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副批发市场卖货三十年，我爸妈跟着时代退潮了农副批发市场卖货三十年，我爸妈跟着时代退潮了（上）

1

我爸爸在他十七岁那年，失去了自己的父亲。

直到初通世事后，我才明白“少年丧父”可谓是人间三大悲事之首。但从我有记忆以来，几乎从未听到爸爸哪怕有一次诉过他那时的痛苦。当年那个尚还懵懂的少年是如何崩溃、又如何从泥沼中挣扎走出来的，恐怕如今连他自己也都没办法再说清楚了。在赤脚踏过泥泞和荆棘之后，似乎就没有什么事再能将他击倒了——蹲着、坐着、躺着其实都行，我爸爸最后总是可以站起来。如今他已年近七旬，腰身还像钢板一般笔直，从不塌下。

那一年是1973年，若是没有此等变故，成绩优异的他也许有机会在时代的转折点完成学业，成为恢复高考后新一批的大学生，从此命运的河流会转上一个大弯，奔流呼啸入海——可是没有如果——我奶奶性子绵软，遭丧夫打击，恍惚不知所措，不厚道的本家兄弟们就趁着孤儿寡母六神无主之际欺了上来，想要夺去我爷爷留下的、所剩无几的存款。我爸爸便觉得，他应该站出来。

家里一共五个孩子，爸爸排行老三，本来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他出头的，但我大伯性子冷清，与家的缘分总有些欠缺，大姑那时也还不到二十岁，也是瞻前顾后自顾不暇。我爸爸说，那就我来帮着养家吧。

爷爷生前所在的单位是一家国营的商业公司，按照政策抚恤家属，给出了一个“顶职”的名额，爸爸向他中学的老师和同学们告了个别，便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单位的大门。之后，每月二十多块的工资，他留下两块做自己的生活费，其余的全都交给我奶奶，这一交就是快十年。这些钞票变成了家里的米和面，还有弟弟妹妹的学费。

直到我爸妈结婚的前一个月，奶奶才开口对我爸爸说：“以后你的工资就别给我了，留着你的小家过活吧。”

我妈妈是在1977年进的商业公司，她个子高挑，腰身纤细，高鼻大眼，皮肤白得发亮，走到哪里都惹得旁人要多看一眼。爸爸后来和我回忆起他与妈妈的初遇时，只说：“我见到你妈妈的第一眼，就觉得，哇，她好漂亮啊。”

而我妈妈忆起第一次见到爸爸的情景，能想起的，只有他裤子上大大小小、一层压着一层的补丁。那时我爸爸是真的穷，虽然那个年代人们普遍都不宽裕，但在城里像我爸爸那样一条裤子上大补丁摞小补丁的，着实也不常见。

我外婆祖籍湖南，原是船行的大小姐，抗日战争时逃难才来了本地。我外公外婆后来的工作单位都不错，家中子女也少，负担小，家境好，养出的女儿们多多少少都带着些骄傲。但偏偏我妈妈和我爸爸就走到了一起。

商业公司下面有若干家营业部，这些国营商店、商行在市内星罗棋布，经营范围从服装、床上用品，到蔬菜、水果，再到木料、副食品，林林总总。每个下属单位的行政管理与财务核算，都最终归属到总公司。我爸妈当时都在总公司，两人都是要强的性子。

刚进单位时，我妈妈干的是出纳，跟在一个老会计屁股后面，日子久了，便生出转岗的心思。她向单位提了申请，单位也支持，于是她便报了会计课程的班，从最基础的知识开始，一点点学起。那段时光在我孩童时期的记忆里仍有印象，每周总有那么一两天，晚饭后她就将我托付给外婆，自己赶去上课。外婆会抱着我跟妈妈挥手说“路上小心”，妈妈点点头、挥挥手，侧身跨上自行车，还将裙角牵在手上，以免卷入车后轮。

如此这般学了三五年，妈妈才算学成归来。成年后我与她闲谈时聊到此番往事，才突然意识到当年她上课的地方离我家竟有十多公里，骑自行车单程也得四五十分钟。我努力想象着那些下课后的夜晚，高度近视的她是如何独自借着黯淡的月光和路灯回家，又如何单薄地穿越严寒和雨雪。但我妈妈只是笑：“辛苦吗？那时还真不觉得，只想着我喜欢学，又有机会学，就很好了。”

而我爸爸一开始在单位的编制是司机岗，名义上挂在总公司下面的蔬菜公司，实则在总公司任职，下面任一个商行需要运货时，都会喊他。辛苦自是不必多说，但他却没有什么怨言。他天生性子中不爱计较，也知道每次运货若是路程长，还会额外多出几元钱的补贴。

但爸爸的荷包也捂不紧，每次拿了补贴，要么给家里添点肉食打打牙祭，要么就是给我买了玩具。有一年大扫除时，我从床底尘封的箱子里翻出一件褪色的指套布偶，我抖抖灰尘，把指头伸进去，五颜六色的小丑便立了起来，点头，摇手，妈妈从身后路过，探过头笑出了声：“这个娃娃还收着啊？”她说，那年还不到两岁的我，被这个娃娃吸引得走不动路，隔天我爸爸便跑了一趟长途。他回家时，人都没进门，就把房门推开一条缝，一只手戴着这个布偶从门缝中伸了进来，捏着鼻子怪声怪气地说话，惹得我咯吱咯吱笑个不停。

2

踏实，肯干，让我爸爸在单位里有了不错的口碑，公司的总经理孔哥也器重起他来。孔哥虽然是经营上的一把手，却不端架子，他和我爸都爱喝酒，常常喝着喝着，就称兄道弟起来。

1984年，小道消息在坊间传来，都说政府要对沿河大道一条街“改革”了。彼时，早一步赶上改革浪潮的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已是车如流水马如龙，观望了几年形势后，市里在把目光投向了沿河大道。这条街与长江只隔了条马路，沿途一个个码头，是商旅们的聚集地。街上什么行当都有——贸易信托公司、海味品公司，还有土产行、日杂行等等，蔬菜公司也在这条街上。

传言很快被证实是真的，通告发出来了：“要抓经济，把沿河大道改造成‘农副产品一条街’，将经济搞上去。”

在一次觥筹交错的酒局上，孔哥和我爸爸碰了好几次杯后，神神秘秘地把头凑了过来：“（沿河大道）改成‘农副产品一条街’的话，我们的蔬菜公司肯定也要跟上趟儿——行当要换，产品也要换，总不能在那条街上做不好（生意）丢人吧？要选个有能力的人当经理，如果让你去，你敢不敢？”

我爸爸当时二十八岁，年富力强，哪有什么不敢的？两人拍着胸脯碰着杯，权当把这事定了下来。爸爸性子虽憨，但也不傻，他生怕酒桌上的话不算数，等到翌日酒醒后，又特意去找孔哥追着确认了一遍。孔哥拍着爸爸的肩膀保证：“错不了，只要我说让你当经理，就能让你当上，你安心等着吧。”

