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曾经在其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中说过：每一个男人生命中都会有两个女人——红玫瑰与白玫瑰。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张氏这段话的意思应该是：男人们喜欢两种不同个性的女人，一种如清纯高雅的白玫瑰，另一种如风情万种的红玫瑰，这两种女人各有各的好处；但男人们婚后常常有见异思迁的毛病，吃着碗里的还想着锅里的，总认为没到手的那个最好。
大凡熟悉张爱玲的读者都会知道，张氏自小喜爱《红楼梦》，其作品受《红楼梦》影响十分深厚，以至于她自己也最终成为红学家，写出了《红楼梦魇》这样有影响的红学专著。张爱玲在构思《红玫瑰与白玫瑰》时，是否受了《红楼梦》作者设计黛玉和宝钗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影响，我们无从得知，但白玫瑰和红玫瑰在性格特征上，却与黛玉和宝钗有着某种相似之处。笔者在此无意用红玫瑰与白玫瑰来唐突黛玉和宝钗，只是想提出一个与张爱玲相类似的观点，那就是：作为作者精心塑造、也最具光彩的两个女性人物形象——黛玉和宝钗，在她们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美的两种极致，代表了中国人传统审美观中的两个主要的审美倾向。这两种极致之美，概括地来说，便是黛玉身上所体现的诗意之美，与宝钗身上所体现的世俗之美，两种形态的美如“两峰对峙双水分流”，各有丰富的文化底蕴与精神内涵。就像玫瑰花中的白玫瑰和红玫瑰，不过是两种相互映衬的美的形态，很难说哪个就比另一个更美，它们的差别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欣赏者的审美趣味和个人偏好。
黛玉与宝钗，既是金陵诸女儿之首，又是大观园群芳之冠，是书中最为光彩照人的女性艺术形象。但她们的美却不是同一种类型的美，而是各具神妙，各有千秋，在历代读者中均有一群欣赏者，甚至还出现了所谓的“拥黛派”和“拥钗派”之争。这里将黛玉的美概括为一种诗意的美，将宝钗的美概括为一种世俗的美，也只是为了说明两种形态的美具有不同的品格和气象，并没有什么高下优劣之分。下面从作者的构思、人物的性格以及她们的处事方式等方面，对俩人的特点作以简要分析。
一、作者“钗黛分设”与“钗黛合一”的构思，体现着女性美的两种极致
从艺术形象上来说，黛玉和宝钗都是作者塑造得非常成功、经得起反复鉴赏的人物形象，俩人在书中的地位同等重要，很难从中分出她们的高下。作者精心设计和安排这样两个人，显而易见的考虑应该是，让她们都处于与宝玉的爱情与婚姻的纠葛之中，既为了让故事情节复杂曲折、委婉动人，同时也是为了表达作者的思想倾向以及深化主题的需要。但是，这只是常规性的构思和安排，《红楼梦》的作者不会满足于一般性的艺术设计，他应该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那就是，作者从他独特的女性观、审美观出发，将女性美的两种极致分别赋予黛玉和宝钗，并让这两个人物处于对应、对比以及对立的状态，从而达到更富有美学意蕴、更具震撼力的艺术效果。
一般说来，《红楼梦》脂批本中的许多批语，可以帮助后人更加深入地了解或理解作者的构思与意图。第四十二回前面有一段脂批：“钗玉名虽二个，人却一身，此幻笔也。今书至三十八回时已过三分之一有余，故写是回，使二人合而为一。请看黛玉逝后宝钗之文字，便知余言不谬矣。”这段批语清楚地告诉读者，作者有“钗黛合一”的构思和设计。不过，究竟什么是“钗黛合一”，作者究竟为什么这样安排，历来却一直有不同的说法。“钗黛合一”的现象，最早应该是由脂砚斋发现的，但是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最初是由俞平伯先生提出的。俞先生的解释是：“钗黛每每并提，若两峰对峙双水分流，各尽其妙莫能相下。”俞先生指出作者有这样一个艺术构思的事实，却并没有深究作者为什么会作如此构思的原因。蔡义江先生对此解释是：“脂砚斋意思是说本来是一个人，他现在把她写成两个人，这种可能的解读是这样的，譬如说曹雪芹理想的人，把她的重感情聪明灵巧，很直率的一面写到林黛玉身上，把博学多才，很冷静，很机智的一面写到薛宝钗身上，这两个人看上去是对立的，到这一回的时候，两个人互相交心，两个人作为好朋友了，这在脂砚斋看来是合二为一。”蔡先生的解释比俞先生进了一大步，接近于揭示作者为什么如此构思的原因了，但仍然没有把这个问题说透。
如果要把脂批再往明白透彻里解释一下，意思便是：宝钗和黛玉，虽然有两个名字，但人其实只有一个，这是作者使用了幻笔。如今写到了三十八回，整部书的故事已过三分之一多一点，所以特意写第四十二回，让二人合而为一。笔者的看法是，脂砚斋的这段话前后有两层意思，前面其实是在说，作者作了一个“一分为二”的构思和设计；后面是说到了第四十二回，作者又作了一个将俩人“合二为一”的构思与安排。“合”与“分”应该是互为前提、互为因果的，不存在没有“合”的“分”，也不存在没有“分”的“合”。由此笔者进一步推断，作者对于理想中的青春女性人物形象，既有一个“合二为一”的构思和设计，同时也有一个“一分为二”的构思与安排。无论是批书人脂砚斋还是红学家俞平伯先生，都指出了书中存在着“钗黛合一”的现象，却没有阐述钗黛究竟为何要分设，也没有讲清楚“钗黛分设”与“钗黛合一”到底是什么关系。蔡义江先生大致指出了作者对钗黛进行分设的创意，但是对钗黛分设与“钗黛合一”的关系，似乎是注意到了，却也是没有展开深入的论述。综观红学家们对于“钗黛合一”的看法，基本上都是停留在脂砚斋与俞平伯先生的观点上，即只围绕“合二为一”做文章，而没有注意到“合二为一”之前，应该是有一个“一分为二”的。
那么，这个“一分为二”的构思和设计，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呢？再具体一点，什么是“一”、什么又是“二”呢？笔者以为，在作者的心目中，世间最理想化的青春女子，便是那种集女性美于一身的女子，也就是可以称之为“兼美”的女子。比如“太虚幻境”中警幻的妹妹，“其鲜艳妩媚大似宝钗，袅娜风流又如黛玉”；又如宁国府中的重孙辈媳妇秦可卿，“生的袅娜纤巧，行事又温柔和平”，也就是兼有黛玉和宝钗之美，于是其美的程度超过了黛玉和宝钗。这种所谓的“兼美”型的女子，应该就是“一分为二”中的“一”了，换句话说，她应该是达到了女性美的最高境界。但是，“兼美”型的女子，往往只存在于美好的想象中，在世间却实在是凤毛麟角、不可多得，即使偶然有那么一两个，又总是时运不济或青春早逝。比如秦可卿，容貌不仅胜过黛玉、宝钗，性格也是集黛、钗之优点，被贾母认定为“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然而她却在韶华最好时不幸辞世，空留无尽的遗憾在人间。
既然“兼美”型的女子不常有，那就退而求其次，将其“一分为二”，看起来又都显得“美中不足”，这样的女子还是大有人在。于是作者便将世间最杰出的，或者说“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的女子，概括、归纳为相互对应、又相互映衬的两种美的形态，一种是黛玉式的，一种是宝钗式的，她们各尽其妙、各有千秋。她们身上既体现了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同时也都各有一些缺点和不足，但她们又都是在现实世界中可以遇到的女子，分别代表着女性美的两种极致。这样将“兼美”分开所作的构思和设计，便是笔者认为的“一分为二”中的“二”了。
以上有关“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推断，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与说服力呢？或者说，作者究竟有没有这样一个系统性的构思和设计呢？我们不妨从书中的实际描写来找一找依据。
最直接、最明显的一个依据，便是第五回的画册与判词。在“金陵十二钗”中，黛玉和宝钗是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却不像其他人每人占一册一词，而是两个人共用一册一词。其判词说：“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作者明显将黛玉和宝钗对应着来写，而且直截了当地点明，俩人中黛玉以“咏絮才”著称，宝钗以“停机德”取胜，各代表女性美的一种典型。将黛玉和宝钗同册展示、一起交代，显然不是作者随意而为，而是大有深意在其中。另外，正如俞平伯先生所指出的那样，黛玉和宝钗如“双峰对峙双水分流”，作者往往将黛玉和宝钗放到一起去写，有黛玉的地方同时往往也有宝钗出现。比如第八回，写宝玉与宝钗相互观看对方脖子上所挂的饰物，黛玉便不失时机地出现了，看似十分凑巧，其实却体现着作者的匠心。再如第三十回，宝玉，黛玉吵嘴之后终于和好，作者接着就写到宝钗借扇机带双敲，来讥讽二人的“负荆请罪”。还有一些章节，仅从“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林潇湘魁夺菊花诗薜蘅芜讽和螃蟹咏”“蘅芜君兰言解疑癖潇湘子雅谑补余香”等回目上，就可以看出作者是将黛玉和宝钗两两相对照着来写的。其他方面，比如作者将黛玉设计为宝玉的姑表妹，同时便将宝钗设计为宝玉的姨表姐；将黛玉比方为“赵飞燕”，同时也将宝钗戏称为“杨玉环”；将黛玉比喻为“世外仙姝”，同时便将宝钗称为“山中高士”等等，也是相互对应，相映成趣，浑然天成地构成了一种对称美。这样便造成了一种奇特的表达效果，读者在欣赏其中一个人的故事时，总是会不自觉地联系到另一个，虽然作者将她们分开来写，却又令人深深感觉到，她们其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而且，作为青春女性两种极致之美的典型，黛玉、宝钗并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而是自己所体现的那种类型的代表人物，作者在将她们作为主要人物形象刻画的同时，还塑造了外貌、气质和性格与其大致相似或有某种共同点的次要人物。比如属于黛玉这一类型的人物，大致上还有妙玉、晴雯、龄官等人；而与宝钗这一类型相近的人物，一般说来有袭人、紫鹃、麝月等人。脂砚斋注意到作者的这一构思和安排，曾经说过“晴为黛影，袭为钗副”的意思；一些红学家在论及这一现象时，也曾有人赞同脂批的说法或者说过类似的话。虽然他们似乎未明确指出作者这样构思和安排，究竟有什么重要的思想意义，但是不经意间承认她们从整体上显示出女性美的两种主要形态，而黛玉和宝钗便是她们中的代表人物。
