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因为属于非正常退休，金宝的退休金并不高。16岁的儿子，9岁的女儿，全都是要花钱的年龄，家里的经济状况又显得窘迫起来。
好在金宝还有一技之长——他有驾驶证。在90年代初，会开车还属于一个颇为吃香的技能，金宝很快找到了新工作，在一家职业高中当司机。
他车技不错，起初被安排给学校领导开车。工资不算高，但他很满意，跟着领导出行，总能沾光吃上一顿不错的宴席。在他之前45年的人生经历中，他从来没有见到、更没吃到那么多美食。在餐桌上，他甚至顾不上旁人微微的侧目，只兀自埋着头狼吞虎咽。在他的哲学里，“别人怎么看我有什么关系？吃到嘴里，咽到肚子里的才是自己的，不吃亏”。
不过很快，金宝就为这份贪嘴付出了代价——清汤寡水了半辈子，因为短期内过于密集地摄入高营养高蛋白的餐食，肚子消化不了，很快诱发了痛风和高血压。在之后的年月里，他几乎与美食绝缘，一旦管不住嘴，哪怕只是吃上一碗排骨汤，第二天痛风也会准时发作，令他痛不欲生。
领导出于种种考虑，不再让他做随行司机了，把他安排成了校内车队的机动司机。他倒也没太在乎：“反正痛风了我也不能吃好的了，那当不当领导的司机就无所谓了，做车队司机反而更舒服。”
一眨眼，金宝在这所职高干到了第七个年头，离他调到车队也有5年多了。
1998年年初，车队调来了一位王姓的新队长，是一位部队转业回来的团级干部。初来乍到的王队长对车队里的“老人”们都特别客气，对金宝也不例外，还时不时从自己家里带一些市面上不常见的饮料塞给金宝。这让金宝有些飘飘然：“他知道我是老资历，天天想着法子贿赂我。”
于是，金宝对王队长也不客气起来，不时摆着车队“老人”的姿态，甚至时不时想指点教训一下在他看来“什么都不懂的外行队长”。
两人的关系很快就闹僵了。待到王队长“站稳脚跟”之后，金宝就觉得“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了”。
他又开始频繁到处抱怨：“王队长是个两面三刀的小人。一个乡下人，仗着当了几年军官，就来我这里摆谱。之前还总是拿东西哄着我贿赂我，现在知道我不是正式工只是临时工，就开始狗眼看人低了。”
我让金宝回忆起王队长当年究竟是如何“欺负”他的，他想了好一阵子，举出几个例子：“他老是拿我的车去办他的私事，开着我的车去他的乡下老家，一去就是一两天，耽误我办事的时间。最糟糕的是，他用了我的油还不给我加回来。”
更多的例子，金宝已经想不起来了，他唯一记得清楚的，是“频频被穿小鞋”的愤怒感。他斩钉截铁地总结：“他最会‘见人下菜碟’，车队里其他的正式工他都不敢惹，看我是临时工，就偏偏瞧不起我，欺负人。”
金宝如今已说不清当年与王队长矛盾的引爆点究竟是哪一桩哪一件事了，他只记得自己和王队长对峙，双方都红了眼，红了脖子。没有旁观者见证的过往，真相都变得模糊，这段往事在金宝的讲述中翻来覆去演化出两个版本：时而是王队仗着自己领导的身份冷冰冰开除了金宝，时而是金宝不堪欺辱、愤而赌气梗着脖子提出“我不干了”。
但结局是一样的——金宝在52岁那年，又一次丢掉了一份待遇和福利都还算不错的工作。自那次之后，他再也没法找到一份安稳的工作了。
被辞退后，金宝在临走时留了个心眼，把自己车的钥匙偷偷拿给锁匠新配了一把之后，才把原钥匙和其它物品一起上交。
那天晚上，金宝毫无悬念地失眠了，愤怒夹杂着一丝莫名的兴奋感，控制了他的大脑。第二天天还没亮，一夜未眠的金宝就出发去到了学校。
天还是灰的，晨光还没出现，金宝摇醒了门房的黄老头，让他帮忙开门，顺手塞给黄老头一张纸条。睡得迷迷糊糊的黄老头不知是忘了金宝已被辞退，还是想给他行个方便，很爽快地起身帮金宝开了大门，却没有看一眼金宝塞给他的纸条，只随手将纸条丢到屋子角落，转身又回床上睡了。如果黄老头当时展开那张纸，他一定会感到诧异——平时三棍子打不出一句完整话的闷葫芦金宝，居然还有这样一招。
金宝在纸条上写了自己的委屈，说了自己为什么要把车开走，还写了说如果领导真心想解决问题，请去家里找他面谈。金宝准备把自己之前一直开的那辆车开走，但待他走到车前，才发现王队长早有预判，一把崭新的链条锁锁在了车轮上，这样，即使金宝带来了偷配的钥匙，也开不走那辆车了。
金宝感觉自己的血气一股脑在往上涌——他昨晚一晚上没睡，脑海里反复排练的便是学校一群领导围住他、苦苦哀求告知那辆车下落的场景。怎么可能出师未捷身先死，让计划夭折在第一步？
金宝的驴脾气上了头，他搬来一块大石头，咣咣两声，干脆利落地砸烂了链条锁，开着车扬长而去。他在身后留下了好几张和塞给黄老头手里一样的纸条——这是他昨晚熬夜誊写好的，此刻它们有的被贴在校门上，有的被糊在车窗上，有的被塞在办公室的门缝里。
和金宝设想的一样，稍后看到纸条的学校领导们，很快来到家里找他了。但金宝早就提前一步，把车藏在了玉梅单位的后院里。
在接下来艰难的谈判中，金宝把自己多年搜集到的学校的不合规行为，像手榴弹一样一发发扔出，炸得领导们有些猝不及防。领导们大概没想到，看起来憨憨的金宝，还有这么多心眼子。
最后的结果是金宝大获全胜，学校一共给了金宝4千元赔偿，金宝将汽车完璧归赵。
玉梅赞扬了丈夫的胜利，也同时提出了惋惜：“应该多要一些赔偿的，你给他们做了7年，现在4千元就把我们打发了。”
金宝没有搭理玉梅的念叨，此刻的他一直沉浸在喜悦之中。过了好一阵子，才回过神安抚妻子：“可以了。我开口4千元是合理的，我虽然是维权，但也不是胡乱狮子大张口的。我开的口，是严格按标准要的。”
这4千元在千禧年前确实不属于小数目，毕竟那时候，武汉市的职工平均月工资也不过5、6百元。
2
