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与中央之争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但吴长庆却没有下场站队。
他反倒是指示亲信制造舆论，让百姓和百官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件案子上。
去年，镇江发生了一起杀人案，一个年近三十的男子为母报仇，杀了邻居一家八口。
手段极其残忍，连老人和小孩都没有放过。
这本是一件很普通的案子，类似的案子大华一年没有十起，至少也有八起。
因为证据确凿，凶手也供认不讳，所以镇江县令岳均直接判了凶手张三死刑。
但是张三不服，而张三的姐姐更是在高人的指点下来到了南京上诉。
吴长庆这些年的精力都放在了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上，官制旧俗改变的不大，比如审案还是当地长官，而不是有专门的司法部，法院。
正规的上诉途径也是没有的，还是和以前一样，想要上达天听，把事情闹大，上诉者就得先滚钉板。
旧时代有这样的规矩其实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不把上诉的难度提升，天知道会有多少人上诉。
以旧时代的行政能力，根本应付不了这么多的麻烦。
敢于滚钉板，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非常冤，至少其本人认为自己非常冤。
滚钉板这种事在大华朝还是第一次出现，报纸上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并且引发了广大的关注。
一拨人认为张三生性凶残，其罪当诛。另一拨人则是认为张三很孝顺，情有可原。
孝道一直是儒家文化里推崇的精神，所以支持对张三从轻发落的人占据了多数。
所以，镇江县令岳均无奈的进行了二次审判，把死刑改判成了流放。
不管这件案子闹的有多大，争议有多大，这对大华来说都只是一件小事情。
但是，随着吴长庆的发话，这件事立马就变成了大事情。
这就是一个皇帝的影响力。
面对岳均的改判，吴长庆当着众多大臣的面问道，法律和道德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有什么区别？
吴长庆一发话，众多大臣立即揣摩起吴长庆的心思。
有的人猜得到，但更多的人则是猜不透。
那些渴望在吴长庆面前表现的大臣趁机发言，但是绝大部分的发言都无法让吴长庆满意。
直到刑部侍郎秦操发言，他说道：“法律有标准而道德没有标准。”
吴长庆终于听到了自己想要听的话。
法律不管合不合理，但它是一个标准，按照这个标准来治理社会，社会就不会乱套。
但是按照道德来就不行了，因为道德这玩意可没有绝对的标准。
有的人觉得人贩子应该诛九族，有的人觉得人贩子应该死刑，还有的人觉得人贩子应该判有期徒刑。
每个人心中的标准不一样，那人贩子到底应该怎么判？
再比如通奸，有的人觉得通奸十恶不赦，绝对不能干，做了就要浸猪笼。
但是有的人却觉得自己是在追求爱情，完全不觉得这是在犯罪。
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情，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标准，无法统一，那通奸罪到底该怎么判？
这时法律的优点就体现出来了。
别管某条法律合不合理，总之它制定了一个标准。
杀人就得偿命，通奸就得坐牢。
法律明明白白告诉了天下人规矩，不管天下人服不服都得遵守。
而张三的行为无疑是在挑战法律，挑战大华的权威，他显然觉得大华的法律是错，认为自己才是对的，正义的。
这种想法本身就有大问题，就如同很多地主觉得自己的土地，想收几成税是自己的自由，认为自己是正义的。
结果呢？大华前几天可是狠狠的杀了一批劣绅，就是那些对百姓剥削的极为凶狠的地主士绅。
还有以前那些喜欢囤积居奇的奸商，他们中也有人觉得自己的东西，自己想卖就卖，不想卖就不卖，这是自己的自由。
结果呢？大华对这些奸商可没有心慈手软，抄家流放的人一大批。
无数例子都在证明一件事，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不代表就可以做，法律规定了不准干的事就是不能干。
无论这条法律是否影响到了自己的利益，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能同时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有钱人就特别不喜欢‘杀人偿命’这条法律，他们更希望朝廷颁布的是‘杀人赔钱’。
......
看到吴长庆的神情变化，其他大臣顿时后悔不已，看向秦操的眼神中也都充满了羡慕嫉妒
恨。
一些机灵的官员随即纷纷附和秦操的说法，然后对岳均进行了狠狠的批判。
开玩笑，一个地方长官，居然被民意绑架，随意就更改了自己的判罚。
意志如此不坚定的人，有什么资格做一县之长。
然而，令众人惊讶的是，吴长庆却没有对岳均批评，他反倒是体谅起了岳均和各地主官的难处。
吴长庆说道：“这也不能完全怪岳均，时代不同了，以前在一个地方当官需要管理的事情不多且并不复杂。而现在的县令不但要管治安、教育之类的事情，还需要管经济发展。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在每个方面都精通.......”
话说到最后，吴长庆才爆出了自己的最终目的。
他说道：“所以我决定新增一个部门，就叫法院，专门负责审理案子。法官只负责审案子，县长则是可以专心负责行政.......”
