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手机叮咚一声，玉梅低头查看，是老同学怡萍发来的消息：“我前阵子中风了，现在身体刚刚好一点，这个月的上访我就不去了。”
玉梅愣了愣。
这条消息让她有些意外，但也不算太震惊。这群上访队伍里的老人今年大都年过七旬，在长达20多年的上访过程中，人数已经一年比一年少了——有放弃的，有生病的，有连路都走不动了的，还有越来越多去世了的。
我有些好奇，是什么事能让他们如此坚持，月月风雨无阻地定期上访。
玉梅不甚熟练地点开手机里的微信群，翻出几条链接给我看，标题大都是“高层领导人高度重视‘企退医’待遇问题”，“坚持住，解决‘企退医’问题已在路上”之类。
见我仍一脸疑惑，她耐心向我解释：“这是个遗留的历史问题。我们这批当年从卫校毕业的同学，有的去了卫生所、卫生院，有的去了企业。结果等到大家退休后，卫生所和卫生院退休的属于‘机关事业退休人员’，退休金比我们企业退休的人要高出两三倍——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讨一个说法，一个解决方案。”
玉梅的眼神有些热烈地看着我，仿佛在等待我的认可和支持。我迟疑片刻，含含糊糊接话：“我不太懂这些，但这种事情好像也很常见吧。如今公务员和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工资就是要比社会普通退休人员高一些。”
见没有得到我的赞同，玉梅声音里带上了一丝轻微的不满：“都这样就是对的吗？我们读的是一样的学校，参加工作后做的是一样的事情，我们都是同样为人民服务了几十年，凭什么退休金就差那么多呢？这就是不公平，是腐败！”
我不好再出声，玉梅却就此打开了话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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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玉梅刚刚17岁。那一年，初中毕业的她去了卫校。一群正当青春的少男少女们，名义上虽还在读书，其实大都压根不怎么在学校里待着了，课上得断断续续，学生们不好好念书，老师也没心思教。玉梅本就不爱学习，这倒正中她意，当了小红卫兵后，打砸抢之类的事情没做过，但游游荡荡在街上溜达荒废的时间也是不少。
在学校的最后一年，她跟着同学们坐火车去“串联”，一走就是一个多月，沿途全由当地政府组织者负责接待，吃饭住宿都不用花钱。大家热血沸腾，自称革命小将，喊着口号，抄着似懂非懂的大字报一路向北，逢人就慷慨交流该怎么闹革命，怎么造反。群情激昂之下，她却开始感到了一丝迷茫：“我们不上班不上学，哪里谈得上革命经验呢？”“都说要革命要造反，究竟是革谁的命，造谁的反呢？”她把疑惑藏在心底，但也正是这个疑惑，日后悄悄将她的命运指针拨动了一下。
串联回来之后，玉梅得到消息，说卫生局举办了一个专门针对中专卫校的临时医师进修班。那时“复课”的声音在社会上渐渐多了起来，玉梅决定，报名参加这个进修班。进修班很简陋，但相较之前在卫校时的无所事事，好歹有老师来教授了一些最基础的医学知识。
进修结束后，19岁的玉梅和她的同学们就从卫校毕业了。分配工作的时候，她被分到了位于武汉西郊农场的一间卫生所——有小道消息说，她原本应该分到市农管局直属的职工医院的，但最终被安排去职工医院的是另一个人，而她被派到了农管局下属农场的卫生所。那些卫生所坐落在各个农场的大队里，解决当地社员的就医问题。
玉梅家不算富裕，但好歹一直生长在城市里，住的是砖瓦房。熬过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父母工资凑一起，家里也能吃得起计划粮了，日常还能见到肉和牛奶。尽管去农场报到前已经做了不少心理建设，可当她第一眼看到卫生所那间屋顶和板壁都是由竹子和稻草搭起的房子时，还是大大震惊了。她和一起分配来的3个女同学，捂着鼻子走进来、钻出去，看着满墙壁爬满的鼻涕虫，怎么也坐不下身。
第一晚睡觉的时候，屋外叽里呱啦的声音时远时近，整夜不停。姑娘们不知所以，吓得挤到一张床上，一整晚都没有合眼。待到第二天天亮后出去打听，才知道那是牛车的声音。农场的人对新分来的姑娘们并不客气，说话很冲：“当然是牛车啊，牛车要拖稻草。”“牛白天要耕田没时间，只有靠晚上拖了。”“在农村，到处都要用上稻草，不拖稻草怎么活？”
玉梅这才知道，原来农村没有煤也没有柴火，每到烧饭的时候，能用的只有稻草。
她从去到农场卫生所的第一天就开始想回城，她那时不会想到，自己在这里这一待就是好多年，还完成了结婚生子两件大事：25岁她经人介绍认识了后来的丈夫金宝，26岁生下儿子春辉。
待她费尽周折调回城里工作时，距她来到农场已经过了8年。
2
金宝在1974年认识玉梅时，正处在对自己认可度最高的时候。那一年他28岁，在武汉市无线电厂做技术车工。
彼时这是一份非常体面的工作——无线电厂是武汉当时名气最大、效益最好的工厂之一，而金宝的工作又属于技术工种，属于锦上添花。那时即便同厂的其他工人，也格外羡慕他们。“一人管一个机床，又神气又自由，还不用受人约束。”金宝说起当年，一直都非常得意，他强调说，自己当年在厂里走路都是鼻孔对着天的。
