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刮刮乐带来的暴富幽灵，附体了二十年一张刮刮乐带来的暴富幽灵，附体了二十年（上）

　　1.

　　还有半年我们就要升高三了，午休时，猴猴拉着我和小饼到学校附近的十六层职工家属楼，说最近有一种很火的彩票，即刮即兑。一路上，她都在给我们讲述这种彩票的中奖故事，我猜这些大概出自她爸爸之口——在我们那片儿，猴猴爸是个老彩民了。

　　前一天夜里有雨夹雪，气温下降很多。彩票店在马路内侧，家属楼的大门边，挨着垃圾道，散发着阵阵馊臭味儿。屋里也好不到哪去，10平方不到的小屋里烟雾缭绕，几个穿着工作服的男人坐在椅子上吞云吐雾，讨论着下期“福彩3D”可能开出的号码，还有一个老头趴在桌子上用铅笔涂涂画画。

　　猴猴向我们展示了她说的彩票，当得知一张“刮刮乐”要10块钱时，我和小饼瞬间没了兴趣——2006年，10块钱能在学校门口的小吃店点一碗加肉的大份兰州拉面并一碗老式麻辣烫，一个老北京鸡肉卷和一瓶宏宝莱花生露。我妈早就买断下岗，我爸工亡刚走一年，于我而言，花10块钱刮张彩票，这手笔着实太狂野了。

　　我和猴猴说这玩意儿太贵，不适合我。她说，别这么小气，中奖概率很大。我让她加油，祝福她中奖，希望她中大奖后能请我吃个饭。猴猴管小饼要了一枚硬币，一下就刮出了20块。

　　我们兴奋地凑过去，老板问猴猴，还继续吗？猴猴不语，我说见好就收，小饼说再来一张试试。猴猴盯着彩票，闭上了眼睛，吸气、吐气，就像初中每次考试前那样。

　　突然，她睁开眼睛，说了一句我至今印象深刻的话：“感觉到了。”

　　What，感觉到了什么？我皱眉看着小饼，小饼接收到我的疑惑，摇了摇头，顺带给了我一个飞眼儿，意思是：都多少年了，你还不知道她？

　　我和猴猴是初一认识的，初二混熟的。当时我家搬到她家附近，直线距离只有4个单元门。猴猴以前的上学搭子阿玉住我家楼上，我搬来没多久，阿玉就跟随在国企当领导的爸爸搬去了上海，于是我顺理成章成了猴猴的新搭子，又带她加入了我和小饼、亮泽的小群体。

　　猴猴脑子不太灵光，成绩拉胯，不过她有自己独特的应对之道：每次考试前，她总是双手摊于膝盖前，吸气、吐气，说这样能调节阴阳五行，有利于发挥。她初中时喜欢读除了课本以外的各类书籍，和小饼一样，是超级漫画迷，酷爱《幽游白书》和《犬夜叉》，而且异常热衷研究中医、养生、五行八卦，《本草纲目》和《千金方》之类的解读书籍信手拈来。我曾在她家里看过一本特别神奇的盗版旧书，《喝自己的尿治自己的病》，当时颇为震惊，震惊程度不亚于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吃她妈做的饭。

　　虽然理论扎实，但猴猴的实践不怎么样，成绩始终在班级里垫底。中考后，我们几个一起进入了国企下属的重点高中，猴猴是唯一一个需要交择校费的人，还是当年的最高档，1万8。

　　=====

　　“感觉到了。”

　　那天，猴猴重复着这句话，又买了两张彩票。她问我们有没有五毛的钢镚，说要用金色硬币召唤出更大的机遇。小饼还真从校服裤子里摸出一枚来给她——第二张彩票，居然刮出了50元，然后第三张，竟然是1000元。猴猴拍着玻璃柜台说“中了”，屋里的人都凑了过来——还真的是1000元！

　　“感觉到了，就是这个感觉！”猴猴念叨着，兴奋地把彩票换了奖金。

　　我始终不能理解她的“感觉到了”是什么意思，不过这话在以后的日子里被她反复提起，比如报志愿学计算机时、大专毕业后到周边农村卖保健品时、第一次裸辞回家备考会计证时、从国企宾馆二次裸辞想凑钱开披萨店时、去驻马店创业卖中医养生器材时……

　　2.

　　托猴猴的福，2006年4月13日，我的18岁生日过得十分奢侈，可以说是饕餮盛宴了。此时距离猴猴中奖才过了一周，她阔气地说，要请客就去“小丑鱼”，铁东最大的西餐厅，她做东，叫上亮泽一起。

　　“小丑鱼”里面有个隐蔽包间，最低消费100元，以前我们都没有机会去。我们在包间里点了德国炸香肠、法式香煎牛排、漏奶西多士、意大利通心粉、舒芙蕾等，名字有听过的也有没听过的，都是我们在大厅吃5元一份的鱿鱼炒饭时内心渴望的美食。那天猴猴一共花了190多，但说真的，那些食物并没有我想象中好，它们的味道让我感觉欧洲好像离我们这座四线东北小城也没多远，肯定没有吉林到哈尔滨远。

