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职场后，每年暑假我都会带着小孩回乡下，母亲也愿意我回去到处走走看看。她今年62岁，依旧在外务工，现下这份工离我家很近，餐馆每月给3天假期，攒上2个月，她就回450公里外的老家待上几天。
我奶奶即将80岁，爷爷即将90岁（因为我父亲是入赘，所以我管外婆外公叫奶奶爷爷），如今嗓门依旧洪亮，骂起人来声势滔天。我母亲3岁时，亲娘被爷爷逼得上了吊，死时才20岁出头，肚里还怀着即将足月的胎儿。爷爷很快迎新人，母亲从此开始了被继母（我奶奶）虐待的生活。她本盼望着靠嫁人逃离这个家，没承想，我奶奶终身未育，作为“独生女”，她只能被迫留在家中“传宗接代”，为我奶奶爷爷养老送终。
31年来，我母亲借着务工逃避着这个家，却变成了家里的顶梁柱。送儿女读书，给老家盖房，缴纳各种税费，给爷爷奶奶看病……她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支撑着我们整个家庭的正常运转。
1.
1994年，我父亲供职的供销社濒临倒闭，已经开不出工资。于爷爷奶奶而言，这意味着断了收入。他们骂我父亲没用，又把火撒在我母亲身上，骂她是丧门星，奶奶甚至把自己不能生育的事也一并怪罪到我母亲身上，说她“克母”。我母亲忍无可忍，刺道：“男人是你们给我找的，又不是我自己寻来的。”“不生育怪你自个儿肚子不争气，关我啥事？”
奶奶气得跳脚。她身形矮小，只有1米5，那时已经比我母亲矮大半个头，无法再像刚嫁入这个家时那样去打我母亲了，便去我爷爷跟前煽风点火。爷爷向来暴戾，不分青红皂白，抓住我母亲的头发，把她在泥地里拖拽，拳打脚踢，像是对待仇人。
姑婆见我母亲可怜，便出主意：“兰英，出去打工吧，现在这时代好，你又这么年轻，走出去，日子会好过一些。”一开始，母亲摇头：“不，我女儿这么小，我担心我走了她头上会长虱子。”姑婆继续劝：“长虱子就长，哪个农村女娃娃头上没几个虱子？还不照样长大了？你出去了，既能挣钱供儿女念书，自己也能避个清净。”
思索了几天，母亲下定决心出门打工。爷爷奶奶自然是极力反对，甚至冲到姑婆家叫嚣：“我看是哪个灾舅子给她出的烂主意？”爷爷瞪着红眼推搡自己的亲妹子，姑婆的村支书姑爷跑来挡在前头，说：“耍横耍到我家来了？再动手试试？我有本事把你捆去吃牢饭，信不信？”
爷爷色厉内荏，和奶奶咒骂一阵后回了家，此后跟姑婆家断了好几年来往。
爷爷奶奶认为我母亲是想借打工远走高飞：“哪个女的出外打工？简直羞死先人！”“狗日的，娃儿都这么大了，还想出去找第二个男人？”……我母亲搬来奶奶的娘家兄弟，两个没有血缘的舅舅倒是明事理，站到我母亲这头，几番讲解，才纠正了爷爷奶奶的偏见。
做通思想工作后，母亲从信用社贷款200元作为路费。她出门时，我父亲还未完全脱离供销社的工作，余下一摊子事要处理。他对我母亲说：“不怕，你先出去，我随后就来。”我父亲日常行事虽不靠谱，但这话多少给了母亲鼓励，她就坚定地出了门，独自去了2000公里外的上海。
那年，我哥8岁，我5岁，母亲31岁。母亲走后，父亲在家中的日子愈加艰难，爷爷奶奶当面羞辱他说：“羞死先人，婆娘娃儿都养不活。”“脸皮真厚，骂他也没反应呢。”
那时我对母亲的初次离家懵懂无感，我和哥哥从小是奶奶带得更多，喂饭，背抱，哄睡，母亲反倒像个打辅助的。奶奶和我母亲积怨已久，自然会说她的坏话，我和哥哥从小被奶奶灌输“妈妈是坏人”，他们闹矛盾时，我们都会站到爷爷奶奶这边去讨伐父母，奶奶流泪我会跟着流泪，母亲流泪我则无动于衷，像看外人一般。
后来跟母亲聊天，她说，那会儿她感觉自己被剥夺了做母亲的权利，有苦难言：“娃娃是我辛辛苦苦生的，老太婆给抢了去，导致娃不跟我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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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并非盲目前行。当时，有个老乡在上海做客运生意多年，人称“冯老板”，颇有些人脉，经常帮乡亲们介绍工作。父亲事先打听到了冯老板的地址，记到纸上交给母亲。母亲在上海下了火车，坐公交几经周转，扛着包一路询问，终于在七宝镇一个客运站找到了人。冯老板手一指旁边的招工启事：“刚巧，这个玩具厂是新开的，在招女工，你去看看。”
厂是港澳台合资，就在七宝镇的工业区，实际话事人是个台湾老板，厂子以老板女儿的名字命名。母亲去面试时，走廊里排着5个姑娘，各自说着方言，有2个河南姑娘、2个贵州姑娘，1个安徽姑娘。问起路程，母亲最远，从我们老家到上海，要先从镇上搭车去县里，再从县里搭车去市里，在火车站旁花5块钱睡一夜臭烘烘的大通铺。母亲内衣里藏着钱，一夜不敢睡实，次日凌晨迷迷瞪瞪登上哐哐作响的绿皮火车。老旧的内燃机车，火车师傅抡开膀子拿铁锹往炉孔里添煤，脸膛被烤得乌黑发亮。