似乎为了佐证自己所言非虚，他翻箱倒柜找出一张自己年轻时的照片递给我看。照片里的年轻人虽然个子不高，但眉目清秀，有着鹤一样细长的脖子，和我面前这个一直佝偻着身体、体态沉重臃肿、面庞黝黑、神色倦怠的老人，完全无法重合起来。
金宝说，他之所以能进到无线电厂这样的热门单位，全依赖于自己早年的明智选择。他18岁时，读不进书，又找不到工作，正巧遇到部队来征兵，家里便决定送他去参军。回忆到这里时，他面上浮出愁苦的神情，停顿了好一会才继续开口：“那日子，真是苦，不是人过的日子。”
金宝想留在本地入伍，可惜愿望没能达成，被安排去了遥远的云南。从没离过武汉的他，没想到自己一走就是那么远。他和一群新兵们在闷罐火车里坐了整整3天，才到达贵州安顺，又坐了3天卡车，到了云南普洱的思茅区，雷达兵某团的团部所在地。
新兵训练3个月加上报务兵专训8个月，金宝在思茅待了几乎一整年。手脚灵活的他训练成绩很是不错，这段时光也是少有的令他怀念的黄金时期。
1965年，新兵训练结束。分配前夕，战友问金宝，你想去哪里？他不肯透露自己的心思，只敷衍着答：“国家安排我去哪儿就去哪儿。”战友看了他一眼，似乎是不满意他藏着心思的敷衍，转身就走。
其实金宝心底是有期盼的，毕竟年轻气盛，他的心里揣着一个好奇：“总说保卫边疆，倒真想去看看那边疆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没想到，命运就居然真遂了他的愿——他被分到了云南哈尼族彝族的一个山头，地处云南和老挝的交界。他笃定地说那个山头叫“茅草岭”，我却在地图上找不到这个地名。
可真一上山，金宝就后悔了，同来的一个上海兵，干脆就“哇”地哭了出声。他们想过边疆的环境苦，却没想到会苦成这个样子：雷达站刚刚建起来，新兵们连能容身的宿舍都没有，放眼望去，山头上只有一个个光秃秃的钢架子。大家拔来茅草，一点点堆在钢架子上，才勉强搭起一个个草棚子——墙是草的，顶棚也是草的。
云南的山头湿气浓重，日子就像浸润在水里一样。金宝觉得那里一年只有两季：雨季和旱季。雨季天天下雨，旱季虽没雨，却成天都笼在浓浓的雾气里。雷达兵们把水桶接在雷达的天线下，滴滴答答不一会儿就能接满半桶水。有一次大风吹散了草棚子，把金宝的棉衣吹到了水塘里，之后那棉衣竟然湿哒哒了一整年都不见全干。
山上什么都缺，金宝和战友们除了值班，就是忙着挑水、砍树、烧火灶。山头没有水源，只能两人一班去半山腰打山泉水，晃晃悠悠把扁担挑上山，桶里的水能剩下一半就算不错了。一开始大家还心疼力气，后来也就习惯了，有空的时候就多下去几趟，没空就省着点水用。净水太珍贵，只舍得烧水做饭，至于洗澡，那就实在太奢侈了，每个人身上长年累月都散发着一股馊馊的味道。
唯一的盼头是队里养了猪。战士们空闲了就去砍芭蕉叶子喂猪，眼巴巴等到猪长大了，杀了，吃了，味道却不够好。大家又气又失望，一起埋怨炊事兵手艺不行。炊事兵也委屈：“这山上什么都没有，能烧得多好吃呢？熟了，有肉吃，就别抱怨了。”这倒也是实话，毕竟山上连青菜都没有，唯一算得上“菜”的是每人发的一大坨榨菜，咸得发齁，却仍被小伙子们当作宝贝一样藏起来，吃的时候连切都不切，直接抱着干啃。
我问金宝，你觉得那山上，什么是最苦的？我本以为他会说饿，会说累，没想到，他不假思索就脱口而出：“寂寞。”之后的军旅生涯的回忆中，“孤单”这个词被金宝反反复复提了好多遍：“最难过的就是寂寞。一个山头，就那么几十号人，一待就是整整5年。下山的机会很少。在山上没有娱乐也没有精神寄托，唯一称得上消遣的就是躲在战壕里看小说。”
熬满5年，23岁的金宝退伍了。凭借着当年在连队机缘巧合立下的一次集体二等功，他和战友们在选择工作的时候有了更宽裕的空间。
玉梅认识金宝后，得知此事耿耿于怀：“二等功啊，怎么都应该发些奖金对不对？结果就只发了一个毛主席语录的小本本做纪念，太欺负人了，你们当时也不去争一下。”
那时金宝不认可玉梅的抱怨：“我们当兵的时候，讲究的是‘政治挂帅，反对物质刺激’，怎么可能发钱？最后有个好工作，那些苦也就值得了。”
不过在若干年后，当金宝遭遇下岗时，也开始赞同起妻子的话来。他有时觉得自己“亏了”：“拿青春换来的工作说没就没。”有时会后悔：“当时也有机会进公检法或者电信局的，但我觉得工厂好，铁饭碗嘛，福利好待遇好，而且我们那个年代，讲的是工人老大哥有面子。哪晓得山不转水转，人啊，就没有往后（看）的眼睛。”
金宝有天收拾屋子的时候，不小心翻出了那本曾经视若珍宝的语录册子，他拿在手上掂量了一会儿，就随手丢进了垃圾桶里。
3
1974年，玉梅和金宝经人介绍，结了婚。次年，儿子春辉出生。
在那之前，玉梅本已经慢慢习惯了农场的生活，但儿子的到来，让她觉得自己的生活又变得难以忍受起来。
谁来照顾新出生的婴儿，是一个迫在眉睫要解决的问题。她和金宝结婚后，没有自己的房子，就住在婆家。日常她一人在西郊农场上班，两周才回市里一趟，家里常年只有婆婆和丈夫。如今有了儿子，玉梅想让他留在条件更好的市里，让退休在家的婆婆帮忙照顾，这样自己也可以腾开手安心工作。结果，她吃了个软钉子，婆婆半带着条件拒绝了：“要我带孩子可以，但你们每个月要给我一笔钱，算是生活费也好，辛苦费也好，反正不论如何，钱是必须给的。”
这样的要求在玉梅看来实在不近人情。她向来知道婆婆个性冷漠，但她没想到在照顾孙子这件事情上，婆婆也同样不给通融。玉梅赌着气，也是舍不得钱，就没有同意婆婆开的条件，事情就这样悬在了半空。她催着丈夫去跟婆婆沟通争取一下，看看事情有没有转圜的空间，金宝哼哼哈哈地应着，却也始终没有去找母亲：“这不是还没出月子吗？等出了月子，产假休完了要回去上班的时候再说。”
