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副批发市场卖货三十年，我爸妈跟着时代退潮了农副批发市场卖货三十年，我爸妈跟着时代退潮了（下）

1

巷子里的生意不好做，换了铺面后那几年，靠着几款卖得火爆的单品，我爸妈才能勉强把买卖支撑下来，虾片，便是“爆品”之一。

这种零食在90年代风靡一时，没加工前，五颜六色，拿在手里像半透明的小圆塑料片，丢进油锅，薄薄的一片迅速膨胀起来，塞到嘴里酥酥脆脆，带着浓浓的虾味，小孩子们尤其爱吃。市场上最早的虾片大多出自大连，卖得火爆之后，北京和上海产的虾片也迅速出现了。

我爸爸还在农副水产贸易行时，在一次订货会上结识了北京海峰厂的左峰，试着下了一批虾片的订单，没想到这玩意儿受欢迎程度远远超出预期，到货后瞬间销售一空。之后，这虾片一卖就是好多年，成了“农副产品一条街”上的“明星产品”。最夸张的时候，一个十吨重集装箱的货，不到一个星期便能出空。有熟客来贸易行进货，一次便拿一百箱，那是四分之一个集装箱的量。

虾片在市场上刚刚冒头时，左峰和几个头脑活络的年轻朋友就敏锐地抓住了风口，合伙建了这家名为“海峰”的虾片厂。我爸爸从贸易行离开时，亏得左峰够义气，将他家虾片在本市的独家代理权没有交给莲杏，而是留给了我爸爸。如果没有这一把搀扶，我们家可能也撑不过那一关了。

1995年秋天，爸爸带我去北京旅游，左锋左一句右一声，一遍遍叮嘱我们，千万别自己在外面订酒店，住在他们厂里就好。海峰厂在北京郊区，占地面积不小，有车间也有花园，还有一栋三层小楼专门当作招待所，住得下南来北往的客户，也装得下他们的雄心万丈。接风宴上，厂长向我爸爸举杯：“敬老石，不管是在贸易行还是自己单干，都是我们最厉害的经销商。”然后左锋也举起杯：“敬老石，不管是在贸易行还是自己单干，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浅尝过人情冷暖的我，以为左锋的话不过是酒桌上客套，后来才知道，还真不是。

就在1995年底，左锋从海峰厂离开，自己单干，也开了一家虾片厂。这让我爸爸有些为难：“老左，你是我的好兄弟，按理说我应该支持你，但海峰厂在我最难的时候把独家代理权给了我，我这时要不卖他们的货，多少有些说不过去。”左峰点点头：“没事的老石，你尽管继续卖‘海峰’的货。我现在的成本压不下来，价格比‘海峰’的高一点，货在市场上未必好卖。你卖你的，我重新去找经销商。”

说完，他握住我爸爸的手：“这话不是宽慰你，你要记得，我们是朋友。”

1998年，我表姐要出国留学，需要去北京办签证，担心她在北京人生地不熟，我爸爸便将左锋的电话给到舅舅：“那是我在北京的好朋友，你去了，万一若是遇到了问题，便找他。”我妈妈担心这太过唐突：“你俩已经好久没做生意了，这样去麻烦别人，会不会不太好？”我爸爸只笑，信心足足：“老左这人够义气，不会不帮这个忙。”

果然，我舅舅回来后，对左锋赞不绝口：“我只是报上了你的名字，他甚至都没有给你打个电话求证一下，便丢下厂里的事情，开着车带我们忙乎了好几天——办了签证，逛了北京城，还请我们吃了涮羊肉，点了整整五大盘肉！”直到这时，左锋都没有给我爸爸打上一通电话邀功。我爸爸追一个电话去感谢，对面依然是大嗓门的京腔：“咱们兄弟，说谢太见外。”

等到我爸爸跟左峰下一次通电话时，已经又是一年后了。

这一次，是左锋遇到了难处——一批刚刚发到经销商处的货，突然就一点都卖不动了。那家经销商规模本来也不够大，整整两个十吨箱的虾片，若是亏下来，损失肯定不小，于是心一横，趁着“验货承付”款还没付的期限，跟左锋耍起了无赖：“这批货我是卖不动了，要不你想想办法，找个人把它吃下？”左锋左思右想，把我爸爸的电话给了对方。那人拿着收货单找上门来，前因后果讲了一遍，我爸爸就拨通了左锋的电话。

左锋的声音有些低：“老石，难为你了，你看看你吃不吃得下，不行的话，我就再想办法。”

我爸爸笑出了声：“不管吃不吃得下，既然是你的事，这个忙我就要帮。”

隔壁门面的老板知道了，给我爸爸出主意：“忙是不能随便帮的，给他压压价，然后付款再拖上几天。”

我爸爸摇摇头：“老左现在心头正焦，付款晚一天，他的神经就要多紧绷一天。我不仅不能拖，还得比正常时间早一点打款去。”

隔壁老板笑：“你这人啊，完全没有生意人的天分。”

我爸爸也笑：“你说的这种，对别人可以，但老左是我的朋友。”

这对老朋友再一次联系，已是千禧年之后，左锋打来电话闲聊了。那时市面上的虾片厂家已经多如牛毛，我爸爸已经明显感到日常的出货没有了以往的酣畅。左锋说，近来市面上多了很多廊坊的货，价格低到不可思议。

我爸爸奇怪：“这个价，你们连成本都盖不住吧？”

左锋苦笑说“没办法”，又说，虾片的生产工艺，是将小鱼小虾熬成汁，再混上淀粉做原料，按廊坊货的价格来看，恐怕那里面已经没有“虾”了。

我爸爸劝他：“这样看来，这个生意以后可能就不好做了。我们做商业的好办，大不了换个品种，你们做厂家的，掉头可得快一点，不然就很被动了。”

左锋轻轻叹气，声音轻得像风擦过蒙尘的玻璃，哀伤又怅然：“可是掉头哪有那么简单呢，我也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商业世界的残忍就在于此，它的瞬息万变，从来不会由任何人的意愿决定。左锋那年已经五十多岁了，改弦易张对他太难了，属于他的黄金时代，已经轰隆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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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片滞销后，我爸爸便停掉了这个品种，之后也跟左锋渐渐失联了。但每次忆起往事，他仍对我说：“左锋是我的好朋友。”