从职高离开之后，金宝和玉梅商量了一下，拿出家里的积蓄买了一辆小货车。他找人打听过了，建材市场的货车生意不错。当时的商家都不包送货，买了建材的人出门需要自己找司机拉货，他决定去那里碰碰运气。
和介绍人说的一样，建材市场门口对货车的需求量果然很大，金宝刚去不久，就跑得轮胎都冒烟了，收入比起在学校里当司机时多了不少，夫妻俩日日笑逐颜开。
但没过多久，金宝发现自己有点过于乐观了。
作为新人，不知是没有“拜码头”的意识，还是压根就不愿意，他从不轻易向扎堆在建材市场门口等生意的老司机们示好。他说话本就欠缺圆融，总能几句话便将对方呛得失去交谈的欲望，日子久了，就连之前不多几个对他释放过善意的司机也不再搭理他了。
金宝愈发像一座孤岛，只每天闷头把车开到市场门口，就安静地坐在车里等客人。
玉梅劝丈夫：“你还是要和他们交际交际，合合群，互相也有个照应。”
金宝不应，硬着嗓子顶回去：“笑话，这有什么好照应的？他们接他们的生意，我接我的客人，我们大家井水不犯河水，谈什么照顾？再说，同行是冤家，难道把我的生意拱手让给他们才叫照应？”
玉梅不吱声了。她向来知道自己丈夫的脾气又倔又臭：“算了算了，随他去吧。”
玉梅的判断是对的，金宝在建材市场的处境很快就变得举步维艰。
建材市场的司机们在没客人的时候，喜欢扎堆在一起靠打打扑克、吹吹牛来消磨时光。他们之间有着约定俗成的默契——大家聚在一起，如果有客人来了，就轮番去接待。未宣之于口的约定给这群辛劳的司机们一个喘息的空间，即便不时时守在车里，也不会太耽误接待客人。
但金宝的到来打破了这个长久以来的默契，他既然从不参与司机们的扎堆，自然也不会遵照他们的轮班制度。他永远守在车旁，见到市场里有客人出来，就赶紧迎上去。司机们很快意识到，很大一部分客人都被金宝截胡了。
事情变得尴尬起来，有司机去找金宝理论，被金宝毫不客气地杠了回来：“客人是你的吗？写了你的名字？客人走过来，你们在打牌，我还不能接了？”
前去理论的司机被呛得说不出话，转身走开，身后又远远传来金宝的话，是故意说给他们听的：“哼，做事情要讲道理，我知道你们就是妒忌我生意好，那也不能胡搅蛮缠，说我抢了你们的客人。”。
司机们放弃了跟金宝理论，也不能再扎堆打牌了，大家都闷闷地守在自己车旁，隔着货车扯着嗓子闲聊几句。但他们似乎也拿金宝没办法，有人忿忿：“这个人不讲道理。”旁边有人纠正他：“不，他就是钻了‘道理’的空子，有道理，没情理。”
那之后，金宝在市场门口更加独来独往了，以前他和司机们虽无交情，但擦身而过时彼此还会点点头打个招呼。闹翻脸之后，大家连面上的一丝客气也扯下了，视彼此为空气。
金宝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但他低估了司机们对他的恨意，也轻判了这件事的后果。
司机们的报复来得很快。一天，一大早金宝刚停稳车，马上有两辆货车开过来，一前一后将他的车严丝合缝地死死卡住，接下来的一整天，金宝的车就再也开不出去了。
堵住金宝的那两辆车显然是打定了一天不做生意的，将他的车一直卡到建材市场关门，客人全部走光，那两个司机才慢悠悠抽着烟将车开走。期间无论金宝暴跳威胁也好，软言相求也罢，司机们就一句话：“我们要讲道理。这地方是你的？写了你的名字？你能停，我们就不能停了？”
金宝以为这就是司机们的发泄，出完气就好了。然而他没有意料到的是，到了第二天，相似的情景再次发生了——和昨天一样，他的车刚一停稳，又马上被两辆车一前一后卡住，动弹不得。不同的是，今天拦住他的，是另外两辆车。
金宝立时明白了，和打牌时轮流接待客人一样，这次也是老司机们在“排班表”，只不过，要对付的人换成了自己。目的也很简单，就是要把他彻底赶出建材市场。
3
建材市场是待不下去了，金宝从此开始打游击，走街串巷寻找需要货车的客人，生意一落千丈。这样子晃晃荡荡了半年多，挣到的钱还是不多，金宝只能夜以继日地赖在小货车上，什么客人都接。
转眼到了除夕，玉梅娘家的年饭定在小舅子家吃，中午就要开席了。金宝正准备收车回家时，遇到了3个四川商人，他们挑着一大担子灯笼，要去江对面的市场叫卖。他们拦住金宝，问他接不接这一单。
金宝看看时间，估摸着把他们送到了市场之后正好能赶上年饭的钟点，便乐呵呵答应了。
过了江，四川人喊他停车卸货的时候，金宝有些不乐意——那个路口对他而言有些麻烦，前方不能左拐，但如果他右转弯，就得绕很大一圈路，才能回到去小舅子家的路线上。
客人没有同意金宝换个地方下货的请求：“我们叫车就是为了方便，肯定得去到最方便卸货的地方啊。不然，难道就着你方便的地方停了车，我们再自己把货搬到市场？”
金宝无奈，嘟嘟囔囔收了钱，心里头思来想去一盘算，估摸着除夕不会有交警巡逻，便飞快地在前方路口左拐了。
没想到，刚刚拐过去开了不到300米，金宝就被拦下来了。他略带忐忑地看着对面警察严肃的脸，心里暗叫“倒霉”，脑子里飞速思考对策。
待到警察开口时，金宝已经找好了说辞：“不能左转吗？我没有看到标志牌啊，我是江对面的（司机），对这里的路不熟，不知道这里是不能左转的。”
警察没搭理他，伸手指指上方：“这么大的牌子，你没看到吗？”
这个地方的交通指示牌确实和其它地方有些不同，不是挂在立柱上，也不是画在地上，而是用绳子悬在马路上空。金宝也确实不服气：“我是违章了，但是你们这个牌子是有问题的啊，挂在上面，哪个看得到嘛？”
交警看了金宝一眼，没有接腔，只伸着手：“驾照。”
金宝以为交警是例行检查驾照，便老老实实将驾照递到对方手上，谁知交警只打开看了一眼，就将驾照收起来了：“驾照没收了，罚你半个月不能开车，半个月之后你带身份证来交警大队学习，然后再领回驾照吧。”
金宝愣住了，他原本以为大不了罚上10块钱就行了的，完全没想到惩罚会这么重。傻了眼的他巴结着交警苦苦哀求，但对方不为所动。两人僵持许久，年饭的时间早就错过了，但金宝此时根本顾不上想——如果半个月不能开车，那将是一笔不小的损失，更何况，他可以预想到，哪怕等到半个月之后，驾照也不会那么容易拿回来的。他心底的恐惧感穿越而来：“没得钱挣，没得吃，人就完蛋了。”
