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才华纯出天然，仿佛灰尘在蝴蝶翅膀上留下的图案。一度他仿佛蝴蝶般懵然未知，不知道图案被拂去被搅乱了。后来他逐渐意识到自己双翼受损，意识到了它们的构造。他学会了思考，但不再有飞翔的能力：因为对飞翔的爱已经流逝，他只能回忆自己此前，如何踏水无痕。）
我第一次见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时，发生了一件怪事。斯科特身上发生过许多怪事，但这件我永难忘怀。我正与几个不值一提的人坐在德朗布尔路的“澳洲犬”酒吧里，他走进来，自我介绍，又介绍了跟他同来的一位高挑亲切的男子：那是著名棒球投手邓克·查普林。我不关注普林斯顿大学的棒球，从没听过查普林，但他看去惊人的和蔼可亲、无忧无虑、从容自在又友好，我喜欢他还远喜欢过斯科特呢。
斯科特那时是个大男人，但长得像个少年，一张脸介于俊秀与好看之间。他金鬈发，高额头，眼睛兴奋又友善，一张爱尔兰人的嘴，嘴唇细长娇嫩，如果长在姑娘脸上就相当漂亮了。他的下巴结实，双耳周正，一个不算凸出但帅气到近乎美丽的鼻子。仅是耳鼻自然构不成一张英俊的脸，但他的脸色、金发与嘴唇就够了。那张嘴让你难以捉摸；等你熟悉他，就更难以捉摸了。
我见到他时很好奇，那天之前我写作终日，所以能跟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与了不起的邓克·查普林做伴，还挺好的——之前我没听说邓克，但他立刻就成了我朋友。斯科特一直说个不停，我则不好意思：他滔滔不绝地夸奖我的写作了不起。我继续凑近盯着他看，注意他的动作，不去听他说话。那时我们私下里有个原则：当面夸奖是公然让对手下不了台。斯科特点了香槟，我、他与邓克，以及我觉得不值一提的那几个人一起喝。我觉得邓克和我都没认真听斯科特的演讲，没错，他简直是在演讲，我就注意观察斯科特。他身材清瘦，脸上略有浮肿，看去状态并不太好。他穿着挺合身的布鲁克斯兄弟牌的外套，里面是一件按扣领的白衬衣，打着禁卫军领带。我觉得自己该告诉他这领带不大妥当，巴黎有英国人，可能到“澳洲犬”酒吧来——当时就有两个——回头一想，管他呢，我又接着看了他一会儿。后来才知道这领带是在罗马买的。
我盯着他看，却没琢磨出什么，只发现他有一双形状好看、颇合观瞻的手，不太小。他在一张吧台凳上坐下时，我发现他腿挺短。如果腿有正常比例，他该比现在还高两英寸。我们喝完第一瓶香槟，开始喝第二瓶，他的演讲也将近尾声了。
邓克与我都感觉好了起来，甚至比喝香槟前都好，因为演讲终于要结束了。直到那会儿，我一直以为只有我、我妻子和几个密友，才私下里认为我是个伟大作家。现在斯科特得出同样的结论，我很高兴，但更高兴的是：他的演讲要结束了。不料演讲之后，提问又来了。他演讲时，你大可不听，只顾观察；但提问可躲不开。我之后才发现，斯科特相信，小说家可以通过直接提问他的朋友与熟人来找到他需要的素材。他的诘问煞是直接。
“厄尼斯特，”他说，“你不介意我叫你厄尼斯特，对吧？”
“问邓克吧。”我说。
“别傻了。我很严肃呢。告诉我，你和你妻子婚前睡过吗？”
“我不知道。”
“你什么意思呀？你不知道？”
“我不记得了。”
“可是，你怎么记不得这么重要的事呢？”
“我不知道。”我说，“很奇怪对吧？”
“这比奇怪还糟。”斯科特说，“你必须得记得。”
“抱歉啊。不记得有点遗憾对吧？”
“别学英国佬说话。”他说，“尽量严肃点，记起来。”
“不。”我说，“没指望了，记不起来。”
“你得认真地回忆一下了。”
这说话架子摆得好大。我想。我好奇他是不是对谁都这么说话，但想想也不至于，因为先前我看见他演讲时都出汗了。一滴一滴汗水从他优美细长的嘴唇上沁出，我就在这时候将视线从他脸上移开向下，去目测他坐在吧台凳上架起的双腿有多长。此时我又将视线挪回他脸上，恰在此时，怪事发生。
