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上包分配黄金时代列车的她，没巴结来想要的人生挤上包分配黄金时代列车的她，没巴结来想要的人生（上）

1

几十米高的装置群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一层层铁梯和平台环绕在这些24小时运转的巨型设备四周，远远看去，像一个个巨型工业展览馆，高低错落的回廊与机器相连，化工们正在按规定路线巡视设备状况，而手提工具的分析工人们正在规定的地点采集样品……我在班车上看着窗外一座座沿街分布的化工厂，距离我要就职的工厂越来越近，心中升起一丝惆怅。

高中时，班主任常常鼓励我们要努力学习，考个好大学，然后再去北上广深闯一番事业。“你们要是不好好学，以后只能回化工厂，当个没出息的工人。”班主任的话犹在耳边，我却真成了那个没出息的人，还是被照顾的。

2011年大学毕业后，我以工亡遗属的身份被照顾进入我爸生前所在的央企子公司下属的二级单位工作。那是一个很大的化工厂，是这家企业西部的两大化工区之一。我去的工厂大门口有一条纵贯南北门的中央马路，沿着马路从南门到北门，步行需要一个小时。中央马路的周围散落着十几套化工装置，厂区内管线交错，塔罐相间。临近北门的地方，有一条年代久远的货运铁路贯穿工厂，站在铁路上，一边是依旧往来南北的化工货罐，一边是早已废弃的小车站，喧嚣与寂静都在以自己的方式，默默诉说着这个国营工厂曾经的辉煌。

我被分配到质检分析车间原料组。按照惯例，经过半个多月的厂前培训后，车间主任会亲自去人事科把新人领回去。车间距离厂前机关很近，在中央马路东边，是两栋黄色的苏联式砖体建筑，由一个连廊连接。楼的南边是一条贯穿厂区东西的林荫小路，路边种满了松树，喜鹊悠闲地站在树上，时不时对着上蹿下跳的松鼠嘎嘎叫。车间北面邻近调度室，调度楼外是一片宽阔的草地，将装置区与办公区分隔开。

“哎呦，来新人了，这年轻人一看就是好，不像我们这些老么咔哧眼（东北话，意思是又老、眼神又不好）的。”主任正把我介绍给一群技术员，但还没等我开口回应，一个身形矮小、嗓音洪亮的女人率先插话进来。我还以为她是我未来的班长，朝她点头微笑。她马上几步上前，边在我胳膊上轻轻拍打边说：“多大呀，有没有对象呀，哪个学校的啊，家住哪儿呀……”

她嘴突突突个没完，问题越问越细，身体越靠越近，最后直接把胳膊环在我胳膊上。双眼375度近视的我，终于看清了她的长相：她头发乌黑，留着整齐的一刀切，脸上不施粉黛，上牙骨凸出，身材纤瘦，身高不到一米六，比我这个东北撮把子（东北对矮个子的戏谑称呼，还有“东北地杠”一说）还矮，看起来像迷你版江德华。

“咋不爱说话呢，这样可不行！”她见我没吱声，直接给我安上了个不够大大方方的标签。

我心中自问：“这就是我以后的班长，怎么办？”然后，脑子里就幻想要是现在能从包里掏出个订书机，朝她的嘴咔咔两下，再深呼一口气，对她大喊“闭嘴”就好了。

我当然不敢这么做，身体一动不动。我瞟了一眼主任，他把另一个身材矮小、体型微胖的女孩介绍给我——原来这个只比我大4岁的澜姐，才是我们原料组的班长兼技术员。而那个人形机关枪是隔壁环保组的班长兼技术员，大家喊她蓉蓉姐，她时年41岁，整整大我19岁。

2

那会儿我不喜欢蓉蓉姐，她干部意识根深蒂固，总觉得和我们不一样。每当有领导在时，她总会称呼“咱们”，等到和工人说话时，她就总说“你们这群工人呀”。

有一次，因为女工刺头姐没有按照她的意思把女厕所的垃圾倒了，她直接摔门回办公室，我在门外都能听见她在里面和其他技术员大吼大叫：“这帮臭工人，想造反呀！”还有一次，她因为别的车间副主任一句“我觉得不够，你们再去加个样”的话，就让刺头姐再去取样分析。