在他和交警纠缠的中，他看到另一个司机模样的人气喘吁吁赶过来，往那个交警手里塞了两包烟，便顺利拿回了驾照。那人临走之前，用眼神向金宝示意了一下，仿佛在提醒他可以依样操作。金宝看懂了对方的提醒，但他不愿意。一来是舍不得烟钱，二来是不忿：“凭什么？是的，我确实是违章了，但是本来就是他们的标志牌有问题，再说了，就算违章也不应该罚那么重，凭什么让我送烟！”
金宝在路口和交警缠磨了3个小时之后，明白自己是不可能靠求情拿回驾照了。趁交警离开休息的空档，他转身跑去附近的小卖部，买来厚帆布和红油漆，用刷子在帆布上划上大大的7个字：“失业工人要吃饭”，然后将帆布挂在货车上，血红色的字在阴沉沉的天幕下显得格外刺眼。
半年多以来压在心头的憋屈，仿佛彻底被这一天的火星点燃，金宝心一横，直接把车开到了路口，方向盘一转，车身横过来，把本就不算宽的路口几乎全堵住了。路口很快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喇叭声，被货车拦住去路的司机们一个个伸长了脖子，有打探情况的，有破口大骂的，金宝全都不理会，只坐在驾驶室里，静静等着。
货车旁边慢慢围满了看热闹的人，路口更堵了，像一锅煮到一半就米花四溅的粥。很快，有记者来了，再后来，交管局的领导赶来了，金宝拿回了驾照，这才收起横幅开车离开。
路上他盘算了一下：“虽然花了买帆布和油漆的钱，但是算起来比买烟还是便宜一点。最重要的是，没有受窝囊气，问题不也能解决吗？还是划算的。”
4
1999年，金宝开小货车的第二年，他渐渐圆熟了一些，收入也多了起来。夫妻俩正高兴，玉梅的工作又出了意外——仓储公司多次改革无果之后，最终改制，被厂领导承包了下来，“以后就是一家私人企业了”。
玉梅已经50岁，离退休只有几年时间了。她懊恼不已，一时埋怨自己没有早几年出生，一时恨自己20年前不应该离开服装厂：“要是早知道最后都是变成私人企业，我还不如在服装厂一直干着，起码那里挣钱多多了。”
哀怨过后，玉梅很快意识到，退休并不是她最迫在眉睫的困境，此刻还有一个更紧迫更棘手的麻烦——她的工作岗位要被撤销了。
医务室作为仓储公司的附属服务部门，本就不产生效益。这一点在计划经济时代倒是并未受到太多诟病，但这些年企业效益一路下滑，财务上入不敷出，同时越来越多的职工在生病时都开始选择去正规医院就诊，医务室已经成为鸡肋一样的存在。因此，医务室是否继续保留的必要性一直反复被厂领导讨论。改制之后，新上任的刘书记快刀斩乱麻，毫不犹豫地撤销了医务室，现在需要解决的，便是玉梅的去留问题了。
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境况，企业里的各个岗位，技能需求都与玉梅的技能以及年龄不相匹配，最终，玉梅被分配去做了仓库保管员。玉梅和金宝在家为这个安排分析了好一阵子，他们怀疑是刘书记给玉梅“穿小鞋”，但又没有确凿证据，思来想去，玉梅决定，“先去做着再说吧”。
严格来说，库管这份工作本身无论从工作强度还是收入待遇，其实都和玉梅之前的医务室岗位差不多。但玉梅一直不能接受这个岗位还需要兼任门卫岗。门卫岗需要三班倒，夜班时间要从晚上12点到早上8点。
夏天的日子稍稍好过一些，到了冬天，夜班就显得格外难熬。她一般习惯晚上9点多上床睡觉，每次轮到值夜班，睡上2个小时就得从热乎乎的被窝里钻出来，顶着夜里的寒气去到单位。如此这般坚持完一个冬天之后，她强烈感觉自己没有勇气再把这样的生活在下一个冬天再过上一遍了。
玉梅犹豫好久，最终下了决心，找到刘书记说：“我做不了夜班。”
刘书记有些意外，没想到一向说话轻言细语的玉梅也有如此强硬的时候。但他很快稳了稳情绪：“我知道你辛苦了，但是没办法啊，这个岗位就是这样排班的。你看其他人，也是一样上夜班啊，不是专门针对你的。”
玉梅没有退让：“他们多年轻啊，当然扛得住，我今年过50岁了，身体怎么禁得住这样上夜班？以前单位里都还有过规定，40岁以上的人就不用排夜班了。”
刘书记的口气冷了下来：“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就是以前你们一个个都过得太舒服了，把上班当养老，厂里才变成现在这样子。”
玉梅看出来了，免去夜班的事情是毫无回旋余地了，她最后挣扎了片刻，还是开了口：“那这样吧，给我办内退吧，退休金少一点就少一点吧。”
刘书记轻笑出了声：“现在也是新规定新办法了，内退不是想办就能办的，你需要有正当的理由或者无法解决的问题，否则，是不能办的。”
玉梅傻了眼。原本提出办“内退”时，她还觉得自己吃了亏，没想到，如今连“内退”也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了。
刘书记见玉梅僵坐在对面，知道她今天应该是打定主意，不得到一个结果是不会罢休的了。他沉思片刻，给出了一个方案：“如果你实在想现在办退休，只有一个办法——”
玉梅的眼睛亮起来：“什么办法？”
刘书记又停顿了片刻，才开口告诉玉梅：她现在的身份属于女干部，按规定需要55岁才能办理退休，但是如果她愿意将身份改为女职工，那么只要50岁就可以办理退休了：“你现在的年龄，正好可以按女职工的政策办退休，就是退休金肯定是要少一点的。”
玉梅纠结了一个星期，最终同意了以“女职工”的身份办理退休。此时她什么都不想想了，只觉得“不用上夜班”是顶顶重要的大事。
在玉梅办理退休的同时，市面上做货车生意的人越来越多了。竞争者扎堆在一起，就只能比拼价格和服务。金宝在这两方面全都不占优势——他舍不得让利，性格和言语又硬得像石头，很多时候三言两语就得罪了客人，因此，生意渐渐越来越难以为继。
