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泰，字复余，山西曲沃人。
他是天启五年（1625年），考中的进士，先是在翰林院做编修，之后在地方担任县令。
在地方历任知县，知府等官职，后升任国子监祭酒。
去年十月份，建奴鞑子入关时，他与方岳贡联名上奏，条陈十件国策，获得崇祯皇帝的赏识。
遂升任吏部右侍郎，今年正月下旬，周延儒被杀，王应熊，吴甡自请地方任职后。
李建泰与方岳贡二人，被赐入阁办差，分别拜授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之职。
而根据历史记载的历史事件来看，李建泰就是一个腐儒，属于完完全全的纸上谈兵，昏聩无能之徒。
之所以这么说，那是因为历史上，记载了李建泰在获得崇祯重用之后，做出的几件让人匪夷所思之事为证。
历史记载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进军山西，逼近李建泰家乡的消息传到京师。
李建泰担心家中的万贯家财，被遭到劫掠。
曾主动要求把钱财捐出来，用来招募兵马抵抗李自成的叛军。
然而，他嘴上喊的响亮，行动却十分缓慢。
很显然心存着侥幸心理，希望山西兵马能够抵抗叛军，结果等来的消息，却是平阳府失守，家乡沦陷，家财尽数被叛军抢夺一空。
得知这个消息的李建泰伤心不已，这会正好崇祯感慨，大明有亡国之兆。
李建泰随即请缨，率军前往抵抗叛军。
崇祯见他慷慨激昂，信以为真，遂任命他为督师，挂兵部尚书衔，赐予尚方宝剑，亲自为他饯行，送他离京前往山西平叛。
结果这老小子走到涿州，，得知太原失守，大同危在旦夕，便一病不起了。
真病还是假病就不得而知了。
而这时他率领的京营人马，一夜也逃散两千人。
等到了广宗县城时，手下已经不足三千人。
当时李建泰人困马乏，希望广宗县令能够支援钱粮。
结果遭到广宗县令拒绝，气愤不已的李建泰，直接下令兵马攻城，打破城池不说，还鞭打了县令，劫掠了全城百姓。
这消息很快就在保定府境内传开。
等他率军抵达保定府时，遭到保定知府何复，同知邵宗元等人，禁闭城门拒绝他们入城。
李建泰见到再次遭拒，气愤不已的拿出尚方宝剑，对城头喊话。
邵宗元在城头回答道：“李阁老深受天子厚恩，承蒙皇上亲自登上正阳门饯行。”
“赐给你尚方宝剑，难道不是让你西征的吗？”
“如今你不率军讨伐叛军，却要入城所为？难道是为了逃避叛贼吗？”
邵宗元的一番话，差点没把李建泰给气的吐血。
愤怒的他当即大声斥责邵宗元，还举起尚方宝剑威胁他。
“天子尚方宝剑在此，尔等小吏，难道要要尝试宝剑锋利否？”
最后还是知府何复，出言说道：“李阁老入城可以，还请约束军队，以免打扰百姓。”
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建泰这才得以率军入城。
结果进入保定的李建泰，便赖着不走，把保定当成了大本营。
在城中待了一个多月，错失良机的李建泰，在保定无所作为，最后破军入城，李建泰也做了阶下囚。
后来李自成败逃，李建泰又做了贰臣，投降了建奴鞑子。
但因为没有受到重用，亦或者良心难安，他在家乡又莫名其妙的举起了反清复明的大旗。
当再次城破之际，李建泰对着家中的五十个小妾问道。
没错，就是五十个小妾。
“吾今日必死，汝等可有一人愿随我而死乎？”
想想一个爱财如命，家中拥有五十房小妾的官吏，就算他不是贪官，也绝对不会是一个好官。
毕竟一个专心干事的人，而且还一大把年纪了，怎么可能会养几十个小妾？
此刻，乾清宫大殿上，站出来反对的李建泰，义正言辞的说道。
“陛下，我大明开国以来，就没有边镇大将，屯兵屯田的先例啊！”
“此风气一开，必然形成割据藩镇，微臣坚决反对啊！”
李建泰提出的这个问题，崇祯难道没有想到吗？当然不是，崇祯不但想到了，韩烈也想到了。
但是，他必须这么做，如果不这样做，未来大明朝将会面临更多的麻烦。
所以，在给崇祯的奏折之中，韩烈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屯兵屯田，可以作为一年的实验政策。
如果在这一年内取得了成效，那么可以继续推行；如果没有成效，那么可以再想其他办法。
同时，韩烈还建议，为了巩固地方防务，需要恢复卫所屯田制度。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各府州县逐步筹备卫所、千户所和百户所，从而加强地方军务的控制。
最重要的一点是，韩烈在奏折，陈述了有关李自成的情况。