刺头姐已经完成了当时班次的分析任务（12小时一个班次），生产上也没什么波动，又是临近下班，重新取样再回来分析，一来一回最快也要1个小时40分钟。只要再等上2个多小时，下一个班次的工人就会重新分析了，此时的加样分析属于数据覆盖，没有意义。换做有些脾气的技术员，肯定就会和车间副主任battle一下，可蓉蓉姐是个唯上、听话的人，只能委屈下属。可刺头姐是朝鲜族，不会由着她揉扁搓圆，上去就说：“你要想拉人情就自己去，今天我都干完了，凭啥让我多干！”

蓉蓉姐被噎住了几秒，接着便站在班组门口拉高嗓门喊：“让你干就得干，当年我倒班的时候，领导让我干啥我干啥，我怀孕7个月还坚持上班，你们这群工人还敢不听话，反了你们的，都是和谐社会给你们惯的……”整个二楼都回荡着她尖锐且语速极快的叫骂声。不过，任凭她掐腰咆哮呜嗷喊叫，刺头姐始终没有从凳子上起来。

在国企里，一把手厂长和公司的实权大领导有着一票定前程的power，职工们违规犯错，在不触犯法律的前提下，工厂能给予的最大处罚就是扣点儿奖金，且要依规依章，还必须由纪律检查组当场捉住才作数。在很多工人眼中，蓉蓉姐这些“班长”只不过是“纸老虎”。用刺头姐的话说：“我又不想提拔，每天打卡上班，把手头这点活儿对付完，她能把我咋滴？最多扣我个三头二百。”

作为对刺头姐“抗令”的回应，接下来的两周，蓉蓉姐开启了“我高风亮节”的演说模式。我听到的版本是：“我能和她一般见识？她离婚了老头在外边儿有人了，又得上班又得看姑娘，我一个当干部的，能和她一样没水平吗？何况她这个人平时干活儿还行……”

当然，蓉蓉姐的“水平”确实是很高的，尤其是拥军副主任家里泡水那一次——副主任家里地暖水管爆了，全屋水漫金山。蓉蓉姐和被她硬拽过去的澜姐拎着打扫工具去主任家打扫战场，折腾了一下午才勉强弄干净。

“主任也不容易，夫妻两地分居，主任一个人带个女儿，咱们能搭上手的时候得搭一把。”蓉蓉姐对自己乐于助人的行为很满意，但拥军主任似乎不是这么想——班组里和拥军主任私交甚笃的女工“大漂亮”，私下和我们学主任的话：“她们愿意干就干呗，我还能拦着呀。”大伙听后哈哈笑。不过，蓉蓉姐的心情未受影响，上班时依旧兴致勃勃，走路都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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蓉蓉姐瞧不上工人，但又爱给大家指点江山，一得空就游走在大楼里的四个班组中练嘴，另外五个班组因为分布在装置区域，受限于距离，错失了蓉蓉姐的嘴部关爱。

听闻人家两口子闹离婚打架，她就给人讲夫妻相处之道；听闻哪个女工孩子想报课外班，她就给人分享育儿经验；听闻我们班长老公想包地，她就给人分析各种蔬菜长势；就连我们班组里两个女工因为“你安利买得多显你孝顺呗”这种事情大打出手、互扇嘴巴子，她也要赶到现场，给女工们分析“真正的好儿媳不在于给婆婆买一瓶蛋白粉”……可以说，从钢琴节奏器使用到甲状腺预防知识，从如何当个好下属到如何做个好儿媳，她的知识面横跨各个领域，用班组里杨大姐的话说：“别人说啥她懂啥。”另一位女工王大侠（厂里对不听话、不好管的人的称呼）则形容：“我觉得她在退休前得用废三张嘴。”

我时常看见蓉蓉姐，昂着头，挺着胸，大踏步进屋，然后一屁股坐在某个女工身边，用右手食指点着桌子，以机关枪突突的语速说：“你得听我的”、“你得这么干”、“咱们这些正经女人就得这么干”……关于女人正经不正经，蓉蓉姐有她的评判标准：“艳儿可是个正经人，连雪花膏都不涂；那帮小娘子们（机关科室的女干事）一天天穿着高跟鞋又化妆，不是正经人。”可听闻不正经的女干事得了乳腺癌后，她又颠儿颠儿跑去安慰人家要宽心。

