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梁续，一个并不成功的作家。
迄今为止，我已经写了近百万字，却一部作品都没卖出去。
本以为可以在北京继续躲避下去，不想年底的时候，家里打来的电话告知我，爷爷去世了。与媳妇商量了几次后，我还是不得以一个人先踏上了归程。
距离上次回瑶台，已经两年多了，老友原斌将我接出机场。穿过永远叫不对名字的一片片丘陵和小路，我们还是先将车开向了一家总去的酒吧。这是我的习惯，每次回来，可以由他拉去烧烤摊子，亦或是这里，总之不会直接回去。就如同车上必定还会随机放几首周杰伦的歌一样，也是一种默契。
晚一点回家，便可因此一觉呜呼。少了一个白天，就少了不少烦心事。
下午三点，酒吧里只有老板老姚一人。他从吧台后懒洋洋的探出脑袋，久久盯着一片脏乱中走入的两个。待到看见原斌身后的我，才露出了久违又略显客套的笑容：
“回来了？”
“起来啦？”我咧嘴比出一个坏笑，心中感觉这种在非营业时间的光临，是老客才有的特殊权限。虽无人可显摆，说完之后我还是将腰挺直了些。
这特权细品之下也并不舒爽，即便急匆匆打开窗户，让清冷的海风从缝隙里贯入，也并不能消散屋里昨晚喧腾过后特有的腐臭气息。我很肯定昨晚一定又有哪个棒子喝吐了，用过的面巾纸堆了一地，以及各式样的烟蒂，推得东倒西歪的高脚椅子。
老姚不得不将手机放下，提早开始他的打扫。已经习惯“高端”接待的原斌很不以为然，他用手假模假式的扫了扫长条沙发，在我对面缓慢的坐下，眉头久久不解开：
“呵，多大了。还来这干什么？”
“嗯？”我玩弄着手里的打火机，将它在黑色石头桌面上来来回回的倒着。
“怎么？家里连饭都不给你预备了？”
我实话实说：“没，飞机上给吃的了。”
而后便没了话题。原斌的话戳破了我的小嘚瑟，忧伤的提醒我，这种默契只是我的一厢情愿。这也难怪，我只是每隔这么一两年回来这么一趟，追求着一种仪式感；而对原斌等人来说，这只是穿插在万千的接送与应酬之中的一项杂役罢了。
比如我每次回来都会先光顾老姚的酒吧，可在老姚看来呢？我是常客么？固执的自我感动与此处的夜夜笙歌者，哪个又更熟络呢？
对这座城市来说，我越来越像是个游客。
“回去那么早干什么，喝一杯也是好的，”我踌躇答到。
说完便后悔了，果然，原斌冷哼了一声，将头扭了个一百八十度，看向窗外：
这附近视线可及的一切，像把”愁“字写在了脸上。北风呼啸着穿过低矮的灰色楼房，干枯的树枝挣扎着抓向天空，布成一片片的烦恼网。黯淡阳光的让街旁的奢侈品店铺都添了山寨的气息。那些玻璃上亮闪闪的英文单词，星星，LOGO，都是用粗劣的双面胶贴在靠外的一侧。此时从里面看过去，反倒更显颓唐。
于是这一切热闹都像是个圈套，让人怀疑其内喜气洋洋，走进来，而后点上几杯闷酒，没看到养眼又热情的姑娘，哀叹时运不佳，便匆匆离去。在这种时间的这种地方，喝酒与其背后的小资逻辑，是那么的不合时宜，甚至有些不近人情了。
伎俩被戳破，让那个如芒在背的原因再次浮出水面，跳到桌上，塞满了整间酒吧：
我出生的城市，是这个不错的沿海城市，即便我不停的逃离，不停的向外挣脱，它依旧风景秀丽，闭塞，而后四季如春。
只是这个被海风灌满了的城市，再由不得一丝别的风吹进来。略有些家底的二代们，尚可以靠着父辈的隐蔽混上房子车子。而再差些的，则会去北上广深那些大城市里混文凭，拼了命的挤进一家一家公司。是的，在这里，不离开，继承父母在当地光鲜的身份，远比外出漂泊要受人尊敬的多。