姑娘们话没聊完，就2人一组被喊进去面试，老家在哪儿、是否婚育、有无工作经历。母亲忐忑不已，以为要招熟手。人事是个白胖的中年妇女，看出了她的疑虑，笑笑说，你这样的挺好，肯定能干长久。母亲不解，出来后，旁人解释：“你老家那么远，又是贫困山区，两个娃念书，是真正来挣钱的人，老板就喜欢你这样的。”
面试完，那对贵州姐妹走了，她们在别的厂待过，嫌这儿加班费低。母亲对上海的工资全无概念，听说一月能拿300多元时，十分庆幸，在心里鼓劲要好好儿干。
工厂普遍招的都是外省姑娘，抱不了团，好管理，但本地男性会来应聘经理、保安、食堂师傅这类岗位。入职手续也简单，一群人围着长条桌，填完表格就签合同，没人去细看内容，只找到签名的地儿签字捺印。有些女工不大识字，只会歪歪扭扭写下自己名字。签完字给安排宿舍，宿舍楼离厂房5、6百米，每层有个公厕，8人间，每间宿舍配个有4根灯捻子的煤油灶，能做些简单饭食。
厂里共有800来个女工，大部分人只有20多岁，还有刚成年的，母亲在她们里面算年龄大的。次日，一队女工去体检，主要检查是否妊娠、是否有重大疾病，隐而不报者，立即除名。母亲隔壁宿舍有个姑娘早孕，想来挣几个月钱，哭着求情，到底被无情驱逐。旁人劝她去外面找个零工做。
2.
在母亲的记忆里，厂房有两层楼，房顶盖着彩钢瓦，周围也是类似的建筑，除此就是大片的稻田。厂房上层是工艺科和裁剪科，负责打样和剪裁，一些体力活得靠男工，下层是缝纫科和装订科，缝纫科负责接片，装订科负责填充、缝合。母亲被分到了装订科。
国际市场对儿童用品的安全法规严格，那时国内纺织业生产的原料难以达到高端出口玩具的要求，所以厂商要从韩国、日本或者欧美采购高质量面料，通过远洋集装箱运输到上海港口，再把两三米宽的绒布卷、大盘的彩带彩线和五花八门的配饰一批批拉入厂房，制成成品后再用同样的路线运送出去。大批台商来七宝镇办厂，看中的就是这里是交通枢纽，土地、工价低廉，又好招人。
厂房中间留有2米宽的过道，两侧是一排排的缝纫机，每台缝纫机配一张方形硬板凳，类似于今天的“工位”。开工时，密密匝匝的工人和缝纫机一眼望不到头，无人说话，机器嗡嗡作响，紧张、忙碌、争分夺秒。天花板上吊着一溜儿的老式吊扇，酷暑天气，厂房饱吸热量，闷热不堪，风扇从白转到黑，下面的工人依旧汗流浃背。
玩具厂用的是国产缝纫机，但母亲觉得已经够时兴了，好歹是插电的，省了脚踩——隔壁服装厂的还是脚踏式。设备大都比较“笨”，许多工序仍依赖人工完成，对工人的技术熟练度有相当的考验。母亲从生疏到熟练再到高效率，耗了大半年时间，期间许多人熬不住就走了。
“特别地熬人，费眼睛，枯燥，全凭耐力。”母亲一边讲，一边摩挲着大拇指和食指，那上面层层叠叠的茧子已成了一层硬壳，至今也毫无软化，指关节还有些许变形，“都是那些年使针使的，你想啊，针线一拿，就是16年。”
我问一个毛绒玩具从设计到成品，要经历哪些环节？母亲顺手拖过沙发上的毛绒企鹅，娴熟地摆弄一番：“好比这只企鹅，先要由工艺科设计，把样品做出来，再把尺寸给到裁剪科，裁剪科依照图纸尺寸，把各种要用到的布料裁好，一叠一叠的，跟饺子皮儿似的，再拿给楼下的缝纫科，缝纫科把各色碎片子镶接完善，套儿就完成了，下一步再轮到我们装订科给填充，缝合。”
“那鼻子眼睛耳朵这些，谁做？”
“也是我们装订科的活儿。”
离开工厂15年，厂子早已不在，母亲仍没放下归属感，始终会说“我们装订科”。装订科是成品出厂前的最后一步，也是所有工序中最烦琐的，玩具的各类装饰、五官全由这里的女工们组装，虽然有缝纫机，但大部分细微处仍需手工缝制。
“比如这只企鹅的鼻子，眼睛，我们就要绕着这个部件缝一圈，又要快又要好，一两分钟完成一只。”
“缝歪了咋办？”
“咋办？返工，误差以毫米计。你看你这只企鹅，眼距不对称，要是在我们厂，就得返工。”我仔细一瞧，果真，这只企鹅的两只眼离鼻子一近一远，偏差了半厘米不到。
母亲又用手指去压充棉的缝合处：“只要指甲能嵌进去一点点，说明针脚太稀，就要返工。”
“哪有那么多讲究？绒毛毛盖住了，也看不出来稀呀密的。”
“那怎么可能呢？这都是有规定的，包括填充，也不是一塞了事，还要用钢针、锥子等工具，把填充物挑匀。”
母亲说，那时国外蛮多有钱人会来特意定制一些大型动物玩具，一件就要上千块。逢年过节，厂里也会送一些玩具给员工当福利。我小时候，家里的柜子里、床头、沙发上到处摆放着毛绒玩具，有火红羽毛的小鸟、抱着奶瓶的米老鼠、雪白的波斯猫……小的拳头大，大的半人高，做工精细，连动物的瞳孔都分成好几种颜色，很是逼真。长大后，我逛到毛绒玩具店，看到那些价格昂贵但就镶嵌着两粒黑塑料珠当眼睛的猫猫狗狗，觉得格外糊弄。
3.