可待到宣布的时候，爸爸满心的欢喜却摔到地上，砸了个粉碎——蔬菜公司更名为农副水产贸易行，出任新经理的却另有其人。他疑惑的目光瞧向孔哥，孔哥却扭开了头。

我爸爸因此消沉了一阵子，才把情绪慢慢缓了过来——不论如何，日子还是要继续的。

一年后，赶上单位分房子，我爸妈的工龄加在一起，再辅以眼花缭乱的计算规则，我们家最终有资格能分到一套新房了。那是一间四十平米的一室一厅，不算大，但对我们一家三口来说是值得欣喜的事情——我爸妈结婚后，带着我一直挤在奶奶家的阁楼里，如今单位分了房，还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这让我妈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说话的声调都是昂扬的。

孔哥和我爸爸依旧交好，他给自己家安排的那间房，就在我家隔壁。单位那几栋宿舍楼从下面看是各自独立的楼，走上去后才会发现，上面的房子阳台窗户都是挨在一起的。有时我们家做了好吃的，在阳台上对着墙敲两下，再喊上一声，手端着盘子绕过隔断，就能送到孔哥家里。

拥有了自己空间的幸福感，让我们一家三口都舒展了开来，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一起挪一挪家具的摆放位置，试图腾出更多空间，营造一些新鲜感。周末，爸妈和我常常头凑着头，变着法子装饰那间小屋：爸爸空闲时会做手工装饰画挂在自己刷出的白墙上，妈妈用毛线勾了沙发巾铺在新买的红色仿皮沙发上，我们还把旧挂历拆开，包在铁丝上搓成一个又一个的纺锤形小纸团，再一个一个串起来，做成门帘挂到门上。闲暇时，我喜欢盯着那挂门帘发呆，风吹过或者人走过时，它们会依次摇摆，像风铃，又像音符。

这一间房子带给我们的幸福感，远远超过了后来那些年里我们新买的任何一套房子。

“要谢谢孔哥。”爸爸说。

“也要谢谢单位。”妈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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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的1987年，孔哥又找到我爸爸，说：“要不准备一下？还是去水产贸易行，去当经理了。”

我爸爸犹豫了片刻，才笑着开口：“这次是真的？”

孔哥也跟着笑，眼角的鱼尾纹一根根炸开：“这次是真的。”

孔哥没有开玩笑，这三年时间里，仓促“改革”的农副水产贸易行，已经换了数任经理了。后来回想，我总觉得80年代是个很奇妙的年代，每一个人似乎都踏在不同的节奏上。脚步快的，就跟上了变革的春风，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还在观望犹豫的，就一步慢步步慢，从此步履蹒跚，追不上前行的快车。水产贸易行最初的几任经理显然属于后者，不过他们也不算是少数，沿河大道上还有许多和他们一样的国营单位，同样被牢牢地卡在了壳里。“省土产公司”“市调料品公司”……它们被慌张地推动着换了经营的行当，以为“改革”不过只是门头挂上个新牌匾就OK了。经理们延续着计划经济时期习惯的旧打法，从不去关注市场的变化趋势，对日常的经营既不做预测也不做调整，很快就被风向多变的市场狠狠教育得找不着北。而那些嗅觉灵敏的个体经营者们，已经似闻到血腥的鲨鱼一般冲进这个市场，什么货好卖就进什么货，一旦苗头不对就迅速止血回本。消费者在他们那儿第一次发现，原来买东西是不用看脸色的，是可以讨价还价的。

于是，经营了不到三年的农副水产贸易行，行至此时，已经在败北的边缘。和前任经理们的傲慢一起留下的，还有仓库里大批大批卖不出去的货，账面上连连亏损的数字，以及一群因发不出工资而怨气冲天的职工。

我妈妈在总公司做会计，对农副水产贸易行的经营情况再了解不过。她忧心忡忡地提醒我爸爸：“现在和几年前的那时候已经不一样了，这么烫手的山芋，接过来可能就是个甩不掉的麻烦。”

我爸爸抽了一晚上的烟，天亮的时候才说：“做吧，做着试一试吧。大不了就再回去当司机。”

于是，妈妈点了点头：“好，那就做。”

3

把烂摊子接到肩上倒是简单，可真想把里面的褶褶皱皱都一一抚平，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我爸爸才过三十，在被匆忙推上经理岗位之前，对农副水产行当完全是陌生的。前任经理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就离开了，剩下的职工们全都不动声色，有的倚着桌子凳子闲聊，有的嗑着瓜子，狐疑而警惕地打量着他这个新的闯入者——我爸看着仓库里那些堆得高高的、一麻袋又一麻袋的货，也只能发愣。

孔哥之前指点过爸爸，“有不懂的就去问叶工”。叶工是做这行的老师傅，掂一掂，就知笋干晒到了几成干；摸一把，就能判定海蜇头究竟是不是新鲜的；瞧一眼，就辨得出黄花鱼的真伪。我爸爸毕恭毕敬地给叶工递了烟，叶工笑眯眯地收下了，但不出两天工夫，我爸爸就觉察出，叶工完全没有教他的打算。他明白是自己之前把事情想得太乐观了，这个硬骨头，远比想象中要更难啃。

在朋友的介绍下，我爸爸跑去江对面的旧书市场，去淘跟农副水产相关的书。他那时社会经验真的不够，淘到书后，喜悦和紧张表现得太过外显了，在结账时，生生被二手书老板摆了一刀。老板把书的价格随口涨到一个略微离谱的数字，手指轻轻敲着桌角，拿捏着问：“买不买？不买我就放回去了。”我爸爸意识到老板是坐地起价，也明白老板并不会真的不把书卖给他——这么冷门的书，除了他，大概不再会有人感兴趣了——但他还是不敢赌气，老老实实按着老板报的价格付了款。

之后，每天吃完晚饭，我爸爸就把头埋在一本本书里，一边看一边做笔记，看累了就跑过来用胡茬扎一扎我的脸。

慢慢地，跟在叶工身后的他，说话、提问都不再露怯了，叶工对他的态度也不易察觉地柔和了起来。我爸爸表现得好时，叶工会在上颚与下颚之间发出一声含糊不清的“唔”的声音，尾调微微拖长，我爸爸便把这声音当作是对自己的赞赏。当这声“唔”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后，叶工在见厂家谈客户、收货验货的时候，也不会再刻意将我爸爸支开了。

爸爸瞅准机会，请叶工喝了一场大酒，那次两人酩酊大醉之后，他才感觉到叶工对他的防备，算是卸下了一大半。叶工开始一点一点给他讲解行业里的机锋和诀窍，如此授业一个多月后，叶工拍着我爸爸的肩说：“小伙子，有悟性，你出师了。”

我爸爸知道，叶工还有很多关键的经验没有教给他，但是没关系，那道门槛他已经跨过去了，剩下需要补足的，就交给时间和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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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爸爸决定接手烂摊子时，孔哥就已经给他说清楚了：因为农副水产贸易行已经连着三年亏损，总公司不可能再对他有任何的资金支持了。

“没钱怎么做买卖？”我爸爸想不明白。

“那就看你的本事了。”孔哥似笑非笑，“想做起生意，有的是办法。”

