴。……

  回到二号楼,巴老已睡。我到他床边站了一会儿,依依不舍。收拾行李,十时半关灯。

  6月10日

  六时起。把东西完全收好,与老彭聊天。巴老七时起,国煣等正帮助他穿衣服。我和老彭去吃早饭。

  巴老在楼外呼吸新鲜空气。我与巴老、小林和国煣合影。该告别了,我拥抱了巴老。巴老深情地望着我,我说不清是什么心情。

  飞机九时五十分起飞。天空晴朗,我庆幸又一次见到巴老。特别是他说的“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得做人,做好人”,将不可磨灭地留在我心里。

  | 附 |

  三辈人给巴老的信

  国煜、国炜、国莹致四爸

  亲爱的四爸:

  你给我们的《再思录》已收到,谢谢!

  听说你住过医院,最近又去杭州休息。成都的亲人是非常想念你的。近两年,我们姐弟经常见面,聚会中总是想起你,谈到你。俗话说:常被念到的人耳朵要发烧。亲爱的四爸,你的耳朵烧过没有?

  这次小五去杭州看你,也代表我们大家。让他带去我们对你的思念、我们的问候、我们的祝福和真诚的爱。

  近来我们的身体还可以,小病不断,大病未犯,精神很好,请勿以为念。

  天气太热,就写这些,请多保重!

  敬祝夏安!并问弟妹们好!

  国煜、国炜、国莹 敬上

  1995年6月4日晚

  李芹致四爷爷

  亲爱的四爷爷:

  你好吗?九一年你给我的信上说:“希望你有时还想起我。”这些年,我虽然没有常给你写信,但我的确经常想起你。80年代初看了你写的《大镜子》后,我就希望你能如愿,把时间都用在写作上,我就很少给你写信。我相信你知道我是爱你的,因为青年人喜欢讲真话的人。我也相信你是爱我的,因为你爱年轻一代,而我又是你的侄孙女。我去年秋天去了加拿大的温哥华,现在回来看望爸爸妈妈,支援儿子考高中。秋天又要回去。无论我在哪里,我都要像你那样,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人民。还要学你讲真话,做好人。爸爸说你是当今的快乐王子,他和我都想做你的小燕子。你高兴吗?

  爸爸一直想来看你,但妈妈生病,他无法离开。这次我回来的目的之一,就是支援他来看你。

  希望你有时也能想到我。

  爱你的李芹

  1995年6月5日上

  汪齐齐致太爷爷

  太爷爷:

  你好!

  我至今记得我们在上海和在成都的几次见面。说实在的,除了被老师逼着我写有关你的作文时,我几乎不把你看成是一位“非常不得了”的人物;你只是我慈祥的太爷爷,辈分最高的人。从第一次见面和你玩打老鼠的游戏后,我一直想教你打更高级的电子游戏。尽管这个希望并不现实,可我相信你一定能恢复健康。我总有一天会教你打电子游戏。

  汪齐齐 上

  6月4日

  * * *

  李累:作家,戏剧家。

  廖全京:评论家。曾任四川省戏剧家协会主席。

  大幺爸:李采臣,巴金的弟弟。

  谭启龙:曾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严永洁: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谭启龙的夫人。

  第二次去杭州看望巴老(1997年)

  8月9日 周六

  五时,被闹钟叫醒。匆匆喝了一碗芝麻糊,吃了一个鸡蛋。五时半,乘高兴东开的车离家,约二十分钟到达双流机场。

  飞机正点(六时五十分)起飞,正点(九时十分)到杭州。下小雨,不算太热。巴老的司机彭正昌师傅来接,在车上询问巴老的有关情况。老彭说:“老先生最近还好,没有休克过。小林和国煣在杭州。特护是一位姓谭的护士长。”十时,到达西子湖宾馆,住二号楼二一一四房间。立即去巴老卧室外的套间看望他老人家,他和小林、国煣均在。巴老坐在轮椅上,气色不错,但他第一句话却说:“我现在不行了。”我说:“我们很想念你。”他说:“我也很想念你们。”我握着他的手,感到比前年来看望他时要柔软一些。对帕金森病患者来说,这是好现象。我把李芹、齐齐和珊珊的信读给巴老听。国煣说:“珊珊的信写得不错,还有点思想。”这是指珊珊的信中说:“我觉得觉新太软弱。如果是我,我一定要像觉民、觉慧那样反抗、斗争。”小林说:“爸爸十点钟该休息,但他坚持要等你来。”我说不要打乱爸爸的生活秩序,护士长把巴老推进卧室。

  上海作协的徐钤为巴金念书

  巴金在翻阅李致的散文集《往事》

  十二时,吃中饭。巴老吃了一小碗泡饭,还吃了两个小包子。宾馆的工作人员小曹在旁边帮助巴老。小林说:“小曹一直帮助爸爸吃饭。”

  中午,我酣睡到三时半才醒。巴老已起来,在饭厅另一边听上海作协的徐钤同志念《短暂春秋》一书。我把带去的《往事》精装本拿出,在扉页上写:“献给爹,以此感谢您对我的爱,教我做人。李致,1997年秋。”他拿着书看了一会儿,我趁机拍了一张照片。书中有些文章,出书前他早看过。

  巴老改在套间休息。我坐在他身边和他聊天。他说:“我现在主要是精神差,眼睛有白内障,一个一个字看得清,但连不起来。看电视也是一句一句的话听得清,但连不起来。”巴老有语言障碍,声音微弱且时断时续。我尽量少提问,耐心听,以免他着急。

  他说:“我到杭州已经三个月了。”

  我说小林安排得好,冬天在上海华东医院,5到10月来杭州。他说:“西湖污染少,空气好,治疗方便。不过给人家增加麻烦和负担。”我说:“人家欢迎你。可惜不能回成都,否则四川也会欢迎你,像你八七年回去时一样。”

  我不愿巴老讲得过多,便主动给他讲我几个姐姐的情况:大姐会保养,二姐开朗乐观,四姐爱跳舞。又讲了采臣叔拟为我出书(《巴金教我做人》),前半部是巴老给我的一百九十二封信,后半部是我写巴老的文章。他说:“我给你和王仰晨写的信最多。”我说:“你给我的信不止一百九十二封。‘文革’抄走了近五十封信,至今没下落。还有些信我没有拿出来。”

  “‘文代会’时,你参加文学馆奠基仪式没有?”他问。

  我答:“没有得到邀请。”

  晚饭后,大家陪着巴老在西湖边散步。小吴推车较快,我跟不上。雨早停,颇热。七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我与成都家里通电话。巴老看完《焦点访谈》后,进卧室准备睡觉。我回房间看电视,翻倪萍前不久送我她写的《日子》,十时半关灯。

  8月10日 星期天

  六时醒,看《早间新闻》。

  七时,去看巴老,他正在洗脸。我向他点头致意。他却说:“早!”然后到卧室外套间,看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小林来叫巴老散步,我们都出去走了十多分钟。

  早餐,巴老喝一碗稀饭,吃一个鸡蛋、一小块甜点。

  饭后,巴老坐在轮椅上,小林坐在他身边。小林一边揉巴老的手,一边要巴老背鲁迅的诗。小林告诉我,爸爸已能背出八首鲁迅的诗,仅个别时候要提示。这时,巴老像一个小孩子。小林笑得很甜,时而提示,时而鼓励。父女相依,是一幅最美的画。我跑回房间拿出相机,把这个情景拍下来。

  小林去工作,我和巴老聊天。我告诉巴老,到目前为止,我已写了十一篇有关他的散文和随笔,还可以写一些。我问他:“听李舒讲,去年他读《不做盗名欺世的骗子——巴金二三事》给你听,你说‘李致了解我’。你认为我了解你吗?”