工厂实行计件制，多劳多得，女工们暗自较劲，比赛着要拿最高的工资。厂里每天8点上班，按规定5点下班，实际却要工作15个小时以上，经常加班到夜里12点，就连上厕所也是一路小跑，生怕比别人少做几件。
刚进厂时，母亲的薪资组成是：基本工资250块，加班每小时1块1毛。基本工资涨幅缓慢，逐年递增20到30块，到了2004年也才500多块。想要工资拿得高，只能拼命加班，全靠叠时长。时薪后来涨到2、3块，又涨到4、5块。
外出务工的前2年，基本工资只有300多块时，母亲靠加班费和绩效奖金，每月能拿到600到700块的工资。绩效奖跟计件挂钩，每月根据完成量评选优秀员工，计件排名靠前才能拿到。母亲说，那时发工资都是现金，装在牛皮纸信封里，领得多了，一掂信封分量，哪怕一两张钞票的差别，也能估摸出多少钱。“不用看，这月上了700”，“这月不行，估计就400来块”，拆开一看，大差不差。
不是每月都有高收入，偶尔厂里订单量减少、没有班加，老板着急，我母亲更焦急，生怕收入骤然减少无法支撑家中开支——父亲的供销社已经开不出工资，我和哥哥在读书，农业税也需按时缴纳，整个家庭的经济重担全压在她的肩上。
我家除了我父亲是非农人口，其余五口人均需正常纳税。1995年前后，老家人均每年需要缴纳110到150块税费，我家一年要缴纳600到700元，包含农业税和各项地方附加、村提留等，称之为“头税、二税、三税”。早年家家户户普遍困难，没有现金交税，就要以工代赈，农闲时节去修路架桥打堰坝，投入到各类基建中去，用劳力来抵扣农业税。我母亲没有兄弟，家里缺男劳力，出劳力就落到爷爷一人身上。他四处上工，仍不足以抵扣全家人的税费，虽可纳粮补差，但地里的收成也仅够我们吃饱，账就一直挂着。
父亲告诉我，2000年后，老家的税费一度高达人均400元每年。爷爷好虚荣，每年税费一核算出来，为挣表扬，早早把税缴清了。有些家庭实在缴不出来，“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索性一年年摆烂，累积到最后自己都算不清。到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时，这些欠款也被一笔勾销。我母亲便抱怨，怪爷爷“太积极，好面子”，以至于没能占上便宜。
我父亲是个老好人，因此常吃哑巴亏，一些熟人到供销社赊货，半哄半骗，他就给人挂着，最后单位倒闭清算账目时，这些烂账就归到了他头上，欠了单位一屁股债。从供销社彻底下岗前，父亲每月那点工资也不够盘算，只够买3双皮鞋，往往这月钱还没发，下月的又预支完了。爷爷常逼问他工资的去向，殊不知家里物品虽充裕，但都是在供销社挂着账，要从工资里抵扣，并不是顺手牵羊得来的。爷爷不信，总认为这个外来的女婿藏着钱，把火钳敲得“笃笃”响，施压给我父亲，想榨出私房钱。赘婿本就身份卑微，我父亲不敢忤逆，他悄悄出去打黑工，下煤井，挣钱来交差。他给我讲，90年代的矿山上处处都是安全隐患，经常发生事故，纯粹是拿命换钱，若不幸遇到黑心老板，卖了命还未必能拿到钱。涉黑的老板，他们更不敢惹，搞不好丢了小命，荒郊野岭一埋，人就彻底消失了。
除了我们的学费、要缴的税费，母亲的肩头还扛着沉重的“盖房钱”。我家从1992年就在村里盖新房子，因为没钱，只能在新地基上搭了两间草棚子，边务弄庄稼边打地基。母亲打工后的第一笔汇回家的200元，刚好够还信用社的贷款。直到攒下了2000多块时，爷爷才正式请了匠人。
老家的工钱是3块5一天，那时许多人还未外出打工，匠人好找。一群人伐木，背砖瓦，拉墨斗，锯木料，点灯熬油地干，晚上坝子里挂着两三盏马灯，吸引来蚱蜢和蛾子，我和哥哥就围着马灯抓虫子玩。爷爷可以干石匠，跟着匠人们一块儿干活，奶奶负责大伙儿的一日三餐，天不亮就要起床担水。为增加收入，她还喂养着两三头猪，常跪在地上砍猪草。我父亲同样忙里忙外——供销社倒闭后，他把铁锨、钢钎、窗玻璃、锅盆碗筷，一趟趟背回家来，盖房使用的工具，大部分都是这些，至今仍未“退役”。
打地基的过程异常艰苦，因为屋基处在一个斜坡上，底下全是坚硬的岩石层。那时没有挖掘机，最实用的办法就是放土炮，先把岩石震松，再靠人力挖掘。土炮需要火药、雷管，父亲跑了好些地方、托了不少关系才买齐，最后光是地基的岩石层，就挖下去一丈多，深夜工匠们都歇息后，爷爷奶奶和我父亲还在一趟一趟地背运碎石块，倒往坡下。
花了小半年，房子终于建成，拢共花了4000多块（借了一部分），相当于母亲1年多的工资。在当时看，新房子算宽敞，一长排，宽大的灶屋，一进二的卧室。爷爷奶奶优先选了灶房隔壁的卧室，一人住了一间，把另一侧挨着大路的、未装修大通间留给了我父母。卧室有两层，楼下住人，楼上储粮。
4.