长期以来，红学家们在分析“钗黛合一”现象时，一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偏差，那就是只着重于分析“合二为一”，却似乎未注意到“合二为一”的前提应该是“一分为二”，更没有对什么是“一”、什么又是“二”予以深究。从作者对黛玉和宝钗俩人形象的设计和塑造来看，作者对她们的描写占据了很大的篇幅，而对兼有黛玉和宝钗之美的秦可卿，却并未做比较详尽的展示。这种安排说明，作者在有关人物形象“分”与“合”的构思和设计上，重点是“一分为二”而非“合二为一”，所以书中着墨最多的是“分”而非“合”的内容。这也符合整部书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要求，毕竟黛玉和宝钗是书中并列的女主角，因而她们的故事是书中主要的故事；而秦可卿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角色，随着她的早逝，有关她的故事也就戛然而止了。从作者赋予黛玉和宝钗形象的文化内涵来说，她们身上所体现的两类不同的女性美，比世间罕有的“兼美”更具普遍性和代表性。而她们之所以真实可感、鲜活逼真，就在于她们既是出类拔萃的，同时又是存在缺点的，即脂砚斋所说的“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而“兼美”之人之所以世所罕见，主要是因为常常可望而不可即，是虚悬于现实上空的理想而已。《红楼梦》的作者，必定是懂得这一条重要的美学规律，所以他重点设计和演绎的是“一分为二”而非“合二为一”。也就是说，所谓“钗黛合一”，并非作者构思和设计的重点，它主要是作为钗黛分设这个构思的前提而存在。
而且，更大的一个偏差是，后世的红学家对“钗黛合一”的解释，十分令人费解。究竟什么是“钗黛合一”呢？脂砚斋的说法是：“钗玉命虽二个，人却一身，此幻笔也。今书至三十八回时已过三分之一有余，故写是回，使二人合而为一。”对于脂砚斋所谓的“合而为一”，蔡义江先生的理解是：黛玉、宝钗“这两个人看上去是对立的，到这一回的时候，两个人互相交心，两个人作为好朋友了，这在脂砚斋看来是合二为一。”这个理解实在是令人困惑，脂砚斋的原话明明是“合而为一”，蔡先生为何理解为“‘和’而为一”呢？“合”与“和”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和意思啊！考察第四十二回的内容，确实也写的是宝钗向黛玉交心的故事，俩人的关系逐渐在由“争”向“和”发展，但实在很难说俩人的形象是被“合而为一”。
其实，这样的理解也并非只有蔡义江先生，红学家们对“钗黛合一”的解释基本上都是如此。这是否也是脂砚斋的看法呢？琢磨他的原话，似乎有这样的一层意思在里面，但他并没有直接说“合而为一”就是“‘和’而为一”，或者说“合”的意思就是“和”。如果没有脂砚斋以及后世红学家的引导，大多数读者其实都很难作出这样的理解，脂砚斋的所谓“合而为一”，并不是将黛玉和宝钗这两种人物形象“合”到一起，或者将原来分开的两个人合成为一个人，而是说黛玉和宝钗由“争”转化为“和”了。因为众所周知，“分”与“合”是一对相互对应的概念，在书中应该指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在作者的艺术设计和充分表现中，经历了由“合”到“分”或由“分”到“合”的过程。而“和”与“争”是另一对相互对应的概念，在书中应该指的是黛玉和宝钗在性格、行为方面的冲突，她们经历了由“和”到“争”或由“争”到“和”的转变。正常的思维是，“分”对“合”、“争”对“和”就顺理成章，如何会在此处发生重大的错位，神不知鬼不觉地由“分”来对应“和”呢？这实在是太令人感到奇怪了。
“分”与“合”是有关人物形象的分设与合并，这是一个重大的、带有全局性的构思和设计，无论从“合”到“分”还是从“分”到“合”，这样的转变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争”与“和”只是人物之间关系的变化，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小的、属于局部性的构思和设计，因而这样一个并不显眼的变化，值得用“钗黛合一”的概念来表述吗？把黛玉和宝钗由“争”到“和”称为“钗黛合一”，是否太勉强了呢？前面说过，“钗黛合一”的前提应该是“钗黛分设”，如果“钗黛合一”的内涵是钗黛和好，那是否意味着“钗黛分设”的意思就是钗黛争斗呢？从书中的实际描写来看，钗黛之间的确有争斗的意思，但相互争斗并不是俩人形象最大或最重要的特点，也应该不是作者赋予她们这两个角色最主要的意义。因而，脂砚斋有关“钗黛合一”的说法，有可能是对作者关于黛玉、宝钗这两个人物艺术构思的误读，或者说是一种未能揭示其深刻涵义的理解，后世的红学家出于对脂砚斋的迷信，便也基本上照搬了他的说法。但无论是脂砚斋还是红学家们，对“钗黛合一”的解读都是语焉不详，让读者无法作出顺理成章、合乎逻辑的理解。
综上所述，所谓“钗黛合一”，应该是作者在构思人物形象方面使用的一种重要的创作方法。大概作者认为理想、完美的青春女性形象，应该是具有“兼美”特点的那种形象，并且他把这种审美理想赋予秦可卿，因而写她不仅兼有黛玉、宝钗容貌、性格方面的优点，而且还以托梦给王熙凤的情节，写出她在对于贾府前途和命运的思考方面，见识明显高于黛、钗二人之上。这大约就是“钗黛合一”中“一”的含义。但有“合”就有“分”，将“一”分成“二”，无论从现实可能性来说，还是从小说人物安排和情节发展的需要来说，作者都应该相应地有一个“钗黛分设”的构思和安排。于是便有黛玉和宝钗这样两个重要的人物出现，她们都是红楼女子中容貌出众、最有才气以及作者寄托了审美理想的人物，在她们身上体现了作者对于青春女性两种极致之美的构思和设计。女性的极致之美是她们俩人共同的地方，这是她们的形象可以“合”在一起的依据；但她们又是气质、性格以及思想观念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是作者理想中青春女性之美的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类型，这是她们俩人不同的地方，因而是她们的形象可以“分”开来写的前提。从书中的实际来看，作者对于钗黛“分”写的篇幅和分量，远远大于对她们“合”写的篇幅和分量，“钗黛分设”是构思以及表现的重点，而“钗黛合一”主要是作为一种审美理念而存在。
既然作者将黛玉和宝钗的形象，构思和设计为女性美两种迥然不同、又各有千秋的典型形态，那么作者又是如何来描述这两种美的特征、风格和境界的呢？下面仍然从书中的实际描写来作以分析。
二、黛玉的超凡脱俗与宝钗的安分随时，代表着女性美的两种极致
无论从外貌、气质还是从思想、性格上来看，黛玉总体上是超凡脱俗、潇洒飘逸的，体现的是感性、浪漫、艺术以及叛逆的特点；而宝钗总体上是雍容华贵、安分随时的，体现的是理性、现实、世俗以及功利的特点。而且，这两种彼此相对、相映成趣的女性美的特点，不光是黛玉、宝钗各自代表的女性美的特点，其实也是传统的中国人共有的两种普遍的思想及性格特点。王昆仑先生曾经在其《红楼梦人物论》一书中，对这两种相对的性格类型有过如下论述：“宝钗在做人，黛玉在作诗；宝钗在解决婚姻，黛玉在进行恋爱；宝钗把握现实，黛玉沉湎于意境；宝钗有计划的适应社会的法则，黛玉任自然的表现自己的性灵；宝钗代表当时一般家庭妇女的理智，黛玉代表当时闺阁中知识分子的感情。”两种不同的性格类型各有其天然的合理性，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在读者中也各有一批追捧者，以至于还出现了“拥黛派”与“拥钗派”之争。有争论其实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只不过用不着“一言不合，遂相龃龉，几挥老拳”，而应该像王昆仑先生所倡导的那样：“注重现实生活的人们，你们去喜欢薛宝钗吧！倾向性灵生活的人们，你们去爱慕林黛玉吧！”