我问他：“左锋算不算你最好的朋友？”

“他是我的好朋友，但不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最好的朋友，是林兴。”爸爸想了一想，问我，“你也见过他——林伯伯，还记得吗？”

“你的身边来来往往那么多人，为什么你偏偏认为林伯伯是你最好的朋友？”

爸爸费劲地思索了很久，抬起头，很认真地告诉我：“你这个问题倒真的难住了我，我还真说不清为什么独独和他那么要好。”

2

我爸爸和林兴相识于1990年，那时林兴在重庆万县一家国营调料厂里任销售科长。小县城的每一个节拍都比大城市的要慢上一些。我父母单位的改革都如火如荼了，林兴的厂子还是一切照旧。当时农副水产贸易行跟那家调料厂的业务并不多，我爸爸和林兴打交道的机会也算不上多，但他们俩每一次办事，不论是公事还是私事，都会觉得畅快淋漓。

1994年夏天，三峡大坝动工前夕，爸爸带我乘船沿着长江走了一圈，途经万县的时候，我们下了船，爸爸对我说，“要去见一见你林伯伯”。

这一年林兴已经离开了那家调料厂，被派去另一家关联国营工厂任职，严格意义上来说，爸爸和他在那时已经没有业务往来了。下船后，我们迈了很多节石梯才爬到岸边，爸爸伸手指着不远处一个一直翘首的身影对我说：“林伯伯已经在那里等了好久了。”一起来接我们的，还有接任林兴销售科长职务的老杨，说是厂里要求务必好好招待我们父女俩。

接风饭吃到一半的时候，我爸爸去上厕所。大概老杨见我是个小女孩，说话便没了顾忌。他小声对林兴讲：“老林啊，老石其实算是你的朋友，这招待，还是得你来。”之后我寻到机会将这番话学舌给爸爸听，爸爸不动声色，让我只当不知道。

林兴付了餐费，之后老杨便找个借口消失了。林兴开着车带我们把四周逛了个遍之后，我爸爸就说：“我们要走了，还要去下一站。这次来只是为了见你一面，见到了，就已经很开心了。”然后林兴偏不让我们走，几乎是发了急，硬是生拉活拽让我们住进了他家：“不能走，我们哥俩有多久没见了？这次要待个够！”

我已经记不清那次在林伯伯家究竟住了有多久，只知爸爸和他好像日日夜夜都在聊天。我将电视里的《梅花三弄》看了一集又一集，连剧尾的歌都听腻了，终于忍不住向爸爸发牢骚：“什么时候走啊？我好无聊啊。”我爸爸还没开口，林伯伯先慌了神：“别走别走，再住一阵子吧。姑娘嫌无聊的话，我带你们出去玩。”

那天林兴开了很久的车，转过了许多条盘山路，将我们带去了一座山顶上的“避暑山庄”。那里的景色其实也不算美，我还想继续抱怨，爸爸却悄悄捂住了我的嘴：“这已经是林伯伯能找到的最好玩的地方了。”

儿时的我尚无法理解大人的心意，直到知道了更多的人情世故，我才知林伯伯的招待中有着那么多的诚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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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家调料厂体制非常僵化，踢踢踏踏拖拖拉拉，在挣扎了几年后，厂区全线宣告破产。总厂关门后，林兴所在的那家关联厂也跟着一并倒闭了。林兴很难过，他自认从来没做错什么，为什么偏偏就被命运草率地推到了这一步？

县城里工作机会本就不多，林兴年纪也大了，日后兜兜转转也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只能靠开出租车维持生计，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潦草起来，往日的体面和荣光似流沙从他指缝流走，抓也抓不住。

所以当他再给我爸爸打来电话的时候，语气中就多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别扭，嗫嚅许久，才说：“能不能借我一万块钱？”

我爸爸没有丝毫犹豫，立刻让他发来卡号。钱打过去，林兴道了谢，又解释：“家里妻弟出了点事，实在是没办法了。”

我爸爸拦住他的话头：“不要紧，你拿去花，也别急着还，手头松动了再说。”

这笔钱林兴一直没还上，我爸妈也不急，其实在借出钱的那一刻，他们就没打算收回。

每年新年时，我爸爸和林兴一定会通一个电话，互相祝好。林兴借钱的当年，一切如常，到了第二年新年，我爸爸再打过去电话时，话筒那头的声音里就带上了不自然：“老石，你放心，那钱等我筹够了，就一定还给你。”我爸爸心头一沉，知道林兴会错了意，也知道从此以后，再也不适合主动联系林兴了。

那一万元钱，后来林兴找机会还了三千，我爸爸很想开口对他说：“剩下的不用还了，我们还是继续做朋友。”但思来想去，终还是说不出口——这话就算发自真心，一旦说出口，也会将林兴的自尊碾碎。

再之后，两人就断了音讯。我爸妈在后来的日子里很多次提起林兴，每一次都充满了沮丧和懊恼。他们倒不是心疼拿不回来钱，只一再惋惜因为借钱丢了一个好朋友，太难过了。

“爽快，真诚，不计较，他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爸爸这样对我强调了一遍林伯伯的人品，仿佛觉得他说的力度不够，我妈妈又跟上来把这句话重复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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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次听到林兴的消息，已经是很多年后的2005年。那时我爸妈已经辗转换了好几处经营场所，他们不知道这个重庆崽菖蒲是靠什么找过来的。

菖蒲见到我爸爸的第一句话便是：“我手头有一批很好的货，是林兴告诉我，让我来找你的，他说你是他最好的朋友。”

太久没有听到这个名字了，我爸爸一时有些恍惚。他立马拉着菖蒲去了餐馆，点上了一大桌子菜，话语中的急切呼之欲出：“林兴还好吗？他一直不联系我。”

菖蒲点点头：“他现在还好。就是他告诉我，说老石你是个很好很好的人，找你做生意准没错。我相信老林的判断，这生意我就只找你来做。”

