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科长是华北某大型工矿企业的设备科负责人。
厂里效益不错，领导批示：“必须配一辆桑塔纳，接待外商、跑部委立项，都得有面子！”
他领了任务，连夜坐火车赶到上海安亭。
上海汽车销售科的门槛都快被踩破了——走廊里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操着不同口音的采购员，每个人手里都攥着盖红章的介绍信和外汇指标批文。
“同志，我们是省重点矿企，年产百万吨，急需一辆桑塔纳……”
黄科长捏着那两张被退回的大前门，香烟的棱角硌得手心发疼。
走廊里混杂着各地的方言和烟味，空气粘稠得让人喘不过气。他第三次递上去的材料，连同省工业厅鲜红的印章，似乎都在这间喧嚣的销售科里失了颜色。
窗口后的销售员姓李，是个三十来岁的上海本地人，眼皮耷拉着，手指在登记簿上划得飞快，对黄科长近乎哀求的解释充耳不闻。
直到那句“试试找市工业局批条子”像蚊子哼哼似的飘出来，黄科长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棘手。
他不是没想过走批条的路子，矿上以前搞紧缺设备也用过这招。
但这是上海，是桑塔纳，是连部委都要排队的新鲜玩意儿。市工业局的门朝哪边开他都不知道，更何况是能管到上海大众汽车销售分配的实权人物。
他道了声谢，声音干涩，转身挤出人群。
呢子外套的袖口不知被谁蹭上了一块灰，他也懒得拍。走出销售科那栋灰扑扑的小楼，安亭四月潮湿的风吹在脸上，带着工厂特有的机油和金属气息，却吹不散心头的憋闷。
马路对面，就是上海大众的厂区，崭新的厂房矗立着，偶尔能看见穿着蓝色工装的工人进出。
那里面，一个月就诞生几十辆他梦寐以求的黑色桑塔纳，可它们就像装在透明玻璃柜里的珍宝，看得见，摸不着，更轮不到他这个千里之外的矿企科长。
回到位于安亭老街的国营招待所，房间狭小，墙壁泛黄，一股霉味混合着消毒水的气味。
同屋的是一位姓陈的经理，来自广州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四十出头，梳着油光水滑的分头，一身浅灰色的确良西装，脚上的皮鞋擦得锃亮。
黄科长进门时，他正哼着不成调的粤语歌，心情颇佳地往一个硕大的黑色人造革皮包里塞衬衫和文件。
“黄科长，回来啦？”陈经理抬头，脸上是掩饰不住的春风得意，“怎么样，有眉目了吗？”
黄科长苦笑一下，把公文包扔在吱呀作响的木床上，重重坐下：“别提了，排到明年去了。你们广东人脑子活，路子广，有什么高招没有？”
陈经理闻言，哈哈一笑，拉上皮包拉链，拍了拍鼓囊囊的包身，仿佛里面装着的不是衣物，而是某种通关文牒。
“高招谈不上，”他压低了声音，带着点神秘的炫耀，“就是舍得下本钱，懂得交换。”
他凑近了些，身上有股淡淡的雪花膏味儿：“我们公司，付的是全额外汇券。这个你知道吧？比人民币硬通得多。上海大众现在扩建生产线，进口设备，缺的就是外汇。我们这笔车款，对他们来说，比十张地方政府的批条还实在。”
黄科长心里一动。
外汇券他们矿上也有一些，是去年出口一批特种矿石到日本攒下的，数量不多，而且动用需要层层审批，手续极其麻烦。
看来这陈经理的公司，外贸生意做得不小。
“光给外汇还不够，”陈经理继续点拨，手指在桌上轻轻敲着，“我们还承诺，帮他们解决一批零部件的出口渠道。你知道的，他们引进德国生产线，有些零部件国产化还没跟上，或者成本高，需要从德国进口，这又要花外汇。我们通过香港的关系，可以帮他们把一些不那么核心的部件，卖到东南亚去，换回点外汇，哪怕不赚钱，也是个姿态，表明我们是自己人，是来帮忙解决问题的，不是单纯来占便宜的。”
他顿了顿，看着黄科长若有所思的脸：“所以说啊，黄科长，现在这世道，光揣着计划指标和红头介绍信，不好使啦。你得有硬通货——外汇；你得有关系，最关键的是，你得有交换条件，让人家觉得把车给你，比给别人更值，更能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这叫啥来着……对！互利共赢！”
黄科长听着，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他想起自己包里那沓厚厚的申请材料，里面详细列明了矿山的产值、利税、对煤炭事业的贡献，以及接待外宾、争取项目的迫切需求。