最后，他们勉强商量出一个方案：若是能把贸易行仓库里那些卖不动的存货想办法卖掉，可以暂时不用向总公司上缴利润，把钱留在账面上做流动资金。但到了年底，行里全年的利润，必须上缴给总公司。我妈妈倒是比我爸爸看得清楚，说：“比起那些旱涝保收的职工，你这个所谓的经理，操心伤神到最后，可能也只是比他们多出五元的岗位津贴而已。”

开弓没有回头箭。

虽然已经是80年代末了，市场信息还是闭塞的，物流也是闭塞的。这两点在现代商业社会是致命的短板，但在当年却是蛰伏着的成功契机——贸易行的客户大多是市区和周边县市的批发商，他们嗅到商机却找不到货源时，就会循着介绍找来贸易行，拜托我爸爸帮他们寻找货源，此谓“代购”；而天南海北的厂家，拿着手上的商品找不到销售渠道时，也会找来贸易行，请贸易行帮着销售，事后按比例给付佣金，此谓“代销”。我爸爸琢磨来琢磨去，决定就靠这样的信息差，拿单位牌匾上红彤彤的“国营”两字做担保，用“代购”和“代销”这两招，让濒临倒闭的贸易行活了下来。

4

市场搞活了，行商们就来了，比如“腐竹婆婆”——没人知道她姓甚名谁，也不知晓她的籍贯住处，但在沿河大道上，人人都认识这个来去匆匆、言语不多的老太太。她清瘦，黝黑，一头白发在整条街的年轻人里显得很扎眼，是广西一家腐竹厂在本市的代理。她拿着腐竹向沿街的商户一家家推销，攒起一票熟客，然后坐着大卡车频繁往返于广西和湖北，押着货品来，带着货款走，说不清一年里要走上多少个来回。大家私下里猜测她多少岁，有说六十的，也有说七十的，好事者接着猜下去：“这个年龄，应该在家里带孙子吧？”

阿珉和腐竹婆婆一样，也是拿着产品向沿街商户挨家推销行商。他是地道的农民出身，脑子活络，早早就不肯在家种地了。一次偶然，他听说十堰的黑木耳名气大、卖得好，就一个猛子扎进了那边的大山里，找当地农户，一家一家地收木耳，再运出大山去卖。他的行动轨迹三点一线，家——十堰——沿河大道，一辆货车拉着他辗转于三地，从春到秋。赶上木耳采摘季，他常常几个月不回家，到后来，他老婆若是有事找他，只能将电话打给农副水产贸易行，托我爸爸给丈夫将话带到。

阿珉的生意做到后来，有两个固定的大客户，一个是我爸爸的农副水产贸易行，一个是省土产公司。再往后做下去，僵化的省土产公司终究在销售上逊了我爸爸一筹。我爸爸曾想过让阿珉给自己签个独家代销协议，让“农副产品一条街”只有水产贸易行一家能卖他的木耳，就在阿珉几乎要答应的时候，我爸爸又变了主意：“他太辛苦了，一年在家待不够两个月吧？有‘省土产’一起卖，无论如何都可以多卖一些货。”

1992年夏天，爸妈带我去十堰武当山旅游，阿珉便也带着妻子一起来作陪。那山以陡峭闻名，峭壁如削，天开一线。那时还谈不上什么完善与安全的景区建设，我们坐着小巴车上去，山路极狭，蜿蜒曲折，另一侧就是悬崖，路边也没有安装护栏，每隔几米只有一个矮矮的石墩，权当防护。我一路紧张得不行，牢牢抓住车里的把手，背上沁出一颗颗汗滴。

一直待到我们玩得尽兴后下山，阿珉的神情才松弛下来。他怕我们害怕，也怕我们扫兴，一直没敢跟我们说，上个星期刚有一辆车在山路急转弯时躲避对面来车，没刹住车，直通通冲下了悬崖。那辆车上坐的是常年上山收草药的行商，阿珉与他们打过几次照面，“周围的人后来寻了一圈，人和车都没有找到”。我们兀自后怕，身边阿珉的妻子也红了眼圈，她抓住丈夫的手，捏了捏：“我之前都不知道你每天在山里过的是什么日子。”

拿命赚钱的不只有本省的阿珉，也包括外来的行商们。老莫比我爸爸年长几岁，是福建泰宁土生土长的农民，前半辈子几乎没有踏出过自己的村子。武夷山脉南麓的竹笋是大自然最好的馈赠之一，80年代中期，心眼活泛了的老莫便在村里挨家挨户收购腌制好的笋干，收满七八千斤，就往我们这里的“农副产品一条街”运。七百多公里的路，农用车要载着他们走上三天。

对老莫来说，难的并不是路途的崎岖和遥远，而是永远不知道会在何时何处冒出来的车匪路霸。最险的一次，对方拿着胳膊那么长的砍刀逼上来，老莫的心几乎要跳到嗓子眼了，想着车、货、钱，甚至连自己的命，大概都要保不住了，干脆横下心，抓起驾驶室里预备着的防身用的铁杠子，主动跳下车，站在车旁疯狂挥舞。他的眼睛那时大抵是充血了，面目狰狞，如兽嘶吼，打劫的人倒被吓退了——毕竟只是求财，真遇到不要命的，也就罢了。

等那车货平平安安地在贸易行卸下来后，老莫喝了口茶，把路上这场生死劫当成笑话讲给我爸爸听，口气里都是云淡风轻，说得我爸爸生出唏嘘——他原本以为自己已足够勤奋努力，但没想到有更多人是需要拼上命，才能穿越惊涛骇浪。

但唏嘘过后，我爸爸仍得在结账时扣下老莫百分之二十的尾款。

我爸爸悄悄算过账：老莫运来的笋干，除开收购成本、路费以及给他的代销佣金，最后能拿到手的利润，大概就在百分之二十左右。每次他给老莫结完货款，老莫都要再开车回村里，把钱给村民们一一结清，才能再收购下一批货运过来。笋干娇贵，一旦存储不当就会发潮发霉，老莫不敢冒险多运，只能一点点收，一点点运，一点点卖。直到当季结束，老莫的奔波才算暂告一段落，也就是说，要等到当年冬末，老莫才能拿到自己这一年真正意义上挣到的钱。

我爸爸知道，扣押尾款这事对老莫很难，但他也没办法。他和老莫合作多年，默契和情谊是有的，但他也知道，自己身边少不了大把大把觊觎货源的人——每次老莫卸下货停留的片刻，就有人明里暗里找上去说：“要不也给我们一点货卖吧，我出多一点的价。”老莫眼皮都不抬：“不，这条街上我只认老石，想要货，就去找老石拿。”

老莫当然知道我爸爸的担忧，于是和我爸爸商量好，押下那两成的尾款。从此两人再没生出过异议。我爸爸总说：“老莫是个好人，也是个好朋友。”但也感叹：“生意就是生意。”他永远无法保证，若是没有那笔尾款的掣肘，跟自己称兄道弟的老莫能否保证不被竞争对手允诺的条件打动，老莫也无法确定，若是将笋干卖给别人，对方能否像我爸爸这样出货和结款干脆利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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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坐等行商上门，我爸爸也要自己出去寻找货源。从小没出过本市的他，后来奔波于全国各地，去各种厂家考察洽谈，去参加行业的订货会。他坐着慢慢悠悠晃晃荡荡的绿皮火车，就那么在地图上一寸一寸地从东到西，从南到北。