正是由于黛玉和宝钗具有鲜明而独特的个性，因而作者描绘其容貌、体态的方式便不大一样，由此赋予了她们各自不同的审美特征。描绘黛玉，大致用的是一种比较空灵、朦胧的写意笔法：“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若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从中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诗意美。而描绘宝钗，大致用的是一种具体、逼真的写实笔法：“头上挽着漆黑油光的纂儿，蜜合色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葱黄绫面裙，一色半新不旧，看去不觉奢华。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盆，眼如水杏”，从中体现出来的是一种世俗美。黛玉的前世是神话故事中的绛珠仙子，既然出身为神仙，那她的美就不是可以用人世间的语言来形容的，只能是雾里看花朦朦胧胧，让读者尽力去想象。她那动人心魄、无法形容的娇美姿容，以及其具有西施般的清瘦、病态之美，使她显出一种迷离、梦幻般的气质。宝钗不像黛玉那样来自于神话世界，而是一出场就身处现实的大地上，因而性格中缺乏仙性的文化基因，却天然具有世俗文化的基本特质。她是人世间的极品，肌骨晶莹，鲜艳妩媚，有血有肉，似乎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因而她的美是能够被读者准确把握的。
一般说来，一个人的气质、性格的形成，总是离不开其生活的社会和家庭环境的深刻影响。黛玉和宝钗的形象之所以光彩夺目、真实可信，是因为作者不光赋予了她们独特的性格特点，同时还交代了促使她们的个性所产生的环境背景。黛玉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小受到诗词歌赋的熏陶，而她又冰雪聪明，有着过人的艺术天赋，于是便有了诗人般浪漫的气质。但黛玉家庭人丁不旺，加之母亲早逝，身边又无其他兄弟姐妹，使她自小就生活在一个冷清的环境中，没有过多的人际交往，这样便造就了她清高自许、孤僻自尊的性格。寄身贾府之后，黛玉可以接触的人自然是增多了，但是封建大家庭生活与供养的格局，让她只能在一堆丫鬟的簇拥下度日，缺少应有的天伦之乐。因而，她的孤独感、受挫感比以前更强烈了，性格中敏感多疑、尖酸刻薄的特点也更加突出。但黛玉的气质和性格中也有光鲜亮丽的一面，那就是她的纯真率性、超凡脱俗，她所具有的诗人般的浪漫才情和潇洒飘逸，从而使她的形象体现出女性美的一种极致。
而宝钗呢，她所在的家庭世代是皇商，商人之家应该十分重视利益，尤其注意良好的人际交往，自然有时也免不了权衡算计。所以宝钗的性格特点是注重功利、讲求实际，善于处理自己与各方面的关系，同时又具有家务管理方面的能力，考虑问题十分周全。她是封建社会的一个标准的淑女，一切都从是否合乎礼教出发，专心于针黹家计等事，从来不做越轨的事情，包括对自己的婚姻也是如此。
同样都是寄身贾府，但黛玉和宝钗的境况与感受完全不同。黛玉这种才华卓越、心性高洁的女子，来到贾府这样一个污浊之地，无疑如一块美玉掉进了泥沼之中，一切都让她感到不适应。不光是由于父母早亡，身边缺少了亲情的关怀和温暖，更多的是因为这里充满了阴谋和罪恶，她不愿与其同流合污，但又无法抽身而走或与其隔绝。心中淤积的愁闷、凄凉和悲伤，她无处言说，只好倾注到那一首首如泣如诉的诗词中。在这种与自己性情格格不入的环境里，唯一能让她感到欣慰的，大概只有宝玉对她的爱情。而爱情一旦毁灭，她的生命也就随之结束了，所谓“质本洁来还洁去”，便是她精神追求的写照。
而宝钗却不是这样，她没有寄人篱下、孤独寂寞的感受。这其中自然是因为她没有黛玉那样悲惨的身世，一家人都环绕在她身边，但更多的是因为她安分随时、知足常乐，对生活和人生都有积极的理解，并没有超越现实的希望和追求。因而宝钗在贾府这样的环境中，并不像黛玉那样格格不入、处处受困，反而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上至贾母下至丫鬟，她似乎都能轻松自若地搞定，连赵姨娘这样多事的人对她都有好感。
父母双亡的家庭变故与寄人篱下的人生经历，造就了黛玉“喜散不喜聚”的孤僻性格。在贾府中生活的十多年里，虽然周围也聚集了不少姑娘、丫鬟和婆子，还有给她带来爱情的知己宝玉，但总体上来说，黛玉的心灵仍然是孤独寂寞的。这种特殊的生活环境，在让她精神上遗世孑立、鹤立鸡群的同时，也给她带来了无尽的感伤和凄凉，强化了她清高自许、目下无尘的个性。与具有极好人缘的宝钗相比，黛玉的朋友是很少的，由于少有可供交流倾心的朋友，她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封闭状态。在她丰富、复杂的性格中，最突出的便是所谓的“小性儿”，比如敏感多疑、遇事挑剔、说话尖酸等。她像一只受惊的小兔子，总是敏感地注视着四周，唯恐别人对她产生歧视和轻蔑，因而时不时用尖酸、刻薄的语言，回击别人有意无意的伤害。一方面，强烈的自尊心让她对外界十分敏感，比如她对周瑞家的送宫花的质疑，便是对是否被平等对待的强烈的反映。她愤世嫉俗，不愿随波逐流，有着太多的自尊，但她的自尊却常常受到伤害。于是她骂过园中的老妈子，嗔怪过湘云，讥刺过宝钗，更多的是拿宝玉出气。而另一方面，她的“小性儿”又表现出一些高贵的品质，比如她与宝玉之间发生的那些矛盾，乍一看似乎有些无理取闹，仔细揣摩又发现，这恰恰反映出她对爱情的专一。
黛玉追求个性的自由和诗意的人生，从而使她也具有了诗人的气质。由于性情孤僻，同时也由于追求精神的自由，她总是把自己限制在一个很小的天地里，不注意去主动适应身边的环境。她鄙视封建大家庭人际关系的虚伪、庸俗，只按照自己率真的天性立身行事，没想到过应该去在人际关系方面有所作为。因而她整日只知道以书为伴，在诗国中畅游，以诗人的浪漫情怀来对待生活，毫不遮掩自己的真情实感，没有任何城府和心机，作诗成为她最重要的生活方式。她是那样地多愁善感，当她孤身一人咀嚼着寂寥的时光时，无论是花开花落还是风雨交加，一切都会引起她丰富的联想和感悟。她又是那样地纯真可爱，当她想到落花会被污染时，她怀着悲春惜花之情，将地上的花瓣收拾进锦囊，专门葬到了花冢里。黛玉敏感、细腻的性格，使她善于观察、富于联想，她或触景生情，或沉思感怀，或读史低吟，或感叹身世，她的诗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渗透力，展示出她丰富而美丽的内心世界，动人心魄、令人唏嘘。
高洁的人格是黛玉性格的另一个特点。她不仅有蔑视封建礼教的勇气，也有鄙夷权贵的傲骨。最典型的例子是在第十六回，宝玉将北静王所赠鹡鸰香串转赠黛玉，一般人听到这东西的来历时，可能会两眼发亮，乃至受宠若惊。然而黛玉却不屑地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他。”与此相应的是，她也从不去规劝宝玉走仕途之路，与官僚交往以积累人脉资源。作者在黛玉形象的塑造上，表现出了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倾向和色彩，她的高洁与雅致、超凡与脱俗，使她成为女性之美的一种极致。
与黛玉潇洒飘逸、超尘脱俗的个性相对应，宝钗性格上最突出的特点是端庄稳重、随分安时。她受儒家思想文化浸润很深，举手投足、一笑一颦都十分符合礼教的要求，是一个标准的大家闺秀的形象。与黛玉常常率性而为相反，宝钗面对任何事都能表现出十足的理性，最初的她自然也是个活泼多情的少女，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认识的改变，理性逐渐在思想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兰言解疑癖”一回里，宝钗给黛玉讲自己从小“也是个淘气的”，“也够个人缠的”，“都怕看正经书”等等，后来经过封建礼教的严格规范，“才丢开了”那些“杂书”，同时摒弃了“杂书”给心灵带来的影响，把自己锻造成一个严守女德的封建淑女。她善于隐藏自己的内心，言谈举止总是那样从礼合节，从不显得高调、张扬，遇到伤害也从来都是忍字当头，从来不和人辩论，与人言谈也从来不逞口舌之快。
宝钗有一种积极入世的态度，身上体现着一种道义感和责任意识。她既有“达则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才干，又有“穷则独善其身”的心态和能力，进退有据而高低有时。她自幼经历了丧父的打击，寡母面对家务力不从心，而哥哥薛蟠又不成器，于是她以一个未出阁的姑娘身份，主动担负起诸多的家庭事务，成为家中的顶梁柱，也成为薛姨妈唯一的精神依靠。虽然外边的生意还轮不上她去经营，但她做事常常以家族利益为先，这样自然就需要她作出一些牺牲，甚至包括自己的婚姻。她内心其实并不满意家长包办的婚姻，但是为了家族的未来，她仍然还是顺从了命运的安排。她本来是贾府的亲戚，作为局外人和旁观者，她可以完全不参与贾府的日常事务，但她又是个有心人、热心者，对府中的一些事常常予以关注，因而她了解的情况往往比别人更多，关键时刻也会提出处理问题的建议。协助李纨、探春理家时，她考虑的问题不光是由谁来承包，还想到让那些做着最累的活却收入最少的人也得到补贴，从而让大观园的改革体现出人文关怀的色彩。
藏愚守拙、处事低调，明哲保身、与世无争，是宝钗性格中的另一个重要的特点。第八回宝玉和宝钗“比通灵”时，书中对宝钗的评价是：“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第五十五回凤姐与平儿议论家事时，王熙凤对宝钗的评价是：“不干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贾府是一个多种矛盾纵横交织的地方，王熙凤作为大管家，去向宝钗“讨教”家务方面的事，宝钗不是不懂得家务管理，而是她觉得自己不便去发表什么意见，因而最好的反应自然是回避。但是，如果贾府的事务真正需要她提出看法，她其实也是很有主张的，并非一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凤姐小产后，王夫人命宝钗与李纨、探春一起代管家务，为了辅助探春顺利推动大观园改革，并减少改革所引起的震动，宝钗前后两次发表自己的意见，一方面说明大观园改革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提出平衡各方利益的策略。可见宝钗是否开口说话，其实是根据具体情况行事，并非任何时候都摆出一副局外人的态度。
