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个儿子邦比小的时候，我们还住在锯木厂楼上，我俩一起在咖啡馆度过了许多时光。我们冬天去弗拉尔贝格的施伦斯时，他总随我们同行；但哈德莉与我夏季去西班牙时，他便与清洁妇和她丈夫共度——这二位被他称呼做玛丽·科克特和图东。或者在格布林大道10号公寓里，或是去布列塔尼的米尔一处房子里过暑假。图东·罗尔巴克先生在法国军队里当过上士，指望退伍时有点小补贴，他们靠这点补贴和玛丽的工资过日子，等着退伍回布列塔尼的米尔。图东对邦比的孩童生涯影响颇大，当丁香园里人多到无法工作时，或我寻思他需要换个环境时，便会将邦比放在婴儿车里，推着走到圣米歇尔广场的咖啡馆中：他可以在那里琢磨人群或者巴黎的喧嚣生活，我则靠一杯奶油咖啡支撑写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处私人咖啡馆：他们不邀请其他人来，独自在那里工作、读书或接收邮件。他们有其他的咖啡馆来会见情人，几乎每个人都有所谓“另一个咖啡馆”，一个中立的场所，他们可以邀请你在那里见他们的情人，还有规律、简单、便宜的饭食，大家都可以简单来一顿。这可不像你在书里读到早年巴黎那些传奇地方，比如蒙帕纳斯那边的穹顶咖啡馆、圆亭咖啡馆或者菁英咖啡馆，也不同于稍后的穹顶餐厅或者“澳洲犬”。
邦比稍微长大些后，说得一口好法语；被训诫到懂事了，知道在我工作时保持绝对缄默，他自己只观察与寻思；他看到我写完了，便会跟我叨咕些从图东那里学来的东西。
“你知道吗爸爸，女人哭起来就像小孩撒尿？”他用法语说。
“图东教你的？”
“他说男人不该忘掉这个。”
另有一回，他说，“爸爸，你刚才工作时路过的四只母鸡长得不错。”
“你怎么知道管女孩叫母鸡的？”
“不知道啊。我观察她们。”
“图东说了她们什么？”
“别对她们太认真。”
“那该对什么认真呢？”
“法兰西和土豆和薯条万岁！”他用法语说。
“图东真棒。”我说。
“他还是个好军人，”邦比说，“他教了我好多啊。”
“我真服了他。”我说。
“他也很服你呢。他说你操持着一个特别难的工作。告诉我爸爸，写作难吗？”
“有时候。”
“图东说写作很难，我必须永远尊重写作。”
“你尊重就好。”
“爸爸你曾经在土著人中生活过吗？”
“生活过一小段。”
“我们回家时要路过西尔维娅·比奇的书店吗？”
“当然。你喜欢她吗？”
“她总是对我很好。”
“我也喜欢她。”
“她名字也很好听。西尔维娅·比奇。”
“我们会经过她的书店，然后我必须及时带你回家好吃午饭。我答应了要跟别人吃午饭的。”
“那人好玩吗？”
“就一般人。”我回答。
那会儿还没到在卢森堡公园划船的时节，于是我们没去看；我们到家时，哈德莉跟我发生了点争执：那件事上她绝对正确，我错得离谱。
“妈妈真坏。爸爸骂她了。”邦比用大声大气的图东式法语宣布道。
在斯科特开始频繁酗酒后的一个上午，我和邦比在圣米歇尔广场咖啡馆写作完毕后，邦比非常严肃地问我：
“菲茨杰拉德先生生病了吗爸爸？”
“他病了，因为他喝了太多酒，没法写作。”
“他是不尊重自己的工作吗？”
“他妻子那位太太不尊重写作，或者是她嫉妒写作这行当。”
“他应该骂她。”
“事儿没那么简单。”
“我们今天要见他吗？”
“是吧，我觉得会。”
“他今天也会喝那么多酒吗？”
“不会，他说我们都不该喝酒。”
“我会做个表率的。”
那天下午，我带着邦比在一家中立的咖啡馆见了斯科特，斯科特没喝酒，我们各自点了一瓶矿泉水。
“我要半杯金啤酒。”邦比说。
“你就让小孩喝啤酒啦？”斯科特问。
“图东说一点啤酒不会伤到我这年纪的小孩。”邦比说，“不过既然如此就少喝点。”
他要了半杯。
“这个图东是谁？”斯科特问我。
我跟他说了图东这个人，说他简直像马尔博将军或内伊将军回忆录——如果他们写了的话——里头蹿出来的人物，说他身上体现了老法国军队被摧破无数次但依然存在的传统秩序。斯科特与我谈论了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的拿破仑阵营，他对此尚不了解，我于是说了些从亲历的朋友那里听来的，关于一战期间尼维尔攻势的故事；告诉他们图东这类军人也许是时代的错误，但确实货真价实。斯科特对1914年—1918年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热情地好奇，而我恰好有许多朋友服役其中，其中有些位确实经历过些大事，说来着实惊到了斯科特。这些故事说来远非邦比所能理解，但他听得津津有味，之后我们说了些其他事，斯科特带着满肚子矿泉水和诚挚写作的决心离开了，我问邦比他为何要点一杯啤酒。
“图东说，一个男人应当首先学会自我控制。”邦比说，“我应该先做个表率。”
“可没有那么简单呢。”我告诉他。
“战争也不简单吧，爸爸？”
“不简单。战争非常复杂。你现在相信图东跟你说的那些。以后你会自己发现许多别的事。”
“菲茨杰拉德先生的精神被战争摧伤了吗？图东对我说许多人都是如此。”
“不，他没有。”
“我好高兴，”邦比说，“那些事必定就过去啦。”
“如果他被战争摧伤了心智，也并不丢人。”我说，“我许多好朋友都经历了这个。之后有些恢复过来，可以好好过日子。我们的朋友安德烈·马松，那个画家，就是的。”
“图东之前跟我说过了，心智被摧伤并不丢人。过去这场大战里炮兵太多啦。将军们又都是蠢牛。”
“这玩意很复杂。”我说，“你总有一天自己能琢磨出来的。”
“同时，我们自己没自己的问题，可真好啊。没有啥重病。你今天写得顺利吗？”
“非常顺利。”
“我真高兴。”邦比说，“我帮到你了吗？”
“你帮了大忙啦。”
“可怜的菲茨杰拉德先生，”邦比说，“他今天能忍着不喝酒也不骚扰你，真是好。他一切都会好吗，爸爸？”
“我希望吧，”我说，“但他有很严重的问题。在我看来，他身为作家，有着几乎无法克服的问题。”
“我肯定他会克服那些问题的。”邦比说，“他今天真和善，真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