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评说
李致2019-11-05 17:1929,766

  在亲情与理解中写巴金

  ——读李致记叙巴金的散文

  ◎吴野

  我们读过不少研究巴金作品的论文,也读过许多记叙巴金的活动,或叙述自己同巴金的交往经历的散文。它们在了解这位作家和他的作品方面,给了我们不少的帮助。在这些散文中,李致记叙巴金的散文,具有特殊的意义,特别的韵味。

  李致是巴金的侄子。他们先后在同一个家庭里出生,在几乎相同的社会氛围中度过各自的青少年时期。李致的父亲是巴金的大哥,是巴金怀着深深的眷恋与惋惜之情在《家》里描写过的人物的原型。从1981年开始,李致先后写了多篇散文,记叙按家族习惯他称之为“爹”的这位叔父,发表于多家报刊。这些文章,由于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提供了人物传记、辞典一类文体难以涉及的生动细节,因而早已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福建泉州黎明大学编辑出版的《巴金研究》于1994年第2期还曾将《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带来光和热的人》《仅有的四封信》《巴金的心》等,集中地再次给以发表。写得最早的《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还曾被成都市一些中小学采用,作为对青少年进行人生教育的好教材。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这些感情真挚充沛、行文流畅自如的散文,也颇具欣赏价值。文章里流淌着浓浓的亲情与由衷的敬仰,透过那些生动的细节,如见如闻的描述,我们不但看见了巴金是怎样的一个人,而且也可以进一步理解巴金之所以被称为“世纪的良心”的深层原因。

  童年的回忆是温馨的,也是凄苦的,因为那正是“风雨如磐暗故园”的年代。当李致娓娓叙述由他的父亲、母亲、三爸、四爸(巴金)和五爷爷(《家》中克定的原型)等人组成的往事时,旧成都那种内地城市特有的陈腐气息开始在我们四周涌起。在这片浓雾似的氛围中,我们看见了一个似真似幻的世界。那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在成都,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它确实曾经存在过。但它似乎又正是巴金在《家》里所构筑的那个艺术的世界,觉慧就是在那个世界中挣扎着突围而出的。可以说,读李致记叙巴金和李氏家族旧闻的散文,犹如浏览一部心灵的发展史,是巴金的心灵发展史,也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成千上万知识分子的心灵发展史。李致的散文既是纪实的,也是抒情的。读着它们,你不能不想到巴金在早期创作中一再描绘过的那个社会、那个时代。巴金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时代氛围中成长。内向的执拗的性格,使他总是专注地直面现实,进行深沉的思考,寻求人生的答案。不管现实是多么丑恶,多么令人痛苦,他也绝不闭上眼睛,掉过头去。他经历了太惨重的心灵痛苦,包括他挚爱的大哥(李致的父亲)不堪社会、经济和心理的重重压力,在李致才一岁多时便决然自杀;包括他的才华初露的三哥李尧林,为了以微薄的薪水支撑远在成都的家人的生活,积劳成疾,四十岁便溘然病逝,终身不曾结过婚。如巴金所说,他像“一根火柴,给一些人带来光与热,自己却卑微地毁去”……这一切,使巴金从踏上文学之途开始,便显出了与众不同的特色。他后来说过:“我写作是为了同敌人战斗。”敌人是谁呢?“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六十年写作生涯,九十年人生苦旅,他始终不改初衷,无怨无悔。不理解他所来自的社会历史背景,怎能体会到其中的分量?

  李致第一次见到巴金,是1941年的事。那时,巴金已经是鲁迅所说的“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李致仅是十一二岁的少年。少年的目光是清纯的,没有贵贱荣辱的功利考虑。在少年李致眼中,巴金不过就是自己的叔父,只是与别人多少有些不一样,是一个不向祖宗牌位磕头,爱读书,爱写作、爱孩子的和蔼亲切的“新派”四爸。巴金在少年李致的笔记本上写下的四句赠言,给了李致的一生以很大的影响,也明快地揭示了巴金的人生信念:

  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

  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

  说话要说真话

  做人得做好人

  在当时,也许人们并不特别重视这四句话,尽管少年李致十分喜欢它,还央求母亲把它裱糊成一个小小的单条,悬挂在书案前早夕观赏。但是,在经历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特别在经历过毁灭文化、摧残人的尊严的“文化大革命”之后,在几乎人人都被迫说过那么多假话之后,人们才格外强烈地感受到“说真话”的分量与不易。当巴金的《随感录》陆续发表并结集出版后,整个社会都受到了强烈的震憾。巴金在严酷地解剖自己,人们也身不由己地跟着他陷入深深的思索。“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这是巴金在1980年写下的话,但这绝不是巴金在“文革”后才有的认识。联系五十多年前,他题赠李致的四句话,可以明白地看出,讲真话,做好人,活得认真,活得真实,其实是巴金执着的人生信念,是他毕生的不懈追求。正因为如此,巴金才会成为得到亿万读者热爱的伟大作家。

  由于叙的是家事,讲的是真情,李致的文笔平实而从容。情节不完整的不勉强增添,任其自然,印象深刻的细节描述得生动鲜明,其间再穿插以作者自己的人生感触,读来便愈觉如品香茗,清心沁脾。李致自己本是资深的文化人,多年从事文艺书刊的编辑以及宣传、文艺工作,见闻既多,感受亦深。他尽力撇开晚辈对长辈、后学者对大师的崇敬之词不用,白描式地勾勒巴金的行为言谈,朴实地描述自己获得的印象,力求从亲情中写巴金声容笑貌,从理解中画巴金人品精神。收入《巴金全集》第二十三卷的,巴金在1987年12月13日给李致的信中,曾经感慨系之地谈道:“能够多活,我当然高兴,但是我离开世界之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你可能理解我多一些”。巴金的这些话当然不单单是指李致的上述散文,但也足以帮助我们掂出李致记叙巴金的这些散文的分量。

  * * *

  吴野:文学评论家。曾任四川省社科院文学所所长。

  理解那颗心

  ——读李致的亲情散文

  ◎ 廖全京

  最近,有机会读到李致写他的四爸巴金和其他几位亲人的一组散文,我被其间质朴的亲情打动了,这是经历过无数个风晨雨夕和几多回沧桑变化之后的真情的沉淀,这是心灵与心灵之间的倾诉和倾听,这是对于叶已发黄或依然鲜亮的生活册页的思索和探询,它使我不由想起了清人纳兰性德那真挚绵长的沉吟:“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

  从李致的文章中读出一种理解——准确含义上的理解,这一组散文,写到他的母亲(《大妈,我的母亲》),写到他的三爸李尧林(《带来光和热的人》),更多的是写他的四爸巴金(《巴金的心》《不能忘记的四句话》《巴金回故乡》《讲真话的作家——巴金》《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无论写到哪一位亲人,李致的思念和追怀,都是建立在对他们的深深理解的基础之上的。而这理解的种子,最早由他的四爸巴金播种在他幼小的心灵之中。1942年,巴金第二次返回家乡成都,年仅十三岁的李致请巴金给他题词。巴金在李致自制的一本“纪念册”上欣然写下了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从此,做一个说真话的好人,便成为一盏温暖心灵的灯火,始终在岁月长河的那一头将少年人深情召唤。李致带着它,踏上漫漫人生之旅,也带着它,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而不仅仅是巴金之侄的身份,去理解巴金,理解好人。

  理解巴金,理解好人,就是理解巴金的爱,理解好人的爱。经历过人生长途的艰辛跋涉之后,李致回头咀嚼巴金送给他的四句话,才觉得体悟到了它的真谛。什么是好人?“好人应该具有‘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人活着,就要有益于社会,多付出,少索取。”这是一种大爱之心,在巴金身上,这种爱心的萌芽,来自他那宽容厚道的母亲的催生。关于母亲,巴金曾经这样回忆道:“她教我爱一切的人,不管他们贫或富;她教我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怜恤他们,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们高,动辄将他们打骂。”尽管岁月的打磨与生活的淘洗,使巴金的具体的爱超越了母亲当年在他心中播下的抽象的爱,但这种泛爱精神确给青年巴金提供了一个走向光明的进步的起点。与巴金童年时代从母亲那里接受的爱的教育比较起来,李致在几十年的人生经历中,从巴金和其他亲人身上接受的爱的教育,已经不可能那么空泛了。他从母亲平凡的言行中,记取了她老人家那“宁教人负我,不可我负人”的高尚的做人准则。他从三爸李尧林身上看到的,是一种真挚的、无言的爱:三爸“不是什么英雄人物,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然而‘像一根火柴,给一些人带来光和热,自己却卑微地毁去。’”他从四爸巴金身上感受到的,是他对伯伯(巴金的大哥、李致的父亲)自杀的理解和同情,是他一生的主张: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不是索取。多少年以后,李致深情地回忆起青年时代读过的王尔德的那篇名叫《快乐王子》的童话,回忆起巴金翻译的这篇童话里那位热心帮助受苦受难的人们的快乐王子,豁然领悟到“巴老不正是当今的快乐王子么?”