菖蒲没有骗人，那确实是一批很好的干货，让我爸爸挣到了不少钱。

他们后来合作了很久，有一次我爸爸去重庆出差，菖蒲做东请客，一起去的还有不少生意上的朋友。酒喝到畅快处，菖蒲的舌头都有些捋不直了，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你们都和老石打过交道，但你们知道老石和谁关系最好吗？”说完，他的目光围着桌子巡视了一圈：“不是你，不是你，也不是你，连我也不是——老石最好的朋友是老林，万洲的林兴。”

酒桌上的人起哄：“你凭什么说老石最好的朋友是老林？”

菖蒲醉醺醺的声调也跟着高起来：“因为老林跟我说了很多次，他说，老石是他最好最好的朋友。”

满屋喧闹之中，我爸爸的鼻子突然酸涩了一下。有那么片刻，他开始幻想林兴能在此刻推开门，坐到他身边，陪他喝上一杯酒。他想，如果有机会再遇到林兴，他多想说一句：“老林，我很想你。”

3

在我爸妈“下海”的漫长三十年里，虽然我爸爸看似是那个一直在前台的操盘手，但实际上，在每次的决断时刻，我妈妈才是家里的主心骨。

在巷子里苦熬的那段时间，产品以及销售额都萎缩了一大半，每一次在我爸觉得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妈妈会给他打气：“再试试，我就偏不信我们会做不好。”

他们俩艰难捱了一年多，1996年年底，貌似有一丝曙光透过来了——“农副产品一条街”的名声越叫得响，越来越多商户想来这个市场里分得一杯羹。半是政府规划，半是市场自发，“一条街”的范围渐渐扩大开来。有人找到我爸爸，说新扩出的区域里有个空铺面，问他有没有兴趣。

我爸爸过去只看了一眼，就觉得那铺子方方面面都让人满意，唯一令人踌躇的，是这个铺子面积太大了。我妈妈也把账翻来覆去算了几遍，结论是：铺子的租金实在太高，现在手头的货品种类也不够多，撑不起那场子。

但我妈妈又实在不愿意放弃，思忖再三，她向隔壁几家同行发起了邀请：“走，咱们一起把那个铺面盘下来，干不干？”

爸爸知道后直摇头，说我妈妈这个提议实在太大胆、太幼稚。都说同行是冤家，日常能在街面上和睦相处就不错了，若是挤去同一个屋檐下，一抬头便是四目相对，实在太容易生出一地鸡毛狗碎的龃龉——谁的摊子在前，谁的摊子在后？谁的货若是不小心占了隔壁的位置又该怎么办？顾客若是来了这家又去那家，只怕是一家招揽的话说不出口，一家挽留的话也说不出口，多说点什么，便容易心生罅隙。

但我妈妈不在乎：“这巷子里再待下去只有死路一条，活下来才是第一步，其余的问题，真遇到了再说。”

跟我爸爸预想的不同，隔壁的几家老板们大概也是在巷子里苦捱够了，很快就都响应了我妈妈的提议。五家人一起租下那间大铺子，把铺子按面积平均分了五个摊位，各家抓阄决定自家的位置，抓到靠门口的位置自是高兴，抓到最里面的位置也不能有怨言。

1997年元旦过完，五家人一起搬进了新铺子。直到七年后这条“农副产品一条街”被拆除的那天，他们都一直在一起，相处融洽，我爸爸担心的龃龉，一次都没有出现过。

而在原来的黄金位置上，莲杏接过了贸易行的门面后，才知道生意并没有她想象的那么容易做。当初和她拜着把子承诺“一起做”的员工们，很快把她当作了第二个“老石”来对付。再加上她着实不懂经营，几乎卖什么亏什么，不到一年的时间，她便举了白旗。最后，莲杏将剩下的员工买断工龄，一一遣散，再将门面转租出去，自己做起了二房东。

自此，农副水产贸易行在沿河大道上悄然黯淡，如尘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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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回到了街面上，我爸妈居然生出一种“重回人间”的不真实感。从恍惚中清醒后，他们很快意识到，这个“市场”已经和之前不太一样了，虽然在巷子里的那一年半让他们失了曾经主打的农副产品，但来到这里的陌生面孔越来越多，从头开始，着实不是一件难事。

武超就是在这时找到我爸爸的。

他在成都经营着一家调味品厂，托我爸爸的朋友小黄做介绍人，找上了我家的门：“要不要试一试？我们有一款辣酱，味道很好。”我爸爸便进了一批货，果然卖得还不错，之后就和武超签了合同，拿下了这款辣酱在本市的独家代理权。

半年后，小黄来找我爸爸喝酒，酒酣耳熟之下，试探着问：“石哥，武超的辣酱，你还在卖吗？”

我爸爸点点头：“卖啊，销量还不错，算是撑起我们目前销售的半壁江山了。”

小黄便沉默了下去，我爸爸见他神色有些不对，一阵追问，他才又开口道：“武超原本和我说好，我将你介绍给他，之后他每给你出一箱货，我就有一箱货的提成，出一车货，就有一车货的提成，权当介绍费。”

“这事很常见啊，没问题。”

“但没过两个月，武超就说你这边销量不太好。现在，更是直接跟我说你家卖不动他的辣酱了。”

小黄说，其实一开始他就没信武超的话，话里漏洞太多了，只需在我爸妈铺面门口多看上两眼，便能探出真假。但非要跟我爸爸亲口求证后，才死了心。

“他怎么能这样做？！”说完，小黄愤愤吞下一杯酒。

爸爸把酒杯在指尖转了好几圈，问：“你现在是怎么打算？是要我跟他提一下这事，还是说需要我停一阵子辣酱的销售？你有什么想法，跟我说。”

“石哥你倒也不用为难，你该怎么卖货就怎么卖，该怎么合作就怎么合作，这个闷亏，我吃了。”

那天喝完酒回到家后，我爸爸赶紧提醒我妈妈：“武超这人不地道，我们得赶紧多挖掘一些新的货源，不能在他一棵树上吊死。”

虽然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但武超的背信来得比我爸爸预想的要更快一点。那款辣酱在我爸爸手上卖了一年多之后，在行业市场渐渐打出了名气。之后，“农副产品一条街”的头号大佬——老朱，就去找了武超。

老朱对武超开门见山：“我也要卖老石的那款辣酱。”