1995年，上海地铁一号线一期正式运营，母亲和工厂姐妹们听闻，都感到新奇。
“公路还能修在地底下？”
“人家那个叫轨道。”
“地下挖空了，不怕上面的房子塌下去？”
“肯定挖得深嘛！”
有几个人利用休息日专门去感受“在地下跑的车”，出来后啧啧称奇，“这不晓得科技还要发展成啥样”。后来几年，地铁线路越来越多，“跟蜘蛛网似的”，越来越方便，母亲也习以为常，出行首选地铁。
老家的房子竣工后，我父亲也追随母亲的脚步去上海务工了，干工地活，工地、老家两头跑。他性格散漫，挣钱有限，无法为我母亲分担更多，只能偶尔填补紧缺。但因着父亲的到来，母亲搬离了工厂宿舍，在上海郊区的村子里租了房子。外来户租的多是低矮狭窄的小平房，在某个固定片区，洗澡如厕均在外面解决。部分棚屋属于违建，环境杂乱，三教九流，不乏游手好闲、鸡鸣狗盗者，晾在门口的衣服鞋子经常莫名失踪，自行车是绝不敢放屋外的。外来人员交往多的多是同乡，大家自成一派，和本地人的关系仅限于房屋租赁，按时交租，两不相扰。
父亲偶尔从工地回去与母亲相聚时，两人见面总少不了一通拉扯，母亲对父亲各种搜刮，连鞋垫都要扒出来看看，然后再把搜出的钱如数寄回老家。工地上时常没活儿，工友们就聚集在一起打牌，父亲沉迷其中，人又实诚，别人耍花招，他不会，总是输多赢少。所以，母亲对父亲像防贼一样，银行卡锁在箱子最底层，密码从不透露。
上海快速奔往现代化，一派欣欣向荣，但那些年对农民工却并不友好。90年代中后期，五湖四海的务工群体大量涌入，城市一时无法承载的安保体系，只能依靠联防队这类临时性、半民间的队伍协助执法，承担部分治安职能。在母亲和周围过来人的讲述中，联防队是野蛮的，“坏得烂屁眼”，跟土匪强盗无甚区别，冷不丁就来查“暂住证”，掏不出证件就抓人，一脚一个踹上货车，像押送罪犯一样拉到江苏徐州的地界上，再一个个踹下车去。用联防队的话说，“这是遣返”——没有“暂住证”的人，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不能继续留在城市，只能被遣送回乡，但又不可能给人倒贴路费，就把人扔得远远的。被遣返人员也不会真的服从安排，总会想方设法再回到上海，然后再被遣返，再回来……就这样斗智斗勇，循环往复。
申领“暂住证”需提供工作证明或租房合同等材料，女工进厂会给统一办理，男性农民工吃住都在工地，一旦没了活，立马变成流浪汉，睡在待拆迁的危房里、公园椅子上、桥洞里，等待下一段活儿，哪能办下什么“暂住证”？他们只能像耗子躲猫一般躲避联防队的搜查，找工作的空档期，若不幸被逮住，就得挨打、罚款、遣返。父亲说，联防队经常滥用私权，会顺手掳走农民工的钱财，农民工会把钱垫在鞋子里，塞在内衣裤里，甚至夹在大饼里，以防不测。
直到2003年国务院废除了收容遣送条例，我父母他们的情况才渐渐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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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周围人混熟后，母亲向组长申请拿一部分活回宿舍做。这是违规的，在旁人看来也很亏——流水线上加班有工时费，在宿舍加班没有，只能纳入到计件中，冲刺一下绩效奖，还不一定能拿到。可母亲管不了那么多，她天天纠缠组长，诉说家中难处，组长被磨得不耐烦，终于破例答应。母亲每天装一口袋半成品玩具回宿舍继续加工，为了不影响室友，还特意买了个小夜灯，用帘子把床铺围起来，在里面做活到凌晨两三点才睡。好在工友们还算团结，也没人刁难母亲。
“多亏那时年轻，身体好，眼睛也好使，不知不觉扛过来了，现在想想都后怕。”母亲忍不住感慨。
那会儿经常有女工下班后会夹带小物件，比如将一把剪刀、一个线圈、一串锁针装进饭盒，带回宿舍，积少成多带回老家。在当时的务工群体中，这是一种普遍且正常的现象，有个老乡在旁边的毛裤厂上班，前前后后顺出来上百条纯羊毛打底裤卖给熟人。母亲花了80元从她手里买了2条，我从小学五年级一直穿到大学毕业。
东西缺失多了，引起了主管警觉，门禁加装了防盗报警门，过了门禁，保安再进行第二轮查检，逐个搜检是否夹带织物类，一经发现，罚款、开除。门禁升级，杜绝了小偷小摸，母亲也不能再带材料回宿舍熬夜加班了。几名负责搜检的保安都是上海本地人，熟悉了也就不搜了，直接喊“过、过”，母亲故意举起包开玩笑：“不怕我这包里有线圈啊？”保安笑哈哈回应：“怀疑谁也不怀疑你呀，你是好学生！”
5.