  理解巴金,理解好人,就是理解巴金的憎,好人的憎。巴金用自己一生的文字和行为,向世人宣布:“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他的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以至《寒夜》《憩园》,无一不是对上述敌人的憎的丰碑。而他在“十年浩劫”中的那段灵与肉的苦难历程,则将他的憎升华为一种特殊年代里的博大而庄严的民族精神的表征。李致正是在“文革”风浪的颠簸中,进一步走进巴金的心灵,获得对巴金的憎的真切理解的。《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是一篇泪水被愤怒的烈焰烧干之后从心底流淌出来的文字。“文革”中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人间真情被漫不经心地抛入冰水之中。巴金陷入一座无形的黑暗囹圄。辗转于“牛棚”与干校之间的李致,心中一直牵挂着亲爱的四爸,担心着他的命运。于是,有了中断联系六年之后的通信,有了悄悄绕道上海看望巴金的动人之举。我们不妨把李致对这次看望的回忆,看作是他对巴金的心的一次独特的理解。那个时刻的巴金,心中的火焰并没有熄灭。为了表达自己对摧残美好生活的黑暗势力的憎恨,他开始全译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作家赫尔岑的一百几十万字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我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19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因为他们作恶多端,已经到了千夫所指的地步。”正是在这前后,李致走进了巴金的心灵——对“四人帮”的憎恨,使两代人的心如此节拍与共,和谐相生。

  我感动于李致对巴金和好人的理解,我也感动于李致对自己的理解的朴素、深情的表达。在这一组亲情散文中,李致努力实现着心灵与心灵的会见。既然如此,他必须拒绝矫情与粉饰,做作与卖弄。对于他来说,需要的恰恰是“对于辞藻的奢侈的摈弃”,是“脱去了华服的健康的袒露”(艾青:《论诗》),是去浮存实,弃伪从真。李致正是将这种境界视为自己的艺术目标。因而,他追求行文的自然朴素,总是让激情的溪流汇聚成平静的池水之后,再呈现于读者的眼前。那篇《大妈,我的母亲》就是这种外在的水波不兴与内在的惊涛裂岸的统一。这篇回忆母亲的文字,娓娓道来,明白如许,自然得如白云依恋于山岫,平实得似小草蔓生于大漠。读过之后,不仅母亲那慈祥的音容笑貌乃至她的幽默,历历如在目前。而且母子之间的真情真能催你泪下。从李致的文字中,你会明显感受到巴金那热烈而质朴的文风的影响。

  在这篇文章快要写完的时候,我在《巴金全集》第二十三卷所载巴金给李致的信中,读到这样两段话:“……我离开世界之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你可能理解我多一些。”“你有机会过上海时,可找我谈谈,你可以理解我心上燃烧的火,它有时也会发光,一旦错过就完了……”读到它时,泪水使我的两眼酸涩起来,人与人多么需要彼此沟通啊!而沟通的前提便是相互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写作,乃是理解的一种方式。李致对巴金的理解,是老人晚年的一种安慰。如果说,真挚也是一种人生境界,那么,在对巴金的理解中,李致正在深入这样一种境界。我想,这正是巴老的希望。

  * * *

  廖全京:评论家。曾任四川省戏剧家协会主席。

  巴金叔侄

  ◎ 周禄正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缘相逢,戏中难求!在我国家喻户晓的《百家姓》中,假若要我寻找哪一个姓氏与魏明伦有缘,那就是“赵钱孙李”的最末一个字。据我所知,魏明伦这一辈子与姓“李”的人缘分不浅。极力支持他,与极力压制他的人都姓“李”!支持他的是李家叔侄。叔叔叫李芾甘——即文坛泰斗巴金;侄儿是四川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李致。如果说吴祖光是他的“恩师”,余秋雨是他的“恩友”,那么李致便是他的“恩兄”!

  巴老是魏明伦最为仰慕的四川老乡。从小爱读巴金先生的系列小说“激流三部曲”。替觉新担忧,替瑞珏伤心。李致的父亲便是巴老的大哥李尧枚,是巴老《家》中主人公“觉新”的原型。李致另一个小叔叔李济生,与巴老同住上海。1982年,魏明伦从四川老记者车辐那里得阅李济生的来信。信上说,巴老从电视预告中获悉,中央电视台将播放魏明伦编剧、自贡市川剧团演出的《四姑娘》。老人很早就守候在电视机旁,全神贯注看完此剧,非常满意,并托李济生向剧作者致意。

  1983年10月,魏明伦应上海戏剧节之邀赴沪讲学期间,到华东医院探望巴金。老人白发苍颜,精神矍铄。他一见魏明伦就说:“你写的戏,我在电视里都看了。《四姑娘》《易胆大》《巴山秀才》,你连中三元嘛。我是四川人,你我都是巴山秀才嘛。”将近一个小时的对话,巴老鼓励魏明伦多思考,说真话。写好戏。

  第二次魏明伦与巴老见面,是由李致牵线搭桥。

  1987年金风送爽的时节,八十三岁的巴老从上海回到四川,又从锦水之滨来到釜溪之畔。他在侄儿李致的鼓动与陪同下专程到自贡,一是看恐龙,二是看川剧。魏明伦闻讯赶往宾馆探望,见巴老衰老虽加,但真诚不改,与魏明伦拉起家常话,念念不忘几年前他俩在华东医院促膝谈心。并说:“这几年自贡的川戏特别著名,是你写的几个剧本,把自贡打响了!”魏明伦笑着告诉巴老:“我写《潘金莲》,把您老也写进去了!”当即朗诵剧中唱词:

  比较学,跨朝代,

  巴金之《家》联想开!

  冯乐山可似张员外?

  鸣凤金莲同悲衰。

  三少爷觉慧今何在?

  宝二爷与三少爷共一胎……

  老人听着,露出会心的微笑。那天晚上,魏明伦陪同巴老观看剧团演出《易胆大》等大型剧目中的四个折子戏。巴老神采焕发,兴味盎然。当《巴山秀才》《迂告》一折中秀才临死还在纠正总督念别字时,引起老人一阵阵笑声;当《潘金莲》《追求》一折中几句帮腔:“关二爷,偏不似怜香惜玉的宝二爷!”当即引起巴老共鸣,向魏明伦低语:“在中国,封建观念还是根深蒂固的。川剧《潘金莲》形式荒诞,内容很深刻。这种探索应该肯定。”演出过程中李致几次提醒四叔巴金:“身体受不受得了?还看不看?”巴老戏瘾甚大,目不转睛盯住台上说:“不要紧。看戏,看下去。”“文革”以后整整十年,巴老因年高多病,无论是在上海、在北京、在海外,他都没有进剧场看过一次戏。这回却在李致的陪同下,破例到小小的自贡剧场过了一次戏瘾,坐了整整两个半小时!

  次日清晨,李致特意告诉魏明伦,巴老要送书与他。当魏明伦前去送行时,老人把一卷长篇名著《寒夜》送与魏明伦,并再一次嘱咐:“你不但努力,而且胆大,这很难得。我希望你多出新作,希望川剧振兴。”巴老挥手告别时,特别关照魏明伦少抽烟,爱护身体。以后,又几次通过李致、车辐,促明伦戒烟。1995年,魏明伦果断地把烟戒掉。这与巴老的敦促不无关系。

  1983年,李致刚出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并主管振兴川剧工作。一次李致陪同阳翰笙、陈白尘等著名剧作家去宜宾观看川剧《草莽英雄》,原定计划看了戏应回成都。正好这时魏明伦与南国合著的《巴山秀才》上演,自贡市文化局派人到宜宾请他们一行来自贡观看。李致立即拍板,全力促进阳翰老等前来。李致与魏明伦一见如故,对《巴山秀才》更是情有独钟。看完之后便直呼魏明伦为“巴山秀才”,称其夫人丁本秀为“秀才娘子”,一直叫到如今,李致本人也成了魏明伦剧作最忠实的观众和读者之一。作为“振兴川剧”的成果,在许川、李致为代表的四川省委宣传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巴山秀才》从自贡演到北京、上海、南京,从剧院演到学校,李致既陪专家学者领导看过这部戏,也陪普通学生一般观众看过这部戏。给李致最深的印象是周扬看完《巴山秀才》后,拉着魏明伦的手说:“戏写得很好,特别是孟登科死前说‘醒时死,死时醒’,我感受太深!”让李致感受更深的是,不仅老观众喜欢魏明伦的戏,青年观众也是如此。他曾和大学生一起看《巴山秀才》,大学生的反应非常敏锐。李致后来在《川剧大功臣》一文中高度评价魏明伦说:

  他的戏上座踊跃,一开演则鸦雀无声。观众随剧情发展,或放声大笑,或突发惊叹,或伤心流泪。戏剧欣赏水平较高的上海观众,谢幕很难收场。故事情节,都是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大悲大喜,跌宕起伏,观众不愿漏掉任何一个细节。剧中人物个性鲜明,看后历历在目,叫人难以忘却。唱词和台词,或引经据典,或用民间俚语,或采现代流行词汇,把它们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特别是他敢于创新,作了各种探索,真正做到“一戏一招”。他用“曲高和众”赢得观众,不媚俗不搞品位低的东西。我十分赞同四川一位剧评家说的:“若要人迷戏,除非戏迷人。”明伦能使他的戏迷人,迷到“一见钟情”的程度。

