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阿波罗2019-10-23 17:015,735

  第二天(26号)一早,我和大哥就出门了。

  深秋的北京,天气很凉,清风袭来,凛冽而寒冷。树上的叶子被大风吹得沙沙作响,路上的行人也纷纷竖起了衣领,似乎只有我和大哥顾不上理会这些寒风,我们步履匆匆,向着301医院一路奔去。

  七点半不到,我们就到达了预定的地点,之后在冷风中一直挨到八点终于见到了约好的医生。医生引着我们到了一间略显私密的小房间,简单介绍之后,医生就拿起父亲的片子对着光看了起来。没有过多的语言交流,我和大哥一直正襟危坐,气氛尴尬不已,医生好像感觉不到我们的存在一样,全程都在全神贯注地查看我们带来的片子,直到最后离开去确认床位的情况。

  “不行,没床位了,住不进来。”医生回来便告诉我们。

  “哦……好吧,那就不打扰您了。”我和大哥面面相觑,只得结束了这次短暂的“走后门”。

  好吧,结果意料之外却也情理之中,既然拖关系都进不来301,那别的也不用细究了。就这样,我们至此不再寄希望于转院治疗,决心充分信任武警总医院。医生既然敢如此安排,就一定有其中的道理,三天时间内如果出现紧急情况,医生绝对不可能见死不救,剩下能不能挺到进行手术的那一天就看父亲的表现了。

  想通了这些,我们径直离开了301。没想到返回租住的小区时,我们竟然迷路了。小区白天的样子和晚上的印象总是不能匹配,母亲又不会发送定位,几经周折我们才最终找到了租住的单元。这一插曲不免让人后怕,之后如果还外出我们可不想再将母亲一个人独自留下了。

  回到医院,重症室从早上开始一直闭门谢客,家属探视时间被严格控制在了14:00 ~15:00,其他时间一律不能入内。我们只能等,只是心里始终放心不下,因为父亲脑中的“炸弹”还没有拆除。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我在等候区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表情,只是没有人的脸上写的是开心。一会儿病人在喊叫,一会儿有孩子在哭闹,一会儿又听到口音不详的家属在抱怨,这些声音充斥着我们的耳窝,让人感到非常压抑。

  探视的时间要到了,重症室门前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家属。有个女孩在这个时候刷起了抖音,她开着外放,一阵阵欢闹的音乐传了出来。滑稽的配音、满堂的喝彩、还有重复出现的大笑,不绝于耳。我感到很烦躁,时不时传出的笑声就像嘲笑别人一样不停地拨乱着我的心绪,搅得人心神不宁。

  我不知道看抖音的女孩是怎么想的,也不理解她为什么在重症室门前还有心情看恶搞的视频,也许她有着外人不了解的身世经历,也许她已经习惯了生活中的这种就医苦恼,也许她就是简单地心大或者无脑,但无论怎样我都觉得这种场合下不适合看搞笑的内容,至少不能开着外放功能,因为此时在重症门前传出来的欢笑声音不会让人跟着高兴,反而让我很恼火,仿佛家属的心情越沉重视频的内容就越开心。我本来属于心态平和的人,但在那个时候我感觉自己很容易冲动,一阵阵欢乐的音乐就像一剂剂刺激强烈的毒品,让我比任何时候都想跟别人打架,那时只要有人撞我一下肩、踩我一下脚或者挑衅我一句话,我肯定就会黑化变成一个恶棍,然后不依不饶地和人动起手来。

  幸好,最终我按捺住自己想要爆发的情绪,等到了重症室开门。我感觉再多等一分钟自己都会忍不了扑上去掐那个女孩的脖子,算她运气好。

  生气时间终于结束,该去探视父亲了。可防护服只有一套,我们决定让母亲一个人先进去。过了很久,别的家属都已经陆陆续续返回了,母亲还没有出来。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应该是遇到什么不顺利的事情了。

