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茨比笃信那束绿色的灯光，它代表着已从我们眼前逝去的流金岁月。它已弃我们而去，不过没有关系，明天我们追逐的脚步会更快，胳膊会伸得更长……直到一个宁静的清晨……
……于是，我们勉力向前划去，但逆流而上的命运小舟，却不断被生活的波浪推至起航的原点。
事隔两年，现在回想起来，我只依稀记得出事那天白天余下的时间、那天晚上以及第二天，一茬接一茬的警察、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在盖茨比别墅的大门口走马灯似的穿梭进出。正门外拉起了警戒线，旁边站着一名警察把守着，闲杂人等一概不许入内。但是小男孩们很快就发现可以从我住的院子里绕道进去，因此总有几个一副惊呆模样的小男孩聚集在游泳池周边。那天下午，来了一位一脸正气的人物，也许是一名侦探，俯身查看威尔逊的尸体时嘴中冒出了“疯子”这个词。由于他说话的口吻颇具权威性，这个词就变成为了第二天所有报纸报道这桩惨案的基调。
大多数对此案的报道都演变成一场梦魇——离奇古怪、捕风捉影、过分渲染而且严重失实。在询问相关证人环节，米凯利斯作的证词透露出威尔逊怀疑他的妻子有外遇，我本来以为整个故事会绘声绘色地刊登在当地的黄色小报上——不料原以为会信口开河的凯瑟琳此时却守口如瓶。她充分展示出了其性格倔强的一面——在修饰过的眉毛下面，那双眼睛坚定地直视着验尸官，发誓说她姐姐从未见过盖茨比；她姐姐的夫妻生活完美无缺；她姐姐从未有过品行不端的行为。她巧舌如簧，说的话连自己都信以为真。她用手帕遮住脸痛哭失声，仿佛这种指责本身就已使她痛不欲生。因而，为了不使案情复杂化，威尔逊就被简单定性为一个“因悲伤过度而致神经错乱”的人，此案也就这样了结了。
但现在再说起这些似乎都已时过境迁且无关紧要了。我发现自己是站在盖茨比这边的，而且是在孤身奋战。自从我将电话打到西半岛镇报告惨案那一时刻开始，每一种对他的揣测，每一个实际的问题都汇集到了我这里，起初我感到既惊讶又迷惑不解，后来时间分分秒秒地飞逝而去，盖茨比就那么僵硬地躺在他的别墅里，既不能呼吸，又不会再开口说话，我才明白我将担负的责任。因为除了我之外，再没有其他人对这件事感兴趣——我这里所说的兴趣，指的是每个人死后都应该得到的别人对他或多或少的关爱之情。
在我们发现盖茨比遗体半小时之后，出于本能，我毫不迟疑地给黛西打了电话，但是她和汤姆那天下午一早就出门了，还随身带上了行李。
“留下联系方式了吗？”
“没有。”
“说过什么时间回来吗？”
“没有。”
“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我怎样才能和他们取得联系呢？”
“我不知道。说不清楚。”
我真想给他找一个帮手。我想走进他躺着的那个房间亲口告诉他：“我会给你找到帮手的，盖茨比。别担心，请相信我，我一定会给你找个帮手的……”
迈耶·沃尔夫山姆的名字不在电话簿中。男管家将他百老汇办公室的地址给了我，我又打电话到电话号码查询台，但是当我有了电话号码后，时间早已过了下午五点钟，此时已经没有人接电话了。
“请您再接一次好吗？”
“我已经接过三次了。”
“我有非常要紧的事情。”
“对不起，那边恐怕已没有人接电话了。”
我返身走回客厅，房间里已挤满了一群人。起初我以为他们是一群不请自来的客人，后来才弄清他们是政府的人。他们掀开被单，用吃惊的目光打量着盖茨比的遗体，而我满脑子里回荡着的是他的抗议之声：“我说，老兄，快找个人来帮帮我，你必须再想想办法。你不能让我一个人在这里孤零零地遭罪啊。”