　　那年的6月、7月和12月，猴猴、亮泽、小饼也即将迎来18岁生日。我们相识6年（我们是“五四制”，小学5年初中4年），虽然当时已不同班，但凑到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亮泽处了一个占有欲极强、喜欢给她买吃的男友；小饼和前后左右的男生们研究起了那几堂生物老师让自学的“男女连接学”；我在只有5个男生的文科小实验班欣赏奇葩女同学“惹怒男老师的小把戏”；猴猴也选了文科，去了平行班，她对早恋不感兴趣，对学习也不感兴趣，也不大关心同学琐事，沉迷于彩票编织的暴富梦里。

　　饭桌上，猴猴又给亮泽讲起中奖那天的经过以及最近一周的领悟。她觉得不能像她爸那样盯着预售制的彩票，“刮刮乐”才是她的本命财富之神。她那时对彩票比她爸更有发言权，毕竟她一次就中了1000元，她爸买了5年福彩，中奖次数一只手就能数过来，还都是5元。

　　千禧年蔓延全国的国企下岗潮里，我妈和猴猴爸都“买断”了。和我妈那种被领导连吓唬带忽悠买断工龄的工人不一样，猴猴爸对买断这事起初还挺高兴的，他不想在工厂倒一辈子班，拿着70%的工资，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那年月，倒闭工厂的工人交冬季取暖费都费劲（以前单位报销），更别提每年还得自己缴纳社保。买卖不好干，工作不好找，很多人只能举着小牌儿蹲在马路街边“卖大力”，去给人家搞卫生、擦玻璃、打蜡，当油工、力工。我妈下岗第一年在小学门口摆起了地摊儿，收入微薄，还要被自称“管这片儿”的社会闲散人士勒索保护费。猴猴爸身材消瘦，长相精明，圆溜溜的眼珠子时不时乱转一下，是个讲究体面和排面的人，干不了这些。他拿着“买断”的钱，想大干一场，至于干什么，不知道。

　　在那个哀鸿遍野的时代，有几个营生却逆势而上，成了悲惨岁月里的盈利大户，它们就是：网吧、游戏厅、麻将馆和彩票店。

　　2003年之前还没有“双色球”，彩票的最高奖金得根据奖池和中奖人数而定。福彩刚开始在下岗工人中流行时，我爸妈也买过20块钱的，一家人在电视前等着兑奖。2001年时，电视台还播放过一期领奖过程，一个遮着脸的中年女人，说她一家人都下岗了，得亏有了彩票，中了大奖，生活才有了指望——那期头奖是鲜见的100多万。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买彩票的队伍，猴猴爸也是其中一员。

　　上学路上，猴猴总给我提起她爸的买彩心得。

　　起初她爸是走技术流的，会花上一上午盯着彩票店墙上的走势图，他觉得那些随机散落于白色方形小格里的开奖号码存在着某种规律，甚至还会用格尺、量角器和三角板在数字与数字的角度上找寻中奖的秘诀，最后用计算器加减乘除推导出下一期的号码，再花上一两百块钱投注。他揣着彩票回到家，和“儿子”探讨中奖之后怎么花这笔巨款——我们是独生子女政策执行最彻底的地区之一，猴猴爸会管女儿叫“儿子”，仿佛这样做，遗憾就能得到弥补。到了开奖日，彩票成了废纸，猴猴爸的期望变成了失望，但下一期，他就会开始新的计算，循环往复。

　　可能是受到女儿五行八卦论启发，也可能是听谁说了行善发财的因果报应，有那么一段时间，猴猴爸改走行善积德路线，开始热情地为邻居们扫楼梯，给猴猴钱让她请同学吃东西。大约是功德攒得慢，没见效，更讽刺的是，楼头菜市场卖牛肉的夫妻俩倒中奖了，还中了2次，一次是1万多块，一次是6万多块，夫妻俩也不避讳，谁问都如实回答，街坊邻里都知道了。那两口子自己杀牛，每天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按照迷信说法是损德的，至此，猴猴爸靠行善发财的梦，碎了。

　　2003年有了“双色球”，奖金额有500万之巨，不但大人们心动了，就连我们班里的男生们也都一边研究出号一边怒斥要交100万所得税，好像这大奖他们已经中了，就等着去领奖了。

　　我爸妈偶尔也买彩票，当总校副校长的小饼爸爸也买，各种失意者聚集在彩票店，花2块钱买一次机遇，幻想着一票得中，全家享福。我偶尔也买一次，不最大胆的操作也就是4块钱买2注，没有猴猴爸对彩票那么忠实——他把一家人的生日核算成一组数据，常年坚持“守码”，至于到底花了多少钱，我就不得而知了，就像我也不知道那次生日会后，猴猴又在“刮刮乐”上花了多少钱，只记得她之后说又中过2次奖，一次是200块，另一次是500块。

　　猴猴一家都是报喜不报忧的人，面子对于他们家是个挺重要的东西，至少比每天饭菜里能不能加个鸡腿、多盘牛肉重要。

　　3.

