沮授、审配二人的营寨已经设妥，车阵业已结好，护卫车阵的刀车、鹿角、拒马、壕沟等更是一应俱全。
最为关键的是…
这些河北“精锐”兵卒们都清楚，辽东兵卒一是已无备对有备，二是战斗力远不及卫府兵卒，所以…
河北“精锐”兵卒们心中不约而同道：
老子连卫府精锐都无惧，遑论你等无备而来之辽东杂碎乎！
诚然如此，能扛过去岁邺城之围的袁军兵卒，或许战斗力不好说有多强，但至少心理素质足够过硬。
至少在听到响彻四野的呼喝声后，兵卒们心中虽慌，却并不畏惧。
更何况，兵卒们慌归慌，经历过多次大战、恶战的沮授、审配二人，却仍然安之若素，并且犹能淡定从容地指挥兵卒们布防。
由是故，这些河北“精锐”兵卒们虽慌却不乱，而且，随着他们将原本已备好的防御工事逐一派上用场，就连原本慌乱的情绪也渐渐稳定下来。
如是般，在沮授、审配二人从容指挥之下，仅仅半个时辰不到，其二人之六万兵卒，便已布置好层层防御、并严阵以待，准备迎战公孙康的大军。
就在这时，站在营寨四角望楼上的斥候，纷纷挥舞起了传令旗。
然后，站在高台之上的沮授、审配二人，也发现了远处荡起的滚滚烟尘，以及烟尘之中的整齐军阵。
虽然沮授、审配二人至今都不知，袁熙一方那一万五千精锐骑兵而今何在，但如今己方即将与敌军短兵相接，二人只好暂时抛开疑惑，专心应对面前之大敌。
反观对面辽东军…
有一句话，牵招并未告知沮授、审配二人：
公孙康率领之大军，几乎已倾尽公孙度所有能派出的兵力。
简言之，公孙康率领的，是足足一十二万兵卒！
盖因公孙康此番率军前来，目的绝非仅为辽西一郡之地。
公孙度之所以机关算尽，要在肥如县将袁绍有生力量一网打尽，就是因为肥如县，也就是后世秦皇岛，地理位置实在是过于特殊！
此事用汉末地理解释不够直观，诸君请联想吴三桂引清军入山海关之事，便可知其大概。
因为肥如县，是扼守辽西（后世唐山西、秦皇岛）、右北平（后世承德南、唐山东、天津北、首都东）、幽州刺史部治所蓟城（后世首都）的咽喉要道！
只要公孙康在此全歼袁绍麾下有生力量，那么…
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甚至是涿郡这幽州的五个郡国，将皆成为公孙度囊中之物！
在公孙度看来，袁绍此番必中其人毒计！
然而…
出乎率十二万大军前来、对全歼袁绍大军志在必得的公孙康预料之外的是…
袁绍军竟然…竟然…竟然不按套路出牌！
此时此地，公孙康未穿戴甲胄、刚刚集结完毕大军，正欲提速赶向榆塞（即明朝山海关所在之燕山东隘，当然，汉末当然不可能有明朝才建好的山海关），自后路包抄…原定计划中埋伏在榆塞的袁绍大军。
此处须注意一点：因海岸线内移之故，此地距榆塞（明朝山海关所在）仅百里之遥。
可神特么能想到……
袁绍大军竟然会出现于此地！
公孙康登时懵逼。
因震惊万分、错愕不已而反应不及的其人，好险没问出一句极其愚蠢的话来…
你等不去百里外之榆塞伏击我等，何故在此列阵？
万幸，公孙度只说出“你等…”二字，便迅速反应了过来。
再看向对面的沮授、审配一方。
二人此刻，已经被出现在自己眼前的一幕，彻底惊呆了。
当然了，对身经百战、尤其是遭遇过两次邺城之耻（一次是初平年间壶寿挑唆邺城之乱，一次是卫府邺城之围）的沮授、审配二人而言，使他们目瞪口呆的原因，当然不是他们眼前这无边无际的十二万辽东大军，而是…
这十二万辽东大军，包括其主将公孙康在内，非但皆未着甲胄、未持兵刃，而且…
除校尉、军司马、曲军侯等少数军官之外，辽东兵卒几乎皆未穿鞋袜！