这些在过去无往不利的正当理由，在陈经理这套赤裸裸的交换逻辑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他所在的体系，还在很大程度上遵循着计划调拨、按需分配的老规矩，而市场的潮水，已经沿着海岸线和特区，悄然漫了进来，冲刷着原有的游戏规则。
“受教了，陈经理。”黄科长叹了口气，语气复杂，“看来我们这些老企业，思想还得再解放解放。”
“慢慢来，机会总会有的。”陈经理提起皮包，拍了拍黄科长的肩膀，“我这就去提车了，手续都办妥了。祝你早日心想事成！”
说完，他哼着歌，脚步轻快地走出了房间。
门关上，房间里只剩下黄科长一个人，和那股久久不散的霉味。
他摸出烟，拿出一包普通的“飞马”，点燃，深深吸了一口。烟雾缭绕中，他开始盘算，回去该怎么向厂长汇报，是不是该建议厂里，也想想办法，搞点外汇，或者看看矿上有什么东西，能跟上海这边交换一下。
与此同时，几公里外的上海大众汽车厂总装车间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流水线罕见地停了下来。传送带静止不动，几辆半成品的桑塔纳车身尴尬地停在工位上，像一群断了线的木偶。
穿着蓝色工装的工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或蹲或站，脸上写满了无奈和焦躁。空气中弥漫着机油、焊锡味道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沮丧。
生产厂长姓周，是个五十多岁、脾气火爆的东北汉子，早年从长春一汽调来支援上海项目。
此刻，他正叉着腰，站在生产线尽头，脸色铁青，对着几个垂头丧气的车间组长低吼道：
“又停了？！这礼拜第几次了？！啊？！德国人那边天天催进度，全国上下多少双眼睛等着要车！你们告诉我，又是因为点火线圈没到货？！”
钣金组的组长是个老师傅，苦着脸解释：“周厂长，不光是点火线圈……这批次进口的雨刷电机、还有几个型号的密封胶条，报关手续都卡住了，说是外汇结算有点问题，货压在港口仓库提不出来。仓库那边早上清点过了，库存彻底见底，咱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涂装组的年轻组长也插话道，语气里满是委屈：“我们组倒是备料充足，可前道工序的车身框架供应跟不上，我们喷了漆也没地方挂啊。听说冲压车间那边，进口的高强度钢板也延期了，他们也不敢全力开模，怕把最后的储备料用光了，后面更抓瞎……”
周厂长听着，胸口剧烈起伏，他猛地一拳捶在旁边冰冷的钢质工具箱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
“外汇！外汇！又是外汇！”他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咱们造车卖车，挣的是人民币！可买这些关键零部件，全他x要花美金、要花马克！国家给的那点外汇额度，够干什么？”
他想起不久前的一次厂务会议，销售科的同事还红光满面地汇报，订单已经排到明年下半年，各级单位的采购员把销售科门槛都踏破了，甚至有人愿意加价、用外汇券支付。
可这火爆的销售形势背后，却是生产线因为几个小小的进口零件而频频断粮的窘迫。
这种能卖不能产的割裂感，让他这个管生产的老兵感到无比憋屈。
“德国佬那边怎么说？”周厂长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总装车间主任推了推眼镜，语气更加小心翼翼：“周厂长，德方技术代表施密特先生……他倒是给了个回复。他说狼堡总部那边表示理解我们的困境，但认为频繁的零部件供应延迟，根本原因在于我们过于依赖单一海外供应链和复杂的外汇结算流程。”
他顿了顿，观察着周厂长的脸色，才继续道：“施密特先生说，从长远和根本上解决这类问题，他们的建议是……我们可以考虑引进他们配套的零部件生产线，或者至少是关键部件的生产技术授权。这样，像点火线圈、雨刷电机、密封件这类消耗大、易受运输和外汇影响的零件，就能在上海本地生产，实现供应自主，不再受制于国际物流和结算波动。”
“引进生产线？自己生产？”周厂长一听，非但没有豁然开朗，反而一股邪火“噌”地直冲脑门，刚才强压下去的憋屈瞬间转化为怒意。
他猛地转过身，眼睛瞪得溜圆，声音因为激动而提高了八度：
“放他x的德国屁！这叫什么狗屁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