　　晨光冲刷着武汉路和F东区的一排排老楼，这些始建于80年代的国营工厂家属楼正在被重新粉刷。一排排整齐划一的六层楼之间塞满了私家车、绿化植物、健身器材、避暑凉亭，包子铺和早餐店门口人头攒动，到处都是老茄子刷绿漆的复苏感。

　　大量工人“买断”后，甩掉了包袱的企业上划归入垄断央企，关系户靠着人脉在“国转私”中装满荷包，耗在工厂躺倒的工人也喝上了汤，收入翻番，福利翻番——我爸就是，当然是在他活着的时候。我爸一个人挣的钱完全可以养活全家后，不太擅长在街头讨生活的我妈就不再摆地摊了，回归了她擅长的麻将赛道。在猴猴爸搞彩票事业的那几年，同为下岗工人的我妈游走于各个麻将馆和街坊邻居麻将局，就认识了猴猴妈。

　　我第一次见到猴猴妈是在家附近的麻将馆，那天我去找我妈要钱，见我妈正站在那卖单儿（看热闹），就问她怎么没打，她说今天没人和她玩，老板娘试着给她攒局了，但未遂——她在这个麻将馆连赢了20天了，大概率上了常客们的黑名单。

　　“她就是猴儿她妈。”

　　我顺着我妈手指的方向看去，一个肥胖又紧绷的背影映入眼中。她块头有一个半猴猴爸那么大，烫着当年很流行的东北港风卷卷头，穿着也是同样的风格，上身一件花花绿绿的砍袖露脐背心，有点儿小，紧紧箍在白嫩的腰背上，下身是同色系的紧绷低腰九分裤，翘着的二郎腿下，踩着亮色系坡跟拖鞋。从后面看，她的身体像被截成了两半，靠着露脐装和低腰裤之间外溢的两三层脂肪连接着。

　　麻友们对猴猴妈都很客气，甚至可以说有些讨好，张口就是“姐、姐”的。我妈告诉我，这里的人都抢着和猴猴妈打牌，哄着她说衣服好看，还会给她买饮料，要是她几天不来，都会去找。

　　我说，同样是打麻将，为啥你跟人家待遇差那么大？我妈说，这得益于猴猴妈的名声——“麻将馆散财童女”。猴猴妈不差钱，输了也不生气，不像一些小气的老爷们，一输钱就在桌上摔摔打打的。更重要的是，她打牌丢张，盯不住上家也看不住下家，连自己手里那13张牌都整不明白，除非哪天点子极幸，否则基本都是给牌友送钱。

　　可我记得在猴猴口中，她妈的麻将技术可另一番境界：“我妈打麻将可厉害了，之前赢了好几百。”

　　不管猴猴妈到底是赢还是输，她家肯定是输得起这份钱——同样留在工厂的猴猴妈，随着企业上划收入倍增，每月扣除五险一金后到手能有4、5千，还不算每年年底按3.6倍发放的奖金。我查了下当年上海市劳动保障局的数据，那时上海市职工月平均工资才2033元，难怪猴猴妈下夜班后就会赶去麻将馆享受麻友们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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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猴来过我家很多次，还参加过我在家搞的生日会，我爸从大润发买了好多零食饮料，我亲自下厨做了利民蒜蓉酱口味的溜肉段和糖醋排骨。说来讽刺，当时我们4个里性格最不稳重的我，竟然是唯一一个会做饭的人，就像多年后，家长们眼里我这个最可能会乱花钱的，却成了存款最多的人。命运真是一场意想不到的打脸旅程。

　　在麻将馆见过猴猴妈背影的1个多月后，猴猴邀我去她家里玩。我才意识到，我们俩家成为邻居1年多了，我还是没去过她家。

　　一进屋就迎面遇见正要去打麻将的猴猴妈。阿姨脸很大，五官很大，眼睛尤其大，又大又愣，和猴猴爸滴溜乱转的眼珠不同，她的眼珠是静止的。见了我，她微张着嘴，瞪着眼，半天蹦出一句话：“高儿来了，要不我给你们做点儿吃的吧。”没等我谢绝，转身就进了厨房。

　　猴猴家的房子是单位分的，标准的60多平老居民楼，两室一厅。我到猴猴的房间摆弄着她书架上的养生书，猴猴就去放饭桌。和东北人家里常见的折叠饭桌不同，她家的饭桌是个非常矮小的矩形桌，像校门口摆地摊用的那种，摆完桌子，猴猴拿了两个板凳放在桌子边。

　　“你们家没有大桌子呀？”我说。

　　“我们家很少一起吃饭，都是对付一口。”猴猴停了停，小声对我说，“我妈做饭不太好吃，你要是吃不下去就别硬吃。”

　　我以为猴猴玩谦虚，我想，玉米粒炒火腿肠和腊肠炒肉这两道菜，就算只放咸盐和味精，也不会难吃到哪里去。可当我把菜放入口中一咀嚼，才意识到猴猴是写实派。我想把菜吐出去，又觉得不太好，只好喝了一口饮料压了下去。我把碗筷放下，说还不太饿，猴猴妈大概是看出我的为难，也可能是对自己厨艺有数，就说自己不会做饭，也很少做饭，然后给猴猴扔下50元，就火急火燎赶去麻将馆了。

