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7点15分，NICU的双层玻璃门缓缓自动滑开，带着一丝外界的凉意——那是夏末清晨特有的清爽，混着门诊楼方向飘来的淡淡消毒水味，轻轻漫进恒温24℃的病房。
张柏年背着手走了进来，他身上穿着一件灰色羊毛开衫，领口处织着的浅纹已经被岁月磨得有些模糊，外面套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衣角还沾着一点没擦干净的耦合剂，像不小心蹭上的月光。
胸前的“主任医师”胸牌边缘被磨得圆润，可“张柏年”三个字依旧清晰发亮，像是用几十年的临床时光，在金属上刻下的勋章。
他走路的脚步极轻，鞋底几乎不蹭地面，却自带一种像低音鼓般沉稳的存在感——所到之处，护士站原本急促的键盘敲击声不自觉放轻，年轻住院医汇报病情时，原本有些发紧的声线也自动降低了两度，整个NICU的节奏仿佛都随着他的脚步慢了下来，变得格外有序，连监护仪的“滴滴”声都似乎柔和了些，像在配合他的步调。
7点20分，每日的大查房准时开始。张柏年站在队伍最前方，身姿挺拔得不像年过六旬的人，像一艘破冰船，稳稳破开清晨尚未散尽的薄雾，带领着医护团队走向一个个保温箱。
阳光透过百叶窗，在他身后投下细长的影子，落在地面的消毒水痕迹上，像给冰冷的瓷砖镀了层温软的金边。
“昨晚25周的超早产儿‘小九’，体重680克，之前有血压波动和肺部出血的情况，现在出血止住了吗？多巴胺的剂量有没有根据血压调整？”
他的声音不算高，却精准地落在夜班医生的神经末梢上，带着不容忽视的威严，每个问题都像一把小锤，敲在关键处，没有丝毫冗余。
年轻医生立刻从文件夹里抽出记录单，手指因为紧张而微微发颤，双手递到张柏年面前，语气恭敬又认真：“张主任，‘小九’昨晚的出血量大概0.8毫升，我们已经把高频振荡呼吸机的振幅从8调整到6，目前血压是用多巴胺以5μg/kg・min的剂量维持着，凌晨4点测的血气分析，乳酸值从3.2降到了2.1，暂时稳定。”
张柏年点点头，没有立刻说话，而是俯身靠近保温箱。
他微微弯腰，动作带着岁月沉淀的缓慢，目光专注地落在里面的小生命上——“小九”的胸廓在呼吸机的辅助下，轻轻起伏着，幅度小得像风中摇曳的蒲公英，皮肤薄得像一层透明的纱，能清晰看见皮下淡紫色的血管网，像极了他年轻时在标本室见过的胚胎模型，脆弱得让人心疼。
他缓缓伸出食指，隔着透明的箱壁，在孩子额头上方停留了三秒，指尖离箱壁只有一厘米，仿佛在测量某种看不见的温度，眼神里满是对生命的珍视，像在与这个小小的生命进行一场无声的对话。
“把吸入氧浓度（FiO₂）从35%降到30%，呼气末正压（PEEP）从6调到5，给孩子的肺一个自主呼吸的机会。机器是辅助，不是枷锁，别让他一直依赖。”
张柏年的声音依旧平稳，可话音刚落，护士站的医嘱系统就自动跳出了参数调整的提示，年轻护士立刻拿着记录板跑过来，笔尖在纸上飞快滑动，没有丝毫犹豫——对他们而言，张主任的话就是最可靠的指令，是无数次抢救成功沉淀下的信任，比任何指南都更有分量。
查房队伍继续向前移动，来到12号床前——这里躺着一名31周出生、刚做完坏死性小肠结肠炎手术的宝宝，腹部贴着无菌敷料，引流管里残留着淡绿色的胆汁样液体，像初春刚融化的溪水。
张柏年的目光扫过床边的引流袋，只一眼就准确捕捉到关键信息：“胆汁样引流液有15毫升，颜色比昨天淡了些，说明肠道功能在慢慢恢复。继续禁食，加用谷氨酰胺，0.5g/kg，分两次给，保护肠黏膜，为后续开奶做准备。对了，腹围每天测三次，记录在护理单背面，别漏了。”
后排的护士陆明轩赶紧拿出笔记本，奋笔疾书记录下医嘱，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在安静的病房里格外清晰，连标点符号都不敢马虎——他还记着上个月因为漏记一次腹围，被张主任温和地提醒“细节里藏着孩子的命”，从那以后，每次查房都像在参加一场重要的考试。
韩皙宁则微微侧身，把刚打印出来的最新血气分析报告递到张柏年面前，报告上的pH值、二氧化碳分压等关键数据用荧光笔标了出来，方便他第一时间查看，动作间满是对老师的尊重与默契，像学生在给先生递上整理好的典籍。
路过NICU办公室门口时，张柏年的脚步没有停下，目光却不经意地掠过墙上挂着的两张合影。
左边那张是1998年NICU刚建科时拍的，照片里的他还很年轻，头发乌黑，穿着洗得笔挺的白大褂，和三位初创医生站在旧楼斑驳的走廊里，身后是两台老旧的保温箱，像两个笨拙的守护者，眼神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与不服输的韧劲；右边那张是去年科室年会的合影，全体医护人员围着“NICU25周年”的红色横幅，比出整齐的“心”形手势，笑容灿烂，身后是一排先进的层流保温箱，满是蓬勃的生机。
