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艾兹拉的工作室遇到厄尼斯特·沃尔什那个下午，他跟两个姑娘在一起：两位都穿着貂皮长大衣；街上还停了辆克莱里奇饭店租来的轿车，车子颀长锃亮，司机身着制服。两个姑娘都一头金发，是与沃尔什同船来的旅伴。船是前一天到的，他就带她俩来拜访艾兹拉了。
厄尼斯特·沃尔什面色黝黑，姿容紧张，毫无疑问是爱尔兰人，有诗人气质，就像动画片里被死神标记过的人物一样面带死气。他跟艾兹拉谈话时，我跟姑娘们说话。姑娘们问我是否读沃尔什先生的诗，我说没读过，其中一个拿出本哈利特·门罗主编的绿皮《诗刊》，给我看其中几首沃尔什的诗。
“他每篇赚1200美元呢！”她说。
“是每首诗啦！”另一个姑娘说。
我记得自己在同一本杂志上登载时，每页赚12美元。“他定然是个非常伟大的诗人！”我说。
“他比艾迪·格斯特挣得还多。”第一个女孩告诉我。
“比另外那个诗人挣得都多，你知道的。”
“吉卜林！”她的朋友说。
“比任何诗人赚得都多。”头一个姑娘说。
“你们在巴黎待得久吗？”我问她们。
“啊，不。不太久。我们跟一群朋友一起来。”
“我们坐船来，你懂的。可船上连个名人都没有。当然沃尔什先生除外。”
“他赌牌吗？”我问。
她看着我，一脸失望但又理解的表情。
“不，他不用赌牌。瞧他的诗写得多好就知道啦。”
“你们坐什么船回去？”
“看情况吧。得看船的情况，还有许多事。你回美国吗？”
“不，我过得还行。”
“这里算是个穷街区吧，算吗？”
“算。但这里挺好的。我在咖啡馆写作，我还去看赛马。”
“你就穿这身衣服去看赛马？”
“不。这是我的咖啡馆装束。”
“还挺可爱的，”其中一个姑娘说，“我想去看看那种咖啡馆生活。你去吗亲爱的？”
“我也想去。”另一个姑娘说。我在自己的地址簿里记下她们的名字，答应以后到克莱里奇酒店去找她们。她俩都挺和善的，我跟她们告别，跟沃尔什和艾兹拉告别。沃尔什还在紧锣密鼓地跟艾兹拉说话。
“别忘了哟！”高个的姑娘说。
“怎么能忘呢？”我对她说，跟两个姑娘都再握了次手。
下次我听艾兹拉说起沃尔什，说是有几位贵妇人特别中意诗歌和垂死的年轻诗人，花钱将他从克莱里奇饭店保了出来。再下次的新闻是，他又得到另一处财源撑腰，预备和别人合开一份新杂志。
当时斯科菲尔德·塞耶主编的美国文学杂志《日晷》每年颁发大约一千美元奖金，奖励优秀投稿。在那时代，对任何正经作者，这都不仅是荣誉，还是笔巨款。许多人都得过这笔奖金，自然全部当之无愧。那时候，两个人每天花五美元就能在欧洲住得舒舒服服，还能旅游。
据说沃尔什担当编辑之一的这份季刊，正预备在前四期出版后，评出一篇最佳作品，向作者颁发一大笔奖金。这个消息究竟是谁多嘴泄露的，还是流言呢？很难说。我们姑且希望并相信这是光明正大的吧。至少跟沃尔什合作的那位编辑，乃是无可指摘的。
我听到这笔奖金的传闻后不久的某天，沃尔什请我在圣米歇尔大道上最奢华的一家饭店吃午餐。我们吃了昂贵的马莱纳牡蛎，外壳扁平，带点铜色，与我所常吃的便宜深壳葡萄牙牡蛎大大不同。再一瓶普伊—富赛葡萄酒后，沃尔什开始拐弯抹角说到奖金的事。他像是在诱骗我，就跟他在船上诱骗了那两个女骗子似的——当然我是说，如果那两个姑娘真是骗子，而他也真的诱骗了她们的话。然后他问我要不要再来一打——用他的说法——“扁牡蛎”。我说我很想再吃。他这次没有在我面前装出死期将近，我倒还松了口气。他知道我已听说了他的肺结核：当时这病是不治之症。我知道他的病多严重。他没有在餐桌上刻意咳嗽，我还真谢谢他。我好奇他是不是跟堪萨斯的妓女一样吃扁牡蛎：堪萨斯的妓女们得了肺结核，自知死期不远，总是把精液当成治肺病的药吞下去。我没有问他。我开始吃第二打扁牡蛎，将牡蛎从银盘的碎冰里挑出，挤几滴柠檬汁在极柔嫩的褐色蚌唇上，看它收缩，将粘在壳上的蚌肉拧下，细心地咀嚼味道。
