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红楼梦》是一部深不可测的谜书。在它所有至今无正解的谜团中，第一个最让人为之困惑的问题便是：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令人十分惊异的书？他的写作意图或者写作目的究竟是什么呢？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先生从读者感受的角度指出了《红楼梦》命意的多样性、复杂性，但并没有正面直接点明作者的写作意图，因而探讨作者的写作目的仍然是红学研究的任务之一。
其实，红学家们对于作者的写作意图也曾经作过大量的研究，得出过无数个不同的结论。比如，有的说作者曾经有过繁华与落魄的生活经历，此书通过叙述风流孽鬼们在人间享受荣华富贵的黄粱一梦，表现了他对于人生的真正的彻悟，于是劝告世人不要追求这些虚幻的东西，因为“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有的说作者胸怀“补苍天”的大愿，但现实遭遇粉碎了他的抱负和美梦，于是只好通过写小说来实现“补苍天”的理想，劝告世人和统治者不要重蹈由盛转衰的覆辙；还有人认为，曹雪芹对于家族被皇帝治罪而耿耿于怀，于是将家族的历史隐秘地记载在小说之中，其意图在于为祖上四次接驾而造成“巨额亏空”辩罪，其中自然也存在着浓厚的骂世的意味。
这些说法自然都是很有道理的，都可以在书中找到一大堆支持的论据，但所有的答案又都似乎不完全，总有一些令人感到美中不足之处，并没有绝对的说服力。本文试图根据笔者在反复阅读中得到的感悟，对作者的写作意图作一些粗浅的探讨，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我们先从作者对于写作意图的表白说起。作者在第一回凡例中“自云”道：
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馀，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袴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
以上这段文字，应该是作者对自己写作意图的一种交代。作者首先对自己背负祖恩、一事无成作了深深的自责，同时也对自己须眉不若裙钗感到格外愧悔。在作者的心目中，“当日所有之女子”，“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因而作者欲“使闺阁昭传”，使天下后世知道“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作者在此告诉读者，他要写一部赞美女儿们的书。从书中的实际描写来看，《红楼梦》确实是一曲女儿的颂歌，但同时也是一曲挽歌。作者笔下的那些美丽可爱、富有才情而又特立独行的女儿们，随着贾氏家族的衰落而一个个风流云散了，但她们留下的凄婉动人的故事却永远活在读者心头。读者可以从中真切地感受到，作者通过精心塑造一个个生动鲜活的女儿形象，彻底反叛和坚决扬弃了“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观念，表达了对女性尤其是对清纯女子的热情赞美和深情崇拜，体现了对女性自身价值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认同。正是由于作者抱有这种超尘拔俗的观念，因而，他笔下的男人几乎都很不成样子，而女人们却大多数都光彩夺目，尤其是未出嫁的少女们，无论是具备主子身份的黛玉、宝钗、探春，还是身为奴仆的晴雯、鸳鸯、袭人，一个个都是那样地才情飞扬或聪明能干，简直就是下凡到人间的天使。
既然是以写一群处于青春期的女儿们为要旨、为目的，自然就难免要写到她们的情感生活，尤其是对于爱情的向往和追求。虽然在当时的社会，一个人的婚姻一般要遵循“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陈规，但爱情如同大海的潮汐一样，总是要如期叩击年轻人的心扉的，何况比《红楼梦》还要早数百年的戏剧《西厢记》等文学作品，就已经冲破封建礼教的樊笼，而大胆地歌颂少男少女们的爱情了。这部书要把女儿们作为主要描写的对象，让爱情成为贯穿《红楼梦》故事的主线之一，也是顺理成章且合乎常情，至少一般的读者还是喜欢看这类题材的作品。