有人开始向我提出问题，我摆脱他们跑上了楼，急匆匆地翻查了一下书桌上没上锁的那些抽屉——他从来没有明确地告知我他的父母已经过世了，但是什么线索也没有找到——只有丹·科迪的那张照片，那已被遗忘的暴力生活的象征，双眼从墙上向下凝望着。
第二天早上，我派男管家上纽约城给沃尔夫山姆送去一封信，信中向他询问一些相关情况，并恳请他务必赶乘下一班火车过来。写信时我觉得这请求纯属多此一举，我确信他一看到报纸上的新闻就会立马赶过来，就如我确信中午以前黛西肯定会发电报回来一样——可是没接到电报，沃尔夫山姆先生也踪迹全无。除了蜂拥而至的警察、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之外，没有任何人前来吊唁。当男管家带回沃尔夫山姆的回信后，我开始怀有一种蔑视尘世的感觉。我觉得我与盖茨比心有相戚焉，鄙视他们所有的人。
亲爱的卡拉韦先生：
此噩耗使我感到万分震惊，几乎难以相信此为事实。此人所干的疯狂举动值得我们深思。因本人有重要事务缠身，实不能为此事分身，故无法前来予以协助。如稍后有任何事情需要我的帮助，请不吝委派埃德加通知于我。闻听此事后，我有不知今夕是何年、身心俱伤之感。
您真诚的：
迈耶·沃尔夫山姆
随后又在正文下面匆忙附上了一笔：
请告知我有关葬礼的事宜。又及：我根本不认识他的家人。
那天下午电话铃声响起，长途台通知芝加哥有电话打过来，我以为黛西终于来电话了。但等到接通电话后，传来的却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嗓音微弱而显得十分遥远。
“我是斯莱格尔……”
“是吗？”这名字听上去十分陌生。
“票据糟透了，是不是？收到我的电报了吗？”
“我没收到任何电报。”
“小帕克惹上麻烦了，”他说话的语速极快。“他在柜台上交付股票的时候，被他们给当场逮住了。就在五分钟之前，那些家伙从纽约得到通知，知道了股票的号码。唉，这种事谁又能事先预料到呢？在乡下这种地方你压根就想不到……”
“喂！”我屏住呼吸打断他的话。“你听我说——我不是盖茨比先生。盖茨比先生已经死了。”
电话线那头的人沉默无语了很长一段时间，接着传来一声惊叫……然后“咔嚓”一声，电话被挂断了。我记得是在盖茨比死后的第三天，从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城镇发来了一封署名为亨利·C.盖茨的电报。电报中说发报人马上就动身，要求等他到达后再举行葬礼。
这就是盖茨比的父亲，一个表情严肃的老人，显得十分无助，非常沮丧。在这温暖的九月天，他身上却裹着一件廉价的长外套。他两眼流着伤感的泪水。我从他手里把旅行袋和雨伞接过来时，他开始不住地用手去扯拉他那稀疏的灰白胡须，我费了老大劲才帮他将外套脱了下来。他精神已濒于崩溃的边缘，于是我将他引至音乐室坐下，然后叫人给他弄点东西吃。但是他却吃不进去，连那杯牛奶也从他颤个不停的手里泼洒了出来。
“我是在芝加哥当地的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的，”他说道，“芝加哥的报纸全刊登了这个消息。我得知后马上就动身了。”
“我不知道您的联系地址。”
他的眼睛不停地在房间内打量着，但却似乎视而不见。
“是一个疯子干的，”他说，“他一定是发疯了。”
“您喝一杯咖啡好吗？”我劝他道。
“我什么都不想喝。我现在好多了。您是……”
“卡拉韦。”
“嗯，我现在好多了。他们将吉米停放在哪儿了？”