勉强坚持了3年，2002年，金宝终于决定卖掉小货车了：“累了，我今年56岁，确实跑不动了，累了一辈子，歇会儿吧。反正我们俩现在都有退休金，不做了就不做了吧。”
5
玉梅和金宝舒舒服服过了一年悠闲日子。突然有一天，金宝从隔壁街坊那里听到小道消息：“无线电五厂要彻底关了。”
这事也算不上新闻，毕竟这些年来，就连“总厂”都是举步维艰。五厂早在1998年左右就处在了半停工状态，只是人员工资福利等各项费用还在源源不断地支出，老职工们私下里都在说：“撑不了多久了，坐吃还会山空呢，何况那座山早就垮了一半了。”
五厂破产的消息来临时，老职工们反而有一种异常的平静，好像等待已久的靴子终于落地。倒是金宝比在岗的职工们更为激动：“那怎么办？这厂说没就没了？我们的退休金养老金怎么办？”
老街坊神情复杂地看了他一眼：“能怎么办？据说现在都在办‘买断’，根据工龄长短不同，算一笔‘买断钱’，从此与厂方解除劳动关系，生老病死再无瓜葛。”
金宝跳起来：“那不行！凭什么？之前说的是我们为厂里奉献青春，厂里管我们生老病死，怎么如今说不管就不管了？还有没有王法，说过的话就像放屁一样吗？”
街坊对金宝的粗口并不在意，想了想，还是劝了他一句：“你也去厂里看看吧，你虽然之前办的内退，但应该也可以算一笔买断的钱，毕竟以后退休金可能就不会再发了。”
见金宝脸色越来越难看，街坊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开口劝了一句：“其实你运气算不错了，十四五年没上班，月月准时拿退休工资，比起我们辛劳到现在的人舒服多了。”
“放狗屁，那是老子拿自己的手换来的！”金宝的脸涨得通红，朝街坊吼了一句，把门摔得山响，想一想，还在门外骂了两句，才不解恨地离开。
金宝火急火燎找到无线电五厂的厂办，接待他的还是当年给他办内退的沈书记。他大步迈上前，火药味浓浓的子弹就射了出去：“沈书记，厂子要倒了？”
对面的沈书记面沉如水，想来在金宝之前，他已经接待过无数这样的访客了。但他并没有意识到，今天这个老职工将是一块极难啃的“硬骨头”。
沈书记例行公事地向金宝介绍了“买断”的计算方式，金宝突然闷声发问：“那我‘买断’的话，工龄算到45岁就结束了？”
沈书记愣了片刻，明白了金宝的意思：“当然，你45岁之后就属于内退了，没有给厂里做过贡献，自然也不能算工龄。其实你是划算的，你已经拿了10多年的退休工资了，现在还有一笔‘买断钱’，比起厂里大多数人来说，已经算很不错的了。”
沈书记不太确定自己究竟是哪一句惹恼了金宝，甚至金宝自己也说不清。他只记得自己暴怒着，冲着沈书记叫嚷：“我为什么提前退休你们不知道吗？我的手指头都交代给厂里了，要不你拿自己的指头换10年的内退工资，你干不干？这钱是我该得的，工龄你也得给我计算到今年！”
闻言，沈书记沉下脸再不理金宝，无论金宝说什么做什么，他都视若无睹，只忙着自己的事情。金宝在沈书记的办公室一直耗到下班，沈书记也没有再正眼瞧过他一眼。一直等到沈书记下了逐客令，金宝才怒气冲冲地离开办公室。门后，沈书记也是满脸怒容，大着嗓门骂了一句：“不讲道理！”
这句话金宝听到了，但他毫不在意：“不讲道理？我们就看看到底是谁不讲道理。”
金宝心里清楚，自己和沈书记是没法继续沟通了，他大概率也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他在家思索了一个星期之后，打定了一个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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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天里，金宝打听清楚了一件事——五厂虽然已经宣告破产，但并不是就彻底关门大吉了，厂房和土地使用权依然属于五厂，沈书记和几个厂领导也会一直值守，等待上级主管部门进一步的指示和动作。
接下来的那个周日，趁厂里没有人，金宝和玉梅实施了他们筹谋好些天的计划——偷偷把家搬进了厂里一个早就废弃的办公室。厂里那时基本已经停工，工作日里都没什么人，何况周日。金宝和玉梅一路通畅，唯一的障碍是办公室门口那把已经生锈的小锁，金宝带着老虎钳，一把就拧断了。
这是金宝辗转反侧想出来的主意，他为此得意不已。厂里的办公室都荒废好久了，他挑中的这两间特别大，那时春辉已经搬出去单住了，这个空间足够夫妻俩带着大专刚毕业的春兰生活了。
周一来上班的沈书记，被金宝的这个举动吓了一跳，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金宝就主动找上门来了。他坐在沈书记对面，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之后说出口的那些话，是他在上一个星期里已经反复演练过多次的：“沈书记，我是一个讲道理的人，我占厂里的办公室也是有原因的。你不给我算那十几年的工龄，我的‘买断钱’就要少上一大笔。之后我又没有退休金拿，日子就真的过不下去了。我们一家人也没地方住，就只能来住厂里。”
沈书记抬起眼：“你怎么没房子住？你们一家人住的哪里？住的不就是厂里给你分的房子吗？”
金宝对沈书记的质问，早就做好了准备：“是，我是有房子，但是房子能当饭吃吗？我们只住房子，一家人不吃饭？喝西北风？”接着，他说出自己的打算：“反正厂子也要倒闭了，这办公室空着也是空着，我们住到这个办公室，之后把家里房子租出去，用租金过生活。”
沈书记无奈：“你不能这样占厂里便宜。”