  李致对《巴山秀才》不遗余力地扶持,算得上是锦上添花,他对魏明伦戏剧创作探索阶段的支持,就属于“雪中送炭”,也就更需要勇气和胆识。早在魏明伦创作《岁岁重阳》时,因导演采用无锣鼓纯音乐演出,便曾受到一些非难:“难道以后川剧都不要锣鼓了?”李致就明确指出:“并不是所有川剧以后都不用锣鼓,这种探索也是允许的。”他对《潘金莲》《夕照祁山》这两部引起不少争议的作品更是加意呵护,显示出非凡的眼光和过人的胆识。这不仅是在“雪中送炭”,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叫作“玩火”——对那些眼中把“官帽”看得至高无上的人来说,这样做对仕途有百弊而无一利。但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李致深知这“炭”“火”不是送给魏明伦一个人的,而是送给整个川剧界的,因此也就不顾个人安危了!通过《巴山秀才》演出所获得的效果,让李致敏锐看到:魏明伦的出现把川剧引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川剧从表演的丰富发展到剧本的精致,现已经达到了剧本创作与舞台表演两者交相辉映双双出彩的艺术境界。但是,作为振兴川剧领导小组的成员,李致与魏明伦同样十分明白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面对影视的竞争,川剧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如果不探索不改革,便是坐以待毙,无异于慢性自杀。魏明伦创作《潘金莲》正是朝这个方面进行新的探索,无非是为其注射“强心针”或寻找“还魂草”,其目的正是为了挽救川剧的没落与衰败。正因为如此,李致与四川省委宣传部长许川不怕招惹非议,敢于冒着风险,对探索性剧目《潘金莲》表现出十分宝贵的宽容胸襟与扶持举措,并把《潘金莲》调到成都公演十二场。李致专门发表了一篇旗帜鲜明的文章《要鼓励探索》,义正词严却又心平气和地指出:“对《潘金莲》的争议比较大,但省振兴川剧领导小组和省文化厅把它调到成都演出,其目的:一是支持自贡市川剧团的探索与试验精神;二是活跃川剧舞台。有同志不赞成,说‘调《潘金莲》到成都演出,这种做法本身就是荒诞的!’有这么严重么?可能是开玩笑的。要允许人家探索和试验嘛。”1987年初,四川省与自贡市都有人借“反自由化”之机,以《潘金莲》作为突破口,想把魏明伦当成“自由化代表人物”一棍子打死。当时香港影视剧艺社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支持下移植搬演《潘金莲》,邀请魏明伦到香港去观看首演,却有人暗中干扰,故意刁难,以致过了首演日期还没能办好护照等相关手续。后在许川、李致、刁金祥等几位开明领导的关怀下,才得以成行,赶上了第二轮演出。自贡市官方有人竟把这种“为剧作家创造和谐宽松环境”的正确立场、开明态度,诬为“许川、李致一贯右倾”,此一类偏见真是“左”到了极端。

  对于另一个有争议的剧本《夕照祁山》,李致更是热情扶持。此剧尚未问世之前,省剧协一位主席既没看演出,更没看剧本,便在自己掌控的刊物上发表批判文章,捕风捉影地罗织种种罪名。李致却对这个遭受非议被打入“冷宫”的剧目异乎寻常地偏爱。他告诉魏明伦:细读这个剧本,夜不能寐,与老伴披衣传阅,吟诵起来,唤起他俩年轻时读曹愚剧本的感觉。魏明伦自谦“老大哥此语,实乃过誉”。我则以为感觉相当准确,表述恰如其分。口之于味,有同嗜焉。只要烹饪出的是一道好菜,不论是宣传部长、还是普通读者,都会拍案叫好。所不同者,作为书香世家的李致,更能充分品尝出常人难以完全体会出的那种阳春白雪的高洁大雅韵味。从改革开放以来,魏明伦所创作的九个大戏,无一不是实践了他的独家宣言:“我从少年习作以来,早就有感于此。立志苦吟成戏,自定戏文‘指标’:戏剧性与文学性并举,可看性与可读性兼备。台上可演,案头可读。八字口诀,两‘可’之间。不敢自称诗剧,力争接近诗剧。”其中最有代表性者,毫无疑问当属《夕照祁山》。其文学性特强,也难怪为李致所激赏。但李致欣赏《夕照祁山》,又何曾仅仅在词章优美上?大约还与他肩负领导“振兴川剧”的重任有关。在内心深处,他和剧作者魏明伦的痴迷川剧、热爱故乡的感情,与诸葛亮“忧心国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有某些相通相似。我敢于大胆断定:在《夕照祁山》剧中诸葛亮的这些唱词:“鼎盛春秋飞旋去/挽啊/挽不回黄金时节/去也/全去也/剩荧荧灯影/萧萧落叶/落叶归根不得/集酸甜苦辣忆蜀国/都江堰水灌田野/蜀锦织女摇纺车/井盐辘轳转日夜/僰人悬棺暮云遮/川酒醇/川椒烈/川肴美/川味绝/川语如橄榄/川歌似甘蔗/川人尽桃李/川情赛松柏/拜别/诀别/黄泉无限川江变/来生再做蜀川客……”在某种程度上便是李致与魏明伦自身心情的真切写照。如果不是对振兴川剧事业的高度关怀,不是对自己家乡四川的深深眷恋,李致是不可能深深理解魏明伦在这些诗句般唱词之中蕴藏的深邃意境。因此,魏明伦在谈起李致时说出这样深情的话:“我俩之间,不套用伯乐与千里马的比喻,更像是高山流水抚琴与听琴的关系。”

  在魏明伦的心目中,李致是一个老大哥,更是一个大好人。他没有白衣秀士王伦的鼠肚鸡肠,他有着及时雨宋公明的宽宏大量。他偏爱魏明伦的剧作,却并不厚此薄彼。只要是好作品,不论是哪个剧作家,他都是全力扶持。为了振兴川剧,他风里来雨里去,对于上演的新戏,只要是能去看的,想方设法也要去。他作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在看戏时与观众打成一片,甚至远比观众辛苦。戏完之后时间很晚,在上台看望演职员工之后,有时还要拉上几把椅子,在舞台上围个圆圈坐下来开会征求意见。即便对那些与自己意见不同,对魏明伦剧作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戏剧评论家,李致也并不“横眉冷对千夫指”,在为魏明伦的剧作鸣锣开道时,李致却又实实在在“俯首甘为孺子牛”。

  但李致对魏明伦也并非只有奉献没有“索取”。他对魏明伦的“索取”除却要他多写好戏之外,便是向他“索取”著作。不过李致向魏明伦的这种“索取”,倒十分像“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魏明伦曾名为“诉苦”实为得意地说过:“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什么都不要,就是要书!他要书要到了‘索取’的程度!贪财者索贿,爱书者索书!人各有志,本性难移。我只有二十几种不同版本的著作,被李致老大哥‘索’去了十八种。最近我出了两本新书:《魏明伦短文》和《图说名家格言(魏明伦卷)》。他打了几次电话索取,又迫不及待,亲自爬上我家三楼,气喘吁吁,伸手要书。他爱书,我爱他!宝剑赠壮士,红粉赠佳人。酒对知己饮,诗向会人吟。我与李致老大哥是君子之交淡如水,读书兴趣浓如酒。”

  李致能成为一个坦荡敦厚的真君子大好人,与他四叔巴金几十年来言传身教密不可分。据李致回忆说:1942年,已经成名的巴金回到四川,很多年轻人都拿着“纪念册”来请巴金题词。十多岁的李致也过来凑热闹,没想到巴金并没有拒绝,还在侄儿的本本上写下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这几句朴实无华却又饱含哲理的话,影响了他整整的一生。巴金给李致写这段题词早在六十多年之前,魏明伦刚刚出世。“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与魏明伦的为人之道不谋而合,也成为李致与魏明伦两人共同追求的目标。正是在这点上,李致老大哥与魏明伦小老弟有着最根本的相通点:共同的事业,共同的兴趣,共同的人生观,使他俩不是兄弟,胜似兄弟,既能共富贵,又能同患难,真正做到了风雨同舟,手足情深。

  李致散文中的亲情篇章

  ◎ 吴若萍

  李致既是巴金侄儿,又是散文能手。由他来写巴金出生的那个大家庭的兴衰沉浮以及巴老在“文革”中的思想情感、精神状况,比起别人来写要贴近、亲切、细腻,原是很自然的。如在《往事》中写巴金大嫂——作者的母亲含辛茹苦的一生,以及在动乱岁月中作者冒着挨批斗、坐班房和跟四爸——当时定成“反动学术权威”巴金——永远交代不清的风险,只身去上海探望正处审查中的巴老的亲情文章就很出感情。在这些篇章中作家以他惯有的质朴平实的叙述风格,讲述着他母亲作为“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长孙媳妇跟公公、妯娌、兄弟乃至子女间遇到的矛盾和困难,她的忧郁、欢乐和喜悦,以及她经历各个不同人生阶段、多方面的独特精神世界。特别写到她丈夫——巴金大哥——突然自杀。五个子女又小且又负债累累,在这个天崩地塌的灾难跟前竟没有被吓得趴下,而是表现了几千年优秀文化孕育出来中国妇女的冷静和坚毅:母兼父职地抚育子女,并将突发灾难作为催发孩子成熟的养料,生活上采取开源节流措施;正在天津南开教书的三爸也“每月按时汇款回家”,“好心亲友也给母亲送些钱来”。然而祸不单行,不久抗战爆发,天津沦陷,收不到三爸汇款。而物价暴涨,原来亲友间接济的钱币大量贬值。面对如此困境,母亲再次挺直腰杆,勇敢地跨出家门帮人画画、绣帐檐、枕头挣钱;还跟舅妈合伙做豆乳、豆瓣生意;邻居、亲友也不断伸出援助之手,常让母亲做“会头”(打会系民间一种自助形式,“会头”即拿首会)多次解决生活和学费燃眉之急。1941年四爸巴金回到成都,而对家庭现实困难,毫不犹豫地接过三爸的担子,从他微薄稿费中,每月支取若干贴补生活,而自己过的却是极为清苦的生活,甚至四十岁才结婚。就是凭着母亲坚强的毅力,三爸、四爸的自我牺牲,以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族美德,才使母亲领着五个幼小子女从灭顶之灾的困境中走出来。同样催人泪下的是作者在《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的描写。大家知道,半个世纪以来,巴老从心底处流出来的爱汁谱写了一本本诗的篇章,曾燃烧过多少人——尤其是青年人的心灵,使他们成为有理想、愿意献身于人类美好事业的人。巴金这个名字早就公认为世界良心。远在30年代就被伟大作家鲁迅称为“一个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且介亭杂文续编》)。就是这样的文化巨匠,“文革”中在“四人帮”把持的报刊上却被污蔑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过着寄生虫、吸血鬼的生活,写的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抄家、批斗,而恰在此时跟巴老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爱妻又被折磨死去,使巴老处于空前孤独和极度悲痛之中。“四爸站在一旁穿件短衫。左袖上戴着黑纱,两手叉腰,面对死去的爱妻遗容低头哭泣。”面对这张相片,作家的心也跟他四爸——巴老一起痛苦地流着鲜血,他再不能考虑任何利害得失,他豁出去了,借口医治眼疾从北京绕道上海,机警地闪进了巴老住处,两天两夜跟巴老同床亲切交谈,临别时紧握巴老的手像发誓似地望着巴老说:“如果你的问题解决不好,你可以回成都,我能用自己的劳动供养你!当时,我们都很激动,四爸没有说什么,至少没有表示反对。”告别的早上作者原不想惊动巴老,但巴老却与作者同时醒来,此时正下着大雨,巴老将自己的雨衣让作者穿上,紧握着手互道“保重”,门外大雨滂沱,流在作者脸上的不知是泪水还是雨水……