我将他领进客厅，他儿子就停放在那个地方，让他与他儿子单独待一会儿。有几个小男孩爬上了台阶，正探头探脑地朝门厅内张望，当我告诉他们来者是谁时，他们极不情愿地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盖兹先生打开客厅门走了出来，他的嘴巴微微张开，脸色稍微有点泛红，两眼时断时续地洒下几滴泪水。他已经有一大把年纪了，死亡并不会使他感到心惊胆颤。这时他才第一次仔细观察所处的环境。他看见门厅豪华气派，与其相接的房间宽敞明亮，房房相接，富丽堂皇，其悲伤的情绪中又掺杂了些许生畏与自豪之情。我将他搀扶到楼上的一间卧室中休息。在他脱掉外套和马甲的时候，我告诉他丧事的安排等他到来之后才会做决定。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要求，盖茨比先生……”
“我姓盖兹。”
“盖兹先生，我想您也许打算把遗体运回西部去。”
他摇了摇头。
“吉米向来都喜欢东部。他是在东部出人头地的。您是我儿子的朋友吗，先生？”
“我们是很要好的朋友。”
“你知道吧，他是有远大前程的。他还很年轻，但他在这个地方很有能力。”
他煞有介事地用手碰碰自己的脑袋，我点点头。
“假如他还能活下去的话，他会成为一个大人物的，成为像詹姆斯·J.希尔①那样的人，他会为这个国家建功立业的。”
“那是一定的。”我尴尬地随声附和道。
他笨拙地拉扯着绣花床罩，想将它从床上揭下来，然后就直挺挺地躺下去——很快就睡着了。
那天晚上，一个显然受到了惊吓的人打电话来，而且一定要我先报上姓甚名谁，才肯说出自己的尊姓大名。
“我是卡拉韦。”我说。
“哦，”他的语气听上去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是克利普斯普林格。”
我也松了一口气，这就意味着又能有一个朋友来为盖茨比送葬了。我并不想在报纸上刊登讣告，招来一大帮围观的人群，所以我用电话联系的方式通知了几个人，他们可真是难找。
“明天举行葬礼，”我说，“下午3点钟，就在别墅里。我希望你能转告那些愿意来参加葬礼的人。”
“哦，我会转告的，”他语气匆忙地应允道，“当然啦，我碰不上什么人，但如果碰上了，我会的。”
他说话的语气使我疑窦丛生。
“你当然是会来参加葬礼的，是吧？”
“嗯，我努力争取吧。我打电话来是想问……”
“等一下，”我打断他道，“先把你来的事情确定下来好吗？”
“嗯，情况是这样的，当下我和几个朋友在格林威治，他们希望明天我和他们待在一起。实际上，明天我们要去野餐或举行类似的聚会。当然，我会想办法看是否能够脱身前来。”
我忍不住地“哼”了一声，他一定是听到了，因为他神经兮兮地往下说：“我打电话来是因为我的一双鞋落在别墅了，不知道能否麻烦你让管家给我寄过来。你知道吗，那可是一双网球鞋，没它我可真不知该怎么办。我的地址是B.F.……”
还没等他将地址说全，我就挂上了电话。
在这之后还发生了一件事，使我为盖茨比感到羞愧难当。我打电话告知一位绅士，他竟在电话里暗寓盖茨比是罪有应得。然而，这是我的过错，因为他是那些喝高了盖茨比家的酒，就借酒装疯对盖茨比冷嘲热讽的客人中的一位，我本来就不应该打电话通知他的。
举行葬礼的那天早上，我上纽约去找迈耶·沃尔夫山姆，因为我用别的方式已都联系不上他了。在电梯工的指点下，我推开了一扇门，上面钉着“万吉控股公司”的招牌。房间里似乎空无一人，但是，在我大声喊了几声“有人吗”无人应答之后，从一个隔间内忽然传出争辩的声音。紧接着，一个漂亮的犹太女人出现在里间的门口，用含有敌意的黑眼珠上下打量着我。
“里面没人，”她对我说，“沃尔夫山姆先生到芝加哥去了。”
前一句话明显是在撒谎，因为里间有人用不成调的口哨吹响了《玫瑰曲》。