这句话激怒了金宝：“什么叫我占厂里便宜？我的一辈子，外加我的小指头，一起都贡献给了厂里，现在说不管就不管，把我们扫地出门，不管我们的生活了？”
沈书记盯住金宝的眼睛：“你要知道，现在大家都一样的境遇，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这样。但是像你这样闹的，厂里没有第二个人。”
金宝不为所动：“别人是别人，我是我，别人不闹是他们觉悟高，我不行，我觉悟低，没钱生活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你们最好赶紧解决我的工龄问题，给我补齐那15年应该算的钱，不然我们可能就会一直住下去。”
说罢，金宝扬长而去。沈书记想喊住他，声音冒了个头，又吞了回去。
有人给沈书记出主意：“反正现在厂子已经要废弃了，把办公室那栋楼的水和电给他们停了，住不了两天，他们就会乖乖搬出去。”
不知道最后沈书记是怎么思量的，反正他最终没有采用这个方法，而是让金宝一家安安稳稳住了下来，还帮金宝运作了一番。虽然工龄是没办法重新计算，但沈书记答应金宝，不给他算“买断”，而是按之前退休人员的方法计算，厂里继续负担金宝以后的退休金，并且给他补齐社保，过几年等金宝满60岁了，就可以领取社保了。
玉梅对这个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她问丈夫：“现在问题解决了，那我们要不要把房子腾出去？”金宝哼了一声：“不急，先住着再说，如果他们来赶了，我们就走，不赶就一直住下去呗。”
玉梅并不是很愿意，毕竟住办公室和住家没法比，房间里没有上下水，也没有天然气，洗漱和做饭都只能勉强凑合。但金宝说：“住这里是艰苦一点，但是家里的房子可以租出去，有一笔额外收入，怎么不好呢？”玉梅觉得丈夫的话有道理，于是就厚着脸皮继续住了下去。
他们在厂里这一住，就相安无事住了1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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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进厂里之后，金宝和玉梅继续又闲晃了两年。两人的退休金虽不算高，但加上房租进项，日子过得不算宽裕，但也不算太紧巴巴。金宝甚至计划着：“就这样混到老混到死也行。”
但一个亲戚的话提醒了玉梅：“若是只有你们老两口，就这样子混着倒也不是不行，但是别忘了你们还有两个孩子啊。春兰都还好说，她一个女孩子，以后花不了什么钱。但春辉马上30岁了，之后结婚买房生孩子，哪一样都要钱，你们就真不准备支援一点吗？”
玉梅就和金宝商量，还是得去做一点挣钱的营生。
那一年是2005年，金宝59岁，玉梅56岁，能做的事情已经不多了。两人讨论了一阵子，决定去摆个早点摊。
早点生意并不好做，两人半路出家，匆忙学了炸面窝（武汉早点小吃）的手艺，可做出来的面窝不松也不软，味道也不算好。武汉人对早点格外挑嘴，不愿将就，所以他们的早点摊总是门庭冷清，经常到了中午还剩一堆食材用不完，卖不出去的米浆不能久放，只能扔掉。
干了一个月后，两口子一算账，不仅没挣到钱，居然还亏了。
玉梅庆幸：“幸亏我们只是摆的流动摊子，要是学人家租个固定门面，那才更是亏到窟窿都要穿了。”
流动摊虽然省了房租，却有个很大的麻烦，就是时常会被城管驱逐。玉梅和金宝选择的摆摊地点在一个超大型社区附近，那里“创建文明模范社区”的经验曾被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当时正是风头最盛的时候，常年要接待省内外各个大型社区派来学习的参观者。所以，连带着周边一大片区域，都对市容市貌的管理更格外严格。
玉梅知道这些，所以特意加了小心，选在远离主街道的地方摆摊。他们最后选定的地方，是一个巷子口，在两栋紧挨着的楼之间。因为摊子生意一直平平，所以也倒不显得太扎眼，但玉梅常常忐忑，念叨着“应该没事”自我安慰。金宝则对妻子的小心翼翼不屑一顾：“怕什么？我们又没有在街面上，只是待在巷子口，能有什么问题？”
但城管并不这么认为，早餐摊子支开不到一周，一群城管队员就找来了。
对方一开始还算客气：“往里挪一挪，挪一挪，不要出到巷子口外面了。”
玉梅连声应着：“好的好的，马上就挪马上就挪。”
队员们见状点点头，就准备离开。
金宝却不乐意了，他拿着铁勺用力敲了一下油锅边边，声音干得像他们炸出来的面窝一样：“还挪还挪，再挪就挪到屋子里去了！开门做生意的，躲那里面怎么行？”
这一次，对方仿佛是有备而来，那个姓张的队长刚一停住脚步，就冷着声开口了：“你们又占道了，说了多少次，就是不配合。”
玉梅正为着当天生意好而欣喜不已，跟张队长说起话来也更软和了一些：“对不住对不住，我们马上就走。”
金宝却仍是不服，站在炉子后嚷了一句：“我们今天用的是水饺的摊子，他们这个摊子摆了一年多了吧？你们从来不说他们占道，我们今天待一天，就说我们占道？我看你们是专门欺负老实人。”
张队长没有像之前手下的队员们那样和金宝争执，他一声不吭，绕到金宝身侧，猛地伸脚一踹，“哗啦”一声就把炉子踢翻了。炉子上的油锅应声倒地，锅里的油泼了一地，顺着地上的雨水稀稀拉拉淌开了。
玉梅还在兀自心疼泼掉的油，金宝却已眼疾手快动作起来。他抄起炸面窝的铁勺，顺着锅里没泼完的热油，舀起一勺，手一扬，热油泼了张队长一身。
当时油温已经不算高，张队长没有受伤，但金宝的行为却大大惹恼了城管们，一群人一拥而上，将玉梅和金宝团团围住。一个20多岁的小个子把玉梅推到墙角，用胳膊肘把玉梅的脖子锁住，玉梅拼命挣扎想喊“救命”，却被勒得什么声音都发不出。直到小个子见玉梅的脸已经开始发紫，才把胳膊肘松开一点，玉梅大口喘着气，气恼地冲着小个子大喊：“你们就是这样对待一个老人的吗？你有没有父母的？你想过你的父母在外面会被这样对待吗？”