只是还没等到玉梅出月子，婆媳矛盾就掩不住了。
春辉出生的时候是料峭的初春，玉梅怕孩子冷，给孩子全身裹得严严实实，唯独小脚丫上的袜子，老是被孩子一次次蹬掉。玉梅无奈，找来两根橡皮筋把袜子牢牢绑住，心下还为自己想出的办法有些得意。忙完后，困意来袭，她便昏昏沉沉地睡去了。不知睡了多久，她被春辉的哭声吵醒，睁眼一看，孩子已经哭得小脸发紫，喉咙都哑了。她以为春辉饿了，手忙脚乱冲了奶粉，孩子却一口不喝，只哇哇哭个不停。
初为人母的玉梅抱着孩子怎么都哄不好，六神无主的她，只好隔着门喊睡在外屋的婆婆：“妈，孩子不知道怎么一直哭，你来帮忙看看吧。”
大概是春夜太冷，婆婆不肯下床，同样隔了门喊了回来：“孩子哭不就是饿了吗？喂点奶粉就不哭了。”
“喂了，还是哭不停，妈你来帮忙看看吧。”
外屋再没了回音，不知婆婆是又睡了过去，还是不想搭话。
玉梅手足无措，奶瓶也被她不小心打翻了，漏出的奶粉浸湿了孩子的裤子，她慌忙准备给孩子换掉时，才发现那两根已经被她忘到脑后的橡皮筋——皮筋解开，两道深深的勒痕已经黑得发紫。玉梅的腿都吓软了。
时隔近50年后，玉梅说起这段往事还依然忿忿不平：“你说多险啊，那时候春辉才一个月，差一点点腿就要废了，就要成残疾了。你说我那个婆婆，心怎么那么狠呢？孩子哭成那样，她都懒得起身来看一眼。”
在一旁的金宝不高兴了：“这还不是怪你，哪有人糊涂到给孩子腿上绑橡皮筋的？怎么还要怪其他人。”
类似的争执贯穿于他们的婚姻。长久的岁月里，玉梅对桩桩件件的琐碎往事一直释怀不了，而金宝则从不肯附和妻子说半句自己的母亲的不对。往事常被从沤得发烂的垃圾堆里捡出来鞭尸，附带一场场或大或小的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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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事情之后，玉梅才真正意识到，婆婆是确实指望不上了。于是产假结束后，她就带着春辉去了农场。每逢工作半个月的两个休息日，她再带着春辉回一趟市里的家。
那时农场连公交车都没有通，玉梅要抱着春辉，背上奶瓶尿布，装满大包小包，步行整整八里路，才能看到回市区的公交车，上车之后，还需要再转两趟车才能到家。回一趟回家常要走上两三个小时，等到了周日晚上，返程的路还要再走一遍。
夏天的通勤还稍稍好过一点，到了冬天，风就像小刀子一样划着脸。玉梅前胸抱着孩子，身后背着包裹，手冻得僵硬了也不能松开。路程太远，春辉的屎尿憋不住，只能拉在尿布里，中途玉梅也腾不开手给孩子换。待到回到农场卫生所，孩子的两腿都冷冰冰僵硬硬，玉梅得去隔壁讨来热水，用热水袋给他捂上好一阵子，才能慢慢缓过来。
通勤并不是最艰难的，最难的是玉梅一个人要在上班的同时照顾孩子。她常常觉得自己被撕成两半，却什么事也做不好。
有一次玉梅上夜班，不放心把春辉一个人留在房间里，便抱着孩子到了办公室。她用被子在空桌子上堆出一个窝状，把熟睡的春辉放里面，自己就去前面接诊了。正在忙乎，突然听到闷闷的一声“咚”，旁边病人惊呼：“玉梅大夫，你的孩子掉地上了！”话音未落，春辉撕心裂肺的哭声就响遍了整间屋子。
玉梅一下慌了手脚，孩子却怎么也哄不好，她抱着孩子一起哭了起来，直到孩子又昏昏沉沉睡了过去。等到她再抬头看，病人早已悄悄退了出去。她抹了一把眼泪，把儿子重新放回临时被窝里，回到办公桌前，等待下一个病人。
还有一次，玉梅打水准备给春辉洗澡，当时她托着装满了开水的塑料脚盆，突然手一滑，滚烫的开水便倾盆泼向了坐在婴儿椅里几个月大的儿子。春辉哇的号哭起来，玉梅也惊得丢开脚盆，扑过去抱起他。孩子的整条腿上烫得全是巨大的水泡，哭声一声高过一声，最后已经嘶哑到发不出声了。
玉梅完完全全慌了神，一着急，手贴着水泡上一顺摸下，水泡被挤破，一层皮也跟着撕扯了下来。孩子哭到近乎晕厥，玉梅也跟着跳着脚哭。
农场的卫生所实在太过简陋，连基本的烫伤药都没有，她只得抱着孩子去到高一级的职工医院，可那里的医生看了春辉的伤势，也只摇着头让她另寻高明。玉梅的心突突得几乎要蹦出胸膛，最后，还是同办公室的护士去找来土方子。黑黑的药油一层一层抹下去，烫伤终于慢慢缓解，春辉的小命才算是捡了回来。
4
鉴于在卫生所没法兼顾工作和孩子，玉梅接受了领导让她调去下级卫生室的建议。
当时西郊农场的医务配置是这样的：最高级别就是农管局直属的职工医院；其次是各个生产大队里给职工配套的医务站，也就是玉梅工作了多年的卫生所；再下一层是卫生室，位置在更偏僻的农村，环境也更辛苦，服务对象也从农场职工变成了农民。
因为玉梅天天上班看诊时都把春辉的婴儿椅搁在身后，领导已经明示暗示了好几回，说卫生所里人来人往，人多嘴杂，这样子影响不太好。让她去的下级卫生室，人员结构简单，只配置一名医生加一名护士，“你去了那里，就你和护士两个人，你就算把孩子天天绑在身上也不会有人说你什么”。
之前玉梅对这番建议一直装聋作哑，只抱着一个念头：“他只要不下正式通知，我就赖在卫生所不走，我一个女人一个小儿，他还真能赶我不成？”但随着照顾儿子意外频发，玉梅动了心思——如果调去下级的卫生室，确实可以避免有心人明里暗里嚼舌根，而且领导安排她去的沙嘴卫生室，处在郊区和城市接壤的地方，是所有卫生室中离市内最近的。
“可以考虑啊，这样我下班就可以去你们那里给你搭把手了。”金宝也这样劝她。