“请转告一声，卡拉韦先生想见他。”
“我又不能将他从芝加哥变回来，对不对？”
恰在此时，一个声音，毫无疑问是沃尔夫山姆本人的声音，从里间房门内喊道：“斯特拉！”
“将你的名字留在桌上的记事簿上，”她语速极快地说，“等他回来后我会呈报给他。”
“但我知道他人就在里屋。”
她朝我身前跨了一步，两只手愤怒地沿着髋部上下移动。
“你们这些年轻家伙自以为可以随时闯进来，”她斥责道，“我们已经受够了。我说他在芝加哥，他就在芝加哥。”
我说出了盖茨比的名字。
“哦……啊！”她又重新审视了我一番。“请您稍微……您叫什么名字？”
她很快闪了。没一会儿工夫，迈耶·沃尔夫山姆就一脸肃穆地出现在里屋门口，向我伸开双臂表示欢迎。他将我拉进他的办公室，用一种庄严的口吻说这种时刻我们都感到十分难过，并递给我一支雪茄烟。
“我还记得第一次与他见面时的情景，”他追忆道，“当时他还是一个刚退役的年轻少校，胸前挂满了在战场上获得的勋章。他那时候手头很紧，买不起便装，只好整天穿着军服。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正走进第四十三大街怀恩勃兰纳开的弹子房找工作。他已经有两天没吃饭了。‘跟我一起去吃午饭吧。’我对他说。不到半个小时他就吃下了四美元多的食物。”
“是你帮他做起生意来的吗？”我问他。
“帮他？是我一手成就了他。”
“哦。”
“是我教他白手起家、脱离贫困的。我一眼就认定他是一位举止得当、具有绅士风度的年轻人，再加上他告诉我他在纽津读过书，我就知道他将来可以派上大用场。我介绍他加入了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他在协会里可是个显赫人物。不久之后，他就到奥尔巴尼①为我的一个客户服务。在所有的事情上就像这样并排齐肩，”他伸出了两只粗短的手指，“不弃不离。”
我好奇地想知道，他们这种亲密无间的合作是否也包括那桩1919年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幕后交易案。
“可惜他已经过世了，”停了一会儿我说道，“你是他生前最亲密的朋友，所以我想你今天下午一定会去参加他的葬礼。”
“我是想去来着。”
“那就去吧。”
他鼻孔中的鼻毛微微地颤动起来。他摇了摇头，眼中噙满了泪水。
“我不能去……我不想被牵连进去。”他拒绝道。
“不存在牵连的事，一切都过去了。”
“凡是发生杀人案这样的事，无论如何我都不想与它扯上任何关系，我置身于事外。年轻时我可不这样——如果我的一个朋友死了，不管是如何死的，我会和他们缠斗到底。也许你会认为我是感情用事，可是我是说到做到的——同他们以命相博。”
我看出来，出于某种个人的原因，他是打定主意不参加葬礼了，于是我就站起身来。
“你上过大学吗？”他突然问道。
有那么一会儿，我还以为他想与我扯上点什么“关系”，但他只是点了点头，握了一下我的手。
“我们应当学会在朋友活着的时候讲交情，而不要等到他死了以后妄谈感情。”他总结式地说道，“人死之后，我个人的原则是不管闲事。”
在我离开他办公室之前，天色就已经阴沉了下来。我冒着霏霏细雨返回西半岛。换过衣服后我来到隔壁的别墅，看到盖兹先生神色激动地在大厅里走来走去。他对他儿子及其所拥有财富的自负心理一直在不断地膨胀，现在又有一件新东西要给我看。
“吉米寄给我的一张照片，”他手指颤抖着掏出一个钱包，“你瞧。”
这是一张这座别墅的照片，照片的四个角因被许多只手摸过而卷曲污损了。他急切地指给我看每一处细节。“瞧瞧这里！”然后察看我眼中是否流露出赞赏的表情。他曾经将这张照片给外人欣赏了无数次，我想在他眼中，照片中的别墅无疑比现实中的别墅显得更加真实。
