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住在香圣母院路113号锯木场楼上公寓，丁香园是最近的一家上等咖啡馆，巴黎最好的咖啡馆之一。冬天此处室内温暖，春秋两季坐在露天咖啡桌也宜人，咖啡桌放在内伊元帅塑像边的树荫里，也可以坐在林荫大道边宽篷下的方桌旁。店里有两位侍者是我们的好朋友。穹顶咖啡馆与圆亭咖啡馆的富豪们从不来丁香园。他们在这里不认识人，来了也没人盯着他们看。那些年，许多人故意到蒙帕纳斯大道或哈斯帕伊街角的咖啡馆来抛头露面，从某方面说，这些地方是靠被记者逮住写报导而名扬后世的。
丁香园曾是诗人们定期聚会的咖啡馆，最后一批诗人的核心人物是保尔·福尔，我从未读过他的诗。我在丁香园只见过一位诗人：布莱斯·桑德拉尔，一张被打坏的拳击手式脸孔，一只空荡荡的袖子用别针固定，用一只好手卷烟卷。他只要不喝多，就挺好相处，那会儿他哪怕撒谎，都比其他认真讲故事的人要有趣。但他是那些日子里仅有的一个来丁香园的诗人，我也只在那里见过他一次。大多数的客人都是蓄须的老人，衣冠楚楚，携来的不是妻子便是情妇，翻领上或挂或不挂细长的红色荣誉绶带。我们想他们多半都是科学家或学者，但他们买一瓶开胃酒就坐着不走，泡在咖啡馆里的时间，不下那些身着旧衣、叫杯奶油咖啡占座不走的人。后者们也带着妻子或情妇，佩着学院的紫绶带，但与法兰西学院毫不相干。我们猜后者多半是教授或讲师。
有这些人在，咖啡馆便让人舒服了：他们喜欢彼此聊天，也爱喝酒、茶与咖啡，爱看报架上的报纸杂志。没人刻意自炫身份。
也有其他住在这一区的，来到丁香园咖啡，有几个在翻领上别着一战十字勋章，另有人挂着黄绿二色军功章。我打量他们，观察他们克服伤残造成的不便，观察人造眼球的好坏，观察整容修复的结果，如果医术高明的话，看起来像一条打理紧实的滑雪道。我们敬重他们，胜过敬重那些学者与教授：学者与教授也可能在军队服过役，但他们没经历过截肢。
那些日子里，我们不信赖没参加过一战的人，但我们也不完全信赖任何人。我觉得，桑德拉尔对待他那只伤手完全可以低调点。他午后早早来到丁香园，老客人都没来，我觉得这还好些。
那天傍晚，我在丁香园外一张露天桌子，坐看树上房上光影变换，高头大马在林荫道外侧慢慢走过。咖啡馆的门在我背后向右打开了，一个人出来，走到我那桌。
“啊，你在这儿！”他说。
那是福特·麦多克斯·福特，那时他如此自称。他呼吸粗重，唇上是花白的大胡子，像个衣冠楚楚、头下脚上的移动大桶。
“我可以跟你坐吗？”他问过，坐下。他苍白的眼睑和淡眉毛下的眼珠呈淡蓝色，看着外面的林荫大道。
“我这辈子花了好些年，好用仁慈些的法子杀掉那些畜生。”
“你告诉过我。”我说。
“我没有吧。”
“我很确定。”
“真奇怪。我这辈子从没跟谁说过这事。”
“你要喝一杯吗？”
侍者站在那里，福特跟他说自己要一瓶黑醋栗酒。那侍者身材高瘦，头顶秃了，发绺光滑，唇上留着老式龙骑兵胡须，重复了一遍：“黑醋栗酒。”
“不。要一份掺水白兰地。”福特说。
“先生要一份掺水白兰地。”侍者确认道。
我跟福特在一起时，总竭力避免直视他；我跟他同处一个封闭空间时，每次靠近都屏息。不过此时在露天，人行道旁的落叶又被风从我这侧吹向他那边，于是我好好端详他，转念一想，又望向林荫大道。光影变化，我错过了。我喝了一口酒，看福特是不是害得酒都变味了，但酒还是很香。
“你很阴郁。”他说。
“没有。”
“你就是很阴郁。你需要多出门。我顺便过来，是为了请你去参加我们的一个小晚会，在勒姆瓦纳主教街那个怪有趣的风笛舞厅。”
“你最近这次到巴黎来之前，我在那个舞厅楼上住过两年了。”
“真奇怪。你确定？”
“我确定。”我说，“舞厅主人有辆出租车。有时我得赶飞机，他就送我去机场。去机场前，我们总在舞厅的镀锌餐柜停一下，乘黑喝一杯白葡萄酒再走。”
“我从来不喜欢飞行，”福特说，“你和你老婆说好，星期六晚上来风笛舞厅吧。会很热闹的。我给你画张地图好让你找得到地方。我还是碰巧才找到的。”
“那地方就在勒姆瓦纳主教街74号楼下。”我说，“我在三楼住过。”
“那里没门牌号，”福特说，“但你能找到康特雷斯卡普广场，就能找到那儿。”