前文已提及，汉末三国之时，在行军途中，绝大多数兵卒皆是轻装徒步，不披甲胄。
而甲胄一般皆被置于“车”中，临阵之前才会穿戴。
《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及其他史书中相关记载极多，绝非孤例。
由此可知，此当为行军之惯常习俗。
因此，行军时“人甲分离”的情况，也就为大量的“邀击”行为（半途截击）创造了机会。
甚至于，还可能出现在仓促临阵时，因甲胄置于车中，而导致兵士不得不“轻装突击”的案例。
“无甲行军”固然危险，但也有其因由。
以演绎法、归纳法进行推论、总结后，“无甲行军”大抵可归因如下：
其一，是为了减少对兵卒体能的损耗；
其二，是为了减少对物资（尤其是鞋袜）的损耗。
其中最有名的例子，便是历史上建安十二年曹操（207）征讨辽西乌丸时，曹军先锋“卒与虏遇”（仓促临阵），将士“被甲者少、而车重在后”。
卒与虏遇，（虏）众甚盛。（曹）公车重在后，被甲者少，左右皆惧。
摘自《魏书之武帝纪》
由此可知在行军途中，甲胄是放置在“车重”（兵车辎重）当中。
士兵只穿戎服（即军装），徒步行军，以节省体力。
曹操远征塞北，是为了剿灭袁尚兄弟的残余势力。
而二袁勾结乌丸，也是众所周知之事。
三郡乌丸承天下乱，辽西单于蹋顿尤强，为（袁）绍所厚，故（袁）尚兄弟归之，数入塞为害。
摘自《魏书之武帝纪》
实际自出卢龙塞起，鲜卑、乌丸与袁氏余党便随时可能出现，曹军却依然“轻装徒步、甲置车中”。
可见这种习俗（或制度）有其必然性。
虽然此役靠着曹纯、张辽的奋勇冲击、斩杀敌酋（辽西单于蹋顿）而大获全胜，但当时的实际战况，想必极度危险！
（张辽）从征袁尚于柳城，卒与虏遇，辽劝太祖战，气甚奋。太祖壮之，自以所持麾授辽。遂击，大破之，斩单于蹋顿。
摘自《魏书之张辽传》
从曹纯、张辽“纵兵奋击”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曹军少量精锐骑兵部队，应该是时刻“被甲胄”的。
这种具装骑兵队，主要作用是负责保护主帅。
曹操遣此精锐亲卫出击，可见因战况极度凶险，使曹操被迫孤注一掷。
万幸是役辽哥开了无双，否则，彼时已得徐庶、又将得孔明的刘备，或许将成为汉末乱世最后的大赢家。
毕竟，“天下英雄，惟（刘）使君（刘备刘豫州）与操耳”。
可惜，公孙康不是曹操，其人麾下也没有张辽，更何况，其人不似曹操，有精锐骑兵亲卫护身。
更不用说，沮授、审配二人虽然被曹魏、西晋官修史黑出了翔，但这二人临敌把握战机的真实能力，绝对不会逊于郭嘉。
所以…
此处，引用情歌王子张先生一句经典老歌歌词：我已经看见，一出悲剧正上演。
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
沮授、审配二人在震惊之后，便迅速兴奋起来…
这二人甚至兴奋到浑身颤抖！
仿佛他们面前出现的不是十二万浩浩荡荡的敌军，而是…
一个仅着轻纱的诱人女子，已经在榻上张开双腿。
如此天赐良机摆在面前，只要是个正常男儿，一定会在禽兽与禽兽不如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综上所述…
【作者题外话】：接着上一章继续为您说。
这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即曹植受宠，有“夺宗之议”，因此曹丕才拼命“御之以术，矫情自饰”。