  我们这个民族曾多次濒临危亡然而终能临危不堕,并一次次从绝境里重生奋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重要原因就是我们这个民族拥有五千年优秀文化传统;亲人间的风雨同舟,以及群众中古道热肠精神都是它的生动体现,它成为这个民族团结的黏合剂,如今作者通过对巴老大家庭兴衰沉浮的描绘,再次展示了这种可贵的精神,它将激励更多人发挥这种不被困难吓倒,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之精神,迎接来自内、外未来生活的挑战。

  * * *

  吴若萍:四川文艺出版社副编审。

  永烁星光之地

  ——读《我的四爸巴金》

  ◎ 杨君

  巴金这个名字,在鲁迅之后,只怕是中国人最为熟悉而又陌生的两个字了。人们知道他写出了“激流”三部曲,写出了《随想录》,是一个时代的标杆,人们更想知道,写出这些文字的人,他的内心世界又是怎样的呢?是什么让一个青年写出自己家族的黑暗?又是什么让一个老人直面社会的伤疤?

  巴金是人们心目中的文艺巨匠、文学大师,也是子侄辈中可亲近的“四爸”。巴金本名叫李尧棠,他的大哥——也就是《家》中觉新的原型——李尧枚,有一子四女,《我的四爸巴金》一书,正是由李尧枚的儿子李致所著。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人生的困境中依然情绪激昂的老人,他的心灵世界,有着即使黑夜也无法掩盖的美丽心灵闪耀的星光。

  对于李致而言,他出生不到两岁,父亲李尧枚就离开了人世,而在李致成长的时候,他的家族已不是那个带有帝国余晖的封建大家族,虽然仍是个大家庭,但吞噬生命活力的不再是封建礼教,而是困顿的生活窘境。巴金的大哥、三哥,可以说是为了家庭生活的延续而耗尽了自己的生命,即令是巴金自己,作为李致的“四爸”,在两个哥哥死后,毅然挑起了家庭生活的负担。生活的奔波劳苦,社会的黑暗腐朽,给了巴金的心灵以撞击,但并没有摧毁它,相反,心灵之地日益坚强,困境之中,巴金依然坚守着自己的理想,并为之奋斗。

  过早失去父亲的李致,早已将巴金当作父亲,他的人生信条、生活轨迹,无一不印刻着巴金的痕迹。

  对于自己的大家族,巴金充满了爱。即使在八九十岁的高龄,提起早亡的哥哥们,甚至是早夭的侄儿,他仍然会伤心痛苦,对他们的死记忆犹新。家族对于巴金,从早先的精神压抑到后来的生活重担,是那个时代的许多“进步青年”都遭遇的故事,很多人在走出家门后就再也不愿回头,提起家族的过往总是带着轻蔑,而巴金却从未如此。对亲人,他时刻记挂心上,他从不曾抗拒过家族的拖累和负担。这种对亲人的爱,是李致从巴金身上首先领受到的。

  对于读者,巴金充满了爱。新中国成立后,巴金是作协成员,却是唯一不领工资的作家,他真正做到了自食其力。也因此,读者对于巴金而言,除了思想的交流,还有更为淳朴的“衣食父母”的概念。“把心交给读者。”巴金这样说,更是这样做的。年轻之时,他用稿费接济生活困难的读者,当他身体衰弱到常住医院的时候,有喜爱巴金作品的读者将作品名称一一做了印章送给他,他首先想到的是不要让读者劳累奔波,甚至不顾八十七岁的高龄,亲自将来访的读者送到门外。这种对他人的爱,是李致在工作中时时谨记的。

  对于社会,巴金更是充满了爱。他面对腐朽的旧社会,写出了导引青年革命的文字,而面对“十年浩劫”,他也从不回避,《随想录》的出现,就是最好的明证。时代风云的变迁,高山与低谷的人生际遇,巴金都曾经领略过。有人在旧社会的欺压下活了下来,却在“浩劫”中对人生绝望到放弃生命。巴金却从不放弃,他问心无愧地活着,即使是“暗夜里行路”,仍然挺直了腰杆,活得顶天立地。这种对人世间的大爱,是李致从巴金身上感受到的,也是他毕生所追求的。

  “我有感情要发泄,有爱憎需要倾吐。”“只想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爱憎消耗干净,然后心安理得地离开人间。”——唯有如此丰沛的感情,才使巴金始终怀着爱,才使他能够直面人生的种种际遇。

  离开了人间的巴金不会遗憾,因为李致并没有忘记四爸的言行,他也像四爸一样,尽力地将这些感情故事的碎片收集起来,不要让世人遗忘,要让世人知道,有过一个怎样的巴金!

  那丰沛的情感时时存在,无论是黑暗的过往、“文革”的浩劫、困锁身体的病床,因为它们存在于巴金的心底,那是永烁星光之地。

  犹见巴金

  ——李致散文撷英

  ◎ 尹在勤

  平生无缘识见巴金,但读过李致先生馈赠的几本散文集,从它们的字里行间,仿佛见到了巴金。这几本散文集按其出版时日,先后是《往事》《回顾》《巴金教我做人》《昔日》,记写的是诸多往事或故人,并不限于巴金,然而对于巴金的惦念、牵挂和敬仰,却像一湾流水,浸润着每一本的册页。每一本都少不了关于巴金的文字,不唯占了绝大的比重,更是浓郁着特有的亲情,亲情淘尽了虚玄和伪饰,熔铸着纯真和至诚。

  翻读李致的这些散文,我忽生联想,想起我曾见过的李致珍藏的那一本掌中宝似大小的相册,里面全是亲属们与巴金的合影。那是五年前,我刚近退休年岁,毅然从象牙塔中走了出来,经友人诚邀,去省国税局《四川税务报》主持副刊编务,从刊头到文稿,得到了蜀中许多大家的支持,李致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他不仅与马老、流沙河等为副刊题词,还为我所求,提供了巴金当时的近照作为副刊刊头。他捧出的正是那一本珍藏的相册。他任我挑选,条件是必须妥善保存归还。我挑出了那一张巴金坐在轮椅上摄于杭州西湖边的近照,回报社编好稿件,发排时亲自去照排室守着扫描后即收回,一周后连同样报一起璧还李致先生,以释李致先生对于那相片的挂念。李致散文中若干篇章,展现的正是这种珍爱之情,是他对四爸巴金的教诲的珍爱,是对巴金品格的珍爱。

  于温馨的亲情中,凸显巴金的人品和文品,正是李致散文一大独特的亮点。巴金的诚实、善良、无私、谦和以及他为文的真切、坦荡、畅达、精深等诸多毫无半点夸张或铺排,而是于朴实的记写当中,像巴金一样地说着真话实话,字里行间巴金的身影和心迹便活灵活现。

  比如写巴金的无私,李致本有许多素材可以尽情铺陈,然而却没有,只如实地述说甚或只选录了巴金的一些来信。试看1980年12月9日的一封信,巴金对李致写道:“今天收到《中篇选》的稿酬。我说过不要稿酬,本想退回,觉得这样也不好。以后坚决不要。屠氏,不要送稿酬了,还是照从前办法,送我一点书,就行了。我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随想录》,首先声明,不要稿费。”又在12月19日信中写道:“那天叫小祝去取你们寄来的稿费,问银行是否扣除所得税,银行说应当由你们扣除。我现在问你,如未扣除,就算由你们代交,我汇还。”当时作为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李致,编发过巴金许多书,包括那套巨型的十卷本的《巴金选集》,就这样遵四爸多次嘱咐,把应付的稿费,转赠给了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和四川有关部门。巴金并不是富翁,李致先生过去摆谈时告诉过我,于今也见于他的散文《巴金的心》等篇。巴金是建国以来唯一没有领取工资仅靠稿费生活的专业作家。且我们还知道,他并非普通专业作家,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便是李致在散文中揭秘的巴金的高风亮节。

  又比如善良谦和。在巴金那部说真话的大书《随想录》以及在李致的散文中,皆多所展现,兹不赘述。这里我想起一件多有读者知道但却恐少有人品出韵味来的一条社会新闻。前不久报载,成都有一位女士,开设了一家高档茶楼,为求文化氛围,擅自以巴金名著命名,被媒体曝光,有一家出版社甚至声言要起诉其侵权。李致却主动去到那家茶楼,会见了那位女士,看了现场,问明原委,表示对其动机的理解,认为她也是出于对巴金作品的热爱,只不过做法欠妥,改了就好。一场沸沸扬扬的风波悄然平息。这样的处理,我深信正合巴金善良谦和的心情,也体现了李致牢记着遵循着四爸在他年少时就教他的“做人得做好人”的准则。

  淡雅,敦厚,是李致散文的艺术风格。在李致的散文中,写得最为动情的有如《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那样的篇什。文中述说“文革”中为四爸巴金提心吊胆的情景,偷偷与四爸通信的情景,以及秘密绕道去上海看望巴金的情景,如此凄楚动人,该有千言万语!即使这样的情景,李致却如此节制他的笔墨:家里显得很冷清。造反派封闭了楼上所有的房间,全家被赶在楼下居住。原来的客厅成为四爸和小棠的卧室……没有人来串门。