“吉米寄给我的。我觉得这是一张很漂亮的照片，照得很清晰。”
“相当好。您最近见过您儿子吗？”
“他两年前回家看过我，并给我买下了现在住的房子。当然，当年他离家出走时我们十分伤心，不过现在我看出来当初他那么干是有理由的。他知道自己今后能飞黄腾达。而且他成功后一直对我很慷慨。”
他似乎很不情愿将照片放归原处，又将它在我眼前摇晃了一会儿，才将它收进钱包放了回去。然后，他又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本破旧的老书，书名为《牛仔霍普郎·卡西迪》。
“你瞧，这是他小时候拥有的一本书，很能说明他的性格。”
他翻到书的封底，转过来让我看个仔细。在书底扉页上赫然印着“作息时间表”几个黑体字和日期1906年12月。下面写着：
上午6:00起床
6:15—6:30练哑铃、攀越运动
7:15—8:15学习电学等课程
8:30—4:30工作
4:30—5:00棒球和其他运动
5:00—6:00练习演讲和仪态
7:00—9:00研究实用发明
个人保证
不再去谢夫特家或[另一家的名字，字迹已模糊不清]家虚耗时间
不再吸烟或嚼烟
隔一天洗一次澡
每周阅读一本有益于身心的书籍或杂志
每周存五美元[涂去]三美元
更加孝敬父母
“我无意间发现了这本书，”老人说，“很能说明他的性格，是吧？”
“的确如此。”
“吉米命中注定是要飞黄腾达的。他拥有诸如此类的坚定毅力。你注意到他在用什么方法来提升自己的思想了吗？他在这方面是出类拔萃的。有一次他说我吃饭的模样像猪，我就揍了他一顿。”
他很不情愿合上那本书，又大声地将每条读了一遍，然后用急切的目光瞅住我。我想他很希望我能将那张表格抄下来，以便今后好派上用场。
下午快到三点的时候，路德教会的一位牧师从弗拉辛赶到了别墅，于是我不由自主地朝窗外观察，看有没有其他的车过来，盖茨比的父亲也同样如此。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佣人们都陆续来到大厅等候，老人开始焦急地眨巴起双眼，同时用担心而不确定的语调抱怨起下雨的天气来。牧师瞅了好几次戴的手表，我只好将他带到一边，央求他再等上半个小时，但是毫无用处，没有任何人前来。
下午五点钟左右，由三辆车组成的送葬队伍到达了墓地。在细密的小雨中，车队停在了墓地大门口。打头的是那辆灵车，黑黢黢、湿漉漉的，看上去有点人；紧跟其后的是盖兹先生、牧师和我乘坐的大型轿车；再后面一点的是四五个家佣和西半岛镇邮差乘坐的那辆盖茨比家的旅行车。大家都被雨水淋得全身透湿。正当我们穿过大门朝墓地走去的时候，我听见有辆车在不远处停了下来，接着是有人踏着地上的积水在我们后面追赶的声音。我回头一看，原来是那位戴着猫头鹰式眼镜的男人。大约三个月前的那个晚上，我碰见过他在盖茨比家图书室里望着盖茨比的藏书惊叹不已。
从那晚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我不知道他是从何处知道今天举行葬礼的，我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尊姓大名。雨水顺着他的厚镜片往下流淌，他只好取下来擦擦，再看着那块遮雨的帆布从盖茨比的墓穴上被人卷起来。
此时此刻我极力想将心思放在盖茨比身上，但是他已弃我们而去，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只想得起黛西，她既没有发来唁电，也没有献上一束花，但心中已全然没有怨恨之情了。我隐约听到有人在低声祈祷：“愿逝者在雨中获得安息。”随后那位戴着猫头鹰眼镜的人用坚定的口吻应了一声：“阿门！”