一直都是如此，从我出生，到我长大。这过程中，早已洞悉了那些胜利者们躺倚在炕头的惬意眼神。
可临到十几岁，还是该死的，如春梦般幻想起了从未见过的花团锦簇。
当我告诉父辈们历史会记住周杰伦，而非这里的某一任市长，他们几个笑的前仰后合。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他们的眼神落在牌桌面的中华上，那才是身份的象征，而且这就够了。
于是我赌气一般的冲了出去，冲出这座城，冲到北京。
这像是一个爽文向网文主人公的开局，只可惜我没有那些笨小孩的命数。
这十几年里，我始终都在飘着，与出走时无异，乌龟一样不停呼扇着四肢，却摸不到一片可以歇脚的瓦砾。
我把家乡给丢了，却没在异乡混出个头脸。逐渐逐渐，与这边的联系只剩下每个月和父母一两次客套的嘘寒问暖，仅此而已，说多了双方都头疼。他们也早放弃了我衣锦还乡，只要不太丢人就好。
人与父母间关系搞成这样，算是够失败吧，可到底有多失败，缺少类比的案例，我就无从知晓了。我很怀疑自己与他们之间，是不是本来就没有太深的羁绊。毕竟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爷爷奶奶家度过的。
印象里的那时，总是在午觉后乏力的醒来，看日光晒进白漆的窗户，家里透着一股蒜钵味儿。奶奶时不时从厨房里端出半碗还没沥干的油滋了，在上面撒一点儿辣椒面和盐，就是我和爷爷半晌的零食。
这几乎是对童年所有的记忆，而我那社会分工上至今仍“说得出去”的父母，直到上学后才把我接回了身边。
所以也许，我与他们本就没有那么亲密吧，我总是这样安慰着自己。随便混出点儿什么，对得起他们的面子，也就是了。
可又没想到，世事难料，否极泰来。没等混出面子，却先迎来了婚姻。而我的太太呢，她家境殷实，还拥有着令人羡慕的北京户口。于是在我削尖脑袋打拼了十四年后，我终于靠着一张结婚证，留在了这光荣的首都。
先成家后立业，也不是不行。可结婚两年，我依旧没有混出那点儿面子。
我只好在继续混的途中搞起了自我安慰，本来嘛，周遭的一切，是多少人的求而不得。只是不知道怎么的，总是在呼出一口长气后，感觉胸腹的空洞中，藏着一丝心虚。
所以我更爱在回来后造访这些陌生人聚集的地方。我很希望他们问我从哪儿来，却又怕他们认真的追问下去；让人恶心的矛盾情绪，我分明会看着这里某棵熟识的树落泪，却又迟迟不敢回到那个属于我父亲母亲，有一日也会属于我的房子。
复盘这场僵局让人沮丧，我甚至开始确定，原斌车里周杰伦也未必是为我放的，只是他一直懒得删除罢了。
话不投机，连一旁的老姚也看出了气氛的尴尬，于是将小舞台后的大屏打开，在我们的沉默中卖力的切着程序。
“看点儿什么老板们？电影？”他把耳朵甩到我们的一边。
“不用了，”原斌用鼻子短乐了一声，再次对我的提议给与否定，顺便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
老姚吃了个瘪，悻悻的放下遥控器，继续扫地去了。这台该死的机器却看不明白这憋死人的气氛，自顾自唱起了港风的新年歌曲。
快过年了啊，我望着屏幕上方滚动的非法字幕，不自觉发起了呆。
原斌倒底多了些伺候局儿的经验，重新抛出问题：
“媳妇孩子呢？”