武超为难：“这款辣酱是靠着老石才卖起来的，我也跟他签了独家协议，这时候反悔，实在是说不过去。”

老朱不出声，只盯着武超看，目光停了许久，开口道：“那就这样吧——我不为难你，你的辣酱还是继续给老石供‘独家’。你厂里还有其他品种吧？每种都给我发几批货，我卖着试试。”

武超大喜，没想到这么轻松就抱上了老朱这条粗腿。

老朱确实厉害，武超的另几款产品在他手上很快卖得风生水起。所以他再次找到武超时，语气就强硬了几分：“把老石那款辣酱给我卖，而且现在我不要和他一起卖，把‘独家’给我，不要再给他供货。”

武超只为难了一下子，便做出了决定。他跟我爸爸抱歉道：“朱老板是大老板，现在他手头卖着我那么多货，我实在是没办法，得罪不起。”

爸爸想起了小黄闷下的那杯酒。

不卖武超的辣酱后，我家铺面的生意一下子淡了许多，我爸爸发愁，但一时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妈妈倒是想得开：“生意场本就从来不是温室，不是虎口夺食，就是火中取栗。”

4

那日生意清闲，我爸爸便和隔壁家的老板晒着太阳下棋。楚河汉界上你来我往杀得正酣时，他突然注意到一个留着平头的年轻人悄然站在自己的身侧。

见我爸爸的目光扫过来，那个年轻人便微微欠欠身子当作是打招呼，我爸爸也点点头回应，见那年轻人不再开口，手里的棋就停了一下：“有什么事吗？”

年轻人很客气：“您先下棋，下完这一局咱们再说。”

这个年轻人叫文平，四川人，人很能干，才二十八岁，就一个人白手起家建起了一家调料厂。他那时既是厂长又是业务员，行李箱里拖着大大小小瓶瓶罐罐的样品，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家门店到另一家门店地找销售渠道。

我爸爸听了他的自我介绍，不禁有些好奇：“我们并不认识，你是怎么找到我，还能精确到门牌号码和我的姓名？”

文平只笑，不接腔——很久之后我爸爸才知道，当年文平托人找了铁路和货运上的朋友，搜集来大量竞品的物流信息，再循着收货地址，挨家拜访。我只能感叹：有这样的拼劲，难怪到后来他的厂规模能做到那么大。

我爸爸尝一口文平带来的样品，眉头微微皱一皱，翻箱倒柜从角落里找出一瓶之前武超厂里的辣酱，还是货品报损时留下的：“你尝一尝，看看能不能做出这个味道。”

文平尝几口，不动声色地回答：“应该没问题，我回去试试。”

爸爸干脆就把那几瓶剩下的辣酱全都塞给了他：“试试，要是你能做出比这个味道更好的辣酱，咱们就可以卖着试试看。”

过了一阵子，文平就从四川传回消息，说辣酱研制好了，味道几乎一样，甚至还要更好吃一些，马上就发样品来。可这一等，等了好久也没有消息。我爸爸忍不住打过电话过去问，可电话那头，原本兴冲冲的文平，此时声音里全是沮丧——不知为何，文平厂里的流水线给其他产品封口全都没问题，但偏偏这款辣酱就封不牢，歪一歪，红油就全都渗出来。

文平央求我爸爸：“石哥，你认识的厂家多，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有没有什么诀窍？我也不白问，若是真能解决这个问题，我给酬劳的。”

我爸爸想，看来文平毕竟还是年轻，大概也真的是急到没招了——可这样的事情，哪里好打听？他在脑袋里把这事翻来覆去滚了好几天，突然灵光一闪，想起武超之前跟他闲聊时，曾不无骄傲地说过自己在成本上多么舍得下功夫，“连封口膜都用的是进口的”。

爸爸赶紧打通文平的电话：“那个封口膜，你换个进口的牌子试一试？”

新的辣酱就真的做出来了。文平发来一批货，我爸爸联系了过往一直买武超辣酱的熟客们：“我现在又有了新品，比之前的那款酱味道还要好一些，你们要不要进一批试试？”然后，胶着的局面就这样打开了。

文平的调料厂也借此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他拿着这款辣酱一口气跑遍半个中国，在各个城市都谈下了经销商。眼见销售火爆，又当机立断，迅速增建了好几条生产线，产销规模一下子就翻了倍。

年终盘点的时候，文平告诉我爸爸，今年光辣酱这个品种，他们就卖了两百万箱。

“石哥，你是我的贵人，帮我出了新品，又帮我解决了封口的难题。”文平要给我爸爸酬劳，“当初说好了，能解决辣酱封口问题就要给酬劳的，可不能因为是石哥你帮解决的，反倒就不给了。”

我爸爸自然不肯收：“没必要，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都受益，一起挣钱嘛。”

但文平还是坚持买了个“大哥大”塞给了我爸爸，那是一部“大哥大”要七八千元，是所有人艳羡的好东西。我爸爸私下和妈妈赞起文平：“是个干事的人，格局也清爽，能成大事。”

文平和我爸爸一直合作。如我爸所预见的，他的厂越开越大，生产线的种类也越来越多，产品在全国各处都卖得风生水起，他也成了四川颇有名气的企业家。

2014年，我爸妈已经和文平结束合作好几年了，文平还是打电话邀请我爸爸去趟四川：“我儿子结婚，你们一定得来。”这是喜事，我爸妈自然得去。他们再见到的文平，已经是威风凛凛的大老板。儿子的婚礼上，他意气风发，被周围的人毕恭毕敬地簇拥着。那个曾经站在我爸身后安静地等着他下完一局棋的小伙子，如今已到了河流的彼岸，春风得意，繁花似锦。文平穿过众人，将我爸妈拉到主桌，在他的身侧坐下：“石哥，这杯酒，永远都该由小弟我来先敬你。”

我爸妈只记得，那场婚礼从中午一直热闹到晚上，巨幅的烟花腾起，将一座座山头照得流光溢彩。忽明忽暗间，文平和我爸爸碰杯：“做一辈子的朋友。”

5

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如文平一样能精准抓住市场脉搏，在这个巨变的年代顺流而上。