初，文帝与平原侯（曹）植并有拟论，文帝曲礼事（荀）彧。--《魏书荀彧传》
在荀彧与钟繇支持田畴的背景下，曹丕自然是要紧随风向，收拢天下名士之心。
这也是曹丕后来虚心纳谏、提出九品官人法的原因之一。
所以说，曹魏根本不可能改变士大夫家族化、门阀化的趋势。
最后说夏侯惇。
虽然《魏书》称夏侯惇与田畴“素相友善”，但由于盲夏侯本传的缺载问题，已经很难考证夏侯惇在该案中的真实想法。
（田）畴素与夏侯惇善。--《魏书田畴传》
如果看夏侯惇的辞令，所谓“主意殷勤，可不顾乎”其实隐含着凛冽的杀意，即以生命安全相威胁。
“主意殷勤”中的“主”，非指汉帝，而指曹操。夏侯惇挑明了曹氏才是汉廷的实际统治者，田畴“不可不顾”。
（田）畴揣知其指，不复发言。（夏侯）惇临去，乃拊畴背曰：“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顾乎！”--《魏书田畴传》
可见夏侯惇所谓的“与田畴相善”，成色几何，也颇可玩味。
但从婚姻角度考虑，夏侯惇次子夏侯楙，与曹操长女清河公主的婚姻，是在曹丕的撮合下促成；那么在田畴案中，夏侯惇与曹丕保持立场一致，也符合逻辑。
五官将（曹丕）曰：“女人观貌，而正礼（丁仪）目不便，诚恐爱女未必悦也。以为不如与伏波（夏侯惇）子（夏侯）楙。”太祖从之。--《魏略》
田畴辞封一案，历来多被视作河北名士对曹操的抵触反映。实际另有玄机。
从田畴本人的履历（大姓沦为山胡）来看，曹操对田畴的定位，恐怕与田畴本人对自己的定位相差较远。
另一方面看，田畴曾受刘虞厚恩，在二重君主观的影响下，始终将刘虞视作故主，乃至可以说出“君仇不报，吾不可以立于世”。
这种行为，与关羽身在曹营，而自诩“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有着惊人般相似。
（田畴）扫地而盟曰：“君仇不报，吾不可以立于世！”--《魏书田畴传》
（关）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蜀书关羽传》
可见田畴颇具几分“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的雄豪气概。
田畴辞封，恐怕更多在于托命刘虞，并非纯粹抵触曹操。而且田氏全族三百余口赴邺县为质，他也不具备反抗的条件。
（田）畴尽将其家属及宗人三百馀家居邺。--《魏书田畴传》
按田畴卒年四十四，可知其死于建安十九年（214），即曹操自立为魏公（213）的翌年。但田畴被定罪时，却有荀彧为其开脱辩解。
按荀彧卒年（212）来看，田畴辞封，必在曹操自领魏公之前，彼时汉魏嬗代的大幕，尚未正式开启。因此，田畴辞封，与心存汉室无关。
陈寿在《逸民传》末尾赞语处，对田畴的盖棺论定，仅有寥寥数字，即“田畴抗节”。
田畴抗节。--《魏书田畴传》
这与同传袁涣、邴原、凉茂、国渊的“躬履清蹈”，王修的“忠贞”、管宁的“高尚”完全不同，也是《魏书十一》诸多传主中的唯一例外。
当然，从中立视角看，该卷其余诸人，名为不与世事，其实最终都走上了功名利禄的道路，是沽名钓誉的“假逸民”；唯有田畴，辞官不受，抗节不屈，是名副其实的“真逸民”。
陈氏惜墨如金，见微知著。“抗节”二字，精辟悠长，令人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