  他说:“是。”

  我谈到采臣叔准备为宁夏人民出版社编几本书,介绍巴老的为人。这使巴老回忆起40年代的往事。他说,当时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吴朗西是老板,他任主编,采臣负责经营管理。“采臣能干,吴朗西有些指挥不当,以致后来分手了。吴朗西已经逝世,我送了花圈,还对吴朗西的儿子说:‘过去我的脾气大,没有把人团结好。’”说到采臣叔的女儿绵绵,巴老还记得她是1942年生的。我说:“那年你第二次回成都,我们睡在一个大床上。”

  护士长来叫巴老用助步器散步,在过道(饭厅到卧室,约二十米)走了三次。后发现血压低(五十至八十),立即把轮椅放平,不久即恢复正常。一直睡到十二时。

  为帮助巴金增强记忆,每天早上巴金都要背诵鲁迅的诗

  中餐,巴老吃了一牙烩饼、一块红烧肉和一些烧茄子、丝瓜。

  我午睡到二时半起,三时去看巴老。

  巴老已起床,问我:“睡得好不好?”鉴于巴老的精神较好,请他为我的几个朋友的书签名,字写得较大,说明手不太抖。他送了一本《巴金杂文自选集》给我,也签了名。

  接着聊天。巴老又讲了一些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情况。他讲得吃力,我听得也吃力。我换个话题,想请他讲讲我父亲和三爸的情况,他讲得不多。我问他,我现在和前年相比,有什么不同?他说老了一些。我说是不是头发更白?他说是,还补充说:“行动上也看得出来。”我说昨天下飞机,感到气紧,不大舒服。他说以后出来要有人陪伴。我说不是公差不便找人,他说:“不要冒险。”我表示只要可能,仍会来看望他。

  他说:“现在是看一次少一次。我并不悲观,时刻准备……”我一下接过话头:“时刻准备着建设共产主义!”我想起少先队员的呼号,故意开玩笑说,“与前年相比,我觉得你的气色好,手柔软,只是语言障碍重一些。我不反对你时刻准备,但仍要争取健康。你内脏没有病,这是最有利的条件。你原计划争取活到九十岁,已超额。我先争取活到八十岁,想写点东西,可惜眼睛不太好。”

  “你可以写。”

  提前十五分钟吃晚饭。巴老吃了一碗面条、两块鱼、两个鸡翅膀。然后散步,七时,赶回来看《新闻联播》。我找小林,问巴老能背鲁迅的哪首诗。她说有《自题小像》《悼柔石》《自嘲》《无题》《悼杨铨》《悼丁君》《无题》《亥年残秋偶作》。巴老看完《焦点访谈》进卧室。我回房间看电视连续剧《和平年代》,后看最新一期《收获》,十二时关灯。

  8月11日 周一

  六时起。六时半到巴老卧室。大家随巴老到西湖边散步。

  八时早餐。巴老吃面包一片、奶酪一块、鸡蛋一个。稍事休息,巴老用助步器在过道上来回走了一遍。我问他今天上午是否吊针。他说:“上午吊针,下午还可以谈谈。”开始吊针后,巴老一般要睡觉。我也感到疲倦,回房间睡了大半个小时。

  中餐,巴老喝稀饭一碗,吃了一些炒面、猪肝和虾仁。小林和国煣吃我带去的牛肉丝,巴老两次表示要吃一点。国煣夹了一点点给他。巴老喜欢吃家乡的菜。

  午睡后,我二时半到巴老卧室,他还没有醒。

  小林和国煣上街买东西。我看电视。三时半巴老起床,小吴把他推到饭厅另一边,我坐在他身边。我说:“你今天睡得好!”他说:“睡得好。”可是他很快又睡着了。护士长给他量血压:七十至一百三十六。我给成都家里打电话。直到四时,我才和巴老开始聊天。

  他说:“可惜家宝死了,他还有东西没写出来。”我说:“我只差一天,不然就能看见他。后来去看了李玉茹。”

  “李玉茹很好,为了家宝牺牲了自己的艺术。”巴老接着说,“写《明朗的天》不是家宝的本意,他不满意。以后收集了不少的材料,胆子小,没有写,后来又病了。他在医院写了一些诗和散文,在万方那儿,万方准备编佚文集。”

  我告诉巴老,中央电视台刚播了张爱萍将军的经历和贡献,可惜没有看见片头,不知这个专题片叫什么名字。我转达了张老和夫人又兰大姐对巴老的问候,巴老说了一声:“谢谢。”我说:“张老先后三次表示支持你建议成立‘文革’博物馆的意见。我准备在适当的时候把它写出来。”巴老说:“八七年回成都,我们三次在一起看了川剧和曲艺。”我说:“50年代张老参观过正通顺街故居,就提出把它保留下来,可惜以后拆了。”巴老说:“现在故居搞得太多,没有必要。”我告诉巴老双眼井仍在,有石桩和铁链把它围着。

  近五时,理发师来给巴老理发。小林和国煣买东西回来。趁巴老焕然一新,请国煣为我和巴老拍照。

  晚餐,巴老吃了一个小馒头、一些叫花鸡和猪排。看见国煣吃四川的牛肉丝,巴老又想吃。国煣用巴老吃的馒头,给他沾了一点牛肉丝上的油。

  随巴老到西湖边散步。秋风徐徐,感觉凉爽。七时,播《新闻联播》。巴老一边吸氧,一边看。看完后,巴老在进卧室前问我明早几时走;我说和彭师约定七时吃早饭。他说:“明天见!”

  我回到房间看电视剧《和平年代》。收拾行装。翻了一会儿倪萍的《日子》,十一时关灯。

  8月12日 周二

  五时半起。看《早间新闻》,预报成都天气,最高三十五摄氏度。六时半,到巴老卧室,他已在听收音机播的新闻。这是他长期养成并坚持的习惯。

  李致与巴金

  巴老又问我几点走。我说七点去吃早饭,怕塞车,要早一点走。护理人员帮助巴老穿衣,我怕影响他们的工作,退到靠玻璃窗前的沙发上。我十分珍惜这半小时。巴老站起来又要说话,我立即走到他身边。他问:“与彭师联系好了没有?”国煣笑着说:“五哥昨晚就告诉你联系好了。”

  小吴把巴老推到外面的套间,已经七时。我拉着巴老的手说:“你保重身体,我会……”突然说不下去了,我尽全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才接着说,“争取来看你。”我不愿引起巴老伤感,就此告别往外走。

  国煣送我到二号楼门口。

  吃过早饭,八时五十分到达机场。我再次向彭师表示感谢。九时四十五分,飞机起飞。在飞机上,我的感情很复杂,当然希望再见到巴老,但他毕竟高龄。他是我一生爱得最深的人之一,我不能没有他……

  十二时,到成都的双流机场。文化交流中心秘书长窦维平来接。小窦是我的朋友,1993年在上海与我一起见过巴老,一路上我都在给他讲巴老的情况。十二时半回到家。珊珊和我拥抱。

  2003年11月21日

  * * *

  李致的散文集。巴老先后要了十五本平装本,精装本是李致正式送巴金的,所以写上了自己的心里话。

  采臣叔:即李采臣,巴金的弟弟。

  家宝:万家宝,即曹禺。

  李玉茹:曹禺的夫人,京剧表演艺术家。

  万方:曹禺的女儿。

  上海日记(1999年)

  9月27日 去上海

  六时,吃完早饭,叫醒秀涓。

  六时半乘文联赵光亚的车去机场,八时起飞。我昏沉沉的,不时想起小林说“你看见爸爸会难受的”这句话。十时飞抵上海虹桥机场,李斧在机场内等我。上海市文联秘书长褚水敖、组联处长叶国强在出口接我们。住华东医院对面的文联宾馆807室,这对我们看望巴老十分方便。不久上海市文联的周渝生(党组书记)、李伦新(前党组书记)、迟志刚(副书记)、褚水敖、叶国强来看望,并请吃午饭。我感谢他们的接待,并说明我们来的目的是看望巴老,不打扰他们。

  二时,汪致正来。三时一起去华东医院十七层看望巴老,市作协徐钤在外间。他说巴老近况还好,但前几天小林给他讲上海变化很大时,他说就他没变化。进病房,巴老躺在床上,两眼闭着,嘴张得很大。鼻孔在吸氧,脸色苍白,与前年见他大不一样。站在床前,我不仅不知说什么,连叫他的力气都没有。我控制不住感情,只得走进外间流泪。我再进去时,护士把床摇高一点,为巴老戴上眼镜。巴老看见我们,我只听见他说的“说话——眼睛——”,估计是说话不行,眼睛看得见。立即咳嗽,痰从塑料气管口涌出。我赶快离开,泪水长流。再进病房,巴老的眼里充满泪水,并从眼角流出。我赶快到外间,痛哭失声。济叔、国煣先后来,我也无法和他们交谈。李斧从病房出来,背向我们,用纸擦眼。直到五时我们才回宾馆,小汪妈妈约吃晚饭。