他就坐在吧台那里，手握香槟杯，脸上肌肤看来绷紧了，忽然浮肿消失，肌肤更紧了，紧到他的脸看去仿佛死尸。他的双目深陷，仿佛呆滞了，嘴唇紧闭，脸色如蜡。这不是我的想象。他的脸就在我眼前变成了一个死人，或者说，死神面具。
“斯科特，”我说，“你还好吧？”
他没回答，他的脸看去更阴森了。
“我们最好带他去看个急诊。”我对邓克·查普林说。
“不用。他没事。”
“他看起来要死了。”
“不，他发作时就这样。”
我们把他扶进一辆出租车，我很忧心，邓克则说他没事，别担心。“他到家时估计就好了。”他说。
邓克一准说对了，因为，几天之后，在丁香园遇到斯科特时，我说起头两天他发作的事觉得抱歉，说也许我们说话时喝酒喝太快了。
“你说什么？你抱歉？什么发作了？你在说什么呢，厄尼斯特？”
“我是说在‘澳洲犬’酒吧那晚上啊。”
“我在‘澳洲犬’没事啊。我就是被跟你在一起的英国佬弄烦了，就回家了。”
“那晚上你在时没有英国人啊，只有酒保。”
“别玩玄虚啦。你知道我说的谁。”
“呃。”我说。他是之后又去了“澳洲犬”酒吧，或者他哪天又去了？不，我记得，那晚上是有两个英国人，的确有。我记得他们是谁。他们确实在场。
“对。”我说，“没错。”
“那个假装有贵族头衔的姑娘粗鲁得很，还有那个跟她一起的蠢酒鬼。他们说他们是你的朋友。”
“他们是。她有时的确挺粗鲁。”
“你看到啦。只因为我喝了几杯葡萄酒，就故弄玄虚，那没用。你干吗要玩这些虚的呢？我可没想过你会做这类事。”
“我不知道。”我想岔开话题，然后我想到了点什么，“他们是因为你的领带才粗鲁无礼吗？”
“他们干吗因为领带对我粗鲁？我系的是条普通针织黑领带，穿了件白马球衫。”
我放弃了，他问我为什么喜欢丁香园咖啡，我告诉他一些老年间的掌故，他也开始显得喜欢这里了。我们坐着，我喜欢这里，他老说他也喜欢，他又问了我些问题，还跟我讲述作家、出版商、代理人、批评家和乔治·霍勒斯·洛利默的事，还讲了成功作家的逸闻琐事和经济状况，他愤世嫉俗、有趣、欢快、迷人又殷勤——哪怕你平时很警惕殷勤，这时也难免不被他感染。他说起自己以往的作品时颇为小看，但口气里并无苦涩之感，我于是知道了他一定觉得自己的新书不错，所以他谈起以往写的书所犯的错误，并不痛心疾首。他要我读他的新书，《了不起的盖茨比》，但得等他把自己仅存的一本从别人手头要回来。只听他谈论，你无从知道这本书有多好。所有谦虚的作家在写出卓越作品时，都有这种羞怯之态，于是我希望他尽快拿回书来，我就可以读了。
斯科特告诉我，他听麦克斯韦尔·帕金斯说这本书销量不好，但评论界反响颇佳。我不记得是这天还是之后了，他给我看了吉尔伯特·赛尔德斯的评论，写得没法再好了——大概只有吉尔伯特·赛尔德斯自我提高才能写得再好些。斯科特之后因为书卖得不好，颇有点迷惑，有点刺痛，但如我所说，那会儿他并不苦涩，他为那本书的高质量感到羞涩又高兴。
这天我们坐在丁香园外头，看黄昏降临，人们穿行过人行道，灰色暮霭变换。我们喝了两杯苏打水兑威士忌，但他没发病。我仔细观察，但确实没发作，他也未曾提出没皮没脸的问题。他没做任何令人尴尬的事，没发表演说，举动全然像个聪慧又热情的正常人。
他告诉我，他和泽尔达，他的妻子，之前旅游时遭遇恶劣天气，只得将租赁的雷诺车停在了里昂，他问我是否可以陪他坐火车去里昂，把车开回巴黎来。菲茨杰拉德夫妇租了套带家具的公寓房，就在离星形广场（凯旋门）不远的提尔西特路14号。这时是暮春时节，我想乡间风景正在鼎盛，我们可以好好游一程。斯科特看来又和善又讲理，我还看着他结结实实喝了两杯威士忌，也没出事，他的热情与理智还让我觉得，在“澳洲犬”那晚上就像个噩梦。于是我说，我可以陪他去里昂，问他何时出发。
我们商定了次日碰头，坐上午的快车去里昂。这班车时间妥当，开得又快，我没记错的话，中间只在第戎停一站。我们计划直接去里昂，确认了车子一切都好可以上路，吃顿好晚饭，第二天赶早回巴黎。
