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法庭内，当约翰·卡特莱特律师带着近乎表演式的郑重，将那份泛黄的捷克玻璃厂设计图复印件作为“终极证据”呈上时，一股胜券在握的气氛瞬间弥漫在原告席周围。
约翰的嘴角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矜持的冷笑，他微微扬起下巴，目光扫过被告席，仿佛一位绅士在欣赏即将被自己将死的棋局。
他甚至还刻意停顿了片刻，让法庭里每一个人——尤其是那几位陪审团员——都能充分感受到这份“铁证”的分量。
旁边的布朗更是几乎难以抑制内心的狂喜。
他身体微微前倾，双手紧握放在桌上，指节因为用力而有些发白，脸上洋溢着压抑不住的得意笑容。
他看向刘教授和小陈的眼神，充满了毫不掩饰的轻蔑和怜悯，仿佛在说：看吧，乡巴佬就是乡巴佬，稍微一查就原形毕露了！他甚至忍不住用胳膊肘轻轻碰了一下约翰，递过去一个“我们赢了”的眼神。
几位陪审团城员的表情也清晰地反映了他们的倾向。
一位穿着考究的中年男陪审员不屑地撇了撇嘴，微微摇头，似乎对被告方“拙劣的模仿”感到不齿。
一位戴着眼镜的女陪审员则皱起眉头，看向刘教授的目光里带上了明显的怀疑和审视，仿佛已经在心里给“太阳”牌贴上了“抄袭”的标签。
还有一位年轻的陪审员甚至下意识地靠向了原告席的方向，身体语言显示出他已然接受了约翰的叙事。
整个陪审团区域弥漫着一种几乎一边倒的不信任感，空气仿佛都凝固在对被告方不利的这一刻。
约翰享受着这种掌控全局的感觉，他清了清嗓子，用一种带着悲悯却又无比尖锐的语气发起了最后一击。
“这一证据表明，被告的商标不仅与我客户的专利存在潜在的混淆性相似，更重要的是，它可能是在虚假陈述——在毫无原创性的情况下声称原创——的基础上注册的……”
他的话语如同法官落下的法槌，重重砸在寂静的空气里。布朗几乎要为自己的律师鼓掌叫好，他仿佛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看到了“太阳”牌的彻底湮灭。
赢了！就这么简单！他几乎能听到自己心跳的轰鸣声。
这些中国人，果然不堪一击。稍微动用一点法律手段，就能把他们吓得屁滚尿流，或者像现在这样，轻轻一戳，就原形毕露。
他的嘴角抑制不住地上扬，眼神开始放空，仿佛已经看到了无比美妙的未来图景：
等这场官司一赢，“太阳”牌这个碍眼的绊脚石就会被彻底扫进历史垃圾堆。
到时候，不仅仅是对这个小小县城的罐头厂，对所有那些想着要价越来越高、越来越不“听话”的中国供应商，都是一个极好的杀鸡儆猴的榜样！
看吧！这就是不服从我们规则的下场！我们可以轻易地用专利、用商标、用各种你们听都没听过的法律条款，把你们那点可怜的品牌梦想掐灭在摇篮里！
以后谈判，看谁还敢跟我硬气？价格？我说了算！质量标准？我说了算！交货日期？还是我说了算！你们要么乖乖接受我的条件，做我温顺的、廉价的代工奴仆，要么就等着和“太阳”牌一样，身败名裂，血本无归！
对，就这样。把他们所有的品牌野心都打掉，让他们永远停留在产业链的最底层，为我们源源不断地输送利润……
布朗的呼吸都因为这份贪婪的幻想而变得有些急促，脸上泛起兴奋的红光。
他甚至已经开始在心里盘算，等拿到法院的禁令和判决书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它翻译成中文，发给每一个和中国有业务往来的采购经理，让他们好好“学习”一下。
他仿佛已经看到自己今后在谈判桌上颐指气使、所向披靡的模样，看到那些中国供应商代表在他面前变得唯唯诺诺、战战兢兢。这种掌控一切、随意拿捏的感觉，实在太美妙了。
这短暂的、只有几秒钟的白日梦，让布朗完全沉浸在了胜利的喜悦和未来的畅想之中，以至于他几乎错过了刘教授脸上那抹冰冷而怜悯的嘲讽。
“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员……”刘教授的声音平稳地响起，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瞬间把布朗从他的幻想中拉了回来，“我认为，原告律师提供的一份20世纪60年代捷克的‘普通’太阳设计作为‘窃取’的证据，不仅事实错误，更揭示了一种深刻的、或许是故意的文化无知。”
他没有去看脸色骤变的约翰和布朗，而是面向法官和陪审团，从助手小陈手中接过另一份早已准备好的资料。
这一次，不是枯燥的法律文件，而是一本精心制作的图册和几张清晰的大幅图片。
刘教授举起一张图片，上面是古老甲骨文和金文中形态各异的“太阳”符号。
“这些表示太阳的符号，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图形元素。在中国文化中，它是最古老和最受尊敬的符号之一，其描绘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我们最早的书写系统。它代表着活力、希望和至高无上的天权。”
他翻动图册，向陪审团展示着更多证据：汉代瓦当上精美的太阳纹饰、唐代丝绸上华丽的日轮图案、明清瓷器上寓意吉祥的旭日东升图……
“在整个中国历史中，太阳图案在我们的艺术、建筑和日常用品中被不断地改编和风格化，每一种表现形式都承载着特定于我们文明的独特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
最后，他拿出了“太阳”牌辣酱的标签设计图，并将其与那些历史图案并列。
“我们客户的设计，”他语气坚定，目光扫过每一位陪审员，“并非‘盗用’某种通用的西方图形。它汲取的是这份深厚且延续的文化遗产的灵感！放射状的线条让人想起中国传统木版画中的太阳光芒，象征着繁荣和扩张。中心的圆点与古代青铜器铭文的风格相呼应。甚至红金的配色也深深植根于中国的节日和帝王象征意义，代表好运和成功。”
他停顿了一下，让陪审团有时间消化这些图像和文化信息，然后才发出了最有力的反击：
“声称一家中国公司‘抄袭’了一个20世纪60年代的捷克太阳符号设计，不仅是荒谬的，更是文化上的傲慢。这就像指责一位意大利艺术家从美国冷冻柜里抄袭了披萨，因为两者都用了面团和番茄酱！太阳属于全人类，但其艺术表现是深深植根于文化的。我们客户的商标是对一个永恒的中国文化符号的现代表达，而非某个不起眼的欧洲工业设计的衍生物。”
刘教授的陈述，如同一次小型的中国文化讲座，瞬间将对方“抄袭”的指控扭转成了对文化根源的阐述和对其文化傲慢的控诉。
几位陪审员脸上的不屑和怀疑早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好奇、沉思，甚至是一丝对先前偏颇态度的羞愧。那位戴眼镜的女陪审员甚至下意识地向前倾身，想要更仔细地看看那些精美的中国传统图案。
布朗脸上的得意笑容早已僵死，变得惨白。
他发现自己那些关于廉价代工和随意拿捏的幻想，在对方展示出的厚重文化底蕴面前，显得如此可笑、肤浅和……丑陋。
约翰·卡特莱特的脸色也变得极其难看，他意识到，对方不仅化解了他们的“杀手锏”，更成功地将法庭变成了展示自身文化合理性和批判对方文化偏见的舞台。形势，正在彻底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