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本蓝封面笔记本，两支铅笔，卷笔刀（用小刀削太浪费了），一张大理石桌子，清晨的空气，扫地擦地，还有运气——这就是你所需的全部。为了走运，你在右边衣袋里放一根七叶树枝和一条兔子腿。兔子腿上的毛已被磨掉，骨头与跟腱都磨光了。兔爪钩住你的衣袋衬里，你就知道你的运气还在。
有些日子过得太顺利，你写活了笔下的乡村，简直可以步行其中，穿过丛林，经过开阔地，上高坡，眺望湖湾后的山峰。铅笔尖可能忽然在卷笔刀刀口折断了，你用小刀刀尖或用锋利的刀刃细心削尖了铅笔，然后你仿佛又回到小说里：胳膊套进汗津津的皮背带，背起背包，伸进另一只胳膊，觉得背包的重量压在背上，向湖边走去时，感到软底鞋下的松针。
然后你会听见谁说了声：“嗨，海姆，你在这里做什么呢？在咖啡馆写东西？”
你的好运用光了，你合上笔记本。这种事最糟了。如果你控制住脾气，还会好些；但我可不擅长这个，于是我说：“你个婊子养的，不去干你那些破事，跑来这里干吗？”
“别为了显得乖张就大放厥词。”
“带着你的臭嘴滚！”
“这是公共咖啡馆。我和你一样有权待在这里。”
“你干吗不直接去小茅屋咖啡馆？你属于那儿。”
“哎天哪，你别这么烦人。”
这时你可以起身出门，希望这只是偶然被撞上，来客只是偶然闯入，以后不会遇到类似事了。还有其他的咖啡馆可供你写作，但要走好长一段路，这地方可是我的主场咖啡馆。被逼出丁香园可真是糟糕。我得站起来或者走人。也许走人更明智一点，但怒火开始升起了，于是我说：“听着，你这样的狗崽子有的是地方可去。你为什么非得来这儿，熏臭一家好好的咖啡馆呢？”
“我就进来喝一杯。那有什么问题吗？”
“家里有人给你倒酒喝，你还能把杯子摔了呢。”
“家在哪里呀？听起来是个蛮舒服的地方。”
他坐在隔壁桌，是个高大肥胖戴眼镜的年轻人。他要了杯啤酒。我想我可以忽略他，看是否可以继续写。于是我无视他，又写了两句。
“我除了跟你说话啥也没做嘛。”
我又继续写了一句。写顺手后，全神贯注，自然行云流水。
“我看你觉得自己有能耐了，没人配跟你说话啦。”
我又写了一句，结束了一段话，又读了一遍。写得还好，我写了下一段的第一句话。
“你从来不考虑其他人，不考虑他们也会遇到问题。”
我一辈子都听到各色抱怨。我发现我可以继续写作，反正这抱怨声也不比其他噪音糟糕，肯定要好过艾兹拉学吹巴松管。
“假设你想当个作家，全身心都是写作欲，就是写不出来，怎么办？”
我继续写，我的好运开始来了，虽则旁边的人还在念叨。
“假设有朝一日，灵感泉涌如洪流，不可抗拒，然后又悄然离去，怎么办呢？”
那也总好过絮絮不休，我想着，继续写作。他这会儿用足全力哀嚎，听来仿佛锯木场里锯开木板的声音；我笔下的妙句却层出不穷。
“我们去希腊了。”我听到他说，我这时已经将他的言辞当作噪音，好一会儿不听了。我这时已经写得超额，可以停下来，等明天再开工了。
“你的意思是你们睡了，还是真去了希腊？”
“别那么粗俗。”他说，“你不想听我说完剩下的吗？”
“不想。”我说着，合上了笔记本，放进我口袋里。
“你就不在乎后来怎么样啦？”
“不想。”
“你就不关心生活，不关心另一个同胞所受的苦难？”
“是你的话，不关心。”
“你真粗蛮。”
“对。”
“我以为你能帮我呢，海姆。”
“我乐意给你一枪。”
“你真会这样？”
“不。法律禁止我这么做。”
“我可愿意为你做任何事。”
“你愿意？”
“我当然愿意。”
“那他妈的别再来这个咖啡馆，就从这点开始吧。”
我站起身，侍者过来，我结了账。
“我可以跟你一起走到锯木厂吗，海姆？”
“不行。”
“好吧，我们下次见。”
“别在这里见。”
“那没问题。”他说，“我答应你。”
“你现在写什么呢？”我这时犯了个错误，问起来了。
“我在尽我所能写最好的东西，就像你那样写。但这实在太难了。”
“你如果不能写，就不要写。你哭天抹泪有什么用呢？回家去，找份工作，上吊也行，就是别提写作了。你永远写不成的。”
“为什么你这么说？”
“你听过你自己说话吗？”
“我在说写作啊！”
“那就闭嘴！”
“你就是残忍！”他说，“每个人都说你残忍，毫无心肝又高傲，我还一直为你辩护。我以后不会了。”