玉梅同意了。
调到沙嘴后，金宝如之前承诺的那样，隔三差五就过去探望妻儿。但这也是不轻松的。无线电厂在城市的东面，沙嘴的卫生室在西郊。每次金宝都要从东往西横穿整个城市，先转几趟公交到城市边缘的终点站。好在那里住着他一个老同学，金宝把自己的自行车寄存在同学家，每次下了公交车，跨上自行车再骑上半个钟头，就能到沙嘴了。
这趟路单程就要花上一两个小时，每次金宝到沙嘴时已经是晚上七八点了，但这个时候正正好——村里的农民大多数都是这个时间段才收了工去瞧病，正是玉梅最忙的时候，金宝到了，她才能腾开手去处理病人。
金宝带来的不仅仅是体力上的协助，他还能带来很多郊区没有的东西——春辉要喝的奶粉，1块2半斤，郊区没地方卖，只能从市内买；按计划供应的鸡蛋；以及，金宝每次从无线电厂偷偷顺出来的一小瓶柴油。
卫生室什么配套都没有，没有火，连烧水做饭都成问题。那点柴油珍贵得很，玉梅要拿来算计着炒菜做饭，烧水是万万舍不得的。好在她和隔壁住的村民很快混熟了，每天就去叨扰打一瓶热水洗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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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俩这样在一个城市“异地”了一年多后，金宝渐渐觉得奔波辛苦，玉梅也觉得郊区日子难捱——沙嘴是离市内近了点，但各方面条件都不如之前的农场卫生所。熬不住的一家人，还是动了调回城里的心思。
也是机缘巧合，金宝得到消息，市第一商业局下属一家仓储公司的医务室需要招一名厂医。夫妻俩发动了身边所有的社会关系，辗转周折好久，花了不少心思，玉梅最终如愿调了工作。
玉梅高兴坏了。从荒凉的郊区回到日思夜想的市内，工作环境从破旧的草棚子换成了青砖红瓦木地板、小洋楼一样的办公区，春辉也能交给单位的托儿所了。她兴奋地对金宝说：“我感觉自己好像从地下到了天堂。”
但也正是这个当年费尽心思才搞成的调动，在退休后，却成了让玉梅懊恼不已的“失误”——从卫生院来到仓储公司，她最后就成了“企退医”（指在企业医院工作的退休医务人员）。
而当年和她一起分到西郊农场卫生所的同学高海英，没有像她这样想办法调回城里，就一直留在农场卫生所，通过了当地组织的晋升考核，最后以高级医师的身份退休。高海英退休时属于事业单位的行政编制，每个月退休金有近万元。
这让玉梅又羡慕又懊恼。少数时候她会自怨自艾，说自己当年选错了路：“要是我当时和高海英一样留在当地不走，现在我也是公务员退休了。”这时春辉就会劝她两句：“算了，谁也不能预料到‘之后’。当年你能调动回来让多少人羡慕啊，事情后来的发展就由不得你当时能想到嘛。”
更多的时候，她是愤怒：“凭什么呢？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凭什么她们的退休工资是我的3倍？这个社会太不公平了！”这样的时候，儿子一般就会闭嘴了。他不支持母亲的维权和上访，但也没有阻止，只在一次玉梅准备和其他人一起去时，把她拦了下来，其余的时候，他基本不会多过问这件事。
“如果她觉得这样能减少一些懊恼，就由着她吧。”春辉如是说。
春辉其实并不太懂母亲的愤怒——玉梅争的不仅仅是一口气，更多的还是两种身份之间数额越来越多的退休金差价。金宝是懂妻子的心思的，也积极地给她出谋划策。事实上，经历了50多年的婚姻的两人，感情谈不上琴瑟和鸣，争吵怨怼有时，各怀心思也有时，然而一旦遇到需要调整到“战斗状态”的事情时，两人就是能迅速成为并肩作战的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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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玉梅的记忆里，刚刚调回武汉市内的前几年，是她人生中最舒服的一段时光：春辉可以送去托儿所和幼儿园，不再需要时时带在身边；她也能正常上下班，不用再像在卫生所里那时值夜班了；厂里效益不错，工资涨了几轮，逢年过节还有一些奖金；最重要的是，厂里还给她分了一间10来平的房子。
玉梅从小就没住过好房子。小时候，她们一家三代8口人齐齐挤在一间24平米的小平房里，搭了2层阁楼，才能让家里人勉强都有睡觉的地方。房子的挑高并不高，搭出的那两层，严格说来不能算阁楼，顶多称作为隔板，人在上面连坐都坐不直。孩子们晚上上床睡觉，都是踩着梯子蹬到隔板处，屁股坐下，顺势一滚，才能进去。
所以，这套分到手的小房子让玉梅兴奋不已，感觉自己在家都扬眉吐气了不少。
生活渐渐安稳的金宝和玉梅，动了“再生一个”的心思。从70年代末期开始实行计划生育，身边有人劝过他们，不要在风口浪尖去违抗政策，但两口子没有太在意：“说是这样说，我们到时候真的怀上了，他们还能把孩子从我肚子里打了不成？”“之前领导人都说过，两个（孩子）正好，怎么现在没几年翻脸就不认了？”“前年去年，街坊里都有不少生了二胎的，难道等我们生的时候就会不让了？不会那么巧的。”
到了1981年玉梅怀上女儿春兰的时候，计生政策已经非常严格了。旁人不再说什么，但玉梅单位的领导却不会这么轻易放过她。几次三番严词劝说无效之后，之前一向待她不错的直管领导姚书记就翻脸了。