“李自成在襄阳开国称王，拥兵百万，若四镇人马，若不能自力更生，加快整兵备战，下一步必然会面临叛军进攻。”
“而眼下河北，有京师支援，山东有江淮运河财源接应，尚且举步维艰。”
“湖广有长江之险，勉强可以维持。”
“然关中多年战乱，地贫人穷，钱粮匮乏，一旦叛军大举进攻，关中，巴蜀地区，将会难以保全。”
“每镇屯兵十万，一年开支就需要数以万计的钱财。”
“朝廷根本无法支撑，若不放权给督抚，进行屯田自给自足。”
“到时候不用叛军攻城，屯驻的兵马，自己就先自乱阵脚了。”
韩烈在奏折之中，提到的钱财问题，实际就是关键。
自崇祯继位以来，大明的财政赋税，年年下降，边关军费，则年年增长。
尤其是三饷的征收，更是让天下财源枯竭，百姓负担日益增重。
而所谓的三饷，分别是辽饷，剿饷，练饷。
辽饷是大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为应付辽东建奴和蒙古的寇边，由户部尚书李汝华议请增加的。
起初每亩加赋相当于五十文钱，到崇祯十年，已经增加到一百五十文钱。
其次是剿饷，练饷，这两饷由兵部尚书杨嗣昌奏请，主要是用来征讨李自成，张献忠的军费。
结果是自崇祯十年（1637年）以来，这两饷共计收取了一千万两银子。
也就是说征讨李自成，张献忠的叛军，朝廷光额外向百姓摊派收取的赋税，就高达一千万两银子。
这还不算辽饷，以及百姓交付的正常赋税。
可即便是如此，老百姓其实还能够活得下去的。
正在让老百姓活不下去的原因，除了中原地区的天灾外，最主要是人祸。
也就是贪官污吏，以及地方豪强对百姓的掠夺。
那些地方官吏和豪强，为了掠夺百姓，巧立名目，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以至于明末思想家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记载：“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
同样，历史上满清入关之后，建奴摄政王多尔衮，为了安抚天下人心，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顺治帝下诏。
废除了三饷的征收，还说前明的败亡，就是因为三饷，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致使天下嗷嗷百姓，朝不及夕。
由此可见，大明财政到崇祯末年，已经困顿到了何种地步。
那么大明是真的没钱吗？
答案却是否定的，根据史料记载，崇祯自缢，李自成入京，拷诘百官，所得白银七千万两。
七千万两是什么概念呢？
那可是相当于大明鼎盛时期，数年财政收入总和。
虽然这个数字有些夸张，实际应该是有一些水份。
但是，也侧面印证了一个问题。
大明朝廷实际并不缺钱，至少京师的文武百官，达官贵人是不缺钱。
这其中最典型的人，就要数崇祯皇帝的国丈周奎了。
李自成围城前夕，崇祯为了筹备军饷，搞了一个募捐。
为了提高积极性，崇祯先是奉了国丈周奎为候，让他捐款十万两。
结果周奎直接一哭二闹三上吊，表示没钱。
无奈之下，崇祯只得让他捐两万两银子。
可周奎就是一个铁公鸡，两万两都不想捐。
但他又怕皇帝怪罪，随即进宫去找女儿周皇后哭穷。
周皇后毕竟十几岁就入了宫，也不知道父亲是假穷，见他哭的伤心，随即拿出压箱底的五千两银子给父亲。
让他捐给皇帝，也算是尽一份心意。
可这位奇葩国丈周奎，带着五千两银子回去，直接截留了两千两，只捐出三千两两，最后他总计捐出一万三千两银子。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当李自成入城之后，被抓的国丈周奎，被李自成手下的将领，直接从家中抄没得现银，竟然高达五十万两白银之多。
更别提珠宝房产，田亩地契，这些其余钱财。
从这两期事件之中，就不难看出，大明还是有钱的，只不过是被那些蛀虫给贪墨私吞了。
就拿李建泰来说，他在老家曲沃，不但拥有大片宅院，数千倾田地，光钱财就价值上百万贯铜钱。
对于李建泰的反对，崇祯表现的十分不快。
“李大人，如今朝廷财政困难，军费空缺高达数百万两白银之多，不知你可有办法？”
面对崇祯严厉的表情，李建泰厚着脸皮，拱手拜道。
“微臣为国建言，防止弊端，与户部职责无关，还请陛下明察。”
面对大义凛然的李建泰，崇祯气的牙痒痒的摆手道。
“此事朕意已决，不得再议，内阁拟旨，明诏颁发四镇督抚，立即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