  六时半,我们再去医院,护士在帮助巴老喝茶。办法是用一根小棍,上面有棉花醮着的茶水,让巴老吸吮。七时,巴老看《新闻联播》。我和李斧坐在旁边陪巴老看。其实,我根本没看新闻,而是目不转睛地望着巴老。我不知巴老是否看明新闻,但相对来说表情较为正常。只是两手不断地抓遥控器。下午徐钤告诉我,巴老曾说他已失去人的尊严,只能听人摆布。我理解他的痛苦。七时半,我和李斧主动离去。

  与李斧交谈到十二时半始睡。

  9月28日

  昨晚有些热,睡得不舒服。四时醒,李斧近六时醒,又聊天。

  济叔电话,说昨天见我很激动,没谈成,随即交换一些意见。我和李斧去对门华东医院。

  到病房遇见陈护士长。过去我们在杭州见过,她知道我关心巴老。她说巴老目前较为稳定,白天未用呼吸器。我直截了当问她巴老的现状能维持多长时间。她说如果没有意外,到明年没问题。她的这个回答,使我的心稍为平静。我还问了一些细节。例如,巴老的手为什么老拿纱布卷和遥控器?她说,巴老患帕金森病,手捏得很紧,怕把手捏坏;同时因为神经上的错觉,巴老觉得旁边有个什么东西,他老想去抓住。

  李小林来了。她高兴地叫爸爸,问这问那,气氛大为缓和。

  巴老睡觉。小林与我和李斧在外屋谈话,内容较广。主要有:

  ——问我是否要参加襄樊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我说没接到通知。她说是她推荐的,因为她认为我写巴老的文章很好,说话得体。

  ——小林告诉我:爸爸说,他死了以后,把他和妈妈的骨灰合在一起,撒入东海。我问,过去不是说埋在武康路花园里吗?小林说,那是公家的房子,自己不好提。我表示赞同。

  ——小林告诉我:爸爸说,他把《讲真话的书》的版权送给你和几个姐姐。我说,巴老在十年前征求过他打算放弃版权的意见,我没有赞成。我当时说,小林小棠不会计较这些,但文化市场很乱,放弃版权会有很多意料不到的事发生。小林补充爸爸的意见,版权到你们一辈为止。

  ——小林告诉我:爸爸说,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巴金六十年文选》的版权送小叔叔(济生叔);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的他两本书的版权送大叔叔(釆臣叔)。

  ——当我谈到《巴金教我做人》一书的稿费处理(捐希望小学)时,小林说,爸爸说他给你的信的版权给你。

  ——小林对李斧说,我送你一套台湾出版的《巴金小说集》。我对李斧说,这套书印得不错,但序言和一些评论文章有不妥之处。四爷爷曾说,我不赞成这些观点,但我可以容忍。小林说,还要送一套书给李芹。

  此外,谈到昨下午看见巴老时我很难过,小林哭了。

  十一时半,我们三人乘老彭的车到丁香花园。济叔已到,国煣、小汪陆续到。菜点得不错,吃得也好。饭后三人到武康路。

  我坐在客厅里,感触很多。我不知在这个客厅里坐过多少次,有过许多美好的回忆。但以后我再也不能与巴老同在这个客厅里了。

  李斧上楼取了书,拍摄了一些照片。并为我、小林和国煣(她很快回来)拍了几张。在室外拍摄时,我嫌三人靠得太近。小林说:“亲热点。”我征求小林意见:今晚是否要向巴老告别?她主张不告别,以免爸爸难受。我想也是。

  怀着难舍的心情离开武康路一百一十三号。

  没午睡,回到宾馆我与李斧又聊天。丁锡满(《解放日报》前总编)来电话,一定要请我和李斧吃晚饭。盛情难却,只好答应。

  三时,我们去华东医院,国煣已到。我和李斧先一起去看望巴老。巴老的床刚被摇起。有人问他是否认识李斧?他点了一下头。又问他是否认识我?他没有特别表示。他不会没认出我,他可能有更多的想法,但无法表示。以后我和李斧又分别去看他。当我一人在他床边时,我叫:“爹!”然后努力克制自己,向巴老独白:

  “我和李斧、小汪来看你,代表成都和海外的亲人!”

  “你怕我一人来,这次是李斧陪我来的。”

  “你担心我身体不好,”我用手拍拍胸,“你看不是很好吗?该放心了吧!”

  “几个姐姐身体也可以。秀涓能支持我来看你,说明她病情稳定。”

  李斧进来向巴老说:“我每次来,八五年、八七年、九四年、九七年,你都说下一次你来看不见我了,但现在你又看见我了。”

  我又说:“李斧这一次是应教育部邀请,回国来观五十大典的。他在机场接我,我们一起到上海的。你不是不放心我一人来么?”

  不知巴老听懂多少,见他眼里有泪水,我说不下去了。

  如约回宾馆。五时,丁锡满和李伦新来,邀我们在附近一个餐厅吃饭。老丁很热情,说了很多友好的话,可惜我只能听懂一半他的浙江话。对李伦新,彼此相见恨晚。老丁是美食家,很会点菜。青鱼特别好吃。我还喝了黄酒,吃了不少虾。差一刻六时结束。

  七时,到医院陪巴老看新闻联播。我和李斧坐在他旁边,不知该向巴老说什么。记得1989年有一次到华东医院看他,临走时他用助步器散步,我又得准时下去乘车,只对济叔说了一声就跑下去了。下次来时,巴老批评我不辞而别,我作了检讨。可是今晚我真要不辞而别了。爹,你能原谅我么?

  回宾馆取行李。太热,开了空调。小汪十时来取走小林送李芹的《随想录》手稿本。太疲劳,聊到十一时就入睡。明天,巴老的眼里不会再出现我和李斧的面容。让巴老少滴几点泪水吧!

  9月29日 离上海

  五时醒。与李斧聊天,商量一定要付他的住房费。近六时起。

  七时半,叶处长来,说领导打了招呼,不收费。叶把我们送到机场。李斧办好手续,送我登机。稍晚一点,他即返北京。我在飞机上似睡非睡,十一时十分到成都机场。省文联赵光亚来接,到家刚十二时半,秀涓已午睡。给七妹、二姐电话,报告我已回来。匆匆吃了饭,午睡大半小时。开始补写日记,并发了一部分给芹儿。接了不少电话。老干处通知去领钱。去我姐那儿,报告巴老情况。到邮局领回周良沛从昆明寄送的月饼。打电话向采叔报告巴老情况。

  与四爸的历次会面

  1941年

  年初 巴老第一次回成都,住在我们家。春节前回来,住了五十天。当时,我们住在蓥华寺街外婆家。我在外东踏水桥小学读书。巴老经常带几个姐姐去看电影,说我看不懂,给我钱,让我去买外国邮票。还与九姑妈和我们五姐妹去相馆合影。照片见《巴金全集》第七卷。我对照相毫无印象,上世纪80年代,巴老拿出照片我才看见。我穿童子军装。

  1942年

  5—9月 巴老第二次回成都,住在我们家。当时我们已从外婆家搬出,仍住蓥华寺街。我在五世同堂街航空委员会子弟学校读书,高小四册。我和巴老睡在一张大床上。当时我很调皮,放学就在外面玩,吃饭都要“捉拿归案”。我原名李国辉,巴老说:“你改名李国飞吧!”以后,巴老写了四句话送我: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

  1955年

  春 巴老去印度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归国,途经重庆,住民生路重庆宾馆。

  我在共青团重庆市委工作。巴老打电话给我,我去宾馆看巴老,星期天又和秀涓一起陪巴老玩,吃杭州汤圆和鸡汤抄手,合影一张,照片见我的《往事》一书。巴老问我喜欢什么,我答读书。从此,巴老经常寄书给我。