葬礼结束后我们冒雨快步返回车内。戴猫头鹰眼镜的人在墓地大门口与我寒暄了一会儿。
“我没能赶到他家去。”他说。
“其他人也都没能赶来。”
“不能吧！”他大吃一惊。“天啊，为什么会这样！他们过去可是拉帮结队地到他家去的。”
他又把眼镜摘了下来，把镜片从里到外都擦了一遍。
“这个可怜的家伙！”他感叹道。
我记忆中最生动的印象之一就是每年圣诞节从预备学校，以及后来从大学回到西部时的情景。那些要到芝加哥以外地区去的同学，总会约定在十二月某天的傍晚六点钟在那座老旧、昏暗的联邦车站内集合，与几位家就在芝加哥的同学匆匆话别，而他们此刻已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我记得那些从某某私立女校返家女生身上穿的毛皮大衣，以及她们在凛冽空气中唧喳的谈笑声，记得我们在拥挤人群中发现熟人的挥手致意，记得我们比较谁受到的邀请多：“你是要到奥德韦家去吗？那么赫西家呢？舒尔策家呢？”还记得我们戴着手套的手里紧攥着的绿色长条火车票，还有那从芝加哥开往密尔沃基、圣保罗沿线的暗黄色列车，它们静卧在站台门口的轨道上，愈发衬托出了圣诞节的欢快气氛。
当我们的列车缓缓开出车站，驶进寒冬的黑夜和皑皑的白雪里，积雪从车轨的两旁向远方伸展，在车厢的玻璃窗外映照生辉，威斯康星州沿途的小火车站上昏暗的灯火一闪而过，旷野中不时刮过一阵阵凛冽的寒风。我们在餐车吃过晚餐，通过车厢连接过道往回走时，一路深深地呼吸着这沁人心脾的清新寒气。在这奇妙的短暂旅行时刻，在我们重新与这车轮下的大地不留痕迹地融为一体之前，我们难以言喻地深切体验到自己和这片热土之间的难以割离之情。
这就是我心中的中西部——不是成片的麦田、一望无际的草原，亦不是瑞典移民的小城小镇，而是我青春时代令人兴奋不已的返乡火车，是数九寒夜里的街灯及清脆的雪橇铃声，是冬青花环被窗内的灯光照映在雪地的倒影。我是它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因其冬季的漫长而对大自然怀有一种肃穆感；在我居住的那座城市，数代以来人们的住房都被称为某姓的住宅，我为能在卡拉韦住宅里长大而有点小小的自鸣得意感。我现在才弄明白我们的故事追根溯源只不过是西部的故事而已——汤姆和盖茨比、乔丹和我，我们都来自西部。也许，我们的性格中有些共通的不足之处，潜移默化地使我们难以适应东部的生活。
即使在西部最能拨动我心弦的时刻，即使我真切地感受到比之俄亥俄河对岸的那些枯燥乏味、零乱不堪、庞大臃肿的城镇，比之那些只有年幼的稚童和老态龙钟的老人才能幸免于永不休止的闲言碎语的无聊城镇，东部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即使在那些时刻，我也觉得东部多少有些被扭曲的味道。尤其是西半岛这个地方，仍是我挥之不去的梦魇。在我的梦境中，这个小镇就像艾尔·格列柯①画的一幅夜景图：上百所房屋，集传统与怪异与一身，匍匐在黑沉沉的夜空和一轮黯淡无光的月亮之下。画的前景表现的是四位神情严肃、身穿燕尾服的男子抬着一副担架在人行道上前行，担架上躺着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女人，身上穿着一件白色的晚礼服。她一只手耷拉在担架外，手臂上佩戴的珠宝在黑暗中泛着寒光。那几个脸色凝重的男人拐进一所房子——却走错了地方。没有人知道女子的姓名，亦没有人在乎这一点。
