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邀请我们与他妻子泽尔达以及小女儿共享午餐：去他那个租在提尔西特路14号带家具的公寓里。我对那公寓的细节，只记得又暗又闷，似乎除了斯科特那几本天蓝色封面、烫金书名的处女作外，别的都不是他的东西。斯科特还给我们看一本挺大的账簿，里头按年份列着他业已发表的作品，以及所得稿费，包括改编成电影的酬金和版税收入。记得仔仔细细，简直像航海日记。斯科特给我们看时，多少带些不动声色的自豪感，像个博物馆馆长。他神情紧张，但很好客，将他的账单当风景似的跟我们炫耀。但他那里并无什么值得一看的。
泽尔达宿醉未醒。他们前一夜去了蒙马特高地，还吵了架：因为斯科特不想喝醉酒。他告诉我，他已决定努力工作不饮酒，泽尔达却觉得他像在扫兴煞风景。她就是这么说他的，但他一提起，泽尔达便说：“我没说，我没做这种事，不对，斯科特。”之后她似乎想起了什么，笑得欢天喜地。
这一天泽尔达看来不在状态。他俩被大雨所困，将车留在里昂那次，一次糟糕的烫发暂时损毁了她的美丽金发，她的双眼疲倦，脸也拉长绷紧了。
她对我与哈德莉热情招待，但看去神不守舍，还想着早晨刚离开的那次派对。她与斯科特看来都觉得，我们在里昂的那段旅途美妙至极，她还挺嫉妒呢。
“你俩可以出去，享受这样简单有趣的时光，那么我自己也在巴黎跟好朋友找点乐子，才公平嘛。”她对斯科特说。
斯科特做主人殷勤周到无可挑剔，但我们吃了顿糟糕的午饭；葡萄酒助了兴，但也没那么有用。他家的小姑娘是个金发圆脸身材结实的女孩，看着很健康，英语带着浓郁的伦敦腔。斯科特解释说，他想给女儿找个英国保姆，这样她长大后，说话就像戴安娜·曼娜斯夫人了。
泽尔达双眼如鹰，薄嘴唇，浓重的南方做派外带南方口音。看她的脸，你会发现她神游回到前一晚的派对，一会儿又回来；双眼放空仿佛一只猫，然后又高兴起来；她的愉悦会随着嘴唇的细线展现，随即消失。斯科特是个热情好客的主人，泽尔达看着他喝酒，眼睛与嘴角都笑意荡漾。我完全理解她的微笑。那意味着她知道，斯科特无法写作了。
泽尔达嫉妒斯科特的写作，以及，我们熟悉之后，这种嫉妒成了家常便饭。斯科特会下狠心不再夜夜笙歌，每天锻炼锻炼，规律地写作。他如此开工，一等他写作顺利，泽尔达便开始抱怨她多无聊，拉着斯科特又去找个醉酒派对。他们会吵架，随即和好，然后斯科特跟我一起散步，把酒精都当汗出掉，再次决定这回一定要好好工作，然后再次开工顺利，然后一切周而复始。
斯科特非常爱泽尔达，他也很嫉妒她。他跟我散步时告诉我许多次，她先前如何爱上那个法国海军飞行员，但自那以后，她没再有哪个男人，让他当真如此嫉妒。这年春天，他又为她跟别的女人在一起吃醋了。在蒙马特的酒会上，他自己不敢晕过去，也怕她晕过去。喝醉了便昏睡过去，是他们自卫的法宝。他们喝点儿烈酒或香槟就能昏睡：对善饮者，这点分量不算事，却能让他俩睡得像孩子一样沉。我见过他俩昏睡过去，只是看着不像醉了，却像打了麻药；他们的朋友们，有时是出租车司机，会把他们送回家里的床上。等他们醒来，就又鲜龙活跳了：他们晕倒前喝的那点酒，不足以损坏他们的身体。
但现在，他们没有这点自卫的法宝了：这时泽尔达的酒量胜过了斯科特，这年春天，他们与一批朋友出去喝酒时，斯科特总怕她当众醉倒。斯科特不喜欢这类场合，不喜欢这群人，但他不得不喝得过量，还得保持点自制力，不然他会因为受不了这批人闹将起来；之后，他甚至在平时该昏过去时，还喝酒来保持清醒。终于他没有时间来写作了。
他总是试图写作。每天他都会尝试，然后失败。他将失败怪在巴黎头上。这城市本是最适合作家写作的城市，而他总幻想还有个别的地方，他与泽尔达可以重新开始美好生活。他想到了里维埃拉，当时那里还没有建成如今的规模，周围是无边的蓝色大海，是沙滩，是松树林与伸入海中的艾斯特里尔山。他想到他与泽尔达初次去里维埃拉时所见的景色：那时里维埃拉还没成为消夏胜地呢。
斯科特跟我讲述了里维埃拉，说我妻子跟我明年夏天必须去，说我们可以去到那里，找到一个不贵的居处，可以一起每天写作、游泳、躺在沙滩上、晒到皮肤呈棕色，午饭前只喝一杯开胃酒，晚饭前再来一杯。他说，泽尔达到那里也会开心的。她爱游泳，跳水也漂亮，她喜欢海边生活，会愿意让他写作，一切又井然有序了。他和泽尔达今年夏天便会带女儿去那里。
我试图劝他尽他所能写小说，别用什么小把戏将它们变换来凑任何公式，他解释说他正在写呢。
“你已经写了一本好小说了。”我告诉他，“你不能再写垃圾了。”