有一年，应一家海带厂的考察邀请，我爸爸正月初八就去了福建石狮，在那个海边的小渔村里一直待过了正月十五。元宵那天，他看到村民们从庙宇里请出神明，用轿辇抬着主神塑像在鞭炮声中结队巡游村境。锣鼓喧天中，人们虔诚地相信神祇将要降临，眷顾这片土地。

那次回来，爸爸路过福州，给妈妈带回一块一百多块石英表，相当于他一个多月的工资。到家后，爸爸献宝一般跟妈妈夸耀：“最新款的，据说是可以防水的呢。”妈妈笑逐颜开，两人谁也没有注意到我已悄悄将那块手表拿走。等到他俩找过来时，手表已经被我沉在了盛满水的脸盆里。我抬起头，满脸都是无辜：“我听到你们说这个表防水，所以我想验证一下，看它是不是真的可以不怕水。”

5

贸易行在我爸爸手里一点点有了起色，他想起孔哥很多年前说的，“总不能在那条街上做不好丢人吧”。

终于不丢人了，他想。

但情况也依然不算乐观，贸易行的销售和利润，仍然没有达到总公司定下的目标。妈妈和爸爸对着账本，分析着症结究竟在哪里。爸爸说起单位里的职工——“懒散”——他用这个词给众人画了像。

那时爸爸已经和行里的同事们打了好些年交道了，私下里大家关系都不错，下班后各家轮着做东请客，喝酒聊天，每到周末，只要有人张罗一声，大家便一齐出去踏青聚会。有时在别人家聊得兴头起来，任我们这些小孩子们怎么拉衣角示意，父母们都迟迟不肯回家。主家的阿姨便把床掸一掸，“睡吧睡吧”，困意缠绕的孩子们就横七竖八地爬上床睡下，没有人会觉得失礼。通常我们醒来时已是第二天天亮，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就被爸妈扛回了家。

但纵使领导和员工私下关系再好，回到工作上，职工们的状态就总是差一点——要说大家完全磨洋工，倒也不至于，但若说对工作有多上心，那就远远算不上了。工作没积极性的原因也不复杂——利润上缴给总公司之后，贸易行的头寸捉襟见肘，职工们能拿到手的收入福利和经营状况关系不大，积极性自是提不起来。职工们私下的讨论，隔着几层嘴巴，都传到了我爸爸耳中：“反正就是死工资，做也是这样，不做也是这样。”暗地里还有笑话他的：“老石不知道整天忙乎个啥，东奔西走，一个月也就比我们多五块钱。”

国营商行漫不经心的气氛，顾客自然也能感受到，多走两步便有热情的个体户笑颜相迎，谁买东西不图个心里畅快呢？生意又慢慢差了起来，若不是爸爸牢牢抓住几款独家货品撑着场子，贸易行大概也逃不过前几任经理时的状态。

见贸易行的销售和利润迟迟不达标，总公司便发下要求，所有职工的工资只能按百分之九十发放。简单粗暴的政策带来了职工们更大的情绪反弹，大家变得越来越消极，工资便一路再降至百分之八十、七十，最后到了只有一半。

我爸爸找到孔哥，问上面能不能给农副水产贸易行留下多一点利润。孔哥沉默半晌，摇摇头：“你知道的，下面那么多贸易行，不能给你们开这个头。”

我爸爸的情绪也低沉了下来。大概孔哥察觉到了，后来他挑了一天，拎着一瓶酒来我家找我爸爸：“石老弟，喝一口。”酒过三巡，他开了口：“这些年，你有苦劳，更有功劳，我们都看在眼里。单位马上要盖一栋新楼，我来给你安排，给你们家换套两室一厅。”

这话让爸爸的眼睛亮了起来。房子正是他近来日思夜想的苦恼——那时我已经十岁，和父母再共居一室，显然已不太合适。爸妈商量完，请人将家里的阳台用铝合金和玻璃封了，当我的小房间。阳台两米五长，一米宽，将将够放下一张窄窄的钢丝折叠床，妈妈又把家里的缝纫机铺上了桌布，给我当写作业的书桌，这两样东西摆完，阳台就几乎没有转身的空间了。

有了自己的独立空间，我当然十分高兴。只是没过几天，我便又找到妈妈：“冷。”

阳台封得不过关，秋天夜风顺着缝隙爬进来，我便睡不住了。妈妈到布料市场买了布，爸爸连夜踩着缝纫机给我做了厚厚的窗帘，但寒气依旧挡不住。我的床便又被挪到客厅——说是客厅，其实空间也就够容下一张床，家里来来往往的客人多，一个女孩子睡在那里，终究也是不方便。

房子便成了我爸妈的心病，妈妈做梦都想换套大一点的房。孔哥的许诺，正巧打在了我爸爸的心坎上。但千盼万盼，单位新房的分配名单下来后，上面却没有我爸妈的名字。

孔哥再一次避开了我爸爸的目光，沉默不语。

在很久之后，有心人提点我爸爸说：“当年那房子，孔哥不止承诺给你一人。”我爸爸此时才咂出味道：“我来给你安排”，原来不是拍胸脯的承诺，而是索取的暗示——时间线再拉到更早前，“错不了，只要我说让你当经理，就能让你当上”，原来也有另一层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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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1993年，当孔哥再一次来找我爸爸时，气氛就变得微妙起来。

我爸爸管理农副水产贸易行已经六年多了，这一次，孔哥给了他提了一个建议，让他把贸易行承包下来。在很多年后，我爸爸都庆幸自己当年没有因为赌气而拒绝这个建议，因为当时的决定改变了我家后来数十年的命运。再度忆起往事时，他对孔哥的情绪也变得复杂起来：“怪他吗？肯定是有怪的，我曾经是真的把他当过兄弟的。但无论如何，也还是他促成了我们的承包，说到底，还是要感谢他。”

在当年，“承包”其实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我曾问过爸妈，你们的勇气从何而来？他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目光茫然起来，似乎从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想那么多，就想着，如果不做，又能怎么办呢？”

是啊，1993年，改革的春风已经在这个城市掀起高高的浪头。序幕拉开，一切已然开始，没有准备的人，也会被推着前行。我爸妈起心动念之间，就这样挤上了时代奔驰的列车。

总公司的管理层认为，农副水产贸易行员工多，负担重，上缴的利润却不够，属于“需要甩下的担子”。但他们给出的方案，怎么看都算不上有吸引力：“从此之后，资金自筹，风险自担，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当时贸易行有三十多名在职员工，还有三十多名退休职工，所有人的工资都将由承包者全额负责。老老小小加起来七十多号人，每个月仅工资支出就要将近一万元——在那年头，“万元户”还算得上是财富的象征，而这样的“巨款”，我爸爸每个月都得雷打不动地赚出来、付出去。

被总公司视作负担的，远不止农副水产贸易行——总公司在那段时间里先后将下属所有的贸易公司依此标准剥离了出去，每一家公司都交由私人承包，九成的员工也都被分别划给相应的承包者。此后，所谓的“总公司”，只剩下几个管理人员，几乎成了一个空壳。

