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张特制的进餐椅，跟母亲亲手设计的短裙一起，陪伴姐姐一直走到她十岁。
准确地说，是姐姐十岁生日那天。
我知道没人相信这样的奇迹，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那时街上还没有蛋糕店，只有一种类似煎饼的薄薄的面包，装在透明塑料袋里，在货架上一摆就是几个星期。母亲却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只蛋糕，金黄的蛋糕底子，上面堆着雪山似的厚厚奶油，红绿两色奶油笔精心绘制出三朵玫瑰——母亲告诉我们，那就是我们从没见过的玫瑰，长乐坪瘠薄的土壤无法种植的玫瑰，生日快乐四个字是英文的，斜斜地飞在玫瑰的上方。
这样的蛋糕完全把我们震住了，我们三个（父亲恰好不在家）静静地望着十根飘摇的生日蜡烛，谁也没有吭声。我在想，我一定要把这个蛋糕看仔细，看清楚，明天到校，才有吹牛的资本，我相信他们谁都没有吃过蛋糕。蜡烛融化，滑进奶油，母亲轻声说：“不要紧，这是可以食用的蜡烛。”母亲真了不起，什么都懂，有了她，我和姐姐才能吃上长乐坪从未出现过的生日蛋糕，姐姐才能当上长乐坪唯一一个在冬天穿裙子的女孩，并且从一个小矮人一跃而成“美丽的长乐坪小公主”，我们一个老师就是这么叫她的，她是我们的自然常识兼音乐老师，她上音乐课的时候，喜欢把姐姐叫到风琴旁边，一边弹奏一边指点姐姐给全班领唱。
蛋糕的美味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母亲刚刚吃下一小块，就被单位里的人叫走了，她身上有一串重要的钥匙，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被叫走。母亲一走，我和姐姐就饿狼似的扑向蛋糕，很快，桌上就只剩了几把吮得跟洗过一样的勺子。
我们是晚上七点整开始吃蛋糕的，姐姐的第一阵不适在八点半发作，肚子疼，头疼，喉咙疼，也许她疼糊涂了，她说手指也疼，还伴随着惊天动地的间歇性呕吐，蛋糕和奶油的混合体像浅黄色的稀泥巴，从她嘴里倾泻而出，一阵赶一阵，远远比她吃进去的要多得多。到了十点，她呕出来的东西变成墨绿，我想去叫母亲，可姐姐拉住我不放，求我不要丢下她一个人。母亲终于回到家时，姐姐已经光有呕吐的动作，再也吐不出任何东西了。见到母亲，趴在地上的姐姐猛地向上一蹿，两眼一翻，昏死过去。
醒来过后还是吐，我觉得呕吐的姐姐像一种软体虫子，头一下一下有节奏地往前伸，腿随之往后蹬。尽管两只手都挂着液体，医生还是诊断不出姐姐的病症，但他肯定，绝不是食物中毒。天亮之前，姐姐莫名的呕吐终于止住了，她像刚刚从死亡线上爬过来的小战士，蓬首垢面杂乱无章地躺着，沉进深深的睡眠。将近中午，姐姐悠悠醒来，她睁开异常清亮的眼睛，让我看看她的脚尖，她说那里很不舒服。
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相信我当时看到的情景。姐姐的脚趾挤破鞋帮，像破壳而出的小鸡，活灵活现地挤了出来。往上一看，齐膝小裙子突然短了一截，大腿赫然露在外面。再往上看，原来搭在肩头的小辫子，晃悠悠地吊在耳后，她连脖子都长了一截。
母亲闻讯赶了过来，她不出声地看了姐姐一阵，猛地将姐姐从床上拉起来，她要姐姐走路给她看，走过来，走过去，她要她不停地走，不停地跑，问她这里疼不疼，那里疼不疼，让她弯腰，转身，让她跳起来，去够墙上某一点。姐姐都按她说的做了。母亲再也想不出别的考验她的花样，就盯着她看，看来看去，一把将她搂进怀里。“好了，好了，我们正常了。”