打斗中只听见金宝的惨叫。玉梅带着丈夫去医院拍了片子，金宝的肋骨被打断了两根。玉梅吵着要去找对方讨个说法，二妹拦住了她：“如今我退休好几年，早已经说不上话，这次能把小哥救出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不然他估计会被打得更惨的，算了吧，这事就过去了。”
见玉梅一直哭哭啼啼，二妹叹了一口气，还是转身去协调了一番。最后张队长赔了金宝1000元，临走时，他死死盯着金宝：“我把你的骨头打断了，但是你也把我的衣服泼脏了，我们扯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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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宝受伤后的第二年，过去的战友联系他，告诉他，如今有个新成立的部门，叫“退役军人事务部”。
战友唤他去登记，金宝不屑地反问：“发钱吗？”
战友挠挠头：“好像听说只是那些没有工作或者没有退休金的人能每个月领几百元补助。像我们这样有退休金的， 每人发了一个光荣牌，写的‘光荣之家’，领了可以挂门楣上。”
金宝冷笑：“我不领，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这个社会，打断我的骨头，不让我生存，难道以为发个铁牌子就安抚住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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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受伤之后，金宝有点心灰意冷，之后就再也没有想法子出去挣钱了。他迷上了钓鱼，每天带着一杆鱼竿坐到河边。不钓鱼的时候，他常常会困在房间里胡思乱想，频频对玉梅愤恨说起：“这个社会就是不公平的，狠人走遍天下，老实人连饭都没得吃。”
2009年，63岁的金宝已经闲在家好些年了，日子平静，直到有一天，无线电五厂的领导主动找到了金宝。
当年的沈书记已经退休，新来的聂书记，金宝并不熟悉。金宝眯着眼看了新书记好一阵子，才缓缓开口：“有什么事情吗？”
聂书记笑容满面：“给金宝师傅你带个好消息。”
金宝没接腔，满脸警惕地看着对方：“你们能有什么好消息给我？”
聂书记笑得更灿烂了一些：“真的是好消息。我们最近在落实厂里很多以前的事情，比如统计了往年在厂里受了工伤的人员名单。金宝师傅你当年受了工伤，虽然给你办了内退，但是其实还应该给你一笔赔偿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来告诉你这个事，厂里要给你发一万元的赔偿金。”
旁边的玉梅一听，很是高兴，但她感谢的话还没说出口，就被金宝打断了：“你们有这么好？”
聂书记诚恳地点头：“是啊，虽然厂里一直很困难，但还是不会亏待你们这些老职工的。你也可以去问问其他人，我们都会一一通知到位的。过阵子手续办下来，就通知你们去领钱。”
聂书记走后，金宝却并不高兴，他对厂里的这一举动充满了怀疑：“我觉得他们无事献殷勤，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哪有那么好的事情，他们那德性，还会惦记着主动给我钱？”
接着，金宝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扭头转向玉梅：“该不会是厂里在打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办公室的主意吧？他们想示个好，然后花一万元就把房子收回去。”
他越想越觉得自己的怀疑是对的，语气也更愤慨起来：“这些人算盘打得太精了，我不能同意。我们住这里，家里房子租出去的房租收入一年也有一两万了。现在他们想总共花个一万元把我们赶走，门儿都没有！”
玉梅闻言也紧张起来：“那可怎么办？不能把这个房子退回去。”
金宝随后联系了几个早年也受了工伤的老同事打听情况，大家都证实了聂书记的说法。有人兴高采烈地说：“真是很高兴，压根没想到的，就凭空给我们一万多。”其余人也都很满意的样子。
金宝却觉得自己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我不要那一万元，也不会退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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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宝让女儿在网上把市政府有关于工伤补偿的政策和规定都找了出来，他拿去外面的打印店打印出厚厚一摞，就胸有成竹地去找聂书记了。
聂书记看到金宝，有些吃惊：“你怎么来了？手续还没走完，现在还领不了钱。”
金宝摇摇头：“不，我不是来要那一万块钱的。我查了政策的，你们要给的不止一万。”
聂书记发现自己错判了金宝的来意，顿了顿：“什么文件？我怎么不知道？”
金宝把事先打印好的文件从包里掏出来，拍在聂书记面前的桌子上：“你不知道也不要紧，我都给你带来了。”