“好啊。”
“你怎么能对一个同胞这么残忍？”
“不知道。”我说，“看，如果你不能写作，何不学着写写评论呢？”
“你觉得我应该吗？”
“应该不坏，”我告诉他，“然后你就总能写了。你永远都不用担心灵感来不来啦，悄然溜走啦什么的。会有人读你写的东西，抱以敬意呢。”
“你认为我可以当个好评论家吗？”
“我不知道多好，但你可以当个评论家。总有人会帮你，你也可以帮你的自己人。”
“你什么意思，我的自己人？”
“就是跟你混的那些人。”
“哦，他们呀，他们有自己的评论家。”
“你不用只评论书啊，”我说，“有绘画，有戏剧，有芭蕾，有电影……”
“你说得挺动人啊，海姆。真谢谢你。太让人振奋了。这也很有创造性啊！”
“创造是有些被高估了。毕竟，上帝只用六天就创造了世界，第七天休息呢。”
“当然，没什么可以阻止我进行创作！”
“绝对阻挡不了。除非你给自己的评论定个高到不可思议的标准。”
“我一定高标准。你可以放心。”
“我确定。”
他俨然已经是个评论家了，所以我问他要不要来杯酒，他接受了。
“海姆，”他说。我知道他现在是个评论家了，因为评论家在对话中时，更爱将你的名字放在句子的开始，而非结束，“我得告诉你，我发现你稍有一点过于直率。”
“太糟啦！”我说。
“海姆，确实太赤裸裸，太简略了。”
“倒霉！”
“海姆，太硬，太赤裸裸，太瘠薄，太刚劲了。”
我满怀愧疚地摸摸我口袋里的兔子脚，“我下次试着写得丰满点儿。”
“注意，我不希望写得太膏腴。”
“哈尔，”我说，学着评论家说话，“我会尽量规避的！”
“真高兴我们可以志同道合！”他说得派头十足。
“你可记得别在工作时间来这里找我！”
“自然，海姆。当然。我会有自己常驻的咖啡馆。”
“你真好！”
“我会尽力的！”他说。
如果最后这年轻人成了一个著名评论家，这故事就有趣又发人深省了。只是最后并非如此，虽然我还有一阵子满怀希望呢。
我估计他第二天不会再来这里，但我不想冒险，便决定休息一天，不去丁香园了。第二天早晨，我早起，煮了橡皮奶嘴、奶瓶，配奶、装瓶，给了我儿子邦比先生一瓶，然后在餐厅的桌上写作。那时所有人都在熟睡，除了我家的猫F. 普斯跟我醒着。我们俩是安静的好伙伴，我的工作状态好得前所未有。那种日子里，你真的什么都不需要，甚至都不需要兔子脚，当然，感觉到兔子脚在你口袋里，还是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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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他不会回来了。他本来并不爱来丁香园，这天他只是经过，看到我在写作，于是进门来念叨。或者也许他进门来打电话。我当时在写作，所以没注意。可怜的混蛋，我想，但如果我对他文明点、诚恳点，结果可能更糟。我也许或早或晚总得打击他一下，但我会尽量挑个别的地方。我在自己的主场咖啡馆打击了他，然后其他人涌来这里看热闹，我可就倒霉了。或早或晚我总得给他一下子，但我该小心点，别打坏他的下巴。我得他妈的小心，小心别把他的头砸上路面。我每天就琢磨这个？我想，别撞着那混蛋。别想着给他泼冷水。你写作终日，他也伤不到你分毫。如果你遇到他，他挤过来折腾你，你就让他滚蛋。如果这么干了，他自然觉得你是个坏家伙，但你还能怎么样呢？
别人在咖啡馆干扰了你的写作，这是你自己的错：你就该找个熟人不会去的咖啡馆写东西。但丁香园这地方实在太适合写作，值得冒点被打扰的风险。你好歹是写作了，而非被污染了，完事后该觉得满足了才是。对。你应该尽量别那么残忍无情。对。但最关键的是，你第二天还能好好写作。
第二天早晨，我早起，煮了橡皮奶嘴、奶瓶，配奶、装瓶，给了我儿子邦比先生一瓶，然后在餐厅的桌上写作。那时所有人都在熟睡，除了我家的猫F. 普斯跟我醒着。我们俩是安静的好伙伴，我的工作状态好得前所未有。那种日子里，你真的什么都不需要，甚至都不需要兔子脚，当然，感觉到兔子脚在你口袋里，还是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