我为这趟旅程激动。我能陪着一个比我年长的成功作家，我们在车里聊天时，我定然可以学到许多有用的知识。现在回忆起来，认定斯科特是个年长作家挺奇怪的，但那时，我还没读过《了不起的盖茨比》，我总觉得他是个老作家。我想他为《星期六晚间邮报》写了三年挺好读的短篇小说，却一直以为他不是个写严肃作品的作家。他在丁香园时告诉我，他如何写出自认为可以的短篇小说——对《邮报》而言确实不错——然后改头换面，深知他如何改动才能让小说顺利变成能卖给杂志的故事。我为此震惊，说这简直是卖淫。他说这的确是卖淫，但他不得不如此，好从杂志赚钱，好写他的出色作品。我说我认为，谁不尽力写出自己最好的作品而去玩别的，一定会损毁自己的才华；他说，他先已写出了好作品，之后的删改对他自己不会有所损害。我不相信，想跟他争论一番，但我需要写一本好小说，来给自己的理念撑腰，好说服他，我还没写出这么本小说呢。自从我开始彻底剖解自己的写作、排除所有技巧、用塑造代替描述后，写作着实乐趣无穷。但这么做很困难，我不知道我如何写出一本够长的小说。我经常花掉一整个早上，才写掉一段话。
我妻子哈德莉很为我们这趟旅途高兴，虽然她并不觉得自己读过的斯科特作品有多正经。她心目中的好作家是亨利·詹姆斯。但她也觉得，我可以从工作中脱身休息一下，旅行一趟，算是个好主意，虽然我俩更希望有足够的钱弄辆车，夫妻俩自己出门旅行，可我觉得这是个太遥远的梦想了。我秋天将在美国出第一本短篇集，波尼利夫莱特付了二百美元预付款。我也在把短篇小说卖给《法兰克福报》、柏林的《纵观》、巴黎的《本季度》和《大西洋评论》。我们在巴黎省吃俭用，非必要开支就不动用，好省下钱预备七月去潘普罗纳、马德里和瓦伦西亚度假。
约好从里昂站出发的早上，我到得太早，在门口等斯科特：先前说好是他拿票来的。然而火车将开了，他还没到，我买了一张站台票，沿站台溜达寻找他。我没找到他，火车将开，我上了车，穿过车厢，希望他也已经上车了。火车很长，他没在里头。我对售票员解释了情况，买了张二等车厢的座位——这车没三等车厢——又问了售票员里昂最好的旅馆。我别无他法，只能从第戎给斯科特打电报，告诉他我会在里昂哪家旅馆等他。他动身前是接不到电报了，但他的妻子应该可以接着电报转告他。那时我从未听说过一个成年人还会误车。但这趟旅行里，我要学会的新玩意还多着呢。
那些日子里，我脾气坏而且急，但到蒙特罗时，我的怒气平息下来，不那么生气了，可以看看车外乡村风景了。到中午，我在餐车吃了顿好的，喝了一瓶圣艾米隆葡萄酒，寻思着：这趟旅行本来该别人付钱的，我现在付的钱本该让我们去西班牙，即便接受这趟旅行的邀请显得我真傻，但这也算吃一堑长一智。我先前没接受过平摊旅费的邀请，这是第一次，我也坚持了要平摊膳宿。可此时，我甚至不知道菲茨杰拉德会不会出现。我这会儿生气了，念叨他的方式就从斯科特变成了菲茨杰拉德。之后我想到，旅途一开始就将怒火发泄过了，还挺庆幸。这旅途注定不适合一个爱生气的人。
我到里昂，得知斯科特离开巴黎来里昂了，但没留下消息说他会住哪儿。我说了我的地址，他的仆人说会告诉斯科特：只要斯科特打电话回来。夫人现在不舒服，还在睡觉。我打电话问遍里昂所有知名旅馆，留了口信，但还是找不到斯科特。之后我出到一家咖啡馆，想喝杯开胃酒，读读报纸。在咖啡馆，我遇到了个卖艺人，表演吞火为生，还用大拇指和食指夹着硬币，放在无牙的嘴里咬弯。他的牙床肿起，但他显摆给人看时，显得还算结实。他说做这行还不错。我请他喝一杯，他挺高兴的。他表情愉悦，脸色黝黑，吞火时则光芒闪动。他说在里昂，许多假吞火者已经把这行毁了，搞得吞火或用手指或下巴力量卖艺在里昂都不赚钱了；那些害群之马还会在任何让卖艺的地方继续混呢。他说他一晚上都在吞火，挣的钱还不够他吃点什么。我又请他喝了杯，好冲掉他吞火时嘴里的汽油味道，又建议一起吃晚饭，只要他说个价廉物美的地方。他说他知道一个好所在。
我们在一家阿尔及利亚饭店廉价吃了顿，菜和阿尔及利亚酒我都喜欢。吞火者是个和善的人，看他吃东西很有趣：他可以用他的牙床咀嚼，不比其他人用牙齿差。他问我靠什么谋生，我告诉他我正开始当个作家。他问我写什么种类的，我说写故事。他说他知道许多故事，有些故事比已有的一切故事都要恐怖荒诞。他可以讲给我听，我写下来，如果挣了钱，我乐意给他多少就给他多少。最好是我跟他一起去北非，他带我去蓝色苏丹的国家，那里能搜集到别人从所未闻的故事。