盖茨比死了之后，东部留存在我脑海上的如上印象使我寝食难安，其扭曲的程度已非我目力可以矫正。所以，当空气中飘散起焚烧落叶的蓝色烟雾，料峭的寒风将晾在户外绳子上的换洗衣服吹得硬邦邦的时候，我打定主意要返回家乡了。
在我离开纽约之前还要办妥一件事情，一件对我而言既尴尬又不愉快的苦差事。原本处理这件事的最好方法是对它置之不理，但我希望将事情处理得有条不紊，而不寄希望于让时间的海洋来湮灭那杂乱无章的记忆。我去见了乔丹·贝克一面，从头到尾叙述了我们两人之间发生的种种不快，以及对我的影响。而她不动声色地躺在一张大躺椅上听着。
她穿着打高尔夫球的运动装，下巴略带傲气地朝上翘着，头发呈秋天树叶的金黄色，脸色同她搁在膝盖上的无指手套一样显浅棕色，看上去真像一幅漂亮的插图。当我说完以后，她未作任何回应，只是告诉我她已与另一个男人订婚了。我心中对她的话深表怀疑，虽然我知道只要她点头，是有几个男人愿意娶她的，但我仍故作惊诧状。有那么一会儿工夫，我怀疑自己是否犯了一个错误，接着我又快速重新思考了一下，就起身准备告辞了。
“不管怎么说，是你甩掉我的，”乔丹忽然说道，“你那天在电话里就将我甩掉了。我现在一点都不在乎你了，可是当时对我来说真是一种新的体验，我有好一会都感到晕晕乎乎的。”
我俩握了握手。
“哦，你还记得吗？”她又加了一句，“我们有一次聊到过开车的事。”
“啊……记不太清了。”
“记得你说过一个蹩脚的司机只有在遇到另一个蹩脚司机之前才是安全的这句话吗？好吧，我是遇上另一个蹩脚的司机了，不是吗？我是说我太粗心大意了，竟然看错了人。我原以为你是一个相当诚实、率直的人。我原以为那是你私底下引以为荣的事。”
“我已经三十岁了，”我回答道，“要是我年轻五岁的话，也许我还可以欺骗自己，并引以为荣。”
她没有再吱声。我非常生气，但对她又有几分不舍，带着这种难以言表的遗憾心情，我转身离开了。
十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遇见了汤姆·布坎南。当时他正沿着第五大街在我前面走着，还是那副警觉、带有攻击性的神态。他的双手略微离开他的躯干，仿佛准备随时还击别人对他的侵扰似的，同时脑袋不停地左右晃动，似乎在观察着四周的动静。我正要放缓脚步以免碰上他时，他却停了下来，蹙着眉头朝一家珠宝店的橱窗望去。突然，他看见了我，转身走了过来，并伸出了手。
“你怎么回事，尼克？你不愿意跟我握手了吗？”
“是这样的。你心里明白我对你的看法。”
“你疯了，尼克，”他急忙说，“疯得不轻。我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了。”
“汤姆，”我质问他道，“那天下午你对威尔逊都说了些什么？”
他一言不发地干瞪着我，于是我明白了我没有猜错在威尔逊失踪的那几个小时里发生的事情。我掉头就走，可是他跨前一步，抓住了我的胳膊。
“我告诉了他事情的真相，”他说道，“我们正准备出门，这时他找上门来了。我叫佣人传话说我们不在家，他硬要往楼上冲。他当时已经疯疯癫癫了，如果我不告诉他那辆车是谁的，他会杀了我。在我家的时候，他的手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放在他口袋里的那把左轮手枪……”他忽然不再说下去，态度也变得蛮横起来，“我告诉他了又能怎样？那个家伙自作自受。他蒙骗了你，就像他蒙骗了黛西一样。其实他是一个心狠手辣的混蛋。他撞死了梅特尔就如同撞死了一条狗一样，连车子都没停一下。”
对此我无话可说，除了那个无法言明的事实：事情的经过并不是这样的。