不过，即便没有蓉蓉姐盖章定义，初入工厂的我也能轻易辨别出正经们与不正经们：正经们上下班不换衣服，一套工服能穿一年，偶尔换装也是杂牌冲锋衣，素面朝天，发型多是一把抓或短齐头，聊天内容多是我老公、我孩子、大华市场茄子多少钱等；不正经们只有工作时穿工装，其余时间各式裙装、套装，春夏秋冬全妆上岗，发型也经常捣腾，聊天时也说说老公孩子，但更多是聊哪个美容院有优惠、要不要换新车、带薪年假去哪旅游等。大家收入大差不差，在这个四线小城属于中上水平，可呈现出的感觉却是一个还在改革开放前、一个已经迈入新时代。

王大侠也是蓉蓉姐口中的不正经女人，还是没正事儿女人，因为她化妆、文眉、做水钻美甲，总买衣服，单纯因为老公爱喝大酒就离婚了，带着儿子自个儿过，还在外面给南方私营化工厂干对缝（中间介绍人）的私活儿。

不过这些不正经、没正事儿的元素若聚集在职位比蓉蓉姐高的人身上，她又是另一套说辞了。

像拥军副主任，不但名字有时代印记，连穿着打扮都是90年代穿金戴银披大貂的东北浮夸风，蓉蓉姐看了就夸：“拥军主任新买的貂可真好看，还是你有钱有品位呀。”在厂外有营生的科长换了新车，蓉蓉姐就夸：“王科长真有本事，干啥都像样，女儿还上人大，真了不起，虎父无犬女呀！”负责企标认证的孙姐也是爱化妆的人，蓉蓉姐就夸奖她：“这大眼睛画得真带劲，是不是用的进口化妆品？”——其实孙姐一点儿也不好看，长了一双肿眼泡，活像一只大金鱼，和她说话的时候总感觉她眼珠子要掉下来，可她老公是我们副厂长，车间主任都对她客客气气。

都说日出千言，不损自伤。但蓉蓉姐是个反例，她从不化妆，但气色很好，每年体检都很健康，连感冒都很少，这可能和她常年练瑜伽有关。工厂为了丰富职工生活，会提供羽毛球、乒乓球和瑜伽等活动，每天午休时，她连饭都不吃，就赶着去练瑜伽。

“我只要坐在垫子上，开始跟着老师做动作，那种感觉太好了。”每次提到瑜伽，她脸上会出现一种难得的平静，嘴角会不自觉上扬，瘦凹的脸上出现一个小小的括号，“很累，但停下来的时候又很放松，我的身体就那么反复拉伸、松弛……”

为了练好瑜伽，她常年把体重维持在85斤左右，和那些随厂长喜好不断更换运动项目的人不同，她对瑜伽情有独钟。

3

入厂后的第一年是见习期，还不能独立上岗，我开始和班组的人学习分析项目。原料组主要是化学分析，不涉及仪器，基本的操作很容易掌握，用厂里的化工的话说：“分析的活儿长爪子就能干。”

一个下午，我正在为分析实操考试做准备，在化分室练习滴定（一种分析方法，一手摇瓶子一手把移液管中的溶液，按滴溶解于烧瓶溶液中），班长澜姐叫我去书记办公室。

“你去写一篇报道。”车间快退居二线的老书记交代，鉴于我是车间里唯一学文科的大学生，他要把党群给他的活儿二次分配给我。

“啊，关于啥的？”我有些懵。

在得知“只要宣传车间，啥都行”的答案后，我把镜头对准了蓉蓉姐的环保组，一是因为这是车间里工作量最大的班组，二是她们班组里长得好看的女工多。为了更好地呈现女工们的工作状态，我决定全程跟随她们的整个取样分析过程。

恰巧那天当班的是刺头姐。当时工厂还没配备专用取样车，取样只能由工人骑车或步行前往，刺头姐在这个班次里需要采集厂内4个取样点的水样，再根据水样分析数据检测装置环保情况。