可是母亲又错了，姐姐的正常只持续了不到一年，又朝不正常的方向发展过去，姐姐的个头像一列刹不住的火车，轰隆隆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她长得实在是太快了，有时，似乎是一夜之间，她的手腕脚腕就从刚刚添制的新衣服里钻了出来，一副捉襟见肘窘迫不安的模样。姐姐很快就从一个穿短裙的小不点，变成了四肢细长的钓鱼杆。
母亲合掌祈祷：“够了够了，我可不希望她将来去打篮球。”父亲手拿铅笔和直尺，把姐姐拉到门框边，一边叹气一边划下姐姐的最新高度，不到半年，他在门框上划下的刻度密密匝匝，像另一根没有尽头的直尺。
最终不得不像几年前一样，在黄昏时分匆匆走上街头。献福路，解放路，珍珠路，左拐，进入两臂宽的漆家巷，到了尽头，再向右拐，侧身进入另一条更小的巷子。路还是那条路，心情却变了，母亲新添了坏脾气，她走在前面，不时回头瞪一眼姐姐。“走快点，你就不能叫人少操点心？”姐姐低着头辩解：“长得高又不犯法。”我却在想，这才叫一成不变的生活，街道，食物，病情，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样子。
“原来恨不得往上扯起长，现在恨不得往下拽起长，看来我的水还是有效嘛。”听到黑暗中传来这样的欢迎词，母亲羞愧地低下头。这一次，除了在昏暗中捏着鼻子喝下一杯，她没有多余的水给母亲带回家，原因是母亲以前曾经对人说，“没有效，一点效都没有，害得我白白在那里又是磕头又是烧香。”母亲没想到，她虽然腿脚不便，又终日藏在黑暗之中，却能眼观八面，耳听六方。
才十二岁，身高就已达到一米七七，母亲只齐她胸口，父亲也只勉强够到她的下巴，就连班上最高的男生，看上去也像是她的小弟弟。在鲜有外地人进来的长乐坪，在世世代代精瘦矮小的山地人中间，这样的身高绝无仅有，史无前例，而脑袋还是那么小巧，四肢还是那么纤细，远远看去，姐姐就像是五根细棍子的组合体。
人人都说她丑，丑得让人又惊诧又嫌恶，看见她走过来就若无其事地转过身去，等她走过了又回头贪婪地盯着她又细又长的腿，众口一词。“女孩子怎么可以长这么高？人怎么可以长成这种样子？”
母亲又开始开动脑筋，她永远都在为她的大女儿动脑筋，至于她的小女儿，她完全不必操心，她甚至看都不必看她一眼，她就顺理成章中规中矩地成长起来了。
这一回，母亲的智力显得很不够用。她给她烫了一个短蓬蓬的爆炸头，希望大头可以压缩身高，却不知道这样的发型反而显得脖子又细又长。她给她定做了最肥的裤子，希望用宽来冲淡长，却没想到大面积的宽反而强化了长。她给她买泡泡袖的窄身上衣，没想到肩部的体积上来了，腰肢却更显柔细，简直像要折断了似的。
迅速长高的那段日子，是姐姐生命里的低潮期。当她还是个穿短裙的花蝴蝶时，她满世界飞来飞去，每到一处，都能惊起一片诧异的目光，小小胸腔里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现在，往日的繁荣和生机早已不再，姐姐穿着肥肥大大毫无个性的长衣长裤，活像一根豆芽菜套进了罩子里。没有了惊羡的目光，姐姐活得灰头土脸。
何况她还有非常现实的苦恼，她常常感到全身疼痛，大腿，屁股，后背，前胸，皮肤慢慢出现孕妇似的斑纹，她的骨骼长得太快，而皮肤的弹性跟不上来，里面的韧带被扯坏了。