爸爸其实一开始并没有完全下定决心，他问妈妈的意见，看起来温温柔柔的妈妈，回答却非常有魄力：“干啊，为什么不干？”

爸爸在行里已经摸爬滚打多年，多少有了些叶工当年的影子，摸一摸、闻一闻，便知货的成色，再加上年年岁岁积累下的厂商和客户资源，他想，若要开局，也不算格外地难。

那年三月，爸爸去参加订货会时，特意让妈妈跟总公司请了假，带上了她一道前往——妈妈之前对农副产品和水产完全不懂，可从现在开始，她也要和丈夫当年一样，学习其间的门道与窍门了。其实妈妈那时也可以继续留在总公司当会计，反正也没什么需要做的事情了，每月轻轻松松拿一份旱涝保收的工资，也是给家里兜个底。但妈妈还是选择了和爸爸站在一起：“两个人一起，碰到了问题也可以有个商量。”

订货会上，爸爸和往年熟悉的老厂家们一一打过招呼：“从今开始，我们就是自己私人来做这盘生意了。”爸妈笑脸盈盈，没有太多人能看得出他们内心的忐忑——爸爸那时也不太能确信，没了“国营单位”的金字招牌，这些商人还认不认他。以往贸易行与供应商一贯采用“先货后款”的结算方式，如今换做私人承包了，对方不可能不考量风险。若供应商们为求稳妥，要求换“先款后货”，那么沉重的现金流压力，也就让这盘生意做不下去了。

我爸爸往年积累的好人缘，此时派上了用场，老熟人们全都表示了支持，他最担心的结款方式也没有成为困扰——“我们之前怎么合作，以后就依旧怎么合作”。

从订货会回来，我妈妈便辞了总公司的工作，1993年5月1日，农副水产贸易行改头换面，我爸妈也揭开了他们人生新的一幕。

6

我爸妈还未来得及大展拳脚，就迎来了当头一记闷棍。

1993年初秋，老莫和他的笋干如约而至。那几年，笋干已经在“农副产品一条街”打下了极好的口碑，也是贸易行的拳头产品之一。每次老莫的车都在半夜开到，就停在贸易行的门口，他也不去找地方住宿，歪着头在驾驶室里眯一觉，等着水产行第二天一大早开门。不用等到我爸爸八点来开门，老莫的车旁就会陆续围了不少人。等到我爸爸来，老莫便跳下车，贸易行里的职工忙着下货过秤，我爸爸则拉着老莫上楼去谈价格——笋干每一批的收购成本不一样，市场行情也不一样，每一批货来，便要商量出一个即刻的销售价格。等到谈完价格下楼，车边已经是水泄不通，有好事者扯着嗓子喊：“开盘了！”周围的人便也跟着此起彼伏地吆喝起来。

老莫留在行里的笋干，不到一周便销售一空，等到老莫一个星期后运来下一批时，刚好接上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年我爸妈之所以有勇气盘下贸易行，老莫的笋干就是他们的底气之一。只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第一笔几乎把我爸妈打倒的亏损，便是来自这笋干。

一切都巧合得好似命运促狭的捉弄，我爸爸在后来曾经无数次想过，那是不是就是命——偏偏那一次，老莫打电话说，这一回自己弄到了一辆东风大卡车，一次能装一万四千斤的货，能比平常翻一番；偏偏那一次，我爸爸雄心万丈，说你都运来吧，这样你能少跑一趟；

偏偏那一次，隔壁家商行不知从何处临时找到了另一批货源，与贸易行隔街相对，价还压得奇低；最“偏偏”的是，老莫那批货收得多、出得急，笋子就晒得不够干，初秋的高温之下很快发了霉，不过五六天，满仓库的笋干就全都烂掉了。

老莫有些不好意思，但款已经结了，不可能再退给我爸爸。就算他愿意退，我爸妈也不肯要——验了货，谈了价，买定离手，是经商最基本的底线，若是收了这一笔退款，大概从此也就丢了老莫这个朋友。

老莫试探着问我爸爸：“下一批货，还给你们运吗？”我爸爸憋了好一阵子才开口：“你等等，等我们再算一算，想一想。”

我妈妈算了账，这批货，生生亏了八万。1993年的八万元，足以让我们一家倾家荡产。我爸妈第一次具象地认识到，商海的滚滚浪潮，不仅能卷来耀眼的财富，也能颠覆在巨涛里翻滚的孤舟。

他们俩盘点了手头所有的资金，能动用的钱远远不足以支付老莫的下一批货款，更何况要付款的货品，还不止那一批笋干。

仿佛在一夜之间，他们就被堵进了死胡同。

我爸爸失眠了好几个晚上，再开口时，声音里就带上来犹豫：“是不是我们就不该接下这个摊子？要不，不做了？把剩下的货全部盘出去，大概能填平亏的钱，之后还是老老实实安安心心去上班。”

我妈妈却摇了头：“不，我才不要当逃兵，你知道的，多少人明面上不出声，背地里都等着看我们的笑话。”

他们想尽各种办法，可能筹到的钱杯水车薪，最后，还是比他们早几年开始做生意的姨妈站了出来：“再各处去想想办法，如果最后实在凑不够了，我可以借给你们。”我爸妈的心这才放进肚子。

最后救下他们命的，还与其他各个供应商谈好的“托收承付”。（托收承付指的是由卖家在发货后委托银行向买家收取款项，而买家则在验货后，根据合同要求付款。）爸爸与众多厂家打交道多年，攒下了不少信誉，他们最终都同意采用“验货承付”来结款。相较于更常用的“验单承付”，“验货承付”的意思是，买家不仅要验货，而且还要在商品运达并入库后才承付货款。比起“验单承付”，“验货承付”的账期要稍长一些，一般是七到十天。这个宝贵的时间差，托住了我爸妈手头有限的资金，拼拼凑凑挪挪移移，总算捉襟见肘地趟过了这一关。

“发货吧。”我爸爸终于再一次给老莫打了电话。

最艰难的那阵子熬过去了后，我爸妈算站稳了脚跟。他们决定不再“代购代销”，而是改为自己进货、自主定价的模式。之后，他们又经历过无数次的起落：被人用掺了假的劣质产品坑过；因为厂家私自换了配方，产品严重滞销过；还有无数超越人力控制范围的种种倒霉事。但即便后来有一批苔菜再次让他们亏到伤筋动骨，妈妈也是一边眼泪簌簌地落，一边握住爸爸的掌心说：“做生意，要是不亏钱，那才是稀奇事。哪有什么错不错的。”

7

爸妈承包贸易行那年，我才十一岁，读小学五年级，还不足以明白他们要做什么。

但生活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

最开始消失的是周末和假日。

曾经我每周最期盼的，便是跟着爸妈过周末。我们一家人几乎不会浪费每一个休息日：去游乐场坐过山车，去湖边赏荷花，去公园把落叶踩得咯吱咯吱响；雪霁后，爸妈一人一手提着我，从溜光水滑的冰面一路飞驰；市集上，他们拗不过我的撒娇，一路买下鸡腿糖果冰淇淋和泥人……那些记忆的碎片跨过几十年，依然是我脑海最深处的“童年”。