  1958年

  秋 我参加中国青少年报刊工作者代表团去苏联访问归国,在北京遇即将去苏联参加亚非作家会议的巴老。

  当时,我在共青团四川省委《红领巾》杂志社工作。巴老请我在和平饭店吃晚饭。他问我想吃什么,我说回锅肉。结果上了对虾,我第一次吃了对虾。

  1960—1961年

  巴老回成都写作,与张秀熟老人同住在学道街的院子里。

  这期间我去巴老住处共十一次。11月3日,我请巴老在新声剧场看京剧《穆桂英挂帅》。我生病时,巴老于12月19日步行到祠堂街三十三号宿舍看我。“……两点后……我去李致处探病。在李致处坐了一个多小时,返家已四点半。”1961年1月29日,我请《红领巾》杂志社摄影家郑家声,为巴老摄影。2月8日,送巴老离蓉返沪。

  巴老在离开学道街前,把欧阳山送他的小说《三家巷》转送给我。

  1964年

  7月 我出差到上海。当时我在共青团中央工作。

  7月25日晚 第一次到巴老家,“(晚)饭后李致来……在廊上纳凉闲谈。十点一刻送走李致和济生夫妇。”

  7月26日 下午,“李致来。四点同他去虹桥公墓和万国公墓。五点半左右回家。晚饭后在廊下闲谈到九点。”

  在家闲谈时,萧珊妈妈多次和我开玩笑。

  为三爸李尧林扫墓。

  8月 巴老和萧珊带小棠从山西访问后来北京,住华侨大厦。

  8月27日 “十二点半李致全家来,他们已吃过饭。……李致、秀涓坐到一点半钟带着孩子回去了。”

  8月28日 上午,“李致来。……十一点半到楼下大同餐厅吃了中饭。……一点半作协车来,树基、李致、家宝夫妇和作协周真勋各位送我上车,并替我搬行李,盛意可感。”

  10月 我陪日本民主青年访华代表团去上海访问。

  10月13日 抽空到巴老家坐了半小时。萧珊妈妈不在家,我与巴老在书房聊天。“李致来,谈了一会。”

  1965年

  1月 巴老来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住前门饭店。

  1月2日 “(晚)饭后李致来。……(八点一刻)同李致谈到十点。”遇见赵超构。我告诉赵超构:1946年,我在学校推销过他的《延安一月》一书。

  7月 巴老因访问越南来北京,住新侨饭店。

  7月7日 “六点三刻前李致来叫醒我,同他到六楼吃早饭。饭后李致去机关上班……(两点一刻)李致送蚊帐来,谈了一刻钟,我要他把蚊帐带回去。”

  7月8日 “十一点一刻打电话约李致夫妇吃中饭。一点半后送他们下楼。”

  1973年

  4月14-16日 我从北京回河南团中央“五七”干校,悄悄绕道上海看望巴老。

  1978年

  5月 我去上海组稿。

  5月9日 “晚饭后李致来,同李致谈到十一点。”

  5月10日 “午睡。看李致带来的校样。同李致闲谈。……同李致谈到十一点。”

  5月11日 “七点后起。同李致散步闲谈。晚饭后……同李致闲谈。十二点前睡。”13日,“……同李致谈了一会,又陪他上楼找书。十二点前睡。”

  5月14日 “……八点后汪琪父子来找李致,谈了一会,一起照了相。”

  5月21日 巴老在北京参加全国人代会,住西苑宾馆。

  5月25日 “八点后李致来,在会客室里谈到十点。”

  5月26日 “八点李致来。同他到十号楼我的房内,闲谈到十点后。他替我拿行李,我搬到了六号楼六五七号房。……十二点前同李致到餐厅吃中饭。”

  10月 我去上海组稿。

  10月26日 “四点李致来。……同李致闲谈到十一点三刻。十二点后睡。”

  10月27日 “上午在家同李致谈话……同李致闲谈。十二点前睡。”

  10月28日 “十点前返家……同李致闲谈到十一点半。陈昌竹来约李致出去。……回家吃晚饭。济生来,同他和李致闲谈。十一点半后睡。”

  10月30日 “上午同李致闲谈。”

  10月31日 “十点李致、小林出发去北京。”

  1979年

  5月14日 巴老从欧洲返回北京。“六点飞机提前到达北京机场。李季、张僖、毕朔望、严辰、李致、小祝,法国使馆文化参赞到机场迎接……李致来,同吃了晚饭。”

  5月17日 “李致来。五时半坐《文艺报》车去青海饭店吃晚饭,(臧)克家请客,同席的有(戈)宝权、冯至、沙汀、(严)文井、(卞)之琳、(孔)罗荪夫妇、徐迟、小林、李致诸人。”括弧内的姓是我加的。

  5月19日 “……李致来。”上午,我同丁磐石父子去宾馆看望巴老,巴老分别与我们合影。磐石父子二人走后,我一人待到十一点。我和巴老谈得十分起劲。这期间,巴老对我说,法国友人问他中国还有哪些小说家。他说有李劼人、沙汀……当时门卫森严,许多人在一大会客室里,不许客人进宾馆。后来要“方便”,找不到地方,我只有“忍痛”离开巴老,赶公共汽车走了。此事我和巴老一直作为笑谈。我至今保留着当时没交回的会客单。

  11月 北京举行全国第四次文代大会和全国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

  11月1日 “七点后李致来,同去吃早饭,饭后谈到十一点半……李致又来……四人同去楼下吃午饭。”

  11月2日 “六时半后起。李致来,七时半一起吃早饭。”

  11月5日 “七时后起。李致来。”

  11月7日 “七时一刻前起。李致来。”

  11月9日 “七点半起。小弥来,李致来。”

  11月11日 “李致来,送他两本书。”

  11月12日 “李致来,七点三刻早饭……李致在中饭后离开……六点前晚饭,饭后同小林、李致去科影,看了一场亨利·方达主演的Once Upona Timein the West”

  11月14日 “……李致来。”17日,“……七点早饭。李致同丁品来。”

  12月 我从长沙到上海。

  12月23日 “……十二点李致来。……同李致聊天。……晚饭后看电视。同李致聊天。十二点睡。”

  12月24日 “……晚饭后看电视,同李致聊天。十一点半后睡。”

  12月25日 “……九点前同李致去邮局(送书)。十一点送李致上车去机场。”

  1981年

  8月 我在疗养院请假一周。先去山东泰山参加少儿读物座谈会,然后从泰山到上海。

  8月31日 “晚十点后李致来,在我家住到9月6日。”(无详细内容)晚九时到上海虹桥机场。下飞机则碰上雨。萧姐和沈姐的儿子到民航城内办事处来接。到武康路,巴老刚看完电视,见我很高兴。姑妈在巴老卧室为我准备了床。因为天热,我把席子拿到书房,在地板上睡。

  9月1日 上午和巴老商定,由四川出版《巴金选集》。共八卷:(1)《家》;(2)《春》;(3)《秋》;(4)《爱情三部曲》;(5)《中篇小说选》(上);(6)《中篇小说选》(下);(7)《短篇小说选》;(8)《散文选》。我表示力争在1983年前出齐。巴老说:这部书可以给低稿酬,捐给中国文学馆。还谈了有关出版萧珊译作事。……晚上聊天,谈到李舒要我问四外公为什么不入党。我说巴老可能像鲁迅一样,做个党外布尔什维克,比党内某些高级干部的思想觉悟高。巴老说:我不能和鲁迅比。你可以向李舒解释,我自由散漫惯了,不愿意命令人,也不愿听命于人。过去信仰无政府主义时也如此,不加入组织。还笑着说,我不入党,××就不能指挥我了。谈到××已入党,他说,对,可以增加新鲜血液。谈到回四川,巴老说,我暂时不回去了,熟人太多,恐怕得不到休息。