  果然,母亲返回后告诉我们,父亲今天看起来不太好,神志清楚却说话无力,非常虚弱,总是困得想睡觉。护士解释说,也许是昨天下午造影手术使用的造影剂带来的副作用。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们无话可说,这是父亲必须经历的,但还有一个原因却让我们感到非常意外。母亲问吃了什么饭,父亲说什么都没吃,从住院到现在就一直没有吃过东西。

  “什么?没吃过东西?医院不给病人安排吃的吗?请的护工也不管病人吃没吃饭吗?这可是在重症室啊!”我十分不解。

  母亲也是一脸无奈,在重症室里问了半天才搞明白,原来医院是不负责给病人提供食物的,都得是家属自己解决。普通病房家属可以按时送饭,但重症室不能随便进入,只能到时间送餐过去,报上病床号,由专门的护工喂给病人吃,一日三餐都是如此。

  “那倒是跟咱们说呀,也没人通知,平时还不让进!”大哥感到很气愤。

  “也怪咱们,咱们一直也没问过,都以为医院会照顾你爸,毕竟在重症室里二十四小时都有监护,没想到人家会不管,咱们都大意了。”母亲有点自责。

  “没事,现在知道了,咱这就去给我爸买点吃的,从今天下午开始送。”说罢,我们一起外出买了吃的,顺便将脸盆、毛巾、水杯、护垫也一并买来送进了重症室。

  离开医院的时候,我们母子三人沟通了一下。父亲的治疗需要“持久战”,如果长期租住旅店花销会很大,为了减少支出,我们决定每天送完晚餐后就各回公司。大哥宿舍距离医院较近,以后早饭就由他来送;我带着母亲一起返回房山,在我宿舍借住,这样我们早上赶过来,一起会合吃午饭、探视、送餐,晚上再赶回去。虽然每天来回在路上就得耗费四个小时,但这样能节省下来一些住宿花费,折腾一番也值得了。即使父亲有突发情况需要家属到场,大哥可以在三十分钟内赶到处理,时间上也能接受。

  沟通完我们一起踏上地铁返回。在公主坟站与大哥告别后,我带着母亲向房山方向赶去。地铁对母亲来说,并不算是什么新鲜事物,但复杂的线路、频繁的换乘、变化的出口却经常让她感到力不从心。我带着母亲乘车,想着通过手把手的引导教会她换乘,至少打消她畏难的心理。可第一次带她返回房山时就遇到了地铁晚高峰。

  那是在军事博物馆站换乘9号线,真是人多啊!人群从各个入口处源源不断地涌入,站台上人山人海,排队的人前胸贴着后背,无论男女老少、大人小孩,所有的乘客都以一种拥挤的姿态被卡在自己狭小的位置上,这个时候人们仿佛也顾不得了什么私人空间或者安全距离,人与人的间隔已经紧贴到塞不进一张纸。引导员大妈似乎早就习惯了这种场景,面对挤做一团的人群她显得十分淡定,然后就是像个复读机一样不断念叨着“不要拥挤” 、“先下后上”、“注意安全”几个词。地铁也开足了马力运行,发车频率压缩到每2分钟就一班,简直就是鱼贯而入。站内广播不停地播报着下一趟列车即将到站,但是每次等到列车抵达时每一节车厢里却早已人满为患。即便如此,当车门打开的那一刻,乘客们还是蜂拥着往上挤,这个时候有人不想上车都不可能,因为前面的人几乎是被后面的人推着顶进了车厢,想下来都没机会,大家看上去都像在逃难一样想要尽快搭上经过的列车。

  我和母亲身上都背着一副鼓鼓囊囊的包裹,根本没法挤在候车的人墙中,只能待在队伍的缝隙里等客流减少的时候再上。无奈来来往往经过了几十趟地铁,身边的人走了一波又一波,后面的人仍然不断涌来,丝毫没有要减少的样子。我和母亲拖着行李等了一个小时依然没能换上9号线。