于是，作者在第一回中借空空道人之口说：该书在内容上“大旨谈情”，也就是说，爱情将会是该书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其实，这也可以被看为是作者由为闺阁立传而延伸出来的另一个写作意图。书中除了主要写宝、黛、钗之间的爱情与婚姻故事之外，还写到了荣府大管家贾琏与尤二姐、世家子弟柳湘莲与尤三姐、小戏班的总管贾蔷与小旦龄官、迎春的丫鬟司棋与表兄潘又安、秦可卿的弟弟秦钟与尼姑智能儿等人的感情纠葛。当然，所谓“大旨谈情”，并不仅限于爱情，亲情、友情也是其中应有之意。事实上，《红楼梦》不光是一部与众不同的爱情小说，而是对当时的世情作了全方位的展现和透视，这方面的成就是其他同类作品难以企及的。
以上是作者通过序言明确讲出来的写作意图，归纳一下就是：《红楼梦》要为一批卓尔不群的女儿立传，同时这部书的内容是“大旨谈情”，也就是说这是一部反映青春女性及其情感生活的小说。从书中的实际描写来看也确实如此，作者应该在书中忠实地体现了自己的写作意图，这部书被看为是一部爱情小说也是很自然的。不过，《红楼梦》所写的爱情并非是流于俗套的那种爱情，而是超尘拔俗、令人耳目一新的爱情，所写的少女们也不只是徒有光鲜外表的所谓“佳人”，而是有思想、有个性、有作为的一群青春女性。
除了明确讲出来的写作意图，《红楼梦》的作者还会不会有不便于明确说出，而只能隐藏或暗含在字里行间的写作意图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所有仔细品味这部伟大作品的人，都不同程度地从中感受到作者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绝不会认为该书作者的写作意图，仅仅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平常、简单。在此我们暂且按下这个话头，看看批书人是如何解读作者的写作意图的。一般认为，以脂砚斋为代表的批书人，是作者创作的知情人或者参与者，他们应该对作者的写作意图，比其他人都更加熟悉和了解，因而他们的说法值得重视。
还是在第一回，作为主要批书人的脂砚斋，在癞头僧人评价甄士隐的女儿英莲“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一句旁边批道：
八个字屈死多少英雄？屈死多少忠臣孝子？屈死多少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词客骚人？今又被作者将此一把眼泪洒与闺阁之中，见得裙钗尚遭逢此数，况天下之男子乎？看他所写开卷之第一个女子便用此二句以订终身，则知托言寓意之旨，谁谓独寄兴于一情字耶？武侯之三分，武穆之二帝，二贤之恨，及今不尽，况今之草芥乎？家国君父有大小之殊，其理其运其数则略无差异。知运知数则必谅而叹也。
从以上评语中可以看到什么呢？我们发现脂砚斋在此借题发挥，一连用了四个“屈死”，所要表达的意思，大大地超出了英莲本身，也超出了女儿这个话题的范围。作者在序言中说得很明白，他要“使闺阁昭传”，让本书“大旨谈情”；但脂砚斋却在这里言之凿凿地指出，所谓“闺阁”“裙钗”，并非是作者的真实意图，而是有“托言寓意之旨”，不限于“一情字”。也就是说，作者表面上似乎要写一些家务事，实际上，真实意图却是要写“家国”之事，而且脂砚斋还强调说，“家”事与“国”事，“其理其运其数则略无差异”。这几乎等于说，作者所谓“使闺阁昭传”“大旨谈情”，只是一个幌子而已，以此来“托言寓意”国家，才是作者真正的写作动机。从脂批本中三千多条评语来看，批书人不时地提醒或引导读者，要透过表面上的故事或细节，体察到作者隐藏在故事背后的用意，那才是作者要说的最要紧的话。
大多数红学家都认为，由于批书人与作者关系密切，甚至于在某种程度上还参与了创作，因而他们所作的批注和点评，对于读者阅读《红楼梦》有着十分重要的引导、提示和启发作用。但是批书人在评点英莲的时候，对于作者写作意图的诠释，与前边作者的说法出现了明显的不一致。这样就给读者造成一种不小的困惑，作者真正的写作意图，究竟是欲“使闺阁昭传”，“大旨谈情”，还是另有企图呢？读者究竟是听作者的夫子自道，还是听批书人的特别解读？甲戌本凡例中说：“此书只是着意于闺中，故叙闺中之事切，略涉于外事者则简，不得谓其不均也。”“此书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笔带出，盖实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也。又不得谓其不备。”