　　那天她没有穿紧身裤，是紧身衣搭配超紧的皮质半身裙，她真的好喜欢这种紧绷的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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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猴妈再次出现在我视线中，已经是2007年的夏天，我们的录取通知书都到了。小饼妈和她的同事们，以及同事的老公、我的高中班主任，组了场“西进长白山”的短途旅游。我和我妈、猴猴和她妈也都参加了。猴猴妈依旧肥胖，还是喜欢穿紧身衣服，她带了很多食物，还在空调车上吃起了最爱的榴莲。猴猴爸的福彩事业依旧没有什么起色，猴猴的“刮刮乐”也没有再开出过大奖，但他们家倒是把猴猴奶奶的老房子搞到了手。为了避免猴猴的姑姑和叔叔婶婶闹事，一家三口抢先一步搬进了那个一室一厅，顺道把原来的两室一厅租了出去。

　　猴猴高考只考了400分出头，离那年的文科二本分数线差着80分，她被长春的一所大专录取，学的是计算机相关专业，她自己选的，依据还是“感觉到了”。长远看来，这个feeling本来很有时代意义，不过她着眼在硬件维修领域，可能和她听说校门口卖MP3的音像店靠着《超级女声》大赚了一笔有点儿关系。

　　爬长白山那天是个又风又雨的日子，导游说当地有个颇为迷信的说法，爬长白山遇雨天能当官、遇晴天能发财。我们站在山顶，看着脚下的天池，除了雾什么也看不见，哀怨着该死的天气，猴猴则兴致勃勃地在中朝边界碑大喊：“下次一定是晴天！”

　　或许，她的二代目暴富梦和三代目暴富梦的种子，就是那时种下的。

　　4.

　　我大三暑假时，猴猴已经毕业了。大二时，我问她计算机学得怎么样，“国二”过了吗？结果她扯了些不着四六的话，都是些初高中微机课里的名词。当时小饼已经在准备C语言计算机二级考试，懒惰如我，也报了个C++的培训班。很难想象，猴猴学了3年信息工程，竟然一个专业证书都没考下来。

　　她在长春找了一份工作，听描述，工作内容似乎和她的信息技术专业没啥关系，更像是销售岗。那活儿又累又杂又得出差，底薪1500元，还得是全勤，多少带点儿“黑色产业”的感觉。但她很满意，至少比学电脑满意。她对新工作的规划很美妙——先跟着老板学本领，接着掌握资源，然后取代老板，组建新公司，她当扛把子，再在长春给爸妈买一套大房子。就像每一个初入社会的年轻人那样，她信心满满，誓要摩拳大干，奋斗1年，赚个100万。这个数字不是她随便说的，是经过精心计算的，她说她老板每月最低利润是10万出头，她按照最低收益，应该可以达到这数字。

　　对于她老板的具体业务，猴猴的描述大概是这样：他非常能干、非常了不起，他包了个电台，移动的那种，在长春周边城镇和乡村流动，通过广播给村民做健康方面的科普，顺带卖给他们一些药品。

　　在互联网尚没有沁润到生活每一个缝隙的年代，电台里那些爆笑的男女脱口秀、夜间点歌台、情感咨询节目和广播剧，曾填充了无数个我本应该用功读书的夜晚。偶尔我也会调到某些不太正规的黑电台，听主持人和某个title响亮的“教授”就某些男性隐疾侃侃而谈，听众打来电话询问如何让自己变长——有时候指时间，有时候指男性三大件——然后，那个教授就会向他推荐售价1999、2999、3999不等的灵丹妙药，保证药到见效、变长变强。

　　好吧，中医养生果然是猴猴中意的赛道。

　　猴猴出差只能坐绿皮火车的硬座，然后再倒各类小巴到一些黑林子村、黑鱼泡、大小营子，光听名字都能脑补出冰天雪地“闯关东”的画面。她的收入甚至无法覆盖花销，每个月都是她妈给她填钱。在猴猴妈看来，这份工作着实不咋地，老板的利润虽高，但分到猴猴手里也就仨瓜俩枣。收入低还是其次，长春没熟人，猴猴有事儿也没个人照应，要是回老家，她可以帮女儿找个知根知底的工作，住在家里，省钱又有人照顾，再趁着年轻，嫁个国企工人，安安心心当个家庭主妇，岂不是美哉。

　　“我妈就是短视。”我和小饼去长春看猴猴时，她对她妈的计划给出这样的评价。小饼告诉我们，猴猴妈的计划已经被我们的初中语文老师执行了——语文老师教学质量好，常年带拔尖的班级，不过，“桃李满天下，自家结苦瓜”，她女儿“蓝同学”和我们一届，学习极差，后来上大专学的酒店管理，毕业后在本地酒店实习了一段时间，干的是服务员的活儿。在语文老师的撮合下，“蓝同学”火速嫁给了她同学的姐姐的同学的儿子，那男孩比她大不少，在国企“三班倒”，听说收入不错。结婚后，“蓝同学”就在家专心生孩子，我和小饼本科还没毕业，人家已经要临盆了。