  “妈,别着急啊,咱带着行李不好挤,要不早上去了。” 看着一筹莫展的母亲,我只好安慰她说。

  “没事,妈不着急,不行就再多等一会儿。”母亲嘴上说不着急,可鼻子上却都是汗。

  最后好不容易上了地铁,又一路无座,只能直挺挺地站着。经过漫长的行程,回到宿舍时我和母亲已经精疲力尽。

  女朋友早就替母亲准备好了洗漱用品,我们一到她就带着母亲去洗了澡。宿舍很小,但也算有个容身之地。到了“寒舍”,我也得尽地主之谊,虽然条件还不如旅馆,但我还是想方设法让母亲能住得舒心。

  休息时,母亲拨通了电话,向家里汇报一天来的大事小情。仿佛我们就是战斗前线,亲属就是我们的后勤集团,母亲结束了一天的“战斗”之后需要把情况逐一上报给各家参谋人员。挂了电话,她又开始打字、语音,一会儿还发视频,那时候也许是母亲晚上最忙碌的时候,但我猜也是母亲最高兴的时候,毕竟那么多家族成员关心着我父亲,有他们的支持在,谁会不开心呢。

  夜里,母亲的鼾声如约而至,那是生活对她辛苦奔波的嘉奖词吧。就像昨天夜里一样,从声声入耳的呼噜声中,我听到了母亲的劳累,也听懂了她的付出。

  天亮了,母亲早早起来,尽管我知道她动作很轻,但吱吱作响的床还是把我肆意地吵醒。

  那天是周六,早起的人不多,地铁上也变得宽敞了不少。一路马不停蹄,我和母亲十点半到达医院与大哥会合。

  “欠费了,通知让咱们交钱了。”大哥一见面就告诉我们钱不够了。

  “前天晚上住院不交了一万块钱的押金么,这么快就欠费了?”我十分不理解,“那天交了住院押金、医药费、护工费还有床头押金,现在就已经用完啦?”

  “护士说已经不够了,需要尽快再交才能继续开药。听人说光造影检查就得花七八千呢。”大哥说。

  “好吧,真贵……”我不再说什么了,只能双手插兜。

  “嗯啊,没办法,在医院里看病就这样,要多少就得给多少,你还不能讨价还价。”母亲也撇了撇嘴。

  最后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再继续交一万块钱补进去。不过根据这种用钱速度,一万块钱似乎并不能支撑几天,这不免让人感到压力。

  下午两点,重症室准时开起,母亲继续自己一个人进去探视,不同的是,这次她带着午饭。直到临近探视时间结束,母亲才缓缓走出来。

  “我爸今天怎么样?好点了没?”我迫不及待地问。

  “好,挺好,比昨天强,今天精神头儿好了很多,叨叨叨一直跟我说话,那碗粥也都吃完了。”母亲看起来很满意。

  “哦?有了精神了,跟你说什么了?”大哥又问。

  “你爸说他看得开,上着保险,又有新农合,看完病能报销,他又是退伍军人,让咱们不要愁。”母亲接着告诉我们。

  “呵呵,还记得这个,看来今天是精神不错。”父亲的话把我都逗乐了。

  “嗯,那护工都说他,‘你看这像个病人?快下来跑吧’,哈哈。”母亲开心地笑了笑。

  听了这些,我们的心放下了一大半。父亲的状态确实不错,重症室里大多都是一些失去意识的脑血管病人,别说说话了,连动都动不了。父亲在里面相对其他病人,算是症状最轻的一个,这让我们感到很知足。

  探视期间,父亲还和母亲聊了很多,包括筹钱的办法、住院的感受和今后的打算,他希望我和大哥能尽快恢复正常工作,只留母亲一个人陪护;他还希望出院以后能去看看那些仍然健在的老一代长辈,说再不去就见不到了;他还说以后有机会带着我妈出去看一看,趁着还能走得动……