“我怀孕到6个多月的时候，姚书记居然安排我去运砖，他是故意整我的。我挺着大肚子，在大太阳底下，把砖一推车一推车地装起，运到姚书记指定的地方之后，再一块一块卸货下来。整个过程没有一个人帮我，大家都只是远远看着，指手画脚看热闹。我那时真是又累又气，好歹我也是一个医生啊，应该是受人尊重的，那时候却像个罪人。”
时隔40多年，玉梅回忆起这件事，语气还是会泛起涟漪，那些她在年轻时就难以消化的无力感与耻辱感，依然未被岁月和时间化解，最终只能变成愤怒回流回来。
这次难堪之后，玉梅和金宝，就跟姚书记在心理上割裂开了：“大家本就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老熟人，既然他们要这样对我们，那我们就别怕跟他们撕破脸了。”
玉梅和厂领导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姚书记每天来找她做思想工作，劝她拿掉胎儿；玉梅则从之前的好言好语求情，变作了不理不睬避而不见。
较之于妻子的不甘，金宝还有另一层隐忧：“我担心他们会动真格的，逼着你打掉孩子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玉梅就干脆不去厂里了，在各个亲戚家之间东躲西藏。
熬到胎儿8个多月的时候，玉梅决定结束“游击生涯”回家：“现在月份足够了，应该安全了。生出来就是能活的孩子了，他们不至于杀生吧。”
但她还是有些过于乐观了。一看到她住回家里，姚书记就带着居委会的人一起把她堵在了家里。房子是个套间，玉梅躲在里屋的角落，蒙在被窝里瑟瑟发抖，一丁点声音都不敢发出。屋外初春干枯的枝丫在风里刮出呼呼的响声，夹杂着一群人此起彼伏的凶狠拍门声与叫喊声。
玉梅懊恼，怪自己怎么还是这么轻率就回家了。东躲西藏的日子里，她也听说了不少类似的事情——有的胎儿已经9个多月了，结果硬生生被强制引产下来，那些活生生的、能哭能闹还在呼吸的孩子，就被当场处理了。她越想越怕，摸着肚子，觉得好像就快保不住自己的孩子了。
不清楚过了多久，外面终于归于平静了，玉梅这才哆哆嗦嗦试探着走下床，眼泪鼻涕糊了一整脸。家里明明没有烧水，却仿佛浮动着久久不散的水蒸气。
在后来儿女们的成长过程中，这段往事被玉梅循环讲述了无数次：“那是最凶险的一次了，真的是只差一点点，春兰就要没命了。”“为什么现在春兰这么胆小，主要就是在娘胎里受了惊吓。”更多的时候，是她一声又一声长叹：“都怪我们命苦，结果还连累了春兰，让她也跟着我们受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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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书记最后还是网开了一面，没有对玉梅和胎儿赶尽杀绝。1982年初，挂着“超生”名头的女儿顺利出生。但惩罚是少不了的。姚书记先是把玉梅的工资连降两级，之后不久，又干脆停了她的工作，为期3年。
多了一个孩子，吃穿用度的花费自然多了不少；而收入又少了一半，全靠金宝一人微薄的工资度日。本就不厚实的家底此时越发捉襟见肘起来，屋子里的氛围也终日压抑，金宝成天阴沉着脸，或是叫叫嚷嚷地找人吵架，玉梅则是日日愁眉不展，以泪洗面。
这样过了一两个月之后，玉梅和金宝商量：“不行，不能这样被姚书记他们欺负着。”金宝闻声也拍拍桌子：“对，他们这样子太欺负人了，我们找他们要说法去。”
夫妻俩行动起来，在酷暑里的一个晚上，玉梅抱着几个月大的春兰，堵在了姚书记的家门口。听到敲门声出来的姚书记显然没想到来者会是他们夫妇，犹豫了片刻之后，还是张罗着想要迎他们进门。
玉梅却不进去，她站在门口，嗓子提高了好几度：“姚书记，你说我有罪，那我认了。但是我孩子没罪，书上都说了，她是祖国的花朵啊，她要吃饭啊。你停了我的工资，就是要了我的命，要了我孩子的命。”
金宝接了腔，他本就嗓门大，此刻更是不管不顾：“姚书记，古代人犯罪才株连九族，我们是新社会，有罪你判我的罪，但你不能整我的孩子。”
姚书记赶紧抓住空隙插上一句话，语调也很不客气：“玉梅你犯错，我停你工作不对吗？哪里扯到什么‘株连九族’，说什么‘要你孩子的命’，红口白牙，你别这么瞎扣罪名。”
玉梅不接姚书记的腔，顺着自己的逻辑说下去：“坐牢还有牢饭吃呢，你总得给我们一个活路吧？”金宝也在一旁大着嗓门助威：“你要是不管，不给我们一个说法，我们以后就每天来你家，让大家都看看你们这些当领导的是怎么欺负我们底层老百姓的！”
他们说到做到。之后每天晚饭后，夫妻俩就抱着春兰准时出现在姚书记的家门口。厂里的职工们都在屋外纳凉，免费的热闹岂有不凑之理。玉梅和金宝在门口一再叫嚷，旁边的人便一圈又一圈围得越来越多。见人围上来了，夫妻俩就转过身朝同事们喊话：“我们说的都是有道理的，不是胡扯，我们是通情达理的人，不是被逼到这一步，我们也不会这样。”
如此坚持了一个多星期，姚书记投降了。他和玉梅商量：“你这行为毕竟属于明知故犯违反了政策，对你的处罚是厂里领导一致决定的，也是合理的。所以这3年，你的工作该停还是得停。但是出于人道考虑，厂里决定每个月给你补贴17元的生活费，你看这个方案你能接受不？”
玉梅和金宝同意了。
“正式职工一个月的工资也就30元，我不上班能拿17元，我觉得还是可以的。”玉梅的语气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喜悦。