“没跟着回来，”我收回眼神，难掩的有些落寞。她态度的坚决让我不禁有点儿担心，是否她已然察觉我催促同归的小算盘：
倘若靠着爷爷的事情把她们先带回来，墨迹墨迹也就在这边过年了。这当然是父母的主意，若是结婚头年能回男方家，我这吃软饭的帽子倒是能松快些。
“咋没回来呢？”他追问道。
我将嘴和下巴塞进羽绒服衣领里面，搪塞说：“可能过两天吧，嗨，无所谓的。”
原斌拧回了身子，捋了捋自己的毛呢风衣，沉吟片刻，没把花说破，也将打火机于桌上倒来倒去。我趁这间隙伸手放在脑后，揉了揉僵硬的脖子。也许是这种不成器的压力所致，这些年只要是回来，头一晚总睡不好觉。这里总有太多事要解释，也有太多事不想解释。
“那你这么早回来做什么。”他只是说。
既然都是心知肚明，我索性面子当里子用。
“这不是——俺爷前两天没了么——我回来收拾收拾。”
“喃爷？”原斌眯起眼睛，嘴角不自觉的向上颤动：
“那都什么时候的事儿了？我咋记得快一个月了。怎的，北京的规矩是出了月再祭？挺孝顺啊你。”
还是瞒不过他，毕竟父亲还没退休。在这芝麻大小的城市的体制之内，谁家的婚丧嫁娶，都会成为第二天食堂里基层员工们见面时的谈资。
“这不疫情么，”我推诿道，“北京那边说啥非必要不离京。”
“切——”他又用鼻子短哼一声，“真有意思。”
这四个字倒不是真形容什么事情有趣，只是当这里的人觉得谁的做法不合常理时，片刻间便可以给予的缓冲。果然，他很快又找到了新的奚落。
“人家非必要不离京，说的是有单位的，谁给你下通知了？觉悟还他妈挺高。”他将身子往后撤撤，每当说教之时总会习惯性的抬起二郎腿，将两手叉在膝盖上。
“小说呢？卖出去了？”
听到这俩字，我后槽牙条件反射般瞬的咬紧，在他们面前说这事儿总让我有一种莫名的羞耻感。
“没呢。”我又一次将气氛拉了下来，不能怪我，他分明每句话都戳的不是地方。
“编辑们还是没要——说写的还行，就是眼前市场不好。”我将编辑们的话稍作改动。事实上那原话里分明还写着，我的东西除了能感动自己，别无他用。
他愣了几秒，显然“市场不行”这种词汇对他来说也有点儿耳生。品了片刻后，他笑了笑：“什么市场不市场的，拉不出屎怪引力。要我说你还是老老实实找个班上吧，再这么拖着，就不怕娘家人笑话？”
“嗨——”我打个哈哈，将手里的烟狠抽了一口又用力吐了出去：
“无所谓吧，其实就是运气不好，等下本出来就成了。”
“拉倒吧。你啊——”他边说边小幅且用力的摇头，“你还是不明白，来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你说，就你那小说，写的是谁？”
“嗯？”我没明白他问题的方向，偷偷抬眉看了他一眼，又下意识的将下巴塞回了衣领里，借势弹了弹烟灰。
“你写的是我们，”原斌语气虽然笃定，但也羞愧的侧过了眼神，“连我们都不看，你指望谁看？”
他一句话把我怼的没脾气了，可惜，他又补了后一句：
“你写那玩意儿就他妈没有一点儿正能量。就现在这个日子，大家每天不够忙么，不够丧么？诶一天挤兑累的跟死狗似的回到家往床上一躺，是大姑娘跳舞不好看，还是手机游戏不好玩儿？谁他妈还有心情花钱给自己添堵？我是那些——那些——”说到这里他又卡壳了，只好急促的求助：“叫什么来着就那个审的那个？”
“编辑。”
“对，”他将身子躺回椅背，“我是那个编辑，我也不用你。你啊，就是别有用心的盯着些破事儿。”