  9月2日 下午和巴老交谈。巴老说,四川出版冲破出版只此一家的垄断,立了一功。如把“现代作家选集”丛书出好,是一个贡献。我说有人嘲笑,说我出外约稿,打着你的名义,叫声叔叔伯伯,就用网兜把书稿拿走了。其实,我从来没有用过你的名义在外面活动过。巴老说:现在人家都知道我和你的关系了,反而要我找你。我说是公家的出版社,我不能指挥李致。对四川没有出版《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我说明了经过,巴老说不管你怎样解释,没有出,是个失败。谈到我写的《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其中就“什么是好人”发了一些议论,请教在技巧上怎样看?巴老说,技巧是为自己服务的,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巴老主张我现在写文章,不要发表,六十岁以后再发表。因为写文章容易出问题,有可能影响我担任的领导工作。晚上,巴老送我一些照片,各时期拍的都有,共十九张。我嫌少了,他说你拿多了,也没用处。鉴于巴老一贯认为作家靠作品出书,不能靠卖照片,我说你放心,我不会拿去出版。在寻找一张照片时,巴老打开一本相册。其中有三张萧珊的照片,是她年轻时拍的,可惜画面都被弄坏了。除了打叉以外,还在嘴上画了胡须。我知道这是那些“造反派英雄”干的,建议让我带回成都,请出版社摄影室作技术处理。巴老说,不必了,就让它这样吧,这是历史。后来谈到巴老为给在成都我的三个姐姐成立图书馆事,决定给她们各买一个书柜。

  9月4日 上午到王西彦家,谈出他的《选集》事。他问了巴老的情况,建议巴老把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下午我向巴老转达了西彦同志的建议,巴老说:我到一定时候,什么也不管了,人也不会,信也不回,专心写作。现在许多人想照相(包括你在内),如一个月有××人,也吃不消。

  9月5日 早上散步,谈到××要稿费的计算办法(按版面字数算)不对,巴老估计是×××出的主意,并说他的《选集》不必这样算。

  9月6日 早上天气晴朗,在院子里散步。谈到《家》,我又提起在鸣凤跳湖后,觉慧一度要放弃鸣凤,总觉得有些遗憾。巴老说,这是一,还有高老太爷临终时,觉慧跪下去。有人说这两处是《家》的败笔。其实当时觉慧只有这个觉悟,他看见高老太爷的态度有些变化,不能过高要求觉慧。谈到电影《苦恋》,巴老说不准备写表态文章。看过电影,对其中吃生鱼片的镜头感到恶心,但不能说整个影片不是爱国主义的。我问巴老的社会活动情况。巴老说,不太多,但找我的人多,要回的信也多。我在学你的办法,写短信。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什么事也不办,什么信也不回,得罪就得罪,我要完成自己的计划。我问《大镜子》发表以后是否好一点。巴老说,收效不大,有些人专为这篇文章(指他说自己衰老了)来看我。我向巴老建议客人来了,到该散步的时候,可以邀客人一起散步。巴老说,你可以,别人怎么行?又谈到回成都的问题。巴老说,后年还是回四川一次。我说杜心源同志(省委书记)早表示欢迎,我可以负责接待。巴老说,要去我自己去,一切费用自己负责,不要让人家误以为我利用你的关系。巴老再一次叮咛说,“四川不要过多地出我的书,别人要攻你,会抓这一条。”我说这问题我完全出于公心,而且我们同时出了不少茅盾、老舍的书,还要出《曹禺戏剧集》。话题转到某些社会风气,巴老说,我过去在南京上过的中学,打算把我、汪道涵、朱逢博找在一起,拍一部电视。要我捐一万或两万元,设立巴金奖学金,我没有同意。找我的人太多,利用各种封建关系,要这样,要那样。有一位亲戚,说我很有钱,要一部彩电,否则别人会以为我不是你的亲戚。有时,我想把精力浪费在这些事上,不如早两年死去。

  1982年

  11月 巴老摔跤,住华东医院。

  11月23日 我去上海看望,他第一句话就说:“摔跤是我自己不小心,与你无关。”说与我无关,是我刚介绍四川电视台去为巴老拍纪录片,怕巴老为此累了。我带了花生酥去,巴老很爱吃,常说:“看在李致的面子上,再吃一个。”在这期间得知他的好友李健吾逝世的消息。

  1985年

  4月 我随四川出版代表团访问日本,途经上海。

  4月15日 九时到武康路,巴老去华东医院检查身体。我跟司机老彭去把他接回家。闲谈时,他对出版界有些人只考虑赚钱,感到不安。

  4月16日 二时去武康路,与巴老随意交谈,又一起散步。他说要言行一致,把各种问题处理好。至少要在两个方面做出榜样:一不自私,二不爱钱。他同意《巴金近作》第四卷的书名叫《心里话》。

  5月5日 我从日本回到上海。

  上海出版局的车把我送到武康路。巴老看见我,很高兴。……济叔来,我和他在饭厅聊访日情况。巴老主动来听,平常这时候他一般都看电视。安排我睡书房,巴老为我抱了毛毯,又去取床单。我赶快请他不要为我操劳。他知道我明上午十时三刻将去机场,一再说:“我明早六时半起床,起来我们就谈。”还问我:“为什么急着要走?”

  1986年

  3—4月 我随省川剧院到上海。

  3月30日 九时后和川剧表演艺术家周企何一起去看望巴老。巴老说,我原以为养几个月,可以回成都一趟,但养不起来。上海突然降温,我的衣服带少了。巴老要送我一件毛衣,不知我是否穿得。我说,你送我当然要,万一穿不上就作纪念品。谈到我六十岁要退下来时,巴老笑着说他六十六岁才进“五七”干校。

  3月31日 去武康路,与巴老交谈四十五分钟,没受干扰。我说,昨天冷,你送我的毛衣起了很好的作用。巴老说,留个纪念。我说裤子也穿少了,腿疼(这是当年在“五七”干校,冬天犁地留下的后遗症),幸好加了毛衣。今天晴了,不是要你再送毛裤。巴老看我用手捶腿,笑着说,你也上年纪了。后又说,你正是干事的时候,可以向李向南学习嘛!李向南是电视剧《新星》的主人公,我问巴老对《新星》的看法。巴老说,不错。几个老书记写得很真实,我看见过这种人,是“四化”的累赘。相反,李向南不真实,还没有这种人,只是反映了人们的愿望。资本主义有钱就行,我们是有权就行,李向南也弄了点权术。有权就行是封建主义的产物。有人说,高干子弟犯错误,是资本主义的影响。其实主要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水浒》中就有衙内。强奸妇女也是封建主义那一套。……我不要求什么,我的一切将来都要交给国家。巴老说,前不久张光年来上海,建议他有两个职务不要推掉:一是全国作协主席,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要借助他的威望;二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因为有这个职务,生活上才有人管,许多问题才好解决。谈到编十本《译文集》,巴老说,等你能亲自抓的时候再说。

  4月2日 约十时到武康路。我用了一小时多的时间,询问了有关我父亲给巴老写的四封信的事。巴老说,我的两个哥哥对我帮助很大,他们两人都是因为没有钱而死的。我现在有钱,却没有办法帮助他们,我又不想过什么好生活。巴老很激动,两次痛哭失声。我全部录音。

  4月3日 下午三时,我和川剧人周企何、陈书舫、张巧凤、左清飞、王世泽、田卉文、古小琴及陈彦等去看望巴老。多数人为巴老清唱,大家都很高兴,巴老“被迫”在最后讲了话。汪其武全程摄了像。历时半小时,一起照相。巴老把大家送到大门外,我的朋友陈昌竹参加。我对巴老说,昨上午录音效果很好,以后我只要想念你,就可以听录音。他说昨天很激动,疲倦了。我说今天请您听川剧清唱,算是弥补。他哈哈大笑。

  4月5日 九时约陈彦去武康路,为巴老照了不少相。上楼时,巴老说我还没在楼梯上照过相。在书房,我特别安排巴老在大镜子旁边照了相。在卧室,巴老自己提出在萧珊骨灰盒旁照了几张相……我看见巴老充满深情。陈彦走后我对巴老解释,在宣传部不像过去在出版社,来上海的机会不多,所以要多照几张相。巴老说,没关系,如果我不行了,会打电话叫你来。

  11月 我随四川诗书画展览去上海。

  11月21日 吃过晚饭,把夫妻肺片送到武康路。巴老说,我太疲倦,需要休息。

  11月23日 八时到武康路,巴老还没吃早饭。老人家气色很好,但他说是“虚火”。我们散步,谈心,约有半小时交谈录了音。他同意:(1)《译文集》给四川出,但不出单行本;(2)由我给他编书信集;(3)《日记》也交给我,由我负责校看。

  11月25日 今天是巴老八十二寿辰。十一时半到武康路。下午来祝寿的有辛笛、黄裳、杨静仁(杨苡)等,还有一些上海市八中的中学生。我和小林在四时半去小木屋路把萧荀接来。人很多,吃饭时很热闹。