“那本小说卖得不好，”他说，“我必须写短篇小说，还得是卖得好的短篇小说。”
“尽你所能写最好的小说，尽你所能写得直接。”
“我会的。”他说。但按照事态发展，他能写东西都算幸运了。泽尔达说，她并不鼓励那些追求她的人，她跟他们没瓜葛。但看着有人追求她，她觉得好玩，这又让斯科特嫉妒，于是他只得跟着她去那些酒会。这一切摧毁了他的写作，而她嫉妒他的写作胜过一切。
在那年暮春到早夏的时光，斯科特千方百计想写作，但他只能断断续续地写。我见他时，他总是很开心，有时开心得简直过头，他玩笑开得有趣，是个好游伴。到他状态差的时候，我听他倾诉，尽量让他明白，如果他可以控制自己，便可以发挥他的写作天赋。除了死亡，什么都可以改变。他这时便自我解嘲，只要他还能自嘲，我就觉得他还安全。经历这些之后，他写了一个好短篇《富家子弟》，我肯定他可以写出更好的小说，他之后也确实做到了。
那年夏天，我们在西班牙，我开始了一个小说的草稿，那年九月回到巴黎后完成了。斯科特和泽尔达在昂迪布角，秋天我在巴黎见到他，发现他变了很多。他在里维埃拉是根本没有清醒，此时他昼夜都陷于沉醉。对他而言，谁在工作都无所谓了，他只要一喝醉酒，无论昼夜，他都来到香圣母院路113号。对那些地位比他低，或他认为地位比他低的人，他都开始粗鲁起来。
有一次他带着小女儿进了锯木厂的门——那天他的英国保姆休息，斯科特照顾孩子——就在楼梯脚，小姑娘告诉爸爸，她要去上洗手间。斯科特开始解她裤子，住在我们楼下的房东过去说，“先生，厕所在前面楼梯左边。”
“知道，如果你不小心点，我把你的头一起塞进去。”斯科特说。
整个秋天他都难以相处，但清醒时他却开始了又一部小说。他清醒时我很少见他，但每逢他清醒，还是很让人愉悦，依然开玩笑，有时自嘲。但他喝醉时，常来找我，而且，喝醉之后，他以搅乱我写作为乐，那气势不下于泽尔达搅乱他写作。这事持续了几年，但同时，那几年，我没哪个朋友比清醒时的斯科特更讲义气。
1925年秋天，他很沮丧，因为我不肯给他看《太阳照常升起》的初稿手稿。我跟他解释，我重新过一遍稿子并修改之前，这稿子毫无意义；此前我不想跟任何人讨论，也不想给谁看。我们约定，等奥地利弗拉尔贝格的施伦斯下了雪，就去那里度假。
我在施伦斯改写了初稿的前半部分，我记得大概在一月完工。我将稿子带去了纽约，给斯克里布纳公司的马克斯·帕金斯过目，回到施伦斯修改完全书。斯科特在四月底才看到全稿：那时稿子已经彻底修改删节，送交斯克里布纳公司了。我记得曾跟他就此开过玩笑，他则忧心忡忡，急于帮忙，一如平常。但我改写时可不想他帮忙。
我们住在弗拉尔贝格时，我正忙于改完全稿。斯科特和妻女已经离开巴黎，去到下比利牛斯山的一个温泉胜地去了。泽尔达病了：因为香槟酒过量引发了常见的肠道不适，那时诊断为结肠炎。斯科特没有喝酒，开始写作，他希望我们六月到胡安莱潘去会合。他们会为我们找到一处便宜的别墅，这回他一定不会喝酒，一切就像美好的旧日，我们可以游泳，健康地晒到黝黑，午饭前喝一杯开胃酒，晚饭前再喝一杯。泽尔达又恢复了，于是他们也都好了，他的小说进展顺心如意。因为《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戏剧版反响好，他得了笔收入，这小说还要卖电影版权，他更不用担心钱了。泽尔达也挺好，一切都井然有序。
五月我独自在马德里写作，后来买了张三等车厢票，从巴荣纳去到胡安莱潘。我犯蠢花光了钱，路上只在法国与西班牙交界的昂代吃了顿饭，到站时饿得前胸贴后背。斯科特为我们找的别墅挺好，他自己在不远处找了栋好房子住，我见到我的朋友与妻子，很是高兴：我妻子把别墅布置得漂漂亮亮，午饭前的餐前酒也很美味，我们又多喝了两杯。那一晚，赌场设了个小小的欢迎酒会，参加者有同一别墅的麦克利什夫妇、墨菲夫妇和菲茨杰拉德夫妇，以及我和我妻子。大家喝的酒度数都不高过香槟，气氛欢悦，此地显然是个适合写作的胜地。除却没法孤身一人待着，这里有一个写作者需要的一切。
泽尔达那一晚也很美，肌肤晒出美丽的金色，头发则是美丽的深金色，很是友善。她的鹰眼清澈冷静。我觉得一切都恰到好处，最后也会圆满时，她倾身向我，俨然要告诉我一个伟大的秘密：
“厄尼斯特，你不觉得阿尔·乔尔森比耶稣更伟大吗？”
那时没有人会想到这种事。这是泽尔达与我共享的仅有的秘密，仿佛一只鹰偶尔也跟一个人分享点什么。但鹰是不会分享的。在斯科特知道泽尔达发疯之前，他再也没有写出过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