她不止一次说，她情愿是个小矮子，矮一点怕什么，只要矮得光彩，矮得可爱，矮得引人注目，总比现在普普通通差不多被人遗忘要强。她常常翻开影集，望着自己的小身子和小短裙发呆，那时候，她多么快乐，她从教师走廊里一脸矜持地走过，没有一个老师不抬起头来看她，望着她笑。她在音乐课上被老师挑出来，站在风琴旁边领唱，小身子不易察觉地摇晃，给自己打着拍子。她原以为做一名高个子同样会得到当初做矮个子的待遇，她没想到人们对高个子一点都不感兴趣，她发现，当一个人打量身边的高个子时，他的眼神是斜斜的白眼，似乎嫌高个子挡住了自己的阳光，看矮个子时就和善多了，就像看一只小蚂蚁，一只小瓢虫，一只小蚱蜢，有时还会流露出一点友爱和欣喜。
话说回来，身高是个客观事物，它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想长就长，想停就停。
直到一个夏天的傍晚。奇怪，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傍晚，在蝙蝠出没的昏黄时刻。那天傍晚，姐姐背着书包，走在一群花花绿绿的女生中间，她一直望着她们说个不停的嘴，她高举在细长脖子上的脑袋轻轻垂下来，望望这边的嘴，又望望那边的嘴，转来转去，不亦乐乎。姐姐班上的语文课代表看到了这一幕，他在第二天的作文中写道：方兵是全校个子最高的女生，我怀疑她总有一天会得上难以治愈的眼疾，因为她总是垂下眼皮跟同学们说话，就像一只浮在水面上的天鹅，弯下脖子打量身边的小儿女。把人比作天鹅，这种反拟人化的写法引起了语文老师的兴趣，他在课堂上把它念了出来，全班笑得东倒西歪。就是从这天起，天鹅正式成为姐姐的外号。
那时他们口中的天鹅，还只是从一篇作文中下载来的中性词，当中不含任何褒奖成份。
事隔半年，这只天鹅突然从水面上优雅地飞了起来，她变成了一只穿着白色短裙的芭蕾舞里的天鹅。最具飞跃性的变化往往发生在一瞬间，就像我和姐姐曾经想要观察一朵花开的全过程，坚持了大半夜，最后还是错过了，一觉醒来，花蕾已经彻底绽放，最最美好的时刻总在无人处悄悄溜走。
姐姐最最美好的时刻也是这样。那天，姐姐遇到了一条伞形小裙子，表面是洁白的卡其布，底下衬着无数层轻柔的白纱，那时我们并不知道它其实是芭蕾舞裙，我们甚至不知道有芭蕾这种舞蹈。店老板一直将它穿在玻璃橱窗里的模特身上。姐姐久久望着那裙子，突然宣布要买下它。店老板似乎有点为难，他闪烁其辞地告诉姐姐，它最好只是作为橱窗里的一种装饰，而且，很少有人只有那么小的腰围，再说，人们也不习惯在日常生活中穿它，可是，如果有人真心想买的话……他绕来绕去，把自己弄得不耐烦了，索性把它取下来，不抱希望地递给姐姐，他不相信这个穿着密实长裤的女生，真的会买下一条不食人间烟火的超短裙。
当姐姐迫不及待地穿上它时，我突然不认识姐姐了，就像变魔术一样，眨眼间，姐姐就变成了另一个人，我总感觉那裙子不是一条普普通通的裙子，而是某个魔术道具，它让姐姐从一个丑小鸭一跃而成白天鹅。
镜子里的姐姐，双腿修长笔直，腰肢细不盈握，胳膊在空气中优美地划动，她扭动身体，抬起胳膊，越过右肩，扭头去看自己的脚后跟，她轻盈地转了两圈，裙子神奇地活了过来，层层叠叠的轻纱簌簌上卷，簇拥着姐姐，姐姐像一只落单的天鹅，缓缓收拢翅膀，停歇在那个小而杂乱的服装店。店老板愣了一会才醒过神来，“太漂亮了，太合身了，可实不相瞒，这并不是给真人设计的裙子，不不，我的意思是，唉，你穿上它实在是太完美了……”
这里面一定隐藏着某个深奥的道理，姐姐穿那些长衣长裤总是不太相宜，不是土得让人难堪，就是让她瘦高的身材显出贫气来，显出寒酸气来，而这条短短的裙子，表面上看，似乎把她的缺点暴露无遗，事实上恰好相反，因为纤瘦，她的暴露对人的眼睛毫无冲击力，露在外面的地方越多，越发显得简单柔弱，纯洁无邪，我不知道这是个什么道理。