  母亲说父亲在第一次探视的时候昏昏沉沉的状态下就说过,让大哥先回去上班,不要三个人都耗在医院。母亲偷偷跟我解释,他是怕我哥请假时间长丢了工作。

  大哥从小学习不好,没有一份像样的学历,16岁去当兵,退伍回来之后就一直四处打工。他当过服务员、开过大车、做过电焊、送过快递、和朋友合伙开过网店,甚至还在2015年和父亲一起去了遥远的新疆,在边陲的铁矿上干了整整十个月,回来时却没有拿到一分钱。直到2018年,机缘巧合下他进入了北京一家航天企业做工,国企正规的管理、宽松的工作和优厚的福利让我们全家都很满意,亲朋好友们也都为他感到高兴。这份工作让父亲在住院时都惦记着怕连累到他丢掉饭碗。

  “他(父亲)没说我啊?”我反过来问母亲。

  “我们不担心你,你有学历,工作好找,上班也不会受苦。你爸的情况你们领导也都知道,你就是耽误几天也没事。”说到这儿,母亲一脸的不在乎。

  母亲说的话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我抱怨母亲为什么给我哥买新衣服却不给我买。母亲说大哥本来学习就不好,如果穿得再差一点在学校读书肯定会被人瞧不起,而我不一样,我学习好,名次靠前,穿得差一些也没有人会小看我。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理解了父母的良苦用心。有时候他们的偏心不是偏向表现好的孩子,反而是偏向那些表现不太好的孩子。他们会尽自己所能去平衡所有孩子的生活,尤其是关心那些看起来有短板的子女。他们的偏心不是因为狭隘,而恰恰是因为关爱。这就是我们的父母。

  我能理解父母的想法,大哥也明白父亲的担心,但这个时候他不想回去上班,就算去上班也不能安心工作,毕竟父亲前途未卜,还有变数,一切都要等父亲手术之后再做决定。

  晚上回到宿舍,给家里汇报一结束母亲便早早睡下。这两天到医院往返折腾,她一定累坏了,躺下就睡熟了。夜很幽静,也很漫长,还好,距离手术的日子只剩一天了。

  一晃第二天中午,我和母亲赶到医院时大哥已经在手术通知单上完成了签字,我们又先后存入了六万块钱为明天的手术做准备。

  无意间,在神经血管外科的公示栏上面,我看到了主任医师的简介。

  “你们看,就是这个医生明天给我爸做手术!”我兴致勃勃地告诉母亲和大哥。

  在浏览科室过往历史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张意想不到的照片。尽管影像已经泛黄,而且照片不是很清晰,但我还是一眼就分辨出了照片里面那张全中国都知道的“正宗猪腰子脸”。

  “咦?这不是……妈你看,赵XX!他也在这里治过病!”我指着照片里面的人物说。

  “哦?可不是嘛!”母亲也感到十分意外。

  “嗯?就是啊,那赵XX能治好我爸也就能治好!”大哥兴奋地说,这句话也让我们都觉得很高兴。

  “这医生不一般啊,看来肯定没问题。这几天没白等,哈哈。”母亲开心地笑了起来。

  这一插曲让我们对手术又多了几分信心。探视的时候,母亲把这一细节告诉了父亲,她还调侃“赵XX能好你就能好”,把父亲也逗乐了。只是期间父亲突如其来的几个喷嚏让母亲又着实紧张了一把,直到探视出来还有些后怕。这也让我们惊了惊心,手术前还是不能太放松,以免大意失荆州。

  晚上,亲属都给母亲发来信息,表达支持和加油打气。父亲明天将迎来生命中的又一次大考,只不过这次命运将决定他生死的考题交给了医生来破解,而我们除了准备好足够的钱以外再能做的就只有祈祷了。

  一想到第二天的手术,我既期待又担心。期待的是父亲终于可以处理脑中的动脉瘤,“炸弹”的威胁可以解除了;担心的是万一“拆弹”的过程出现问题,那父亲接下来将会面对什么样的余生……

  漫漫长夜,路灯睡了,房子睡了,大家都睡了。耳畔隐隐传来一阵阵犬吠,忽近忽远;窗外偶尔闪过车灯的亮光,忽明忽暗。我蜷缩在床上,带着期待,带着不安,也带着来自远方亲友团的祝愿,慢慢地等待着黎明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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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呀,别来无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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