  萧珊妈妈逝世给家里笼罩了一层阴影。记得我第一次来上海时,到处都有她的身影和笑声……我不敢向四爸提到萧珊妈妈。我只在玻璃板下看见一张萧珊妈妈逝世时的照片:萧珊妈妈躺在床上,全身盖着白布单;四爸站在旁边,穿一件短袖衬衫,左袖上戴着黑纱,两手叉着腰,低着头哭泣。突然感到自己也到了现场,和家人一起给萧珊妈妈告别。

  即使是淋着雨,也是悄悄地;即使是流着泪,也是默默地。李致在结尾时写道,四爸把他的雨衣给我穿上,我们又一次紧紧握着手互道:“保重!”我实在舍不得离开四爸,但我岂敢不按时回到要我“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五七”干校?我只得双手提起行李,毅然离开家门,快步赶到公共汽车站。我满脸流着水,是雨水,也是泪水。简约的笔墨勾勒着凄怆的情景,白描式地不修饰,情感却分外浓郁真挚。犹如巴金,写自己在那场浩劫中的遭遇,从不把自己伪饰成反浩劫的英雄,而是真诚地述说着自己在当时与众生一样的种种表现。李致也许并非刻意模仿,却从他的四爸巴金那里承继了这种说真话的笔法。真是文如其人,李致的散文如他处世为人,总是那么平和,从不做作,更不拿腔拿调。

  对于巴金的足迹,从早年、中年到晚年,李致在散文中,皆有间接或直接,或简约或详尽的记述。这些散文,不仅作为艺术品感染着人们,而且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

  * * *

  尹在勤:四川大学中文系原教授。

  一个走入巴金心灵的人

  ◎ 萧祖石

  一

  1967年5月10日,在李致的记忆中,是最难忘的一天,比造反派宣布他靠边站,强迫劳动,打扫厕所还难以接受。因为这一天,“权威”报纸点名批判巴金,罗织了许多罪名,骇人听闻,把他一向崇敬的四爸,诬蔑成了十恶不赦的人。这爆炸性的新闻震动了中国文坛,震动了北京市正义路三号大院的团中央机关。

  闻风而动的造反派,马上贴出大字报,大标语,勒令当时任共青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社总编辑的李致与巴金划清界限,交代与巴金的黑关系,揭发巴金的罪行,等等。除了大标语,李致什么都没看清。他满脑子都在为巴金一家的安危担心:四爸顶得住这来势凶猛的压力吗?萧姗妈妈和小林、小棠是否受到了牵连?他们还住在武康路吗?

  李致是巴金大哥李尧枚(小说《家》里觉新的生活原型)的儿子,是巴金的亲侄子。巴金供养过他,帮助他上好的中学读书。按父辈排行,巴金行四。李致叫他四爸。往事,溪流般缓缓地从眼前流过:李致原名李国辉。巴金给他取了个洋名叫Peter(彼得)。李致后来才知道,Peter是四爸年轻时信仰的为劳苦大众而献身的俄国革命者克鲁泡特金的名字。显然,巴金希望李致长大以后,成为一个为劳苦大众服务的革命者。1941年,李致第一次见到巴金时,正上小学。因他患过虐疾,四爸以后为他买来一种叫‘扑虐母星’的药。第二年,四爸回来,李致与他同睡一张大床。那时,李致非常贪玩,常常是到了吃饭的时间,家里人把他从外面抓回来。四爸风趣地对他说:“你就改名字叫李国飞吧!”李致不知道四爸是在批评他,还想着要真能飞起来才好玩哩!李致看见青年人请巴金题字,赶快仿照。巴金为李致题写了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心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

  1947年,十七岁的李致因为参加学生运动在重庆被捕。住在上海的巴金,鞭长莫及,就拜托好友、四川有名望的教育家吴先忧把李致保释出来;1955年,李致因所谓的‘胡风反革命事件’受牵连,被隔离审查,半年没有结论。巴金趁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机会,向同在四川团的人大代表、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打听李致的情况。李致本来就没有问题,不久就恢复了工作。

  李致像株风雨摇曳中的小树,巴金像呵护他成长的园丁,关注着他。如今,在灾祸横飞、大难临头的紧急时刻,他怎么能不为遭劫的四爸担忧呢?李致一直心系巴金。1968年的一天,关在“牛棚”里的李致从《鲁迅全集》的《且介亭杂文续编》中,再次看到早在1930年鲁迅就赞扬巴金是“一个有热情有进步思想的作家,是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时,何等高兴,何等激动啊!他在心里怒斥“四人帮”冒充鲁迅信徒,欺骗世人,干着伤天害理、陷害好人的勾当,天理难容!李致对“文化大革命”极不理解,看见造反派残酷迫害胡耀邦,曾难过地流过眼泪。他想造反派敢如此残暴地对待一个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有高度威望的高级干部,对权威报纸点名批判的四爸必然会更肆无忌惮了。四爸的处境,想必是更艰难更危险了。他无时不在惦记遭大劫的四爸啊!

  1971年的一天,团中央在河南黄湖“五七”干校,放映了根据巴金小说《团圆》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李致心想,这也许是改善四爸处境的先兆,但令他失望的是,片头片尾都没有出现“根据巴金小说《团圆》改编”的字样。由失望变成了担心,这也许是不祥不测之兆啊!唉,远离北京的“五七”干校,闭塞得像只密封的大木桶,什么风都吹不进去,什么消息也听不到。自1966年“文革”以来,六年了,巴金和李致像断了线的风筝,李致没得到四爸一星半点消息。苦恼的李致考虑了好久,决定“曲线救国”,先给巴金的女儿李小林写封信,他想,万一信落在别人手里,也涉及不到四爸。发出信,等了漫长的一个月,终于收到了小林的回信,拆开一看,大吃一惊:巴金的夫人——萧姗妈妈患癌症未得到及时治疗而去世了!真是屋漏又遭连夜雨!恶劣的生存环境,失去亲人的不幸,多么沉重的打击!四爸那受到重创的心灵,多么需要安慰!李致恨不能马上冲出这牢笼般的干校,飞到四爸的身边,替他分担一份悲伤,减轻一分痛苦,但是不能,只能望洋兴叹,望月而念了!

  二

  上苍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来了。

  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1972年,政治形势稍一缓和,李致趁过完春节从北京返回干校的机会,悄悄地绕道去了上海,探望日夜思念的四爸。他有地下工作的经历,宣称去上海的原因是看眼病,第二天的确去医院挂号看病,以便对付万一出现的盘查。四爸一家对李致突然而至,又惊又喜。六年了,大灾大难的六年,宛如相隔了一个世纪,能见一面多不易啊!虽是骨肉至亲,虽有千言万语,在那万马齐喑,只允许用一种口径说话的残酷年代,他只好把话埋在心里,欲言又止。此时此刻,李致既有劫后重逢、无法形容的惊喜,又有不知从何说起的尴尬。他环视着这个昔日宁静、幽雅的客厅,想起同四爸、萧姗妈妈在这里欢聚,畅谈欢笑的情景。那是1964年,巴金担任《收获》复刊后的主编,每期样本不多。萧姗妈妈要过,巴金没全给,现在给了李致。萧姗妈妈嗔怪地说巴金“偏心”,那气氛,那情景,还历历在目。

  看着眼前这个显得有些零乱,堆放着杂物,摆了床的大“居室”,李致感慨万千。但他马上调整了自己的想法:四爸在精神上受到折磨,政治上受到高压,身心受到摧残,被封的书房没有启封,被冻结的存款没有解冻,每月只许取出最低生活费用的恶劣环境中,挺过了两千多个日日夜夜,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还有什么更高的奢望呢?李致强忍着激动的热泪,安慰自己:四爸人健在,精神没有垮,这就是胜利!这就有希望!

  望着四爸那期待和询问的眼神,李致迫不及待向他报告了成都、北京的一些老读者、老朋友的关心和问候。这些问候,这些信息,犹如严冬的一缕春风,黑暗中的一线光明,给了他温暖的阳光。一向尊重读者,重视与读者神交的巴金,“啊、啊”了两声,露出久违了的笑容。这就是作家巴金。

  晚上,在客厅里与四爸共睡一张床的李致,想起1942年,四爸第二次回成都老家时,他们也是同睡一张床,四爸处处关照他,他对四爸的印象是:身体健壮,满头黑发,和蔼可亲,每夜写作到很晚才睡。这个印象一直保持到1966年“文革”前夕。时隔六年,短暂的岁月,四爸居然连一根黑发也没有了,是“四人帮”摧残的啊!

  躺在四爸身边,李致失眠了。他不知道国家的前途在哪里?民族的前途在哪里?这黑暗的日子还要继续多久?四爸还经受得起这残酷岁月的折腾吗?萧姗妈妈又离四爸而去,四爸是何等孤独!为了不引起四爸的伤感,他强忍悲痛,在四爸面前,从没有提起过萧姗妈妈。

  时间飞快地过去了,李致多么想多待些时间,陪陪四爸,让他高兴,哪怕这高兴是短暂的也好。况且他这次离开,不知何时才有机会再跨进武康路这个家,何时才能再见到四爸。但是,又不能不离开,因为军代表规定返回“五七”干校的时间是不能违背的。离开上海的前一天下午。李致在二楼走廊上对四爸说:“回到干校,我准备要求调回成都。”又说,“如果你的问题解决不好,你可以回成都。我能用自己的劳动供养你!”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巴金,听了这掷地有声的话,没有说出一句话来。这年,巴金六十八岁,李致正值旺年,四十有三。为了避免离别时的痛苦,李致决定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不惊动任何人。没想到,为了送他,次日凌晨,四爸几乎和他同时起床。看见四爸那行动迟缓的身影,看见他那一头白发,他的心又急促地跳起来。不巧,天下雨了。俗话说:下雨天,留客天。但是四爸知道,李致是不能留的,赶快拿出雨衣让李致穿上,相互叮嘱“保重”,然后匆匆握手而别。李致在去车站途中满脸是水,有雨水,也有泪水。