宝钗世事洞明，熟谙人情世故，同时性情豁达、待人平和，因而在贾府中具有很好的人缘，应该说她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高手。贾府是一个派系复杂、矛盾重重的大家族，这样一个地方，对于孤僻高洁的黛玉来说是一个十分险恶的环境，但对于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宝钗来说，却是她显示自己个性和本领的舞台，她能够和各方面都保持一种合宜得体的关系。与黛玉张扬外露、落落寡合的性格相比，宝钗待人和善、豁达大度，总是深深掩饰自己的喜怒哀乐，待人接物常常抱着一种不疏不亲、不远不近的态度，因而得到了贾府上下各色人等的称赞。贾母夸她是“稳重和平”；从不称赞别人的赵姨娘，也说她“又展样，又大方”，就连那些小丫头们，也喜欢和她亲近。她始终保持着儒家倡导的“温良恭俭让”的美德，从来不会给人以难堪，即使遇到黛玉的讥刺以至“找茬”，她也总是能避其锋芒而不与计较。同时，她对香菱的安慰庇护，对湘云的慷慨帮助，对岫烟的体贴入微，还有对黛玉的循循善诱，都说明她在冷艳的外表下其实有一副热心肠，也说明她十分善于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反观黛玉，恰恰在这方面存在很大的欠缺，因而给人留下了善使小性、言辞尖刻、难以亲近的印象，她无形中将自己孤立了起来。
一些研究者认为，宝钗善于察言观色、投人所好，尤其喜欢走上层路线，因而世故圆滑、虚伪阴险，等等。比如，第二十二回，贾母张罗着给宝钗过生日，“点戏时，贾母一定先叫宝钗点。宝钗推让一遍，无法，只得点了一折《西游记》。贾母自是欢喜”。“至上酒席时，贾母又命宝钗点。宝钗点了一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宝钗尊重长者、善解人意的表现，然而批评者却说她点这些戏，完全是为了拍贾母的马屁，骗取贾母对自己的好感，她自己并非就真的爱看这些戏。这样看待宝钗可真是鸡蛋里挑骨头，试想贾母领衔给宝钗过生日，作为亲戚又作为晚辈，宝钗点戏岂有不顾及贾母的感受，而径直去点自己喜欢的戏？同一回，元妃从宫里送出来一个灯谜，宝钗一看，“并无甚新奇，口中少不得称赞，只说难猜，故意寻思，其实一见就猜着了。”批评者便又认为，既然宝钗觉得“并无甚新奇”，“其实一见就猜着了”，她还要违心地“口中少不得称赞，只说难猜”，这难道不是很虚伪吗？这样的指责也实在是太离谱了，难道宝钗非要心直口快地说：“这么简单的谜语太容易猜了，贵妃的智商也实在是太低！”这样才合乎情理、不算虚伪吗？
其实，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任何人都是要生活在一个群体当中，因而能否完美地处理好人际关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修养和能力。只要将宝钗放到贾府这样一个十分复杂的环境中去考察，我们就不难看出，她的所谓明哲保身、处事精明以及很会做人等等，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责难和非议的。试想，作为寄居贾府的亲戚，如果不顾身份的局限以及处境的微妙，凡事都要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不喜欢的人就不与其打交道，非要显得个性分明，对于宝钗会有什么好处呢！黛玉恰好由于没有宝钗的这种智慧，锋芒毕露以至争强好胜，言语尖刻而树敌过多，几乎将自己变成了孤家寡人，连贾府的仆人在背后都对她颇有非议。评价宝钗不能以现代人的价值观念去衡量，也不能因为赞赏黛玉就要否定宝钗，而要充分考虑当时的社会环境。如果以封建正统标准去衡量，宝钗这样的思想性格不仅不是多大的缺点，她反而称得上是当时社会中最完美的女性。其实，宝钗的生存法则放到哪一个时代，都是有其合理性、正当性的，她选择了一套最有利于她的生存方式，赢得了贾府上上下下的称赞和接受，在人际关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去赞赏吗？
总之，黛玉自然率性地显示自己的个性，以诗人的浪漫气质面对生活，不大顾及外界对自己的评价，是一种超世俗、超功利的存在，在她身上寄托着作者对诗意人生的追求。而宝钗却是一个十分内敛的人，以智者的理性态度对待生活，举手投足都力求符合传统的礼仪规范，是一个世俗、功利境界中的典范，在她身上体现着作者对现实人生的追求。俩人都在各自所代表的女性美的类型中做到了极致，从而使她们的艺术形象获得了永恒的艺术魅力。
三、黛玉的才华横溢与宝钗的品格端方，构成了女性美的两种极致
第五回有关黛玉和宝钗的判词，分别概括地表现出俩人最突出的特点：“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作者一方面将黛玉设定为“才”的典型，另一方面又将宝钗设定为“德”的模范，俩人各领风骚、相映成趣，反映了女性美的两种极致。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封建礼教并不要求女子读书识字，具备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才能，只要求她们尊崇“三从四德”，甚至还认为“女子无才便有德”。第四十二回，宝钗给黛玉说了一段推心置腹的话，其中便有她对于读书、德行的理解：“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第六十四回，当听到宝玉表示要把姊妹们的诗写在扇面上时，宝钗便说：“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有德’，总以贞静为主，女工还是第二件。其余诗词，不过是闺中游戏，原可以会可以不会。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倒不要这些才华的名誉。”宝钗本身有诗才，并且也常常在诗社活动中写诗，但她受封建礼教浸润实在太深，认为赋诗填词“不过是闺中游戏”，因而她才会有这样一番见解。
但黛玉是一个具有叛逆性格的女子，她内心并没有宝钗恪守的那些陈腐的戒律，相反，她倒是具有与宝钗完全不同的读书观。她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还帮助香菱这样的女子去学诗。香菱与宝钗是一家人，按说求宝钗教她写诗应该没有多大问题，但宝钗是不主张女子读书学诗的，还讥讽香菱学诗是“得陇望蜀”“定要疯了”，“越发弄成个呆子了”。于是香菱只好舍近求远，去拜黛玉为师。黛玉不愧是一位好老师，她不仅不厌其烦地教香菱如何写诗，还引导她去揣摩王维、李白等大家的诗作，完全算得上是“有教无类”“诲人不倦”的人师。
由于具有杰出的艺术禀赋，又由于对人生具有诗意的追求，因而在黛玉的心目中，理想的生活绝不是宝钗所说的“针黹纺织事”，而是充分展现诗歌的才能，尽情抒发自己的性灵。因而黛玉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便是作诗，她最喜爱的活动是与姐妹们起诗社吟诗，每次赋诗应对她都是全力以赴，只有在这样的活动中她才会个性舒展、大放光彩。而且，与别人作诗常常苦思冥想、文笔生涩不同，她才华横溢、文思泉涌，艺术禀赋出类拔萃，作起诗来总是信手拈来、一挥而就，非常富有潇洒飘逸的诗人气质。她不仅会作诗，还会论诗、评诗，其感悟和见解往往要比别人高出一筹。她教香菱学诗时曾经说过：“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可见黛玉对作诗有比较深刻的理解，同时也具有相当高的鉴赏能力，她的创作水平总体上高过其他人。
黛玉同宝钗的人生观、价值观明显不同，这从她们的创作态度上便可以清楚地看出来。黛玉将写诗当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她参加诗社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大展其才，即使诗社不活动，她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写诗，作诗几乎成为她每天的功课。她把写诗当成抒发情感、宣泄苦闷的一种手段，因而她的诗词里不仅充满了真挚的感情，同时也有对人生的思考以及对命运的叩问，诗词与她的生命似乎融为一体。而宝钗只是把诗词作为生活的点缀，她平时并没有专门的创作，只在诗社活动时才按既定要求去写诗，写诗只是她融入群体的方式而已，与她的精神追求没有多大关系。
由于黛玉把作诗看为是自我价值的实现，所以她是书中写诗最积极、最勤奋的人。有研究者曾经做过统计，黛玉是书中作诗数量最多的人，共作过25首诗，256句，1659个字；同时也是采用诗歌体裁最多的人，共用了8种体裁，五绝、七绝、五律、七律、歌行、词等，在多次竞赛评比中胜出，可以说是大观园名副其实的“著名诗人”。而宝钗呢，只作过9首诗，444个字，所用体裁只有4种，数量、体裁都远远逊于黛玉。从质量上来讲，宝钗个别的作品如《螃蟹诗》，应该写得很不错，但从整体上看，还是黛玉的佳作比较多，《秋窗风雨夕》《葬花词》《桃花行》都有相当高的艺术成就。