取样点分布在不同装置区，基本等于环厂一圈，平时一趟下来，骑车需要40分钟。不过那天一大早就开始下小雪，刺头姐出发前，天气已经转成中雪。雪天路难行，我骑车跟在她身后，自行车时不时打滑，北风夹着雪花往脸上打、往脖领子里钻，即便穿着棉袄，戴着安全帽、防护眼镜，捂着厚实的手套，依旧觉得寒风刺骨。衣着厚重本就难行，刺头姐的车把上还挂着两个皮质取样袋，里面装了十几个取样瓶，这让她的动作更加笨拙，刚蹬了几下车，便一个趔趄倒向一边。她立马右脚着地，泥泞的雪水渗进鞋子里。缓了一会儿，她才勉强骑上了车。

很多人以为分析是个轻巧活儿，其实不然。单看这下雪天捂得跟包子一样在装置区里爬高走低，就知道分析工的辛苦了。

到了第一个取样点，刺头姐拿出取样瓶一看，冻了。她合起双手哈了一口气搓了搓，然后捂住瓶子，反复几次后才拧开瓶盖儿。然后，她将取样瓶下放到取样口里开始操作，这是个细致活儿，被厚实衣服包裹的她动作起来很笨重。

取样结束，刺头姐将装好200毫升水体样品的取样瓶放入车把上的兜子里，大雪片子顺着风斜打在她脸上，沾满了水珠的眼镜严重影响视线。这时她用力跺了几下因为鞋子浸水而冻得冰凉的右脚，踩出一连串脚印，扣紧领子口：“真冷！”

“可不是嘛，这天取样真受罪。”我附和，一开口，风吹着雪涌进嘴里，说话都费劲。

我在心里暗骂蓉蓉姐：真不拿下属当人，规定一个班次分析一遍就行，就因为别家主任一句话，就想折腾下属。

在化工城的鄙视链里，不同的区域之间，龙头厂看不上大厂，大厂看不上小厂，小厂看不上电气、仪表、分析这些辅助部门，即便同一个厂里，也是盈利大的大车间看不上赚钱少的小车间，小化工车间又看不上辅助车间。像质检分析这种底层车间，也看不起更差的设备维修车间。在那些大车间的人眼中，辅助就是服务他们的，让你加样你就得去，要是不去，一个“耽误了生产你负得了责吗”的大帽子就要扣过来。

懂分析的人都晓得，化工装置连续24小时运转，其生产的样品流动于管线内，质检分析以原材料入厂和成品出厂为重，各车间的中控油样品为日常维护型，而刺头姐做的中控水样品分析属于最不打紧的，平时一个班次分析一次、两次、三次，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对装置运行可有可无，只有在夏季受暴雨影响的时候，才需增加样品分析频次。

风雪正紧，刺头姐骑上车朝第二个取样口去了。在这样的大冷天取样，安全那根弦必须绷得紧紧的。因为样品是水体，天冷就会结冰，为了不影响分析，还必须得用手小心捂热，平日里半个小时的活儿，现下要多费一倍的事儿来。

那天走完4个取样点，耗时翻倍，刺头姐累得气喘吁吁，脖子边冒着热气。取完样后，最担心的是磕着取样瓶或者洒了——样可以重取，但必然会延误出数据。载满水样的自行车很容易打滑，为了防止摔倒弄洒样品，刺头姐只能推着车朝化验室赶。

我下车跟着她，顺带聊起蓉蓉姐，才从她口中得知，上次那个“加样”，工人们谁也没去，最后是蓉蓉姐自己去的。

“她倒是挺拼的，领导说一她说一。”我说。

“她能不拼吗？她一个大学毕业生还只是个技术员，你看看咱们车间这些副科，才中专技校毕业，都在她上面。”

“啥，她念过大学？”

“可不是嘛，90年代包分配的大学生，专业对口的后备干部。”

聊着聊着，我们回到车间，刺头姐拿着样品去化分室做分析了，我则陷入了沉思，惊讶、疑惑，回忆平日种种，谁能想到这个看起来阿谀奉承又爱嚼舌根的妇女，竟是那个学历堪比黄金的时代的大学生。

4

原以为这个稿子写完就结了，但车间书记看完，给推荐到了工厂党群科，之后这篇人物通讯就在企业报纸二版发表了。

自此以后，我接手了车间宣传工作，从车间报道到工厂爱岗敬业小故事，从各类征文到企业文化电子册制作，稿件开始在单位企业报、地方报、再到中央级报纸上发表，开始做起“黑员儿（工人编，干管理人员的活儿）”。