  李致那篇《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的散文写的就是这次来沪看望巴金的情景。作家李累看后说:“李致想见巴金,竟然像解放前国统区做地下工作一样,悄悄地相会;叔侄同睡一张床上,也‘不敢深谈’。难道这仅仅是巴金与李致两人的遭遇吗?不!这个侧面,这个片段,反映了‘文革’中的中华民族的悲剧。”作家徐开垒则在《巴金传》中赞扬李致是“患难中见真情”。

  三

  由于“十年动乱”的共同经历,由于对很多深层次问题的共识,两人的心靠得更近,书信往来更加密切了。李致从团中央“五七”干校调回成都,在四川人民出版社任总编辑。这时,巴金也已恢复名誉,落实了各项政策。李致每次出差到上海,巴金都要他住在家里。为了便于交谈,巴金给予了李致“特殊待遇”,为他在书房支了张折叠床。总有说不完的话,交流不尽的情况,两人常常促膝长谈到深夜,直到家人多次提醒,李致也催四爸该休息了,巴金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在巴金看来,李致不仅是自己的子侄晚辈,更是可以倾吐心声的亲人。他们每次谈及“十年动乱”,谈及“四人帮”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的时候,巴金总是痛心疾首,却从不涉及个人的利益得失;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始终充满着感情和信心。他说: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坏人少,人类社会总是要前进的。我有信心,我要努力工作,努力奋斗。是啊,为了夺回失去的十年,他不顾年事已高,夜以继日地写作,像一支红烛,燃烧自己,发出热和光,温暖和照亮别人。他以讲真话、解剖自己为艺术特色的巨著《随想录》,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达到了又一个思想和艺术高峰。那些曾经从巴金作品中受到启迪、吸取力量、获得新生,如今又从《随想录》中受益的读者,和那些到四川来旅游的人们,出于对这位文学大师的热爱、崇敬和感激,以不同的方式建议四川恢复他在成都故居的原貌,供人参观。四川省因此成立了恢复巴金故居的筹备小组。时任四川省委宣传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李致,受命转达群众的愿望和呼声,希望巴老接受。巴金不同意花国家的钱恢复他的故居,也不同意用他的名字成立文学基金会,即使基金会经费是他献出来的稿费或是他在国外获得的文学奖金筹集的。他不止一次地无限深情地说: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文学工作者,读者是我的衣食父母,是他们养活了我;读者给我的荣誉太多,受之有愧。我要以实际行动做到言行一致,不做盗名欺世的骗子。好多好心的朋友和读者,以各种方式,祝他健康长寿。他感慨地说:到了不能工作的时候,长寿又有什么意义?他始终坚持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不是索取。他恳切地请李致向有关方面说清楚:读者的好心,故乡的情义他领了,故居不要恢复,基金会不要以他的名义。李致了解四爸的为人,理解他金子般的心,照办了。

  四

  幕幕往事,似影子一样伴随着老人。

  巴金常常回忆起多次与李致相聚交谈的愉悦,回忆起1987年回到他向往已久的故乡——成都,度过愉快的十七天。在那里,他见到了很多亲朋好友,情绪很好,很高兴。唯一没有尽兴的遗憾是与李致交谈得不多。李致当时既要安排好四爸的活动,又要保证他休息好,没有见缝插针地与四爸聚谈。

  李致调到省委宣传部后,成了“大忙人”,很少有出差去上海的机会,巴金期盼与李致相聚的愿望常常落空。1989年7月,住在上海华东医院的巴金耐不住了,写信给李致说:“八九月我回家,会感到寂寞。你有机会来上海,找我谈谈,你可以理解我心上燃烧的火,它有时也会发光,一旦错过就完了。”李致很激动,他多么希望有更多与四爸交谈的机会,但离不开,条件不允许。于是,他以调侃的方式掩饰自己的歉意,在信上开玩笑说他想去上海,但飞机票太贵,以后只有多吃咸菜,省下钱买飞机票去看四爸。巴金回信风趣地说:“要是我不回四川,我就请你来上海,买飞机票,实报实销,不用吃咸菜。”一来一往,亲切、有趣。

  五

  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使巴金体力日衰,他患帕金森病,有严重的语言障碍。在说话很困难的情况下,一天,李致的女婿汪致政去看望他,他突然开口说:“前几年,李致他不来,现在晚了,我说话困难了。”惋惜思念之情,溢于言表。李致又何尝不思念四爸呢!四爸是他行动的楷模。四爸的言传身教,让他受益无穷,四爸信仰人生在于奉献的信条,也像五十年前,教他的“说真话”“做好人”一样,深深地根植于他脑海里,影响了他的一生,成了他克服困难的精神支柱,帮助他挺过了“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敢于在造反派的拳头面前高呼口号反抗对他的污蔑。更令他欣慰的,是对那些来向他外调的造反派的软硬兼施,他从容以对,没有说一句违心不该说的话、写过一份与事实不符的材料。因此造反派说他态度恶劣,顽固不化,是团中央机关最后一批解放的干部。同李致一起关在“牛棚”里的一位团中央负责人曾伸出大拇指称赞李致是一条硬汉。诚然,说真话不仅是李致一贯坚持的处世原则,也是他要求每个家庭成员必须遵守的家规。无论儿子女儿,或是外孙孙女,不管谁犯了错误,只要说真话,就会得到谅解减轻处罚或免于处罚。

  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文化背景的熏陶,李致从小就爱好文学,自1945年十五岁开始,在成都、重庆、自贡的大型报刊上发表过诗歌、散文、小说等文艺作品一百多篇。解放后,由于频繁的政治运动和紧张的公务,停止了写作。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逐渐宽松的政治环境,使李致得以用新的角度审视数十年来的风雨人生,他感慨良多,思潮如涌,长期积累的感情感受,以随笔散文的形式,如陈酿的老酒,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三联书店2004年出版的《我的四爸巴金》,一年内就印了两次。全国文联主席周巍峙,看了李致的近作,借用清代著名学者张问陶“敢为常语谈何易,百练工纯始自然”两句诗评价了李致的散文。

  李致从小读巴金的书,接受他的教育,深受巴金在上海办文化出版社时“积累中国文化,培养新人”的影响,担任四川人民出版总社总编辑时,力排众议,坚持“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出版方针。但他从不打着巴金的旗号,借用巴金的声誉结识名人名家,去拉稿子,也从不做巴金代言人,代表巴金发表意见和看法。他以出版社总编辑的身份,广泛联系作家,亲自组稿,组织出版了很多很有保留价值,很有品位的名家名作,又由于出书速度快,质量高,装帧精美而誉满全国,李致也因此成了入选中宣部编辑出版的《出版家列传》中的人物。

  李致不断向名家组稿,在和他们交往的过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与曹禺、李健吾、沙汀、艾芜等著名作家成了知心朋友,还写了不少有关这些名家的回忆文章,这无疑对研究这些名家,研究现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史,是一份可贵的资料,连李致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是他又一份意外的贡献。

  六

  是啊,除了叔侄亲情,巴金和李致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心灵上的信赖。一向不愿意麻烦人请人帮忙的巴金,曾经提出过,当他体力不支,不能坚持工作的时候,希望李致退下来,帮助整理他的日记、书信、佚文,代替他编好全集的最后部分。没想到,不久,李致被选为四川省政协秘书长,巴金的愿望落空了。李致窘迫得不知如何面对四爸才好。慈父般的巴金,非常理解李致的处境,鼓励他在本职工作岗位上努力做出成绩。还幽默地说根据他的表现,要给他打分呢!李致是与巴金联系最多、关系最密切的人之一。巴金说他一生中给两个人送书最多,其中一个就是李致;给两个人写信最多,其中一个也是李致。不包括“文革”被抄走、至今没有找回来的五十封信,李致现存巴金给他的二百五十多封信,信里渗透着关爱和殷切的希望。更让李致感动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他介绍四川省电视台去上海拍摄专题节目《奔腾的激流——作家巴金》。虽然,事先与电视台商量好,不让巴金劳累,每天拍摄不要超过一小时,然而巴金毕竟年事已高,感到劳累。一天下午,巴金不幸在书房里摔坏了腿。李致多次道歉说这与自己考虑不周有关。巴金反而宽慰他:“我摔跤,与你无关,不要你负责,是我自己不小心!”多么宽厚多么慈祥的老人啊!

  巴金对李致的呵护和体谅,甚至引起了李致的二姐李国炜的“妒忌”,她开玩笑写信给巴金说他偏爱李致。巴金回了封有趣的信,信是这样写的:

  国炜:

  两封信都收到,没有早写回信,因为写字困难,我身体比八七年返川时差多了。托李舒爱人带回日本漆盒一个,是日本一位作家送我的。那是二十七八年前的礼物,虽然成了旧盒子,但我和那位作家的友情至今未断,现在把它作为纪念品送给你,也是很有意义的,从这一点看,我又不像偏爱李致了。这是我的回答,我想你也许不能接受,那么再虚心地反思,我承认我对李致的确有所偏爱,我们见面交谈的机会不少,而他又会讲话、出主意,经常说服我,打动我,没有办法,只有请你原谅了。

  还有,李舒日内回家,托他带去漆盘三套,这是送给你们三姊妹的礼物,一样的东西,不会不公平。

  祝好!

