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排队被缴械，已使磐东一带的地主豪绅为之震惊；工农反日游击队一天天扩大，更使他们不安。他们组织“民会”，站岗放哨，造谣生事吓唬汉族农民，说“出了高丽胡子啦”。一天，呼兰河上忽然发现三具朝鲜族农民的尸体，谣传是汉族杀的。不用说，一定是地主们干的，阴谋嫁祸于人，借以挑拨两族人民的关系。经过调查证明，果然不错。死的是三个反日会员，他们是夜晚开会回家，走在路上，被李二阎王派人勒死扔到河里去的。人民群众一时是非不分，反日运动受到了破坏。我们向县委请示，决心逮捕李保董，杀一儆百，坚决粉碎地主阶级的猖狂进攻。可是县委的指示还没有来，却接到了从磐北捎来的一封信。展开一看，上写：“限十天内，把大排队枪如数交来，过期缴械。”下署：“殿臣”。看罢，大家都惊愕了。
殿臣，在这一带很有一点威风；提起他来，没有一个不知道，也没有一个不怕的。他姓傅，八旗人，是磐、伊、双、桦（甸）四县最大的一个胡匪头。前几年，他的基本队伍不过二三百人，近年来，打家劫舍，东缴西并，降服了大大小小的股匪，已收编到四五千人，一跃成了这一带最大的枭雄。哪一个胡子想在当地“成绺子”，都得受他管辖。现在，他拿我们当胡子了。面对着这样一个横行霸道、实力强大的胡匪，我们都万分焦急。事情很明显，如果不理睬他，他定会动武力；硬打，我们这支年轻的游击队，当然不是他的对手。可是，枪是我们的命根子，把从大排队缴来的枪送给他，这是万万不能的。有的同志主张和他拚一场，有的主张暂时离开这儿，找个地方隐蔽一下。李红光同志说：“拚，没有好结果，走，也不是上策；咱们先摸摸他的底，再作计议。”
县委同意了这个意见，并决定要我前去。
事情还算顺利。见了傅殿臣，我把我党的抗日主张宣传了一番，说明大敌当前，中国人不能互相械斗，应该枪口对外，大概他看我们态度诚恳，我们拉队伍的目的又不是为了和他争地盘，而且人枪又很少，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也就不提缴枪的事了。
不管傅殿臣是怎么想的，但是这件事，对我们这支年轻的游击队来说，确是好比一只刚刚启航的小船，绕过了航程中的第一道险滩。
回来以后，我们立刻逮捕了李二阎王，在被害的反日会员的村庄，召开了公审大会。在群众的要求下，把这个破坏抗日、屠杀农民的地主就地处决了。会场上，千百个拳头一齐高举，汉族、朝鲜族一同高呼着口号：
“劳苦大众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一浪高一浪
斗争在发展，一浪高一浪。四月四日，郭家店党支部书记忽然跑来报告说：磐石城里下来一个日本特务，带了几个走狗和一连伪“满洲国”军，抓走了二十多个反日会员。日本鬼子开始和我们交手了！
一群老乡跑到我们的驻地来，要求游击队营救被抓去的人。这时，我们的游击队，仍像一个刚刚开始学步的娃娃，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摆开阵势打硬仗的。经过慎重研究，我们作了这样布置：游击队全体出动，由李红光同志率领，赶到敌人前面去埋伏；由我率领一些群众从后面追上去，设法争取伪军士兵的同情，然后相机劫车；这边不成，那边再打。研究好，我们便分头行动。
我们一路走，一路动员群众。队伍愈来愈长，一个上午就汇成了二三百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齐声呐喊着：“走啊！”“救人去！”一气跑了二三十里，远远看见大道上有十多辆大车，被抓去的人都绑在车上。群众呼叫着跑上去，一下子把大车包围起来。我们带头一叫，男女老少都向伪军喊口号：
“中国人和中国人是一家！中国人不该帮日本人抓自己的同胞！”
“日本鬼子打进来，咱们都是亡国奴呵！”
“中国人不抓中国人！”
伪军们开始还挥着枪发野，随着群众的呼声，他们有的像泄了气的皮球，有的低头不语。最后只剩下一个日本特务，像头野牛，又跳又叫。
我一看这情景，就向身旁几个队员说：“上去抢！”
话刚出口，几个同志掏出剪子，涌上去就剪捆人的绳子。霎时，公路上乱成一片，七八辆车上的人被救了下来。日本特务看势不好，和几个死心塌地的汉奸跳上最前面的两辆大车，用鞭子抽打着牲口跑了。那个日本特务边跑边放枪，他的魂早吓掉了，打了几枪也没伤着我们的人。群众没有被吓倒，有人叫了声：“追呀！车跑了！”人们像一阵风似的，顺着公路又追下去。
日本特务和伪军赶到三道岗，便钻进一家地主烧锅大院。我们怕敌人下毒手，远远地包围着院子吆喝，缠住敌人不放。