陈威是和文平差不多时间认识我爸爸的。他叔叔在四川一个地级市开了家泡菜厂，他一直在厂里给叔叔帮忙。陈威叔叔家的泡菜，销售时一直有些不上不下的尴尬，若说卖不动，倒也不至于，若说多么热销，也远远谈不上。我爸爸有时和陈威聊，“总觉得你们的产品差那么一点儿劲”，陈威点点头，说“回去再研究研究”，但说来说去，也没了下文。

过了好一阵子，陈威那边终于有了反应，新推出了一款麻辣红油口味的泡菜，市场反馈不错，仿佛厂家就要被拉入金光四射的爆发轨道。可在红油泡菜的销量井喷半年之后，热度急转而下。陈威想不明白，和我爸爸聊起这事，我爸爸只好说，“我去帮你问一问。”

爸爸找到他下游的批发商，批发商又去找到零售商，一层一层问下去，最后在终端顾客那里问来了反馈：“你家这红油泡菜，怎么一阵子好吃一阵子不好吃的，有几次买了觉得不好吃之后，我们就不想买了。”

爸爸把话带给陈威，陈威低下了头，明白了，说，厂里做泡菜的设备不够，销量突然一下子猛涨，原料泡菜就明显跟不上趟了。他叔叔见状，就去采购其他厂家腌制好的半成品泡菜救急，工厂只需要完成最后的加工即可。

我爸爸听了，气得跺脚：“糊涂啊，你这产品若是连原料都不稳定，质量又怎么能有保证呢？赶紧添设备啊！”

陈威也无奈：“厂里还是我叔叔说了算，他担心这款泡菜的销售只是昙花一现，要是着急添了设备，费时费力费钱，万一泡菜以后卖不动了，钱可就浪费了。”

我爸爸本还想再说点什么，想一想，陈威也不能拍板，算了。

那款红油泡菜虽没了最初上市时的风光，但每个月也能勉强卖出一些，细水长流，我爸妈也继续和陈威保持着合作。谁知到了第二年春末夏初，陈威发来的泡菜里突然出现了大规模的次品，一箱货里有大半箱都有鼓包和胀气。他叔叔在厂里上上下下折腾许久，都没找到原因。

本以为这只是一个偶然，没想到，在之后的很多年里，每年这个时候生产的红油泡菜都会出现大规模鼓包的次品。于是，我爸妈和陈威都不得不打起精神应付，要将极多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清点、退货与对账上，年年如此。到最后，看着红油泡菜的销量持续下滑，陈威的叔叔还是决定放弃了这款产品。

他们的泡菜厂这些年一直没有开发出什么新产品，此番撤掉拳头品类，我爸爸不由得替他们担忧：“那你们之后怎么办呢？”

陈威说，他们接了家大型泡面企业的订单，以后专门给那家企业的老坛酸菜牛肉面供应酸菜包。

我爸爸听得直摇头：“那生意不好做啊。你们还是不要放弃批发市场，不要放弃自己的品牌和产品。”

陈威半晌不语：“这些年，这生意做得太累了。每年夏天，不仅是你们退货，全国都在退货，那些胀气泡菜的亏损就能把我们每年的利润伤掉一大半，我们实在是做不动了。”

后面几年，我爸爸和陈威偶尔联系几次，问起近况，他的脸上依旧是愁容：“酸菜包的生意确实不好做，泡面厂的要求严，退货率高，采购量也有限。最关键的是，做酸菜的不止我们一家，对方找了好多家像我们这样的供应商一起供货，压起价来毫不手软。”

陈威用“鸡肋”来形容手头这摊子生意，之后又怀念起当年红油泡菜销售的盛景，口气里混杂了不甘和无奈：“这么多年，不论是挣钱，还是亏钱，我好像都是稀里糊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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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威叔叔的厂子关停泡菜生意后，我爸爸重新联系了一家新的厂商合作。在很久之后，他无意间和新合作方的生产厂长聊起陈威叔叔家厂子那略显诡异的泡菜鼓包事件，对方都笑出声：“没那么难，这应该是他们在制作过程中对添加剂的分量把握得不够。每个季节温度不同，细菌繁殖的速度就不同，防腐剂的分量自然也要跟着调整啊。”

我爸爸完全没想到，这个困扰了他和陈威好几年、几乎将陈威叔叔的厂子打垮的问题，原因居然如此简单。那个生产厂长欲言又止了一阵子，最后还是忍不住叹息了一句：“他们厂，这么多年，就做这么一个产品，怎么却从来没把产品吃透过。”

6

2003年，小道消息又来了：这条“农副产品一条街”，要整体拆迁了。

从1984年到2003年，廿载的岁月，在这条街上，仿佛只不过一眨眼，似白驹过隙。这里曾如滩涂，只点缀着几串低矮灰暗的平房，千禧年后却是日日喧闹，人潮涌动。新入局者摇晃着双臂，觉得只要能挤进来，就可以给自己余生的命运扭上一个圈，没有人再去关心旧时路。

但街上的老人们记得。他们看到过无数人在这里破茧成蝶，也看到过无数人在这里赔光了身家。有人宴宾客，就有人楼塌了。人们只看到胜者的风光无限，却不知道曾有数不清的东西在这条街上被悄无声息地碾碎。

这条街上不只有拼着力气过生活的人，也有着不怀好意的牛鬼蛇神。他们游手好闲，日日在街上晃来荡去，眼睛紧紧盯着谁家出的货多，谁家收的钱多。那个年代既没有成熟的物流系统，也没有方便的电子支付，各家各户生意好坏，一眼便能看得穿。老板们将钞票锁进抽屉，却锁不住暗处贪婪的目光。老板娘们在收市后要去银行将一天的营业额存储起来时，身边若是没有人高马大的男人相陪，黄昏就将是一场提心吊胆的冒险。

这条街上最风光的老朱，曾在千禧年之前弄丢了自己八岁的女儿。绑匪的电话打过来，开口便是六十万。那时市中心里一套百余平的房子，开价也不过十万，可老朱的怒火只能化作四处飞散的白烟，火星在风里次第熄灭。他没有任何办法，在这条街摊上这种事的人，他并不是独一份——在他之前，街上另一个女老板，刚花了巨款赎回自己的儿子。