因为蓉蓉姐是车间爱岗敬业的先进人物、五好家庭评选活动的常驻典型，我不得不跟她密集地接触起来。

公司组织了一次为期两天的分析培训班，内容是环保领域新仪器的使用，由同为公司下属二级研究院的技术人员讲课，听说是个女博士。蓉蓉姐作为车间相关业务负责人，必须参加培训，我则要替另一个不想来的老技术员充人头。

开课前，女博士特意点了蓉蓉姐的名字，向蓉蓉姐点头示意。

“蓉蓉姐，你们认识呀？”我问。

“她还给我讲，我都能给她讲课。”蓉蓉姐看了课程安排，“哼”了一声，然后在签到簿上签了名。

这堂课上，女博士滔滔不绝地讲着我完全听不懂的内容，而我则一直在思量中午食堂的午饭到底能有多差——来之前，几个技术员和我提过培训基地的食堂，说连和尚吃了都会称赞一句“健康”。我乜眼儿打量了一下坐我旁边的蓉蓉姐，她正拄着下巴，低头看工作笔记上的手机。

在女博士讲解新仪器的实际操作时，大家一拥而上，我犹豫要不要去前面装装样子，一看蓉蓉姐，依旧不抬眼皮坐在椅子上——好吧，我还是出个人头去一下吧。

女博士想给大家演示某个程序，结果不知是仪器出了问题，还是她自己不熟悉，操作效果和讲解内容完全不一样。她“哎呀、哎呀”两声，低着头反复鼓捣，大家在周围你一言我一语地分析着，足足弄了十几分钟，后来又上来两三个自告奋勇的东区技术员，依旧没整明白。

“老蓉，你快过来瞅瞅，这咋回事儿。”一个中部的技术员朝蓉蓉姐喊。

大家顺着她喊的方向一致看向蓉蓉姐，蓉蓉姐摆手拒绝。我们又看看女博士，女博士不语，只是一味研究仪器，她拿出一本资料开始对照摆弄，直到下课都没个结果。

课间休息，那个中部技术员过来拉蓉蓉姐，遭到蓉蓉姐的激烈反抗：“不去，我去干啥。”两个女技术员撕扯着，她拽、她甩，最后蓉蓉姐像小鸡崽子一样被拽出来——中部技术员边推搡蓉蓉姐后背边说：“这架子，还得请你才过去。”

女博士对蓉蓉姐客套几句，然后让出位置。蓉蓉姐看看仪器又看看仪器上复杂的英文按键，接着拿起女博士手里的资料，食指飞速地在按键上跳跃，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中部技术员就叫了起来：“我说啥，还得老蓉吧。”

蓉蓉姐顺带开始给大家演示操作技法和其中的原理，这个课间足足休息了半个多小时，女博士接着讲了不到20分钟，大家就去食堂开饭了。

那是我第一次对蓉蓉姐生出敬佩之意，也开始有些理解她学历的含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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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7月，蓉蓉姐从化工学院化学专业毕业时，有留校当老师和进国企两个选择，她果断选择了后者：“那年代国企可好了，我那时就寻思去个收入高的单位。”

蓉蓉姐分配进入大型国企的西部化工厂，一个负责生产丁醇和辛醇的车间。彼时企业还是那个牛X的“长子”“次子”，每年都上演着震惊全国的大场面——诸如“国内年产量最大的复合肥生产装置建成投产，达到世界先进行列”这种在《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接连刊登的新闻，以及全国化工行业掀起向我们企业学习的风潮。

蓉蓉姐那时去的车间是全厂效益最好的，好到什么程度？听当时跟她同在一个车间的技校生王大侠说，那时工资几个月就翻一番地涨，她一个月工资不算夜班费就能买一件皮夹克。作为大学生，蓉蓉姐的收入肯定更高，至少比当大学老师高。