  11月29日 昨天从杭州回来。九时去巴老家告别。昨天下午,市委书记芮杏文受胡耀邦同志委托去看望巴老。今天新华社发了消息称赞巴老是中华民族的精华,是一代精英。我和巴老开玩笑,用“精华”和“精英”称呼他。他今天很高兴。他说,把暖气烧的煤给我解决了。

  1987年

  10月3—26日 巴老返乡,在家乡待了十七天零一夜。

  1989年

  4月 我和秀涓去青岛路过上海。

  4月7日 九时去华东医院北楼七〇一病房,小林值班。巴老看见我很激动,说这一次差一点看不见你了。他对我在他摔跤后没及时给他写信颇有意见,我作了一些解释,并问他为什么没有叫我。他说,我只告诉你摔跤,——言外之意是说我没主动询问他。巴老说他不怕死,但有些事没办完,表示要交给他信任的人:小林、李致、小棠、树基(即王仰晨)。我当然表示愿为他做事,但他又觉得我没有时间。我们就近作合集《讲真话的书》作了讨论。巴老和小林都主张粉碎“四人帮”初期写的文章,例如提到华国锋主席,原则上不作改动,这是历史,以后是作者的思想发生变化。巴老要我写个后记说明情况。……三时后,我们又去医院,国煣值班。四时后,四川电视台卢子贵、王岳军、李达明和四川人民艺术剧院的傅仁慧等来看望巴老。稍后,济叔来。七时,祝鸿生来接班。我和秀涓一直待到八时二十分离去。

  4月8日 九时到医院,小林值班。巴老精神甚好,主动谈到四川出版,认为能达到过去那样很不错,但现在垮了,名声不好,被罚款,停业整顿,实在丢脸!我一再说明我现在与四川出版没有任何关系,但巴老仍很激动。后来,我才意识到巴老不是从我个人来看问题,他热爱出版事业,对四川出版倾注过很多感情,怎么不令他失望呢?谈到我离休后干什么,又说到写文章。巴老说,我现在就是学鲁迅,写短文章,但很不容易写。我和小林都说,我们与他不同,写短文章有多大作用。……四时十分再到医院,国煣值班。济叔先到,主要听他聊天。五时后巴老用助步器走路,我抢拍几张照片,因时间已到,五时半匆匆离去。

  4月17日 从青岛返回上海后,九时到医院。张教浩在院门等我,我们一起去看巴老。巴老正在洗漱,候日本客人来访。十时,巴老会见石上夫人(石上系《随想录》日文译者,已逝世),我拍了几张照片。十一时巴老吃饭,他说我有“官”气,指我八号离开医院时没有打招呼。我赶快说明,那天我早向他报告五时离开,到时为他拍照,过了半小时,怕司机久等,才匆匆与济叔离去。吃过晚饭,巴老说,我现在要把“后事”办完。有些事是大事,想和你谈谈。你了解我,可惜时间来不及了。我过去写《家》,但目前这个环境里,我的觉悟并没有觉慧那时高。我也谈到自己的一些苦闷。巴老说,最近我见过一些人(有的是党员,有的不是),都比较悲观。要有信仰。人类一定有希望,也一定有好人。说句笑话,坏人一定得依赖好人存在,否则就无所谓好人坏人。还说,我写了不少文章,有人理解我,有人不理解,甚至歪曲我。我写文章说明自己,我是清白的……过去我写你父亲写觉新,这个人很不容易,我现在更理解他。以后,话题又转向我。巴老说,一个人要谦逊,多想想自己的问题,我正在给你打分。我请巴老说说我的缺点,巴老说你和小林一样:一贯正确。巴老一席话,我很受感动。从目前情况看,他还会健康地活着,但毕竟八十五高龄,我也不会常来上海。……

  12月 去上海参加“未来军官”丛书首发式。

  12月3日 下午八时到虹桥机场,住延安饭店九一五号房间。小侯开车送我到武康路。巴老见我很高兴。我把施鸭子交九姑妈。小林和国煣说,爸爸一直在等你的鸭子。马绍弥也在。

  12月4日 今天是农历冬月初七,我六十岁生日。九时到武康路。因马绍弥在,我问能否今晚搬过来。九姑妈说马绍弥明下午回北京,叫我明晚去。巴老说,今晚可以住,就是要多见见面。巴老说还有一些事,没有人为他做。我表示愿为他整理日记。××夫妇来,拉着我谈他们电视剧的事。巴老有些坐立不安。十二孃看见巴老不安,借口把他们请走。我和巴老才得以继续谈下去。十一时回到延安饭店。……八时把行李搬到武康路。小林和国煣为我在书房外廊铺一行军床。几年前我来武康路,每次和巴老谈到深夜。现在巴老九时上床,我不敢干扰。

  12月5日 一早醒来,躺在床上看巴老的日记。早饭后就日记有关问题与巴老交换意见,我建议删去涉及第三者、可能造成误会的地方,巴老原则同意。郑拾风(上海戏剧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四川人)来,他说,四川灯戏在上海演出反应很好。巴老忙着整理他拟送成都市档案馆的照片。……从汪道涵同志家回来,巴老已睡。

  12月6日 五时半即醒,躺在床上看巴老的日记。早饭,没人给我冲咖啡。巴老问十二孃为什么。十二孃答不知李致会不会喝。巴老说,李致遍游欧洲,能不会喝咖啡?巴老赠我一个有塑料木架的相片。下午二时半离开武康路,巴老提前下楼送我。到了机场才知,成都天气不好,航班被取消,又回武康路。巴老很高兴,我说,“上帝”要我多陪你一天。

  12月7日 今天是我的阳历生日。上午没干扰,和巴老从容谈心。他仍对我离开出版社感到遗憾。下午二时半离开武康路去机场。飞机延至七时半起飞。我很疲倦,但身边没有熟人可照顾东西。只好用手抱着《日记》,用脚夹着提包,昏沉沉地睡了两下。

  1991年

  11月 我和秀涓去上海。

  11月21日 四时抵上海虹桥机场。国煣来接我们,巴老的司机老彭开车。住上海文联招待所,到住处时祝鸿生在场。立即去武康路。巴老的身体比预想的好得多,语言障碍也不算太大。我送他三件礼物:(1)《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一文的六个版本;(2)周企何川剧录像带;(3)茶杯盘两套。他高兴地说,我先收下这三样礼物。晚饭后在客厅边看电视边交谈:(1)《讲真话的书》未用《“文革”博物馆》,不选就行了,“开天窗”(即“存目”,这经巴老同意)的办法不聪明,别人会找麻烦;我表示我并不后悔;(2)《巴金影集》拖得太久;(3)《日记》前几部分已寄王仰晨;(4)对我出《家信》(指给成都亲人的信),无不同意见;(5)可以考虑四川出几本影印日记;等。小棠送我们回招待所。

  11月22日 七时半我一人去武康路。巴老叫小罗给我冲了咖啡。我陪巴老散步,他用助步器。两批客人来,上午就这样过去了。四时再去武康路,济叔在。不久,李舒从成都来。近七时,秀涓来,一起回招待所。

  11月23日 四时醒,看巴老昨天送的《巴金散文精选》。约七时和秀涓一起去武康路。巴老在楼下,为陈世五和朱丹枫的书签了名。我带了一件皮大衣送他,试穿后嫌重了,经李舒提议又转送给我。和秀涓一起,听巴老讲如何度过老年。之后,巴老同意我影印1962至1965年日记,又委托我在成都搜集他的书信。……一时半我又去武康路,巴老在午睡。

  11月24日(农历十月十八) 今天是巴老的生日,也是我祖母的生忌。我和秀涓一早去武康路给巴老拜生。上午来的客人很多。我在二楼读巴老的“文革”日记,秀涓则在姑妈卧室学英语。中午吃完寿面,我和秀涓回招待所午睡。下午秀涓采购,我到武康路。不断有客人来,我仍在二楼校读巴老的日记。今天很顺利,看了一百页。济叔和小瑞也来了。因人多,饭桌上加了圆桌面。喝文君酒,贺巴老八十七大寿,喜气洋溢。秀涓在饭前赶到。

