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兹拉离开香圣母院路去拉博罗之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海姆，我要你保存好这瓶鸦片，在邓宁确实需要时才给他。”
这是一个挺大的冷霜瓶。我拧开瓶盖，里头的东西黝黑黏稠，发出浓烈的生鸦片味。艾兹拉说，他打临近意大利人街的歌剧院大道那里，一个印度酋长那里买来的，甚是昂贵。我估计来源必然是老墙洞酒吧：那地方聚集了一大堆一战逃兵和毒贩。那酒吧在意大利人街上，很是狭窄，门面涂红，走廊宽度有限。有段时候，有个后门通巴黎的下水道，据说能一直通到地下陵墓。邓宁全名拉尔夫·奇弗·邓宁，一个抽鸦片到忘了吃饭的诗人。每当他鸦片抽多了，就只能喝牛奶。他写三行体诗，艾兹拉由此对他产生好感，还发现他的诗可圈可点。他就住在艾兹拉工作室的院落里。艾兹拉离开巴黎前几星期，邓宁有一次濒死经历，艾兹拉让我去照顾。
他给我的便条上写：“邓宁垂死，请速来。”
邓宁躺在床垫上，看去仿佛骷髅，一副要死于营养不良的样子。但我到底说服了艾兹拉：没几个人死前像他这样出口成章，我还没见过有人垂死时能用三行体诗说话呢，我估计但丁都做不到。艾兹拉说他可没用三行体诗说话，我说也许自己被叫来时还没睡醒，听着邓宁的话就当成三行体诗了。我俩陪护了邓宁一晚等他死掉，到天明时只好请个医生来处理。邓宁被送去一家私人诊所，消除鸦片毒素，艾兹拉答应负担医疗费，还不知从哪里变出几个诗歌爱好者来帮助邓宁。留给我的就一件事：在生死关头，才将鸦片送交给他。这是艾兹拉赋予我的神圣使命。我只希望能够不负所托，判断好何谓生死关头。一个周日早晨，生死关头来了：我正在屋里研究赛马日程，艾兹拉家的看门妇忽然进了锯木厂院子，对我窗口吼：“邓宁先生爬上了屋顶，还拒绝下来！”
邓宁爬上了工作室屋顶，死活不下来，看来着实是生死关头了，我找到了鸦片瓶，跟看门妇走到街上：她娇小又紧张，被这事弄得挺悚动。
“先生你带了必需的东西吗？”她问我。
“绝对的。”我说，“没啥难的。”
“庞德先生什么都考虑到了，”她说，“他真是菩萨心肠。”
“他确实是。”我说，“我每天都想念他。”
“希望那个邓宁先生还有点理智吧。”
“我拿着需要的家伙呢。”我跟她确认。
我们到了工作室的庭院，看门妇说，“他下来了！”
“他一定知道我来了。”我说。
我爬上通向邓宁房间的露天楼梯，敲他的门。他开了门，神色憔悴，看去高得不寻常。
“艾兹拉要我带这个给你。”我说着，递过了瓶子，“他说你知道这是什么。”
他拿过瓶子看看，然后他把瓶子朝我扔来，砸在我胸口还是肩膀，滚下了楼梯。
“你个婊子养的！”他说，“你个混蛋！”
“艾兹拉说你可能需要这个。”我说。他的回答是扔过来一个牛奶瓶。
“你确定你不需要？”我问。
他又扔了个牛奶瓶。我撤退，他又扔了个牛奶瓶打中我的背，然后他关了门。
我捡起瓶子，放进我口袋：还好只坏了一点。
“他看来不想要庞德先生的礼物。”我对看门妇说。
“现在他大概安静些了。”她说。
“也许他自己还有点鸦片。”我说。
“可怜的邓宁先生。”她说。
后来艾兹拉组织的那些诗歌爱好者又赶来帮助邓宁了。我和看门妇的介入却毫无效果。我把那个据说是装了鸦片的破瓶用蜡纸包好，小心翼翼地绑在一只旧马靴里。几年后，埃文·希普曼与我从公寓里搬走我的东西时，发现马靴还在，瓶子却没了。我不知道为什么邓宁朝我扔牛奶瓶，除非是他记得他第一次病危的晚上我质疑了他，或者他生来讨厌我。不过，我记得“邓宁先生爬上了屋顶，拒绝下来”这句话，让埃文·希普曼大为欢乐。他相信这里头有点象征主义的味道。我可不知道了。也许邓宁认为我是个魔鬼的代理人，或者是警察代理人。我只知道艾兹拉尽力对邓宁好，就像他对许多人那样；我一直希望邓宁也能成为艾兹拉相信他会成为的那种好诗人。作为一个诗人，他扔牛奶瓶还挺准的。但是艾兹拉自己，身为一个伟大的诗人，打网球也很好。埃文·希普曼，身为一个诗人，他却根本不在乎诗能不能出版：他认为这个谜还是悬空不决的好。
“我们需要生活里多一些真正的谜团，海姆，”他有一次对我说，“毫无野心的作家和出色的未发表诗歌，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缺少的东西。当然，也有维持生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