一晃，母亲已经在玩具厂干满了2年。有一天，品管给她填绩效表出了点差错。绩效直接关系着收入，母亲当即跟品管理论，对方固执己见，母亲据理力争，最终闹到经理办公室。经理让母亲和品管分别陈述观点，母亲申辩时不慌不忙、有理有据，经理盯着她看，似乎不相信这个来自山区的女工有如此大的勇气，敢跟品管叫板。
末了，经理扯出一张纸，让母亲和品管分别默写大写数字，从“壹”到“拾”。母亲工工整整写毕，品管却写不全。经理问了母亲的学历后，直接说：“你俩把职位调换一下，兰英来当品管，现在就去人事科办手续。”品管也是外地姑娘，不服气，但不得不服从调配。不久，她因无法忍受长时间加班从工厂离职，母亲为此还愧疚了几天，觉得大家都不容易。
母亲读书时成绩优异，数学常考满分，试卷被拿到县上去展示。她也擅作文，能写一手好字。无奈奶奶阻挠她上学，一吵架就撕掉她的课本，将她读书穿的衣服锁在箱子里，安排各种家务活拖住她，等到重要的课上完才放她去学校，最后母亲勉强才初中毕业——这是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而奶奶对外的说辞是：“怪她自己没考上高中，不是我们不送她读。”
母亲常说：“但凡有人支持我念书，我的出路不会是这样。”她的依据是，当时村里成绩不及她的孩子，因着家里有人当教师，重视教育，最后把书读了出来，并有了包分配的“铁饭碗”。
母亲不服气，她向来要强，读书的路走不成，走上务工的路，那也要比，比吃苦，比谁挣得多。她的计件量长期名列装订科榜首，令别人望尘莫及。只有她自己知道这些数字是怎么得来的，她熬了多少个夜，比别人少睡了多少觉。
升职为品管后，母亲只负责抽检样品，填表格向上汇报，到点下班，工作变得轻松了不少，收入也少了一部分。所以只干了1个月，母亲便主动要求退回原岗位，她不想吃“轻松饭”，只想尽其所能地多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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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干活踏实，母亲的绩效在装订科长期名列前茅，1996年8月，她拿了742元，装订科第一名，额外得了100块现金激励。这年年底，她又被提为组长，多了一份管理津贴，在保持加班加点的基础上，有时一个月能拿到900多的工资。她要管20多号人，每天清晨要去开会，了解订单分配情况，再把生产任务具体派到每个组员头上。为了确保日产量达标，赶货期压力巨大，遇到组员有负面情绪，还得疏导。
考勤和新人培训也是组长的活儿。当时是纸质记账本，每天要记录好几页；来了新组员，要手把手培训，讲解安全操作规范。交流中，需克服天南地北的语言障碍——工人们没几个人能把普通话讲得顺溜，都夹带着方言，包括我母亲。
有时为追赶订单进度，车间上演“速度大战”，有的组员手速慢，被指责“拖后腿”“害组里拿不到奖金”，或关键时刻，有人的缝纫机出了故障——遇到这样的情形，母亲就不得不重新分配任务，自然会引发其他组员不满，免不了一通恩威并施。
每5个小组之上，还有个总组长，算是中层领导。这个职务有严格的学历和管理经验要求，也享受着较高的薪酬和健全的福利待遇，有带薪休假和稳定的社保。而小组长和她的组员们签订的合同均为“临时工”，无法够到这类福利，保险也只有团体意外伤害险（年缴费几十元/人），仅覆盖工伤身故或重大残疾，不包含医疗报销和养老。一线女工只能晋升到小组长，不论工龄多长，也不再有晋升可能。母亲讲，实际上，一线女工也没人去了解、主张社保权利，大家更关注到手工资有多少，“如果真要扣钱缴社保，工人还不愿意呢！”
那时家中还是爷爷当家，母亲每月只留下20块生活费，其余工资全寄回老家。她买的菜永远都是傍晚菜店处理的歪瓜裂枣，一块钱一堆，吃好几天。早餐人家吃大饼，她吃馒头。父亲曾取笑母亲：“谁像你对自己那么抠，每月用20块钱，你是怎么在生活？”母亲反唇相讥：“我倒想多用，你有那本事吗？相亲时花言巧语，说你老汉给我安排服装厂的工作，安排的工作呢？”父亲嘻嘻直笑，母亲继续打击：“男人莫本事，婆娘只好跟着遭罪！”
6.