  芾甘

  7月6日

  虽是开玩笑的家庭趣事趣话,李致却感受到了四爸的挚爱和深情,又深感愧疚。为了弥补与四爸见面、交谈机会渐少的遗憾,在四爸患有帕金森病,两手发抖、不能写信、有严重的语言障碍的情况下,李致坚持同四爸通电话。怕四爸因为说不出话而焦急,李致要他只听不说,让千里之外的四爸享受到叔侄交谈的天伦之乐。当听到从话筒里传来四爸平稳、轻松愉快呼吸的声音,李致似乎得到了某种补偿,一丝欣慰之情流入心间。在李致的心目中,四爸是一方净土,走近他,接近他,心灵得到净化,情感得到升华。日积月累的感情、感受在涌动,在迸发。李致拿起笔,接连写出了二十多篇情文并茂、脍炙人口的随笔散文。如《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心留巴金家》《两个“最后一息”》《巴金的心》《不作盗名欺世的骗子》《白发》《春蚕》等,把一个虚怀若谷、坦荡无私、平易近人、有血有肉、普通人的巴金,一个坚守“做人信条是奉献,不是索取”的巴金推到读者的面前,没有大话,没有不实之词,完全是活生生的事实。这正是广大读者最想了解,最感兴趣的。那些渴望了解巴金作品、作品后面的巴金、日常生活中的巴金的读者,不禁惊喜起来:啊!巴金原来是这样子的。进一步拉近了读者和巴金的距离。

  这些不以宣传为目的,没有刻意要表现的主题,完全是感情的自然流淌。一位颇有影响的文艺评论家称赞李致深刻地揭示了巴金的内心世界,是走入巴金心灵的人。巴金曾在不同的场合,说过李致是理解他比较多的人。2004年11月,多次采访过巴金的新华社记者赵兰英在一篇文章中说:“在李致心里,四爸巴金胜过亲生父亲。时常苦恼不被人理解的巴金也多次说李致是比较了解他的。”诚然,巴金和李致除了有无法分开的血缘亲情,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共同信仰和风雨同舟时的一致。在那暗无天日的年代,“四人帮”不仅给巴金安上了“反动学术权威”“吸血鬼”等几项罪名,张春桥还恶狠狠地说,没枪毙巴金就是落实政策。有人说,这下巴金永远没有翻身的日子了。李致没想这些,他更多的是担心四爸的安危和健康,他想方设法与巴金取得联系后,冒着政治风险,悄悄地来到了四爸身边。感情丰富的巴金,是何等感动啊!这大概是巴金向李致敞开心扉的思想基础,也是李致走入巴金心灵的桥梁吧!

  在李致看来,他远没有透彻地理解四爸那像海一样宽广和深邃的心胸。他知道的四爸,不过是冰山的一角。真正理解、承传四爸“人生是奉献,不是索取;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精神,需要不断地学习和不断地提高思想境界。四爸永远是他学习的榜样,是他人生行进的航向。

  2005年5月于北京

  * * *

  萧祖石:作家。曾与李致同在共青团中央工作,后为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

  《巴金全集》第二十三卷,第203页。

  四爸给我写了三百多封信

  ——巴金侄儿李致的怀念

  ◎ 赵兰英

  10月24日报道:李致从成都赶来,与他的四爸见上最后一面。他洗了洗手,沉重地走进病房。病床上的巴金到了弥留之际。他握了握四爸的右手,软软的,还很温暖。然后,静静地在四爸的床前坐了半个小时。这时候的李致,心在流泪,思绪却纷杂得很。他想到往昔,想到四爸的这只手,曾经为读者写过那么多巨著,四爸的这只手也曾经给自己写过三百多封信啊!

  往事历历在目。李致是巴金大哥的儿子。父亲那年在老家自杀,李致才一岁多。巴金曾说,大哥是爱他最深的人。大哥将最爱的三弟尧林、四弟尧棠送出去读书,独自担起一个没落大家庭的生活重担。在家庭经济最为困难的时候,他又支持四弟去法国。巴金回国后,大哥从老家赶来,他们兄弟度过一段最愉快的日子。分别那天,兄弟俩痛苦万分,泪流满面。巴金的《家》,就是为大哥写的。但是,巴金没有想到,他的小说星期六在报纸上发表,星期天就收到大哥死讯的电报。巴金后来写过《呈献给一个人》《做大哥的人》《唤醒被遗忘的青春》《觉新与大哥》等文章,怀念他的亲爱的大哥。

  巴金也许将对大哥的感情,放在了李致的身上。他供养李致上学。李致十二岁那年得了疟病,巴金买来昂贵的药,治好了他的病。1942年,巴金回川,与李致同睡一张床。他为李致题下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心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70年代,李致偷着去看四爸,他们又睡在了一张大床上。1993年,李致去杭州探望巴金。他们叔侄相谈,巴金的第一句话就是:“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李致回川后,将四爸的这句话当家训,请人书写后挂在墙上。

  一幕幕,怎能让李致忘怀?在李致的心中,四爸比自己的父亲还要亲。李致最伤心的是,四爸早期给他的信,有五十多封在“文革”中被抄去丢失了。保存下来的二百五十多封信,全是巴金在70年代以后写的。那时,巴金不能发表文章。再后来,疾病缠着他,使他难以写更多的文章。这时候,巴金对李致说:“我以写信的方法,表达我的观点。”

  难忘这些信。1987年4月29日,巴金在信中说:“对我来说,我按计划写《随想录》,而且出齐两种版本,想说的话都说了,该满意了吧!可是想到我们多灾多难的国家和善良温顺的人民,我又得不到安宁。对,人怎么能只考虑自己呢?不管怎样,我提出来:大家要讲真话,为了这个,子孙后代一定会宽容地看待我的。我只能尽力而为。”在1988年冬,巴金又在给李致的信中表达自己的感情:“我又老又病,活下去总有些痛苦,但对我的国家我的人民有感情,我始终放不下这笔。”

  1991年冬,李致来上海,向巴金转达一些出版社想出版他日记的愿望,巴金当时有些犹豫。李致回到成都不久,收到了四爸的信。巴金在信中写道:“关于日记我考虑了两个晚上,决定除收进《全集》外不另行出版发行,因为这两卷书对读者无大用处(可能对少数研究我作品的人提供一点线索)。我没有理由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费纸张……你刚来信说你尊重我的人品,那么你就不该鼓励我出版日记,这日记只是我的备忘录,只有把我当‘名人’才肯出版这样东西,我要证明自己不愿做‘名人’,我就得把紧这个关,做到言行一致对读者我也有责任。我出一本书总有我的想法……一句话,日记不另出单行本。”

  四川人民一直想在成都正通顺街恢复巴金故居。巴金坚决不同意,为此,他有多封信给李致,表达自己的观点。1986年10月3日,巴金写道:“我想谈谈故居的事,一直没有工夫写出来。我的意思是:不要重建我的故居,不要花国家的钱搞我的纪念……关于我本人,我的一切都不值得宣传、表扬。只有极少数的几本作品还可以流传一段时期,我的作品存在,我心里的火就不会熄灭。”10月21日,李致又接到巴金的信,表述相同的观点。30日,李致再次收到四爸的信,巴金又一次写道:“关于故居的事就这样说定了。不修旧宅,不花国家的钱搞这样的纪念,印几本《选集》就够了。”……

  10月15日中午,小林给李致打电话,告诉他父亲病危了。今天的李致也已过了古稀之年,和巴金一样,一头白发。他患有心脏病,巴金多次关照他,出远门一定要有人陪。这回,他没有听四爸的话,下午即买了票,一个人飞来上海。这几天,他的远在美国的儿子、孙女和女婿等,都赶来了,向巴金——他们至亲的长辈告别。

  四爸的这只手,在李致的心里今天还温暖着,永远不会凉下去。李致对记者说:“我们不可能有四爸那样崇高的境界,那样博大的胸怀。但是,起码要像他那样,做一个高尚的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是我们对他老人家最好的怀念和纪念。”

  2005年10月24日

  * * *

  赵兰英:新华社记者。

  一扇理解之门

  ◎ 沈重

  岁末年初,我是在阅读《巴金的内心世界——给李致的200封信》中度过的。一卷在手,就像围着冬天的炉火,听一位历经沧桑、正直善良、主张“把心交给读者”的世纪老人,在向我这个文学后辈作一次真诚的长谈,一直谈到他双手颤抖、无法执笔,语言障碍、难以倾诉时,才不得不痛苦地停下来。那些平易亲切的话语,在火光里闪耀,温暖着我的心灵。

  李致的父亲李尧枚是巴金的大哥,李致出生不久就在名义上过继给了四爸巴金,因此,李致从小叫四爸为“爹”。在这本书信集里,作为背景资料,选入了李致给巴金的部分信件,每封信都亲切地称巴金为“爹”。李致说,因为父亲的关系,巴金爱他,他也爱巴金。然而,李致在写巴金的散文中却说,他这样称呼,不仅仅因为血缘关系。他说:“我的爹是作家巴金。”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别扭。这是什么意思?李致在《巴金教我做人》后记中是这样说的:“我是巴金忠实的读者,他的许多书,曾一次又一次地打动我的心,启迪我去追求真理。我信仰他主张的‘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我看重这一点,认为它远在我们亲密的血缘关系之上。”这段话很重要,对他与巴金的关系作了更深层面的理解。这就是说,巴金不仅是李致血缘意义上的“爹”,更是李致精神意义上的“爹”。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信件,可不可以这样说:这是晚年巴金在特殊年代里,留给李致的一笔特殊的精神财富?当然,也是留给广大读者的一笔精神财富。

  这两百封信件,起于1972年,迄于1992年,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年。这二十年,是从寒冬走向春天的二十年,对国家、对人民、对巴金来说,意义都非同一般。正是在这一时期里,被迫从人变成兽的巴金,又缓缓地从兽恢复为人,而且在严酷的自我解剖中,以锐利的思想之刀,完成了他完美人格的辉煌塑造。如果没有在这个特殊年代里的特殊思想历程,就不会有这样一笔特殊的精神财富留给李致,加上他与巴金的亲密接触和多次坦诚长谈,使李致得以一步步走进晚年巴金的内心世界。

  1972年的第一次通信,可谓曲折动人。“文革”的前六年,巴金在上海,李致在北京,都“在劫难逃”,各自在磨难中挣扎。就连近在咫尺的妻儿都不能自由接触,何况远在天边的亲人。思念之情,只能深藏于心底。能写信吗?寄到哪里?即便是只言片语,几句问候的话,如果被那些“革命家”们发现了,说不定就成了新的“罪证”。无奈,就只有忍受思念的煎熬了。

  可是李致忍不住了。1972年8月,李致下定决心,小心翼翼地先给巴金的女儿小林试投了一封信,希望取得联系。经过一个多月的焦急等待,小林的回信终于来了,满以为会带来一些令人愉快的事情,想不到带来的却是一个令李致悲痛的消息:萧珊妈妈去世了!李致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这年10月30日,他提笔给巴金写了六年暌隔后的第一封信。很快,11月4日,巴金也提笔写了回信。亲人的信息终于接通了。比起古人“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来,此值“文革”,他们的家书岂能以万金相抵?这一来一往两封“千言万语,真不知从何说起”的家书,现在读来也不能不为之动容!

