啧啧啧！
故宅荒芜炊烟少，路边野骨狗彘肥，千里沃田粮满地，生民面色若死尸。
行至北方时，这里的城镇经过安戮妖乱，早就被打的千疮百孔，千里沃田满是粮食，村镇城池却多不见人烟，无边野地里，全是皑皑白骨。
但凡见到一个活人，都是骨瘦如柴面如金纸，一幅营养不良的样子，反倒是路边的野狗，因为吃的尸体比较多，长得肥硕又健壮。
他见百姓都往南边逃，拦下一瘸一拐的农夫，一番询问下才知道，如今的世道为何成了这样。
战乱结束后，老百姓还高兴过好一阵子，把叛军打走了总能过好日子了吧，没想到，迎来更惨痛的剥削。
大端采用的是租庸调税法，以编户齐民的籍册来收取定额税银，也就是说朝廷每年收取的税额是均摊在各地，这种税法在编民在籍时确实没问题，但是，一旦籍册不准，那就是另外一番光景。
安戮妖乱后，百姓死伤逃亡无数，籍册早就没有更新过，朝廷疲软无力，也无力组织胥吏清查人口，为省事依旧按战乱前账籍定额征税，麻烦也随之产生。
租庸调靠得是“耕者有其田”的政策，百姓少了，该地区的税赋总额却不变，短缺的税银地方官府不会自掏腰包补上，只会将短缺的部分继续平摊，让百姓继续多交钱，人口多的地区，百姓负担相对较轻松，而战乱发生的地区逃户增多，分摊到当地百姓头上的税负增加了数倍，这也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
越是税负重，逃田者越多，而逃田户的增多，继续加大当地在籍百姓的负担，他们只能卖地求生，以此循环，终于使得北方良田千万，却无百姓一寸的惨剧。
这个老汉也是同理，他本有五亩上田，以前只需要交出三成，剩余七成足以养活一家老小，甚至年底略有盈余。
到了战乱后，几乎要交出一大半，剩余的部分根本不足以应付老小吃喝，他只好把五亩沃田作价下田，卖给附近的吕员外，听说他有门道，可以把沃田全部挂靠在官府，以此免税，这样他的地还是他的地，只是权属成了吕老爷的！
此后，他的田地仍旧耕种，只是不再属于自己，所种出的粮食只能留下一部分，剩余的要交给吕老爷。
这种法子也能过下去，只是随着时间一长，他要交的粮食越来越多，能留下的却越变越少，到最后甚至成了吕员外的家奴，稍有不努力就动辄打骂，他这条腿断了以后，就被彻底赶出去了。
他想再买回这块地时，价格就已经不可高攀，只能带着儿女南下，去江南或许还有一线活路。
黄玄道又向北走了百里，问了无数农户，却发现那老农的命运，在千万万农户身上轮番上演，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只有两个活法。
要么成为佃户奴仆，一辈子给豪绅干活，换取仅够糊口的粮食，要么就南下城市，成为匠作部曲，江南的城池日益繁荣，需要无数人充当铆钉牛马，填补城池胃口！
黄玄道想起那文牍中所言，千里沃田都是农户在耕种，只觉得万分讽刺，好一句文掩是非、犹抱琵琶，再多说都要露馅儿，如今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当地官府欺上瞒下的功夫，当真是出神入化。
他愤怒不及，拿着御赐腰牌进入地方官府，想兴师问罪，胥吏一见他穿得平平无奇，连衙门都没让他进去，只叫他在外等候，刁钻跋扈的样子，与地痞流氓何异。
他想起农夫的话，这些胥吏从来都不到村里来，一旦来了必定是来收税收钱，还要里长坊老杀鸡宰羊招待，平日要去办事，不管是要取公验、过所还是账籍更新、文书勘印，都要给上一吊钱，以做润笔钱。
你要是不给，必定百般刁难，叫你来回费力，却从不肯办成事。
等公廨主管来了后，一听说这个情况，立马摇头叹息，都不愿意多说一句。
他也想清丈田地、更新籍册，可是其他县公能同意吗，本来逃户已经更多，要是他一清帐籍册，又把人给变少了，其他县区的税负又要摊重，事关银钱税负，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至于民情禀文，只能报喜不报忧，报忧的禀文根本就会被打回来，人家都是百姓和乐，唯独我的是民不聊生，圣人可不会派人调查，只会直接夺职。
上行下效，一路从县里瞒到大明宫，万千县公彼此互相遮掩，谁又能说是一个人的错。
听闻此处，黄玄道哑然无言，可怜战乱结束了，农户的命运非但没改变，反而变得更加悲惨。
北方身处战乱，南方经济火热，那南方的百姓，应该会过得不错吧？黄玄道跟着逃难的队伍，自华中平原南下江南，涉过江河来到姑苏余杭！
江南诸道，江浙、江淮等地经贸最为火热，听说从开元十年起，江南的百姓很少再耕种水田旱地，多会把田地折卖给当地豪绅，进入城市或是务工或是经商，又或是成为匠作部曲，利用劳力来为自己赚取银钱。
这种对经贸的吹捧，也使得江南至岭南地区多富庶城市，金陵、杭城、姑苏、江都、明宁、江陵、广府、泸州、福州、安州、扈州，但凡是府州道所在，大都是经贸繁荣之地，并且靠着由点及面的经济联结，带动了江南岭南各地，形成繁荣经济带！
由此形成的经贸利益，非北方战乱废土可比，他们吸引来的，除了南方农人外，还有北方失地的流民，北方活不下去只因为经贸不发达，不种地就只能饿死，失地流民到了南方后，可以进入各大城市的作坊店铺，以此谋生。
看似活命下来，却也有着乌糟不堪的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