有人说风凉话，怪老朱不低调，太露富了。但知情人都知道并非如此。老朱生意做得大，日常却极为谨慎。他在1994年就成了街上第一个拥有“大哥大”的人。那时常人若是有了这个稀罕物件，恨不得走路都要蟹行，但老朱连日常接电话都要碎步赶着到不显眼的角落处，再用胳膊肘遮掩着，才拿出手机。老朱与人闲聊时，常挂在嘴边的是“生意不好做”，“勉强挣点生活费度日”，只不过旁人自是不信。

好事者找到常给老朱出货的司机聊八卦，那司机喝上两口酒，嘴便把不住门。

“你们不知道朱老板的生意做得有多大！”司机扒拉着指头数了半天，音量又大上一截，仿佛与有荣焉，“一年八位数，吓人不？！”

听者闻言，也把指头摆弄半天，才算出数字：“嚯，这么有钱啊。”

司机嘴里的话中有几分真几分假，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所有人都信了老朱有钱。究竟是谁向他女儿下的手，老朱后来也无意追查。好在对方并非亡命之徒，只是求财，并不敢真的要命。收了钱，小姑娘被放回来，吓得不轻。

从此，老朱更加低调了，在很多时候都谨慎得有些过分。但再怎么如履薄冰，他也从来不肯离开这条让他发财的街。

只不过如今，哪管他想不想，大家都得离开了。拆迁的传言最开始传来时，大家都不信：这么成熟的市场，说拆就拆吗？拆了后，我们这些人一家老小的生计怎么办？政府不管吗？但传言越来越真，细节也越来越具体：如今这条街实在太过热闹和拥挤，已经极大影响了城市主干道的通畅。政府要学义乌模式，在西边的三环外建了综合的大市场，那边更宽敞，物流也更方便，以后这一整条街就统统搬到新的大市场去。

众人不肯，做生意的人讲究风水，讲究气运，他们执着坚定地相信，“这哪是‘挪个地儿’那么简单的事情”。但抗议也没有用，拆迁推进之快，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红线很快划了下来，这条街拆一半，留一半，没被划入红线的暗自庆幸，被划入的只能大叫倒霉。

我爸妈他们五家租的那间门面，便是被划入红线的倒霉蛋。

当年9月，推土机轰隆而过，半条街移作了废墟，但三环外的大市场还没有封顶。不少人就此生意止步，“没了门面，生意怎么做？”

看着他们收拾着包袱离开，我爸爸也动了退休的心：“要不就算了吧。三环外的大市场什么时候能建起都还是个未知数，就算建起来了，谁又知道那里能不能成气候呢？姑娘明年大学就毕业了，我们其实也可以歇一歇了。”

但我妈妈不肯：“这摊子事，除非是我自己不愿意做了，不然谁都不能让我停下来！”

我妈妈在物流货运场旁重新租了仓库，之后便日日和爸爸一起站在市场那剩下一半的路边上揽客，每日从开市一直站到闭市，偶尔坐一下都是奢侈。熟客来了，见着她，会惊一声：“周姐你还在啊！”我妈妈便笑着迎上去：“还在的还在的，你要什么？我在这里给你开票，之后让货运的给你把货发过去。”

妈妈曾经白皙得发亮的皮肤被晒得皲裂，我爸爸看着心疼，即使二十多年后忆起那年，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还是：“那时你都晒黑了。”入冬后，雨和雪挟着寒风扑过来，漫长得似乎没有尽头。妈妈得将手拢进袖子，脚要不停地跺来跺去，才能勉强感觉出一些暖意。有时雨下得大，周围铺子里的人看不下去了，会喊他们一声：“进来避避雨吧。”他们俩才勉强收了伞过去，又担心占了人家的位置和生意，只挤在窄窄的屋檐下。那番苦，和湿冷一样，一点点地钻入皮肤，扎进骨头里。

毕竟货物和样品都不在身边，就算我爸妈再怎么强撑，生意还是没法如以前一样正常做了。到了年底，我妈妈一盘账，一年辛酸着熬下来，最后反而还亏了不少钱。没钱，但年也还得过。2004年的春节对他们很难，但他们独自咽下了，对谁都闭口不提。

正月初五迎完“财神”，正月初六就是“开门”的日子，偏偏那年初六的雪下得格外大。凌冽的北风中，我爸爸说，今天不要去了吧，反正大概也没人。我妈妈摇头：“不行，新的一年就要有新的一年的样子，开年第一天，无论如何都是要去的。”

两人顶风冒雪，站到了街上，雨伞根本挡不住簌簌跌下的冰粒粒。雪被风卷过来，贴在皮肤上，濡湿成一层水雾，寒气在朔风里旋成球，再溜进衣领的缝隙里，钢针一样扎得生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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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了2004年夏天，才传来好消息：三环旁的那个大市场终于建好了。我爸妈这格外漫长的一年，此时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熬过去了。

临到从沿河大道搬走的那天，他们特意去了一趟江边。“农副产品一条街”与长江只隔了窄窄一条马路，可二十年的日子如江水般反复奔流，他们却几乎没什么闲情刻意去到江边散散步。他们那天跨过马路，走下石阶，来到岸边，把脚踩浸到流动的江水中。江风宏大，天空辽阔，初夏的江水刚刚有了暖意。几艘货轮悠悠鸣出笛声，江面上，硕大的太阳缓缓落入水中，但谁都知道，它第二天还会升起。

7

乘车穿越整个城市往西走，周遭的建筑逐渐变矮，目光所及之处全是稀疏和荒凉。这个刚刚建起的、偏远而冷清的新市场，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冒险迷宫的入口。在沿河大道被拆去门面的人没了选择，反而更干脆利落一些，而那些侥幸没被划入拆迁范围的商户们，此刻却陷入了纠结——搬，或是不搬，都像一场赌博。

有人观望一阵子后，跟着搬去了新市场，也有人坚持留在了老市场。紧接着，市里的交通管理出了新规，沿河大道连晚上十点之后也不允许大货车通行了。被掐断了流通的血管，商户们连进货出货都瘫痪了。这一手打击，重得像口倒扣过来的钟，彻底把剩下的“半条街”扣得严严实实，再也喘不过气。那个如火如荼了二十年的市场，像一只中枪的巨兽，须臾之间便失去了生命力，归于沉寂。