　　“服务员也没啥好干的，还不如早点结婚。”猴猴对“蓝同学”给出这样的评价。

　　殊不知，就在此刻，命运已扔出了一记打脸回旋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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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段时间，猴猴为搞钱而努力，精神高涨。她带着我们去重庆路买衣服，我和小饼觉得专卖店的衣服有些贵，还是黑水路（大型批发市场，长春的“五爱街”）比较适合我们，猴猴认为这样不对，说穿什么衣服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这些钱该花还得花。

　　那是2010年年底，我和小饼还是大四的学生，去美特斯邦威和森马都是直接越过楼下的当季款，直奔楼上的过季处理区。但那时猴猴已经穿上了歌莉娅、艾格和衣恋，甚至还在ONLY买了一件1000块出头的裙子——当然，是她妈买单。当时通过总部“输血”，国企建成了一个个大型装置区，猴猴妈所在的工厂是整个系统的龙头，就算是在一线倒班的工人，每年扣完“六险二金”后，依旧能到手16到17万。靠这份收入的底气，猴猴爸依旧过着在家养精蓄锐的日子，颇有建树地考下了大货车驾驶证，而猴猴在长春不仅穿的上档次了，住的也很哇塞——房子在高新区卓越大街附近，离她学校不远，是一套两室一厅的合租房，她的房间向阳，每个月1200元，不包水电。作为初代目暴富梦的载体，“刮刮乐”并没有退出猴猴的生活，她楼下就有个彩票店，没事就去买几张，心情不好的时候，更要买上200块钱的解解压。

　　猴猴请我们吃饭的时候，小饼提醒她，这工作不太靠谱。猴猴说，现在这工作，又给了她那种“感觉”，就像高二那次中彩票，刮完那张中了20的后，感觉“下面肯定能中”。她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神坚定，朝我们微笑着露出8颗烤瓷牙——也是她妈出资给她做的。

　　她对这一口亮闪闪白晶晶的假牙非常满意。这事儿我不太能理解，虽然我也有5颗同样的牙。我打小对往身体里安装科技零件这事儿很反感，结果命运也给我来了个打脸回旋镖，至今提起，这都是我心头一怒：大二期末前，我在学校后边的女儿河骑车摔晕了，被抬上救护车后发现自己的大牙碎了半颗，之后又被那个该死的牙科诊所大夫忽悠，换了5颗烤瓷牙。他给我装牙的时候，一直在和护士媳妇讨论打麻将的事儿，我第一次知道，麻将除了“五五幺”、“幺幺二”、“包锅”这些常规组合之外，还有“百六”的赢法，可以下“东南西北旋风蛋”，一个蛋10块钱，几千输赢是常态，赶上点儿背，一次能输上万。

　　见猴猴对这份工作如此当真，我和小饼没有再多说什么，毕竟，小饼忙着考研找工作，我在写毕业论文的第三稿，就连亮泽也在某个南方大型家具厂实习，我们都有各自的问题，也有各自的命数要面对。我更多时候是个懒惰摆烂时找借口搪塞、无能为力后自嘲认命的人，猴猴比我牛X，她是真敢信、真敢想、真敢干。

　　5.

　　2011年7月，我们4个发小回到老家聚首，度过跨入人生新阶段的最后几个月：小饼放弃了国企的offer和留校当导员，去了哈尔滨读研究生，每天吃吃喝喝，顺便提前看看课程；亮泽在国企校招、走关系双向未遂后，去了无锡的一家外贸私企干报关员；我在本地电视台的相亲节目找了份打发时间的活儿，等入职国企当分析工；猴猴想变成男性保健品大佬的计划踩空了，她听从了她妈的建议，回了老家，等着疏通关系找份体面的差事。

　　我、小饼和猴猴组成街溜子三人组，一有时间就去轧马路。我们去北山看荷花、去龙潭山拍照，日子惬意极了。没逛多久，猴猴就入职了——她妈应该认识些人，不过也不算太好使，猴猴去了国企下属的一个小型宾馆，没有任何保险。宾馆在郊区，上一天一夜宿，休息一天，日薪150，每月2250，压月付清。

　　都说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但估计在一百个老东北人眼中，十个九个都会认为能在国企当劳务派遣，也是个体面的工作，是要使些银子和认识些人的。可惜猴猴并不在这类人里。

　　小饼去哈尔滨后，我去猴猴家找她聊天。她奶奶那个一室一厅是糖葫芦户型，屋里挺昏暗，最里边是猴猴的房间，她窗户下边是马路和公交车站。她爸妈给家里做了简单装修，置办了新的柜子和大的折叠桌子，这次我们不用坐在板凳上吃东西了。

　　“是前台，不用干收拾屋的活儿，可以好好学习。”猴猴边往嘴里塞冰淇淋边说起她的新工作。她说开始她不太想去，本来从长春回来后，她的新计划是考会计证，打算先报个培训班慢慢学着，等考试过了再找机会从头再来，既然挤不进来钱快的行业，退而求其次学会计也不错。

　　我心想，她高中时的数学成绩一直挣扎在40到50分左右（150分满分），就连初中简单的数学考试，她都很少能过72分的及格线（120分满分），这计划大概率不行。

　　在和小饼背后蛐蛐了几个月后，我还是当面问出了这个问题：“你之前为啥不干了？”