而金宝则陷在对自己的赞许中：“看吧，还是得我出面，你不行，你不会吵架，要是没有我，你可能几个月都谈不下这么好的条件。”
玉梅有些不服气，正准备争辩几句，金宝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其实这算是他们运气好，我都想好了，如果他们不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下一步就准备抱着春兰去商业局门口堵领导了，让那些大领导看看，他们的下属单位是怎么欺负我们的。”
这件事大大鼓舞了玉梅和金宝。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他们每一次遇到麻烦的时候，都会这样一次又一次绷紧战斗的姿态，去争取他们理想中的公平。
6
在家闲了几个月后，有亲戚给玉梅介绍了一份工作。
改革开放政策已经越来越明朗，《人民日报》在1982年8月发表了社论，点名赞誉汉正街为改革开放起到了风向标作用。一时间，汉正街小商品市场风头无两，车如流水马如龙，热闹得不得了。亲戚介绍玉梅去的那家私人服装厂，正坐落在汉正街一条叫作“大夹街”的支巷里。
大夹街整整一条街上全是脑袋活络的服装个体户，他们租了当地居民的房子，搞起了前店后厂。小巷每天都被摊子和来打货的商人们塞满，各家后院则是摆得密密麻麻的缝纫机，缝纫机后面坐满了和玉梅一样的女工。这里也是汉派服装发源和壮大的起点，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一路繁盛，传奇创富故事每天都在上演。闯码头的弄潮儿们在那里掘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玉梅和她的伙伴们也分到了改革开放的一杯羹。
玉梅在服装厂做工，每个月除了基本工资之外，还有额外的计件工资，到手能有200多元甚至更多。在那个武汉市绝大部分职工平均工资不过30元左右的年代，玉梅在街坊四邻里成了被狠狠羡慕的对象，甚至有仓储公司的老同事酸溜溜说他们家是“因祸得福”。
在服装厂的那段时间，可以算是玉梅手头颇为宽裕的一阵子了。但或许是天性节省，又或者是厂里停发工资带来的不安全感把玉梅结结实实吓到了，尽管收入激增10倍，玉梅却并没有让家里的开销松动起来，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除去最基本的生活开销之外，其余全被她转身存进了银行的定期存折里。
有一次，年幼的春辉生病了，高烧不退，玉梅犹豫了好一阵子，终于狠下心煮了一个鸡蛋端到儿子床头。病得没胃口的春辉迟迟没有吃那个鸡蛋，倒是春兰趴在床头盯着碗看了好久：“哥哥，你快点吃吧，不然等你病好了，就没鸡蛋吃了。”
这件事被玉梅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一遍又一遍反刍：“哎，你说我当年是不是糊涂，怎么只舍得给春辉煮个鸡蛋，却没有给春兰也煮一个。”“可怜我的小女儿，才会说话没多久，就知道只有病了才能有鸡蛋吃。”
愧疚和懊恼最终也总要找到一个出口：“只能怪厂里停了我的工资，让我一对儿女都没法过上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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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梅对服装厂的收入是满意的，但她对这份工作并不是没有抱怨：“太累了，真的太累了。”
“服装厂说是管住，但是我顾着家里，就不愿意住宿舍，只能每天来回跑。我们当时住得离汉正街不算近，所以那些年我真的是天天披星戴月啊，每天天没亮就得起床，早早地去服装厂，晚上天摸黑了才能往家里赶。
“虽然说是计件制，但私人老板不是慈善家，每天有规定的最基本完成量。我手脚慢，动作不像那些熟练工那么快，所以每天我都得第一个到，最后一个才能走。好多次，等我做完工出来，其他人都洗完澡坐在院子里乘凉了。每次我看到她们那悠闲的样子，心里都羡慕得要滴下血来。我总想着，什么时候我才能和她们一样舒舒服服地吃西瓜呢？
“这个私人老板的钱，真是不容易拿的。他们都是资本家，惯常会压榨工人，在那里打工比起在仓储公司上班真的辛苦太多了。单位里多轻松，我们医务室这种福利配套部门更是闲岗位——不是时时刻刻都有人生病受伤的，没人来的时候，我可以在医务室里关上门做家务，择菜、打毛衣、缝缝补补，这些事在单位里做完，晚上回家后就可以休息了。但是在服装厂不一样，私事是不准干的，日常也是不能迟到早退的，白天累了一整天，晚上回去还得照顾两个孩子，我那两年累到腰都直不起来了。”
那期间，好友高海英曾来找过她：“要不你跟我一起再回农场的卫生院吧。现在有风声，说是可以参加晋升考试。”
玉梅反问她：“考那个试有什么用？有没有什么消息说考了能加职称或者涨工资？”
高海英摇摇头：“那倒没听说 ，但我想考了终究是有用的吧。”
玉梅坚定地摇摇头：“不。我是看不进书学不进习了，就算看了书估计也考不过。”她咽下一句话没说：“我才不想回那个农村地方呢，没有单位里清闲舒服，没有服装厂工资高，傻子才想回去。”