当街上的建筑物全都轰然倒塌后，附着其上的往事也跟着灰飞烟灭。那些在老市场里犹豫着观望到最后一刻的商家们，只觉此时江风比起往常要更凛冽一些。待他们转战至新市场，就发现稍好一点的地段已全被先行者们占据了。

这些老板们的大名渐渐从沿河大道上消失了，后面几年，破败简陋的“农副产品一条街”旧址上建起了并肩而立的几座高楼，规划了另外的商业方向。比起旧日街市的粗粝和嘈杂，高楼显得更加现代和精致，只是此后它们无论如何都无法再重现往年的热闹与荣光，最后渐渐成了人迹罕至的空壳，安静，落寞，隐隐不甘。

无论是曾在车水马龙的市中心，还是如今偏安一隅的新区，生意人的生活总是不变的。日出日落，日子缓缓流过，看似慢吞吞一成不变，其实，也在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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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10年，我妈妈敏锐地发现，文平的货卖不动了。这让她有些疑惑，也有些慌乱。毕竟，文平的辣酱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我们家铺面销售的主力军。

妈妈找着机会寻到一位老客户，追问之下，对方吞吞吐吐说了实情：按惯例，我爸妈是文平在本省的总代理，货发来，省内就不能再有其他的经销商。这几年，文平的货在市内卖得不算好，大多是销给周边县市的批发商。可几个月前，文平派出数名业务员在本省几个销售情况比较好的县市里常驻，商人的嗅觉往往灵敏，我爸妈的那些老客户们很快与他们搭上了线，从此进货时便跳过了我爸妈，改由文平厂里直供。

得知真相，我爸爸一夜未眠，他摸索着想找根烟来抽，才想起自己已经戒烟多年。理智上，他明白，严格意义上来说，文平并没有违反合同约定，但在感情上，他清楚地感觉到自己被背叛了。

他很想打个电话给文平，想讲一讲他们十余载的互相扶持，讲一讲他们在漫长的岁月里生出的不仅仅是“合作关系”的情谊。但他还是忍住了，毕竟，在商场上讲情义而不讲利益，听起来像个笑话。

但文平的电话比我爸爸预想得要打来得更早：“老石，对不起。”

那通电话讲了很长，文平说起他的很多不得已。他说，这个变革不是单独针对任何人，他对每个省的经销商都是如此操作；他说，企业要发展要壮大，原本陈旧的销售模式必须改；他说，小时候家里穷，没有读过太多书，企业做大了才发现力不从心，于是读了MBA，学了更先进的管理理念，才懂得了减少中间环节、扁平化营销是未来的趋势。

最后，他说，老石，你别怪我，我没办法。

爸爸沉默许久才说，我不怪你，我知你有你的难处和考虑。只是你也知道，这样子，你的货我就真的没法再卖了。

他们之间的账与货如丝线缠绕，原本应该在每年年底清算。此时我妈妈把账理了理，我们还需要给文平汇五万元的货款才算厘清。文平说，老石，没关系，这五万元你若是不打给我，也没关系。这话可能是出于愧疚，也可能是用来激将，但我爸爸并不在意，他和我妈妈本就没打算昧下客户任何一分钱。

五万元清清爽爽地打了过去，文平追来一个电话：“石哥，你永远都是我的老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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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与我爸爸相熟的德斌找他喝酒。德斌在江苏，比爸爸还要小上十来岁，他和我爸妈原本同是一个厂家的两个省级代理，平时去厂家开营销会时常聚在一起，交流频繁。

“石哥，我感觉现在这批发市场不好做了，我想进超市，你怎么想？”

德斌的感觉是对的，此时的市场，早已不知不觉换了天地。像文平这样改革销售渠道的厂家不在少数，越来越多的二级经销商开始跳过“省代”。市场越来越透明，也越来越扁平。

我爸爸点点头——这几年生意明显越来越难做，周遭的不少同行们都已经开始接待零售顾客了：“进超市，或许是条出路。”

那顿酒喝完，爸爸便找了几家超市去谈，结果却比预想的要艰难许多。商超的招商经理们嘴里蹦出一连串的条件，如大珠小珠落玉盘：进场费，条码费，端架费，店庆费，节庆费，DM广告费，堆头费、促销费……一项又一项，眼花缭乱。

聊到最后，年轻的招商经理们还会好心提醒：我们还会根据具体情况收取不同档位的扣点；另外，你们的货品在我们这里的售价不得低于市场其他商场的同品类售价；还有，你们最好多雇几个口齿伶俐的促销员，平时推销商品、整理货架这些，都得你们自己的促销员来做，我们超市分不出人手给你们。

爸爸和妈妈商量了许久，最终还是放弃“进超市”了——这一遭相当于把过往所有的积累清零，用全新的方式从头再来，而他们手头货品已经开始式微，让他们没有信心再搏一次。

在无数路口都憋着一腔勇气前行的妈妈，这一次也决定不再死磕了：“新时代来了，许多的改变几乎就只是一瞬间。我们已经快六十岁了，也许已经跟不上这个时代了。”

德斌还坚持想试一试，我爸爸给他打气：“你还年轻，确实应该去试一试。否则，以现在的形式来看，‘不变’就是坐以待毙。”私下，爸爸会赞扬德斌的勇气：“小伙子有魄力。”妈妈也说：“这世界，以后就是他们年轻人的了。”

8

到了2012年，这盘生意变得更加难做。

德斌后来与我爸爸联系了几次，言谈之间总带着疲倦：“超市这摊子实在不好做，哪怕想把货摆个好一点的位置，都要额外给钱。扣点一年比一年要得高，连商场的水电费、管理费也要我们商家分摊，他们还格外强势，说多少便是多少，我们连质疑都不行。”

但真正压垮德斌的，还是现金流。原本超市和德斌约定的结款方式是月结，但事实上，大部分时候超市都至少要拖上两三个月，就算货款到手，也会扣去名目繁多的罚款：货品上架不及时要罚款，促销员聊天被抓到要罚款，甚至导购站姿不端正也要罚。一边是厂家“先款后货”的规定、雷打不动的员工工资以及各项费用支出，一边是超市迟迟不给的结款，德斌手头的流动资金几乎消耗殆尽。