母亲最惦念的，还是留在老家的我和哥哥。
刚出去打工那几年，家里还没有电话，她只能时常给家里写信问候情况，一封信要一周才能收到。老家人把喊邮局为“邮政所”，邮政所没有独立门面，窝在乡政府楼内一间狭小的办公室里，外面公路边的电线杆子上挂着一块小黑板，附近几个村，谁有挂号信，谁有汇款单，一目了然。爷爷去乡里赶集，总要去小黑板前望一望，大伙儿也相互告知，没有秘密可言。每月一笔笔的固定汇款，让我家率先成了村里的富户，爷爷习以为常后，便失去了同理心，看到困难家庭上街卖菜卖米，就嘲笑人家：“10块20块也要挣？”有人去邮局取汇款，爷爷会大笑：“50也取？我500都懒得跑！”乡亲们看不惯爷爷的张狂劲儿，背后骂他：“要是没有你女子撑起，你怕是连盐都吃不起。”
偶尔，母亲也会在挂号信里夹上一两张她的照片。她把照相看得很神圣，会穿上她最好的那套衣服，戴着照相馆里的帽子，庄重地站在或坐在幕布前。她身后的幕布上有喷泉，城堡，金色的旋转楼梯。小时候，我总以为这就是母亲在外面生活的地方。
给母亲的回信，常常是一家人围坐在饭桌旁，由爷爷口述，我哥哥执笔：家中一切安好，稻子收割完了，母牛生了牛犊……两个孩子学习正常，没让他们干啥活……每当这时，一向暴戾的爷爷会变得慈祥起来，他坐在矮板凳上，手搁在桌边，头脑中酝酿好词句，微笑着缓缓吐出，总会把“孩子”说成“小子”。奶奶也慈祥地立在一旁看着我哥下笔，时不时和蔼地纠正一两句，尽量让内容显得得体。
随着成长，我已经知晓事理，慢慢懂得了，回信的内容不过是假惺惺，爷爷奶奶的好态度全是母亲的钱换来的。信中写的“不让孩子干活，只叫他们学习”是假的——奶奶牙尖嘴利，但干活总是慢腾腾，做一顿饭要一两个小时，割一篮猪草要花半天时间。我和哥哥放学回家要割猪草、放牛，去地里掰苞谷、捡辣椒、扯花生。有次我脚背受伤，走路一瘸一拐，还得去地里，边掰苞谷边擦眼泪，觉得压抑又绝望。爷爷奶奶经常把脏衣服泡在大锑盆里，等我放学回去洗，洗完还要做晚饭，家庭作业往往要拖到晚上9、10点才能写，边做边打瞌睡。那时，我就想赶紧上高中，再通过高考逃离家乡，走得越远越好。
我开始共情母亲，我重复着她的童年、她的少女时期的日子，唯一比她幸运的一点，还是她带给我的——我读着书，有对未来的憧憬和更多选择权。而母亲，她的人生业已定型，婚姻的枷锁上了身，早已不为自己而活。
以上这些，我哥当然不敢往信里写，母亲也不知晓。但母亲深知爷爷奶奶的表里不一，从未完全相信回信上的话，每次写信都嘱托：“我挣钱不易，万望爹爹娘娘不要让两个孩子干活，多留时间让兄妹俩学习。”爷爷奶奶表面答应，私下咒骂：“妈卖X，不干活？吃闲饭啊？”
母亲为了节约路费，并不每年都回来过年，不能回来时，她信中就会写：“两个孩子多高了？我时刻牵挂，望回信附上兄妹俩的照片。”然后我和哥哥就会被带去镇上拍照，奶奶拿出她的棕色皮鞋给哥哥穿上，爷爷拿出他的手表戴在哥哥腕上，没人打扮我。我们兄妹不习惯照相，呈现出扭捏尴尬的姿态，拍出的照片全无喜色。
而凡是父母回家的春节，家里最多和睦两天，似乎成了铁律。我和哥哥被夹在父母与爷爷奶奶之间，十分难做。
失去工作后，父亲变回了农民，从零学习耕田犁地，但又不得要领，一度成了爷爷奶奶口中的“废物”。母亲在时偶尔帮着父亲说话，于是两辈人常常藏枪走火、水火不容。后来父亲两头奔波，外面没活儿就回老家干农活，奶奶常编排他，总说他和这个女的好，和那个女的好，把村里的留守妇女给他栽了个遍。父亲确实有不太正经的一面，爱跟女的搭讪，但远没奶奶说得那么严重。有次，奶奶骂父亲，说要将他“撵出门去”，母亲立刻回击，影射起这个后妈：“你想让我找第二门？别做梦，‘好女不嫁二夫’。”
专制的家庭，经济的重压，配偶的不作为，把母亲逼得强干又泼辣，转过头来，她也经常恨铁不成钢地吼骂父亲，气急败坏时还操起家伙什往他身上打，好在父亲性格好，也自知能力悬殊，始终忍让。但母亲对我和我哥又是温和慈爱的，总是“幺儿、幺儿”地唤我们。她回家过年那几天，我就有恃无恐，时不时惹一些祸。奶奶就说母亲：“你一个当妈的，不给她点颜色？”母亲则反驳：“我一两年才回来几天，难道要我打娃娃吗？”
春节时，我和哥哥跟着父母去走亲戚，脱离了爷爷奶奶的视线，母亲一路发泄不满，又温言细语地拉拢我和哥哥：“我们才是你俩的父母，爷爷奶奶只是养育之恩，替代不了父母，明白吗？”我被母亲的情绪带动着，遂告起爷爷奶奶的状来，哥哥却转过头，狠狠地盯住我，看我的眼神像看一个叛徒：“你咋吃里扒外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母亲摇头叹气，哀伤地望向哥哥：“我的儿，你到底还要多久才能理解你的父母？”
但回到家，我又倒向了爷爷奶奶。
一年春节，父亲问我和哥哥：“既然你们眼里只有爷爷奶奶，那索性让他们来供你俩念书，看看他们有没有这个本事。”我嘴硬：“念不念书无所谓，照样能活！”哥哥更是有意要气父亲：“我只知道学费是爷爷掏的，没看见你们的钱，爷爷的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完……”话音没落，父亲一巴掌扇在他脸上，母亲急忙制止，冲父亲发火：“你疯了不成，打娃娃做啥？错的是两个老的，娃是被洗了脑。”