几十年后，当玉梅艳羡高海英的退休工资时，只能一遍遍说自己当年“像个傻子”——此乃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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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玉梅对服装厂的收入和辛苦反复纠结之际，老天仿佛听到她的心声——在服装厂待了2年之后，1984年的秋天，姚书记来找她了。
虽然玉梅期待过很多次能恢复工作，但当她听到姚书记说让自己回去单位上班的时候，内心第一反应是怀疑。她问丈夫：“厂里是不是知道我现在在外面挣得多，觉得我日子好过了，整不了我了，所以就要给我恢复工作？”
金宝不吱声，因为他一时也判断不出这算好事还是坏事。想了想，他叮嘱妻子：“你去找以前的同事打听打听是个怎么回事。如果是真的要给你恢复工作，那可以回去。如果就是纯粹想膈应我们，不让我们挣钱，那就坚决不回去。”
夫妻俩很快打听到了：玉梅被暂停工作之后，医务室里就只剩一位丁医生了。本来人手也够用，但最近市里的友好商场把丁医生借调走了，单位的医务室就没有人了，所以要让玉梅回去。
友好商场成立于1959年，和玉梅所在的仓储公司一样，归属于武汉市一商业局。白云苍狗，星移物转，当年的友好商场后来蜕变成武汉本土声名赫赫的商业巨头武商集团，而玉梅曾工作了20多年的仓储公司，早已在数次改制后宣告破产，湮没于时代的洪流。
玉梅也曾无数次懊恼：“你说，要是我当年没有超生春兰，就不会被停职对不对？那调去友好商场的，是不是就有可能是我了？”
没有人能回答她的问题，也没有人提醒她不要沉溺于这些没有意义的设想——可在这样的设想中，玉梅好像能获得一种奇异的舒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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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离开服装厂回到仓储公司，成了当时横在他们夫妻面前难以抉择的问题。玉梅是想回去的，她早已忍受不了服装厂的高强度工作，更何况刚巧在那阵子，她出了事。
每天从服装厂下班时，玉梅都会偷偷带一些布料回家。最开始是日常用剩的布头，零零碎碎的，本就是废料，带走也没有任何心理负担。日子久了，见老板没有察觉，玉梅的胆子大了起来，她在缝纫的时候会刻意偷工减料，最后就可以省下整块整块的布料带走。反正每天她都是最后一个离开厂房，所以迟迟没有人发觉。她顺走的布料越来越多，在家里堆成了一座小小的布山。到春兰2001年上大学的时候，玉梅还能拿出快20年前存下的布料给女儿做了几条新裙子。
虽然玉梅一直很小心，但终究纸包不住火。有次她在偷偷拿走一整兜布料后，被服装厂老板发现了。老板很生气，狠狠责骂了她一顿，但既没有罚款，也没有要求她还回之前拿走的布料，只厉声警告她下不为例：“如果再被我发现，你就不用再干了！”
不过玉梅觉得自己的感情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我虽然拿了布料，但也没给他造成损失啊，衣服一件不少做出来了啊。”“拿点东西怎么了，以前我们单位谁没往家里顺过东西？私人老板就是没人情味，动不动就喊人说不要干了。我在仓储公司犯了那么大的错，也只是停职3年，没有说赶我走。”
所以，姚书记的一番话彻底说动了玉梅：“你在服装厂是挣得多，但是不管怎么样，它都是一家私人企业，做两年就把你辞退了。不像单位，管你生管你老，管你病管你死。对了，还有退休金，哪个私人老板会管你退休？这个账你要会算啊。”
玉梅想起服装厂老板冷得像冰一样的脸，她的决心终于彻底摆了过去：“姚书记说得对，不能贪现在工资高，退休金才是大事。”但她还是试着挣扎了一下：“不是说停我3年的工作吗？现在还不到时候呢，能不能这样，我在服装厂再做一阵子，等到满了3年，我就回去。”
姚书记笑出了声：“你倒是真的敢想。一周时间，你能回来就安排好尽快回来，不行的话，我们就去别的地方调人了。”
玉梅飞快辞掉了服装厂的工作，回到了仓储公司，带着几分欣喜，也带着几分不甘。
7
玉梅回到仓储公司，一家人安安稳稳过了7年平淡日子。直到1991年，45岁的金宝迎来了人生中一个巨大的变故。
武汉市无线电厂，曾经在武汉甚至湖北省都是家喻户晓的存在。它是国内最早定点生产广播电视音响产品和无线通讯设备的骨干企业，长江音响就是它的拳头产品。武汉不少人的童年都曾听过那句耳熟能详的广告词：“长江音响，您的理想。”
跟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到了70年代末期时，无线电厂也一并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在金宝的回忆中，那时候厂里的职工近2000人，每到上下班的时段，厂门口的马路挤满了进进出出的职工，连沿途的公交车都要在那个时段停开一阵子，为工人们让路。
但变动的来临往往猝不及防。
1981年，这家前两年还风光无限的工厂，却迎来了生死大关——当时厂里见形势一片大好，便摩拳擦掌加大了生产，倾全厂资源，把所有的人力财力都集中在了收音机的生产上，一年时间，总共生产出了50万部收音机。就在全厂上下憧憬无限的时候，却没料到风云突变——就在那一年，大批国外和港澳地区的收录机，潮水般涌入国内市场，轻松地冲击了内地的收音机市场，无线电厂满仓库的收音机，卖不掉了。