　　猴猴没有正面回答，先是说太累，而后又把她妈之前的“短视理论”重复了一遍：在长春没熟人，除去房租和日常开销，啥也不剩，算账后还不如直接回老家。她说这些的时候没有抬眼，只是不停地往嘴里送冰淇淋，吃完了一桶，又从冰箱里拿了一桶。我劝猴猴少吃点甜食，当前台要穿西装和短裙，身高1米7的她体重已经过140斤了，那套前台工作服着实有些紧绷了。

　　我们正聊着，猴猴妈和刘姨进了门。

　　“高儿来了！”猴猴妈和我打招呼。

　　自从长白山之行后，我有4年没见过她了。她身材更丰腴了，依旧是紧绷系穿着，不过色彩转到了卡其色系。

　　她接着对身边的刘姨说了一句：“就是她，我之前和你说的那孩子。”

　　刘姨凑到我跟前，用不太客气的语调问：“你进国企了呗？”

　　“……也不算是吧，签完三方，做了体检，还没正式上班。”我说。

　　“哎呀，那你可算撞大运了，多少人想去都去不上，小猴就没你那运气，要不说有的人会死，死都死在单位。”刘姨说完，看了看猴猴。

　　我不知道这个素未谋面的女人为何有如此大的恶意，但那段时间，确实不少原本对我不错的老家同学在知道我入职国企后，都变得阴阳怪气起来，有人甚至直接把我拉黑了。有那么几个月，就连小饼也是我说啥她怼啥。其实我进厂后过得并不好，车间糟糕的工作环境，糟糕的人际关系，同届关系户的排挤，把这份工作唯一的优点——“收入稳定”——蚕食殆尽。

　　“还是小猴运气好，父母双全，又有家人照顾，现在还去了国营宾馆。”

　　我这话一出口，猴猴妈马上上手拉刘姨胳膊，又对我说，猴猴现在工作的地方可好了，都是给老干部用的。猴猴也顺着她妈的话茬，说起那宾馆虽然在郊区，但鸟语花香，餐厅吃的也好，平时除了培训和会议，就只接待领导，比江南的酒店都好，之后还要装修：“啥球类场地都有，就差一个游泳池了，等装修好了，更豪华。”

　　“那你之后分哪个厂子（公司下属有30多个工厂和二级单位）呀？哪个车间呀？每月能挣多少钱呀？”刘姨又开始问我话。

　　“你那么想知道，干脆给王XX（一把手）打个电话呗，你替我问问给我分哪儿了。”我没好气地怼回去，白了她一眼。

　　猴猴妈见状，忙说要和刘姨出去打麻将，让我好好在家里玩，又给猴猴留了500块钱，说要是出去玩，别抠搜的。

　　她们出门后，我问猴猴那个老娘们是干啥的，猴猴说是她妈以前的同事，之前也“买断”了，卖过一段时间安利，现在没事儿就和她妈打打麻将。

　　此番交流，让我觉得生活充满了恶意，即便相识多年的人，也不知道面庞下隐藏着怎样不堪的想法。

　　6.

　　2012年五一小长假，我正想着要不要找猴猴唱歌，还没等我打过去，她的电话先到了，语气不好，带着哭腔：“我现在太难受了，你在哪里，能不能出来？”

　　假期的最后一天晚上，我们在“贵族烧烤店”边吃边聊，我这才知道，猴猴又换了地方，但并非出于自愿——那个宾馆装修一新后，被国企送给了市里用作离休老干部活动中心，员工则分回了国企旗下另一家四星级宾馆，在龙潭山下、松花江边，距离猴猴家坐公交4站地，只上白班，每月轮休4天，收入待遇不变。

　　“这是好事儿呀，你下楼坐公交，10分钟不到就能到单位。”我说。

　　猴猴说，起初她也是这么想的，等到了那儿才发现并不是那回事儿。那个宾馆的前台要长相漂亮、身材苗条的小姑娘，她被分到了会议室，负责各种会议培训期间的服务，主要是收拾卫生，给来培训的人沏茶倒水。纷繁的会议和培训轮轴在宾馆举办，猴猴每天忙得像个陀螺——如果她能坚持到年底“八项规定”出台，或许裸辞的想法就不会那么强烈。

　　新单位每隔一段时间都要轮岗，猴猴先被轮去了客房部、KTV部，然后轮去了餐饮部，天天干传菜、收拾餐桌的活儿，就是“蓝同学”之前实习的内容。五一假期婚宴激增，猴猴被叫到婚宴厅传菜，端盘子出来，发现那天的新郎是自己高一时的同学。那个男同学的爸爸是公司下属二级单位的厂长，大学毕业后自然顺利入职企业，娶了另一个领导的女儿，女孩和他是前后脚入职的。作为处级干部的子女，婚宴自然定在企业下属的宾馆，婚礼上很多高中老师和同学都去了，他们看到猴猴都很惊讶，而猴猴一遍遍传菜时，心里超不是滋味。