一直闹到黑了天，我们正在为那没能救出的几个同志着急，忽听院子里“叭”的一声枪响，里边乱了起来。跟着，大门打开，几个被打得遍身是血的反日会员，踉踉跄跄地跑了出来。
“打死了！打死了！”他们兴奋地喊。
我赶忙跑过去问：“打死了谁？”
“日本特务！”一个反日会员说，“是被一个伪军班长打死的！”
原来伪军中一个班长在群众的压力和影响之下，喝了几口酒，心一横就把日本特务打死了！
这真是没想到的事！我打听了一下，这些伪军是旧吉林军混成二十四旅宋国荣营的部队。我们本想动员他们和我们一起抗日，谁知他们不愿与我们合作，竟把队伍拉到山里去了。后来听说，宋国荣因他部下“闯了祸”，怕日寇“问罪”，第二天便慌忙带着其他三个连逃出了磐石，到黑石镇宣布起义，举旗反日了。
一次营救反日会员的行动，引起了这么一系列的反日行动，是我们没预料到的。伪军的反日情绪更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决定加强营城子方面的兵运工作。于是，五月十六日，酝酿很久的“老七连”哗变，在孟洁民同志领导下，终于爆发了！
哗变的士兵没有全部拉过来，但枪却大都带来了。县委从各地紧急抽调了一些党团员，并且把磐石赤卫队也调了来，一齐补进了游击队。我们的游击队骤然扩大一倍，一下变成了有四个小队百多人的队伍。这时，日寇对磐石的控制加紧起来，把井坪联队的一个大队开到了从磐石到海龙的铁路线上。我们为了迎接更大规模的战斗，部队进行了训练。
对于打仗，我们根本没有经验。急于想找一本军事书，也没处找。省委曾说寄一本《中国游击运动》的小册子来，一直还没收到。恰巧，一天在一个私塾先生那里翻古书，翻出了一本《孙子兵法》，真是如获珍宝。白天，叫哗变过来的士兵教大家学射击，摆队形，夜晚我们几个负责同志，点着小油灯，一页一页翻读那本古代的兵书。读到兴头上，孟洁民同志便高声朗读起来。
这一时期，驻磐石的伪军骑兵守卫队经常下乡来。这天，他们刚在郭家店一带附近一个屯里驻下，我们便偷袭进去，像老鹰抓小鸡，抓了他一个班。李红光同志高兴地说：“按孙子兵法，咱这叫出其不意，攻其无备！”
骑兵守卫队挨了一棍子，不久日寇一个中队带着两连伪军向我们驻地扑来。这是日寇第一次下乡“讨伐”。我们决心给他吃点苦头，随即召开了军事会。大家一致认为，日寇兵多势强，我们不可硬碰，按孙子兵法说的，首先要“佚而劳之”，然后给他一个打击，取得些胜利，即行撤退。行动确定以后，县委布置各地反日会组织群众封锁消息，监视敌人；我们把队伍分成十几个小组，立即离开了驻地。
日寇下了火车，行动十分小心。每天晚拔早宿，一连两天，他们也没有发现我们的影子。夜晚，我们派各个小组，轮流到日寇宿营地周围去打枪，打上一阵，听到他们跑出来，我们就走。闹得日本鬼子日夜不安。
疲劳敌人的目的达到以后，我们就把游击队集中起来，决定选择一个有利地形，设法“利而诱之”，然后“乱而取之”。这天，我们来到了黑石镇东北的一片山地。这里有一条大道，前面是一片小平原，背后是连绵不断的丛山。在这里埋伏下来后，我们便派出一个小队，到黑石镇一带公开活动。
等了两天，敌人没有来，第三天午夜，远远地听到一声马嘶，一个反日会员跑来报告，日本鬼子出发了。前后是伪军，鬼子夹在中间。我们商量好，由李红光同志带领一部分人埋伏在中间山上，我和孟洁民同志各带领一部分人埋伏在左右，放过前面的伪军，集中火力打中间的日本兵。
战斗按照预定的计划打响了。中间山头上的枪一响，我们也一齐向伪军开了火。同志们一面打，一面向伪军喊叫：
“弟兄们，掉转枪口对鬼子放！”
“中国人不做亡国奴！”
伪军在我们的军政夹攻下，人声嘈杂，乱成一团。日本鬼子顾不得指挥伪军了，像疯狗似的向山上爬来。我们狠狠地把鬼子揍了一顿，便交替掩护着撤出了战斗。等日本鬼子攻上山头，拉开战线，我们已经远走高飞了。……
就在这次战斗中，我负了伤，从这以后，便脱离了磐石游击队——被送到哈尔滨养伤。在我走的时候，游击队不过是一个刚刚学走路的婴儿。加上我们没有建军的经验，游击队在发展过程中，曾经走过些弯路，受到过挫折。但自从一九三二年九月，党派杨靖宇同志到磐石后，便把它带上了一条壮大发展的大道。到一九三三年九月就正式组成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杨靖宇同志为师长兼政治委员，李红光同志任参谋长。以后，这支部队更成为威震敌胆，鼓舞南满同胞抗日意志的抗日联军第一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