听到这，机灵的大臣已经明白了。
陛下这哪里是体恤岳均，体恤下属，这分明是在分权啊。
一个没有了审案权力的县令，在地方上还如何作威作福？
如果说话不需要付出代价和承担后果的话，此时全天下的地方主官都会说一句，陛下我们不辛苦，我们一点都不辛苦。
只是，此时吴长庆面前的诸多大臣却不敢反驳吴长庆的命令。
别说吴长庆找了一个体恤下属这样温情脉脉的理由，就算是吴长庆直接简单粗暴的下令要新增一个法院机构，众大臣也不敢反驳啊。
“如此一来，会不会大量的增加行政成本？”
户部尚书说道。
一个县增加一个法院，全大华就得增加十几万官员。
“正如陛下所说，新增法院之后，地方主官就有更多的时间去管理经济发展，自然也就能为朝廷多赚钱。”
立即有人站出来坚定的支持吴长庆的命令，只不过这是在拍马屁还是真心认同，这就没人知道了。
经过一番辩论，最终新增法院这件事算是定了下来。
在吴长庆的指导下，新增的法院倒是有模有样。
有审判的法官，也有提起攻速的检察官，还有负责辩论的律师......
当然，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地方主官的权力被狠狠的削弱了。
地方上的官员自然是极为不满。
以前的县令是裁判，同时自己还可以做运动员。
而现在，裁判变成了法官，他们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为所欲为了。
“岳均这个废物着实该死。”
地方主官不敢说吴长庆的错，只能逮着岳均来骂了。
若不是岳均太废物，没有处理好案子，给了吴长庆借口，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永兴二十九年，秦操被任命为最高法院的法官。
同时，一大批接受了特训的法官，检察官前往安徽，江西，广东等十几个中原省任职。
大华太大了，前期暂时就这十几个省建立了法院，因为人才不够。
特训的内容有很多，核心就是一条，他们直接隶属于中央，和地方长官互不统属，不需要给地方长官面子，更不允许官官相护。
知法犯法，罪加一等。
剥夺了地方官员司法权只是第一步，吴长庆接下来还要剥夺他们的执法权，既设立警察部门。
经过几个月的思考，吴长庆已经确定了改革的方向，那就是君主立宪制。
完全放弃皇位是不可行的，至少现阶段不可行，全天下的官员都不会答应。
吴长庆原来所处的时空中那些改革成功的例子，无一例外是因为有外部的压力，被逼无奈才进行的改革。
又或者是原有的特权阶级被一扫而空。
而现在大华已经统一了全球，完全没有改革的动力，特权阶级都想要保持现状，又或者变的更加封建传统些。
所以，吴长庆只能搞一个半吊子的改革，以法治国，确立宪法最大的概念。
用法律的方式来保障各级官员的特权，同时也约束着各级官员的权力。
任何触犯了法律的人，都得接受相应的处罚，而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当官的有千百种办法来逃避处罚。
吴长庆要树立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概念，这个概念比较容易被天下人接受，毕竟以前就有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概念，这是很多人所认同的模式。
天下人可以理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却无法想象一个没有了皇帝的国家是什么样子，更加无法接受。
.......
各地的法院刚刚成立时，几乎接不到任何案子。
很简单，百姓压根不知道法院是个什么玩意，在百姓眼里这还是官府。
所以，各地法院成立后的工作并不是审案子，而是做宣传工作，向百姓普法。
这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好在头一批法院官员都是精挑细选，经历过特训的人，几乎不存在混吃等死的废物。
而且他们心里也清楚，一个新增的部门前期是最容易升官的机会。
错过这个机会，以后想升官就难了。
有抱负的人，此时都是在不辞辛苦的工作着。
在这番辛苦之下，一些成果陆续出现。
佛山县，制衣厂商人刘启壮着胆子走进了法院，递上了状纸。
前年，佛山县令的外甥开了一间制衣厂，只可惜因为管理无能，一直亏本经营。
眼看着厂子要倒闭，他只能求助于舅舅，利用手中的权力，强行封了刘启的厂子，把刘启原来的客户都转移到了林荣的厂子。
面对这种事情，刘启只能忍气吞声，毕竟他也不可能去告官。
否则佛山县令汪大文估计会来一句‘台下何人，为何状告本官？’。
而现在不同了，刘启得知了朝廷的政策，并且理解了这个政策，知道了法院是可以约束官员，和汪大文不是同穿一条裤子。
于是乎，刘启便选择了告官。
事实上，因为林荣经营无能，那些转移到林荣厂子的客户都已经大幅度的降低了订单，林荣的厂子已经再次陷入了经营危机。
而林荣改行之后，新事业也进入了稳定期。
只不过，刘启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永兴二十九年五月，大华法院受理了第一件民告官的案子。
因为开了先例，所以这件案子备受关注。
汪大文知道这时的风头很紧，自然也不敢有什么小动作，老老实实的配合着调查。
事实很清楚，证据也很确凿，这件案子判的非常快。
林荣不正当竞争，罚款五十万，大概是他家产的一半，同时判刑一年。
汪大文利用职务之便欺行霸市，免除一切职务，入狱两年。
这个判罚比较轻，主要是汪大文有坦白从宽的情节，而且整个案子也只是侵害了刘启的经济利益，没有对刘启的身体造成什么伤害。
判的虽然轻，但产生的影响却是极大。
民告官居然告赢了，而且刘启身后没有任何背景，就是一个普通的商人。
百姓和商人都惊呆了，他们发现自己竟然有了反抗官员的权力。
官员也都是惊呆了，他们发现自己竟然不再是高高在上，在法律面前居然和那些贱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