聂书记收起笑容，口气也冷淡了：“那金宝师傅，你是想要怎么样？”
金宝口气也不善起来：“那之后我们慢慢谈，反正我今天就是来告诉你们，一万块，是不可能把我打发走的。聂书记你先研究一下文件，之后我再来找你谈。”
金宝走到办公室门口，临出门前扭头强调了一句：“还有，不管你们这个工伤补偿给我多少，那房子我都是肯定不会退的，不用打我房子的主意了。”
回到家后，玉梅问金宝进展，金宝沉吟片刻：“这个聂书记不好打交道，我过几天再去找他。”
但那天之后，金宝每次到厂里找人，接待的人都会回复他说聂书记出去办事了。金宝数不清自己去了多少次了，只记得次次都是扑空。玉梅就责备他：“你看你，别的没弄来，连本来可以到手的一万块都被你搞不见了。”
在吃了数次闭门羹之后，金宝改变了计划，去到了五厂所在街道的街道办事处。街道办的李主任之前并不认识金宝，但终究还是不太耐心地听完了金宝的诉求。李主任的话说得滴水不漏，把皮球轻轻踢了回去：“这个是你个人和你们无线电五厂之间的矛盾啊，那我们街道也没有办法，我们总不能指定要求你们厂里拿钱给你吧，我们街道是没有那个权限的。”
李主任说完，就打开了办公室的门。
金宝假装看不懂对方逐客的姿态，追在李主任身后：“如果厂里能解决问题，我早就不来麻烦你们了。但是厂里耍无赖啊，不管我，我就只能求国家给我做主了。”
那天纠缠到最后，李主任大概是不堪其扰，敷衍着安抚金宝：“好好好，我们街道会帮你跟厂里协调，有了结果就通知你。”
之后，李主任对金宝采用了和聂书记一样的处理方式，要么避而不见，要么敷衍几句就没有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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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这般两个月后，金宝失去了耐心。
这天下午临近5点钟左右，他算准了快下班的时间，单枪匹马杀去了李主任的办公室——他之前已经打听过，这个时间点，李主任一般都在办公室里。
这一次，金宝狠狠地下了决心，一定要在当天解决问题。他拿了棍子守在办公室门口，将李主任和副主任一起堵在房间里。李主任见这次金宝真的犯了浑，也紧张起来，迅速关上门，但金宝就杵着棍子拦在门口，谁也不敢硬来。
隔着门，李主任话也比以往说得更诚恳一些了，不过此刻的金宝已经什么都听不进去了，他挥着棍子，做出拼命的姿态。
李主任在屋里扯着嗓子吓唬他：“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啊！”
金宝毫不示弱：“你报啊！你跟警察说，说一个60多岁的老工人在国家机关所在地挟持了领导干部，你看警察信不信你的报警？那不是个笑话吗？”
屋子里安静了下来，金宝以为对方在商量对策，便安心等待起来。片刻后，他隐约听到屋内传来“吱呀”一声，心觉不妙，赶紧冲进屋里——原来办公室里还有一道隐藏的侧门，金宝冲进去的时候，李主任已经溜了出去，剩下副主任腿迈到一半，被金宝逮个正着。
金宝气得把副主任逼到办公室最角落的椅子上。他把棍子丢在了一边，终究还是不敢动粗。但副主任也同样不敢把金宝怎么样，毕竟他已经是个老人，人家不敢冒这个险。
两人就这样在办公室里耗了整整一个通宵。金宝几次困到要睡着，但因为害怕副主任溜掉，每次感觉自己要顶不住的时候，就用两个指头尖尖把自己手背的皮拎起来转个圈，据说这是最疼的，也最解困。
生生熬到第二天天亮之后，那个副主任带着熬出的黑眼圈，给五厂的聂书记打了电话，请他过来一趟。最后协商的结果是：聂主任答应赔给金宝5万元。
对这个方案，金宝是满意的：“这个伤已经20年了，到底该赔多少其实已经算不清了。但1万是肯定不行的，5万嘛，就还可以了。”
聂书记说厂里账目上实在没钱了，给金宝打了个欠条，约定半年后付清。金宝思忖了一会儿，同意了。
半年之后，聂主任如约给了金宝5万，金宝很高兴：“如果我没有拼命，那4万的差额可能就被他们私吞了。”
8
拿到工伤赔偿的第二年，传出了无线电五厂的地块即将被征收的消息。这让金宝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判断：“他们（厂领导）肯定提前知道了消息，所以当时说什么给工伤补偿，就是想借机会收回我们住的地方，不然，哪有那么好的事，会隔了20多年主动提出给我钱？”
这个猜测究竟是对是错，局外人大概谁也无法判断，玉梅默认了丈夫的判断，但她更忧心的是接下来该怎么办：“地皮被征收了，那这里就全都要拆了，我们住哪里呢？”说着说着，她又深深叹气起来。
金宝的斗志昂扬起来，大概是之前数次“维权”的成功给了他底气和信心，他的音调拔得很高：“那我就和他们耗到底。我们这个房子，是有历史缘由的，不是我们不讲道理占下来的。”
拆迁办和五厂就征地的问题协商了一年多，到了2010年底，双方基本已经达成了一致，唯一的问题，就是被金宝占掉的那两间办公室。
厂里和拆迁办都知道，这是块硬骨头，但问题终究是要解决的。漫长的拉锯战谈了几个月，三方都有些精疲力竭。
纠缠到最后，金宝最后提出条件：“给我8万元，我们一家就马上搬走。”
厂里不愿意，拆迁办也不愿意。
金宝便耍起横来：“反正给我8万我才能走。”他看向聂书记：“这是厂里应该给我的钱，我这10多年，一直按内退的标准拿的退休金，你们可以算算，我比其他人少拿了多少钱。我只找你们要8万，都是便宜你们了。”
聂书记反驳：“但是你那么多年也没上班啊。当年条件有限，但是也尽力给你提前办了内退，你那不算比别人少拿的钱，算是比别人多拿的钱。”
金宝愤怒了，他瞪大眼睛，本已耷拉的眼皮都被扯开了：“你不讲良心！我的内退是拿我的手换来的。你觉得我占了厂里便宜吗？那你把自己的手指头割断试试？”