正是由于把作诗以及诗意人生作为最重要的追求，因而黛玉从来没有追求过吃穿用度上的奢侈，却常常把在作诗竞赛中拔得头筹作为目标。第十八回，写元春省亲命姊妹们题咏，众姊妹的诗呈上去，贵妃对黛玉、宝钗的诗大加赞赏：“终是薛林二妹之作与众不同，非愚姊妹可同列者。”按说黛玉得到了表扬，也就大喜过望了，谁知她早已“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不料元春只让姑娘们每人作一首，而宝玉“独作四律”，于是“黛玉未得展其抱负，自是不快”。正郁闷时，忽然看到宝玉正在为四首诗“大费神思”，于是突发奇想，迅速代宝玉作了一首，结果又得到了元妃的赞赏。可以说，黛玉在这次活动中，以诗才不仅取得了贵妃的赞扬，同时也得到了自我肯定。
黛玉具有出类拔萃的诗才，但在传统与习俗所要求的那些方面有较大欠缺，势必为封建礼教以及贾府的家长们所不容。但《红楼梦》的作者无疑是肯定和赞美黛玉的才气的，认为这也是他心中女性美的一种极致，所以才会将以“才”著称的黛玉，与以“德”显耀的宝钗并列设计为女性美的代表。
宝钗虽然也很有诗才，并且才气与黛玉不相上下，但宝钗信奉的是“女子无才便有德”的古训，因而她把“德”作为人生最大的追求。黛玉和宝钗都算得上是博览群书，但俩人的目的却有所不同。黛玉读书是为了满足文学艺术方面的兴趣，寻找精神上的寄托，于是她醉心于《西厢记》《牡丹亭》这样浪漫的传奇故事。宝钗虽然是大观园女子中最有学问的一位，但她读书时严格遵守礼教的约束，对读书、写诗抱着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不像黛玉读书是为了陶冶性情，满足精神上的追求和愉悦。第四回写道：“当日有他父亲在日，酷爱此女，令其读书识字，较之乃兄竟高过十倍。自父亲死后，见哥哥不能依贴母怀，他便不以书字为事，只留心针黹家计等事，好为母亲分忧解劳。”她之所以博学多才，并非是由于刻苦读书，而是因为自小天分很高，不经意间就掌握了那么多的知识和学问。她后来之所以不再以读书为要，“只留心针黹家计等事”，除了“好为母亲分忧解劳”的实际考虑之外，其实也是自觉地践行礼教的规定，将立“德”当成了人生最高的目标。
按照儒家的观点，“德”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很多时候，人们把“德”看得比“才”更重要，甚至还认为，一个人宁可无“才”，但千万不能无“德”。有了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宝钗轻“才”重“德”，将“德”当作自己人生最大的追求，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因而在大观园诸闺阁中，她由于知书识礼、时时谦让，为人和善、举止得体，特别是善于替人着想、帮人解困，因而便十分招人怜爱，是贾府中最受到人们普遍欢迎的人。由于将践行传统美德作为人生的方向，她也就在物质生活方面没有过高的欲望，一心追求清心寡欲、质朴恬淡的生活情趣。按说出身于富商之家，有条件穿金戴银或讲究享受，但她却不仅常常穿着半旧的衣服，而且住的房子也是“雪洞一般，一色的玩器全无……衾褥也十分朴素”，其素朴节俭的心迹可见一斑。
宝钗的“德”表现在多个方面，儒家倡导的“温良恭俭让”这五种传统美德，应该说宝钗都能占得住，并且在她身上均有十分突出的表现，这里只就“孝”的方面略作评述。大观园的姑娘们，大多数都是不参与家务的，黛玉专注于作诗和谈恋爱，迎春几乎什么心也不操，探春虽然临时管过家，湘云也还要做许多针线活，但是以上数人所做的工作或肩负的责任，加起来也没有宝钗所承担的多。宝钗父亲早逝，哥哥又不成器，于是家里的大事、难事都要靠母亲张罗，但薛姨妈又缺乏统筹的能力，因而作为女儿的宝钗，在帮助母亲料理家务方面，比作为男儿的哥哥还要强。但宝钗对母亲的“孝”，不仅仅体现在为薛姨妈分忧解愁，还突出体现在对待自己的婚姻这一事上。一些评论家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批评宝钗不像黛玉那样敢于追求爱情和婚姻的自由，孰不知，黛玉这样的女子在当时是作为叛逆者的面目出现的，而大多数人尤其是封建大家庭中的贵族女子，普遍的做法都是顺应“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因而宝钗虽然内心对母亲安排的婚姻并不满意，但是她从封建孝道观念出发，却完全接受了命运的安排，我们尽可以批评宝钗甘做封建礼教的牺牲品，但她在“孝”的问题上却是无可挑剔的。
不仅如此，她的“孝”还体现在对待宝玉出家一事上。宝玉的出家，实质上是对宝钗的抛弃，这件事对于宝钗的打击应该是空前绝后的，所以，这件事如果摊到其他人头上，必定是痛彻心扉、无法接受。但第一二〇回写道：“那日薛姨妈并未回家，因恐宝钗痛哭，所以在宝钗房中解劝。那宝钗却是极明理……更将大道理的话告诉他母亲了。薛姨妈心里反倒安了，便到王夫人那里先把宝钗的话说了。”宝钗的感人之处，不在于她能从痛苦中解脱出来，而在于她悲伤的时候，还同时想到了母亲以及其他相关的人。本来需要被安慰、被劝解的人是她，不想她却反过来安慰、劝解母亲，可见宝钗是多么一个识大体、明事理的人，实在可以堪称“孝”的典范！
就是这样一个颇通人情世故的大家闺秀，待人接物无不符合大家的心意，任何事情都处理得有条有理，有时宁可受点委屈也要把事情考虑周全，上至贾母、下至丫鬟都能交口称赞，这样的女子难道不是世所罕见吗？因而作者将她塑造成一个与黛玉相映成趣的人物，同样值得读者为之倾倒。宝钗不仅严格地遵从了封建礼教的道德规范，非常符合世俗礼仪的客观需要，同时也完美地体现了传统社会对女性的审美要求，因而她才能够成为女性美的另一种极致，与黛玉并蒂花开、各领风骚。
常常被一些研究者用来指责宝钗德行上有很大缺陷的事例，主要有下列两件。
第一件是第二十七回，宝钗在滴翠亭，无意间听到小红与坠儿关于贾芸的私房话之后，喊出了黛玉的外号。
且说宝钗、迎春、探春、惜春、李纨、凤姐等并巧姐、大姐，香菱与众丫鬟们在园内玩耍，独不见林黛玉。迎春因说道：“林妹妹怎么不见？好个懒丫头！这会子还睡觉不成？”宝钗道：“你们等着，我去闹了他来。”说着便丢下了众人，一直往潇湘馆来。正走着，只见文官等十二个女孩子也来了，上来问了好，说了一回闲话。宝钗回身指道：“他们都在那里呢，你们找他们去罢。我叫林姑娘去就来。”说着便逶迤往潇湘馆来。
忽然抬头见宝玉进去了，宝钗便站住低头想了想：宝玉和林黛玉是从小儿一处长大，他兄妹间多有不避嫌疑之处，嘲笑喜怒无常，况且林黛玉素习猜忌，好弄小性儿的。此刻自己也跟了进去，一则宝玉不便，二则黛玉嫌疑。罢了，倒是回来的妙。想毕抽身回来。
刚要寻别的姊妹去，忽见前面一双玉色蝴蝶，大如团扇，一上一下迎风翩跹，十分有趣。宝钗意欲扑了来玩耍，遂向袖中取出扇子来，向草地下来扑……一直跟到池中滴翠亭上……
宝钗在亭外听见说话，便煞住脚往里细听，只听说道……又听说道：“嗳呀！咱们只顾说话，看有人来悄悄在外头听见。不如把这槅子都推开了，便是有人见咱们在这里，他们只当我们说顽话呢。若走到跟前，咱们也看的见，就别说了。”
宝钗在外面听见这话，心中吃惊，想道：“怪道从古至今那些奸淫狗盗的人，心机都不错。这一开了，见我在这里，他们岂不臊了。况才说话的语音，大似宝玉房里的红儿的言语。他素昔眼空心大，是个头等刁钻古怪东西。今儿我听了他的短儿，一时人急造反，狗急跳墙，不但生事，而且我还没趣。如今便赶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犹未想完，只听“咯吱”一声，宝钗便故意放重了脚步，笑着叫道：“颦儿，我看你往那里藏！”一面说，一面故意往前赶。
那亭内的红玉坠儿刚一推窗，只听宝钗如此说着往前赶，两个人都唬怔了。宝钗反向他二人笑道：“你们把林姑娘藏在那里了？”坠儿道：“何曾见林姑娘了。”宝钗道：“我才在河那边看着林姑娘在这里蹲着弄水儿的。我要悄悄的唬他一跳，还没有走到跟前，他倒看见我了，朝东一绕就不见了。别是藏在这里头了。”一面说一面故意进去寻了一寻，抽身就走，口内说道：“一定是又钻在山子洞里去了。遇见蛇，咬一口也罢了。”一面说一面走，心中又好笑：这件事算遮过去了，不知他二人是怎样。
不少红学家认为，宝钗在此陷害黛玉，反映出她阴险奸诈、包藏祸心。比如，李希凡先生认为，宝钗“明知觉察了别人的隐私，会招人嫉恨，不啻‘惹祸上身’，却用‘金蝉脱壳’之计嫁‘祸’给了林黛玉。像她这等平时心思细密、行为稳妥之人，总是难逃损人利己之嫌吧！而且，果然惹得小红犯了疑忌，宝姑娘却因施了这急中生智的巧计，洋洋自得地‘一面说一面走，心中只好笑：这件事算遮过去了。’”马瑞芳先生大致也是持这种看法，她在《马瑞芳趣话〈红楼梦〉》一书中说，当小红、坠儿发现谈话被人听到时，宝钗“本能地选择林黛玉做替罪羊”，“薛宝钗下意识中，对林黛玉有对立情绪，需要伤害什么人时，林黛玉成了首选。”
宝钗究竟是不是嫁祸于人呢？我们还是从文本出发作以分析。宝钗为什么会在滴翠亭听到小红与坠儿的谈话？原来她是与姊妹们在园中玩耍，发现其中少了黛玉，于是自告奋勇地去找黛玉，半道上看到宝玉进了潇湘馆，她觉得不方便而退回来，又让两只大如团扇的蝴蝶给引到滴翠亭的。当时小红和坠儿在亭子里说话，她无意中听到她们说的是男女交往的事，“心中吃惊”，想着如此隐秘的事自然是不能让人知道的。如果小红知道自己的秘密泄露了，“一时人急造反，狗急跳墙，不但生事，而且我还没趣”，于是那一瞬间宝钗能想到的，便是立即“金蝉脱壳”。于是她嘴里喊着黛玉的外号，装作与黛玉捉迷藏的样子，为了装得像一些，还故意到亭子里看了看。宝钗之前就是来找黛玉去玩的，所以她在此喊出黛玉的外号，是再也自然不过的事，喊别人的名字反而与情理相悖。她是一个恪守封建道德的人，岂有随意陷害别人之意，况且当时情况十分突然，如何能容她去精心谋划害人之事。再说了，这事也怨不得宝钗，她是无意中听到的，发现自己听了不该听的悄悄话之后，采用“金蝉脱壳”的计策，不过是为了避免双方的尴尬，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第二件是第三十二回，金钏投井自尽后，宝钗对王夫人的一番劝慰。