我问他那些是怎样的故事，他答说是关于战争、处刑、拷问、暴力、可怖的风俗、骇人的习惯、淫乱的丑闻，我需要的应有尽有。时间到了，我得回旅馆了，好再次确认斯科特的消息，于是我付了饭钱，说我们肯定会再遇到的。他说他接下来要去马赛工作，我说我们迟早会在哪里相见的，能一起吃晚饭真好。他将咬弯的硬币弄平，整齐地堆在桌上，我独自走回旅馆。
夜晚的里昂不太让人快活。这是座巨大、沉重、富裕的城市，如果你有钱而且喜欢这类城市，那就还不错。许多年来，我都听说这里饭馆做的鸡美味绝伦，但我们晚饭却吃了羊肉——羊肉也做得棒极了。
在旅馆，还是没有斯科特的消息。我上床去，读西尔维娅·比奇图书馆借来的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第一卷，对旅馆里的豪华设置很不习惯：我有三年没在大旅馆的好房间住过了。我打开窗，叠起枕头来垫在脑袋和肩膀下，快快乐乐地跟屠格涅夫在俄罗斯共游，直到我酣然入睡。早上我正在刮胡子，预备外出吃早饭时，前台叫我，说一位先生在楼下要见我。
“请他上来。”我说，继续刮胡子，聆听着早晨倏然苏醒活跃起来的城市之声。
斯科特没上来，我是下到前台见到他的。
“这次的事太乱了，我真是抱歉至极，”他说，“如果我早知道你住哪个旅馆，就简单多啦。”
“那没事。”我说。我们还要同行一条长路，我不想多生枝节。“你坐哪趟车来的？”
“你之后不久的一班。那班车挺舒服，我们如果一起坐那班来就好了。”
“你吃早饭了吗？”
“还没呢。我之前满城找你。”
“真不好意思。”我说，“家里人没告诉你我在哪儿吗？”
“没有。泽尔达不舒服，我也许就不该来这一趟。这趟旅程到现在一团糟。”
“我们吃点早饭，找到车，就回去吧。”我说。
“挺好的。我们在这里吃早饭吗？”
“去咖啡馆吃还快点儿。”
“但我们在这里能吃到顿好早饭。”
“也行。”
我们吃了顿大分量的美式早餐，有火腿，有鸡蛋，甚是美味。但我们点单、等候、吃饭、等着结账的时间里，一小时过去了。侍者拿着账单来时，斯科特才决定我们要让旅馆给我们准备一顿午饭外带。我试图劝阻他，我认定我们在马孔可以买到瓶马孔葡萄酒，还可以在肉店买点什么来做三明治。即便我们完事后商店关门了，回来的路上可以随地吃个饭的饭馆也多的是。但他说，我自己先前告诉他，里昂的鸡很有名，我们一定得买一只带着。于是旅馆为我们预备了一份外带午餐，价格自然也比我们自己买要高个四五倍。
斯科特显然在见我之前就喝了酒，而且看样子还想喝一杯。我问他出发前是否要去酒吧间来一杯，他告诉我，他不喝早酒，还问我喝不喝。我告诉他这完全看我自己的感觉，看我当时的情况，他说如果我觉得需要喝一杯，他就陪我去，免得我寂寞。于是我们到吧台，喝了一杯威士忌带一份沛绿雅水，等着外带午餐。喝完后，我们都感觉好多了。
斯科特坚持要付账，但我还是自己付了旅馆房钱和酒钱。从旅途伊始，我的情绪上便有些复杂的感觉，我发现我自己付账越多，心情还越好了。我正在用掉我为西班牙存的钱，但我知道我在西尔维娅·比奇那儿的信用还好，还能从她那里借到钱来补现下的亏空。
在斯科特寄存车的那处车库，我惊住了：那辆小雷诺没顶篷。车在马赛卸下时顶篷坏了，或者是在马赛被别的原因弄坏了，于是泽尔达下令直接摘了，拒绝修复。斯科特告诉我，他妻子痛恨顶篷，他们开着没了顶篷的车，只能开到里昂，然后遭遇大雨。除了顶篷，车的其他部分倒还完好。我们拿到了清洗、润滑和两公升汽油的账单后，斯科特又讨价还价一番。车厂的汉子跟我们解释，汽车需要新的活塞环，而且车子显然在缺水缺油时行驶过，他将车子发热引发的引擎油漆剥落指给我看，还说如果我能劝这位先生到巴黎换个活塞环，这辆挺好的小汽车就还能为他们效劳。
“先生不让我替换顶篷。”
“不让？”
“人得对车子负责呀！”
“可不是。”
“您二位先生没带雨衣？”
“没带。”我说，“我可不知道车子没顶篷。”
“尽量让那位先生考虑下吧。”他恳求道，“至少考虑下车子。”
“呃。”我说。
我们开了一小时车，就在里昂以北被大雨阻住了。
