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在羊城创办利丰商行的是一位粤省鹤山县籍年轻人冯柏燎，当时他才26岁，刚从香江著名的皇仁书院（Queen's College）学成返穗，正满怀着商业救国的一腔热忱，希望用自己学到的知识，使国家走上富强之路。
冯柏燎出身农民之家，他的父亲冯杰时是鹤山一农家子弟，但并没有下田耕作。他替当地富有的地主办事，为他们收纳田租及管理产业。在那个年代，冯杰时没有像那些喜欢夸耀自己财富的有钱人那样娶三妻四妾，他只有一位妻子，这使他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失去应有的尊敬，但他毫不介意。冯杰时有六个儿女，包括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过着比一般乡民较为富裕的生活。或许受到父亲的影响，冯柏燎当年结婚时在那传统的乡村社会也颇为瞩目：他既不由父母之命，也不假媒妁之言，而是自由恋爱，自己挑选妻子，并且只娶一位妻子。他的妻子林慧贞女士也是一位思想解放的女性，被形容为“知书饱学、四德俱全”，早年已摈弃妇女缠足的陋习，因而使双脚免致残废和畸形。冯柏燎与林慧贞两人都笃信天主教，这在旧社会相当引人瞩目。冯柏燎的宗教信仰，显然与他到香江求学的经历有密切关系。
在冯杰时的六个儿女中，冯柏燎排行最小，他有两位兄长及三位姐姐。长兄早已离开家乡，到香江工作，任职于一家英国的国际电报公司。这家公司通过一个海底电缆系统将香江与世界联系起来，为香江社会带来快捷的电讯服务。比他年长10岁的二哥则在羊城府台衙门办事，这使冯柏燎一家能经常得知国内最新的时局变动消息。在那个年代，国内政局风起云涌，中日甲午战争、维新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以及国父孙逸仙发动的旨在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等相继爆发。这些消息从羊城、香江频繁地传来，使冯柏燎一家数代以来熟悉的乡村生活失去了原有的平静，也使少年的冯柏燎激起一股冲动，要到外边的世界闯一番事业。冯柏燎希望父亲送他到大哥所在的香江读书，学习西方的先进知识，接触更广阔的外部世界。父亲答应了他的要求。19世纪末，冯柏燎被送到香江皇仁书院学习，寄居于大哥家中。皇仁书院是香江第一所官办英文中学，也是香江现存历史最悠久的一所西式学校。入读皇仁书院无疑成为冯柏燎一生乃至冯氏家族事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皇仁书院创办于1862年，初期称中央书院，1889年迁往中环鸭巴甸街，并改名为维多利亚书院，1894年正名为皇仁书院。19世纪60年代，香江的版图扩大到九龙半岛，人口骤增至10万人，社会经济逐渐进入巩固、稳定时期。一些在香江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型工商机构，如汇丰银行、九龙仓、黄埔船坞等，都在这一时期创设。1860年，香江总督不再兼任大英帝国驻华贸易总监及全权大臣职位，香江政府开始设立文官制度。经济、政治的一系列发展，大大增加了香江社会对英语人才的需求。香江早期的教育，以教会开办的学校为主，其中较具规模的有马礼逊教会学校和伦敦传道会学校。这些教会学校多设于华人和外国人聚居的港岛中、上环地区。不过，这些学校并不受欢迎，原因是它们以传播福音为主，目的是要培训一些华人传教士。入读的学生大多来自中//國的贫穷家庭，主要是为了学习英文。
1861年，港英当局接受大英帝国人理雅各（James Legge）的建议，对香江的教育制度进行改革，以培训香江所需要的实用人才。为此，港英政府创办了中央书院。中央书院设于港岛中环歌赋街，以大英帝国的文法学校为模式。学校于1862年2月开学，注册学生有200名。根据理雅各的计划，中央书院是一所中英文并重的大英帝国模式学校，英文课程主要是初级的，着重语文学习，如阅读、拼音、文法、作句等。中央书院从创办开始，就受到香江以及邻近的华南省份居民的欢迎，报考人数远远超过该校提供的学位。1865年，中央书院开始收取学费，但报考人数仍有增无减。入读中央书院的学生大多来自香江以及邻近地区的中等收入家庭，这些学生不但能交付学费，而且学习目的明确，学习也相当刻苦，与早期教会学校及官立乡村学校的学生多来自贫苦家庭有很大不同。
中央书院之所以大受欢迎，主要原因就是英语在当时香江社会中的“商业价值”。“早期的学生，经过两三年初级英语训练后，其薪酬便远远超过中文教师或其他职业的雇员。根据格温尼斯和钟·斯托克斯的解释：‘英语带来的金钱，使对西方毫无认识的家长都愿意付出学费，送子弟前来就读。’一位曾就读该校的早期学生，在其回忆录中亦有这样的解释：‘学生的家长多为商人，并不期望儿子成为学者；主要是要他们好好学习英语，拓展父业。’”