一句话未了，忽见一个老婆子忙忙走来，说道：“这是那里说起！金钏儿姑娘好好的投井死了！”……宝钗听见这话，忙向王夫人处来道安慰。这里袭人回去。不提。
却说宝钗来至王夫人处，只见鸦雀无闻，独有王夫人在里间房内坐着垂泪。宝钗便不好提这事，只得一旁坐了。王夫人便问：“你从那里来？”宝钗道：“从园里来。”王夫人道：“你从园里来，可见你宝兄弟？”宝钗道：“才倒看见了。他穿了衣服出去了，不知那里去。”
王夫人点头哭道：“你可知道一桩奇事？金钏儿忽然投井死了！”宝钗见说，道：“怎么好好的投井？这也奇了。”王夫人道：“原是前儿他把我一件东西弄坏了，我一时生气，打了他几下，撵了他下去。我只说气他两天，还叫他上来，谁知他这么气性大，就投井死了。岂不是我的罪过。”宝钗叹道：“姨娘是慈善人，固然这么想。据我看来，他并不是赌气投井。多半他下去住着，或是在井跟前憨顽，失了脚掉下去的。他在上头拘束惯了，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处去顽顽逛逛，岂有这样大气的理！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
王夫人点头叹道：“这话虽然如此说，到底我心不安。”宝钗叹道：“姨娘也不必念念于兹，十分过不去，不过多赏他几两银子发送他，也就尽主仆之情了。”王夫人道：“刚才我赏了他娘五十两银子，原要还把你妹妹们的新衣服拿两套给他妆裹。谁知凤丫头说可巧都没什么新做的衣服，只有你林妹妹作生日的两套。我想你林妹妹那个孩子素日是个有心的，况且他也三灾八难的，既说了给他过生日，这会子又给人妆裹去，岂不忌讳。因为这么样，我现叫裁缝赶两套给他。要是别的丫头，赏他几两银子就完了，只是金钏儿虽然是个丫头，素日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儿也差不多。”口里说着，不觉泪下。宝钗忙道：“姨娘这会子又何用叫裁缝赶去，我前儿倒做了两套，拿来给他岂不省事。况且他活着的时候也穿过我的旧衣服，身量又相对。”王夫人道：“虽然这样，难道你不忌讳？”宝钗笑道：“姨娘放心，我从来不计较这些。”一面说，一面起身就走。王夫人忙叫了两个人来跟宝姑娘去。
一时宝钗取了衣服回来，只见宝玉在王夫人旁边坐着垂泪。王夫人正才说他，因宝钗来了，却掩了口不说了。宝钗见此光景，察言观色，早知觉了八分，于是将衣服交割明白。
不少研究者认为，宝钗安慰王夫人的话，反映出她对小丫鬟的生命十分漠视，明明是王夫人害死了金钏，她还为其所犯的罪责掩饰，可见宝钗是多么冷酷无情。
其实，我们从文本出发，心平气和地分析一下，便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宝钗去劝解王夫人，她当时是并不知道金钏的真实死因的，当她询问金钏投井的原因时，王夫人的回答是：“他把我一件东西弄坏了，我一时生气，打了他几下，撵了他下去”。王夫人的话究竟是真是假，宝钗自然是不能去怀疑的，她来王夫人处的目的不是判案子，也不是要为金钏主持公道，而是为了安慰姨娘，减轻她对自己的自责。所以她才会以推测的口气说，金钏大约是自己“失了脚掉下去的”。但这段话不仅仅是安慰王夫人，同时也表明了宝钗对金钏投井一事的看法。想想看，金钏投井难道只是王夫人的过错吗？金钏自己是不是也有一份责任呢？就算王夫人无情无义，决心要撵金钏出去，金钏也不应该以死来做最后的抗争啊！宝钗评价金钏是个“糊涂人”，也并没有全说错。宝钗是否真的就对金钏冷酷无情呢？也不是。她对王夫人所说的“不过多赏他几两银子发送他”，不但不应该看为是对死者的漠视，反而可以理解为，她其实是在为金钏争取利益。人死不可复活，宝钗唯一能给金钏的一点补救，也只能是建议王夫人多给点丧葬费。后面王夫人提出想给金钏做妆裹衣服，但没有现成的，宝钗不怕忌讳，主动拿出自己的两件新衣服，这说明她对金钏还是给予了一定的同情。
总之，如果要在《红楼梦》众多的人物当中评出一名道德模范，那这份殊荣肯定非宝钗莫属，还有谁能在待人接物方面比她做得更好呢！周汝昌先生在其著作《红楼夺目红》中这样评价宝钗：“她为人处世，样样令人钦服，和平厚道，大方正派，关爱别人，体贴尊长，还加上学识过人，才貌兼美。综而计之，大观园中，难以伦比。”“她善于做人，处事讨人喜欢，博人好评。她喜欢‘规劝’别人，怜惜别人。她机警，避嫌自保，她不怨天尤人，没有什么牢骚恼恨。……世上这样的人不多。焉能再作苛求，更责其‘备’？”不光贾府中的人们普遍认为她是一个完美的人，《红楼梦》的作者自然也是将她作为一种女性美的代表来全力塑造的，她的“德”之美与黛玉的“才”之美，交相辉映，构成《红楼梦》一书中青春女性之美的两种极致。当然，说宝钗在“德”的方面十分突出耀眼，也只是相对其他人而言的，并不意味着她的所有言行就都符合“德”的规范，在任何方面都无可挑剔，她其实也是有不少缺点的，只不过我们不必对她求全责备。
四、黛玉的自由恋爱与宝钗的现实婚姻，反映出女性美的两种极致
封建礼教最大的罪恶在于它扼杀基本的人性，其在对待男女关系方面的荒唐之处在于，它能够容许龌龊的奸情存在，却不容许有纯洁的爱情存在，这可以从《红楼梦》中好几个事件得到印证。
第四十四回，贾母领衔给王熙凤过生日，贾琏却趁机与鲍二家的在家里偷情，被凤姐当场捉奸。贾琏在与王熙凤的吵闹中被激怒，一时性起，拿剑追杀凤姐，凤姐便跑到贾母处告状。谁料贾母喝退贾琏后，却笑着如此安慰王熙凤：“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儿似的，那里保得住不这么着。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的。都是我的不是，他多吃了两口酒，又吃起醋来。”贾琏与仆人媳妇乱搞，明明是伤风败俗、丢人现眼的事，王熙凤吃醋大闹也在情理之中，但贾母却不认为这是多大的事，等于是在纵容这类丑事大行其道。类似的事，还有贾琏之父贾赦，一把年纪了仍色心不死，竟然兴师动众地威逼鸳鸯做小妾，更令人料想不到的是，其妻邢夫人居然还为此奔走呼号。贾母虽然对贾赦的荒唐行为十分不满，但并非是因为他胡子白了还纳妾，而是由于动了自己的奶酪。只要贾赦不朝自己身边最得力的丫鬟鸳鸯下手，贾母还是允许贾赦纳妾的，并且许诺自己可以出资为儿子买妾。从以上事件看出，贾府主子视偷情、纳妾为正常，即使像王熙凤这样厉害的女人，在封建礼教和伦理规范面前，都无法完全阻止丈夫的行为。
贾母容许子孙偷情与纵欲的行为，却明确反对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第五十四回贾府过元宵节，贾母听女先儿介绍了《凤求鸾》的梗概，便言辞犀利地指出才子佳人传奇话本的“缺陷”：“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把人家女儿说的那样坏，还说是佳人，编的连影儿也没有了。……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个绝代佳人。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礼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儿是佳人？”许多红学家都曾经指出，贾母在此煞有介事地拿“佳人”说事，无疑是对黛玉进行旁敲侧击，也等于是表明了自己对宝黛爱情的态度。黛玉与宝玉恋爱，这在贾府中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事情，但就因为它不符合封建礼法和家庭伦理，因而包括贾母在内的贾府长辈们，谁也没有公开表示过支持，甚至有意对其视而不见。也许就是因为黛玉违反了礼教的原则，因而，她几乎没有得到过任何一位长辈的肯定和表扬，相反，贾母倒是反复地表示过对宝钗的喜爱：“千真万真，从我们家四个女孩儿算起，全不如宝丫头。”这其实也不奇怪，贾母毕竟是封建大家庭的老祖宗，她必然要维护封建礼教在家庭中的地位，不可能公开支持黛玉的叛逆行为。
《红楼梦》的作者从他先进的妇女观、爱情观出发，应该是肯定和赞赏追求自由精神的，因而他构思和设计了黛玉这样一个封建大家庭中的“另类”，以饱含深情与浓墨重彩的笔调，描绘了黛玉和宝玉爱情产生、发展的全过程。众所周知，黛玉寄身贾府，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大概也就是两项，一件是苦心经营她与宝玉的爱情，另一件是用诗歌抒发自己的心情。她应该是把维系与宝玉的爱情，当作一项心灵的事业来做，与宝玉的爱情是她的生命之源，也是她活着的全部意义。所以，可以说黛玉是在用她的全部生命，在大胆地追求这一份真挚的爱情，她明知道这与封建礼教的观念相互冲突，也是与贾府家长们的要求不相符合的，但她仍然以巨大的勇气冲破世俗的藩篱，义无反顾地演绎了一出石破天惊的爱情大戏，比《西厢记》《牡丹亭》更加具有动人的魅力。