我又喝了一大口酒。侍者端来了福特要的白兰地，福特纠正他，“我没要白兰地和苏打水。”他语气严厉，“我点了黑醋栗酒。”
“没关系，让。”我说，“我喝白兰地吧。给这位先生端他现在点的东西。”
“是我之前点的！”福特纠正道。
正在这会儿，一个披斗篷的瘦男人走过人行道，身边陪着个高挑女子，他朝我们桌看了眼，又移开目光，继续在大道上走着。
“你看见我驳他面子了吗？”福特说，“你看见我驳他面子了吗？”
“没看见。你驳谁的面子了？”
“贝洛克！”福特说，“我没理他！”
“我没看见。”我说，“你干吗驳他面子？”
“满世界都是理由！”福特说，“瞧我让他多下不来台！”
福特得意洋洋。我之前没见过贝洛克，我也没觉得他看见我们了。他看去像在沉思些别的，只近乎机械地扫了我们桌一眼。我看福特自觉羞辱到贝洛克了，感觉很糟。我，身为一个刚开始写作的年轻人，对老作者很是敬重。这样的态度现在看来不可理解，当时却很普遍。
我想，如果贝洛克在桌前停下，我结识他，感觉还挺好的。这个黄昏被福特搅得一团糟，我想贝洛克好歹可能挽救一下。
“你喝白兰地干吗？”福特问我，“你不知道青年作家不能喝白兰地吗？”
“我不常喝。”我说。我在尝试回忆艾兹拉·庞德跟我说过的福特，他说千万不可对他粗鲁，千万记得他只在疲惫时才说谎，记得他确实是个卓越的作家，只是经历了许多糟糕的家事。我尽力想这些好的方面，但难以做到：福特本人就沉甸甸地戳在面前，粗声大气，让人厌恨，近在咫尺。我还是尽力了。
“告诉我，为什么要驳别人面子呢？”我问。以前我以为只有奥维达的小说里才有故意不理人这种事。奥维达的小说我一本都读不下去，甚至在瑞士的滑雪场，能读的都读完了，潮湿的南风席卷，只剩一战前留下、装订粗糙的奥维达作品，我还是没借来看。我只是能凭第六感确认，在她的小说里，人物会靠彼此无视他人来驳面子。
“一个绅士，”福特解释道，“总是会无视一个粗人。”
我啜了一口白兰地。
“绅士会无视无赖吗？”我问。
“绅士根本不可能认识无赖。”
“那你就只能故意不睬一些你之前平等结识的人啦？”我问。
“那自然！”
“绅士怎么会认识粗人呢？”
“可能是认识时不了解彼此，也可能认识后，那人变成了粗人。”
“粗人究竟是什么样呢？”我问，“是不是那种欠揍的家伙？”
“不一定。”
“艾兹拉是个绅士吗？”我问。
“当然不是。”福特说，“他是个美国人。”
“美国人就当不成绅士？”
“也许约翰·奎恩算吧。”福特解释说，“你们的那个大使。”
“米隆·T. 赫里克呢？”
“可能吧。”
“亨利·詹姆斯算个绅士吗？”
“很接近了。”
“你自己是个绅士吗？”
“自然的！我得过国王陛下的委任令。”
“挺复杂呀。”我说，“我是个绅士吗？”
“绝对不是！”福特说。
“那你干吗跟我喝酒？”
“我跟你喝酒是认定你是个有前途的青年作家。事实上，算个同行。”
“多谢好意。”我说。
“你在意大利的话，可能被会认作一个绅士。”福特摆出慷慨的架势。
“但我不是个粗人？”
“当然不是，好小子。谁这么说过呢？”
“我可能变成个粗人。”我怏怏不乐地说，“我喝白兰地什么的。特罗洛普笔下的哈利·哈斯布勋爵就这么堕落的。你说特罗洛普算个绅士吗？”
“当然不算。”
“你确定？”
“也许别人不认同。我是不会犹豫的。”
“菲尔丁是个绅士吗？他当过法官。”
“技术上说，也许是。”
“马洛？”
“当然不是。”
“约翰·多恩？”
“他是个牧师。”
“真有趣。”我说。
“你对这感兴趣，我还挺高兴。”福特说，“我跟你再喝一杯掺水白兰地再走。”
福特走后，天黑了，我到报摊上买了份《巴黎运动集锦》，这是赛马报下午版最后一版，登着奥特伊赛马的结果和次日在昂甘的赛程。侍者埃米尔接了让的班，到我的桌旁来看奥特伊最后一场赛马的战果。我一个很少来丁香园的朋友过来坐下了，他跟埃米尔点饮料时，那个穿披风陪着高挑女子的瘦男人又从人行道边经过我们。他又扫了我桌子一眼，走了。
“那是希莱尔·贝洛克，”我对我朋友说，“刚才福特在这儿，故意不睬他来羞辱他。”
“别傻了。”我朋友说，“那是阿里斯特尔·克劳利，是个恶魔。他是世界上最邪恶的人。”
“抱歉。”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