按照常理，蓉蓉姐这种天之骄子，应该是在机关干管理当领导的，可当时车间生产需要技术人才，蓉蓉姐就留在了一线倒班，又干工人活儿，又给工人当老师，一干就是4年多。

1995年8月，工厂新装置投入建设，成立了新车间，作为技术人才，蓉蓉姐被调到新的化工车间负责技术。虽说是技术人员，可依旧没有定岗，需要五班三倒，学流程、摸管线，嘈杂而危险的工作环境、寂寞而单调的化工生活是她每天的日常。倒了8年半的班，蓉蓉姐才定岗成为实打实的技术管理，她是厂里一批“倒夜班，练技能，日落而作，日出而息”俯身一线甘为企业孺子牛的典型之一，但大概率并非出于自愿。

“领导最不喜欢我们这些学生。”“我倒了8年班才当上技术员。”“那群女中干（科级）都是中专技校的，就会喝酒和虚得毛（拍马屁）。”……这些是我接手宣传工作后，飘到我耳朵中的抱怨。在那个高学历的黄金时代，蓉蓉姐的红利从未兑付——同年分配到企业的校友们，后分配进来的校友们，相继被提拔成科级干部、处级干部，蓉蓉姐虽然职称是高级工程师，但职务始终是技术员，且是“小员（办事员和检验责任工程师是“大员”，检验工程师和分析工程师是“小员”，奖金待遇不同）”，很多学历远远不如她的中专技校生，都成了她的领导，比如我们车间的主任、书记、生产副主任、另一名生产副主任。

闲来无事时，我试图从大家的只言片语中找到这反常现象的根源，雄心壮志、大好学历、时代际遇、强悍性格、技术强人……这一堆buff在蓉蓉姐身上叠于一身，可就是没起到作用。

5

“你把这个材料润润色。”车间新书记交给我一个活儿，是关于蓉蓉姐的五好家庭演讲材料：《用爱撑起一片天》。

啥，她老公是她大学同学？啊啥，她老公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东部新建化工区？啊啊啥，她老公1998年公派劳务出国？啊啊啊啥，他老公2001年买断下岗？啊啊啊啊……我脑子有点儿炸——化院本科、生产领域、东部化工区、劳务出国，这简直就是一线明星拍短剧的组合。

听厂里的老大姐说，东部化工区号称“干部摇篮培育基地”，公司很多重要部门的领导都有东部化工区的工作经历，他们把持着生产、机动、工程、人事等重要部门，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派系，副处级都是里面最低端的存在，还有很多东部化工区出身的领导已升至正局级，乃至北京总部。

劳务派遣出国则是另一种身份的代表。当时企业有很多援外项目，多是些欠发达国家，环境艰苦，为了鼓励员工参加，通常是国内工资奖金照发，外边还能赚一份劳务工资，只有一些家里负担重、想要多挣钱的工人才会撇家舍业去挣这份钱，我很难想象蓉蓉姐老公的出校配置会愿意去干公出劳务派遣的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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蓉蓉姐入厂的年代，大学生是婚恋市场里的香饽饽，工厂里很多漂亮的工厂子弟，都会嫁一个贫困的外地农村入厂的大学生，为的就是以后男方升职，自己能当领导夫人。负责企标的孙姐就是因为年轻时大个白净、家里条件又好，找了一个农村大学生，现在当上了副厂长夫人。班组里那两个因为谁买安利多谁孝顺婆婆而互殴的女工，都是中专包分配进厂的工人子弟，长得好看的那个嫁给了干部的儿子，长得没那么好看的嫁给了西北农村入厂的大学生。

相比这些充满世俗与算计的结合，蓉蓉姐的婚姻要纯粹很多，是甜甜的大学情侣。她和老公是同班同学，兴趣相投、性格互补，都是农村家庭里走出的大学生。蓉蓉姐是三兄妹中的老幺，上面有两个哥哥，她老公是九个孩子中的老幺，蓉蓉姐的公公走得早，是婆婆一个人带大了孩子们，家里就出来了小儿子这么一个金凤凰，其余子女依旧生活在农村。

两人毕业后分配到同一个企业，一个在西部效益大户，一个是东部技术基地，虽然原生家庭有点儿拮据，但在当时那个环境，夫妻俩按说应该很快就能走上管理岗位、成为企业里闪耀的新星。可蓉蓉姐老公也一直没有得到提拔，1998年便选择了公派劳务出国。

