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比我小三岁，是母亲被抓去结扎时发现怀上的。坚忍，忠厚，腼腆，当然也跟我和父亲一样顽固。有时我们会因意见不合而又想让对方屈服于自己的意志而争吵，为此我曾教训过他两次。09年高考弟弟考取了省内的一所“警官专科学院”，因一碗水端平的狭隘思想作祟，父亲没让弟弟去报到。他也没去复读，在石狮一小型的服装厂学起了裁布。在艰辛又工资微薄的学徒生涯，他任劳任怨，心无旁骛，不像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我走南闯北，辗转各地，时时抱怨，处处诉苦，感觉全世界都在打压和敌对自己。15年国庆他最好的朋友也结了婚。他那朋友我见过多次很普通的一个人，不过读了几年大学他的人生路就是更加的宽广和畅顺。为赶妹妹的婚礼，国庆前一天的深夜我搭便车在离镇上有几公里远的高速服务区下了车，是弟弟叫他那朋友开新买的车接我回家的。在昏暗的车内，坐于我身边的弟弟沉默不语，两眼落寞地望着漆黑的窗外。那刻，我当然希望自己是神经过敏，心中忧虑的事情不过是庸人自扰的一个无关痛痒的佐证，可事实并非如此。人的成熟是一件好事，可如果弟弟也像我一样时刻追悔过往，会不会也难以保持内心的安宁？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落寞和迷茫跟我脱不了关系。回家前，我到华强北给他买了一个平板电脑（他的钱都由父亲掌管，少有支配权），本以为新年不会像以往那般枯燥乏味了，可谁想……
“你要听父母的话。”我背对着弟弟，把最后一件衣服塞进了包里。
“什么？”弟弟茫然地看着我。
“没什么——这么晚了还不睡吗？”鼻子一发酸，我赶紧岔开话题。
窗外漆黑一片，寒风呼啸。我躺在床上，警觉地等待那出走的闹铃。我必须走。我的存在不仅考验着父辈们的忍耐限度，还在给弟妹们塑造一个坏榜样。我为自己过迟的醒悟内疚，也为给家里带来的麻烦自责。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一个沉溺在自己世界里的盲目乐观的幻想家。我的某种坚持与追求万不可再拿家人的钱财关爱期盼和尊严来当垫脚石了，再者他们也真无能为力了。年后父母已打算不再外出打工，眼下他们迫切要做的事是在一楼的杂物间再砌一个灶，为我两兄弟分家提前做些准备。
大约三十年前，父亲把那辆“解放牌”卡车废弃在镇上的河坝后，带着我们回乡务农。也是在那个时候，一家之主的奶奶将三个儿子招呼到一起，把家给分了。因为家境的贫寒，分家也就是确定那几间泥房的归属问题。奶奶有三个儿子，房子只够两兄弟住，所以其中一个必须做出些牺牲搬出去。难题是通过抓阄解决的，父亲光荣中标，作为补偿两个叔叔答应在父亲建房时每家补助2000元。可尽管如此，在搬去“内横路”的租屋前，父亲跟爷爷奶奶还是上演了一场场惨烈的争斗。家里本来分到一个大水缸，可气急败坏的父亲，当着奶奶的面，硬用钉耙将它戳出了九个大洞，流了一地的血。
父亲要另起炉灶自然是想减少日后兄弟间产生矛盾的隐患。他的这种做法虽有它的意义，可在我家却没有多少实施的必要，因为我家楼矮屋小本身就只够一家人住，父亲的这种做法更多是出于无奈。父亲真的老了，他的首选已不是开疆扩土，而是攥紧手里不多的劳动成果。既然如此，那就让我做出些牺牲吧，苟活了这么多年不如索性再自私一点我什么也不要，这样还能减轻我心中的负罪感。
走吧，给家人一个喘息的机会。
走吧，也给自己踏出条救赎之路。
凌晨三点，我习惯性地起来。弟弟正酣睡着，呼吸匀称又规律。窗外泛着微弱的光亮，隐约能听到雨滴下落的滴答声。我抹黑穿好衣服，提着包，小心翼翼地走下楼来。在一楼的神龛前，我点燃了三根香，对着奶奶的遗像磕了三个头，说了声：“对不起。”每年大年初一的清晨我们父子三人要早起祭祀，这回我肯定要缺席了。轻轻地关上门，我也将恐慌和担忧阻留在了屋里。很多个如游魂在外飘荡的晚上，这次我的脚步迈得最为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