“而且你以为我就不痛苦吗？——我告诉你，我去退掉那套公寓时，看见那盒晦气的狗食饼干还摆放在餐具柜上，我就像一个孩子那样坐在地上痛哭起来。天啊，这整件事情真是太可怕了……”
我不能原谅他，也不喜欢他，但我觉得，他所做的事情，从他自己的角度考虑，是情有可原的。而在我看来，整件事情始终充斥着不负责任、混乱不堪。汤姆和黛西，他们都是没有担当的人——他们砸碎了人家的东西，把别人给毁了，然后就龟缩到以金钱、麻木不仁或任何能够将他们结为一体予以抵御的防线后面，让别人去收拾他们留下来的烂摊子……
我跟他握了握手。因为我突然间觉得像在与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打交道，如果我赌气不与他握手，反倒显得我有点滑稽可笑。随后他走进那家珠宝店买了一条珍珠项链——或者只是一对袖扣——借此摆脱了我这个乡巴佬对他行为的吹毛求疵。
我离开的时候，盖茨比的别墅仍然空置着——他草坪上的草长得与我家这边的一样高了。村子里有个出租车司机每次载客经过盖茨比家大门口时，总不忘将车子停下来，对着里面指指点点的。也许出车祸的那天晚上，正是他开车送黛西和盖茨比到东半岛的，要不然就是他自己编造了一个故事。我可没有心思听他讲什么故事，所以我下火车后，总是刻意避开他。
每逢星期六的晚上，我都会留在纽约城里过夜，因为盖茨比家举办的那些彩灯高悬、炫人耳目的聚会依然在我的头脑中记忆犹新，我似乎仍然能够听到从他的花园里飘过来的音乐声、嬉笑声、隐隐约约，不绝于耳，以及汽车在他家车道上来回往返的声音。有一天晚上，我确实听见有一辆汽车开上他家车道了，而且看见汽车的前灯照在大门前的台阶上，但我也并没有前去探个究竟。也许那是他家来的最后一位客人，刚从遥远的海外归来，还不知道他家的聚会已经永远收场了。
在最后那个晚上，我已经收拾好行李，车子也卖给了杂货店老板，我走过去再瞧一眼这个庞大的破败之家。白色大理石台阶上，不知哪个男孩用一块砖头胡乱地在上面涂写了一个下流的字眼，在月色下显得格外的刺目，于是我用鞋底将它擦掉了。后来我又漫步来到海边，脸面朝天地躺在了沙滩上。
这时节，海滨大多数的别墅都已经人去楼空了，除了海湾对岸一艘渡轮游离的一丝灯光，四周几乎没有什么光亮。随着明月的逐渐爬升，那些幻影般的别墅逐渐融入月色之中，我脑海中不由地浮现出这样的场景：当年这座古老的岛屿像花儿一般绽开在荷兰水手的眼前，它是清新而葱绿的，是一个崭新世界的心腹之地。在这块土地上，那些已然失去的树林，那些为盖茨比的别墅让道的树林，曾经轻声吟唱，迎合着人类最宏大的终极梦想。在那个神昏心迷的短暂瞬间，面对这突兀出现的崭新大陆，人类一定会屏声静气，不由自主地沉溺于一种他既不理解，也不屑于追求的美学沉思之中。在历史上，这是人类最后一次碰上与其好奇心不分伯仲的自然景观。
当我坐在海滩上追思这块古老的、曾经不为人所知的新大陆时，我又不由地想起盖茨比第一次辨识出黛西家码头上那盏绿灯时所感受到的惊喜之情。他历经艰辛才来到这片墨绿色的草坪，他的梦想曾经显得近在咫尺，仿佛唾手可得。但他有所不知的是，过犹不及，他的梦想早已脱离他的躯壳，独自徘徊在这座城市的荒郊野外，而在夜色苍茫中，从此处延展开来的是这个国家无垠的混沌原野。
盖茨比笃信那束绿色的灯光，它代表着已从我们眼前逝去的流金岁月。它已弃我们而去，不过没有关系，明天我们追逐的脚步会更快，胳膊会伸得更长……直到一个宁静的清晨——……
……于是，我们勉力向前划去，但逆流而上的命运小舟，却不断被生活的波浪推至起航的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