“艾兹拉是个伟大的，伟大的诗人。”沃尔什说着，用他那双黑色的诗人眼睛看我。
“是啊。”我说，“还是个好人！”
“贵族！”沃尔什说，“真是个贵族！”
我们在静默中吃喝，以致敬艾兹拉的贵族风范。我想念艾兹拉，希望他在这里。他也是吃不起马莱纳牡蛎的人。
“乔伊斯也很伟大，”沃尔什说，“伟大，伟大！”
“伟大，”我说，“也是个好朋友。”在乔伊斯刚写完《尤利西斯》那段鼎盛时期，赶在他即将开始创作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称为《进行中的作品》的另一部小说前，我和乔伊斯成了朋友。我想起乔伊斯，记起了许多事。
“我希望他眼睛好一点了。”沃尔什说。
“他也这么盼着。”我说。
“这是我们时代的悲剧啊！”沃尔什告诉我。
“每个人都有点什么地方不大对劲。”我说着，尝试让午餐气氛变好点。
“你就没有。”他对我全副热情了一下子，然后他又回到死气沉沉的模样。
“你是说我没被死神标记么？”我问道，我真就忍不住说了。
“不。你是被生活标记了。”他强调了生活二字。
“让时间来回答吧。”我说。
他要了份上好的嫩牛排，我要了两份淋了鸡蛋黄油酱的菲力牛排。我想黄油可能对他健康有益。
“来一瓶红酒吗？”他问。侍者领班来了，我要了一瓶“教皇新堡”红酒，喝多了我反正可以沿码头散步醒酒，他可以去睡掉醉意，或者随他高兴。我也可以找个地方睡觉吧，我想。
酒来了。我们吃掉了牛排与法式薯条，“教皇新堡”红葡萄酒也喝掉了三分之二——这可不是餐酒。他开口了。
“不用拐弯抹角了。”他说，“你知道你会得到奖金的，对吧？”
“我会吗？”我问，“为啥？”
“你会得到的。”他说，他开始谈论我的写作，我不再听他说话了。别人当面跟我谈我的写作让我恶心，我看着他和他被死亡标记了的脸孔，想道：你这个肺结核病人用你的肺结核诱骗我。我见过一整个营的人倒在大道的尘埃中，三分之一都奄奄待死，但他们也没有故作表情，只是满面尘灰。我看见了你，你摆出一副死期将近的样子，你这个骗子，靠死期将近来骗人。现在你要诱骗我了。你不欺人，人不欺你。死亡可不会诱骗他，死亡正向他走来呢。
“我觉得我配不上，厄尼斯特，”我说，“我们同叫厄尼斯特，我们都得尽力让自己对得起这名字。你知道我的意思，对吧，厄尼斯特？”
“是的，厄尼斯特。”他说。他用爱尔兰式的悲伤态度对我表示完全理解，还显出一副亲切之态。
于是我总是对他与他的杂志亲切有加，当他因肺出血离开巴黎时，请我帮不懂英文的印刷工人排印完他的杂志，我也照办了。他出血时我见过一次：那是肺结核的症状，我知道他要死了。当时我正逢困难时期，但还是对他关怀备至，这让我十分得意，就像我称呼他厄尼斯特那么得意。此外，我喜欢，并且敬佩他那位合作编辑。她没向我许诺任何奖项。她只是想办一个好杂志，让投资人也满意。
很久之后的一天，我遇到了刚看完日场戏，沿圣日耳曼大道溜达的乔伊斯。虽然他看不清演员们了，还是想听他们的声音。他要我去陪他喝一杯，我们去了双叟咖啡馆，要了干雪利酒，虽然你总是读到他只喝瑞士白葡萄酒。
“沃尔什怎样啦？”乔伊斯说。
“这混蛋，死活都一回事。”我说。
“他许诺你那笔奖金了吗？”乔伊斯问。
“许诺了。”
“我猜也是。”乔伊斯说。
“他也许诺你了吗？”
“是啊。”乔伊斯说。过了会儿，他问：“你猜他许诺了庞德没有？”
“我不知道。”
“最好别问他。”乔伊斯说。我们就不提这事了。我告诉乔伊斯，我如何在艾兹拉的工作室里初遇沃尔什和那两个貂皮女郎，乔伊斯听得津津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