有年除夕，奶奶和母亲在灶上炸酥肉，炸着炸着，两人就翻了脸，你一言我一语互不相让。受了委屈，母亲扔下筷子回屋躺在床上哭，她当时患了重感冒，躺了两天没吃饭，奶奶却说：“管球她的，饿死好了。”我和哥哥也冷眼旁观，父亲拉我们去床前探望，我们使劲挣脱。父亲几乎哀求着，让我们去看母亲一眼，说母亲整宿哭，眼睛肿得像核桃，眼泪浸湿了枕巾，就盼望着儿女能去床前看看她，给她一点安慰。但我和哥哥的冰冷拒绝，让父母失望至极。
次日，父亲扶着病中的母亲，提前踏上回上海的大巴车。没人去送行，父亲迈出屋门，冷冷地扔下一句话：“没有谁家的儿女像你们兄妹俩。”
过后，我躲在被子里偷偷哭了一下午——不是不愿接近，而是怕他们走后，爷爷奶奶会对我发难。我那时对父母的感情很复杂，渴盼亲情，又排斥他们，明明心疼他们，可每次遇到冲突时，又冷漠地回避。
可回到厂里，母亲像没事人一样，依旧写信问候家里，给我和哥哥织好看的毛衣寄回来。我明白母亲的处境，她迫切地想把儿女夺回来，揽入自己怀抱。但她不能，她还有更迫切的任务——挣钱养家。
7.
1997年，母亲接爷爷去上海玩——当时老家的年轻人在外站稳了脚跟，就要接爹娘去外面逛逛，见见世面。
爷爷活到59岁，还是第一次出远门，他拢共在上海待了50多天，住在母亲为他租的单间里。当时老家的年轻人很多都来上海打工了，但不是人人都有活儿干，一堆人无所事事地在外漂着，一听老家来了熟人，上午你来拜访，下午他来瞧瞧，爷爷有时一天要接待七八个人，接连给客人煮面条，自己甚至吃不上早饭。这些小老乡有大把的时间，天天有人陪着爷爷四处逛，大世界、外滩、动物园、东方明珠……爷爷印象最深的是大世界门口的标语——“不到大世界，枉来大上海”。
那段日子，母亲忙着上班，爷爷被老乡们带着逛了很多地方，拍了许多照片，心满意足。离开上海时，爷爷提出，想带只猫回去——上海的猫随处可见，在我们老家村里却是稀缺物种，所以老家的老鼠极其猖獗。小老乡一听，这事儿好办，出门没一会儿，就摁了只花猫回来，管它是谁的。爷爷把花猫塞进纸箱，在大巴车上一路颠簸，喂水喂食，历经两天一夜，终于成功带回老家。
这趟上海之旅给爷爷留下了诸多记忆，后来每每提起，开头便是“香港回归那年……”，“买风扇花了128元……”风扇是钢制的扇叶，网罩上有凸起的“新萍电器”四个字，按键带彩灯，五颜六色直闪，后来彩灯坏了，风扇倒是一直能转。那只被捉回的花猫后来生了几窝小猫崽，也算是福泽村邻。
母亲出来打工比较早，那些年也帮好些亲戚介绍过活儿。我大伯的女儿辍学后，母亲把她介绍进厂，手把手带她。刚进去时，堂姐吃不了苦，生活习惯也不好，经常与宿舍女工发生争执，让母亲颇为头疼，但也只能耐着性子教导。堂姐在玩具厂干了一年多，跳槽去了服装厂，母亲放心不下，得空就去看她，做了好吃的也会给她带一份。大伯母至今记得这些恩情，每逢提起，都要感慨一句：“那时多亏了四妹（我爸排行老四）。”如今，那位堂姐的两个女儿都已大学毕业了。
后来，奶奶的弟妹也被儿女接去上海玩，母亲提议让奶奶一同前往，奶奶心里想去，但又不敢去，她对外人说，母亲不是她亲生的，膈应着，怕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地儿故意给她使绊子，担心自己回不来。话传到母亲耳朵里，她知道好心遭了驴肝肺，没好气地回应：“这就是亏心事做多了，心里有鬼，总担心人家要害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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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里，除了干工厂的活，母亲还变废为宝地做了200多双手工棉鞋。玩具厂经常会处理一些边角料，她瞧着那些大块的绒布被丢弃，觉得可惜，便积攒起来，又买来鞋底，见缝插针地做鞋，累积个10双、20双时，就寄回老家，邻里亲戚也都成了受惠者。如今快30年过去，这些拖鞋老家仍有存留。过怕了物资匮乏的日子，母亲那时思虑长远，想着趁年轻多积攒一些鞋子，老了才有得穿，不料，现在老了，市面上什么鞋都有卖，反而还嫌弃手工鞋笨拙。
2000年前后，母亲在上海已经拿到了1200的月薪，这在当时老家的务工群体中，是一个较高的数额。村里人惊叹：“一个厂里的女工，堪比建筑工地的大工！”
爷爷手握着我母亲的全部工资，刨除日常开支，也慢慢有了存款。他带奶奶去县城“见世面”，两人坐着人力三轮车“环城”，买衣服。但他给我零花钱却十分抠搜，我小学四年级开始住校，每周零花钱2元；2000年后去镇上读初中，每周零花钱5元。老家离镇上有10公里，坐车2元，走路要2个小时，我和哥哥平时都是走路，除非下大雨，才会额外得到2元车费——其实爷爷对奶奶也吝啬。我小时候，奶奶生病去看医生，爷爷每次只给5块10块，最多不超过15块，总是说“不够就先欠着”。奶奶虽泼辣，但也惧怕“当家的”，鲜有违拗。
我哥去县里读高中后，母亲开始直接给他打钱。母亲也让我在邮政柜台交了15块手续费，开了卡（我是未成年人，还无身份证），每月往里打200元。从此，我在食堂吃饭，每月伙食费花120元左右，剩下的钱自行安排，很是宽裕。这是我和母亲之间的秘密，为了不露出马脚，我像往常一样还会接过爷爷每周给的5块零花钱，拿米拿咸菜到学校去，假装还在蒸饭。
8.