但童年终有结束。毕竟是自家的生意，不能再像吃公家饭那般奢侈地在周末关门休市了。在他们承包下贸易行之后的二十多年里，我们仨再没能共度任何一个周末，也几乎不能同时一起去做任何一件事情：我小学的毕业旅行，是爸爸独自带我出门的；我考上大学那年，是妈妈一个人送我去报到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们一家人唯一能从早到晚一直待在一起的日子，只有从除夕到初五的那六天。

再后来消失的是夜晚。

爸妈承包贸易行之后的第二年，市政交通发布新规，沿河大道在晚上十点前不再允许大货车通行。于是我爸妈每次都只能熬到晚上十点后接车收货。他们一直做的是批发生意，每次进货，都是要把好几个十吨集装箱里面的几百件货顺次卸到仓库，再一一盘点清楚，等他们忙完回到家，大多已是凌晨之后。

这样的收货频次，少则每周一两次，多则隔天一次。十二岁的我，早早成了一名挂钥匙的小孩。妈妈对我说：“你好好学习，那是你的责任，爸爸妈妈好好挣钱，那是爸妈的责任，我们各司其职，好不好？”中午，我尚能在学校的食堂吃上热乎饭菜，晚饭却成了难题。那几年，我家里的方便面是成箱成箱买的，我几乎尝遍了市面上所有的口味，最初还觉得新鲜，后来闻到便想吐。我慢慢学会了煮面条和做蛋炒饭，在爸妈赶不回来的晚上，随意弄一点东西填饱肚子，之后一个人做作业，洗漱，关灯睡觉。

爸妈担心还在长身体的我营养不良，不管回家多晚多累，一定都会点火再做一顿热乎饭菜，喊醒已熟睡的我去吃。在深更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我赖着不肯起床，甚至还会发脾气，妈妈总是抱着我哄着我：“吃一点，就吃一点，吃点鸡蛋和蔬菜，小孩子这些营养必须每天保证。”

我一直待到自己也为人母后，才懂得，在精疲力竭的一整天后还可以在凌晨炒上一盘菜，实在是需要很多很多的爱来支撑的。如今，我妈妈偶尔也会隔空回看着那个三十年前的小女孩，会问一问：“当年的你有没有觉得辛苦？”不待我回答，她的语调就带上了愧疚：“小时候真的是委屈了你。”

我只是摇头。他们的爱给得太过丰盈，从小到大，我竟从未生出过一丝委屈和被亏欠。那些“不容易”，是那么自然，好像生活本就应该如此。

不过也有一些变化困扰了我。

贸易行里的那些职工们，之前待我素来热情。小学放学早，我常从学校出来就去贸易行，躲在阁楼上写作业，那些叔叔伯伯阿姨们会端着糖和水果偷偷跑来塞给我，再摸摸我的头，夸一句“真乖”，日常聚餐和郊游时，我在一众孩子里也一向是大人们格外照顾的对象。

小时的我不懂其中曲折，只当作是他们对我理所应当的偏疼偏爱。所以，当突如其来的冷漠向我砸过来时，我也同样不知所措。被父母们连带着，我身边好几个从小到大的玩伴也不再理我了。我拉住好朋友的手问：“你为什么不跟我玩了？”她垂下头：“我妈妈说了，让我以后不要再和你说话。”

后来我才明白，这些箭其实是射向我爸妈的，我只是稍稍被尾风扫到了。

8

我爸妈在承包贸易行伊始，就给所有职工涨了工资。我爸爸承诺，不管自己是挣了还是亏了，大家那被减半的工资从如今开始，都全额发放，如果有盈利，还会有额外的奖金。这是我爸妈能想到的最简单最直接的激励，他们原本以为这样大家就都能开心振作起来，完全没有预想到，身份关系突然转换带来的不适感与说不清道不明的嫉妒混杂在了一起，在暗处缠绕、发酵。

最开始，大家还能勉强相安无事。和过往一样，大家工作虽谈不上积极，但多催促几遍，事情也能拖拖拉拉做完。而待到我爸妈慢慢扭亏为盈、挣到一些钱后，那些微妙暗涌的矛盾，如同被手术刀粗暴切开的脓疮，污水四溅，往日里或真挚或虚浮的情谊，全都被撕扯得面目全非——除了每天能正常到班上点个卯外，所有的职工几乎都不干活儿了，任由我爸妈忙得像陀螺。买货的客户来了，他们微微斜着瞄一眼，便若无其事地继续聊天，客户若是多问几句，不耐烦的表情就变得不加掩饰，间或抬头瞥一眼人家，便扭过身去冷着脸不做理会；客户买的货要运到门口，喊他们一起来搬一把，他们却只是嗑着瓜子不挪窝，瓜子壳黏住下嘴唇纷飞；更无法指望他们熬夜卸货了，每次我爸妈都得额外掏上一笔钱请临时搬运工才行。

我爸爸再憨，也恨得要冲过去吵架，我妈妈拦住他：“我来。”

妈妈去找了莲杏——她是我妈妈的多年好友，之前两人同在总公司一起工作，那时就分外交好，后来莲杏也被下派来了农副水产贸易行任书记，和我爸爸搭档多年，相处得也算不错。我妈妈辞职刚来贸易行时，莲杏格外开心：“多好，我们以后可以天天在一起了。”

莲杏矮矮胖胖，皮肤白皙，远看像尊弥勒佛，脸上逢人三分笑，在贸易行的人缘挺不错，我妈妈便想让莲杏出头，帮忙调和调和。莲杏应了，过几日回话来：“大家心里都难受。这么多年的关系，原本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如今你们却突然成了老板，我们成了打工的，说实话，心里的那个弯儿，许多人一时之间都难得转过来的，可大家却又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说。”

妈妈没接话，只等莲杏继续说下去：“他们就觉得吧，大家累死累活做事，最后全是替你忙活了，你们挣了钱，他们却没份，不公平。”

我妈妈这时才开口：“我们不是承诺了有奖金吗？”

“那不够。”

“怎么才算够？”

莲杏顿了好一下：“大家的意思吧，既然所有人都在店里做事，那么你们挣的钱，应该拿出来平分才对。”

我妈妈几乎被气笑了：“去年我们亏本亏到差点做不下去的时候，可没让他们一起来承担亏损呀。”

莲杏也跟着摇摇头：“哎，这个我当然是知道的，只是他们不理解，怎么都劝不动，怎么办呢。”

关系就这样僵住，消极怠工愈演愈烈。很多时候，除了莲杏偶尔搭上一把手之外，贸易行所有的事情全都只能我爸妈两人亲力亲为。我妈妈终于恼了，可与身边人对战从来不是她和我爸爸的风格。她将处在“农副产品一条街”黄金位置的贸易行门面一分为二，隔出一半，租给了一个做副食的生意人，开出的租金也不高，要求只有一个：将行里的一半职工接过去安置，承担他们的工资。

租门面的红姐很爽快：“可以，要送哪些人来，周姐你说了算。”妈妈便挑了一部分人送过去。红姐也不客气，用了几天，发现使唤不动他们，便干脆利落地让他们离开了。那个年代还没“失业”一说，即便是辞退，单位每月也是要付员工生活费的。红姐也想得通透，这个地段、这个租金，就算把那些人生活费的成本算进去，她开店也是划算的，多卖一点货就挣回来了。于是，她给每个人按原工资一半的标准发了钱，“以后你们爱干嘛干嘛，反正别来我们这里就行”。