两张照片之间，隔着整整26年的光阴，也见证了NICU从无到有、从简陋到先进的历程，像一部无声的电影，诉说着医者的坚守与传承。
张柏年的目光在照片上停留了两秒，嘴角微微上扬，像是想起了当年和同事们一起熬夜改装保温箱的日子，那些艰苦却热血的时光，如今都成了最珍贵的回忆。
最后，他在25周早产宝宝的保温箱前多停留了十秒，目光久久没有离开，眼神复杂——有对小生命的心疼，有对治疗的期待，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担忧。
他侧过头，声音压得很低，只有身边的韩皙宁能听见，像在说一个只有两人知晓的秘密：“皙宁，这孩子情况特殊，体重轻，并发症多，你打算这样守着他，守到什么时候？有没有想过，万一……”
韩皙宁抿了抿嘴唇，嘴唇因为紧张而有些发白，眼神却坚定得像一块不会动摇的石头，语气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老师，只要他的心跳还在，只要监护仪上的曲线还在跳动，只要还有一丝希望，我就不会放弃。我还记得您教我的第一句话，‘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全力以赴’，我不想辜负这句话。”
张柏年没有评价她的坚持，只是轻轻“嗯”了一声，像是把这个问题暂时收进了袖子里，没有再追问。他知道，这个固执的徒弟，需要一点现实的敲打，才能真正理解“守护”的意义不止于坚持，还有对生命质量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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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房结束后，张柏年把韩皙宁叫进了主任办公室。
门轻轻阖上，外面监护仪的“滴滴”声和机器运转的嗡鸣，瞬间被隔绝成遥远的潮水声，办公室里只剩下师徒两人的呼吸声，安静得能听见窗外鸟儿飞过的翅膀声。
书架上，最新版的《实用新生儿学》和1995年出版的第一版并排摆放着，书页边缘都有些卷起，甚至还贴着泛黄的便签，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批注——“此处需结合临床体重调整剂量”“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筛查时间易混淆，需标注孕周”，显然是经常被翻阅；办公桌的角落，放着一只磨掉了漆的老式听诊器，铜质的耳件在灯光下闪着温润的光，表面被常年的触摸磨得光滑，一看就陪伴了主人很多年，见证了无数个生命的开始与结束。
张柏年没有坐下，他走到窗前，背对着韩皙宁，窗外的阳光逆光照射进来，让他鬓角的白发像镀了一层银边，显得格外沧桑，连肩膀都似乎比平时佝偻了些。
“那天你和景砚在NICU门口的争执，我碰巧听到了。你说他太理性，把生命当成数据；他说你太固执，忽略了家属的未来，是吗？”
他开门见山，语气却异常平和，没有丝毫责备的意味，像在聊一件普通的家常事，却瞬间击中了韩皙宁的心事。
韩皙宁的脊背瞬间一紧，像被无影灯的强光突然照进心底最隐秘的角落，所有的坚持和委屈都无所遁形，手指紧紧攥着白大褂的衣角，指节泛白：“老师，我只是……我只是不想轻易放弃任何一个生命，不想让他们连看世界的机会都没有。景砚他太看重数据，太害怕失败，可生命不是数字能衡量的，每个孩子都有活下去的权利。”
她试图解释，声音却有些发涩，像被砂纸磨过，带着一丝倔强的委屈。
“我知道，你害怕‘放弃’会成为一种习惯，害怕自己慢慢变得麻木，害怕有一天会对生命的逝去无动于衷。”
张柏年抬手打断她的话，语气里带着全然的理解，眼神里满是疼惜，示意她不用再辩解，“我年轻的时候，比你还要固执。1999年，有个24周的早产儿，体重只有550克，肺部发育极差，家属都想放弃了，我却坚持要救，和家属吵了三天，最后孩子还是走了。家属因为我的坚持，欠下了十几万的医药费，夫妻俩差点离婚，现在想起这事，我心里还会难受。”
他缓缓转过身，从抽屉里抽出一份泛黄的旧病历复印件，纸张边缘已经有些脆化，轻轻一碰就可能裂开，他小心翼翼地推到韩皙宁面前：“你看看这个，2003年的病例。当时那个孩子28周早产，出生后诊断为Ⅳ级颅内出血，情况比小九还要严重，我坚持抢救，家属最后被我说服，同意继续治疗。可你知道结果吗？”
他顿了顿，声音低沉得像在回忆一段沉重的往事，“那个孩子最终在8岁的时候离世了，这8年里，他一共住了17次院，做了5次手术，家里为了给他治病，卖了房子，负债了47万，父母常年吵架，姐姐连大学都没敢读，早早辍学打工。你说，我的坚持，到底是在救他，还是在拖累整个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