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兹拉·庞德从来很够朋友，总是与人为善。他与他妻子多罗茜在香圣母院路的居所之穷愁，与格特鲁德·斯泰因的工作室之豪奢，简直相映成趣。那地方采光不错，靠炉子取暖，墙上挂着的画，出自与艾兹拉相熟的日本艺术家手笔。那些艺术家都是日本贵族，长发乌黑闪亮，鞠躬时甩到前面，我对此印象深刻，只是不喜欢他们的画。我看不懂，也不觉得其中有深文奥义；到我看懂时，又觉得毫无意义。我很遗憾，却无能为力。
多罗茜的画我倒喜欢得很，我还觉得多罗茜本人容貌漂亮，身材优美。我也喜欢戈蒂耶—布尔泽斯卡雕塑的艾兹拉头像，也喜欢这位雕塑家作品的照片。艾兹拉拿了那些照片给我看，附在了艾兹拉撰写的一本介绍戈蒂耶的书里。艾兹拉还喜欢皮卡比亚的画，但那时我觉得那玩意一文不值。我也讨厌温德姆·刘易斯的画，艾兹拉却喜欢得很。他喜欢自己朋友们的作品，作为朋友来说这么做很够交情，但以友情来评断作品优劣却不大好了。我们从不就此争执，因为我总对不喜欢的东西缄口不言。我想，如果一个人喜欢他朋友的绘画或文字，就像另一些人喜欢自己的家庭似的：对此置评颇为无礼。有时为了不去指责自家人或妻子婆家人，你得忍耐许久；但对付拙劣的画家就简单多啦：你闭眼不看就是了，反正他们同自家人不同，不会仗着亲属关系就做坏事。对家里人却不同，你即便不看不听不回信，他们还是能在许多方面伤害到你。艾兹拉待别人比我仁厚许多。他自己那些作品，写得到位时，如此完美无缺；他自己犯了错，又如此诚恳，对自己的错误见解又执着，待人又如此亲切，这一切令他在我心中成就了一个圣人形象。他性子焦躁，但许多圣人大概也都如此。
艾兹拉要我教他拳击，那天黄昏我们正在他工作室练习，我初次遇到了温德姆·刘易斯。艾兹拉练拳击不久，若让他在熟人面前吃亏我会觉得不堪，于是我尽力让他出风头。但效果不好，因为他原懂得击剑，我当时正教他将左手也用进拳击中，让他保持左脚在前，右脚跟上，保持平行。这是基本步伐。我一直没教会他左勾拳。教会他缩短右手出拳幅度，也是后来的事了。
温德姆·刘易斯俨然这一带的大人物似的，戴顶黑色宽帽，穿得像歌剧《波西米亚人》里钻出来的人。他的脸让我想起青蛙，不是牛蛙，就一般的青蛙，巴黎这个水塘对他而言太大了。那时节我们相信，任何作家和画家都能穿他们自己的衣服，艺术家没有标准制服。但刘易斯穿了件一战前的艺术家制服。他那样子让人难堪。他摆出傲慢的神情，看我闪过艾兹拉的左手刺拳，或是用右手套隔挡。
我想停下来，但刘易斯坚持要我们继续打。我看得出来，他对境况一无所知，他在等着看，希望艾兹拉会受伤。然而什么都没发生。我并不反击，只让艾兹拉追打我，坚持用左手出拳，追加一些右手拳，然后说我们打够啦，拿罐水来冲洗净，用毛巾擦干，穿上运动衫。
我们喝了点东西，我就听艾兹拉和刘易斯谈论伦敦和纽约的人们。我佯装漫不经心地仔细端详刘易斯，就像拳击时用的技巧。我觉得我再没见过比他难看的人了。有些人的邪恶看脸便能得知，就像名种赛马容易看出好血统。他们讨厌得像硬下疳。刘易斯倒没流露出邪恶，就是难看。
回家路上我尽力寻思，他让我想起了什么呢？我想到了各色词汇，除了泥腿子外，都是医学用词。我试图分析描述他的脸，但我只能记得他的眼睛。黑色帽子下方，我第一眼看到，就觉得像是未遂强奸犯的眼睛。
“我今天见了个最难看的家伙。”我对我妻子说。
“塔蒂，别跟我谈他。”她说，“请别跟我谈论他。我们都要开饭啦。”
大概一周后，我遇到斯泰因小姐，告诉她我之前见了温德姆·刘易斯，问她是否见过他。“我叫他‘测量虫’，”她说，“他从伦敦来，他看见一幅好画，就从口袋里取出支铅笔，你就看着他用大拇指捏着铅笔量画。他一边量一边细看，琢磨这张画是怎么画出来的。然后他回去伦敦，照画一幅，但总是画不对。他总是不得其要领。”