姐姐的身高终于在这个傍晚显出它非同一般的魅力，原来那个电线杆子似的高个子也可以变得这么美丽，而且美得与众不同，好像天与地给了她某种神秘的暗示，令她有了一种胜券在握的从容与自得。
姐姐坚持要穿它上学。第一次穿它，她所有的课余时间几乎都在回答在哪里买的问题。第二次穿它，姐姐被逼进厕所里，女生们轮番试穿过后，个个变得垂头丧气，缄口不语，因为她们没有一个人穿得进去。第三次穿它，姐姐变成了形单影只的一个人，她用两条赤裸的长腿激怒了所有的女生，没有一个人愿意作为陪衬去站在她的旁边。第四次穿它，语文课代表红了脸，大家都在说，他给了她一个天鹅的名字，她就努力把自己变得名符其实，她大概以为她真是天鹅呢。又围在语文课代表身边起哄，说他创造了她。他对创造这个词毫无来由地敏感，再也不肯看姐姐一眼了。而他们，再也不想大声叫出天鹅这两个字，够了，他们从来没有如何热烈而持久地赞美过一个人。
沉寂了一段时间，四万这两个字突然被传得爆响，并且在一天之内取代了原来的天鹅。这是他们偶尔从英语课上得来的灵感，swan（天鹅）这个单词的发音，有点像麻将牌里的四万，他们心照不宣地爱上了这个不太优美的发音，还没熬到下课，就压低声四万四万地叫了起来，每叫一次，感觉就像有一桶污水，哗地泼向那只看上去高处不胜寒的天鹅。
“四万！四万”
每天每天，他们快乐地叫着，泼着。
姐姐昂着头，两手交叠在蓬松的裙摆上，甩甩长长的披肩发，就像一只天鹅，优雅地扇扇翅膀，抖落身上的水滴。她假装听不出他们的叫声里隐藏的恶意，她很快就学会了从别人的妒嫉中体会愉悦。
谁能想得到，那个中途退学的家伙，跟姐姐发生过争执又正在被姐姐遗忘的那个叫李安生的家伙，他也得知了四万这个名字，有一天，他竟给姐姐写了一封信来。
四万：
都说女大十八变，都说你从一个小虼蚤变成了白天鹅，希望你不要因此得意忘形，忘了我们当初的约定，无论何时，一旦我发现你没有遵守约定，不劳你动手，我可能会亲自来取走你许诺给我的东西。你应该没忘记那是什么东西吧？
姐姐一看就白了脸，她把那张纸扔给我，像扔一条毛毛虫。“他怎么是这样的人？他是什么意思？他到底想要怎样？”
她当然知道她的问题不需要回答，她只是用这样的提问来表达愤怒和恐慌而已。李安生的书法称得上良好，这样的书法可以减弱文字的暴虐性。我安慰吓坏了的姐姐。
“虚张声势而已，如果他真的想要取走你的眼珠，他就不会给你写这样的信，你想想，他肯定知道那样做的后果，知道后果还给你写信，白纸黑字地留下证据，那不是太傻了吗？”
有意思的是，从这以后，李安生竟像着了魔似的，每年都给姐姐写一封类似的信，提醒她遵守他们之间的约定，否则，他就要追究她当年害他失学的责任，就要来取走她许诺给他的眼珠。也许李安生自以为他在恐吓姐姐，骚扰姐姐，他怎么也没想到，除了第一封信，他的信对姐姐而言，早就不是骚扰，而是一个笑话了，她把他的信撕成碎末，摊在手心里，轻轻一吹：“一个浑身油叽叽的汽修工，也配跟我谈什么约定！”
退学后的李安生后来去了汽车修理厂，当起了汽修工学徒，姐姐在街上遇到过他一次，她说她当时真想送他一个外号：严禁烟火。她说他简直就是一块从汽油桶里捞出来的抹布，一粒芝麻大的火星就可以要了他的命。
我提醒姐姐注意，李安生似乎在执行一个大的计划，从已经收到的几封信来看，每封信末尾的落款时间都是一样的，都是四月八日，四月八日到底是个什么日子呢？姐姐想了想，突然惊叫起来，那正是李安生因为耳后有嘎子，被揪到全校师生面前示众的那一天。
姐姐的脸顿时白了。“他还没完没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