“嘶——破事儿怎么了？”我对他措不及防的官腔惹得怒了。“咋的，不看这些破事儿，你日子就过好了？不照样天天是破事儿缠着么，天天都有，满哪都是，还不让说了？”
“对啊，”他接过我还没掉在地上的语气，“那你写了就没有了？你写了也不会少，你写它干什么？我看了我又躲不开，我看它干什么？”
我除了维持一个不服气的表情，半句也再辩驳不出。对于他从政两年的长进，用问题回答问题的娴熟，我心中暗自惊诧。
在这个国境内我最能找到自信的场子里，我还是因话锋的落败而羞愧且难堪了很久。即便是转回到吧台里专心擦着杯子的老姚，也难免察觉到了这个方向上的尴尬，不时假装无意的看过来。
正这时，吧台侧面的门被人用力的，缓缓的顶开了，一个将黑色脸罩撸到头发上的男孩儿，推着三箱酒吃力的迈步进来，冷冷的寒风跑了个过堂，将几人吹的一哆嗦。原斌和我也刻意看了过去，仿佛话题的停顿是因为这不速之客一般。
老姚用眼神示意他将酒放在吧台后面，青年卸下箱子，擦了擦额头的汗，而后拿起腰上拴着的本子画了个勾：
“就这些？”
老姚点了点头，男孩儿便头也不回的走了出去，门都忘了带上。老姚似对这屋里的再次袭来的寒冷有些愧疚，于是走过来将两个伞形的暖炉打开，小声的自言自语：
“哎呀看见你俩太激动了，暖气都忘开了。”
“不是我说你，”原斌回过头，又夹了颗瓜子，“理想是理想，赚钱是赚钱。那话怎么说的，要想家庭和睦，那玩意儿和钻石，你总得有一个大的。以我对你的了解，你还是得指望后者。”
“滚。”
我将眼神再次抛向窗外，许是因为没那么多高楼大厦，这里的天色总会暗的更早些。远处的工厂翻滚出浓稠的白色雾气，在淡紫色的夕阳光里拼接出莫兰迪式的虚假美感。我应承一声：
“时运不济啊。唉，我跟你说，等下本写出来就好了，下本我都想好怎么弄了，肯定有市场。真的，等过完年，一天一万字，到时候让你看看你续哥——”
“还下本还下本。”他皱起一边眉毛，“要我说续，就北京那地方，非富即贵的，你别等他妈孩子长大了张嘴问他爹是干啥的，你——”
“啧，行了行了，没完了么你，”我用力别过头，腿不由自主的抖个不停，“我倒想像你们这样回来找个破地儿一呆，混个仨瓜俩枣的，谁不行啊。”
原斌冷笑一声：“怎么，谁拿枪指着你不让回来的？”
我被噎的难受，只好鬼扯下去：“我这媳妇孩子都是北京人，我说回来就回来了？。”
话到此处原斌赶忙正色问道：
“户口落下了？”
“嗯呢呗。”
“北京的？”他确认到。
我点点头，“跟着他妈落的。”
“那就行，”他放松的坐回身子，重新翘起二郎腿，重新点上一根烟。男人在三十岁后，玩笑话也多了很多限度。
“唉我说，要不行你就跟瑶台投点儿啥，雇个人管着，也算我们招商引资了。你想想北京有没有啥新模式啥的？这两年静这么干的。”
虽说没谱的事儿，但好容易爬出坑了，我只好信口胡诌起来：“诶，开个串儿店行，我看前两年北京那生意都挺好的。”
“串儿店？”原斌挑起一边眉毛，学着北京人的腔调说：“什么串儿店，盘串儿的？”
“烤串儿的，”我用手撑着脖子，歪在沙发扶手上，“诶，就那种的，就是，自己烤，”我说着用手在石板长桌上比划，“就是每桌中间有个炉子，自己烤。”
原斌没等我说完，“知道，以前那个哪儿有，就那个那个，开在三马路那个岔口上，叫什么丰茂也不是叫什么的。”
一听已经有人开了，我还真来了兴质，忙问：“赚钱么？”
“赚鸡毛钱，”他苦笑一声，“前年开的，去年就倒了个屁嘚。”