　　“我当时就想，凭啥呀，他是厂长的儿子，我就得给他当服务员呀？”猴猴越说越激动，说不想干了，我劝她慎重，她妈肯定不同意。

　　我理解猴猴的难过，和我入职一个工厂的人，有公司副局级领导的侄女、处长的女儿，最差的也是个科级干部的儿子。如果有一种魔法，像韩剧《S-line》那样，把化工城里每一个人的头顶画出肉眼可见的红线，连接到有血缘关系的人头上，那一定可以织成一张巨大的网，大家靠着这张用血缘和姻亲建立起的大网，从上边吸取“血液”输送给自己的亲属。

　　“你会计证考咋样了？”我试图转移猴猴的愤怒。

　　“早就不学了。”

　　她继续倾诉当天的委屈，说同学们一个个轮番过来问她“咋干这个了”，现在所有人都知道她是个服务员了，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我劝她往好的地方想想，她就开始算账：每天打车上下班要12块，每天干这么多活儿，根本就是血汗钱。她越说越生气，起身跑到马路对面的彩票店，回来时拿了一整板“刮刮乐”。她愤怒地刮、刮、刮，边刮边骂“凭啥呀”“我就不信我不能发财”“中中中”……

　　我内心五味杂陈，一方面猴猴的愤怒是我每天上班的“必修洗礼”，我感同身受，另一方面，我也有点儿幸灾乐祸，那天刘姨的糟糕问话，大概率来自猴猴和她妈之口，我在自己内心的邪恶小剧场里，早已经拿起皮鞭大呼：小样儿，作为社会主义打工人，现在也尝到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小皮鞭了吧，爽不爽？舒不舒服？说话！

　　那天没有刮出大奖，600块的彩票只刮出200多，饭后我俩去“钱柜”唱歌，她单曲循环《最炫民族风》，我瘫在沙发上，在她跑调的嚎叫声小憩起来，等再睁开眼，歌还是没换。那晚她嗓音全开，唱到凌晨3点，还能唱，但KTV打烊了。我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在解放大路上，说回家吧，她说不想回去，于是我们又去了大润发二店附近一家24小时营业的肯德基。

　　可能是累了，也可能是困了，消停后的猴猴没了之前要辞职的决绝，倒是说起了新宾馆里的趣事，比如，级别越高的领导事儿越少，对服务人员也越客气，反而是最基层的科级干部最难搞，尤其是那些厂里的车间主任、书记，对她们吆五喝六，倒茶慢了就指指点点。碰上这些人，服务员们会在添水时加点儿料，至于什么料，猴猴说天机不可泄露。还有，和厨子处好关系，就能吃到自己喜欢的菜，上菜前偷偷留下一部分也不会被人发现，从这个角度来看，也算是别人吃她们的剩菜口水了；给领导准备的一些进口零食，领导通常不会吃的，她们就偷偷拿回家。

　　此外，还有更劲爆的秘闻：某个公司大领导和某市里大领导是拜把子兄弟，在宾馆设了专门的套房，很多有身份的人都在那“私聊”。那位公司大领导的儿子是小饼的高中前桌，那位市里大领导的姐姐是我们高中的校长，外甥女是公司处级干部。

　　那位市里大领导是从公司一把手升职去的市里，直到多年后，他出演的反腐教育大片上线CCTV-1后，我才后知后觉，猴猴那些秘闻的可信度还是很高的。大领导在纪录片里反思罪孽，说他犯罪的起点，是在担任公司经理时。纪录片中披露：“办案人员介绍，他担任市委书记以后，在干部、人事、工程、项目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很多问题。想提拔谁就提拔谁，想给谁什么项目就给谁项目。同时，他不仅自己大搞权钱交易，还纵容家属在幕后收钱敛财……”

　　聊着聊着，天亮了，我滚回单位上班，猴猴则回家补觉。看样子，她好像看开了，没承想这只是一个开始。

　　7.

　　彻夜宣泄后大概一周，猴猴约我出去吃烧烤，还带了个女同事来。那女孩长相憨厚，身体壮硕，是外五县来市里打工的，通过熟人去了宾馆干活儿。她和猴猴十分投契，两个人都想发财。

　　撸串时，猴猴再次提起辞职单干的事儿——她现在轮岗到了宾馆的健身房，算是比较轻松的“优差”，但她觉得自己应该有更大的舞台，而且，那段时间，她又“感觉到了”，这次，她想到的是餐饮创业。

　　她说，在长春时吃过一家披萨店，和必胜客不一样，属于传统意大利披萨，用火烤制，需要一定手艺，她学会了的话，就能在本地开一家。

　　听到至今五谷不分的她要去学做披萨，我立时想配个BGM：欧欧欧欧，她不闪躲。我对这点子持怀疑态度，坚决的那种：“开店，还是披萨，那得多少本金呀！”

　　“启动大概要40万，咱俩各出一半，我负责制作，你负责管理，赚了钱一起分。”