“开卷即云‘风尘怀闺秀’，则知作者本意原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并非怨世骂时之书矣。”并且还再三申明此书“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之可比”；“略一解颐，略一叹世，盖非有意讥刺仕途，实亦出人之闲文耳。”但从书中的实际描写来看，整部小说绝对不“只是着意于闺中”，“不敢干涉朝廷”，而恰恰是采用春秋笔法，从头至尾抓住一切机会大谈家国之事，乃至“伤时骂世”。因而作者越是反复表白洗刷，越让人疑窦丛生，感到“此地无银三百两”，越觉得作者在时时有意曲笔讥刺时政。但是，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你到底是相信作者的说法，还是相信批书人的看法呢？两种说法似乎都有道理，都能在书中找到充分的印证，但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或者说是真实的，最接近作者真正的想法呢？
自然，对于一部书的写作意图，读者不光是看作者怎么去说，也不全看批书人是如何去批，而是应该相信自己的心灵所感受到的。我们读《红楼梦》，明显地发现作者一开首，就定下了一个极其沉痛而忧愤的总基调，既有对自己半生潦倒的感伤，又有对难以报答祖恩师德的惆怅，还有对不如裙钗的愧悔，但更重要的，则是对家族命运无法挽回的悲叹，对鲜活生命无端逝去的悼念，对黑暗社会腐朽政治的忧愤和谴责。具体来说，小说围绕着贾氏家族由盛转衰的过程，展开了一系列与社会政治直接关联的大事件，包括薛蟠命案、秦可卿丧礼、贵妃省亲、王熙凤操纵诉讼、贾赦谋害石呆子、贾府被抄家等，在这些事件中渗透着十分丰富而深刻的社会内容。这样重大而敏感的题材，这样沉重而复杂的话题，要靠“使闺阁昭传”“大旨谈情”来包含和承载，显然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随着故事的延伸和情节的展开，也随着读者的体味和思考不断加深，整部书给我们最突出的感受，并非只是闺阁里的闲情逸致，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而是几乎所有人命运的沉浮变幻，甚至是一桩桩血淋淋的命案。我们和作者一样领受到的，是短暂欢乐之后的巨大惨痛，是被悲凉之雾笼罩的漫漫长夜，是一种梦醒之后让人无路可走的痛苦和无奈。想想看，如果《红楼梦》确实只是一部描写风花雪月的流行小说，确实不存在伤时骂世、指斥朝政的问题，作者和批书者还犯得着战战兢兢将该书藏着掖着，只能在一个十分狭小的圈子里有限地公开，而使其有三十年左右的时间以抄本的形式，尴尬地存在吗？这种极不正常的处理方式，本身就说明了其内容的高度敏感性。
分析至此，我们大体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红楼梦》的作者有可能具有一明一暗两种写作意图，明的写作意图是“使闺阁昭传”，“大旨谈情”；暗的写作意图是“托言寓意”，讥刺时政。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字狱大行其道的年代，明确地去指斥朝政不仅使书无法面世，更可怕的后果是作者连脑袋也会保不住。作者为了排遣、消解胸中的块垒，只好将自己真实的写作意图，艺术地隐藏在闺阁文字的背后，让读者从表面上嘻嘻哈哈、哭哭啼啼、打情骂俏的文字中，品读和感受出对于黑暗社会的揭露和批判。从文学写作的一般性规律来看，作者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既可能会有单一的写作意图，也可能会有多重的写作意图。多重写作意图中的每一个具体的意图，都可以单独存在，各个意图之间也未必会构成某种冲突。像《红楼梦》这样举世无双的小说，其思想内涵十分复杂，这一点决定了作者会有多重写作意图，因而无论是“大旨谈情”，还是“托言寓意”，都可以看为是作者真实的写作意图。不过，写作意图有表与实、小与大、次与主之分，《红楼梦》有一明一暗两种写作意图，自然“大旨谈情”这种明的写作意图，是表面的、微小的、次要的意图；而“托言寓意”这种暗的写作意图，则是实际的、重大的、主要的意图。
现在问题大致上清楚了，借“使闺阁昭传”“大旨谈情”这种明的写作意图，来体现和实现“托言寓意”、讥刺时政这种暗的写作意图，应该是《红楼梦》的作者真正的或最大的写作意图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