冯柏燎的父亲送儿子进皇仁书院，很可能也是出于这一目的。根据皇仁书院的学制，冯柏燎应该是在1895年入读皇仁书院的，当时他大约15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
这一时期，皇仁书院已迁入面积更大的鸭巴甸街的新址，注册学生人数亦从早期的200人增加到超过1000人，而且十分强调英语教育。当时，港英当局已逐渐把英语教育与商业、功利及大英帝国利益联系起来。时任港督轩尼诗（J.P.Hennessy）正式将重视英语教育确定为港英当局的基本政策。1878年，皇仁书院将英语授课时间增加到每天5小时，中文课程则压缩到两个半小时，1881年进一步压缩至每天一个半小时，到1896年全部取消中文课程，只剩下翻译一科。1903年，皇仁书院虽然恢复了中文科，但只是众多科目中的一科，每星期只授三四节课。1902年，冯柏燎在香江皇仁书院毕业。在香江学习期间，他取得了优异的成绩。1937年出版的《香江华人名人史略》对他在皇仁书院的学习有这样的评述：冯柏燎“性聪颖，勤读书，试辄前列，曾考获该院免费生摩利臣学额”。六七年的学习，使冯柏燎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当然，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母语，父母亲要求他首先必须精通中文。作为炎黄子孙，冯柏燎自然理解父母亲的心意。在皇仁书院就读期间，冯柏燎还了解了以大英帝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的商业运作模式，这为他日后的创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冯柏燎在香江读书期间，正值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國掀起一股划分势力范围的热潮。西方列强瓜分中//國的做法，对年轻的冯柏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毕业后，冯柏燎曾留在皇仁书院当教师，时间大约在1903～1904年。不过，冯柏燎对教师这份职业缺乏兴趣，他希望走商业救国的道路。一年后，冯柏燎辞退皇仁书院的工作，离开香江返回羊城。当时国内正处于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的前夕，国父统率的同盟会正致力于推翻摇摇欲坠的清政府。
踏入20世纪，清朝在其统治的最后10年，进行了一次资本主义性质的大变革，史称清末新政。这次变革的背景颇为复杂。19世纪下半叶，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國城乡之间、沿海地区与广大内陆腹地之间，发生了越来越严重的断裂，形成所谓的“二元结构”。沿海口岸城市，特别是羊城、沪上等城市，在物质和文化上直接受到西方文明示范效应的影响，在经济方面以现代商业和现代工业为主，在文化方面向工商社会的价值观转移。
在中//國传统社会中，民众称为“四民”，排序为士农工商。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经过洋务运动，商人地位大大提高，城市中绅商阶层兴起，各种以商人行会为主导的善堂纷纷成立，20世纪初广州就出现了著称一时的“九大善堂”。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变，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思想在沿海地区特别是沿海城市得到广泛的传播，国父统率的同盟会也开始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在这种背景下，清政府为挽救皇朝免于覆灭，推行自上而下的新政，奖励工商业发展，如1903年成立商部（其后改为农工商部），颁布《商人通例》、《公司律》、《奖励公司章程》和《奖给商勋章程》等，各省也相应成立掌管工商业的机构，如掌管农工商业的劝业道、商务局等。通过立法和奖励，开始否定历数千年不变的“贱商”传统，工商业者的权益和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冯柏燎正是在这种特定的经济环境下创建利丰的。
1904年，冯柏燎回到羊城后，遇到了李道明，两人立即成为志同道合的商业伙伴。李道明是一位传统的中//國商人，家境殷实，在羊城设有一家名为宝兴瓷庄的瓷器商店，专门销售来自江西景德镇、岭南地区以及全国其他地方的精美瓷器，生意颇具规模。
在冯柏燎返回羊城初期，便是在李道明的宝兴瓷庄工作，职务是出口部经理。由于他对工作极为认真、负责，并且通晓英语，获得李道明的信任，两人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这为日后利丰的创办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