我妈妈瞬间轻松了不少。

剩下留在水产行里的人见状，态度积极了一阵子，便又恢复了原样。我妈妈思来想去，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便沿袭了红姐的操作，最后勉强留下五六个人，其余的也都遣散回家，每月给发生活费。

我爸爸给剩下的人开了个小会，莲杏也帮着劝解大家：“现在已不再是从前了，大家要接受身份不一样了这件事，好好工作。”大家都冷着脸，不出声。回到日常工作，人还是喊不动，我妈妈便又从外面请来两个小工。

两个小工初来乍到，干活手脚麻利，做事清爽利落，可我妈妈这口气舒了还不到两个星期，就发现他们俩也拖沓懒散了起来。我妈妈气急，追问缘由，小工还觉得委屈：整个行里，除了你们两个老板，便只有我们俩在干活，别人统统坐着不动。我们跟他们拿的钱一样，凭什么他们坐着不动也可以拿钱，所有的活却都要由我们来干？

我妈妈一时语塞，良久才长叹一口气：“凭什么？只凭他们是单位的正式员工。”想了想，她补了一句：“这个问题是没办法解决的，你们若是实在觉得不公平，那你们就走吧。”

我妈妈在最生气的时候，脑海里曾经闪过一丝念头，想把所有的老员工都辞退，然后全部请小工。是莲杏拦住了她：“这样可不行，哪有把人统统赶走、一个不留的道理？你们只是承包而已，总还是要给总公司交代的，手不能下狠了。”

我妈妈被她说服了。承包时，我爸妈对总公司确实有过承诺，“必须妥善安排所有的职工”。她明白，爸爸和她此时根基尚浅，凡事确实不能做得太过赶尽杀绝。

那便只能这样维持现状了。

9

1995年元旦，孔哥又喊我爸爸去喝酒，这一次，一起出现在酒局上的，还有一张陌生面孔。孔哥说，过完年他就要退休了，接任他的就是身边这位吴经理，他特意把人一起喊来，介绍给我爸爸认识一下：“你们的承包合同还有几个月就要到期了吧？你们这两年不错，应该是挣了些钱，下一轮的承包合同，你就要和吴经理签了。”

酒过三巡，见氛围热了，孔哥又说：“退休之前，我还要带吴经理去全国各地出个差，考察学习一下，熟悉熟悉市场。”他把酒杯抬起来：“老石，差旅费你是不是要‘赞助’一下？”

我爸爸也举起杯：“要多少，孔哥只管说。”

“两万。”

尽管做好了心理准备，我爸爸还是被这个数字吓了一跳——其实承包贸易行的这一年半里，大大小小的“赞助费”，他一直没少给，两千、三千，五千，孔哥每隔段时间便有些名目要钱。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只剩空壳的总公司，哪有什么业务需要熟悉和考察？但既然孔哥开了口，他作为仰人鼻息的一方，也万万没有驳回的道理。

只是这一次，确实有些狮子大张口了。我爸爸的酒杯举在空中停了好几秒，才回答：“可以，没问题。”

“好。”三只酒杯碰到了一起。

散场时，孔哥拍着我爸爸的肩膀，醉得口齿已经不清：“4月，你去找吴经理签合同，继续做，好好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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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4月初，我爸爸去找吴经理谈续签合同的事，吴经理起初满口应承，说好了下周一起喝顿酒，好好庆祝一下。可约定吃饭的时间到了，人却爽了约：“今天临时有点事，改天再约。”

“改天再约”的那个“天”改了又改，最后我爸没等到吴经理来吃饭的消息，只等来了吴经理把承包合同交签给莲杏的消息。我爸妈直到这时才知道，不是每件事都能有一个明明白白的因果。

后来他们才知道，在过去的大半年时间里，莲杏一直没闲着，她拉着贸易行里剩下的五六个员工逐个游说，把大饼承诺得天花乱坠——高工资，高奖金，每半年旅游一次，“我们几个人搭成班子一起挣钱，他老石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而吴经理与莲杏早就是多年好友，得到吴经理接班孔哥消息的那一刻，莲杏就知道，这一次，她势在必得了。

有好事者此时偷偷给我妈妈说小话：“在行里，第一个在我们这些人里挑话的便是莲杏，日常骂得你们最凶的也是她。这两年，她一面跟你们做出体恤要好的样子，一面私下在大家耳边不停怂恿，让我们不要听你们的。”

于是，再次面对莲杏时，我妈妈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发抖：“我一直当你是姐妹，割头换颈的姐妹。我也自问待你不薄，工资奖金全都是给你最高的。还有之前你生病，一两个月都没来，工资我连一丝折扣都没打，给你发了全额，连奖金都一分不少……为什么？”

我妈妈想不明白，为什么是莲杏。

钨丝灯泡昏黄的光圈印在水杯里，好像将暗未暗的烛焰，随水波摇颤。莲杏脸上没了往日里时时挂着的笑：“没有‘为什么’，我就是不服。当年老石是经理，我是书记，我们俩是一般大的，凭什么后来他就成了我的老板？他做的业务我全都知道，他能做的我都能做，那为什么不能我来做？”

事已至此，我爸妈也知道已无力回天。但他们也没有时间愤怒了——距离4月30日合同期满只剩十来天，仓促之间，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去处理。

莲杏似是料到了我爸妈的窘境，说：“你们下一步去哪里？新铺面也没找好吧？要不就把货留给我们，你算便宜一点，我帮你把剩下的货处理掉。”

妈妈盯着她的眼睛，有些好奇她怎么可以把趁火打劫的话说得如此理直气壮、冠冕堂皇。

“不用，我们自己能处理。货，我会一件不少地全都带走。以后你要做什么买卖，自己去想办法重新开张。”我妈妈答。

“农副产品一条街”发展了快十年，声名远播，一铺难求，更何况只剩一点周转的时间。那几天，我爸爸四处奔走，嘴角和脚底板上全是一个又一个水泡。到最后，是爸爸的一个朋友伸出援手救了命：“你若是不嫌弃我的铺面位置不好，我就分一半给你。”

那个铺面位置确实不好，在一条悠长巷子的最深处，几乎不会有过路客特意走到那里。而且那铺面也不大，再隔出一半，连样品都铺不开。可我爸爸哪里顾得上挑剔，只能一迭声地感激不尽。

就这样，在承包合同到期的前四天，我爸妈重新找到了容身之处。

农副产品体积大，铺陈起来占地方，但新店面的空间着实太小，我爸妈原本经营的绝大部分产品都不再适合继续销售了。他们赌着气带出来的香菇、木耳、海带、蜇头、八角、桂皮和黄花鱼，统统低价处理给了熟客，不再进货，生意一下子萎缩了大半。

几个月后，初秋时分，老莫的笋干又该来了。我爸爸便又犯了犹豫——以前贸易行大部分的货品，货源都是家大业大的正规厂家，少了他们这一个销售渠道，无伤大雅。但老莫不是，他家里一年的生计以及村子里许多人的收入，都指着这几个月的笋干销售呢。