为了说明追求爱情是人性自由的一种必然，作者以无与伦比的艺术匠心，将黛玉的前世设计为神话世界中的绛珠仙草，而她跟随宝玉下凡，是因为她要用眼泪偿还他浇灌的甘露，这样的一个故事带有某种宿命的意味。也就是说，宝黛的“木石前盟”是命中注定，无论贾府中的环境有多恶劣，黛玉都要追求她与宝玉的爱情，这是她从仙界来到人间的神圣使命。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构思和设计，它以木石自然存在的原始意象，象征宝黛爱情的至纯至真至圣，它代表人性的自由和爱情的浪漫，表现出追求爱情的自由是人性的自然属性。同时，它也揭示出黛玉就是为情而生的，她秉持爱情至上的观念，把追求纯洁的爱情作为她人生的最高理想，爱情之外的一切对于她都是无足轻重。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女子一般都是没有恋爱自由的，她们婚前的一切都由父母决定，婚后的一切又都由夫婿乃至儿子决定。《红楼梦》的作者无疑是不满意这种现状的，于是便构思和塑造了敢于追求自由爱情的女子形象出来，以表达自己对理想中女性之美的理解和主张。于是，一心追求自由的恋爱与婚姻，便成为黛玉这个艺术形象最为光彩夺目的一个特点，也使她的形象具有更加深刻而广阔的思想内涵。从书中的实际描写以及她的突出表现来看，黛玉比崔莺莺、杜丽娘这些形象的可贵之处，在于她追求的不光是个人恋爱与婚姻的自由，更重要的是个性的自由与人格的平等，用她自己的话说：“我为的是我的心！”因而，她反抗的不仅仅是封建礼教与婚姻制度，而是贾府那个污浊的家庭以及背后黑暗的社会，这便使她的形象更加显示出更为丰富的社会意义。黛玉的可贵之处在于她追求完美的爱情，绝不肯为了理想向封建婚姻制度低头，这自然是她的形象最耀眼的地方。但黛玉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她忽视了婚姻的现实意义，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她都不具备成为贾家媳妇的基本条件。因而可以说，即使没有宝钗的存在，她也不可能达成与宝玉的婚姻，这是不由她、也不由宝玉的意志所决定的。
宝黛爱情不仅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同时也是书中写得最为扣人心弦、精彩绝伦的一段故事，假设没有这样一篇大文章，《红楼梦》的艺术魅力可能会减去一大半。黛玉对宝玉的爱情，不像张生和崔莺莺那样是在萍水相逢中产生的，而是从耳鬓厮磨、两小无猜之中发展起来的，因而她对宝玉的爱深沉执着、始终如一，渗透着她对人生以及生命的理解。她为情而生，又为情而死，其凄婉的过程以及悲剧的结局，令人为之扼腕叹息，乃至洒一掬同情之泪。与同时代其他描写爱情的小说或戏曲相比，宝黛爱情不仅建立在真挚的感情基础上，而且同时也建立在共同的思想基础上，因而他们的爱情不夹杂家庭、社会以及功利的因素，而是人世间最纯真、最美好的爱情。即使是这样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假设没有黛玉这样一个空前绝后的艺术形象，这样一个爱情故事的魅力大概又会减去一半。
与黛玉相对应的宝钗，她是严格按照封建礼教行事的标准的淑女形象。在她的意识中，应该是有婚姻这样一个概念，但是并没有爱情这个概念。作者将她与宝黛放进“三角恋爱”的纠葛中去写，并且还设计了一个“木石前盟”与“金玉姻缘”的竞争关系，使人物之间的关系纵横交叉、复杂无比，情节波澜起伏而富有阅读的张力，这都无形中增添了小说的艺术魅力。但是，从头至尾，读者看到的都是黛玉和宝玉在谈恋爱，而宝钗在很大程度上置身事外，扮演的几乎完全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也就是说，所谓“三角恋爱”的说法并不确切，从头至尾，相互恋爱的只是黛玉和宝玉，宝玉与宝钗之间并没有出现爱情。黛玉、宝玉、宝钗三者之间确切的关系是，黛玉同宝玉之间发生了恋爱，但是并没有进入婚姻；而宝钗与宝玉之间产生了婚姻，俩人却并没有恋爱。
长期以来，红学家们在论及宝钗与宝玉之间的关系时，一直存在一个很大的误区，那就是，将宝钗与宝玉之间的婚姻，与他们之间是否存在爱情混为一谈，乃至还有研究者认为，宝钗与宝玉之间也是存在着爱情的。男女双方感情互动才有可能发生爱情，一方作出表示而另一方没有回应，就不能说是产生了爱情，只能算为单相思或一厢情愿。宝玉对宝钗可能曾有过一丝爱慕之情，但更多的则是喜欢和尊敬，他深深地爱着黛玉众所周知，但说他同时也爱着宝钗，或者说他也同宝钗进入了恋爱状态，显然从书中找不到任何令人信服的例证。相反，第三十六回写他在午睡时，宝钗正好坐在旁边给他缝制肚兜，他却在睡梦中喊道：“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这几乎等于宝玉向宝钗明确宣示，他所爱的人是林黛玉，绝不会是她薛宝钗！
宝玉对宝钗态度如此，宝钗对宝玉的感情又如何呢？认为宝钗在深爱着宝玉的研究者们，往往会找出这样几个例子：一个是在第三十四回，宝玉挨打在床上躺着，第一个前去探病的就是宝钗，“只见宝钗手里托着一丸药走进来”，吩咐袭人如何用药之后，“宝钗见他睁开眼说话，不像先时，心中也宽慰了好些，便点头叹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疼。’刚说了半句又忙咽住，自悔说的话急了，不觉的就红了脸，低下头来。”请大家注意，为什么第一个去看宝玉的人，不是最伤心的黛玉而是宝钗呢？因为黛玉虽然与宝玉在恋爱着，但她不得不顾及她急切去探望宝玉而产生的负面影响。而宝钗并没有同宝玉谈恋爱，所以她用不着遮遮掩掩，而是坦坦荡荡、大大方方地来了。再看她所说的话中有“心疼”二字，一些研究者便认为这是宝钗对宝玉怀有爱情的证据，且看这句话前面老太太、太太也是一样“心疼”便知，这不过是关系亲近的人所使用的恰当的词语，并不能换算为“爱情”二字。
另外，宝钗如果真的要表达柔情蜜意，还会当着袭人等丫鬟的面说吗？“说的话急了”，会给人造成她与宝玉关系不一般的印象，因而她才会有些脸红。再看宝玉对宝钗的话有何反应：“宝玉听得这话如此亲切稠密，竟大有深意，忽见他又咽住不往下说，红了脸，……不觉心中大畅，将疼痛早丢在九霄云外，心中自思：‘我不过挨了几下打，他们一个个就有这些怜惜悲感之态露出，令人可玩可观，可怜可敬。假若我一时竟遭殃横死，他们还不知是何等悲感呢！既是他们这样，我便一时死了，得他们如此，一生事业纵然尽付东流，亦无足叹惜……’”从宝玉反复用“他们”而不用“他”来看，原来他也并没有把宝钗的话当成恋人的情话，而只是欣慰宝钗同其他女孩子一样看重他，所以他才“心中大畅”。
另一个被研究者们常常津津乐道的例子，便是前边提到的宝钗给宝玉刺肚兜的那个情节。宝钗为何此刻到怡红院来呢？书中明确地交代说“意欲寻宝玉谈讲以解午倦”，原来并非为同宝玉谈恋爱而来。她为什么会给宝玉刺肚兜呢？“原来是个白绫红里的兜肚，上面扎着鸳鸯戏莲的花样，红莲绿叶，五色鸳鸯”，“那活计实在可爱”，让宝钗发出惊讶之声：“嗳哟，好鲜亮活计！”宝钗是个素来重视女红的姑娘，一方面她被袭人精美的针线活所打动，另一方面也禁不住袭人的请求，于是她“不由的拿起针来，替他代刺”，其中含有与袭人比一比手艺的意味。过程就这样简单，实在看不出，宝钗是因为爱慕宝玉才去刺那肚兜的。贾府的姑娘们一般都是很重视针线活的，而袭人大概是针线活的高手，因而常常引起其他姑娘的观摩。
类似的一个场景在第二十四回，当时宝玉从黛玉处回来，看到“鸳鸯歪在床上看袭人的针线呢”，“见鸳鸯穿着水红绫子袄儿，青缎子背心，束着白绉绸汗巾儿，脸向那边低着头看针线，脖子上戴着花领子。宝玉便把脸凑在他脖项上，闻那香油气，不住用手摩挲，其白腻不在袭人之下”。鸳鸯欣赏袭人的针线活，不能说她就对宝玉有什么意思；而宝玉纠缠鸳鸯，也不能说他就喜欢上鸳鸯了。他看到鸳鸯的脖子“其白腻不在袭人之下”，与他看到宝钗“雪白一段酥臂，不觉动了羡慕之心”，都是对美少女的欣赏而已，并没有性爱的成分在其中。所以他暗自思忖：“这个膀子要长在林妹妹身上，或者还得摸一摸，偏生长在他身上。”这样的心理独白，正好证明了他还是能够分得清恋爱对象的，并非对谁都滥情。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宝钗对宝玉并没有产生爱情，有关她暗中喜欢宝玉的说法，只是一些研究者的凭空臆想而已。她与宝玉后来进入了婚姻，但这只是她顺从母亲的安排而已，并不是她费尽心机争取来的。婚姻与爱情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毕竟不是一回事，如同爱情不一定导致婚姻一样，婚姻也未必就是爱情的结果。正是由于宝钗对宝玉并不存在爱情，本身也没有主动去追求这场婚姻，所以她才在贾府能够泰然处之，也才能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来面对宝玉和黛玉的感情纠葛，甚至有时候还会当着别人的面开宝玉和黛玉的玩笑。因而，在所谓“木石前盟”与“金玉姻缘”的竞争中，宝钗几乎完全置身事外，总是平心静气地看待着宝黛爱情的发展，更无所谓与黛玉展开竞争的情况。
“金玉姻缘”与“木石前盟”之争，是被一些红学家炒作得沸沸扬扬的一桩公案。不少人认为，这是薛家精心炮制的一个巨大的阴谋，意在为宝钗获得宝二奶奶的位子大造舆论。这里先不说“金玉姻缘”到底是不是阴谋，只说它究竟与宝钗有没有直接的关系。书中写到“金玉姻缘”来历的情节大致有两处，我们分别简要地作以分析，看看是否真正反映了宝钗的心事。
第八回写道，宝玉去梨香院串门，宝钗提出要看他脖子上的通灵玉，并且还看到上面有两句话，便不自觉地念了两遍：“莫失莫忘，仙寿恒昌。”旁边宝钗的丫鬟莺儿听出了玄机，便笑着说：“我听这两句话，倒像和姑娘的项圈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宝玉听了，缠着宝钗要看她项圈上的字，于是便看到了两句话：“不离不弃，芳龄永继。”莺儿在一旁介绍说：“是个癞头和尚送的，他说必须錾在金器上……”。阴谋论者认为，这完全是由宝钗蓄意导演的一场戏，为了让宝玉感觉到“金玉姻缘”乃是天意，她不露痕迹地使用了欲擒故纵的手段，中间又有贴身丫头莺儿敲边鼓，从而引得宝玉也要看宝钗的金锁，看后果然觉得是“一对儿”。