企业的兴衰往往就是瞬息之间，时代的巴掌呼过来，往日光环再盛，也难逃一疼。仅仅一年时间，金宝和他的同事们眼睁睁看着厂子从辉煌跌入深渊。最窘迫的时候，厂里连电费都交不起，职工们的工资也迟迟发不出来。这家计划经济时代的龙头企业，似乎走到了山穷水尽。市政府给了帮扶政策，给予无线电厂经营自主权，允许企业自主发展项目。之后的几年时间，无线电厂陆续设立了几个分厂，尝试不同的方向和项目。金宝便是在这个时候，选择申请调去新成立的无线电五厂。
许多人都劝他不要去。在他们看来，无线电厂虽然日子艰难，但那么多年磕磕碰碰，也能一直在存续。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哪怕在最生死攸关的时候，厂里还在想方设法凑钱来发放职工的工资。有同事劝金宝：“不管怎么说，无线电厂是大厂，是老厂，是国家的厂。但这个五厂是新成立的，虽然挂着‘分厂’旗号，其实就只是几个厂领导牵头办的，属于私人企业。今日不知明日事，保障肯定是比不上‘总厂’的。”
金宝不听。
他的性子有些倔，刚愎自用，自己认准的事情，不会轻易被外人说服，何况，那时他心里有着对谁都没有说过的、自己的盘算——他想要一套房子。
对于前几年玉梅单位给她分的那套小房子，金宝虽然也高兴，但心里总莫名有一些小疙瘩缠着绕着。在他的认知里，自己作为一家之主，房子却是妻子单位分的，这让他“心里始终提不上劲”。
但无线电厂的房子实在是不那么容易分到，厂里职工太多，僧多粥少，论资排辈，金宝本就不占优势，再加上他性子不太讨喜，说话容易得罪人，厂里的领导多多少少都有些不太待见他。所以分房子这事，一年拖过一年，迟迟没有下文。而无线电五厂成立的时候，想从“总厂”调动人员，无奈大多数职工都不买账，于是五厂就出了政策，承诺只要是愿意过去的职工，都能保证分到一套房。这一点，让金宝动了心。
此外，他当年还另有一个对谁都没有说过的心思：他想趁调动，换一个工种。他已经对车工极其厌倦了：“这份工一做就做了10多年，太累了，我想换个轻松的工种。”
在苦日子里泡久了的人，看到更容易的路，就总会忍不住想要拐过去。金宝盘算好了，趁着去到五厂的机会，一并申请换成木工：“木工在厂里属于辅助工种，岗位的重要性很弱，比起车工，每天的工作简直轻松太多。”“之前在无线电厂没申请换，是因为木工的待遇比车工差很多。但是去到五厂的话，据说待遇的差距就没那么大了。这样就可以轻轻松松拿到和之前差不多的钱。”再者：“现在小年轻结婚，都在外面找人打家具。我要是把木工做好了，以后随便在外面挣点外快，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去了五厂，金宝的两样预期都如愿以偿。一开始的日子确实不错，他分到了一套宿舍，木工也如他预想的一样轻松没压力，再加上五厂离家更近，那一阵子，他觉得自己快活得走路都要飞起来了。
此刻他浑然不觉，命运的捉弄早已悄悄布局好，直待某个时刻，面目狰狞地向他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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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一个平常的下午，金宝如往常一样操作着机器，巨大的铁锯落下，他却鬼使神差般没有像往常一样避开，等到所有人都反应过来的时候，金宝的小拇指连着小半个手掌，已经被割断了。
此前没有人遇到过这种事故，大家都愣住了，直待到有人回过神来，才七手八脚一起把金宝送去了工厂定点的职工医院。当值的医生瞥了一眼金宝的手——小拇指还没全断，连着一层薄薄的皮肤在手掌边晃来荡去，像海浪里即将被吞没的小舟。
在多年后，金宝才知道，当时他的手其实是有救的，如果及时保存好断指，如果去到更高水平的医院，那节断指是完全可以接上去的。可惜没有如果。
“家属来了吗？准备截肢吧。”医生语气很是冷淡，说完又补充一句，“赶紧喊家属来签字，家属来签了字才能手术。尽快，不然伤口就感染了。”
大伙这才意识到，慌乱之际，居然一直没有人通知玉梅。那时连座机都还没普及到家庭，待到层层叠叠人托人传话给到玉梅、玉梅再赶来医院时，距离事故发生已经过去了2个多小时。
金宝的手掌就这么从此缺了一小半。
对金宝来说，这是他人生中最低潮的一段时间。过了很久，手掌里的钢钉才被取出，大家对着他的断掌惋惜，金宝藏起手掌，一如他藏起自己的崩溃。
他是个很内向的人，他羞于向身边的任何一个人展示自己的痛苦与软弱，因此，那些自我消解也就变得更加困难起来。没有人能说得出当年的他经历了多少次反反复复的心理重建——玉梅说不出，甚至多年后的金宝自己，也只说“记不清了”。
木工也好，车工也好，手不全，是干不了了。无线电五厂给金宝办理了内退，45岁的金宝，带着伤痛离开了。从他23岁进无线电总厂算起，在工厂里工作已整整22年。
如果一定要算一个时间节点，金宝会把这一年当作他人生的转折点，在那之后，他的生活开始层层下坠和滑落。在之后的很多年里，他尝试了数种谋生手段，但却一直在各种选择之后节节败退，越过越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