思虑再三，我爸爸还是如实给老莫回了话：“我现在不在贸易行了，新铺面空间小，位置也不好，笋干是卖不了了。你要不就去找莲杏吧，熟客还是认贸易行的招牌的，你的笋干，给我做还是给她做，没区别。”

没想到的是，区别还是有。

老莫拖着一车笋干到了贸易行门口，莲杏却摆起架子来。老莫报的价，她不认，老莫请她报个价，她一开口就是拦腰砍。老莫的脸就皱起来了——且不谈利润不谈路费，“你这价连我的收购价都不到”。

莲杏便冷了脸：“那你就把笋干拖走吧，我们不卖你的货了。”

“农副产品一条街”上不少人倒是想收老莫的笋干，但他们大多是零售商，没有人能一口气吞得下一整车货。此时正是笋干的销售旺季，一波波的销售和收购环环相扣，老莫没有时间再临时去一家一家谈了。在他一筹莫展之际，命运的指针就悄悄拨动了一下——好巧不巧，一家盐业公司就在那几天宣布要关门结业，炙手可热的铺面，一下就空出来一间。老莫来不及多想，飞快用高价短租下那间门面，将车上的笋干铺上，留下搭档在铺子里售卖，自己则开着车赶回福建收购下一批货。结果这一卖，老莫在这一年便尝到了甜头。

之后，老莫长租下那间铺面，又找来两个人“常驻”，从此不再让中间商赚差价，自己也成了在沿河大道讨生活的老板。他和我爸爸闲来还会坐下喝喝茶，茶杯碰一碰，他会谢谢我爸爸多年的扶持，我爸爸也要谢谢他多年的义气。

10

像老莫这样的人，在“农副产品一条街”上还有很多。沿河大道上的生意人分作两类：一种是我爸爸这样借着原单位的基础做起来的，辛苦也确实是辛苦，但毕竟有着些许根基，日子没那么艰难；另一种，大多是天南海北的农民，他们本如浮茵，断梗流萍，但在机缘与努力之下，也接住了时代的红利，在异乡扎牢了根。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是从挑着担子开始，懵懵懂懂被命运推到此处，聪明的人，勤奋的人，找到货品的销路，也找到了自己的出路。

等他们有了自己的铺面之后，再想要找到好的货源，考验的则是眼光、搜集信息的能力和行动力。在信息不发达的时代，有心的人总是能找得到“独家”的货源，有时仅仅是一个厂家一个品类的商品，便能让人收到时代馈赠的财富。我爸爸自认够敏锐也够勤奋，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市场上多的是比他更拼的人——比如老朱。

老朱是和我爸爸隔了两三个门面的同行，其实人那时还年轻得很，比我爸爸小上十来岁。他最初在“农副产品一条街”上只是个从农村来的年轻人，精瘦，沉默，没人关注。大多时候，他都把店交给妻子守着，自己常年在外奔波找货。在接触到意向产品时，我爸爸惯常会先给厂家打上几通电话，沟通基本情况，之后再决定要不要前往。老朱则是一旦有看中的东西，马上买上火车票杀到对方厂里面谈。他常年背着大大的背包，拉链拉开，里面是满满的现金，一旦达成意向，就干脆利落地掏出钞票，签下合同。那时的治安着实算不上安全，长年累月背着现金奔波在铁路、大巴和公交上与怀壁无异，“农副产品一条街”上的老板们说起老朱，都会叹一句，说这是个“提着脑袋走路的人”。

聪明，果敢，野心，再加上一些运气，老朱在后来，确实成了整条街上叱咤风云的头号人物。

但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稳稳将自己钉在这里。

没有人知道“矮子”的真名叫什么，一条街的人都喊他“矮子”。他比我爸爸还年长十来岁，其貌不扬，却早在80年代初改革的风刚刚吹起、绝大部分人还在观望的时候就行动了起来，自然也更早掘到了矿中的金砂。他的乡音在经年往复中已经磨成了四不像，大家都说他是“下面来的”，却说不清他的具体籍贯。

沿河大道的农副产品市场还未成型时，“矮子”便在不远处的农贸市场里卖货。他能吃苦，每天早上四点便在乡下四处收干货，然后挑着担子挤着小巴车来城里。等他在农贸市场里将货铺开，晨光都还没有亮起。他曾在一次酒醉后说漏了嘴，说那几年，光光是蹲在那个农贸市场里，就挣到了这辈子都花不完的钱，语调里是藏不住的得意：“那时候，生意好做疯了，只要你能收得到货，就能卖得出去，挣钱像玩一样。”见众人哀叹如今生意难做，他又反过来宽慰：“不晚的不晚的，你看我现在还不是在做。”

1984年搞起“农副产品一条街”后，“矮子”便在这里租了铺面，从此安定下来，不用再挑担子了。等到我爸爸来到这里时，大家再八卦起“矮子”时都只说，“‘矮子’老板，有钱得很”。

那时和“矮子”的身家一样神秘的，还有他的踪迹——有人发觉在店里常常见不到他人了，成日里只有一个苍老干瘪的女人安静地忙前忙后。知情的人窃窃私语，说那是“矮子”在乡下的老婆，他们夫妇俩那时已经都快五十岁了，“矮子”有钱后打扮起来还稍稍平头整脸一点，但他媳妇周身的打扮就着实有些寒酸了。

再后来，闲话次第传开，带着戏谑：“‘矮子’换了地方上班了，在后面的青莲茶社。”茶社里多的是年轻貌美的女服务员。“矮子”每天一大早就守在茶社门口等着开门，然后进去一待就是一整天，直到茶社打烊，人才晃晃悠悠地出来，没有人说得清他在里面一整天都在干些什么。

店里的事他全都不管了，他是放心自己那个“黄脸婆”的，人前人后他总说，自己结婚结得早，本来家里穷，能娶到媳妇就不错了，偏偏还娶了个能干的媳妇。他媳妇其实没有他说的那么能干，人看起来不精明也不泼辣，守在店里，只不过是维持住手头的买卖罢了。有人猜测她究竟知不知道老公在外面的事，有人便笑起来：“怎么可能不知道，这条街现在还有谁不知道？”

有和“矮子”媳妇稍稍交好一点的妇人去探话，出来就有些臊眉耷眼：“他媳妇说了，她不敢管，说在他们农村，男人就是女人的天，男人做的事，女人是不能过问的，要是男人挣了钱，女人就更不能问了。像‘矮子’这样挣了大钱的，她恐怕连口都不敢开的。”

众人唏嘘一阵，妇人又开口继续讲，恨铁不成钢的口气：“我也不好说什么，就劝她自己平日买点好吃的，买点新衣服，别舍不得，也别太苛着自己。”

大家追问：“她怎么说呢？”

妇人叹口气：“她只是笑，什么都不说。”

几年后，“矮子”家的生意越做越差了，众人对他们夫妇也就没了好奇心。再往后，“矮子”败光了钱，关了店，买了辆三轮车，拖着水果在“农副产品一条街”上沿路叫卖，碰到熟人促狭地朝他打招呼，他便只一低头，快步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