那一天，我们前后大概被大雨阻挡了十次。骤雨如注，长短不一。如果我们有雨衣，在春雨中开车还是赏心乐事。可惜我们若非被困在树下，便是闷在路边的咖啡馆里。我们从里昂旅馆带来的午餐倒很妙：一只喷香的松露烤鸡，美味的面包配白马孔葡萄酒，我们每次停车时喝点白马孔葡萄酒，斯科特就乐不可支。在马孔，我多买了四瓶好酒，想喝时便启封来喝。
我不确定斯科特此前是否就瓶子喝过葡萄酒，看来他挺激动的，好像在贫民区猎奇，又仿佛一个少女初次不穿泳衣跑去游泳似的。但到了午后，他开始担心自己的健康。他跟我谈了两个最近因肺充血而死的案例。都死在意大利，都令他印象深刻。
我告诉他，肺充血是肺炎的旧式说法，现在过时啦。他说我对此一无所知，全然错误。肺充血是一种欧洲病，即便我读了父亲的医书，也无从晓得：那些医书仅限于谈论美国的病症。我说我父亲也在欧洲学过医。但斯科特解释说，肺充血只是近年才在欧洲出现，我父亲不可能知晓。他还解释说，美国不同地方的症候都不同，如果我父亲在纽约行医而非在中西部，他了解的疾病领域便全然不同——他确实用了“领域”这词。
我说他所谓“某些疾病在美国一处流行，在另一处绝迹”倒也不无道理，我举了例子：麻风病在新奥尔良流行时，在芝加哥倒罕见。但我也说，医生间常交流经验和状况，他的话让我想起，我曾在《美国医学会学报》上，读过一篇论述欧洲肺充血的权威文章，追溯肺充血的起源直到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我这说法让他哑巴了会儿，我劝他再喝点马孔葡萄酒，反正上好的白葡萄酒，酒体均衡醇厚，酒精含量又低，可以当成治病的特效药呢。
斯科特喝了酒，高兴了点，但一会儿又情绪低落了，问我能不能在他高烧昏迷之前，赶到个大点的镇子；他说，高烧和昏迷就是我刚才告诉他的、真正欧洲式肺充血的先兆。我将先前在法国医疗报纸上读到的一篇文章译给他听，告诉他这篇论文是我在纳伊的美国医院等着做喉部烧灼术时读到的。“烧灼术”这类词对斯科特产生了安慰剂效应。但他还是想知道我们何时能到个镇子，我说如果我们加急点，二十五分钟到一小时之内就到了。
斯科特又问我是否怕死，我说有时怕，有时不怕。
雨下得大了，我们开到一个村子的咖啡馆躲雨。我记不得那个下午的细节了，但我们终于在一个旅馆安顿下来的时候——那旅馆一定是在索恩河畔夏龙吧——天色太晚了，所有药店都关了门。我们一进旅馆，斯科特就脱了衣服上了床。他说他不在乎死于肺充血。唯一的问题是谁照顾泽尔达，照顾他的儿子小斯科蒂。我自己当时照顾妻子和儿子邦比都自顾不暇，不像能照顾他人的样子，但我还是说我会尽力，斯科特谢了我。他说我得尽量控制泽尔达酗酒，还得给小斯科蒂找个英国家庭教师。
我们的衣服都拿去烘干了，各自穿着睡衣。外头仍在下雨，但在屋里有电灯，还挺惬意。斯科特躺在床上，储存精力来对抗疾病。我给他把了脉，一分钟72跳；摸了他的额头，很凉。我让他深呼吸，听他的胸腔，一切正常。
“你看，斯科特，”我说，“你完全没事。如果你想避免感冒，最好就待在床上，我给咱俩各点一杯柠檬水、一杯威士忌。你就着酒吃一片阿司匹林，吃了就好，头都不会痛。”
“那是老太太们的偏方。”斯科特说。
“你一点烧都没有。你不发烧的话，怎么得上见鬼的肺充血呢？”
“别朝我爆粗。”斯科特说，“你怎么知道我没发烧？”
“你脉搏正常，摸额头也不热。”
“摸额头，”斯科特声音苦涩，“你如果是个真哥们，给我个温度计啊。”
“我穿着睡衣呢。”
“叫人去找。”
我打铃叫侍者，没人来。我又打了遍，然后干脆下去找人。斯科特躺着，双目紧闭，呼吸谨细，脸色蜡黄，面容俊美，像个死掉的十字军骑士。如果这就是我将来要过的文人生活，我已经提前厌倦了，本来我已经为不能写作而懊恼，更在浪费掉的生命里每一天末尾感到死亡般的孤寂。我已经烦透了斯科特和这趟闹剧，但我还是找到了侍者，给他钱打发他去买温度计，要了一瓶阿司匹林，外加两杯柠檬汁，两杯双料威士忌。我想要一瓶威士忌来着，但店里只论杯卖。
我回到房间，斯科特依然睡着，仿佛躺在棺材里，将自己雕成座墓碑，双眼紧闭，呼吸得庄严肃穆。
听见我回进房间了，他说：“你拿到温度计啦？”