  11月25日 巴老阳历生日。到武康路不久,即有客人来。我在楼上校读巴老的日记。罗洛(老朋友,即罗泽浦,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来,把我叫下去。叙旧合影,他赠我诗集一本。不久市文联党组书记陈清泉来,我又下楼作陪。近十二时,曹禺夫人李玉茹来,我再下楼,并一起与巴老合影。

  11月26日 起床后,校看巴老的日记。到武康路不久,三姐的儿子文小北和妻子周鹭并带儿子来。因吃饭人多,我和秀涓邀小北一家出外吃排骨面。下午陪巴老聊天。

  11月27日 七时半我先去武康路,秀涓稍后到。龚学平(上海市广播局局长)请我们在“七重天”吃螃蟹。送巴老四只,又要我们带回四只。下午我陪巴老聊天,秀涓去大木桥,把另四只螃蟹送萧姐。

  11月28日 我八时前到武康路,秀涓正在吃面。九时半我和李舒去招待所拿东西,昌竹和世宽已到。回武康路,昌竹、世宽与巴老合影,然后陪秀涓上街买东西。我陪巴老聊天。他要我把他给我的一百八十八封信交王仰晨,供《巴金全集》用。还要我帮助成都的慧园,让他们三兄弟在那儿会面。十一时秀涓回来,十二时午饭。一时老彭来接我们去机场。九姑妈哭了,说:“以后不一定能见得到了。”我和巴老拥抱告别,九姑妈、十二孃、小祝在大门口送我们上车。我心里很难受。回成都后,打电话给巴老,报平安抵家。

  1993年

  9月 陪陈达孚夫妇去上海。

  9月2日 下午二时半到武康路。九姑妈开门,喜出望外,问我为什么不早通知?巴老在客厅的藤椅上睡觉,显得比前年瘦弱。姑妈说平常这时候,巴老早醒了。我不愿惊醒他老人家,便和姑妈聊天。三时后巴老醒来,知道我早来了,连声问姑妈:“为什么不叫醒我?”我赶快声明,是我主张让他多睡一会儿的。我把龙井茶叶送他,开玩笑说这是生日礼物,提前祝贺。巴老说,我有两件事没想到:一是没想到我能活到九十岁,一是没想到老了也很可怕。接着问了秀涓的情况,要她把心放宽一些。谈到我的近况,巴老说,你还年轻,身体还可以,现在就没事干了,可悲。巴老主动对我说:“龚明德说我《选集》(十卷本)拿了高稿酬,我不想反驳。龚对《书信集》计稿酬的办法不对,我早批评过。”我说,我可以写篇文章,说明情况。巴老说,不必,《全集》的书信集出来以后,真相自然大白。我向巴老报告,有三个美籍华人,是他的读者,从北京买了《家》《春》《秋》来,想明下午见他十分钟,巴老同意。

  9月3日 下午四时半,与陈达孚夫妇以及小弟、窦维平、汪致正一起去看望巴老。先分别合影,然后问好并表示敬意,仅用了八分钟即告别。端端站在旁边。巴老送到门口。

  9月4日 下午二时,汪致正送我到武康路。大部分时间和巴老聊天,请巴老为温其锦(马来西亚华人)等人题字。书房久没住人,安排我住三楼放书的一间屋子,颇热,有一股霉味。晚饭后看电视,巴老的思想不太集中,九时半即上楼睡觉。

  9月5日 七时巴老下楼。他先喝田七花粉,吃一两多面一个鸡蛋一碗牛奶,又喝“太阳神”口服液和吃药。我陪他在花园散步,他用助步器。进客厅后,巴老主动给我讲他年轻时在成都、南京读书的情况,但我来不及录音。他想找《全集》的后记给我看,没有找到,却找出他和三爸1932年去嘉兴的文章手迹(复印件),要我送给李斧,因为李斧一直在研究家谱。巴老想在一定时候放弃所有版权,征求我的意见。我说现在出版界相当乱,为了赚钱什么都可以干出来,不宜放弃。在帮巴老找东西的时候,小林对我说:爸爸年纪大了,以后最好不要带人来找爸爸。下午,我就巴老访嘉兴事提了一些问题,并录音。济叔来,几乎全是他在摆龙门阵。

  9月6日 巴老七时半下楼,一边吃饭一边听广播,然后用助步器在花园散步。不久彭新琪来,并带来一些煎馒头。中饭,巴老吃两片面包夹肉饼。我告诉巴老,打算下午去看萧姐。巴老说,应该去,不然她会伤心。

  9月7日 与巴老同时吃早饭,陪他散步。我讲了萧姐的情况,说我劝慰了她。巴老笑着说,这有什么用?进客厅,又谈到我父亲和三爸。巴老说,我们三兄弟有一个共同点,都愿意多为别人着想,多付出一些。还说,1929年你伯伯(指我父亲)来上海,如果把情况讲清楚,我可能愿意负担一部分家用,他可能不至于以后自杀。巴老找出三本书《书信集》(人文版)、《处女地》《巴金传》送我。济叔来,中午吃面。我请巴老午睡,巴老叮咛我走时一定要叫醒他。济叔一直和我聊天。国煣帮我买了两包杏花楼(散装)月饼。三时,巴老下楼,稍后汽车来接,我和巴老、姑妈、济叔、国煣握手告别。

  1995年

  去杭州看巴老。

  1997年

  去杭州看巴老。

  1999年

  9月 与李斧一起去上海看望巴老。

  2000年12月25日整理完毕

  * * *

  文中加引号的文字皆引自《巴金全集》第二十五、二十六卷。

  详见本书《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一文。

  详见本书《带来光和热的人》一文。

  详见《李致文存》之《我的人生》卷《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一文。

  丁磐石:丁秀涓堂弟。

  详见本书《1987年巴金回乡纪要》一文。

  详见本书《第一次去杭州看望巴老》(1995年)。

  详见本书《第二次去杭州看望巴老》(1997年)。

  详见本书《上海日记》(1999年)。

  巴金的头像

  曾路夫翻制从众创作的巴金青铜头像

  我有一个巴老的石膏头像,还有一个巴老的铜铸头像。

  我把铜像放在沙发旁的茶桌上。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无论是形象和气质,都非常像巴老。特别是我坐在沙发上,靠近铜像,就像坐在巴老身旁,使我想起过去许多与巴老在一起的日子。

  1958年夏,我曾在苏联白俄罗斯共和国美术馆见过一个苏联艺术家为巴老铸的胸像,后来又在巴老家里见过相同的胸像,是苏联艺术家送他的。这个胸像,大体像巴老但又不全像。20世纪80年代初期,雕塑家从众用石膏给巴老塑了头像,塑得很好,巴老送了我一个。我曾对从众的父亲、作家从维熙赞誉过从众所取得的成就。可惜石膏像招灰,用塑料袋套上又看不清,两者无法兼得。我常想:要有这样一个铜像多好!

  当时,四川和上海常有文化交流。有一次我在上海,在巴老家里看见一个巴老的铜像。面部表情与从众塑的像一样,但只有面部,头的其他部分是空的,另有一番风味。巴老说,这是雕塑家曾路夫在为巴老翻制从众的塑像时,因头部的模子坏了,只好如此。

  李致凝视着巴金头像,与巴金进行思想交流

  我很喜欢这个铜像,但巴老只此一个,得找曾路夫才行。人常说无巧不成书,我的好运来了。一次,与同乘坐一车的同志相互介绍,原来他就是我要找的曾路夫。我情不自禁地谈了对他为巴老翻铸的铜像的喜爱。他立即表示可以把多存的一个送我,并要我留下地址和电话。这让我喜出望外,用流行的话说:有缘。

  大约半年后,我在家里接到曾路夫打来的电话。他去敦煌参观,现在到了成都。他将把巴老的铜像送给我,而且坚持要送到我家里。他这种“君子重然诺”的精神,使我深为感动。当我从他手里接过沉甸甸的铜像,更感到他带着铜像,从上海到敦煌,又从敦煌到成都,实在很不容易:真难为他了。我不知该用什么语言感谢他才好。他既尊敬巴老,我便送了他一套十卷本的《巴金选集》。