　　“对，我以后就到你们店里帮忙，咱们也闯一把！”那个女孩附和。

　　她这话一出，我的脑袋像炸开了一样——钱从哪来？怎么经营？到底投入多少本金？本地消费者能不能接受……

　　以前我们4个人的家长和老师，都觉得我是个想一出是一出的孩子，就连身边的同学也都觉得我不着调。可我的随性随意，也只是停留在吃喝玩乐上，在人生大事上好歹也算有个底线——骗我感情可以，骗钱不行；创业虽好，稳定更好。现在看来，我不过是又孬又怂，猴猴才是真的“勇”。我一直知道她不甘于投靠婚姻当男人的附属品、过手心向上的日子，也不想苟延于那些“二代”“三代”脚下、过混吃等死的日子，更不想像她爸妈那样寄希望于彩票麻将这些天降大运的事儿。她身体里有个大女主的灵魂，想走事业咖路线，但由于能力、资源各种限制，她变成了一个想成功却不停踩狗屎的人。

　　如果当年她遵循“感觉”的指引，把信息软件学明白，那她大概率是能踏上互联网时代的红利的，即便后来的乡村保健事业口碑不好，要是她有足够的能力掰扯明白，绝对可以在收入上支棱起来的。我劝她从长计议，她又说开披萨店的利润有多大。听着她细数南欧传统美食在东北小城的蓝海市场，我内心os：利润大不大和咱有啥关系，你怎么不计划去伊拉克倒腾石油！

　　“我觉得你还是先把披萨制作这关过了再说。”

　　我以为这借坡下驴的推托能让猴猴知难而退，不料她却迎难而上。

　　那时正值创业热潮初期，年轻人一窝蜂出来创业，餐饮行业是首选。一想到家楼头沿街卖麻辣串的两口子开上了奥迪A6L，猴猴就特不甘心，她想找她妈出资，再贷一部分款，我再出一部分——至于披萨制作，她打算请一个师傅。

　　闲暇时，我俩经常去“小丑鱼”吃饭，她总是提起高二刮彩票前的“感觉”。她那时得有150多斤了，眼圈却总是黑的，面色因长期熬夜打游戏而发黄。她眼神虔诚地看着我说：“小高，听我的，就是那‘感觉’，你一定要有钱，不要在国企里混日子，那里全是关系户，咱们这样的人一辈子也翻不了身，浪费生命。”

　　她又问我：就打算这样了吗，你瞧得起那些人吗？我不知道这是她工作后的真实想法，还是劝说我出资的激将法，但这话让我心里不是滋味——这是我瞧不瞧得起“他们”的问题嘛，是“他们”瞧不上我，也可能瞧都没瞧我！人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事事都有人给布局铺路、出谋划策、安排周详，平台、机会、人脉，要啥给啥，手底下一堆排着队奉承他们、替他们干活儿的寒门子弟，都不用费脑细胞，只要当个听话的孩子就行。干好了算虎父无犬子、步步高升，干不好，最多落下个“没出息只能当个正科”的埋怨，但日子还是衣食无忧、喜乐顺遂。

　　“我那不是没招儿嘛，扯那些臭氧层子干啥玩意儿，对付过呗，还能离咋地。”我说。

　　猴猴似乎看出我的心思，说起“小丑鱼”换了新老板的事——新老板之前是个国营厂的倒班工人，因为要照顾受工伤的父亲，提了离岗歇工申请，兑下了这间西餐厅。

　　我连连摇头，说他是他，我是我，我可没有这经营饭店的本事。

　　“啥本事不本事，你看我家原来楼头那两口子，初中都没念完……”

　　见我沉默，猴猴说我可以少出些钱，她找她妈想想办法，她妈还有不到3个月就正式退休了，让她妈联系一下之前相熟的同事，出点儿钱，也算“苟富贵不相忘”了。

　　见猴猴态度决绝，我灵机一动，建议说可以从摆地摊着手。那时距离拼多多成立还有不到两年时间，网购还没有完全渗透到小城的各个区域，在这个东北四线城市边缘地带摆个摊，还是有些赚头的。我姥爷当年摆地摊卖过猪头肉，也卖过鱼食，我妈下岗后也摆过地摊，如果我也利用下班时间摆地摊，也算是一种传承——这么看，我也算是有某种世袭的人，所以一直有搞副业的想法。我和猴猴说，我日语学习班的同学是化院的学生，他的室友去年夏天在文化馆那儿摆摊卖鹿角梳、八爪鱼头皮按摩器和刮痧板，挣出来了这学期的生活费。那地方没人收管理费，就是得提前去占地儿，等天气暖和了，你先去占地盘，我5点下班后马上赶过去，挣了钱平分。

　　猴猴立刻否定：“那多不体面呀，在文化宫摆地摊遇到熟人咋办？”

　　“遇到熟人才好，看我在这儿摆地摊，高低不得给我甩两张再走呀！”

　　她沉吟了好一会儿，没有同意。

　　其实那时候我对猴猴也渐生不满——得知我工作一年多就攒了10万块钱后，她总是想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计划，然后拖着我出资，还把我有存款这事儿告诉了她那个女同事。我心里盘算着：如果和猴猴合伙搞副业，最多也就是摆地摊，再多投入，我也是信不过她。

　　既然她看不上摆地摊，那我正好也有了拒绝出资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