我过去，手放他额头上，倒也没冷到墓碑那样，但还是很凉，并不湿润。
“没有。”
“我以为你拿来了。”
“我派人去买了。”
“这可不是一回事。”
“不是一回事。是吗？”
你没法跟斯科特生气，一如你不能跟疯子生气，但我越发气自己，干吗要卷进这烂摊子里来。他也不是没根据，这点我清楚：那时酒鬼大多死于肺炎，现在这种病已近绝迹。但很难将斯科特当酒鬼看，因为他接触的酒精含量着实微不足道。
当时在欧洲，我们都认为酒与食物一样健康又普通，令人愉悦，让人健康，给人欢乐。喝酒不是势利，也不世故，也不是迷信。喝酒与吃饭一样自然，对我而言还是生活必需，我无法想象自己吃一顿饭却不喝点葡萄酒、苹果酒或啤酒。我喜欢所有的酒，除了甜酒或太烈的酒。至于几瓶轻盈不甜的白葡萄酒，还能让斯科特身上产生化学反应，把他变成个傻瓜，这事从未在我身上发生过。早上我们是喝了威士忌和沛绿雅水，但，在我当时对酒精的无知里头，我无法想象一杯威士忌可以伤害到雨中开车的人。酒精应该早就氧化了呀。
我坐读报纸，等着侍者拿我要的东西来，喝掉了之前停车时开的一瓶马孔葡萄酒。法国报纸上总有些精妙绝伦的犯罪故事，你每天都能关注。这些罪案读着像连载小说，你还必须读开头一段，因为没有美国系列小说那样的内容简介。在美国杂志上，错过最重要的第一章，任何连载小说都失却趣味。如果你只是路过法国，读一张报，一定大失所望：因为你不知道各色罪案、桃色事件与隐私丑闻的前因后果，在咖啡馆中读报的乐趣因此大减。今晚我宁可找个咖啡馆，可以读读巴黎的早报，看看人们，喝点比马孔葡萄酒像样的酒来为晚饭开胃。但我还得照管斯科特，所以只好自得其乐。
侍者带着两杯榨好的柠檬汁和冰、两杯威士忌、一瓶沛绿雅水到来时，他告诉我药房关门了，他搞不到温度计。他借到了点阿司匹林。我请他去看看是否能借到温度计。斯科特睁开眼睛，用爱尔兰人的架势盯了侍者一眼。
“你没告诉他我病得多重吗？”他问。
“我想他知道。”
“请尽量说清楚点。”
我尽量告诉了侍者，侍者说：“我能拿到什么就拿什么来吧。”
“你给够小费没有？他们有小费才勤快。”
“我不知道呀。”我说，“我以为旅馆会额外补贴他们的。”
“我是说他们只有拿到大笔小费才肯为你跑腿。他们大多数都是穷光蛋。”
我想到了埃文·希普曼，我想到了丁香园被改成美国酒吧时，那些被迫剪掉胡须的侍者们，想到我遇见斯科特前，埃文如何在蒙鲁日的花园里劳作，想到我和希普曼在丁香园的漫长友谊，想到我们的一切所作所为，想到这一切对我们的意义。我想将丁香园问题的一切告诉斯科特，虽然我先前可能跟他提过，但我知道他并不在乎侍者，不在乎侍者们自己的问题，不在乎他们的和善与友爱。那时斯科特讨厌法国人，他常接触的法国人只有出租车司机、车房工人、房东和他不认识的侍者，他有许多机会来羞辱谩骂他们。
比起法国人，他还更讨厌意大利人，即便没喝醉，一提到意大利人他也压不住脾气。他也常讨厌英国人，但他有时还能容忍，偶尔还高看一眼。我不知道他对德国人和奥地利人观感如何。我也不知道他那时是否遇到过瑞士人。
在旅馆的这一晚，我庆幸他还算冷静。我混合了柠檬汁和威士忌递给他，外加两片阿司匹林，他吞了阿司匹林，小口小口地啜威士忌，带着令人敬佩的平静，毫无怨言。这会儿他眼睛睁开，遥望远处。我正读着报纸内页的犯罪版，很是高兴，看上去有点太高兴了。
“你是个冷酷的家伙，是吧？”斯科特问道，我看看他，立时明白我开错了药方——那杯威士忌在离间我们了。
“你什么意思，斯科特？”
“你可以坐在那儿安心看份肮脏的法国报纸，我都快死了你都不当回事。”
“你要我去找个医生么？”
“不。我不想看见肮脏的法国土医生。”
“你要什么呢？”
“我要量我的体温。然后我要我的衣服烘干，好赶一列快班火车回巴黎，去纳伊的美国医院。”
“我们衣服不到明早干不了，这里也没快班火车。”我说，“你干吗不休息会儿，在床上吃点晚饭呢？”
“我要量体温。”
如此僵持许久，侍者拿了体温计来。
“你只能搞到这么一个吗？”我问。侍者一进门，斯科特便闭了眼，看去仿佛茶花女。我从没见过有谁脸上血色消逝如此之快，血色哪儿去啦？