  然而,当时的形势和处境对他们依然相当严峻,不能过多地通信。李致知道,萧珊妈妈的去世,对四爸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便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要设法去看望四爸,安慰他。”于是,就在这年年底,李致趁从干校回北京探亲的机会,以看眼病为借口,悄悄绕道去上海看望了巴金。这次冒险相聚,只有短短三天时间,与三十年前一样,李致与巴金又同睡在一张床上,但却不能畅所欲言,其悲喜交加、欲说还休的情景,李致后来在《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一文中作了动人的描述。“爹”的不公平遭遇,使李致悲愤万分,“我深切期望他能摆脱这不幸的处境,但我自己也不知道那黑暗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共同的命运,共同的愤恨,使李致与巴金更加亲密地连在了一起。这是继六年来第一次通信之后,李致走进巴金内心世界的极为重要的一步。

  从这时到1975年,巴金的处境并未得到改善,他们的通信不过是谈近况,报平安,关心李致的眼病,有求必应地给李致寄书。巴金的心情表面看来很平静,1974年1月6日的信中说:“我的生活相当安静而且安定,很可以安心做点翻译工作。”这种心情是真实的,也是无可奈何的。巴金看重的是能做点工作: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他说:“译这部书,同时也是在学习。”巴金心底的一团火像赫尔岑诅咒黑夜一样在燃烧。他在默默地思索。

  1976年是共和国历史上难忘的一年,这一年周总理、朱总司令、毛主席先后去世,李致和巴金在通信中表达了和全国人民一样的悲痛心情。在1月14日的信中,巴金以崇敬的心情谈到总理“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一个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战士”,巴金深情地回顾说:“四四年到四六年在重庆和上海,我多次看见他,他对我很亲切。我忘记不了他。回想他的言行,我又一次受到教育。”虽然悲痛,对于未来,巴金心中的希望之火并未熄灭。他在静默中盼望黑暗日子的结束。

  当这一天终于来临时,两代人的激动之情可以想见。10月22日,李致在给巴金的信中说:“我真想马上见到你们,和你们一起庆祝这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共享这终于盼到的幸福和快活!”11月4日,巴金回信说:“砸烂‘四人帮’,为民除害,大快人心,人民会高兴。……我晚上睡觉比较放心了。”11月30日信中又说:“四人帮垮台我可安心睡觉了。……我得罪过姚、张,倘使他们不倒,他们终有一天会把我搞掉,这些‘人面东西’!”

  是的,“四人帮”垮台,“十年浩劫”结束,巴金可以安心睡觉了。然而,巴金那曾经自觉不自觉地喝过“迷魂汤”的思想,却缓缓苏醒了,他的内心世界开始了另一种“不安”,有时甚至从噩梦中惊醒。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是反省历史,审视现实,无情地解剖自己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思想成果,就是他那部包括一百五十篇四十多万字《随想录》在内的讲真话的大书。

  从1977年以后的书信可以看到,恢复名誉后的巴金忙碌起来了:他要出席各种会议,要在会上发言,要在家里接待各种来访者,要看别人的稿件,要写各种回信,要为许多人办事,当然,还要为好学而“不懂事”的“藏书家”李致找书、买书、捆书,然后亲自跑到淮海路邮局去寄书,如此等等,“每天要到十二点才上床,事情总是做不完,连看书的时间也没有。”(1977年8月10信)一个七十多岁劫后余生的老人,就是在这种热心承担各种本不该由他承担的社会活动和繁杂事务中,艰难地开始他晚年最重要的工作——《随想录》的写作的。别人说他“重新焕发了青春”,他也自以为“返老还童”了,直到有一天,他书房里的大镜子才无情地让他看清了自己憔悴衰老的“尊容”。他该怎么办呢?其实,以巴金已经取得的成就,即使他从此不再写作,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也是一位对人民做出过巨大贡献的重要作家。然而,他无法排除内心深处那种巨大的不安。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对历史、对未来的沉重的责任感,使他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道路,他知道“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他要加倍地工作。于是,他用因病而越来越颤抖的手,更加紧紧地握住了那支笔。他多次说过要“为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实践了他的诺言,《随想录》的完成,是他对共和国的一个伟大贡献。

  然而巴金不愿做一个盗名欺世的人。李致说:“巴金既看重作文,更看重做人。”巴金从不说教。他只是以行动告诉李致:我觉得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这方面的事情很多。例如,他不赞成花国家的钱为他修复故居,他不同意用他的名字建基金会、设文学奖,他不想做“名人”为他的日记出单行本,他建议出版社先出别的作家的文集,他是中国唯一不拿国家工资而靠稿费生活的作家,四川为他出版近作和十卷本选集,他却拒绝接受稿费,把稿费捐赠给了现代文学馆、四川出版奖励基金和“振兴川剧”奖励基金。他付出了许多,出版社为他翻拍了一些相片,他却坚持要付款。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多奉献,少索取”的品德和风范,令人肃然起敬。巴金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是怎样看待自己的?他在1988年3月2日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并不希望替自己树碑立传,空话我已经说得太多,剩下的最后两三年里,我应当默默地用‘行为’偿还过去的债。我要做一个普通的老实人。我没有才华,没有学问,没有本领,只有一颗火热的、善良的心。”这就是巴金,一个人民作家谦卑而又高贵的心!

  说真话的巴金并非人人理解,因而忧郁便不时追随着他。1989年7月28日,他在医院给李致的信中说:“没有人了解我,我的心情颇似晚年的托尔斯泰。我一身伤病,连托翁的出走也办不了。”晚年托尔斯泰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与家庭决裂,离家出走,死在一个车站上。然而巴金没有重复托尔斯泰的悲剧,不是因为伤病无法出走,而是因为时代不同,理解巴金的人越来越多了。

  2007年2月

  * * *

  沈重(1930—2018):本名沈绍初。作家,诗人。

  语浅情深忆巴金

  ——读李致“往事随笔”《四爸巴金》

  ◎ 游翠萍

  作家有两种作品,一种是他用文字创造的作品,一种是他用生命写就的作品。前一种作品易得,后一种作品却不易得(作家传记除外),因为这必须是一种“集体创作”,必须借助作家本人、亲朋好友甚至敌人对手的文字,或者可以略窥一二。

  在这个意义上,李致先生的“往事随笔”《四爸巴金》尤显珍贵。由于巴金侄子的特殊身份,作者有着与巴金从青年、中年、老年一直到生命最后时刻、持续六十多年的交往经历,他用近于白描、颇有“谈话风”味道的质朴文字,透过巴金不为人知的点点滴滴,为巴金的生命提供了鲜活的注解。

  一个注解是“真”。我们都知道巴金提倡讲真话,晚年更以坦诚自剖的《随想录》受到广泛的尊重。在李致笔下,巴金讲真话有了非常生动的呈现:从抗战时期教导还是小孩子的李致“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到晚年他对李致讲“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盗名欺世的骗子”,从很多的小事小细节看出,巴金在非常真诚地实践着他“讲真话”的人生原则。

  另一个注解是“爱”。读巴金早年作品时,能够感受到强烈的激情和爱,也能感受到对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恨。但在李致笔下,我们看到的是巴金对妻子、亲人、朋友甚至一般人的爱与关怀。书中记到,在一次巴金跟李致的谈话中,谈到他的大哥、三哥,痛哭失声。类似这样的细节,不是一般接触巴金的人能够得到的。

  《四爸巴金》收录了写作跨度近三十年的四十一篇文章。李致先生在后记中一再表示,由于发表时独立成篇,时间跨度长,成集有重复之处,颇感歉意。但在我看来,这部作品固然是写巴金,但李致与巴金之间是有非常深入的情感交流和心灵对话的,因此对这部作品不能像一般巴金传记那样去阅读。在这部作品中,既有亲友故旧之间的那种情感投入,由于交往时间长,还形成了一种绵延不断的影响力,成就了一部心灵“影响史”。正如马识途老先生所说的那样,巴金的人格力量,在李致身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体现在这些文字中。从这个角度看,作品中并非有意为之的重复和“互文”,倒增加了阅读的另一种感受,让读者可以加入到心灵之间的交流和探索之中。

  尤值一提的是,除文字以外,书中亦配合展示了很多与巴金有关的珍贵资料:有巴金各个时期及与亲朋故友的老照片、有汇款单影印件、有签名影印件、有巴金书名印谱、有巴金赠书章、有往来书信及影印件,等等。书中有一篇写巴金与冰心友情的,除了他们的照片外,还有冰心给巴金的生日贺信,上面毛笔手书:“这只花瓶代表我向你祝寿!此时此刻站立在你的座旁,你将从她可供养的四时不断的繁花密叶中,看到我的微笑!”在这个不写字、不写信的时代,看到冰心的墨迹和问候,思想巴金他们那一代人生命中彼此的牵挂,让我这个局外人也倍感温暖。

  这本书,适合安静的夜晚,安静的心境。在李致先生质朴的文字中,走近巴老和他的故旧亲朋,感受巴老生命中那份沉甸甸的真与爱,还有痛。

  * * *

  游翠萍:时为四川省社科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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