聂书记见识过金宝的厉害，缩了缩脖子，不再出声，转头把问题丢给了拆迁办：“这个钉子户我们厂里是真的没办法了，你们神通广大，要不你们来试试？”
拆迁办把办公楼附近所有的建筑物全部拆光，只剩那栋孤零零的3层灰色小楼矗立在废墟之中。以后金宝一家每天回家都需要翻过大片大片的砂砾和砖瓦。
如此一周之后，见金宝仍不为所动，拆迁办加大了动作，他们先是停了厂区的水电，接着趁着晚上，把那栋灰楼3层以下的楼梯和栏杆全都拆光了。金宝一家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被困在3楼，不能上也不能下。
春辉很早就不在家住了，春兰虽然也30岁了，但她性子内向，胆子小，万事没有主张，玉梅是一急只会哭，金宝觉得此刻家里只有自己能顶得上事了。
那一年，金宝已经64岁了，因为平时疏于保养，他皮肤上的皱纹深得像刀刻一般，再加上常年驼着背，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又苍老了好几岁。当他颤巍巍爬上楼上的天台时，一片废墟之中只见一个苍老而佝偻的身影，视觉的冲击力还是非常巨大的。
在后来金宝的回忆中，那是一场颇具轰动性的事件：警察来了，消防队来了，拆迁办的负责人来了，厂里的聂书记来了，街道办的李主任也来了。众人围在楼下，仰着头轮番向他喊话。
金宝说，自己这辈子都没有碰到这些“官老爷”们如此低声下气地同他说话——在他被交警收走驾照的时候；在他向聂书记追讨工伤补偿的时候；在他提着棍子堵住李主任的时候——统统没有过。
众人全都好言相劝：“下来吧，有什么事都好商量。”金宝只不依，他的声音比往常更响一些：“我不会下去的。我的要求早就跟你们说过了。这要求也不过分，我只要8万块。给我8万块，我今天就搬走。但是如果今天这个问题不解决，我要么一直站在这里，要么就直接跳下去。”
拆迁办的负责人和聂书记商量：“要不就给了吧，就8万，他们搬走了，这件事就算了结了。”
聂书记点点头，又摇摇头：“8万元可以给，但是厂里没法给。”他大概是想起来曾经赔给金宝的5万元工伤补偿金，神色不自觉地不悦起来。
最终是拆迁办的负责人拍板同意了金宝的条件。他们按金宝的要求拿来现金，爬上3楼交到春兰手里。待到春兰把钱点好收起，金宝才慢慢悠悠从天台退下来，众人悬着的心这才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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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回忆起这些时，金宝很得意，玉梅也一样高兴。但她随即又愁眉紧锁起来：“现在我们就只有最后一件需要维权的事情了，就是我的‘企退医’的退休待遇问题。”
金宝哼一声：“你们不行，没有能力，你且看着吧，闹不下来的。”
玉梅听了不高兴，只扭过头不理他。
这场持续了20多年的“维权”，渐渐成了玉梅最后的心事，也成了她对未来日子的期待：“如果能上访成功，我的退休工资就可以翻上3倍。要是再能把以前的差额补起来，那么日子就很舒服了。”
后记
对金宝和玉梅的采访并不轻松，他们的叙述跳跃而零碎，时间轴混乱而模糊，许多往事的回忆常常枝节横生不得要领，这让我在中途数次生出放弃的念头。
但我后来发现，只有每每在回忆起过往一次又一次的“对抗”的经历时，他们的脸才会变得生动，语言也会不自觉地丰富起来，苍老的脸上浮现出少见的神气。
我曾困惑于金宝和玉梅的“维权”，当我以自己的认知和评判标准代入他们的往事时，总会生出一丝疑问：“这样做是对的吗？”
但采访到了最后，一些不一样的感受才慢慢生长出来。
玉梅在一开始曾跟我回忆起她的童年。那场席卷全国的饥荒袭来时，她才10岁，饥饿感和匮乏感似一把船锚植入她的心底。为了活下去，她吃过发霉的红薯皮，吃过烂到发黑的蚕豆。她的记忆里，那3年中吃得最饱的一次，是她爸爸在码头买到的从湖南水运来的野绿豆，一家人敞开肚皮吃了一顿，没料到却中了毒，全都上吐下泻，最小的弟弟几乎一命呜呼。
最饿的时候，他们捡来一大捧莲蓬壳，却没承想那硬硬的枯壳不仅不好吃，还不能消化。坚硬的莲蓬壳卡在孩子们的肠子里，怎么都拉不出来了。眼看着孩子们肚子一点点胀起来，邦邦硬像石头，玉梅的妈妈最后咬咬牙，把手伸进孩子们的肛门，这才救回他们的性命。
基于这种饥饿的记忆，我试图把自己代入玉梅和金宝——与共和国几乎同岁的他们，也与这个国家一起经历了各种艰难与困苦。或许，当一个人的生命经验里承载了足够多的困苦和被剥夺感、又缺失足够的被爱的体验时，“规则感”和“道德感”对TA而言，就只是幸运儿才需要遵守的东西。在底层求生，“规矩和道理”是高台讲章般的奢侈，往往显得不那么合时宜。在老两口的心中，“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他们选择偏执地依靠最原始的本能，不在意外界的规则，寻找舒服的姿势，去争取所有他们想争取和能争取来的“实惠”。又或许，只有在每一次偏执的“对抗”中，他们才会有机会寻找到某种胜利的快感，让自己有些扭曲的心态稍稍舒坦一些。
“命运不公”是玉梅和金宝在跟我的对话中说得最多的一句。很多时候，他们含糊其词，不愿撕开和探究更深的感受，思考和反省似乎并不存在于他们的人生字典之中，所以倒不如将自己的所有不幸归于“命运”。这种简单又无奈的推卸，或许是人在由痛苦和麻木堆砌的生命长河里能抓住的最好的浮木吧。
（文中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