于是我就把他想成“测量虫（尺蠖）”。这比我自己对他的想法要厚道多了。之后我也尝试着喜欢他，跟他交朋友，艾兹拉每次介绍朋友给我时，我都这么做。但我在艾兹拉工作室里初遇他时，他给我留下的就是这印象。
艾兹拉是我所认识最慷慨又最无私的作家。他帮助他所信赖的诗人、画家、雕塑家和作家，他还帮助任何有困难的人，不管那人他是否信得过。他为所有人操心，我刚认识他时，他最操心T. S. 艾略特。艾兹拉告诉我，艾略特不得不在伦敦一家银行工作，除了公休时间，没有空闲写诗。
于是艾兹拉和一个美国富人兼艺术赞助人娜塔莉·巴尔尼小姐一道，组建了个叫文人会的组织。巴尔尼小姐以前跟大我们一辈的雷米·德·古尔蒙为友。她定期在自家举办文艺沙龙，家中花园里还有座小巧的希腊式神殿。许多美国富婆和法国富婆都有钱办沙龙，但我很早就明白，我对那场合最好敬而远之。但巴尔尼小姐，我相信，是唯一一个花园里有座希腊神殿的。
艾兹拉给我看介绍文人会的册子，还说巴尔尼小姐已答应在册子上写明，那座希腊神殿许他使用。文人会主张：我们每个人都从挣的钱里，不论多少，贡献一部分，来让艾略特脱离银行，有钱写诗。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我们把艾略特先生弄出银行后，艾兹拉又计划继续做下去，把大家的生活安顿好。
我给他搅了点小局：我老管艾略特叫艾略特少校（Major Eliot），假装把他跟道格拉斯（Major Douglas），即一位艾兹拉挺赞同的经济学家，给弄混了。不过艾兹拉倒理解我的心是好的，我也是为了文人会好。虽然我每次跟朋友募集资金说要把艾略特少校解放出银行时，有人问我一个少校在银行干吗，军方把他裁掉了莫非没有退休金，至少也该有退伍费啊？——这种时候，艾兹拉就会恼了。
这种时候，我就会跟我朋友解释说，你们没把握到关键。要么加入文人会，要么拉倒。加入就捐钱，把少校从银行弄出来；不入，那就太遗憾了。懂不懂那座希腊神殿多重要？不懂？早知道了，太可惜了，哥们。留着你的钱吧，我们不要啦！
作为文人会的成员，我精力十足地奔走于筹款。我那时的最大愿望，是看到少校昂首阔步走出银行，成为一个自由人。我不记得文人会最后如何解体的了，似乎与《荒原》的出版有关。《荒原》为少校赢得了《日晷》杂志的诗歌奖，不久后，一个贵族夫人又为艾略特主编的《基准》杂志撑腰，我和艾兹拉就不必为艾略特担心了。那座希腊小神殿，我估计，依然在巴尔尼小姐的花园里。我总觉得遗憾，没能单靠文人会的捐款就将艾略特拽出银行，我总梦想他也许会住进那个希腊小神殿，我和艾兹拉路过时还能进去，给他献上一顶桂冠。我知道哪里能采到美丽的月桂树叶，我可以骑着我的自行车去采来；任何时候只要他感到孤独，或是艾兹拉又看完一部《荒原》那样的长诗原稿校样时，就能去给他戴上桂冠。与世上其他事一样，文人会的事给我带来的后果并不妙——我将原标明用来将少校弄出银行的善款，都拿去了昂甘赛马场，下注在服了兴奋剂参加障碍赛的马身上。我下注的那几匹马在两场比赛里，都赢了没服兴奋剂或剂量不够的马，只输了一遭：我们的马服药超量，比赛还没开始，它就甩下骑师冲将出去，独自跑了一圈障碍赛程，腾跃动作简直做梦都想不到的优美。等它被抓住了，让骑师跳上马背了，它又重新投入比赛，如法国人所言“光荣地跑完全程”，但没赢钱。
假如这笔钱没拿来赌马，而是捐给了文人会（尽管文人会不存在了），我还会好受些。但我又自我安慰：这笔赌金如果赌赢了，我捐给文人会的钱，可会更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