但事实是否真如阴谋论者所说的这样呢？我们不妨再从文本出发分析一下。宝玉的通灵玉由于来历具有传奇色彩，因而书中多次写到贾府之外的人，第一次与宝玉相见时都会产生好奇。而宝钗提出要看玉，与之后宝玉提出也要看宝钗的金锁，都是出于好奇心，这与其他人想看宝玉的玉出发点应该一样。宝钗发现玉上面的两句话，似乎有些意味，便情不自禁地念了两遍。当莺儿指出两者之间有联系，激发了宝玉的好奇心时，宝钗一边连忙掩饰说“没有什么字”，一边又轻描淡写地说，不过是“两句吉利话儿”而已。但人的好奇心往往是难以抑制的，因而宝玉仍然坚持要看，结果他像宝钗那样也念了两遍，自己最后得出与莺儿一样的结论：“姐姐这八个字倒真与我的是一对。”如果宝钗念了两遍是耍心眼，那宝玉念了两遍作何解释？如果宝玉的结论是莺儿引导下得出的，是否意味着宝玉的智商也太低了？
第二十八回写道，端午节元春赏赐节礼，让宝玉十分疑惑的是，自己所得的物品竟然和宝钗一样。宝玉担心黛玉起疑，便让小丫头把东西送过去，让黛玉挑选喜欢的留用，但黛玉并没有按他的意思做。于是宝玉和黛玉在园中相遇时，宝玉便问起黛玉这件事。黛玉的回答是：“我没这么大福禁受，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什么玉的，我们不过是草木之人！”可见黛玉对“金玉姻缘”的传言十分在意。宝玉一听，便起誓说：“除了别人说什么金什么玉，我心里要有这个想头，天诛地灭，万世不得人身！”这是宝玉明确向黛玉表明态度，自己对“金玉姻缘”是绝不认可的。俩人正说着话时，宝钗远远地过来了，“宝钗分明看见，只装看不见，低着头过去了”，“因往日母亲对王夫人等曾提过‘金锁是个和尚给的，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等语，所以总远着宝玉。昨儿见元春所赐的东西，独他与宝玉一样，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幸亏宝玉被一个林黛玉缠绵住了，心心念念只记挂着林黛玉，并不理论这事。”
上面这段文字大概有下列几层意思：一是宝黛之间的事，宝钗是十分明白的，她本人与宝玉没有感情交集，所以她不仅绝不介入，而且为了避嫌，还“总远着宝玉”；二是“金玉姻缘”的说法，她也是从母亲嘴里听到的，她虽然是当事人，但她本人并没有参与其中；三是对于元春所赐东西，“独他与宝玉一样”，她担心别人由此产生许多联想，将她与宝玉联系在一起，所以她“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四是十分庆幸“宝玉被一个林黛玉缠绵住了”，因而转移了他的视线，否则宝玉为此嚷起来，岂不是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她身上。总之，宝钗对宝黛爱情的态度十分清楚，那就是这一切都与自己无关。
如果按阴谋论者的观点去分析，宝钗的反应就不会是这样，而是一看到宝玉和黛玉在一起，就应该产生嫉妒和醋意；对于“金玉姻缘”就不会只听母亲说，她应该是参与制造者之一；看到元春的赏赐与宝玉一样，她合乎常理的反应应该是窃喜才对；而对于宝玉被黛玉“缠绵住了”，她也应该感到痛苦而不是庆幸。书中所写的情节与阴谋论者的看法完全相反，从头至尾只见黛玉防范着宝钗，却从未见宝钗嫉妒过黛玉，宝钗与黛玉谁在乎与宝玉的感情，不是一清二楚吗？
第三十四回写道，宝玉挨打后，宝钗听到袭人说及原因，“是薛蟠调唆了人来告宝玉的”，回家后告诉了母亲，薛姨妈向薛蟠求证，薛蟠死活不承认，于是宝钗便劝哥哥“从此以后在外头少去胡闹，少管别人的事”。薛蟠耍起疯来，扬言要找宝玉拼命，宝钗在一旁苦苦相劝，“薛蟠见宝钗说的话句句有理，难以驳正，比母亲的话反难回答，因此便要设法拿话堵回他去，就无人敢拦自己的话了，也因正在气头上，未曾想话之轻重，便说道：‘好妹妹，你不用和我闹，我早知道你的心了。从先妈和我说，你这金要拣有玉的才可正配，你留了心，见宝玉有那劳什骨子，你自然如今行动护着他。’话未说了，把个宝钗气怔了，拉着薛姨妈哭道：“妈妈你听，哥哥说的是什么话！”阴谋论者认为，薛蟠在这里无意中透露了一个阴谋，那就是薛家为了达到与贾府联姻的目的，有意制造了一个“神话”，即针对宝玉有通灵玉，相应地给宝钗也伪造了一个金锁，以便造成“金玉姻缘”乃天注定的舆论。
“金玉姻缘”究竟是否薛家炮制的阴谋呢？且不说书中找不到薛家如何制造这个阴谋的具体情节，就是薛蟠的话也仍然难以构成直接的证据。想想看，如果薛家真的炮制了“金玉姻缘”的阴谋，作为薛家主要成员的薛蟠，岂有不知或未参与之理，反而会说这事是“从先妈和我说”的？而薛蟠转述薛姨妈的话，恰好也说明了这事的确与宝钗没有关系。再看看薛蟠究竟是出于什么心态抖露出薛姨妈这句话呢？原来是薛蟠在宝钗的规劝面前理屈词穷，“要设法拿话堵回他去”，于是便故意说宝钗之所以奚落他，是为了“金玉姻缘”而护着宝玉。
以上两个情节清楚地表明，所谓“金玉姻缘”是薛家制造的阴谋完全没有事实依据，更不用说与宝钗本人有什么关系了。而一些红学家所谓宝钗为了争夺宝二奶奶的位子，与黛玉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斗争，更是无稽之谈。宝钗是一个标准的封建淑女，她严格按照封建礼教的观念行事，她既没有主动对宝玉示过爱，也更没有去和黛玉争宝二奶奶的位子。至于她与宝玉的婚姻，完全是听从家长的安排，她从内心并非同意，所以薛姨妈告诉她“我已经应承了”时，她“始则低头不语，后来便自垂泪”，“心里只怨母亲办得糊涂”。
宝钗缺乏黛玉的反叛精神，因而不像黛玉那样敢于去追求自由的恋爱，在婚姻方面完全被动地接受家长的安排，这是她造成自身悲剧的原因之一。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她孝顺长辈，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牺牲自己，行为符合当时社会的主流观念，因而她依然是封建社会最光彩夺目的女性形象。作者之所以将她构思和设计成与黛玉相对应的一个形象，在书中与黛玉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是因为她的婚姻在当时的社会更有普遍性，肯定和赞同她的人应该比认同黛玉的人更多。她应该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的形象，是为人父母心中最理想的媳妇，因而贾府家长们将她安排为宝玉的配偶，可以说是郎才女貌、门当户对、亲上加亲，符合当时社会流行的观念，应该算是最完美的婚姻，只是从我们当代人的角度去看才是荒谬的。
从“钗黛分设”的格局来看，《红楼梦》的作者并非态度鲜明地去反对封建主义，而且，他所谓的反对封建主义，也只是部分的、局部的、有分寸地去反对，并没有自觉地去做一个反封建的战士的想法。他赞颂林黛玉强烈的叛逆精神是不假，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他就一定反对封建礼教的全部，他在设计人物形象以及表达主题时，只可能以一个文学家的面目出现，而不可能以一个彻底的革命家面目出现。他应该是充分考虑了在当时的社会，封建礼教作为主流观念还在占据着主导地位，因而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就不能尽是黛玉、晴雯这些具有反叛精神的人，而更多的是宝钗、袭人这些受封建礼教影响深重的人。而且，黛玉这种个性张扬的人，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下恰好是凤毛麟角，完全属于少数派，而宝钗这种满脑子传统观念的人，却属于多数派，是当时妇女中的主流人群。于是，他构思和设计宝钗这样一个标准的封建淑女，以及以她为代表的这一个类型的人物群像，既是考虑到大众普遍的审美倾向和角色认同，同时也是作为黛玉这种类型的女性相对的一个群体而存在。
可以说，黛玉与宝钗所代表的两种女性的极致之美，在《红楼梦》作者的笔下都是极其感人、富有魅力的，两种形象并没有高低贵贱、好坏美丑之分，她们如同一个枝头上的两朵花，都是鲜活而唯美的艺术形象。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黛玉是那种敢于追求个性自由、极力冲破封建观念束缚的女性，因而她是作为一种精神意义而存在；而宝钗身上凝聚了所有传统的观念和品德，因而她是作为一种现实意义而存在。黛玉追求自由的恋爱和婚姻值得大加赞颂，宝钗听从“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也自有其合理性，她们是相互对应而不一定是相互对立。作者一方面深情地描写了黛玉的爱情悲剧，另一方面又真实地表现了宝钗的婚姻悲剧，具有理想主义的爱情被封建礼教所扼杀，表现为现实色彩的婚姻也遭到了毁灭。作者一方面赞美黛玉所代表的女性形象，另一方面也并没有因此而贬低宝钗所代表的女性形象，既“悲金”同时又“悼玉”，对黛玉和宝钗两位悲剧主人公都倾注了他的同情，因而这两种悲剧都取得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充分体现出女性美的两种极致。一些红学家忽略她们之间的相对性，刻意强调两者之间的对立性，甚至把她们之间的性格冲突夸大为你死我活的斗争，显然是陷入了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应该与作者的构思和设计以及书中的实际描写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