2003年的一个深夜，母亲下班后在厂里洗了澡，披着湿漉漉的头发，骑自行车回出租屋。途中，前面遇到辆洒水车，母亲怕脏水飞溅到身上，就拐到了对面的车道逆行，想着过了这段路再拐回来，可偏偏一辆出租车飞驰而来，“砰”的一声巨响，自行车飞出好几米远，她也腾起老高，车和人都重重地摔在地上。
响声惊动了路边居民，有人起床察看什么情况。母亲躺在马路上起不来，出租车司机也吓傻了，六神无主，还是旁人帮忙报了警。在被送往医院的路上，母亲迷迷糊糊听到有人说，“就怕颅内出血”。当时，她嘴里不断涌出鲜血，几颗牙齿都碎了，左半边脸已经肿胀，左眼无法睁开，都怀疑失明了。她无法确认自己伤势到底如何，但头脑尚清醒，想：糟了，我女儿即将中考，我儿子即将高考，万一我撒手人寰，他们兄妹俩该咋办？
父亲接到消息后，拉上熟人急匆匆赶到医院，但他没帮上什么忙，医院签字、事故调解，母亲已经自己办妥了——经检查，她颅内并无大碍，但左眼从此变得模糊，偶尔眼眶内火烧火燎地疼痛。自己骑车逆行违规在先，她认，没刁难出租车司机，只接了对方500块的“营养费”，就放他走了。厂里没买职工保险，这也不属于工伤范畴，治疗全自费。母亲不舍得多花钱，听说“颅内没事”就出了院，养了两三天后，带着半边淤青的脸和肿胀着的左眼，回到工厂继续上班。
一旁的江苏姐妹吓了一跳，说：“你不要命了？这个样子还来？”
母亲云淡风轻回应：“我手脚又没受伤，还能走动，还能做活儿，不影响。”
这位姐妹转头对人说：“四川女人简直太能耐了。”
“还不是生活所迫，我若倒了，家就垮了。”
老家已安装了座机，我父亲打电话讲母亲出了车祸，爷爷奶奶只是惊愕，说：“骑个车都不看路，活该她遭罪！”爷爷还责怪我父亲傻：“你咋不把那个司机抓住，喊他拿一笔钱出来？”至于担忧、心疼，几乎没有。我心疼母亲，担忧她，却表达不得——接电话都是在爷爷奶奶眼皮子底下，关心的话压根问不出口。
那天夏天，我和哥哥分别经历了中考和高考，得知我考上县里重高，母亲很是欣慰，奖励了我一个MP3。我哥用大学报名后剩余的学费买了个翻盖手机，却被母亲勒令退货，理由是：话费会增加额外开支，没钱。
除了我和我哥读书的开销，母亲照旧把剩余的钱寄回给爷爷，包括从我父亲身上搜刮来的钱。那几年，母亲强行给父亲派任务，要他承担我和哥哥某个学期的学费或生活费，父亲不能完成的时候，她再给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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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4年开始，母亲的薪资开始大幅度增长。新一代年轻人不愿意进厂，看待遇看环境，不停换地方，用人成本急遽增加，玩具厂不得不也提高待遇来挽留员工，加班费翻了一番，每小时可以拿到14块到18块不等，月工资也渐渐涨到2000到2500。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厂里也闹腾了好一阵，因股权变更，高层意见不合，倒闭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员工数量从鼎盛时期的800多人锐减至300人不到，还拖欠起了工资，母亲和工友们赶紧打听起其他厂子招人的消息。我上大二的时候，母亲有2个月没能按时领到工资，不得不从亲戚那里周转学费。这次风波最后以厂里给每位组长们涨薪200元度过了，老板让组长们安抚住工人们，说厂子一切正常，还会继续发展壮大，但后来看，这已经是落日余晖了。