我有些诧异：“怎么倒了？太贵？”
“贵倒还行，没人吃。”
我心中不快：“喃这都——吃没吃过好东西啊。这在北京都排队，还能没人吃？”
“不是没人吃，”原斌抬眼纠正道：“是没——印——吃。”他加重了略带口音的咬字，“人不够。”
看我还是疑惑，他解释道：“你啊，天天只知道编故事，其实你对这社会都他妈不了解。你就说这瑶台，你就看到我们留下了。实际呢，咱们就是最后一批，那多数还是走了。但凡有点儿本事，要么济南，要么北京，最次也混个青岛去去。企鹅去年就去了，起码还能搞搞旅游。”
话到此处，他的眼神里也有些落寞，“骚俊现在忙活着招商引资呢，为的还不是往外奔。前两天党委班子还开会来着，说咱这儿现在是‘走了背书包的，来了拄拐棍的’，满大街只剩些老头老太太，经济眼瞅着不行了。瑶台这碗水啊，见底儿啦。”
此刻的我还尚不能明白，为啥这“拄拐棍的”没有“背书包的”值钱，只是讪讪的应着。
原斌继续说起了近两年瑶台的变化，某某领导被双规，可他带来了某某企业；某某医院开了分院，可钱还是得从某某地方找补。这些多是我听不大懂的，随着DJ版的新年曲目反复播放，我漫无目的看着迟迟未来第二桌客人的这里，终于明白了我“老据点儿”的常态：
这里便如同这座城市一样，每年气候好的那几天，年轻人们如候鸟一般飞过来，住个十天半个月，放浪形骸一番便又飞走了。剩下的春天，秋天，冬天，那灰蒙蒙的海水每天每一分每一秒都没有停歇过，也在那里不停的拍打着礁石。沉默无语，略显寂寞。讨厌的是被我这种不合时宜的客人闯入，撞到了苍凉的日常。
不免又想起小说的事儿，心中除了对“市场”咬牙切齿的发狠，哪有什么新思路，不过是糊弄原斌的说辞罢了。实在不行，自己出钱找个出版社一印？再雇两个水军炒一炒？
想到此处，我脸上便烧起来。结婚两年多，娃是造出来了，钱却没挣着。几篇命题作文的收益，还不抵媳妇一个包值钱，哪还有脸搞这种投资？这种直不起腰的羞臊，导致我热衷于帮家里人解决些小问题。比如上次媳妇家大爷的女儿要艺考，饭桌上我便趁着敬酒侃侃而谈，从素描基础到色彩关系，总算是找回了些面子。
而面子的时效性总是短暂的，每当话题延展到还要不要写下去，屋子里的大象就跳起了广播体操。
正这时，母亲的电话到了。
“你到哪儿了？”
“怎么了？”她的催促让我有些诧异，毕竟我还是辱了使命，没将孩子带回来。
“你爷的东西里面，有一顶帽子找不到了。”
“帽子？”我有些诧异，一顶帽子，有什么可计较的。
“就是那个唱戏用的的，”母亲解释道：“你还记得吧，之前放他们家博古架上的。现在上面只剩下一张快递单。”
这么一说我倒是有印象：
那时爷爷刚刚从研究所退休，还没瘫那半边身子。他最爱的事情便是突然一把抱住我，来回上下举着，用带着胡渣的脸蹭我，把我痒的不行。
那时那顶奇怪的帽子便放在他卧室的博古架上，外面罩了一个原是用来装蛋糕的塑料罩子，紧挨着压满照片的书桌。虽说一眼就知道是唱戏用的，但有别于那些漂亮的朱鹮盔头，只是一顶乌漆嘛黑的绒布帽子，软踏踏的，并不好看。
我确实好奇过，可每次我想拿下来玩儿，都会被他厉声喝止。
很快，我便发现了这是绝佳的筹码，待到电视里那些跳上跳下的武生们看的没劲了。我便会偷摸溜到卧室去拿它，爷爷听见声响，一准会把电视换成动物世界，声东击西的喊我来看。那时节我可就没那么好说话了，还要他赔一块曲奇罐子里装的黑芝麻糖。