“旅馆里就这一支。”侍者说着，递了温度计给我。这是支盆浴温度计，木底座，加了铁皮，进了澡盆便一沉到底。我猛饮了一口酸威士忌，开窗一刻看看雨。我回头时，斯科特在看我。
我职业地甩了甩温度计，说：“还算走运，这不是一支肛用温度计。”
“这玩意搁哪儿？”
“夹在腋下。”我告诉他，在自己腋下比划给他看。
“别弄错了温度。”斯科特说。我又猛甩了一下温度计，解开他的睡衣，将温度计放在他腋下，顺手又摸了摸他清凉的额头，把了把脉。72跳。温度计放了四分钟。
“我以为温度计一般就放一分钟。”斯科特说。
“这是个大号温度计。”我解释，“测量时间和温度计面积成正比。这是个摄氏表。”
最后我抽出了温度计，拿到台灯下读。
“多少度？”
“37度6。”
“正常是多少？”
“这就是正常温度。”
“你确定？”
“确定。”
“你试试自己。我必须要确定一下。”
我把温度甩下去，解开自己的睡衣，将温度计放在我腋下，盯着时间。然后我看了看。
“多少度？”
我看了，“完全一样的温度。”
“你觉得如何？”
“好得不得了！”我说，我正回忆37度6是否真算正常温度。没关系啦，不量的时候，温度计稳稳地停在30度。
斯科特还有些将信将疑，我便问他是否要再测一次。
“不了。”他说，“病好得这么快，我们该庆幸。我的恢复能力一向好得很。”
“你没事。”我说，“但我想如果你留在床上，吃顿晚饭，然后我们明早出发，就最好了。”我原打算买两件雨衣，但那得找他借钱，我不想为了买雨衣跟他争论。斯科特不愿待在床上，他想起身，想穿衣服，想下楼去给泽尔达打电话，让她知道自己一切安好。
“她怎么会觉得你哪里不好呢？”
“这是我们婚后，我第一回晚上不跟她一起睡，我得跟她说。你知道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对吧？”
我知道，但我看不出他昨晚在里昂住，是怎么跟泽尔达一起睡的。不过这没什么好争。斯科特迅速地喝下酸威士忌，要我再点一杯。我找到侍者，还了温度计，问他我们的衣服如何了。他认定衣服一小时内就能干了，“叫管洗烫的烫一烫就干了，不用彻底干透。”
侍者端了两杯防感冒的药水，我喝了我的，敦促斯科特慢慢喝。我这会儿真担心他会着凉，我也看出来但凡他得了个感冒，就得去医院了。可是药水让他感觉好了一会儿，他又为这结婚以来第一晚分居的悲剧色彩得意了。最后他等不及了，于是穿了晨衣，下楼去打电话。
电话得过一会儿才能接通。他上来不一会儿，侍者又端来两杯酸味双料威士忌。到那时为止，我从未见斯科特喝过这么多酒，但他喝了别无他事，只是更加活泼，更加健谈，他跟我讲起自己和泽尔达的爱情故事。他谈起大战期间，他如何与她邂逅，如何失而复得，如何结婚，谈到一年前在圣拉斐尔发生的悲剧。这是他给我讲的第一版“泽尔达爱上了一个法国海军飞行员”故事，听着令人伤感，我觉得很真实。之后他又告诉了我另几个版本，搞得像是要拿来写小说似的，但都不如第一版那么动人。虽然他说的许多版本都可能是真的，但我总相信第一版。他这个故事一次比一次讲得顺溜，但再未有如第一版那般动人。
斯科特口齿伶俐，故事说得好。讲故事时他不必拼写标点，所以感觉大为不同；看他未经修改的信件，你才会发觉他近乎文盲。我认识他两年，他才学会拼写我的名字，当然我名字拼起来太长，而且时间越长就越难拼，所以我觉得他最后拼对了也算了得。他逐渐学会拼写更重要的词汇，尽量有条理地思考更多的事。
但在这天晚上，他想让我知道、理解并欣赏他们在圣拉斐尔发生的事，我看得如此清楚，我几乎可以看到那架单座水上飞机，看到它轰鸣着在救生艇上空低低掠过，看到海水的颜色，看到浮筒的形状与阴影，看见泽尔达和斯科特被阳光晒出的棕褐色肌肤，看到他们深浅不同的金发，看到那个爱着泽尔达的小伙子被晒到黝黑的脸。只是我无法问出心底的问题，如果这个故事是真实的，而且真发生了，斯科特怎么还能每晚与泽尔达同床共枕？如果这一切真发生了，那这才是我闻所未闻的悲惨故事，当然也可能他不记得了，就像他不记得前一晚了似的。
