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格特鲁德·斯泰因断交的方式，实在是够奇怪。我们当时是好朋友，我还帮了几次实实在在的忙，例如将她的长篇小说弄去福特那里连载，用打字机帮她誊抄手稿、为她审读校样，等等。我们交情弥深，好到之前想象不到。男人与卓越的女性交友，往往开始愉快，之后无论亲疏都不合适，于是毫无未来可言；至于跟真正雄心勃勃的女作家交友，那未来就更无从说起。有一次，我借口不知斯泰因小姐是否在家，所以没去弗勒吕斯路27号，斯泰因小姐道：“但是，海明威，你在这里可以随意出入，你不知道么？我是真心实意的。随时过来，那个女仆，”——她说了女仆的名字，但我忘了——“会招待你，你就当在自己家那样，等我回来呗！”
我没滥用这个特权，但有时我会经停，女仆会招待我喝一杯，我会看看画，如果斯泰因小姐不出现，我就谢谢女仆，留个便条，走了。某天斯泰因小姐要与一个朋友驾车南游，于是让我上午到她家去告别。她原是让我们夫妻一起去的，那时我与哈德莉住在一家旅馆，但我们另有计划，想去别处。这话自然不好说，但你还可以表示自己希望能去，到时再说实在没办法。我懂点窍门，知道如何避免应约去拜访别家：学这个也是被逼无奈。很久之后，毕加索告诉我，他被富人们邀请时，总答应富人们上门去，好让他们开心；然后自然会出些事，他就理所当然不能到场啦。但他没对斯泰因小姐用这招：他说的是针对其他人。
那是个明媚春日，我从天文台广场走来，穿过小小的卢森堡公园。七叶树花朵盛开，孩子在鹅卵石小径上玩耍，保姆们坐在长凳上看。我看见了树上的鹁鸪，还听见了其他的鸟鸣——虽然我没看见。
我还没按门铃，女仆就为我开了门，请我进去等候。斯泰因小姐随时会下来。此时是上午，但女仆却给我倒了杯白兰地，将杯子放在我手里后，欢快地使个眼色。无色的酒精在舌上尝来味道奇妙，酒还没咽下，我听见有人在跟斯泰因小姐说话：我从未听过一个人用如此口气对另一个人说话，绝对没有，哪里都没有。
接着便是斯泰因小姐的声音，她在恳求：“别，姑娘，别这样，别这样，请别这样。我愿意做任何事，姑娘，但请不要这样做。请不要，请不要，姑娘。”
我咽下那口酒，将杯子放在桌子上，向门口走去。女仆对我摇手指，低声说：“别走，她马上就下来了。”
“我得走。”我说着，不再多听，径直离去。但对话还在继续，唯一的办法是赶紧离开。她的话听着就让人感觉不好了，对面的话就更难听了。
我在庭院里对女仆说：“请告诉她，我到了庭院里就遇到了你，我一个朋友生病了所以我等不及。请代我对她说旅途愉快。我会写信的。”
“一言为定，先生。您等不及了，真可惜。”
“是啊，”我说，“太可惜了。”
对我而言，这就是我们友谊的结束，真是足够蠢的。虽然我还是为她做点小事，必要时露个脸，把她想见的人请来，等新的阶段开始，她有了新朋友，我又与大多数跟她交友的男人一起等候决裂。看着一文不值的新画送进她房间，与以往的名画并排悬挂，令人不禁叹息，但对我而言已经无所谓了。她与我们所有这些喜欢过她的人争吵，除了胡安·格里斯：她不能跟他吵，因为他死了。我估计他也未必在乎，因为他也过了斤斤计较的年纪，在他画里就体现这一点。
最后，她甚至跟她的新朋友争吵，但我们这些旧朋友就不再关注了。她日益跋扈得像个罗马皇帝，如果你喜欢你的女人像个罗马皇帝，那也不坏。但毕加索画的她，在我记忆中，依然是意大利北部妇女的样子。
最后，每个人，或者说，大多数人，为了不闹得太僵，都和她重新交了朋友。我也如此做了。但我们无法重新成为真正的好朋友了，从感情和思想都如此。在思想上无法成为好友，那是最糟糕的事，但事情比那还要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