只有一种例外，是个瘦条子脸的武生，只要他穿着青色长靠一出来，不用我催促，爷爷便会换台。往往换几个之后，赌气的将遥控器往我身前一塞，起身在屋里溜达个不停。有一次可能太气了，干脆把电视按了，起身下了楼。
为关门的动静太大，奶奶从厨房里走出来，套着套袖的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嘟囔道：“咋了又？”看着一脸不知所措的我，拿起遥控，将电视按开。
“爷爷不看这个戏。”我解释道。
奶奶皱着眉头将茶几上的眼镜戴上，瞅着那出京剧端详了片刻，方才想起缘由，说：“嗯，你爷爷听过好的，听不了这个。”说罢选了个西游记，才将遥控放下。
我离开他们那里，是比原定时间早了几个月的，也是赖那顶帽子。那次我还是没忍住好奇心，趁着爷爷不在家，奶奶于厨房中忙活的时间，将它偷偷取了下来。当然，我是不会独享的，把玩片刻之后，戴上偷摸溜了出去，参与到伙伴们的“战争之中”。
有了它，我便是武侠版“过家家”的主角，小朋友们的中心。可惜好景不长，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它落地后的样子，是一双蓝色的塑胶鞋子踩了它，一个灰色的鞋印子，让它又瘪下去几分。
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打电话给母亲，哭诉爷爷怎么动手打我的事情。以及次日母亲来的时候，爷爷坐在红木椅子上羞臊着脸，一言不发的样子。
“不就一顶破帽子么！”母亲生气的质问道。
那之后没过四五年，他便瘫了，当然，这应该与我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后来印象中的他，总是拖拽着沉甸甸的半边身子，黝黑的脸上都是不满，让人难以接近。我有时甚至认为他的智力已经退化了，因为他只会黑着一张脸，对着一些药片或电视指指点点，嘴里“喋喋”的发出单一的音色。
有一次他缓慢的拽着我的衣襟，将我领到他卧室的书桌边，指着架子上的那顶帽子，又指指我，来回“喋喋”个不停。我猜测他的意思，是许我拿下来玩儿了，可有了手机的我哪还喜欢这些消遣。见他没完，我便喊奶奶过来“翻译”，奶奶一看便乐了，说老头子嘱咐了，将来这玩意儿，是要留给续续的。
我不知该对此作何表情，只能尴尬的笑笑。
这样的一个人，沟通尚有难处，竟然将一顶答应送我的帽子转寄他人，确实有些奇怪。
“我看那快递单上写的，是八道一个叫做滨海梨园养老公寓，收件人叫方荷。”
“呃，”我第一次听见这些名字，“算了吧，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母亲却不这么想，“我也纳闷，他又没住过，怎么往那寄东西。要我说，八成不是啥正经养老院，没准儿是骗子。”
“拉倒吧，”我轻蔑的笑笑，“真是杀猪盘，不骗房产存款，骗顶破帽子？”
“那是咱看见的，”母亲纠正我，“那咱没看见的呢？指不定还骗了什么呢！要我说，你要是来得及，顺道去看一眼。把事儿问明白了。”
我本想笑她小题大做，但想到原本回家后的一堆麻烦，最终还是半推半就的应了。
于是那天我没有把数落够了的原斌放走，在他喋喋不休的抱怨中，我奉命去寻找那个莫名其妙的收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