电话还没接通，我们的衣服送来了；我俩穿戴了，下楼去吃晚饭。斯科特情绪有些不稳，斜眼用挑衅的眼光瞥人。我们要了鲜美的蜗牛和一瓶弗留利葡萄酒，吃到一半，斯科特的电话来了。他去了一小时，我最后吃了他的蜗牛，用面包蘸了黄油、大蒜和香菜酱吃掉，喝完了那瓶酒。他回来时，我要给他补点一份蜗牛，他说他不用了。他想要点简单的：不要牛排和猪肝，也不要腌肉和煎蛋卷。吃点鸡就可以。他中午吃了挺好的冷鸡肉，但此处依然是以鸡肉闻名的地方，于是我们要了布雷斯小母鸡，加一瓶本地出产、味道淡雅的蒙大涅葡萄酒。斯科特吃得很少，小口吮着葡萄酒。随即两手托着脑袋倚上桌，晕过去了。他晕得自然而然，毫无演戏的味道，看去还很小心，生怕碰到什么似的。我和侍者把他弄进楼上房间里，放在床上。我脱了他的衣服挂起来，只剩一件内衣，拿床罩盖上他身子。我打开窗，天已放晴，我就开着窗吧。
我下楼去吃完了晚饭，想着斯科特。很显然，他不应该喝半滴酒了，我没照顾好他。他喝什么酒似乎都会令他兴奋，然后毒害他。我计划次日将所有酒类削减到最少。我会告诉他，我们现在要回巴黎，我必须戒酒来保持写作状态。这当然不是真话。我给自己的限制是饭后、写作前和我写作时不喝酒而已。我上楼去，将所有窗户大开，脱了衣服，几乎一上床就立刻睡着了。
次日我们开车经科多尔回巴黎，天气晴好，空气清新如洗，山峦、田野与葡萄园焕然一新，斯科特兴高采烈，身轻体健，一路上把迈克尔·阿伦写的每部小说情节都讲给我听。他说，迈克尔·阿伦是个非读不可的作者，他和我都能从阿伦身上学到东西。我说我没法读书。他说我没必要读，他会告诉我情节、跟我描述人物。他简直给我来了份迈克尔·阿伦的口头博士论文。
我问他跟泽尔达通电话时沟通是否顺利，他说还不坏，他们有许多事要说。吃午饭时我点了可以点到的最淡的一瓶葡萄酒，告诉斯科特如果他不点其他酒，就算是帮我一个大忙了，因为我正在训练自己写作前戒酒呢，而且任何情况下喝酒都不超过半瓶。他配合得默契，当我看到那瓶酒快见底时脸露紧张之色，斯科特还分给了我一点。
我们到了他家，我叫了辆出租车回锯木厂，见了我妻子，我们一起去丁香园喝了杯，感觉太棒了。我们别后重逢后高兴得跟俩孩子似的。我把这趟旅途说给我妻子听了。
“可是，你没觉得好玩，或者学到什么吗，塔蒂？”她问。
“如果我认真听他说的话，我大概能了解点迈克尔·阿伦。我还学到了些什么，只是眼下还没整理呢。”
“斯科特一点都不高兴？”
“也许吧。”
“可怜的人。”
“我学到了一件事。”
“什么呢？”
“永远别和你不爱的人旅行。”
“这不是好事吗？”
“是。还有我们要去西班牙。”
“是啊。现在我们离动身不到六周了。今年我们别让谁破坏这趟旅程了，好么？”
“好。还有去过潘波罗纳后，我们要去马德里和瓦伦西亚。”
“嗯嗯嗯。”她温柔地说，像只猫似的。
“可怜的斯科特。”我说。
“每个人都可怜。”哈德莉说，“看着光鲜，手里都没钱。”
“我们实在是太幸运了。”
“我们要好好地把握住呢。”
我俩敲了敲咖啡桌的木头，侍者过来看我们要什么。但我们要的东西，可不是这个侍者或任何人，或者敲敲木头或大理石能带来的。但我们那晚并不知道，还是很快乐。
一两天后，斯科特拿了他的书来。书的封面花里胡哨，我记得自己看了滑溜溜的书皮和坏品味的暴力画面，煞是难堪。这本书看封面就像本差劲的科幻小说。斯科特告诉我别被封面吓到，这封皮画的是小说中长岛公路旁的一块广告牌，在小说中作用极大。他说他原先喜欢这封面，现在不喜欢了。我把封面摘了来读这本书。
读完这本书时，我明白了，无论斯科特做了什么，无论他举动如何，我必须理解这只是一种病态，以及我应当尽我所能帮助他，做一个好哥们。他有如此多的好朋友，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多，但我还是自己看作他的又一个朋友，不管我能否帮到他。如果他可以写出《了不起的盖茨比》这么卓越的一本书，我确定他可以写出一本更好的。我那时还不认识泽尔达，于是我不知道他要面对多可怕的阻力。但我们很快就要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