  从此,我天天看见巴老的铜像,犹如天天看见巴老。

  每当我坐在巴老铜像旁边,思念巴老,在心灵上与巴老交流,我总会想起从众和曾路夫,感谢他们为人间留下了这样美好的艺术精品。

  2003年4月26日

  “巴金赠书”章

  李辉著的《巴金·云与火的景象》中,收有巴金的两印章:一个是“巴金藏书”章(见书14页),篆刻者为西泠十大家中的钱君匋;一个是“巴金赠书”章(见书61页),没有署名。去年见着李辉,我告诉他赠书章的篆刻者是汪致正。

  粉碎“四人帮”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名家名著,重印了巴金的《家》《春》《秋》等著作。四川人民出版社除新出《巴金近作》外,也重印了巴金的一些旧作。许多亲友和读者向巴老要书,巴老也需要向亲戚和朋友赠书。巴老一贯尊重人,赠书得亲笔题签。当时,还得自己亲自包书,提着书从武康路走到淮海路邮局去寄,工作量颇大。为减轻他的负担,在四川出版的书,除寄一部分样书给巴老外,留下了一部分由我代寄。代寄的书没有巴老签名,亲友和读者往往感到遗憾。

  汪致正为巴老刻了“巴金赠书”章。图为赠书章印

  我说:“要是有个巴金的赠书章就好了……”

  我女儿提议让我的女婿汪致正为巴老刻一个赠书章。小汪当时在部队工作,中学时自学篆刻玩。小汪认为肯定有不少篆刻大家为巴老刻过章,自己是无名之辈,不敢妄为;加上一时也没有好石料,颇为犹豫。

  我女儿鼓励小汪说:四爷爷不会看重图章是否出自名家之手,也不会在乎石头的好坏。只要你刻出水平,他喜欢,他就会认可。于是,小汪花了几毛钱买来一块石头,刻出了“巴金赠书”章。图章上“巴金”二字用的是巴老签名手书的字体,“赠书”二字为篆字,背景是竖排毛边纸信笺式样。这枚印章,别致好看,先得到了我的喜爱。

  1997年8月,汪致正去杭州看望巴金

  1981年,我去上海,把赠书章带给巴老。巴老很满意,认为刻得不错,高兴地把它留下了。他说:“我送书还是由我签名,这才能表示出对对方的尊重。不过,可能有一天会需要用它。”我理解,这是因为巴老觉得自己身体不好,写字时手已开始发抖,字越写越小,将来写字会更困难,有可能使用赠书章。至于我在成都需要使用赠书章,他说:“让小汪再刻一枚同样的赠书章就行了。”他还在9月2日给李芹和小汪的信上,提到“谢谢小汪的石章”。

  回到成都后,我请小汪完成四爷爷的任务,再刻一枚同样的印章。得到四爷爷的认可,小汪很高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石头,他把两块石头粘在一起,刻出第二枚和上海那枚一模一样的“巴金赠书”章。他为自己“克隆”赠书章的“创举”得意了很久。

  巴老一直坚持自己签字赠书。1997年,我到杭州看望巴老,他还在送我的书上签名。后来只在因病无法签名时,他才请亲人或工作人员用这个章。留在我这儿的赠书章,一直用到现在,代巴老向许多亲友、读者送书。有的读者为要巴老的签名,甚至拿着书来请我盖这个章留念。

  2003年3月8日

  最后一次握手

  ——在巴老弥留之际

  “爸爸的情况不好,你尽快来!”

  10月14日上午十一时,我刚在医院输完液回家,接到小林的电话通知。我立即买票乘上从成都飞上海的飞机。十年前,巴老就因我心脏有病,不愿我一人去看望他。但今天是周六,我不愿临时增加别人的负担,不得不“违规”,一人独行了。

  巴老对生死问题看得很开。1980年,我母亲去世,巴老来信说:“我对生死问题看得开,也看得透,我没有几年好活,因此要多做事情。”1986年,我同摄影家陈彦到上海,我请陈彦按巴老平常的生活习惯,在饭厅、客厅、书房、卧室、花园为巴老拍照。我说,以后出差机会不多,我可以从照片上看见您。巴老笑着说:“没关系,如果我不行了,会打电话叫你来。”后来,我急于要《巴金全集》,巴老写信说:“《全集》你将来会有,不用急。即使我突然去世,也会睁开眼,喘着气,吩咐送你一套《全集》。”1995年夏,我去杭州看望巴老,他一见我就说:“我随时都可能‘走’了,我当然不愿意‘走’,还有些事要做。我羡慕冰心,她把该做的事都做了。”难道这最终的日子即将来临?尽管巴老已过百岁,我深知他愿意安乐死,但真面临这个时刻,内心极为矛盾。早在八年前的日记中我就写过:“他是我一生爱得最深的人之一,我不能没有他。”

  巴金和李致在上海寓所

  当晚八时,我赶到上海市华东医院。

  为了巴老的健康,医院近两年不让探视的人进病房。前年、去年我两次去上海,都遵守医院规定,站在外面的阳台上看望巴老。但年老眼花,充满泪水,隔着玻璃,我看不清巴老的容貌。这次最后的道别,我也做了不能进病房的思想准备。

  到了病房外的套间,我坐在沙发上,说不出话来。

  小林理解我的心情。她说:“五哥,你去用肥皂洗洗手,坐在爸爸旁边,与爸爸拉拉手。”这显然是医院同意的,我真是求之不得。

  我认真地洗了手,进了病房,坐在巴老病床边的椅子上,握着巴老的右手。过去,我经常一边和他聊天,一边轻轻为他揉手。巴老的手像生病前一样,非常暖和。巴老患帕金森病以后,手有些僵硬,现在却出乎意料的柔软。

  我没有叫巴老。既是不愿惊动他,也是我喉管哽咽,说不出话来。但我相信巴老知道我来到他身边了。“文革”中期,我悄悄到上海看他,刚见面没说一句话,只是紧紧地握手,我们的心就相通了。

  巴金在医院练习起立

  握着巴老的手,百感交集。

  巴老的手,在我还是少年的时候,为我写了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这四句话影响了我的一生。

  巴老的手,多少年来为了我的学习和工作,无数次给我寄书。每次他都亲自找书、题字、包扎、写地址,然后提着沉重的书,从武康路走到淮海中路邮局去寄。我一直以为巴老会请人帮忙,直到后来姑妈批评我增加他的负担,我才后悔不已。

  巴老的手,在“文革”中我去看他,分别时天下大雨,为我披上雨衣。我实在不愿离开巴老,但怎敢不按时回到要我“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五七”干校?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

  巴老的手,共给我写了三百多封信。“文革”前的近五十封,大部分是毛笔写的,显示了他的书法和个性。20世纪80年代初期,信里的字越来越小,这是巴老患帕金森病,手放不开,治疗后略有好转。他用稿笺,一格一字地写。这三百多封信,除近五十封被造反派抄家丢失外,现有的二百五十多封,我装订成册,经常翻看。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李致到上海看望巴金,住在巴金书房里的行军床上

  巴老的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无论四川出版他的近作或是旧作,特别是巴老自选的《巴金选集》(十卷本),从写作到校改,举起重似千斤的笔,一丝不苟。

  巴老的手,亲自填写汇款单“肆拾肆圆壹角正”,寄给四川人民出版社,并附言“汇还翻印照片垫款”。巴老在四川出书不要稿酬,而出版社为他翻印照片,他却坚持付款。

  巴老的手,当我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去上海,几次为我抱来被子或床单。为便于交谈,姑妈或国煣为我在书房铺了行军床。

  巴老的手,90年代我去上海或杭州看望他时,他总是长时间拉着我的手不愿放开。

  ……

  我愿意永远这样握着巴老的手,一边为他揉手一边谈心。然而已经晚了,这一次,可能是最后一次握手了。巴老,80年代您多次提醒我要常来看您,您说思想上有“火花”要迸发,您有话要对我说。我错过了许多机会,您又总是原谅我。90年代中期我每隔一年来看您,您惋惜地说:“你现在来了我又有语言障碍了。”我写过一篇散文《无法弥补的损失》,刊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向您表示歉意。但这有什么用?我欠了您许多债,永远无法还清了。

  我努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不在巴老面前流泪,但心很疼,它在滴血!

  2005年10月20日晨追记

  2006年1月23日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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