坚持几年后，德斌给我爸爸打来一个电话：“石哥，我也玩不动了。”

那一年，因为家里出了一些事情，我爸妈便顺势结了生意，离开了这个摸爬滚打了三十年的江湖。关停了生意后，他们把铺面、没卖完的货以及上下游的关系，统统交给了隔壁铺面的南华。南华和他妻子日常里总是“石哥”“周姐”地称呼我爸妈，但他们其实只比我大上几岁，比我爸妈足足要小一辈。两人都是农村的苦孩子出身，读完中学就离开家四处讨生活，后来在三环处的这个大市场扎下了根，和我爸妈做了近十年的邻居。

见我爸妈如此慷慨，南华不依：“石哥，门面转让要收转让的钱，还有厂家的货源、下游客户的信息，按道理都是要给信息费的，这是规矩。”

我爸爸说：“换了别人，这个钱我肯定收。但南华老弟，我们是朋友，我怎么可能收你的钱。”

南华两口子便握紧了爸妈的手，没再说什么。此后十多年，每年春节，他们都雷打不动地提上礼品来我家拜年。

我妈妈说得对，后来的批发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南华两口子坚持得很是辛苦。他们接起了零售生意，三箱货五箱货都卖。南华买了货车，每天天南海北地送货上门。后来就算伤了腰椎、手术没多久，就又匆忙冲进了驾驶室。

爸爸有时心疼他们：“黄金的二十年已过，现在的市场，太难了。”华南夫妇当然也知道，但没法子，时代像一波一波的浪，人想要不跌倒，就得不停地往前趟。十来年间，靠着辛苦，他们也把一双女儿拉扯着供了出来：大女儿从本市的大学毕业后又考去了上海，今年研究生毕业，一门心思要留沪；小女儿成绩也好，明年的中考，立志要考上本市最好的高中。

华南夫妇错过了这个市场最好的年代，但没关系，只要有足够的坚韧去和命运死磕，生活对于晚了一步的人，也依然有剔透光亮的礼物。

9

我爸爸再一次接到德斌的电话，已经是“退休”的几年后。电话那头德斌的声音已经有些陌生，几番寒暄之后，他还是闪烁其辞地开了口：“石哥，可不可以借点钱？多少都可以。”

我爸爸含糊应了几句，挂了电话后找到曾经与德斌共同的朋友小代打听，小代闻言，惊呼一声：“千万别借！”

小代说，德斌当年结了超市的买卖后便转了行，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餐厅。餐厅地段好，菜品好，运气也好，生意一直都不错。可一家物业业主找到他，说自己在新区有栋三层楼的独栋，是政府规划中讲的好地段，更重要的是，可以前三年都不收租金。

那个新区在当时政府宣讲的规划中有着极其灿烂的前景，免租更是让德斌颇为心动的条件，他便撇开同伴，独自盘下了那家店。过往的成功给了德斌不由分说的信心，新餐厅定位高端，花了不菲的价格装修，样样都要华贵耀眼。只是德斌疏漏了一点：相较于前期装修的巨额投资和运营期间流水一般的开支，那免掉的租金实在算不上多大的优势。他本就是半道入行，又少了同伴的分担与支撑，便时时生出力不从心之感。

很多时候，成败往往都不由事先的设想所决定，它需要天时、地利与人和，缺一不可。压倒德斌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新区迟迟没能如规划中所预期的那般热闹。他在一次次挣扎中终于意识到，自己抓不住过去的锚，也找不到未来的岸，只能不情不愿地败下阵来。他在这一把赌局中赔光了身家，之后把身边能借的钱全都借了一遍，自此就消失在了所有人的视线中。

小代叹息：“那么多的债，大概还是怎么还都还不清了，他这辈子可能就这样了。”

妈妈也叹：“他才四十多，其实还是来得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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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文平给我爸爸打电话，说他们已经十年没见了，想来看看。

那次相聚，文平说起自己的近况——他两个儿子成年后，都来厂里与他一起打理生意。大儿子说，电商是大势所趋，营销要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文平觉得对，便在各个电商平台开了店，交给大儿子打理；小儿子说，产品要革新，年轻人才是消费的主力军，那些旧产品的口味抓不住年轻人的胃，文平也觉得有道理，便新开了几条生产线，冻干、自热米饭，时兴的产品都试一试，交给小儿子负责。

但春天不知何时已尽，余下皆是凛冬。小儿子的尝试先一步败北，那些新品和市场上无数个昙花一现的新奇物件一样，火爆一时，便归于沉寂。大儿子的电商也同样举步维艰，前些年还勉强有些起色，可在眼花缭乱的电商厮杀中，他们总是慢一步、错一步，处处被掣肘，寻不到突破。而那些曾支撑厂里运转的传统产品，也确实如小儿子所说，好像突然开始不再受欢迎了，销量一步步萎缩。

文平如今也已年近六旬，他没有弯腰驼背，但看上去似乎已经失掉了曾经的骄傲，有些不堪重负。他有些茫然，属于他的人生波峰熙攘而来，又喧嚣而过，明明每个选择都合情合理，却不知怎么就行差踏错，到如今几近山穷水尽。

“石哥，你说我做错了什么吗？”

爸爸想了好一会儿，说的话似安慰他，也似安慰自己：“你没有做错什么，只是这世上的所有事，一半靠人事，一半靠天意。”

尾声

在爸妈向我完整地讲完他们的故事之后，一种强烈的恍惚感在我心头发散开去。故事里那些人的名字，以前在他们闲聊时无数次出现在我的耳边，但在这一刻之前，我竟从不知其间有过那么多黏稠如粥的往事。而那些往事，我明明身处其中，却又常常像一个抽离的旁观者——一如我与那个已经翻篇的时代。

历史书会铭记宏大的决策与转折，而每一个个体的爱恨聚散，都太过微弱，这些往事如雪花如尘埃，若非刻意倾听，便会轻轻隐入尘烟。只是，世事升浮沉降，那些曾经真实存在的情与义，那些点滴的温暖，那些磕磕绊绊的牵挂，即使碾成齑粉，也终不会如烟散去。

（文中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