这座化工城里，有着鲜明的宣传风向，赞美多劳少拿、无偿奉献，视勤俭节约为美，颂吃苦耐劳为福。五好家庭私下里被工人们戏称“全厂年度最苦逼家庭评选”，获奖人不需一言一语，只要手拿证书往那一站，等于向全厂职工宣布：今年我好惨，我全家好惨，我是咱们厂今年最惨的人。蓉蓉姐家的惨是典型的，是持续不断的，是工作与家人的双向奔惨，且不断纠缠，特像90年代的家庭苦情戏。

2000年，蓉蓉姐老公的一个姐夫出车祸走了，留下正在读大学的孩子和只会务农的姐姐，蓉蓉姐的老公还在国外出劳务，这边的一切就交托给蓉蓉姐打理。自此，在每月支付婆婆日常开销的基础上，蓉蓉姐一家还要资助外甥读书，直至大学毕业。

千禧年后，蓉蓉姐老公刚回国就遭遇国企“下岗潮”，收入锐减，干脆买断工龄离开国企，扔下蓉蓉姐和年幼的儿子，以技术入股的方式与朋友一起到南方创业开化工厂。那一年是企业下岗分流最严重的时候，领导本着“既然你能打硬仗，那硬仗都给你打”的思路，把蓉蓉姐从收入高的生产车间转到辅助车间。

蓉蓉姐接手环保组时，原本12个人的班组只剩下3个人。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蓉蓉姐的大嫂和大哥离婚了，扔下大侄女不管，为了更好地养育侄女，蓉蓉姐只能把孩子接到自己家中，所有的日常开销全部由自己出。

小病不断的老人，年幼的儿子，叛逆的侄女，在外拼搏的老公，和家里单位连轴转，蓉蓉姐的中年时光在鸡飞狗跳中流逝着。

又过了一年，蓉蓉姐老公创业挣到了些钱，蓉蓉姐举全家之力贷款购置了一套180平的望江楼：“我就是让大家看看，我老公在南方是能挣到钱的。”那个小区是本地早年的高端商品住宅，很多公司领导都住那儿，蓉蓉姐经常颇为自豪地告诉大家：“我家楼下就是XX厂长家，我们家和他家是一个户型的。”

可惜好景不长，擅长技术的老公和合伙人闹掰了，决定自己出去单干，没多久就被市场经济上了一课，只能再次回到民企打工，工作依旧是技术员。

虽然老公在事业上拉胯了，但蓉蓉姐在家里给他找回了排面：婆婆八十大寿，蓉蓉姐拿出年底的风险抵押金为她办寿宴。她雇了秧歌队、跟拍摄像，在丈夫农村老家大摆筵席，婆婆的四十多个子孙和十里八村的乡亲都来贺寿，老太太穿着印着福字的红色唐装静坐在院中C位，蓉蓉姐老公也千里奔袭回家贺寿，在全村老少面前赚够了面子。

（注：风险抵押金又称季度兑现奖金，在工厂不出事故的前提下，会根据效益情况倍数发放，数额按职位级别发放。）

这之后，老公在南方打工挣钱，蓉蓉姐在家养育儿子，生活又渐渐有了起色。大侄女医专毕业后，在本地中心医院当了护士。蓉蓉姐还斥全部家底给儿子买了钢琴，孩子得了业余九级证书。这也成为工人们私下嘲笑蓉蓉姐“有病”的证据之一——在工厂市侩的逻辑学理论中，除了高考要考的科目，为孩子其他爱好付出，皆是骚操作，一个负担那么重的家庭，为了孩子一个爱好费钱费时，看着着实不正常。他们进而又演绎说，蓉蓉姐的“有病”估计属于遗传学范畴，她儿子爱钢琴如同她爱瑜伽。

或许，蓉蓉姐对瑜伽的爱和家庭有很大关系，她有太多的力不从心，也有太多的不得不做。自己儿子高考要管，大侄女找工作、找对象要管，就连伺候大侄女婚后怀孕吃喝这种事也要她管。此外，大哥与二大嫂天天吵架闹离婚也得她来劝——大哥与前妻离婚后没多久就找了个在批发商贸城卖货的女人，并迅速生下了第二个女儿。蓉蓉姐形容她二嫂子：“那娘们就是个占便宜没够、好吃懒做的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